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格兰风笛吹向杭州----------------------08
(二)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10
(三)知识·技能·良知-----------------------------12
(四)可以验证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14
(五)宝石山·宝云山·莫干山--------------------16
(一)我去绿岛找柏杨----------------------------18
(二)一把钥匙:《柏杨回忆录》-------------20
(三)柏杨在牢灾之前----------------------------22
(四)“大力水手”招来“大牢”---------------------24
【文集】----------------------------------26
【白桦】----------------------------------28
【巅峰】----------------------------------30
【勾践】----------------------------------32
《太阳底下是土地》简介---------------- 04
【策 划】:编辑与出版部
【主 编】:吴一舟
【编 辑】:陶 琳
【配 乐】:周悉妮
【设 计】:黄 菲
【校 对】:黄 菲
徐迅雷,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现任《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历任《都市快报》编辑主任、《杭州日报》评论部主任等职;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兼任专家,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实务导师;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南方周末》2020年评论实战课授课教师,中国新闻奖获得者。
入选浙江大学“财新·卓越记者”;入选涵盖中国杂文史的百部《中国杂文》,是当代浙江在地杂文家中唯一入选者;是《杂文选刊》评点的“当代杂文30家”之一,是《读者》原创版首批签约作家;先后获得各级各类奖项逾百项,并获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这个世界的魂》一书获浙江省作协2009-201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先后有5部著作入选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作品曾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十大评论,主笔的“快报快评”、主创之一的“西湖评论”先后被评为浙江新闻名专栏。
已出版《只为苍生说人话》《让思想醒着》《中国杂文(百部)·徐迅雷集》《认知与情怀》《相思的卡片》《敬畏与底线》《知知而行行》《以文化人》《这个世界的魂》《只是历史已清零》《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权力与笼子》《温柔和激荡》《杭城群星闪耀时》《在大地上寻找花朵》《太阳底下是土地》(其中后8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编选的《现代大学校长文丛·梅贻琦卷》,另有合著书籍6部。
《太阳底下是土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这是徐迅雷在该社出版的第8本书,也是继《这个世界的魂》《温柔和激荡》之后的第3本人物随笔集。
天空没有止境,太阳底下是土地。这里有历史人物的再现,有现实人物的抒写,有艺文业者的描绘……从天空到大地,多少人物,需要陟罚臧否;从历史到未来,多少启思,在此纵横捭阖。
感人的照片,留给人的记忆是美好的、长远的。在一张百年老照片上,在遥远的黑白画面里,两个人——一老一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医一患,他们双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礼。小伢儿四五岁的样子,穿着长衫;大老外年过半百,戴着礼帽。这是梅滕更医生巡查病房时发生在廊道里的一个场景,那位小病友自是可爱,而梅医生不是更可爱吗!瞧他们鞠躬,那么诚挚,梅医生的腰都弯成标准的90度了。
如果那时有“荷赛”“华赛”奖,一定要把金奖颁发给这张照片。穿透百年时光,那吉光片羽依然璀璨闪烁——这张“老少鞠躬照”,在当今的网络上一度转疯了,感动了无数阅读者。
杭州著名企业家宋卫平也是受感动者之一。他把这个画面定格为立体的雕像,让它永久地矗立在浙医二院的门前。这是把和谐的医患关系固定下来,树立起来。2014年12月5日,浙医二院迎来145周年院庆;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滕更医生的最好怀念。
事实上,“大洋人”梅滕更那时来到杭州,或骑蒙古马,或坐小马车,遇上认识的长者或妇女,总会下来恭敬地深鞠躬,并且友善地和他们聊天。梅医生的出现,成了小伢儿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边欢快地蹦跳,一边喊:“梅医生来了!梅医生来了!快让路!梅医生来了!”长于以当真为特色的“英式幽默”的梅滕更,常常以一种好玩的方式,和小顽童互相鞠躬,像跟省长鞠躬一样;梅医生喜欢带着洋腔,和某个小男孩搭讪说:“你好呀,老头子!”而孩子们也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和他说话:“您好,阁下!”
当年传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与兴医办学相结合。梅滕更致力于建设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艰难时世,梅滕更院长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
这是洒向天堂之爱。
苏格兰风笛是一种充满喜感的乐器,音色与中国唢呐相似。1881年,梅滕更这把充满喜感的“风笛”,不远万里,吹向中国,吹向杭州。
这是载入史册的事件。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11月条目下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梅藤更”之名出现不少,但更准确的中文名应该是“梅滕更”。梅滕更的英文名字是David Duncan Main,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在他出世后整整20年,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老宅在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司徒雷登,自己尽管也做过传教士,但他以外交官、教育家名世。这20年的时间差,使得梅滕更在1926年70岁上退休回国,没有赶上之后中国大地最激烈的风云激荡。毛泽东只说“别了,司徒雷登”,没有说“别了,梅滕更”,所以知道司徒雷登的人多,知道梅滕更的人少,这就很正常了。后人愿意把梅滕更比作“英国的司徒雷登”。
1881年,这是一个好记的年份,阿拉伯数字呈现轴对称的形态。这一年对于梅滕更来说是“三喜”临门:一喜是他完成了为期4年的医学培训课程,取得了医学学历;二喜是他确定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三喜是26岁的他结婚了。
梅滕更一生深爱的伴侣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此南丁格尔与彼南丁格尔是什么关系?是啊,南丁格尔,“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是出生在意大利的英国女护士,是她开创了人类世界的护理事业,国际护士节就源于她的生日——1820年5月12日。梅滕更的夫人也叫南丁格尔,就因为也做护士的母亲,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了她的名字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女儿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起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一年以后的9月,比梅滕更小5岁的另一位传教士苏慧廉,受英国另一个教会委派,出发前往中国浙江的温州;苏慧廉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教育家,成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老师。那时,浙北有了梅滕更,浙南有了苏慧廉。
早在公元7世纪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后来经历了一次次的传教与禁教,风风雨雨上千年。基督新教的传入,是19世纪的事情。百年前的时代大背景是:西风东渐,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但由于长期封闭,导致种种愚昧,引发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冲突,教案屡屡出现。有的冲突可谓匪夷所思,比如1870年天津教案中发生这样一件事:洋人在玻璃瓶子里腌制洋葱,当地民众却以为那是装满了婴儿眼珠!经曾国藩查证,才真相大白。
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经典老电影《六福客栈》,讲的是一位英国女士到中国山西当传教士,经历种种困难,后来在抗战中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逃难的故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里的“重复”,是一种使命,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年轻的梅滕更,最早梦想到东方的印度做传教士,从事医学宣教;只因当时杭州的传教职位空缺,朝气蓬勃的他于是应圣公会之招,去了另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夫妇俩携手从上海上岸,经宁波、过绍兴,最后抵达杭州,接手广济医院。那时多艰难: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风俗不谙,语言不通,抵达上海时甚至不见迎接者的影踪。
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所创立,时在1869年,这成为浙医二院院史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设在横大方伯——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称谓,“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成了杭州富有特色的街巷名称。杭州著名的浙大一院和浙医二院为何就在“大方伯”这一带,原来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杭州人习惯叫“大英医院”。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十年之后,梅滕更夫妇到来。梅滕更热情、谦和、幽默、乐观,到杭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逛了一遍杭州城,立马开始学汉语;天性乐观的他对妻子笑言:“让我们来建个‘保持微笑’的开心俱乐部!”
