文革烽烟
岁月匆匆 第六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岁月匆匆
前面的话
说起文革的话题，很多正式的报刊文章都是非常避讳的。总不讲这段历史，往往就会给后来的某些所谓的专家演说家们以蒙骗无知后生的机会。其实，粉碎四人帮后的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是“决议”之后再没有改变过。是否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按照这个口径去看待文革、分析文革？这应该就是个基本的观点。谁想修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敝人是中共党员，当然我是拥护赞成这个《决议》的。所以，谈起文革来，只要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本章就如实地记叙了丹东地区以及我所在单位的文革运动的发起和波澜。某些典型事件也是粗略点到。自己亲身所见所历自然也可如实供述，甚至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也进行了无情地剖析和批判，您会看到我当时的一些状态。请读者予以理解。
第六章 文革时期
1、振兴团委
从学校调入政府机关，从一名普通教师变成为机关干部，对于个人来说，应该说是件好事。然而，就在我调动的那一年的夏天开始，全国上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疯狂的政治运动把和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卷进一个个政治的激流漩涡之中，头脑发烧、人性歪曲、黑白颠倒、是非难辩，使人们之间出现了公开露骨的互相攻扦和争斗，全社会陷入莫大的动乱之中……
如今回想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确实令人十分费解。我翻开了1966年至1968年的日记，也陷入深深的反思和愧疚之中。我也不认识自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把我变成为那样的头脑简单之人了呢？难道个人有什么功利等非份之想吗？没有，难道自己参与用大字报批判过的人中与本人有过什么怨恨和仇隙吗？也没有。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能那么积极地参与那时的政治运动，成为冲锋在前的排头兵呢？
1966年毛泽东主席在72岁时，畅游长江一次。就在那一年，发动了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位戎马生涯的建国领袖，到了古稀的年龄，心存疑惑，是想把中国搞得更好一些，但是已被周围的一群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所包围，想得最多的谁有可能把“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五九年的反右倾、接着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 六四、六五、六六年，国家经过调整，刚刚度过经济困境，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被扩大。 从1963年提出的全党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要求越来越普及。就是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化、一元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切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办事”、“学习老三篇，天天不间断”，这些学习运动当时确实有积极意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素质。
但是，也客观地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固化、僵化、绝对化，对领袖也大大地神化起来。形成了对领袖的盲目迷信和无限崇拜的状态。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任何怪异的事情，都带着那个时代特征……
