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生涯
岁月匆匆 第五章
作者马文光
我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的话
人民教师的职务是高尚的、神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空虚的刻画。1964年的夏天，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当人民教师的开始。 这一段，记叙了初踏工作岗位的惶惑和稚嫩。无论你怀才八斗，你能把你的才华像雨露滋润禾苗那样，浇灌到即将成长的小树身上，让学生接受，这是教师的职能。如果你仍然像个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那就不是一个胜任的教师。 每个初当教师的都有许多困惑和苦恼，这是必经之路。然而，作者的这段经历似乎有些太简短，所以远远不如那些做了一辈子教师的师范老同学们体会得深刻。
2023.1.15编辑
《岁月匆匆》第五章 教师生涯
1、师范毕业
人生有几个十字路口，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社会门，都算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1964年春夏，我就又面临师范毕业何去何从的问题。照自己当时的愿望，不想回到安东——生我养我的家乡。因为回安东工作，又会一步踏入那个对我那么疏远冷漠的“家门”。我三年上学期间，父亲没有改变对我的态度。三年间从来没有到学校看过我一次，我也极少回家。我写过几封算是向父亲道歉的信，也陈述过自己求学的想法，父亲没有回过信，据姨姨说，爸爸还拿着我写的信找姨姨生气地说我、讥讽我。那年的秋冬季，因为我在学校假期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劳动，学校便分给参加劳动的同学每人一大筐约有四十斤大白菜。其他同学的父母接到信后，都高高兴兴地来学校如获至宝地拿回家去了。
因为在当时吃的东西是特别贵重的。我要上课，自己也没办法、没力气运到家里，曾写信告诉父亲，能不能到校来帮忙拿回家去?可是，等了两周也不见影踪儿，我课余时间将大白菜搬来搬去地晾晒保存，最后，一直等不着父亲，还是送给待我如亲人、又特别需要关照的门卫尹大爷了。
在师范学校的第三年下学期是实习阶段。我们班安排在凤城的边门小学实习，而我却被单独留下在学校的附属小学实习。据说是学校的田维霖主任特意作此安排的，意欲在我毕业时留下任教。田主任是个才子，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每年元旦联欢时，他都能走上舞台，一人表演节目，尤其是主持与全场师生的对口接词接句的节目最受欢迎，他也是师范学校任期很长的教导主任。他要看中的学生，想留附属小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没有料到的是，我又被另外一位原教导主任相中，他叫闫惠林。当年，这位闫主任被调到安东市新成立的重点小学——六纬路小学任校长，为了支持他办好这所众目所望的重点校，教育局答应他对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和全区教师有“优先选择权”。
也许正是这个“优先权”，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中，他就只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同班同学、师范学校校长王震的女儿王树新，另一个就是我。对我的“争夺”据说使两个主任争了个“半红脸儿”才被闫校长争取到的。当然这些都是事后，在两位主任相遇时，半是认真、半是说笑中谈到的。我在想，自己这么渺小，真的是这么被“看重”吗？
毕业之后，工作分配之前，我自然就回到了家里。这次回家是“待分配”阶段，我也感觉到家中父母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不仅冷漠变热心，而且在生活细节上都比较关照我，也许这是从实际出发，我即将能“赚钱助家”了。
2、初临课堂