他们很快迎来了在杭州的第一个春天,漫步西湖边,“晚风拂柳笛声残”,花动已是满城春色。
苏慧廉的女儿、作家谢福芸,曾在书中多处提到梅滕更,当时访问杭州的老外,大多首先拜访成为名医的绅士梅滕更。
另一位女士鲍金美,父母是美国人,1910年结婚后刚过蜜月就从美国来到杭州做传教士;1913年,鲍金美在上海出生,随即被母亲带回杭州的家,9岁之前她都在杭州度过。后来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杭州,我的家》,浙江省档案局收藏有中译本,由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于2003年3月在内部翻译印行,书中就写到了她眼中的梅滕更医生。她父亲鲍乃德是基督教杭州青年会的创办人和总干事,与梅滕更很熟悉。在她跟那张“老少鞠躬照”中的小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大方伯旁边的马市街,成了梅滕更的近邻。有一天,调皮的她在街边草坪上摘吃了一大把野果,母亲看见后吓到了,“她当即将手指伸进我的嘴巴,强使我吐出来。但我到底吞下了多少?它有毒吗?如果有毒,毒性有多强?”
怎么办?赶紧去请梅滕更医生!快!于是,一个信使飞奔而去。问题是,梅滕更医生在哪里坐诊呢?如果从广济医院过来,不用太长时间;如果去宝石山上的肺病疗养所看病人,情况就不妙了;或者更糟糕,是在宝云山视察新的麻风病院,那该怎么办?“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终于来了。我母亲满脸忧虑地奔向大门口迎接他。”
鲍金美描写她印象中的梅滕更医生:留着胡子,看上去总像一位穿便装的快乐圣诞老人,而且总带着一种小男孩般的顽皮。梅医生凝视着她母亲递过去的白色小果实。母亲焦急地问:“它是不是有毒?”梅医生却问:“吃了有多久?”一听过去这么长时间,他说:“现在送到医院去清胃,已经太晚了。”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煞白了。
梅医生弯下腰,仔细观察站在她旁边的小病人——这很像他在“老少鞠躬照”中的姿态。问:“肚子痛吗?”答:“不,我想没有。”“好吧。我看我们不必担心,马上——给她服用足够剂量的蓖麻油。”鲍金美最后当然是安然无恙。那时没有救护车,梅滕更医生就像救护车一样过来了。按正常应该是带着“小病友”往医院跑,大概因为平常关系太好了,焦急的母亲立刻想到的是“赶紧请梅医生来”,梅医生就来了。
还有一位女士——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著有中国游记,中译本名为《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其中有两个专章:《杭州》和《杭州的教会医院》。她从上海到杭州,梅滕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二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是的,这就是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滕更夫人管理……”
到了2013年岁末,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柴静,感慨于网络上盛传的“老少鞠躬照”,写下了长篇博文《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其中说到:梅滕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
穿越百年时空,4位女性对梅滕更和他的西医医院,都是赞誉有加。
梅滕更有句名言:“好医生应该具备3个H:Head(大脑里的知识)、Hand(手上的技能)、Heart(心中的良知)。”说到,可贵;他自己做到,更可贵。
医学是科学,知识的储备是基础的基础;加上多年诊疗经验,化经验为知识为理论,这样才能更上层楼。梅滕更在中国45年,主要是办医院办医校做医生,其次才是宣教,同时也讲授、传播医学知识。
作为广济医院的院长,梅滕更不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名医。“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滕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 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滕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医术?出院时,梅滕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作为福音医者的梅滕更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情怀,是自然而真诚地流露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梅滕更参与红十字会救护活动,曾亲率医疗救援队奔赴一线。伊莎贝拉在书中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与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尽管病人处境悲惨,但他们还是会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话逗乐”。一次,她拿着相机,在院子里拍摄都督的几个警卫,整个院子爆发出阵阵欢笑;梅滕更使劲夸赞警卫大腿强健,逗得病人也开怀大笑。
梅医生在医院查房时,总是充满了欢乐,许多正在康复的病人都很期待见到他。由浙江省档案馆收藏、1935年出版、亚力山大·甘米(Alexander Gammie)所著的英文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Duncan Main of Hangchow),生动描述了有一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一幕”:从床的这头走到那头时,梅医生被床撞到了膝盖骨,他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痛”,表情很夸张。病人们立刻上前帮忙,现场一片忙乱。梅医生依旧不停地呻吟,有点小夸张。一位老妇上前揉他撞伤的地方,一两个人开始给他扇风,另一个人抬着他的腿,一个人扶着他的背,一个人给他把脉,还有一个急忙跑出去叫梅医生的妻子,其余的人都聚拢了过来。
梅夫人赶到后,一眼就看穿了梅医生的恶作剧——他在享受这场“欢乐盛宴”。梅夫人肯定了大家为这位“病人”做的事,然后匆匆转身走开,不一会儿她拿来一个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笑言命名为《局势逆转》——医生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了“医生”。梅滕更夫妇送出这样的“开心”无数。
美国医生特鲁多有一句著名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福音医者梅滕更,就是最会安慰病友的人。《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对一个从来不会笑一笑的小病友,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公鸡“咯咯咯”的叫声,逗得小病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未雨绸缪,脚踏实地,定期锻炼,笑口常开”,梅滕更对“广济人”提出的一系列素质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尊重”——对自己、对他人、尤其是中国人,要有足够的尊重。谁能想到,在松木场麻风病院的圣约翰教堂,传教士与接受治疗的病人一起领受圣餐,大家共用一个杯子喝酒,杯子经过患者与传教士的唇边舌尖,一切都已习惯成自然。
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主旋律正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合作。对于治疗的无知与偏见,被一声“病治好了”就扫到九霄云外。梅滕更以他的良知与识见,带来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文明;“广济之舟”,摆脱病痛,并非虚言。