我被调到振兴区机关。那时的振兴区机关是在丹东市三马路和四马路之间，对面是丹东商场。我来到振兴区报到后，别人告诉我到二楼宣传部找张忠恕部长报到。他四十来岁，古铜色面庞上架着塑料眼镜框，当时基本上看也不看我一眼，毫无表情。知道我是新来报到的姓马，啥也没说没谈，把手一挥说：你到团委去吧！我原以为调到区里是大事，领导一定会和声悦色地给我介绍情况，安排工作，或者让我先熟悉下机关环境。没想到这么简单。我便找到区团委，有位态度祥和的大姐姐摸样的人热情接待了我。她叫郭桂兰，是区团委副书记。她握着我的手，口口声声亲切地叫我小马。
团委四张办公桌，其实在团委工作只有两人。办公室内最让我高兴的是有一架脚踏风琴，这架琴倒成了我业余时间最好的朋友，我把几乎所有的上班之余的时间都给了它，弹琴是我的拿手嘛。团委本来有书记、副书记和两个干事，我到的时候，只剩我和郭副书记俩，原来还有女干事厉福荣，被临时调去抓机关运动。原来还有老干事邹立学同志也被调去宣传部工作。这样一来，只剩我和副书记，配合她抓区团委全部的业务。
头几天，我跟着郭副书记骑着自行车走访区下属单位的团总支、团组织。在区下属的街道办事处和学校和工厂之间转。每到一处就和基层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联系、谈话，问询了解该单位团组织的活动情况，例如参加学习和运动的情况等。
随后筹备了一次全区的
团员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就在区文化馆大会堂召开的。郭副书记把主持大会的重担交给了我。
我开始还推辞一番，没有推掉，只好承担起来。那天会议有三四百人参加，会场黑压压坐的挺满。我当过教师，当过大队辅导员，对着很多人讲话并不怯场。但是，这一次我却出了问题，说了错话。那就是在介绍郭桂兰上台讲话时，把“副书记”的“副”字给省略了。弄得郭桂兰很尴尬，一上台就自我纠正：我是副书记啊，不是书记。讲完后下来就说我：小马你行啊，你有什么权力提拔我当书记呢？！而我以为称书记和副书记都一样的。还有，在每一个基层代表发言的中间，主持人本来只说：下面有某某单位的某某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什么什么即可。我却在每一个人讲完后，还用一两句概括的话来肯定和赞扬上一个发言，然后再宣布下一个发言人。这使得我的上司——郭副书记非常不自在，就生怕我说出什么不当的话来。她说看来以后真是不敢再让你主持会议了，你这个小马怎么能随便发挥呢？！我笑着问，那么您看我说错了什么没有？郭副书记说：除了把我的职务说错了以外，其它的话还可以吧。听了这话，我才稍微得到点安慰…… 在团委后来的工作还涉及下街道动员青年上山下乡。把我分在六道沟公社做动员。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在街道上动员闲散在社会上的小青年上山下乡。
2、运动初期
“山雨欲来风满楼”。回顾当年：《人民日报》几天一个政治评论，共产党内几天一个文件传达。报纸、广播、宣传板都在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而变化。66年初，全国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燕山夜话》等，基层党支部抓紧组织学习社论、学习毛主席指示，人人在学习之中，人人要参加讨论，人人要表明态度。本人年方21龄，刚刚毕业工作两年，正在积极要求入党、属于“非党积极分子”，积极靠近党组织、准备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一切任务。心中烙上了“一切都要听党的话，党领导的话都是正确的”深深的烙印。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我被通知既要回到原来六纬路学校参加党支部的会议，也要参与学校和区机关的“运动”。
学校党支部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和布置“运动”的内容，机关的党总支也几乎天天在组织内部运动。类似像反右斗争时期那样的情况又出现了，就是首先由党支部组织骨干，按照上级要求，在内部先研究确定运动中要揭发和批判的“重点人”。
