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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河干校——《岁月匆匆》第八章

其他分类其他202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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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河干校

岁月匆匆第八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前面的话

从灌水到草河,不仅是地点的变更,干校的学员人数扩大了十倍。在灌水的人数不到两百,而到了草河干校达到了两千多人。劳动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灌水是进山劳动,在草河是大片平整的科技试验田,组织是按照民兵连队的方式生活、训练和学习的。劳动方式是大兵团作战方式——在整块的种子试验田里,几百人同时下田干活儿。和灌水时期最大的不同点,是在草河的军训达到了半军事化的程度,半夜紧急防空、挖猫耳洞、听防化战役课等,我还成了个“副连长”。      在草河,我最终加入了党组织。随后便投身到偏僻农村插队落户的队列中……                       2023年1月16日晚

《岁月匆匆》第八章 转移草河干校
1、当了副连长
1969年元旦过后不久,灌水五七干校除了留守部分连队的五七战士外,多数人便转移到了凤城县的草河农科所。包括两个区的学员在内与丹东市直机关下来的近2000名机关干部汇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比较大规模的“丹东市草河五七干校”了。从一连编到八连。后来还有九连,是由丹东市的文艺界、新闻和文化单位的人员构成。均完全按照部队和民兵的编制组成。我们振兴区的117人编成了“第八连”,驻在农科所东南方的省农业实验中学西侧。红卫区(元宝区)的121人编成了第七连,驻在实验中学东侧。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可能因为本人在灌水干校的劳动和学习表现比较“突出”,我被突然宣布为第八连的“副连长”!也就是我成了振兴区机关五七战士队伍的“领导班子”成员了。连长是刘振帮(原劳动科长),另外一位副连长郑有堂(原文教科长),连指导员、党支书是运动前从外地调来的一位副区长,叫韩同友。

全连驻扎在实验中学院西南侧的三间教室里,东北侧是元宝区的七连。由于女“五七”比较少,另外安排了住处。连部设在宿舍对面的一个教室里,里面摆放有四人的木板床和办公桌椅等。
在草河五七干校的日常生活虽然也不外乎三件事:劳动、学习、军训,但是近两千人的大部队,每次活动起来,无论从规模到形式,可以说都比在灌水干校那里“气派”得多。有全校活动、有连排活动,干校还设置了广播站,我连的候志红同志被选派为“干校的播音员”,每天都能从广播喇叭听到她播音的声音,全校作息时间统一安排,实行了全部军事化组编。我这个“副连长”,主要分工负责本连队的军训和学习宣传。

2、组织军训
1969年的国际形势相当紧张,苏联“老大哥”在60年代初就撤走了全部专家和设备,据说是在向中国讨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中国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明苏联已经颓变为“修正主义国家”,他们实行了“大国沙文主义”,国家已“复辟了资本主义”,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边境地区陈兵百万,经常发生边境军事冲突。在黑龙江边境地区中苏发生了多次“边境反击战”,当时叫“珍宝岛之战”。     此时,毛主席发出了“备粮、备荒、为人民”和“多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当时,全国老百姓凡是青壮年都编成了民兵连,经常进行民兵训练,“要把敢于侵犯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新沙皇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五七干校的“民兵团”中,岁数大的有50多岁,年龄小的23岁(我24)。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组织大家围着操场跑步和走步,进行队形队列训练。

八连的训练由我带领,在这批机关干部中,当过兵的人很少还年龄大,让我这个仅仅在学校上过体育课,参加过几天师范学校的军训,而后又当过几天小学教师的年轻人来领头儿,我只能按照自己的印象和想象来训练全连,每天早操在操场上,吹着哨子、喊着口令,让大家站队进行队列训练:走步、跑步、转弯、看齐。
草河五七干校的“军训”内容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就是挖“猫耳洞”。把干校靠大院边沿一侧地方,挖出了很多一人多深,里边有两侧掩体的“猫耳式”防空单人掩体。全校还真的进行过多次“演习”,就是在夜间突然拉起了警报笛声,人们立即摸黑穿起衣服,跑到“猫耳洞”中掩藏起来。      此外,大家要一起听讲“军事课”,课程内容是如何在原子战争期间做好防空和如何对负伤人员进行紧急抢救等。讲的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很可能要发动一场可怕的原子和核战争。当时真搞得人心惶惶,战争空气很紧张,连我这个“连干部”夜里睡觉都梦见过“苏修”的“飞弹”像蝗虫似地从北方空中飞向我们,醒来后惊魂未定。

3、劳动改造
当时的劳动也非常紧张。春天耕田、施肥、播种、夏天拔草锄草,没有机械设备,全是徒手干活。三伏天光着上身钻到烟田里摘烟叶、编烟绳、挂烟窑。草河农科所实验田的地都是非常好的地,四周平平整整的,那田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下的玉米种都是经过研制成功的精良种子,所以播种时很严格,如果不按专家方法播种的话,还需要返工。此外,干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草河公社一些大队去支援农民干农活儿。和朝鲜族大队社员联合举办春节文艺联欢活动等。如果到城里办事,都要求每个五七战士带着粪筐,沿路拾牛马羊粪积肥。干校给大家发了粗蓝布制成的“五七劳动服”。但是干起活来,很快就又脏又皱了。有人上工劳动时,在腰上还系一根草