除了医学技能,梅滕更更具有领导医院发展的巨大能力。他接手时的广济医院,那是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
1911年,医院从英国引进了X光机,那是全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X光机。《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张照片,是梅滕更的大儿子在帮助调试X光机。医院还装备了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电话、电疗器,诸多项目,皆属杭州第一。
至梅滕更退休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患者年住院4000例左右,已成全国最大的、技术最强、管理最先进的西医医院之一。
广济医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质,几乎不收诊金,是真正的非营利医院;要持续发展和维持运转,一靠院外经营,二靠各种资助。除了英国圣公会提供部分资金外,梅滕更努力争取各个基金会的帮助,以及官绅的捐赠。
为了扩建医校校舍,作为校长的梅滕更回到他的祖国募捐,声言如募不到10万元决不回来。英国的麦克莱爵士夫妇,为纪念在一战中于1918年在法国阵亡的儿子,当场认捐1万英镑,相当于10万元大洋。他儿子曾在一封信里说,使命似乎在召唤他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很愿意走上这条路。支持梅滕更在杭州办医校,正是对儿子的最好纪念。《梅滕更在杭州》一书,特意收录了他们的儿子埃比尼泽·麦克莱中尉的照片。
广济医校1885年初创时只招收10名医学生,之后发展成医学、药学和产科3个专门学校,培养了众多学生。青年陶行知曾入校就读,因信仰不合而离校。浙医二院院史书收录了新医校落成的碑记,由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4年题写,赞颂梅校长:先生莅浙,四十五年,以医救世,实导其先,博爱为教,宏愿允宣……
在大理石碑揭幕典礼上,梅医生对大家说:“感谢同学们的厚爱,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构筑最有价值人生的,不是名声,不是大理石板,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奉献……”他再次展现了幽默的风格,“我希望大家说的这么多好话没有说错,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可以验证你们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仁者乐山,梅滕更喜欢山。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也正是在山上的行动,后来惹出了“官司”。
在整整100年前的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这是一个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山脊上;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如今留存着一组当年所建的建筑,就在浙江省档案馆的里侧,弄堂向里左拐沿右侧山坡小道上去,红黄等不同颜色的老房子就是,有的依稀是欧式风格,是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秋日的一个黄昏,我来这里探寻遗存,问了附近所遇到的居民多位,茫然无所知。闻生人前来,犬声此起彼伏,这山岗原来是世外桃源。很快我就找到当年的小教堂圣约翰堂,这是现今保存较好、也最漂亮的一幢小房子。暗淡了时光身影,远去了教堂钟声,唯有热烈的烹饪声从里头传出。这些房子收归国有后,如今都变成职工宿舍了。
当年,这里是荒郊野外。这些建筑分别为男麻风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隔离病院、女隔离病院、男清气院、女清气院、教堂等等。在那时,这是国内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
久伫荒郊亦为家。广济的医护人员和麻风病人,就以此为家了。
1932年,郁达夫以麻风病院为背景,写了小说《蜃楼》,其中有云:“有许多结构精奇的洋楼小筑,散点在那里,这就是由一位英国宣教士募款来华,经营建造的广济医院的隔离病院……”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孙女布莱克夫妇来中国杭州寻根,追寻曾外祖父的踪迹。“梅滕更老院长,不仅创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现任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教授感慨地说,“那时,麻风病比现在的艾滋病不知恐怖多少倍。我时常在想,一位英国医师和他年仅19岁的妻子,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
结核、麻风和梅毒,是世界上三大慢性传染病。麻风病由麻风杆菌传播,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神经及内脏等器官,一旦得病,致使神经末梢坏死,导致毁容、残疾,甚至死亡。20世纪初,杭州流行过麻风病;广济医院的病例档案,见证了杭州麻风病的病史。
梅滕更致力于收治麻风病人,并且提高治疗水平。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到广济医院,他与梅院长一起“两手抓”:一手抓援助,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资金,大大改善了病院的环境设施;一手抓人才,先后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来杭工作。梅滕更院长退休后,苏达立曾两度出任院长一职。
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麻风病治疗需要集中隔离,病房建在相对偏远的山上为宜。后来在德清莫干山建立麻风病医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梅滕更这样评价莫干山:“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这样安静、平和,这里有阴凉的小径,竹林也很美。患病的孩子们一到这里,健康状况就开始改善。”
莫干山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以“清凉世界”著称于世,从1896年至1926年,洋人纷纷来此建房消夏。梅滕更1910年到莫干山购地建房,地点选在炮台山的一块台地,建了一座英国古城堡式的别墅,附设网球场、游泳池、阅览室等。冬暖夏凉的古堡,一时间成为了莫干山的标志性建筑。但它不是梅滕更独享的,广济医院的外籍医生和中方高层,都可以到这里来消暑度假。
由于这一带医疗条件匮乏,梅滕更决定在莫干山开设临时医院,利用医生来此休闲的时间,为百姓服务。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自打上了莫干山,梅滕更就经常亲自为山民义诊看病。对莫干山人文历史素有研究的德清图书馆朱炜先生,以生动的笔墨,描述了当年的情形——
上山第二天,梅滕更的信差就敲着铜锣满山跑,告诉周边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了!”这面铜锣,至今珍藏于看门人楚庆仁之子楚召南家中。于是,在莫干山,通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一夜过后,有被人背着的、抬着的,或自己拄着拐杖的病号从各地涌来。他们相信并认可梅医生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梅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而梅夫人也喜欢莫干山,山民们总能听到,这位美丽又善良的梅夫人在炮台山的小洋房里弹风琴。她与看门人的妻子还成了闺蜜……
要去绿岛,还真当是麻烦的。