党支部掌握档案材料，知道谁是地主出身、富农出身、或者是资本家出身，知道某些人员家庭成员的所谓“历史问题”。然后诱导积极分子开始出来用“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揭露”和“批判”。这就是运动初期，一大批基层普通群众受整挨整的普遍原因。在六纬路小学的党支部和非党积极分子会上，支部就首先“分析”了几个“重点人”，让大家“擦亮眼睛”，积极揭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本校的具体反映。
我在学校就是积极响应了支部“号召”,按照支部的提示，写出了一张指向某老师的大字报：《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奉行者》。其实，这位老师是个全区闻名的优秀教师，是大家公认的，在介绍教学经验的时候，介绍过她用母爱之心教育学生获得好效果的成功经验，就因为成分问题，被“内定”受批判了。紧接着学校里其他的“积极分子”也写出各种大字报“揭露”和“批判”某些事先确定的“重点人”。在区机关里，我也积极响应了“机关党总支”的“号召”，拟稿写出了批判曾任某学校校长的大字报。题目是《XXX同志为谁办学？》等大字报。有些内容都是道听途说的，硬是被拉纲上线了。
而在政府机关里的“运动”，也由开始由党总支发动，发展到干部们互相打横炮。很快就把群众中的矛盾都给激化了。现在看，如我用大字报写某校的校长，过去工作中是存在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但并不该成为公开“揭露”、“批判”的对像。这样一来，激化了很多矛盾。他重用过的老师也成为运动初期打击压制的对像。与他关系不错的人，也被怀疑和敲打。一些以往群众议论过的莫须有的事情，也被用大字报公开贴出。人们的思想乱了，阵营也乱了。想起来极为内疚和不安。对此事，在文革后期的“平反”过程中，我曾两次公开在学校的会议上，坦诚剖析自己的错误，公开向受到打击的校长和同志道歉、认错。这已是后来的事情。
运动开始的后期，各级党支部都“瘫痪”了，都被停止了工作，群众“造反”了！因为“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指出，要把矛头指向“当权派”，不能打击压制群众，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有了这个上方宝剑后，马上又出现一次“平反”运动，原先被压制的群众起来“造反”了，同时不由自主地将矛头指向了原来整他们的人。这又出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混乱。
运动由内部转向社会,很快中央社论发出:"扫除四旧"、“横扫一切害人虫”、“砸烂封资修”、“批斗四类分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号令……毛主席穿上军装，站在天安门上几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向全国的“红卫兵”发出号召，要“炮打司令部”，“红统帅”挥手指航向，全国人民齐响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全国流行“忠”字舞，手不离《毛主席语录》……街上经常组织有游行示威的人群。安东市被改成了“丹东市”，“镇江山”被改成了“锦江山”。
66年9月9日，青年广场上万人集会，要“炮轰司令部”，把市委书记宋克难拉上了主席台进行了批斗。 当时的政治词汇也很多，“大帽子”漫天飞，首先受伤害的人倒了霉了。
3、九九炮轰大会
[1966年9月9日星期五的日记]
清早，到处阵阵锣鼓声。青年广场上红旗招展。“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在东方红歌曲声中开会了。
宋克难、蒋云吾、段永杰被逐个揪到主席台上，受到揭发和批判。刚开始，会议还较为正常，由市委机关的革命同志掌握大会。可是中途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突然跳上台来，抓过话筒要受批判的宋克难脱下黄色棉大衣和军鞋，认为他不配穿解放军的服装。当时，在台上有的人便和宋克难换了鞋。此时，红卫兵又不让了，有两个人上台抗议，要求惩办对宋慈悲的人。不一会儿，学生们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了大纸牌子和大纸帽子，要求非给受批判的人戴上不可，谁不同意戴，谁就是包庇。结果大纸帽子戴上后，把三个人整个头脸都套住了，还有学生上台使劲地按他们，大概按到了100多度以上。此时此刻，主持会议的市委某人提议：为了更好的批判，可以不戴大帽子。可是，立刻遭到学生的强烈抗议，有学生跳上台，严令驱逐主席台上主张不戴大帽子的人。还当时提出六大质问，要求主持人立即答复。