绳子——那是要把机关干部的“官架子”彻底打掉,不仅要在思想上向农民看齐,在形体上也要相像。

那时候,有几个被关押在“牛棚”(其实也是教室)里的“有问题的人”,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黑帮分子”,有“叛徒、特务”。原来的市委书记宋克难,副书记蒋云吾,尚逊副市长,王鹤副书记和两个区的“当权派、黑帮分子”都在那里“关押”着,他们没有外出的自由,劳动也是有人看管着,不干活时就是“写交代材料”或者接受群众的“大批判”。
五七干校校部还成立了“专案组”,一大批人员在做着对“有问题”人物的“审查”和“专案调查”工作。不过,据说是王鹤改造得“比较好”,行动能相对“自由”一些。他负责赶大车,穿了老棉袄,腰上捆了草绳子,一手捏着叼嘴里的小烟袋杆儿,一手挥舞着赶牛车的鞭子,就和农村里最最普通的老车伙儿一模一样,没人会认出他竟然是市委的副书记、“三迷干部”(即批判他是戏迷、球迷、麻将迷)在这群人中,据说他“改造得最好”,所以“解放”得也比较早。其实王鹤的一男两女三个孩子是在六纬路小学上学的,我都教过课程。他的大女儿王力军后来是丹东金笔厂的党委书记,干了许多年。小儿子叫朱军,也是很好的学生。

4、文艺宣传
我在连队里既然当了“副连长”的官儿,所以干活、学习都必须“积极”、“走在前头”,即使身材瘦弱、不太会干,也要努力好好干、多干活儿。每天下地劳动回来都是非常的疲劳。有一天中午,我正在连部床上午睡,突然听到哨响,到点该集合了,我爬起来就往外跑,站在队列里时竟然身虚心空、面无血色、眼前一黑,晕倒在地。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到“连部”,住了好久才缓解醒来。这次真的是好危险,险些去见马克思!
草河五七干校也组织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也曾被抽调成为骨干积极分子。在全校大礼堂演出“对口词”,和我搭配的是丹东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贾楠。就是把非常“革命”的词语、豪言壮语。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口说出来,边说边表演着各种亮相的姿势。此外,我还参加了男生小合唱、相声节目等

另外一个节目,歌表演“草河五七战士之歌”那是一队五七干部,边唱边在台上表演变换各种队形的,我在其中是个打头的“旗手”,戴着个眼镜,双手挥舞着五七干校的红校旗,和大家边唱边走队形。在69年春夏左右,学校还组织了回市“汇报演出”,我们的“草河五七干校毛泽东文艺宣传队”回到丹东市内,在铁路文化宫向市内八百多名观众,进行了“五七路上练红心”的“汇报演出”。据说“演出很成功”,很多人受到了“感动”和“教育”,因而受到了“热烈欢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5、 艰难入党
我的单纯和真诚,还表现在常“冒傻气”,我犯过许多成熟些的人不会犯的“错误”。例如春节后的一天,我被提名作八连的代表到校部开会。校部“军宣队”负责人向我们各连队来的代表征求意见,让我们对派驻各连的“军宣队员”的工作和思想作风提意见,要求一定要讲真情实话。大家都说了非常漂亮的赞美话、拥护话。在征求我意见的时候,尽管我也说了些恭维的好话,但我也实事求是、直率地提出了我们连的那位军宣队员(区武装部的)有时离开干校去喝酒、回来时醉熏熏的,说话有时随便、不够检点的言行,在连队中有不好影响,诚恳希望能注意改正。      结果,我反映的这条意见使军宣队领导大吃一惊。立即掏出小本儿记了下来。事后校部的军代表可能立即找他谈话并核实了情况,最后竟然决定“撤换”了这位军宣队员。而且不久就听说把他“转业处理”了。回想起来,对这件事我很是后悔。     我本以为征求意见改进一下就可以,谁知道竟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让我吃了很大教训。

尽管我谈的都是事实,可是却没有想想,为什么别人都在说赞美的话、假话空话,而我就那么“实在”、“真诚”?你说这是不是太傻了,把军代表同志给害了,对此事我一直内疚了好多年。
    我的入党,就是在五七干校中入的。有人说那时是“突击入党”、“火线入党”。而我如今评价起来,那时的入党可是太严格了!的确是很不容易的,要经受很多严酷现实的考验,觉得要比后来某些时期的入党严格和严肃多了。那时候,校部组织专人进行专门的“政审外调”,外调人员甚至到了我的老家——山东省荣城县宁津所马家村。这个原籍“老家”,连我都没有去过,一直到快退休时,才和75岁的老爹一起

才回过那么一次。组织外调我的老家是“贫农”出身。因为在土改时候,我山东的老家还分得过两间房子。

在连队讨论我入党,那是很重大的事,不仅仅党员参加,还要有一般群众参加,反复征求群众意见。断断续续在大会讨论过有五、六次之多,把我“运动中的表现”、“家庭成份”、“工作历史”翻了个“老底儿朝上”,给我提出的意见也很多、很尖锐。尤其对我在运动中是否有过违纪的事情,进行了反复调查和论证。干校党组织、军代表和我认真谈话了多次,非常严肃地查问了不少问题,我才得以被审查通过,入党成为了“预备党员”。
随后不久,在69年秋冬前后,干校又发生重大变化。有上又有下,上就是有相当一批人被抽调回市内,有的直接提拔到市革委会机关的有关部门领导层工作。而下的是,要动员大批五七干部“插队”到农村去,还要求带着户口到乡下,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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