2017年2月初,我和一批朋友去台湾进行“山海之旅”,从南部的高雄入台,先去垦丁看大海,然后赴台东,准备乘坐小飞机去33公里外的绿岛,要开启“绿岛环岛游”。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冬季的东北季风把所有赴绿岛的交通工具都吹没了,在那个小小的“台东航空站”坐等了好久,终于宣告不飞。2018年3月下旬,在“花动已是满岛春色”之际,我又和一批朋友再赴台湾进行“文化之旅”,终于在3月29日成功登岛。
我去绿岛,主要不是看风景,而是要去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力倡建设的“绿岛人权纪念碑”,还有由监狱遗址改建的“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绿岛,原名火烧岛,柏杨曾在《柏杨回忆录》中说:“火烧岛,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名字,位于台湾东南海域。世界许多国家好像都有一个毛病,恐怖时期的政府,总是在它的领海上找一个孤岛,囚禁重要人犯,法国就有一个魔鬼岛,南非也有一个罗本岛。”绿岛面积只有16平方公里,这里四面皆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犯人关在这里可是插翅难飞。日据时代日本人就把绿岛作为囚禁思想犯的场所;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这里同样成了“用做钳制思想和打击异己”的天然囚笼。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柏杨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他被送上绿岛关押,囚犯编号“297”,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绿岛囚笼生涯……
那首耳熟能详、百听不厌的《绿岛小夜曲》,非常优美、宁静、动人:“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与许多听众一样,柏杨曾误以为《绿岛小夜曲》就是写绿岛的:“一位出身音乐教师的政治犯和一位音乐系女学生的政治犯,隔着铁丝网,一有机会,就站在那里痴痴凝望,后来教师为她写下曲谱,借着歌声,向她唱出凄怆的心情……”其实《绿岛小夜曲》歌词中的“绿岛”指的就是台湾,并非“火烧岛”;词作者是潘英杰、曲作者是周蓝萍,也都不是绿岛上关过的政治犯。那么温柔美好的词曲,不可能是监狱里头的囚犯所能创作的。
“一个人不忘记手指伸进火炉被烧伤的往事,才不至于再把手指伸进火炉。”柏杨曾这样说:“记忆文化”一直被“遗忘文化”冲击。遗忘,遂成了忠厚的代名词。在绿岛建立人权纪念碑,是我们重建记忆文化的起步,它当初有个感性名字:“垂泪碑”。可是乡民不喜欢“垂泪”,我们就改为最直接的“人权碑”……
199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那天,绿岛人权纪念碑以及人权纪念公园正式落成。与向上凸起的碑不一样,这个“人权纪念碑”是一座向地平面下面延伸的“阴文”式的建筑,像地下走廊,越走越深。我看着那墙壁上密密麻麻刻着的受难者的名字,沉重。而镌刻的碑文,只有柏杨所题的一句话,分行排列:
在那个时代
有多少母亲
为她们
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了解柏杨,《柏杨回忆录》是一把钥匙,一条捷径。这是柏杨晚年的口述,由柏杨自己的苦难、民族的苦难、时代的苦难编织而成;全书由周碧瑟博士执笔、整理,在1995年完成。
《柏杨回忆录》在大陆已先后出版了多个单行本,其中有1997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版本,有200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有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另外还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柏杨全集》(2010年7月第1版,2016年2月出版了限量精装版)中,全套共25卷,《柏杨回忆录》列在第24卷中。
《柏杨全集》是柏杨作品之集大成者。有读者评价说:“阅读他的全集,在不同篇章不同文类背后,隐隐约约流淌着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对人类苦难的真心痛惜、对民主的反复陈说与执著追求、对历史教训的永志记取。”
《柏杨全集》分为杂文卷、历史卷、小说卷和其他卷四大部分,共25卷800多万字。
《柏杨回忆录》是最值得首先阅读的。开篇第一章,名称就是活生生的《野生动物》——柏杨一直喜欢称自己为“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第一句就是:“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由于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搞不清自己生在猴年马月,“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〇年,这是我唯一记得的数字”。
但现在通常把1920年3月7日视作柏杨的生日。原因不是考据清楚了,而在于特别纪念。在回忆录里,柏杨这样说:
1968年的3月7日,我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3月7日做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
由此计算,柏杨至今已是诞辰百年。
柏杨祖籍河南辉县,祖上是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来的一支。但柏杨同样不确定自己具体生在哪里,究竟是辉县还是开封。他原名郭定生,后来改成郭立邦,之后又改为郭衣洞。1949年在上海遇见老长官吴文义,并跟随他到了台湾,乘坐登陆艇在台湾高雄左营军港登陆。第二年柏杨就因为“窃听共匪广播”,被判刑六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坐牢,实际被关了7个月——这次“小牢”跟后来的“大牢”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柏杨从小到大,一直不是安分的人,也是这样不安分的人,才有非一般的创造力。
“我自认小时候是一个坏孩子,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家庭教育,没有累积下教养,个性又十分顽劣。”在1949年29岁赴台湾之前,柏杨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有各种不幸遭遇,有各种意外折腾,有各种颠沛流离。
包括他在开封高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恋爱”,竟然是打网球时捡一个飞出去的球而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人都没看见,就给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女生何玉倩写情书——“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书”!天天等啊等,终于等到了回信,那信竟然没有封口,信上几行字告诉他: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个18岁的青年,于是“完全被打败了”,这是如何懊恼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见《柏杨全集》第24卷第61-64页)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一再做假证件,其中冒充从南京流亡到重庆的汪伪政府中央大学肄业学生郭大同,把“郭大同”涂改成“郭衣洞”(“大”字改“衣”字好改,“同”字改“洞”字方便),因此被分发到已迁徙至四川的东北大学就读,让自己成了有书可读的大学生,这成了他的“经典之作”,郭衣洞由此成了他使用多年的“真名”。
年轻的郭衣洞在横渡海峡到了台湾之后,第二年就因“窃听共匪广播”被判刑半年,并因此丢掉了在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第一份工作。牢里出来后,他一路流浪,一路求职,终于在南投通过东北大学校友谋得草屯初中一个教职,成为国文教师。没干多久,经介绍他前往台北,认识了女朋友——齐永培,并到教会学校——函授学校任教。“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
