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落户
岁月匆匆第九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人的一生如同行驶在浩瀚大海中的一艘船，阴晴雨雪、雷电风霜；祥云万里、月圆花香；走过的路途越长，看过的景致越多，人的生命也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重。生活没有对错，生命没有起始。自信、洒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生活的开始。学会遗忘，也就学会了原谅、学会了释然。懂得遗忘的人，不为是非、琐碎而累；懂得遗忘的人，不被名利、仇恨缠身；懂得遗忘的人，会淡然而平静的生活；
引 言
懂得遗忘的人，眼里没有过去，只有未来。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情意值得去铭记，也总有一些痛彻心扉，需要我们笑着忘记、挥手道别。一生不长，要学会遗忘，放弃过往，抬头去期待下一段的美好芬芳.......
插队落户
岁月匆匆第九章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岁月匆匆》第九章 插队落户
１、从报名到插队
没插队时候，当干校领导作报告号召报名插队时，所有的在校(草河五七干校)五七战士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插队不同于上五七干校，到干校是培训、学习，进行“斗、批、改”，还可以在培训完毕时回城工作。可是下乡插队就完全不同了，那是要“扎根农村”、“与农民相结合”、“长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走一条“官贵民贱的叛逆之路”，就是说要有“永远当农民”，“不再返回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思想准备。 那时动员插队还有个政策，即干部插队就必须把城市户口带下去，但可以保留干部籍，保留当年的工资。有家属的要动员家属一起下，没家属的要住到青年点，与下乡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个大动荡的形势下，五七干校中的干部们思想波动很大，真实的思想当然都不希望自己被选中下乡去受苦，而且今后将永远当个普通农民。出现了很多异常情况：闹病住院的、家属拖累的、出远门躲避的……
我当时的情况是单身一人，没找过对象，对于自己的那个大“家”也没有多少依恋之情。但是，自己也品尝了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不同，也感受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质量的生活内涵，思想深处也是害怕贫苦劳累，向往安逸高雅的生活。另外将来找对象的话，也许就无法再找城市女子了，是不是将来就只能找个农村女人结婚成家呢？这些想法总还是有的。年轻的我也在想：国家是图什么呢？给干部们发着工资，（我当时36元每月）还让他们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做国家合适吗？恐怕不可能长期维持给这些人开工资的，也许一年两年就该停止这种供应了？到那时候怎么办？
然而，我却又受到更加“革命的教育”，什么是“忠于”？忠于就是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们就该积极响应，不能有私心不能有二话。另外，上边提出要“改造世界观”，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好逸恶劳、官贵民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
自己是一个“三门干部”，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又从学校门走到机关门儿，不了解社会，不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辛和疾苦，我们下乡就是要和工农基本群众打成一片，接受他们的纯朴、勤劳教育，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么一想就又坚定了下乡的决心。所以在干校报名后，自己是毫不犹豫、非常稳定和高兴。回到市内告知了家里人，让家里人给我准备了下乡的行装。我把能带的东西带好，不能带的书籍资料分别放在了家里和老同学那里。下乡那天胸佩大红花，在集中开会后，环城步行一周，领队人还吹着哨子，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例如：“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山下乡闹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