在这个暑假中，我搬到了家中的小阁楼上住，在上边看书学习比较安静。我也把自己在师范学校带回的书籍、学习资料和笔记本等全部放到阁楼的一个比较安静、稳妥的地方。家里虽然有七间房，已经有两间半出租给住户，余下的一大一小两铺炕，晚上睡觉，除了父母外，大炕上挤满了横七竖八的弟弟妹妹，我想独自点灯安静地读书学习，只有每天登木梯子在小阁楼上才是最好的选择。父母也对我的弟弟妹妹们一再叮嘱，不许打扰大哥看书，不许登楼，不能动大哥的东西……我也相信弟弟妹妹不会动的，应该放心。 可是，后来却真的发现我的日记丢失了两本。那是两本很珍贵的、自己认为写的最好的日记。据记忆那正是记录自己和家庭关系特别敏感阶段的一些感想、心理动态的本子。继母是不认识几个字的妇女，但父亲和弟弟妹妹认识字，如果被她们看了的话，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和家庭关系的。然而，却真的找不到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这两本日记。那么到底“丢”到哪里去了呢？
在区文教局拿到“教师聘用书”后，惦念最终分配方案的心思才放了下来。到了报到那一天，我来到位于青年广场（现在是万隆体育场）北侧挂着“六纬路学校”牌子的木制二层教学楼，收发室的人告诉我校长和老师们正在二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会，安排开学前的工作。我用轻轻的脚步登上木楼梯，在大会议室门口轻敲后进入，大屋子都坐满了人。我一进屋，校长就立刻指着我介绍说：“这就是新分配到我们学校来的—马文光儿老师”。 闫校长介绍时还加着小字眼儿“光儿”，显得很亲切、又视我很小的口吻。我心想我都十九了，怎么还小哇？满屋子人的目光“刷”地全向我投来，我怵立在那里，真是不知如何是好，脸红红的、怯生生的，第一感觉我是在众多教师的面前，该给老师行个礼。立即快速弯腰九十度，鞠了一大躬，正是标准的学生见老师的"见面礼"。引得大家一阵欢快地笑声……
刚工作，我就被“逼鸭子上架”，分配做五年级的班主任。校长说：“要磨炼一下你！”
那班的学生对我这个才比他们大五、六岁的老师，还真的不买帐，我为准备课程，那课堂教案写了好多遍，课堂上需要讲的话，也在没有人时练习了无数次。可是在教室里，学生们交头接耳的嗡嗡声盖过了我的讲课声，我怎么批评也压不过那满屋子的声音，学生们根本不把我这个新来的小小男老师当盘儿菜。我开始苦恼起来，站一天讲台的累倒没有什么难熬的，那种又要组织课堂纪律，又要把自己准备的课讲好的心愿无论如何也落实不了，这种又急又恼的心情实在让我受不了。
我很羡慕担任一班班主任的曲老师，高高个子戴个眼睛的女老师，在学生面前非常威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而在我的课堂上，我却根本拿不出那种“威严”，实在“镇压”不住那五十多个学生。当课程讲不下去时，我就停住讲课声，站着怒目圆瞪着说说笑笑的学生，这时候课堂能好一点，可是我一开口，那学生马上又开始有说有笑的了。而且大概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在做着与上课无关的事，我又开始大声训斥，也没有多少效果。这就是我初次做班主任时的尴尬和无奈。
直到熬过一段时间后，我才和本班同学融合起来，他们也开始喜欢上我了，学生最爱听我讲故事说笑话儿。爱听我朗诵课文模仿各种人物的语气和语调儿，课间时愿意和我一起玩感兴趣的游戏，几个调皮生也逐渐愿意和我接近了。
时间不长，六纬路学校的领导班子调整，闫校长被调到十经路小学去了，而调来的是原福民小学的王士兴，王士兴校长工作有魄力，为人热心诚恳，深得大家的拥戴。学校的支部书记还是于锡江。
3、积极教改
在安东六纬路学校，我担任班主任的时间只一个学期，后来就被转安排成学校的“大队辅导员”，负责少先队辅导和组织工作。自己感觉，这在小学校来讲，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其“权力”似乎仅次于校长和教导主任，比一般班主任、科任老师的职位都要重要些。我组织学校文艺宣传队、鼓乐队、展览演讲队，组织小提琴、绘画、工艺等兴趣小组，组织读书比赛活动，奖惩全校的少先队员。经常在全校做课间操时，登上讲台，手握话筒，面向满操场的师生队伍，发布市里区里或者本校的新决定、新要求、新通知、新信息等。似乎觉得很有些“威风”了。
担任大队辅导员也有任课，每周都要给几个年级上“周会课”，也担任过几个班级的音乐课。所谓“周会课”，也就是小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每次课前，我总是极为用心地备课，阅读了很多报纸书刊，查找教学资料，准备教案。