在此其间，在广场上的参加大会的成千的群众开始骚动起来，不少人气愤地高呼：团结对敌！团结对敌！把捣乱者赶下台去！主席台上乱作一团，一大群人在争抢话筒，一片吵嚷声。台下群众心如火燎。守卫在宋、蒋、段身边的学生又拼命在按他们的头，暗地里甚至用拳头捅他们，把气愤都泄在他们身上……
中央文件告诉我们，“要文斗，不用武斗”,这帮不知面目的红卫兵，到底是干什么的？“十六条”中讲的也是要“团结一致、打击敌人”，可是有的学生却偏偏把矛头指向市委所有的革命同志。“十六条”也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可是部分学生要“炮打主席团”、“炮打市委”，把市委全体干部都置于敌对位置上了，这怎么能行呢？在即将要出危险时，大会主席团紧急召集了各单位的领队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本次大会应该立即停止，待机另开。于是，有人在台上宣布了这一正确决定。全会场群众热烈鼓掌，表示赞同，才纠正了这一偏向。
发生这种情况，真是从来没有过的。市委书记因为压制了群众运动，这么快地被戴了大纸帽子，甚至挨了揍。他多年市委书记的脸面一扫而光，这大概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次会议虽然应该召开，但是有严重的错误。关键是没有和红卫兵群众取得一致的意见，所以才出现问题。
这篇日记，记录了当年召开大会的真实状况和本人当年的真实想法。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鼓动全国各地纷纷要对当地市委机关领导“开火”，并且由进京“串连”的红卫兵带回一些“首长指示”，从而冲击市直机关的，责备市直机关太“沉闷”，应该直接“炮轰司令部”！有大字报贴出了抄录的毛泽东主席所写的《炮打司令部》,因此，照葫芦画瓢，各地都向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开了火”，造成各地市委党的领导组织几乎全部瘫痪。
丹东地区的中学生在进京“大串连”中，8月18日一批红卫兵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成立了“818红卫兵团”，多是“根红苗壮的”学生。紧接着8月31日，又一批学生在北京接受毛主席的天安门检阅，又成立了“831红卫兵造反兵团”，回来后，在开展文革运动的方法等问题上和“818”意见不合，随后发生了两派之间的“派性斗争”。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在66年底到67年初一段还算比较文明，而从67年春后，派性斗争便开始逐渐升级升温，甚至走向白热化。
9月9日的这次大会后,丹东各学校的红卫兵就开始冲击各级政府机关、公检法。运动就开始走向复杂化的局面。而指挥红卫兵行动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从北京传来的“首长讲话精神”。当时的陶铸、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林彪等都有很多次讲话材料传到各地，而各地的“运动”便开始混乱起来……
4、串联和分派
随后红卫兵在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全国掀起“大串联”的高潮，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青年人勇闯世界，到处搞“大串联”，北京和各地还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坐火车不花钱、串联途中有住处有吃喝。这种优惠条件引起全国许多不仅仅是学生的年轻人的羡慕和效仿。
67年一月，一个消息传到丹东，说是一月六日有中央首长接见。我们振兴区机关的年轻人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也该尝尝“大串联”的滋味儿。于是，经过再三申请，区机关借款每人四十元，购买了去北京的往返车票。我们机关便有十几个人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记得有李忠信、侯志红、厉福荣、刘利锋和我等。在车上拥挤得插不下脚，不仅每张座椅坐了四个人，而且过道上也挤满了人。有人踩着座椅后背，上到顶上的行李架上躺着，还有人干脆就躺在座椅下面横着。长途行车需要上厕所的人根本挤不动，有人只好从拥挤的人群头上爬来爬去。至今留有很深的印象。