城城,即柏杨长子郭本城,就是后面介绍的重要书籍《背影:我的父亲柏杨》的作者。
柏杨在函授学校又是各种个性张扬,不久又离职,1954年经介绍去“救国团”任职。柏杨后来说,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救国团”是一个特务组织,其实不是,“它只不过是蒋经国培植私人势力的迷你王国”。
“我在救国团有我的天地,除了上班时间以外,都在写我的小说。”郭衣洞脑洞大开,他的写作才华好像突然拧开了盖子,井喷了出来,一系列长篇、中、短篇小说就都在1950年代中后期发表、出版,他的小说有着相当的现实性与批判性,于是“开始有了小小的名声,受到文坛重视”。在这之前的1953年,他平生首篇处女作在《自由谈》上刊出,是一篇散文。
柏杨说:“真正对我写作启蒙、以后对我写作有帮助的,却是一部既平凡而又奇怪的书,那就是《作文描写辞典》。自三〇年代大陆,直到七〇年代台湾,市面上不知道出过多少种版本……”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也读到过我的一位文学启蒙老师留存的唯一藏书,那就是一本民国老版本的《作文描写辞典》,后来经我手被别人借走而不幸丢失了,我写了一篇《恨书》,收在我的散文集《在大地上寻找花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一书中。
在1958年冬天,“救国团”在风景明媚的日月潭举办“中国青年文史年会”,其实就是一个以大专学生为主的冬令营。就在年会上,柏杨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即后来的静宜大学,在台中)的学生倪明华,“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成两段,一切归零”。倪明华是柏杨婚姻生活中唯一对他说过“我爱你”的人,“在日月潭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出这三个字时,心中起了很大的冲击”。
彼时柏杨已经在台南的成功大学谋得教职,他“被俘”了,深陷于这场爱情当中,不仅使他跟妻子仳离,而且和整个社会作对。倪明华的父亲是中兴大学的教授,激烈反对自己的千金恋上这个有家室的中年男人。倪爸爸爱女心切,他甚至发电报给蒋经国,指控其部下利用职权勾引他的女儿,要求严办。他还把女儿软禁在家,不准上学,也不准出门。
然而,柏杨完全听不进去,“我把爱情置于第一位,把事业前途置于第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评和阻碍”(见《柏杨全集》第24卷第152页)。他为此丢掉了教职,又成了“流浪汉”。后来是《自立晚报》总编辑李子弋收留了他,让他到报社工作,“使我在饥饿边缘,有一个饭碗”。
倪明华有一天忽然出现在报社,她冲破了种种篱笆,最终与柏杨结合,时在1959年。而齐永培在与柏杨离异后,独力扶养、教育两个孩子成长,坚持不再婚,直至病殁,她是一个伟大慈爱的母亲。而柏杨与倪明华结婚后,有了爱情结晶,就是柏杨深爱的小女儿佳佳出生。佳佳后来成了柏杨熬过漫长牢狱生涯的主要精神支柱。
为了柏杨,倪明华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她中断了在静宜的学业;而柏杨则千方百计把明华送到中国文化大学读夜校。
从1958年认识倪明华,到1968年被打入“大牢”之前,柏杨度过了“十年杂文”的时代。“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他开始用“柏杨”的笔名在《自立晚报》开设“倚梦闲话”专栏,稍后又在《公论报》开辟“西窗随笔”专栏,以杂文为匕首投枪,严厉批判不良的现实。
“柏杨”这个笔名,来自于他的横贯公路之旅。台湾基础建设史上著名的横贯公路,于1960年5月通车。通车前夕他们应邀去考察,来到一个隧道附近的原住民村落喝茶休息,这个村落的马来语发音叫“古柏杨”,彼时的郭衣洞非常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就想用“古柏杨”作笔名,但看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的作者,就索性改用“柏杨”。
在回忆录里柏杨说:“十年杂文,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么长期的安定日子,因为倪明华和我逐渐建立起一个平静的家。”这真是家和万事兴。
但柏杨的“十年杂文”,其实非常容易得罪当局。比如在“西窗随笔”结集的《高山滚鼓集》一书中,柏杨谈“病”:就是铁打的人也挡不住病的侵袭,不论我们的意志多么坚定,不论在社会中我们处于怎样强大的位置,只要病毒来袭,只要天色大变,我们就会生病……实际上,柏杨是想告诉你:人会病,国民、社会也会“病”。
柏杨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强个性。其间,在1961年,柏杨曾以“邓克保”为笔名,在《自立晚报》连载发表《异域》。《异域》原名《血战异域十一年》,记载1949年底从云南往缅甸撤退的“孤军之战”,是一部战争题材的纪实小说(台湾称为“报导文学”)。后在台湾出版了多个版本,创下销售百万册的惊人销量,后来还拍成了电影。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票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异域》排名第35,堪称台湾文学的经典之作。《异域》和《柏杨回忆录》一样,如今都能方便地在网上看到。
然而,“十年杂文,表面上看起来沉静得像一个没有涟漪的湖面,其实湖面下,恶浪滚滚,漩涡翻腾”;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背后,一场“蝴蝶振翅”引发的风暴,正在悄悄地酝酿……
妻子倪明华进入中国文化大学后,读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是当时《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先生,给了她一个位置,主编《中华日报》的妇女版,这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差事。那时倪明华白天在中国广播公司上班,晚上到中国文化大学上课,剩下的时间编辑《中华日报》妇女版,身兼三职,“她成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少妇,我暗中庆幸生活日趋改善”。柏杨在《自立晚报》上班,时间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其他时间就窝在家里读书作文,家庭形态是“男主内女主外”。
《中华日报》在1967年夏天向美国金氏社订购了《大力水手》连环漫画,翻译后连载刊发。倪明华把翻译的任务交给柏杨,那漫画上的对话十分简短,翻译并不难,而这个差事让柏杨又多了一份稿费。《大力水手》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漫画,后来还改编成动画,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无非是吃下菠菜就力大无穷,好玩。
可是,哪里想到,会出来一个“大力水手事件”!1968年1月2日,《中华日报》刊出的那组漫画,画的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在开场称呼时,波派说:“Fellows……”柏杨如果译成“伙伴们”或“朋友们”,那一点事情都没有;可是柏杨却顺手将其翻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一说翻译成“全国同胞们”),这就是模仿了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口气——因为老蒋总是喜欢用这个称谓开头,变成了“影射”。其实柏杨心中并没有丝毫恶意,“只是信手拈来而已”,译完就上床就寝,“没有一点恶兆”。可是,在暗中,虎视眈眈的特务们像发现新星球一样,发出了“磔磔笑声”!在老蒋戒严的威权时代,多少双监控的眼睛盯着作家文化人,就巴望着你出一点“纰漏”!
大祸立马临头:先是倪明华被喊去,告知调查局认定《大力水手》漫画“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尤其译文出自柏杨之手,刊发是经过精密计划的,用心毒辣!山崩地裂!柏杨说,“我被这项可怕的罪名吓住,一时间,头昏目眩。”随后倪明华突然被调查局人员带走调查,午夜之后才放回来,她第一句话就说:“事情很严重,明天会约谈你!”
