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而后浮
岁月匆匆第十章
马文光著
我的青少年时代
导 语
这一章的标题拟为“沉而后浮”的意思可能有点耐人寻味。一个城里的小公务员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山沟“插队落户”这应该叫“沉下去”了。可是随后，又在某种境遇下“浮动”起来，例如，临时调到县级机关某部门工作，名声扬起来了，这其实就是虚空的“浮云”而已。 经历了文革十年再加上十年的上上下下、沉沉浮浮，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就使人对官场和社会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 因此，作者在之后的各种调动和任职中，从来没有因为在职位的高低上面有过任何计较和思虑。因为“官贵民贱”的思维早已荡然无存！对上不巴结、不献媚，对下不居傲、不藐视，总是能平等看人待人，自己有傲骨、有节气，也许就是在年轻时代的沉沉浮浮中得到透心体验的关系。
《岁月匆匆》 第十章 沉而再浮
１、千人台上做汇报
插队在东方红公社，从红心二队青年点，又到红心学校当“干宣队员”，一晃就是一年。市县“五七战士管理办公室”的同志，经常派人来下来走访和考核插队干部的情况。一天忽然大队来电话，说市里有客人来找我。我过去一看，两个大高个儿，一胖一瘦，都戴着眼镜儿，原来我都认识。是在五七干校就熟悉的郑杰同志和电台男播音员程里同志。他俩专程来东方红公社考察我。
我很高兴地带领他俩到处走了走，热情地介绍了自己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和情况。他俩还通过对许多农民和五七干部的谈话进行侧面了解，据说大家对我的反映都不错，赞扬的话挺多。那天晚上，我陪他俩在大队的火炕上住了一夜，也聊了很多，第二天送他们回去了。
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我便被市里确定为插队干部中“表现突出”的“典型之一”，得到通知，让我回市里参加大会接受“表彰”。并且决定让我在大会上作“插队落户的思想汇报”汇报什么呀？每次都有五七办的同志提示并把关修改讲演稿子。 领导说：就是要把插队落户的体会讲出来，把自己经历的一些有意义的故事真实地说出来…… 也许我预备讲稿比较快，每次都能很快地把“汇报讲演稿”搞定。无非就是“怎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样经受艰苦劳动的考验”等。把自己刚下乡遇到的一些笑话和自己的真实想法，娓娓动听地讲出来，使城里的人们听后感到新鲜，感到有意思，甚至能受到点感动，从而博得轰动的掌声和笑声。
那一段时间，我在市劳动宫曾单独做过两次“汇报”。是分别给振兴区和元宝区教育界全体老师们讲的，每场都有上千人，主讲就是我一个人，手拿一张单页的讲话提纲，脱稿侃侃而谈。一场汇报近两个多小时，不喝一口水。 我还曾被邮电局系统聘请，到市邮电局楼上的礼堂给全局职工也作过“报告”。其目的都是配合当时自上而下的“继续动员上山下乡运动”。让我讲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协助他们更容易地做好下乡动员工作。而我便成了下乡插队干部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之一。也许我当过老师，口齿标准而清晰，也许我的感受真实而自然，也许我的汇报材料组织得有条不紊，也许我的真诚能使不少人引发“共鸣”？那时的记忆力极好，一般两三小时的“汇报”基本上是脱搞讲演，对着话筒滔滔不绝，语音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
反正当时听到大家的反应，都是异口同声夸我“讲的好”、“这个小伙子真能讲”。会后，各单位还要组织群众讨论座谈感想，发言表态。 当时有句宣传口号叫做“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也就是说，在全市性“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里，我其实是被作为一个下乡插队的“典型”之一，“以点带面”来推动全民性下乡动员工作的。 现在来回头评价一下，我真不知道这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我是否成为当年上级部门的一种“舆论工具”?甚至是逼迫很多城里人下乡的“吹鼓手”和“帮办”? 但是，作为我个人而言，自己的那种单纯、真诚、毫无私心杂念、“一切听党安排”这一点，倒是真真切切的…… 是非功过只有后来人评说了。
２、“青年领袖”