上课时，力求生动形象，打动孩子的心灵。那时候开始围绕着毛主席语录讲课，每堂课，我都设计了用形象的语言来解释每段主席语录的精神内容，总要寻找一个恰当的故事，很费一番心思。讲课时，甚至还采用了边讲课边在黑板上绘画，例如画地形图、画人物头像，我有速写和漫画的能力，挥笔而就，非常快捷，丝毫不影响讲课的语速。使学生们很惊奇、很关注，而且使小学生们受到感动和教育。上我的课时，学生们没等我进屋子，就齐刷刷鼓起掌来，我一进屋，那一张张小脸儿都露出非常激动又非常渴望的表情。当我讲课时，孩子们坐得溜溜直，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表情，耳朵竖立着倾听我的话语。当讲到故事中人物的悲惨情节时，那课堂上大多数的孩子们都从大眼睛中流出热泪，不停地啜泣声，当讲到高兴时，大家发出欢笑声声，甚至笑得前伏后仰，掌声不断……我成了孩子们心中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担任几个班的音乐课中，我还试探了把音乐教育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除了教授音乐知识外，利用音乐烘托讲述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学歌曲中讲歌词，例如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奋勇杀敌的故事时，就边熟练地弹着风琴，演示着音乐背景，讲解着音乐故事等，都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我还被点名举办了两次全区小学音乐教学的公开课示范教学，受到赞扬。
1965年市教委抓教育改革，文教部的肖勉同志（后来成为市文化局我的局长）到本校协助我总结了我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如何运用生动形象的方式进行周会课教学》，另一份是关于《怎样在音乐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通发全市区各学校。这种宣传和传播，对当时的我鼓励很大，此后便更加努力地钻研教育改革。
在学校里，我已经成为党支部发展新党员的“党外积极分子”。每周党课，党支部总要叫我参加听课。逐步听取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课程和党的知识。
从1963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同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掀起高潮成为时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都来努力学习毛泽东选集，当时已经发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处处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一切、指导一切。
我也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在教师中成立业余学毛著小组，十几位年轻教师自动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放学后，利用半小时或者一小时时间，学习和讨论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进行思想改造，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学习中，我们几个年轻教师，都对自己思想中的“名利”观念、“私心杂念”、“上大学出人头地”、劳动中“怕苦、怕累、怕脏”的思想主动暴露出来，并自己进行“分析”、“批判”和“斗争”……
4、刻苦改造
当时刚满20岁的我，心地是一片洁白。刚踏入社会，踏入工作岗位，怀抱着一片真诚，到工作岗位学习、来改造自己世界观。
第一个月开工资了！小学教师刚工作的工资是31.5元每月。我高兴地拿回家，在父母弟妹都在的时候，很自豪地掏出钱来，全数交给家里。父母都很高兴，爸爸笑着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咱家老大能挣工资啦。收了工资后，还交给我10元钱零花钱。妈妈说，留着自己买点什么吧！当时，我也很高兴，用我的零花钱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拿回家给弟弟妹妹们请客。还上姨娘家，买了水果和那里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庆贺，从上到下，都很高兴。 由于在家里住在小阁楼上很不方便，吃饭在家里也保证不了我起早上课的时间。工作半年左右，就经过学校领导帮忙安排，搬到学校的宿舍住，到六中食堂就餐了。临搬走的那个月开工资时，我还是把所有收入都交给继母，她跟我说：从这个月开始，家里不要你的钱了，你自己在外边吃，外边住，能节省一点就自己攒着吧，将来你自己娶媳妇，你就自己管，家里就不管你了。