到了北京天寒地冻，我们住宿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场内地上，铺着草垫子，用自己穿的大衣做盖的被子。有接待人员提供免费的大馒头和大米粥咸菜。结果六号那天也没看到中央首长接待，却参加了一场“批斗控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当时记得有刘少奇的儿子刘××上台发言，揭露他爸爸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嘴脸，要和他爸爸“划清界线”，站到革命造反派的一方。大会上还有中央歌舞团的红卫兵演出队演出革命歌舞，“歌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文化大革命”。有大型的管弦乐队伴奏，真是出“一流的”舞蹈演出。确实第一次看到中央级别的文艺演出现场，觉得很不一般。在北京还一起游逛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部分场景区域。那时的故宫很多地方都不对外展出了。所以只看了几个公开展出的地方。随后呆了两天，天太冷怕挨冻就返回了丹东。
67年春季不久，丹东的社会上便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叫“拥军派”，一派算“反军派”，这是以是否拥护二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丹部队接管“丹东日报社”作为分水岭的。当时的丹东日报社内部也出现了派别斗争，运动初期被整的一部分人和另外一部分人形成两派，被整的人们去北京大串联后，回到丹东得到“平反”，然后就将斗争矛头指向“根红苗壮派”，并且报社的总编被夺权。这涉及丹东的舆论大权的掌控问题。解放军驻丹部队，得到上级批准，进行了接管。把报社的主编权力交给了部队信任的一批人员。报社夺权那天，我们振兴区机关离得很近，听到街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机关干部见面都喊着大家出来支持报社夺权的革命行动。大家都要立刻表态，并且举行了集会游行，喊着口号，坚决支持解放军接管报社的革命行动！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运动正确的大方向！
报社被夺权的部分人就会合了社会上的学生等造反派，从表态不理解发展到坚决反对报社夺权，被称为“反军派”、“少数派”。没有受到支持的群众组织到山上解放军部队大院门口“请愿”多日，白天黑夜围在部队大院门口。天很
冷，有风雪，他们还真能熬。后来被说成是“2.13围攻解放军事件”。最后部队开始了“镇压”行动，就是抓人和收缴标语旗帜等。被镇压这一派叫做“八三一”派。在凤城的67年二月份，也出现了部队“镇压”绸厂的“红卫军”事件，甚至凤城的机关也抓了些干部，这样一来也形成两大派，拥护军管镇压的联合派，和反对镇压的“八三一派”。而此时的《丹东日报》也便连篇累牍地报道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的文章。在全国的报纸和广播等新闻媒体，都先后报道过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消息。解放军驻军还向机关和重点部门派出了“军宣队”、“军代表”，来掌握和控制运动的走向。
在1967年里，派别的争斗非常激烈，由开始使用大字报互相进行文字攻击，发展到后来的武装冲突。丹东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后来发展到大型武斗升级。丹东出现了什么“绸校流血事件”、“炸造纸厂”、“二一兵团突击战”、“五龙金矿事件”，等等。在此之前，到区县的武装部抢枪、拉武器等事情经常发生。
在武斗事件中，真正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枪炮对射，杀气腾腾，双方都声称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双方都自夸是“最最革命最最忠诚于毛主席的人”对立派之间对射、杀人、抢劫等等犯罪事件层出不穷。人们恐怖地生活在每一天。