在游行的队伍里，有来自市委市政府和其它市直机关的插队干部。除了我的情绪比较阳光和激动外，回头看看周围人，几乎全都是木然的、沮丧的，没有一丝笑容和兴奋。我后面的是电台的一位记者，据说是三十来岁刚结婚不久。一路上我听到他在低声唠叨着：“唉！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啦！唉……”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两行泪水从眼框流下来……立刻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了。可是转念一想：这是何必？！应该坚强一些嘛！仅仅是下个乡，也不是上战场要你献出生命，哭什么呢？怎么能这么没出息？！
那天下午当我们的车队拉到东方红公社（蓝旗）时，受到锣鼓喧天的欢迎，并当场在那里召开了欢迎大会，公社书记讲话、带队的市五七办领导讲话、还有五七战士讲话。随后，还临时组织了文艺节目演出。和我分在一个公社的丹东市歌舞团女高音歌手刘莹独唱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是我拉着个手风琴给她伴奏的，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插队是在红心大队（现砖瓦窑村），距离公社约20多里地。从此以后，公社开会，或者到公社办事，我便常要一个人从大队到公社，再从公社回到到大队，20里地要步行，一走就是大半天。还有几段山路崎岖不好走，无论怎么冷的天，走起来就浑身冒热气儿。夏天走的时候，热得光着大膀子走路……为了赶时间，怎么累也得走。开始真是累的不行，那腿一疼就是好几天。走了多次后，渐渐觉得可以适应了……
我“插队”的地方便是现今的凤城市蓝旗乡砖瓦窑村，那时叫“东方红公社红心大队”。当年，仅这一个大队就选派了24名五七战士“插队”，还包括一名在职的市革委会副主任韩守仁同志。这在当时的全市区，再没有任何公社大队安排过这么多“五七战士”有这么“强大的组合”了。
原因很明显，这里在一个月前，曾经发生了一次震惊国内外的“龙卷风”。这里的农民遭受了罕见的天外灾害!省市革委会重点指令，要安排一大批“优秀的五七战士”来这里“插队”、救灾扶困，就是为了救助农民灾后生活和恢复生产。也是要让我们这批插队干部在“风口浪尖练红心”。
２、龙卷风中的英雄
这里还出现了一位为抢救学生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优秀教师——刘勇善。他的事迹后来在全市、全省传颂，《人民日报》还发过专稿广为宣扬。
那是秋季的一天，阴云蔽日风雨交加。临近中午时分，忽然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雨浇如注，雷鸣电闪。这时候，一条像巨大漏斗似的黑色烟云从西方的天空——东沟龙王庙方向跨过洋河扫过大甸子地面，沿着红心大队第五小队的山沟沟扫过来！风狂雨骤、雷电轰鸣，只见在“黑龙”经过之处，大树连根拔起，房屋拦腰被扭断，连人带牲畜，甚至路边的大碾盘都被龙卷风掀翻，有的被卷到了半空中，再落到远远的山坡上。第五队的房屋被掀盖的有一百多间，人和牲畜被莫名其妙地旋转着刮上了半空中，转着吼着，又重重地摔下山坡，有的牲畜都被摔死了，被卷的人也被摔死很多，幸运的人保全了脑袋，摔断了腿和胳膊，负了重伤。
当时，东方红小学还没放学，各教室里漆黑一团，电灯也打不开。学校的房屋和墙壁在哗啦啦扭动着发出恐怖的声音，十九岁的刘勇善老师正在一个教室里喊着学生们快钻到桌子底下躲避起来。突然他发现有四个小学生在往门口跑。同时他还发现门和墙正在晃动着要塌下，说时迟那时快，他飞快地抢上前去用手搂住了四个小学生在身下，他的身体压在孩子们的身上。门上的房盖和石头落了下来，砸在了刘老师的头上身上……几分钟后，龙卷风从山坡扫过，向北山坡卷去……人们看到，这个班被妥善安置在桌下的学生们都好好的，被刘勇善老师压在身下的四个孩子也都安然无恙，唯独刘老师却被砸在石块和墙体下，已经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插队的五七战士在这里上的第一堂“教育课”，便是到龙卷风中不幸遇难者的坟山坡上祭扫墓地，特别是祭扫烈士刘勇善的墓。大家献上了临时扎的松圈花环，低头鞠躬，向烈士默哀。我看到在墓地山坡上，在一大片大大小小新土堆成的坟头前，好多老少男女农民在为死去的亲人“烧七”，纸灰飘摇，哭声连片，尤其那些在学校里由于没有躲避好而被砸死的孩子们，他们家长父母们的哭得最为凄惨。看着如此场景，听着这样的哭声，即使你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感染得黯然落泪……
由于国家和部队救援及时，不到一个月，被掀掉卷塌的房屋都被红砖瓦房所代替，遇难的农户都得到了不同数量的经济补助金。在八方支援下，活着的人们又开始了自救生产。
３、与青年同甘共苦
那天我们乘坐拉着行李的大卡车，从公社驻地开到红心大队跑了有二十里路程，我们赶到大队天已经快黑了。
凡是一家人一起下乡的，被分配在老乡倒出的空房子里。而我是单身，则被分在二小队的青年点，和下乡青年们住在一起。那是六八年从丹东十八中学来到这里的初中学生们，年龄都在17、8岁，男生七八个，女生四五个。我从五七干校的那个大集体，突然又来到这个的小集体中，从原来集体中年龄最小，现在变成为青年点年龄最大——我比青年们能大出四、五岁，这是一点不同。再有不同的便是，青年们当时在农村靠劳动挣工分，而我的劳动并不计酬，因为我仍然有每月36元的固定工资。