之后就是想得到的情节了:柏杨被带走调查,在调查局招待所的侦讯室里,为了逼他承认被俘投共,各种严刑逼供,各种羞辱摧残,折磨得你生不如死……罪名当然不仅仅是来自那句“全国军民同胞们”的翻译,而是无限上纲的“共党间谍”之罪。在《柏杨回忆录》中,有着各种让人惊恐的描述:
米达尺嗖的一声抽打到我右脸颊上,一道火辣的灼痛使我觉得他用的是烧红的铁条。我叫了一声,左颊上又被反抽一下,我大叫道:“你打人……”于是右颊又受更重的一击,那是他的拳头,我的眼镜像投掷出去的飞镖一样,跌到行军床上。我失去重心,连同椅子跌倒在地。他突然一脚踢出,那皮鞋尖端正踢中我的左膝;我正要爬起来,更猛烈的一脚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听到骨折的声音,两膝剧烈的痛使我哀号,我在地上滚动,又是凶猛的一脚,踢中我的心口,我号叫着爬到墙角,像一条就要死在乱棒之下的丧家之狗。我尽量弯曲膝盖,抱到胸前,但又一脚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头,忍不住大声哀号。(见《柏杨全集》第24卷第176页)
在“局里”,说你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也可以给你编出莫须有的大罪;要你承认你就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没有第二条路。回忆时,柏杨还提到:“一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曾当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的张化民,写了一篇短文,讨论蒋中正的功过时,文章中有8个字:‘自以为是民族救星’,结果1个字判1年,8个字判8年。”威权的“大力水手”吃了专制的“菠菜”,真是力大无比。
“1968年7月7日,正是芦沟桥抗战八年的纪念日,我被戴上手铐,押上一部铁栏杆警车,步履艰难地走出押房大门……”以柏杨的罪名,可是要被处以“唯一死刑”的,其间柏杨曾绝食21 天以示抗议;还好当时有国际势力的竭力呼吁营救,柏杨得以免于一死,最后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见《柏杨全集》第24卷第185页)。无论是以“全国同胞们”5个字计,还是以“全国军民同胞们”7个字计,平均每个字都不止1年。
“法场鲜血囚房泪,痴心仍图唤苍生。”柏杨说:只希望,下一代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动荡,“文字狱”再也不要有了。
随即,柏杨和倪明华协议离婚,结束了10年婚姻。
1972年4月,柏杨从“景美看守所”被转囚于插翅难飞的绿岛“感训监狱”,所谓“绿洲山庄”。
柏杨狱中9年多时间里,孙观汉和海外许多人一起联手,不断呼吁奔走,给美国参议员、国际人权组织写信,甚至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行动;直到重视人权的美国卡特总统上台,他就直接给卡特写信,要求帮忙营救。正是有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才最终把柏杨从绿岛释放回台湾本岛。“也可以这么说,没有孙观汉先生,就没有柏杨,更不会有《柏杨版资治通鉴》,以及亚洲第一座、建设在绿岛的‘人权纪念碑’。”
……
柏杨曾说:“人不能活在仇恨中,爱才是超越世代的。”是的,爱之深,责之切——柏杨是有爱的批判者。他是作家、杂文家,而本质上是思想家,柏杨是超越时空和时代的。
时间的玫瑰最终会赠予真理。
2019年1月15日凌晨2时15分,中国上海,作家白桦先生的生命被死神捕获。从1930年出生至今,89年人世起伏、人生跌宕,白桦俯首向大地、挺立向天空。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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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封面设计得太好。
一个俯瞰大地的站立者的剪影,那就是白桦,来自他的一张照片。太阳底下是土地,照片上的白桦在俯瞰土地上的花朵。
这是《白桦文集》,套装共4册,分别是:卷一·长篇小说,卷二·中短篇小说;卷三·诗歌散文随笔;卷四·文学剧本。是白桦文学作品的精华所在,由白桦先生生前亲自审定,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11月初版,2017年7月第2版。其前身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在1999年9月推出的初始版本,主体内容基本相同,上海文艺版增加了新作,比如白桦先生完成于2007年的诗歌巅峰之作《从秋瑾到林昭》。
看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作品。早应该出版《白桦全集》,但现在还没有;全集的体量会是《白桦文集》的许多倍,《白桦文集》总字数160多万字。
《白桦文集》长篇小说卷,收有《妈妈呀,妈妈!》和《远方有个女儿国》两部长篇小说。
中短篇小说卷,收有《沙漠里的狼》《指尖情话》《蓝铃姑娘》《一朵洁白的罂粟花》等,一共18部。
诗歌散文随笔卷是最厚的一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短诗,收有《叹息也有回声》《鲁迅五十周年祭》《雪花的重量》等;长诗部分共有6部,分别是《孔雀》《雪原落日》《颂歌,唱给一只小鸟》《追赶太阳的人》《长离别》和《从秋瑾到林昭》;“散文·随笔”部分,收有《混合着痛楚的愉悦》《儿子》《一封寄往越南的信》《梦里不知身是客》《梅香正浓》《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贺龙的百年征途》《体验鲁迅》《文学的河流》《云南对于我是个什么地方》《人人脚下都有一片月光》《悄声向巴金先生送别》《怀念冯牧》《记忆中的星光》《守望底线》等等精彩篇章。这一卷是笔者的最爱,2019年2月4日除夕这天,我从杭州返回浙江青田老家,随身带着,在高铁上、在人家看“春晚”的时间,我一直读这本厚重的书,甘之如饴。妻子拎了拎说,起码两斤重。
文学剧本卷分二个部分。一是话剧剧本,收有《杜十娘》《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共4部;二是影视文学剧本,收有《苦恋》《呼兰河传》《诗人李白》《今夜星光灿烂》,也是4部。
另外一些没有收入的作品,在每一卷最后附上了篇目或书名。
《田野白桦静悄悄》——这是白桦非常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歌曲。
代自序《越冬的白桦》这首诗,共有5段,每段4行,开头两段是:
昨天我还在秋风中抛散着黄金的叶片,
今天就被寒潮封闭在结冰的土地上了。
漫天的雪花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大地,
沉重的天空板着难以揣摩的老脸。
我所有的枝杈都在断裂、坠落,
我只能倾听着自己被肢解的声音。
一个无比庞大、无声而又无情的军团,
把我紧紧地围困着,风声如同悲哀的楚歌。
非常真实地描写了越冬的白桦——作为树的白桦和作为人的白桦。
白桦树生长于寒带,是高大的落叶乔木,树皮洁白光滑,喜欢阳光,生命力强,大火烧毁森林后,白桦往往首先生长出来。白桦树是俄罗斯的国树,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