我当时算是坚持主张文斗，反对武斗的。在武斗升级时，我就索性不参与“运动”了。消沉地离开机关，转而去头道公社参加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了。
5、乱世铁流
在动乱的1967年，我在区机关还曾两次遇到半夜来抢武装部仓库的枪支弹药的事件。
那时，我的宿舍是在机关食堂后面的小阁楼上。文革运动开始，机关施行了每天有机关干部轮流值宿的制度。社会上开始武斗升级以后，治安状态混乱，社会不安定，人心也不安稳。常常有人轮到值班时有顾虑。但是，因为我年轻、没结婚、也不回家住，就经常有人求我替他们在值班室值夜班。振兴区机关就在四马路老公安局看守所对角处，原来的三马路商场东侧对面，而值班室就在进大门后的右边。
有天夜里九点多钟，我听完广播，躺下睡觉。刚刚睡着，就被一阵粗野的敲门声惊醒。有人在咚咚地敲门：“快开门！快开门！”“你们是谁？”我翻身起来，从窗缝看外面，有人拿着一支步枪很凶的样子。没等我穿衣爬下床，竟然就有两个人闯进了值班室。原来他们是从后院翻过高高的木制大门，跳进院子里，然后来到机关值班室的。
他们用闪亮的匕首指着我鼻子，一个人压坐在我的身上不让我动弹，另外一人去把大门栓打开，放进来好多人。好在他并不想伤害我。他们多人进入后，就直接闯进走廊最里边的武装部值班室，找到了武装部的值宿者老史。他们几个人扯着老史到后院，用刀逼着武装部的老史同志，用鈅匙打开了仓库，仓库里放着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弹药，闯进去挑选并拿走了一大批武器。事后知道那是市内某高中的“造反派”先下手为强干的，要“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还有一次，知道晚间有人要来抢枪。我们就加强了戒备，里外布置了多人守卫。楼下进不来，院子也有人看守。我们上了二楼，窗户堆放了草袋子，大喇叭安装在窗口。发现有人要进来，就用大喇叭喊话，宣讲严禁强抢枪支弹药的法令，奉劝图谋不轨者放弃抢武器的道理。估计这次是对立派的造反派组织来的，上边说如果奉劝不听就进行抵抗和“震慑”。武装部给我们守卫的人发了些民兵训练用的纸制的信号弹和纸质手榴弹芯，点了火扔出去，一声响会吓人一跳。
那信号弹对着外边射出去，也是一道火光，也能起到震慑作用。来抢的人没有得手，但是他们不少人手持武器在机关楼下的外面，竟然向机关楼内打枪。我们低着头躲避着，从一个屋子跑到另外一个屋子。事后发现，在我站立的地方，射进来好多小口径步枪子弹，打我的枪弹都打在我身后的墙里，后墙上有很多小型子弹打出的弹孔。也许我本人福大命大，有神保佑吧，没有被打中。这次事件后，武装部按照军区指令，很快趁夜间将仓库的武器弹药运走了。这才制止了疯狂来抢武器库的狂潮。
想起那些日子，现在感觉真是疯狂的动乱时代、疯狂的造反啊。从运动开始时，我确实是积极参加，进行文斗时，我也算是个“干将”。因为除了在文字上写了很多“大字报”外，我还发挥了绘画的技能。及时画出漫画，参与了当时的派别斗争。一张新的漫画贴在大街上，立刻招来同派人们的热烈鼓掌围看，也遭到对立派的唾骂和撕扯。每次创作出一幅漫画，同样复制出几幅，然后张贴到市内各处。常常出现两派组织的人就在漫画前面进行大辩论的情景。
在那时，我回忆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曾看到过一种用漫画编画成标语字的形式，很适合运动中运用。于是创造出采用漫画形式画成大字标语,可形成蔚为壮观的景象。即每张画都有一开纸或者两整张纸那么大，贴在繁华大街高高的楼墙上，远看是标语文字，近看是用漫画人物和物件组成的标语笔画。在当时应该算是将漫画创作才能发挥到派性斗争去了。有好多次，我策划创意画了草稿，征求文化馆的韩玉龙馆长和毕老师意见进行修改，然后画在大张图画纸上，有几个绘画同志动笔加工而成。有时在机关楼上走廊，有时在区文化馆的画室里，一幅一幅画成了大型字画。然后，有学生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有“八一战旗”组织派来的人，扛了长长的竹梯子，拎了浆糊桶和刷子，到市内最繁华的七经路鸭绿江饭店的楼下，竖起梯子上去粘贴。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亲自登上高梯，拿了大刷子和浆糊桶往墙上刷浆糊、贴漫画。下面有人保护着梯子的稳固安全。后来就有勇敢的学生红卫兵登上梯子，下面给递工具和画纸，上面人就在上面粘贴