冬天到了，天气很快就变冷。青年点里的生活环境很艰苦，房子建在二队山沟的中间，不依山不靠林，正是风口地带。在屋里抬头看，房瓦透亮露风，墙壁冻得一层一层的白霜。东西一大一小两铺炕也不大好烧，炕也不热，屋子里的温度和外边气温差不多冷，睡觉基本上都用被蒙着脑袋睡。这么冷怎么行？我找了生产队长安排人给修房、修炕，堵上露雨透风的房盖，我和青年们用报纸糊了个天棚，屋子里才勉强好一点。
日常天一蒙蒙亮，窗外就有生产队长的哨声，我必须首先带头地穿好衣服跳下地，招呼青年们下地干活儿。冬天的主要活儿是挑土垫圈、挑土上山送肥、倒粪堆儿或者在淤泥河床上挥镐刨冻土等等。那冻土是很难刨的，大镐下去，一刨一个小白冰点儿，只有刨了很多下，偶尔才能刨下一块冻土。
我开始刨的就不在行，用了好大的劲儿也刨不下一块儿。在老农的教导下，让我注意专注地刨到一个裂缝中，不断地准确地刨，就容易刨下大块儿了。我的力气小，挥舞几下铁镐就浑身流汗，额头上全是汗水，冒着热气儿，农民“夸”我说：马同志干活是真卖力气，不过干的还是不得法儿啊！于是，我再虚心求教，慢慢学习……
那挑担上山的活儿也不轻快，原来在城市哪里挑过什么担啊？可是，这里必须咬着牙坚持。因为照顾我，每次不给我装太多的土，但也够我挑的，两个肩换来换去的，每天收工回来，肩头都压磨得又红又肿，第二天简直不敢继续担担子了！但一想到我是党员，又是青年的“领头人”，我能让青年和社员们笑话我吗？所以任凭咬碎了牙齿也要坚持啊！
在生活上也是十分艰苦的，每天的饭是在青年点吃的大饼子，那新鲜的苞米面烀的大饼子，吃起来确实很香，但是却根本没有油和菜吃。秋天的白菜萝卜早被青年们吃光了，根本没有盐酸菜咸菜。有时附近的社员们给捞几个咸嘎瘩头切一切，每人一手拿个大饼子一手抓咸菜，蹲在炕上抢着吃，那饭倒也吃得很香很香。后来，连咸菜也没有了，就只有点咸盐水儿就着吃。小青年中稍微懂事点还比较注意，但也有几个一到吃饭时，就疯抢大饼子，女生半个饼子没吃完，有的男生便吃完两个大饼子了，烫得嘴起了泡也不在乎，我还时常为吃多吃少的纠纷而调解监督着。中午休工时，先回青年点的人没等午休的人都回来，便掀开锅盖抢大饼子吃，有时收工晚的人回来竟然没吃的了，有的女生只好忍气吞声躲到宿舍哭。
为此我和大家一起定了生活制度，所有人没全回来不能开饭，按照口粮份额吃饭，不能多吃，有饭量小的转让给别人是另外一码事……这些我跟他们都也熬过了……现在想起来，那时我毕竟比他们大几岁，我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青年们的生活上，例如解决吃菜等现实问题上的话，应该是最迫切最急需的。可是我并不懂得，反而在公社、大队以及五七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督促下,把工作重点只是放在了抓“学习最高指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花好多精力“紧跟形势”，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坚定在农村改天换地的信心”、画板报宣传画上等等，真是本末倒置！
４、在二小队当队长
我找到一本那时候的旧日记本，第一页上写着：“最高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日记上有一页写道：“1969年12月6日。胸怀朝阳下农村，插队落户闹革命。来到红心二队以后，今晚参加了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路线分析会。”“地主分子王希久不服改造。知识青年小李打了他，他大告其状，他说：‘我不就是地主吗？我剥削你们青年了吗？你把我打死吧！我也不想活了！’等等，嚣张得很。”“从分析会中可以看出生产队内部有家族派性，内部不和”，“我一定要提高警惕，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努力锻炼自己！”
当时的人们都被熏陶成“时时讲阶级斗争”，“处处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话”。在上面那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小青年无缘无故地打了王希久，他尽管是“地主成份”，可他也是人啊，不偷不抢不犯法的，你没事儿打他干什么呢？可是，就连他的几句悲愤绝望无可奈何的话，也被说成是“嚣张得很”。可见当时只有“阶级性”而没有“人性”啊！就因为他早已被设定是“专政对象”。
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要到小队部召开全小队社员会，学习“最高指示”和“农业学大寨”材料，抓“斗批改”、“路线分析会”，有时还要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批判斗争”。
在小队部的土屋子里，一口熬猪食的大锅蒸气冒着令人作呕的发哮的臭味儿，社员和青年们在一铺大泥炕上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地下也坐着人。没有电，只是点个小油灯儿在窗台，昏暗的火苗晃动着，把倦怠的人们的影子投射在窗上、墙上。每天开会，除了有小队长给评论当天农活，讲些公社和大队某些空话连篇的杂事外，我往往是读报人或者是当前“国家大事”的讲解者，尽管我读得多么起劲儿，自己觉得讲得是多么“生动”，那社员入睡的酣声还是照样在屋子里传响着。只有当会议结束的时候，才传出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事实上这反映了人们最需要的不是开会，而是赶快结束无聊的会议，回家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儿啊……