诗人白桦同样是个子高高,风度翩翩,优雅潇洒。1930年,白桦出生于河南信阳五里店中山铺,原名叫陈佑华。他的哥哥叫陈佐华,是孪生兄弟;陈佐华就是叶楠,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代表作是著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巴山夜雨》和《甲午风云》。童年当然没有玫瑰花,那是民族存亡之秋,白桦出生第二年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6年白桦启蒙入小学,之后在私塾念四书五经。八年抗战期间,河南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1940年冬天,在阳山脚下,白桦的父亲被日本宪兵逮捕,他宁死不屈,惨遭日本鬼子活埋;他的骸骨,迄今都不知道被埋在哪一棵树下。白桦的母亲带着一群孤雏在铁蹄下挣扎,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在抗战艰难时期的1942年春,这对孪生兄弟一同考入潢川中学初中部,投靠在姐姐家。白桦由此开始接触文学创作;痛中思痛,文学就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最终成了他的生命。
白桦说:“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之后,15岁的白桦开始写作;处女作是一首诗,发表在《豫南日报》上,名叫《织工》。其时《豫南日报》的报头由大书法家于右任题字,办有《晨光》副刊。白桦姐姐家里有一个织布作坊,白桦兄弟俩白天上学,晚上就在作坊里帮忙织毛巾。“在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那时中国人活得特别痛苦。我和他们在一起,看在眼里,就写了第一首诗,写的是痛苦,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
后来的白桦,开始了长长的军旅生涯。1947年,17岁的他加入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宣传干事、教育干事、师俱乐部主任等职务。1950年跟随部队到云南,开始写诗写小说。1952年被选调到贺龙身边工作,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53年,中国文艺工作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白桦作为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和电影界的代表王蓓在会场不期而遇,两人由相识而相爱,1956年在上海结婚。白桦在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是这一年,在“反胡风”运动中白桦被“隔离审查”8个月,在残酷批斗中写下了遗书。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白桦被“查”,1958年春天被正式划定为“右派”,从而被军事法庭判处开除军籍。之后被发配到生产电影放映和制片设备的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钳工。在长达20年时间里,基本辍笔。
1959年12月19日,儿子翔鹰出生。1961年白桦调至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而白桦的老家信阳地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著名的“信阳事件”,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1963年白桦被下放到浙江绍兴东湖公社种水稻,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1979年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1985年转业,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任副主席。白桦的创作进入“壮年期”,大量的作品发表、出版、获奖。1993年,长篇小说《哀莫大于心未死》在台湾获1993年度金鼎奖;2006年,获云南省“繁荣文学艺术特别贡献奖”;2017年,获第3届中国电影编剧终身成就奖。
哥哥叶楠先于弟弟白桦告别人世,时间是2003年4月5日清明节,原因是罹患癌症。2010年,白桦也查出了前列腺癌,但他很坦然,采用保守疗法——他曾屡屡提到“向死而生”。因为健康的原因,已经完成了十几万字的回忆录写作,被迫中断,成为巨大的憾事。
先生本质是诗人。
原来TOP(顶级)是藏在STOP(停止)之中的。停止对作家的批判,尤其是停止运动式的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和压制,作家有了自由心境,才有可能创造出顶级的作品。
长诗《从秋瑾到林昭》,就是白桦诗歌的顶级之作、巅峰之作。
这首诗思考和写作的时间,前后长达十年,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才完成,是诗人用十年时光打磨而成的“血泪之作”。那真是创作的黄金十年啊!诗尾所注的是:“初稿于1997年7月15日——秋瑾姑娘在绍兴轩亭口就义九十周年纪念日;完稿于2007年7月15日——秋瑾姑娘在绍兴轩亭口就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全诗见《白桦文集》诗歌散文随笔卷第2版第350-364页)。
人生有诗,灵魂才有远方。《从秋瑾到林昭》是灵魂之作,是百分之百真诚的艺术杰作;每段四行,全诗长达近三百行,首发于《诗歌月刊》2008年第3期,白桦先生由此获得了“2008年《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颁奖会在云南玉溪举办,白发皓然的白桦先生在致答谢词时流下了滚烫的热泪,他感谢“一直爱护着我的朋友们,以及无数和我们并肩、携手、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走过漫漫长路的读者们”;他说:“我十分清楚,我所以能得到这个奖项,是因为我,一个八十岁的诗人还有记忆,还有清晰的记忆。还记得一百年间在我们可爱的中国诞生过两位伟大的女性,一位是秋瑾,一位是林昭。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的美丽面庞!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上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来路和归途!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他们前进的潇洒身影……”(见《诗歌月刊》2009年第6期)
《从秋瑾到林昭》这首“赋有史诗器质”的长诗,是诗歌的历史性书写,从而让文学牢牢记住来路和归途,让读者感受到思想的无限力量。
之后,2009年11月19日的《文学报》用两个整版转载了《从秋瑾到林昭》,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作者自述”中,白桦先生说:“也许从本质上来说,我并非一个坚强的人,虽然我经历过极其残酷的战争和个人命运的种种难以逾越的苦难。但我以为,我所拥有的仅仅是比别人多一点的敏感与脆弱。现世的许多情物、人事、甚至晨昏的交替,都会让我陷入深深的伤感。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一天都有那么多豪迈,都有那么多惨烈,那么多生离死别,那么多荒诞,那么多的追求,那么多的无奈。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无论哪种情状,即使是隔着时间的层层雾霭,我都会觉得美不胜收,那是一种苍凉的美。我多么希望把我看到和感受到的美尽可能都写出来!……”
忧伤蚀我心怀,苍凉美我大地!