在红心大队插队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忽然又被“上调”了。调到凤城县革委会“五七干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了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成了当时的插队干部的“县级领导成员”。 当时领导小组的组成有省市县三级插队干部代表。记得成员有高开源（省）、冯秉天（省）、常玉传（市）、朱军(县)等人，我成了“县五七战士领导小组成员”中最年轻的人。 我分工在青年办，“管理”了全县15600多名下乡青年的工作，被县五七办的同志们戏称为“青年领袖”。办公室在县安置办（俗称青年办），住宿在县委后院。 一些五七战士中的“大笔杆子”如老市委秘书黄传敏、宋军、老文教部的肖勉等同志也被抽调到县五七办。
抽调的还有不少省里下来的五七战士，如王开春（粉碎四人帮后，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秘书长）、张仁寿（插队在边门，后调回省城任过多年的辽报总编辑）、吴万智（后调任丹东市教育局长）不过他们当时并不是五七办的“领导层”，而是我们“五七战士领导小组”下属的工作人员——“写作班子”。 其实他们大都是省、市机关的例如省委、省政府或者市委、市政府的大秘书和部局级领导干部，随便抽出哪一个，他们下乡前的“官衔儿”都比我辈大了很多很多……
有位省级五七战士冯秉天老同志，是经历过红军“抗大”时期的老革命，属于“九级”厅级干部。在我们大都是几十元工资的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240元，属于高工资待遇，全丹东地区只有两名插队干部是9级的。我们在一起开会时，他经常总去厕所，可能是有前列腺尿频的老年性毛病，回来后大家开玩笑说他：“老冯你平均每天就有八元的高工资，你的一小时就是一块钱呀，要是总缺席上厕所的话，可要按时间扣你工资钱啦！”“哈哈！好好好！扣钱请客！”这位老同志总是嘻嘻哈哈的态度极好，真的还是他经常掏钱出来买水果买吃的给大家请客。
我的任务主要是面对下乡青年作工作。搞调研、写总结、树典型、上传下达等。 在这又是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先后走遍了全县的二十二个公社，采访和了解过很多模范的下乡青年点和优秀下乡青年，帮他（她）们写材料、总结事迹，筹备“双代会”，筹备“知识青年、五七战士讲用会”等。例如那时接触到的边门公社养猪姑娘康润英（后调到辽大工作）、石城公社南高大队青年点周金堂（丹东市委的周哲同志）、通远堡的下乡青年高世君（后任中共丹东市纪委书记）等都是当年凤城的优秀下乡青年代表。其他还有像李淑华（后任市档案馆长）、傅成(后任电视台台长)、马天英（后任丹东市专利事务所所长）等等年轻朋友，都是在那个前后认识的。
在县革委会五七办工作，也经常接触不少在县革委会工作的同志。如：当时的凤城县委秘书李双和（后任丹东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县宣传部报道组曾武（后任中共丹东市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王远杰（后任中共丹东市委秘书长、丹东日报社总编辑）等。能有机遇与这些人相识，也算是我的幸运吧。
３、参观与开会
夏天，我还曾经被选派做全县五七战士的唯一代表，和各公社的领导、代表一起去过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去参观过。由军代表金国良（县革委会副主任）带队，王富文（后任丹东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当时是凤城县宣传组摄影干事，也随参观团去大寨的。
１９７１年随凤城县学大寨参观团去大寨
在大寨的门前见到了当时的副总理陈永贵。
冬季，我还成为丹东地区五七战士唯一代表，跟随市革委会副主任陶贵春同志，带领全地区的“先进下乡青年代表”去省城沈阳，参加过“第12次全省插队干部和下乡青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受到了陈锡联司令员的接见，并参加了射击打靶活动，开会那几天，应知识青年之约，沈阳军区部队放映队每天晚间给放两三部电影，我每天晚间都一直看完后深夜才回去睡觉，当时是真叫“过瘾”，这也算是解了我这个“电影迷”的馋。
这些便是我当时得到的“殊遇”和“荣誉”。
现在看来，这些岂不就是临时的梦一样的“浮云”般的经历吗？
生活总是顺境与逆境交织，即使前方路途迷茫，也要坚持不懈。要相信坚守过去，便会看到柳暗花明。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我们的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与其指望他人，不如依靠自己。可以输，但不能认输；可以自省，但不要自我怀疑；人生起起伏伏，坚持重塑自己，走下去就是阔野坦途
编后语
沉而后浮
岁月匆匆第十章
马文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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