在我们每次涂浆糊贴字画的时候，下面七经街上观看的人都人山人海围了个水泄不通。行人和车辆都走不过去了。自行车铃声和汽车笛声响成一片。交通警察也分不开人群，无法疏通道路，车辆只好绕路通行。在拥挤观看的人群中两派人都有，甚至不时地出现因为观点不同而相互对骂和厮打起来的现象。我们联合派是以“铁流漫画组”命名。对立派则以“鲁艺65”为名，你来我往地经常贴出观点完全相反的漫画。甚至几天更换一次。记得曾经画过：“丹联必胜 支持李言”的大字画。住了几天，鲁艺65就很快贴出：“丹联必垮 打倒李言”的漫画标语把我们的字画覆盖了。然后我们再设计新的漫画标语，再去覆盖他们的字画。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容。其实，我们两派画画的人都是相互认识的，我和文化馆的韩玉龙馆长及毕鉴德老师为同一派。
而“鲁艺”毕业较晚的年轻的几位，如徐伦、李国帮等是我们对立面。在文革运动过后，我们又都相逢一笑泯恩仇，互相成为了“好朋友”。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红画笔》战斗队，是市艺术馆的画家林成家为主组成的。现在来看，以振兴区文化馆为主要成员的是《铁流漫画组》，以元宝区文化馆的主要人员组成的是《鲁艺65》，而以丹东市群众艺术馆的画师为主的组成了《红画笔》战斗队。可以说，两派的大幅漫画，在丹东市文革期间那是人人皆知，天天议论的话题。市里造反军总部还写出大字报：《为铁流叫好！》对铁流漫画组的作用，大加赞扬。在当时，我们的铁流漫画，真的是“出尽了风头”！
在市内武斗升级之后，我便逐渐离开了机关，每天到文化馆去，和老同学姜衍卿等在一起，组织“头道公社”的校外辅导员和站前小学的学生，组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天排练文艺节目，并先后到各处演出。
6、消沉与转向
到68年，文革发生了急剧变化。派性占据了整个社会，甚至进入每个家庭。
我家里的大弟弟戎光因为在市饮食公司工作，运动中成为了反对联合派的“八三一”派。当我回家时，稍有点辩论。但我是哥哥，说了些话，他们并不太反驳，只是不服气。父母亲不参与辩论，只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但在一次大型武斗“鸭绿江造纸厂武斗战”的时候，据说大弟弟差一点跳上了一辆要进入丹纸武斗中心的汽车。而那台车拉的人进入鸭绿江造纸厂后，进去的八三一派的人在随后大联合“21兵团”进攻鸭纸的战斗中，被打死好多人。攻击的一方，使用了机关枪和六零迫击炮，守卫的造反组织使用了手榴弹、冲锋枪。但是“21兵团”的据说大部分是退伍转业军人，武器先进，有作战经验，上百辆汽车拉着“兵团战士”，示威游行通过七经路杀奔东坎子的鸭绿江造纸厂。据说最后，冲锋进去的“兵团战士”捉到了拒不投降的对立派守卫者，一律用冲锋枪群射而死。
被杀的人身上面目都成了筛子，血肉模糊根本看不清人了！当然据说，兵团的人也有损失。后来都被埋葬在锦江山后面的野坟地里。我家父母和弟弟，想起来就有些后怕。
我要好的朋友，有的也是我的对立派。例如我师范的好友姜亦相，他那时在元宝区的九道沟的新源小学当教师。我工作后，我俩经常接触，聊学习，聊诗词，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在文革运动中，他倒成了“八三一”派别。我俩遇到后就辩论，他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他是错误的。但是，说到各自单位的内部文革运动时，倒是都有所同情和理解。而讲到社会上的事情，尤其是讲到报社夺权和213围攻解放军事件和后来一系列社会运动事件时，我俩就完全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辩论得不亦乐乎。不过，辩论归辩论，我俩遇到一起，还是在一起请客吃饭，一起聊文学爱好等，可见派性之一斑。