过了两个多月，小队班子要改选。原来的班子成员都撩了挑子，一天晚上社员会上竟然有人提议让我当小队长！这怎么可以呢？社员有的说，马同志是插队干部，没有私心，跟咱们谁也不沾亲带故，一定能最公平啦。就选他！大家就鼓掌起来，把我弄的没着没落，不知道承担好不承担好。我刚来这个生产队，情况不清楚，我也没有当农村队长的经验，尤其农活如何安排，我根本没数儿，怎么能当家呢？社员说，这好办，我们有副队长给你当参谋，安排活儿的事让他帮你。这样一说，我就勉强同意了：既然全队的社员都信任我，我就试试看。不过，有什么缺点毛病，大家可要帮助我啊！大家一致鼓掌通过。也不知道是真心赞成还是故意给我个“好看”。
既然当了生产队的队长，就负责任地干起来了。每天头天晚上先征求参谋的意见，询问老农的意见。早上就按照劳动力的情况分配活计、记工分儿。晚上再组织学习、开会……虽然更辛苦了，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太难的。
我体会，主要是老农挺支持我的，都能积极给我出好的点子，全面安排了生产队的各种事情。由于是队长了，可以不拘于每天只干一种活儿，可以各个生产环节都巡视一番，检查一下，及时调配劳动力，掌握生产进度，倒觉得很少窝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社员们也挺满意，记的工分也比较公平，大家没有啥意见。特别是能为青年点的青年争取了利益。
５、到学校当干宣队
熬过了严冬就是春天。
在红心大队秃山返绿，遍地禾苗的时候，4月30日，我又离开了第二生产队，被选派到东方红(红心)小学去做“干宣队”。吃住在大队部，工作在学校。原校房屋在龙卷风中完全倒塌，新校舍是在山坡上易地重建的，这里出现过名扬全国的烈士、为救学生而献出年轻生命的英雄教师刘勇善，这个学校被命名为“英雄的钢铁学校”。把我派在这里工作，自然是意义非比寻常。韩守仁同志和我谈话，给我讲明了进该校的“重大意义”和“工作重点”，我便“胸有成竹”地“进驻”了。
“干宣队”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校长工作，带领教师们学习政治和进行教学改革。同时，我还主动兼职了部分班级的政教课，给学生们讲国内外大事，讲文化大革命，讲外地经验和历史故事等。本人是师范生毕业，又有过两年的教学实践，在学校担任课程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时，在学校设置相关课程、对教师的业务培训、还有学校的有关制度建设方面，我还是发挥了“所长”。与学校的教师们相处得也都很好，大家对我也很尊重。
后来，由市革委会副主任、插队在五小队的韩守仁同志提议下，按照毛主席青年时期办工农夜校的方式，在大队创办起了“农民夜校”。大队召开各队干部会讲明意义和要求，向各生产队招生，让青年社员们积极报名，参加夜校“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
我受命主要抓了这项工作，到各小队登记报名单，画表格、编课程，布置上课的教室等。在“夜校”里有时韩守仁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讲农村党员如何加强学习，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县工作组的隋义同志讲“政治理论课”，讲“路线斗争”，讲“抵制资本主义道路”。我也承担了教学任务，那就是在夜校里给农民群众教音乐，教唱新歌。我弹着风琴，讲解着音乐知识，教学员们怎样识谱、怎样唱歌等等。还真别说，在所有的课程中，数着我的课程在夜校里最受欢迎。一听到哪天晚上是我上课，学员来的格外多。晚上收工饭后，虽然天色已黑，我站在学校门前高坡上四周一望，在远远近近的山路上，手电筒横竖交错，真像是点点星火排成了线，男男女女的小青年们都哼着歌儿从四面八方奔学校而来，一间教室里挤满了六七十人在听我的课。大家一起唱歌，一起欢笑，在这偏僻的山村夜晚，在这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山沟沟里，一曲曲嘹亮的歌声将欢乐传遍四方。作为夜校教师的我，也感觉到很快乐，觉得自己在农村真的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为农村活跃了文化生活。
作者退休后来到凤城定居，曾两次重访红心村。
当年的第二小队改变还是不太大的
原来二小队青年点的房子还在，已经改修多次，现在是农户住房了。
两次到此地找到认识人还真不容易。多数老人已经故去，新人依稀记得，但是已经年代久远了
访问到二队老志愿军退伍军人、老党员李香久老队长，已经快九十了，惊喜非常，拉着马同志的手不放非要留下一起吃顿饭。我借车有限时，只好再见！
这是原来的红心小学，现在荒废变成养鸡场了。
插队落户
岁月匆匆第九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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