我点点头，我想这也可能是父母商量好的，虽然是说的这样话，我可以先就这么办。不过，我还是要非常节省，将来省下来的钱，还可以在必要时帮帮家里嘛。
那时，我已经搬到六纬路小学前楼的教师宿舍住。同在老师宿舍的有刘闻瑞老师和张世昇老师。为了学习雷锋，为了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世界观，自己设计要找最脏最累的事情做，要放下教师的架子，勤恳劳动。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戴上口罩，默默拿上工具到学生和教师厕所清扫卫生，拿上大扫竹清扫学校院子操场，往往一扫就扫了满身的汗。起初，教师和学生们都很奇怪，马老师这是干什么？厕所清扫有全校安排的值周值日生来干，就是让校工来干也不能让老师来干呀？有人就说过我：马老师不用你干，从来没有老师来干这个的！可我笑笑说：没事儿，我想锻炼一下自己，过去怕脏怕臭，就想通过这些劳动改造我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
我一直坚持了好长时间不停止。后来老师们不再说我了，而且还带动了其他老师也开始干起来。当时的体育教师张世昇也是在学校宿舍住，就和我一起劳动打扫卫生。扫厕所、扫院子……
在学习毛泽东选集和组织学习小组讨论时，大家就讨论怎么样去和工农基本群众接触，怎么样去为他们服务。我就私下里想来想去，我能干点什么呢？于是就想到丹东郊区的港湾大队。我用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到那里的大队部，找人谈了谈。问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说，生产队的年轻人喜欢唱歌，就是没有人教。我一听正好我可以教啊。就和人家确定每周末傍晚来给教唱革命歌曲。
此后每到星期六，背上手风琴，骑了自行车就来到港湾大队部，等待年轻农民到后，开始教唱“革命歌曲”。去前白天，先用一张大白纸把歌曲抄写在上面。星期六傍晚，顾不上吃饭，就急急忙忙背上手风琴，骑了自行车，赶到港湾大队队部，他们的人有时十多个人陆续到来，我便开始教唱歌曲。例如教唱过《我们走在大路上》和毛主席诗词谱曲《雪》、《山》等歌曲。这便是我努力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改造世界观”的实际行动。
做这些努力的过程中，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思想，真实地是从心里要按照领袖教导去做的，也没有想告诉谁、通知谁。可是，我的这些行动却让组织上知道了。我的行为思想受到校党支部的赞扬。不久，振兴区组织部的部长王志辉来学校“考察”非党积极分子，就找我谈过话，问了我好多业余时间自己找活干，并去给农民教唱革命歌曲的动机和想法。我便谈到自己是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同时努力学习雷锋精神，要努力改造世界观的想法。没有想到，这些想法和我的行为却感动了来考察的王部长。不久后的一天，学校党支部于锡江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工作要有变动了。什么？我很惊讶。于书记说，区里要调我到机关工作，领导要重点培养你。这使我很觉得意外。我说，调到区机关是不是就不能当教师教学了？书记说，是啊，那就是机关干部了。
我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受到“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刚工作不到两年就调走了，这不是把国家培养我们的初衷给改变了吗？书记说：你是国家培养的人民教师，也需要听从党的需要，学习党课时不是讲过吗，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党所需要的一块砖，任由党来搬，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说实在的，学校是很不舍得放你走的，这件事，区里已经跟我们要了有好几个月了，不想给也不行啊……
一纸调令，便将我从学校调到了振兴区机关。
这样，我便从一名初踏征途的教师，“一不小心”地变成了“机关干部”。“我是一块砖，任由党来搬”雷锋的“甘做螺丝钉”的精神告诉我，不得不不离开那所我喜欢的学校——我曾经要“永远忠诚”的教育事业，而要踏入“上层建筑”的领域了。
教师生涯
岁月匆匆 第五章
作者马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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