刘洪礼同志是我在师范学校认识的著名才子。记得在学校早操时，别人跑步锻炼，他不参与跑步和锻炼，围了个大围脖，迈着四方步，在远远的跑道边上摇头晃脑地背诵古典诗词之乎者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师范毕业时保送上了锦州师大，大概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参与了东北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简称“东野”。运动开始不久，他们外地的大专院校“见多识广”，便回家乡丹东搞大串联煽风点火，发动运动初期被整过的人起来“造反”，起来向“修正主义路线”、向“压制群众运动”、“制造群众整群众”的“文革运动领导小组”算账，向自命为“根红苗壮”的“保皇派”们反攻。 67年振兴区搞机关运动时，区教师中的造反派组织介入机关运动。刘洪礼也参与其中，到区里来找了许多人谈话。还单独找我谈了话，称赞我写了一篇有关质问区机关的运动为什么死气沉沉的大字报。问了我几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写？我当时回答，咱是机关干部……他立马耻笑我，你先把你的那个机关干部两个字拿掉！什么干部？……动员我积极参加“造反”，“炮轰司令部”。当时对他的感觉是又危险、又神秘……
没有想到的是，洪礼在文革运动后，毕业分配到凤城农村中学当教师，再后来步步变化，调回丹东，成为丹东日报社文艺编辑。还当过文化局的副局长，最后回报社当鸭绿江晚报的总编辑。据熟悉洪礼的人说，问洪礼怎么样才能健康？他回答是：抽烟喝酒不锻炼！自然是说笑话，足见他的个性张扬、性情幽默。
当社会上的武斗升级之后。真正的内部运动反而冷冷清清了。我感到了迷茫、消沉。感觉这个运动发展到这样太出人预料了，不可能是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开始出现了怀疑和反思。这些图什么呢？社会乱乱的，生活生产都受严重影响，人与人关系紧张……
烦恼、迷茫的结果就使我离开机关，每天来到文化馆弹琴唱歌发泄内心的郁闷。
振兴区文化馆和头道公社是对门儿。文化馆辅导她们的歌舞群众文化活动，公社组织站前小学的三十几名擅长跳舞唱歌的小学生组成了“振兴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邀请文化馆的老师做辅导。姜衍卿老师从永昌学校调到了文化馆，就承担了辅导任务，我也参与了活动。
同时，协助编写节目、连接词，有时也拉拉手风琴伴奏。头道公社有几位辅导员队伍。负责人是白芳山，瘦瘦的眼镜，和我差不多像哥俩儿。其次有修春山、小曲、刘英、赵霞、王慧。小孩子演员有跳《草原红卫兵》舞蹈的代顺奎、曾丽新、曾丽红姐妹俩、拉二胡的曾显利、报幕的唐明石、唱歌的姜铃，打竹板的××，演出京剧选段《智斗》的石新、曲＊，王新华、王春生、潘新萍等……我们不停地排练新节目，每场可演出近两个小时。后来还编排了几场话剧：……
姜老师还创作出《雪山起舞》流传全国的歌曲。歌词是刘崇仁写的：“雪山起舞，雅鲁藏布纵情歌唱……”曲子是岩青配的，我也参与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他还为许多全市性大型歌舞晚会歌舞演出节目、或者是歌剧舞剧配乐曲。常常一配就是两三个夜晚，我往往成为第一个听众，成为提出修改意见的第一人。
振兴区头道文艺宣传队被授予以“振兴区联合会”的名义外出演出。先后在劳动宫、文化宫、红旗剧场、铁路文化宫、部队礼堂、五一八、汽车改装厂、蛤蟆塘丹东驻军、九连城丹东驻军、纤维厂、五龙背毛娟厂、职工疗养院、荣军疗养院……等地方演出过。
我记得大家最喜欢去驻军部队演出，有军车接送不说，演出时部队的指战员坐的非常整齐、鼓起掌来也非常热烈，这样我们的小演员演的就更加起劲儿。演出后呢，总是还要给我们全体演员招待一顿丰盛的饭菜，大鱼大肉的非常解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左图为老同学姜衍卿先生是当年振兴文化馆馆长。组织振兴文艺宣传队主要音乐创编者。
右图是当年的振兴区文艺宣传队50年后部分成员重相聚合影。
编后语
其实对文革时期的追忆，许多年龄在70开外的人也许才有点清楚的记忆。这段历史的是非，也许现在还不能做绝对准确的评价，留待未来去说吧。一个年轻人，积极上进的人，听党话的人在运动中不可能不被政治大风浪冲来冲去。但是，作为人性的善良品格总是不能被泯灭。庆幸自己一直是武斗的坚决反对者。在运动混乱到随便杀人的时候，及时避开了“火线”。但是，依然认为听党组织的话是没错的。所以，之后的一系列报名上干校、报名插队落户、听从组织安排去三线工厂劳动改造……都是在盲目“听从”中，排遣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热血年代……且听下章分解。2023年1月16日
文革烽烟
岁月匆匆 第六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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