2010年9月,白桦的诗集《长歌和短歌》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从秋瑾到林昭》,成为诗集的压轴之作。在收到白桦寄赠的《长歌和短歌》后,著名诗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屠岸先生一见目录,立刻就翻到109页读《从秋瑾到林昭》,读得心潮澎湃、血液汹涌、不能自已,随即他致信白桦:“《从秋瑾到林昭》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它抵达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
白桦先生逝世后,在诗人王妍丁的诗友群微信公众号上,听到了知岸先生的朗诵,长达26分钟,这是对白桦杰作的杰出朗诵,我一遍一遍聆听朗诵,在震撼中深深感动。
从绍兴鉴湖走出的秋瑾,和站在未名湖畔的林昭,是白桦最为崇敬的两位中国女性。在先进、先驱、先烈三个层面上,她们站在了最顶端,成为了人类进步史上在特定时代无与伦比的女性先烈。白桦的作品,对美丽女性本身就有着独特的感情。《从秋瑾到林昭》为什么前后构思写作、修改、锤炼长达十年?白桦说是因为怕写不好,会亵渎了她们,因为“她们在我心里具有顶端的神圣地位”。
历史的激情把白桦推进深沉的诗境。这里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雄浑,这里有“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的纤秾,这里有“夜渚月明,大河前横”的沉著,这里有“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劲健,这里有“神存富贵,始轻黄金”的绮丽,这里有“欲返不尽,相期与来”的精神,这里有“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悲慨……
诗歌开头是两句引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把今天的苦难告诉未来的人们!”——炼狱中的林昭;“天上的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是以“死”起笔:
除非是让我死,
不,即使是死,我也不会忘记你,
我的灵魂会把记忆交给悬崖峭壁,
以化石的方式留传后世。
已经成为先烈的秋瑾和林昭,始终站在历史的深处和高处,注视着白桦,目光直达灵魂……
歌喉终归是掐不断的,叹息必定有风暴般的回声!即使把天下所有雄鸡的歌喉都割断,天还是要亮的。
白桦说:“大多数诗人的优美浪漫气质只存在于他们的青年时代,只有少数是终生,或者是永生的诗人。”是的,白桦就是这样的诗人,挺立的白桦、挺立的诗!
“勾践,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读大学,第一次读到《吴王金戈越王剑》剧本,这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反复出现在剧本中,也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在我的耳边。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我惊讶于中国的剧作家能够写出这么好的剧本,写得那么深邃深刻、那么诗意盎然;语言是如此之美好,完全可以跟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相媲美。当时我们班的班长读了这个剧本,惊叹之余连说两声“影射,影射”,这个情景也久久萦回在我的脑际,迄今不忘。
七场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是白桦先生话剧的巅峰之作,创作时恰好是电影《苦恋》起风波的前后。《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大背景就是吴越争霸、勾践的“卧薪尝胆”,“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复仇得胜后,一返暴君本色,忘记了亡国的耻辱,沉溺于霸王的威仪,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走上了吴王夫差的老路,最终还赐死老臣文种——全剧的最后一句台词就是“文种大夫自刎了”,这正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听不进去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意见,一旦成了“霸王”,还有多少正确的意见能听得进去呢?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吴王夫差就是那个德性,伍子胥进谏说“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吴王当然是“弗听”,赦越罢兵而归;最后夫差听信谗言,赐死伍子胥,赠剑令他自尽。
助越灭吴的范蠡是最清醒的人,《吴王金戈越王剑》中反复出现的台词就是范蠡沉痛的呼喊:“勾践,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苏轼说:“范蠡知勾践可与共患难,则为之灭吴以致其功。知其不可与同安乐,则弃之浮江湖,如去仇雠,是以君臣免于恶名,可不谓之美哉!”范蠡的离去,是智识者的困境,是民心向背的表征,是霸王执政下的必然。
李白的怀古之作《越中览古》这样写:“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白桦说:“越国上下复国的目的却是绝对不同的:勾践的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复国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王誓师出征时,民众把全国仅有的一坛酒献给勾践,勾践将酒倒在河中,下令三军摘下头盔,迎流而饮,这是如何的“民心齐、泰山移”?然而雪耻之后,勾践很快就暴露出可怕的暴君本性。“生灵的贪婪,使世间每一方水土都可能豢养出一个暴君。”这正是白桦笔下深刻的主旨。
以笔为史,以史为鉴。白桦用诗意的激情之笔,写下了这部话剧,以全新的视角与语言诠释吴越春秋的故事,写出了诗意背后历史的残酷、残酷的历史。在高潮到来的最后一幕,勾践说:“亡国的耻辱已经被我用宝剑洗雪得干干净净了。”而事实是民心很快被“洗”得干干净净了,留下的是民怨沸腾。文种被赐剑自刎前有两段台词,高度概括了民心的向背:
大王,自古以来,民为重,君为轻。越国所以能复仇雪耻,所以能够中兴,你我所以还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您得到了民心,民心才是王位的基础,民心才是士气的保证!失去民心就会失去一切!
我不能不斗胆地说,您已经丧失了自知之明,十年前的吴王夫差和您一样,布衣素食,图强发奋,同甘共苦,取信于民,会稽一战而夺取了越国,仅仅十年,十年呀!大王!由于吴王的堕落,失去了民心!最后落得个国破家亡、死于非命!他也有您这样的豪华宫殿,也有您今天拥有的精锐大军,百姓默默无言,君主一呼百应,就像一座不可仰视的高山,转瞬之间化为灰烬!他的失败并不完全是由于我们的进攻,失败于民是夫差败亡的内因!……(见《白桦文集》(文学剧本卷)第164页)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春秋末期的遥远故事,有着宽阔巨大的阐释空间,对今天而言意义非凡。
《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历史话剧,更准确地讲是一部诗剧,全剧洋溢着盎然不绝的诗意,意境美,语言美。吴越河界,姑苏台上;苎萝西村,浣纱溪畔……你听“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的西施出场时,和范蠡对话的一段台词:
我厌烦车水马龙的喧嚣,我怕听含冤受屈的哭声,高高在上,我会眼花头昏。我没有任何奢望,只爱水秀山青,茅屋竹林,绿草铺满小径;案头常有花香,窗外常有鸟鸣;蔬菜淡饭,清泉当酒随意饮;看不见官吏,听不见杀声;前山是友好,后山是睦邻;嫁一个会种田的男子汉,最好会弹唱,又会做诗文;他在田头插秧,我在茅屋里织罗裙;我在窗口可以看见他,他也能听见我的歌声……(见《白桦文集》(文学剧本卷)第118页)
不是诗人白桦,谁能写得出这样声韵美妙、意境美好的台词?
1983年3月15日,《吴王金戈越王剑》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蓝天野执导,现在能看到当年的录像视频,舞台上的一切都那么简单甚至简陋,但内容的魅力不减;那时连续演出了73场,之后才被“下架”。其间习仲勋曾前来观看《吴王金戈越王剑》,还接见了白桦,认为“这个戏很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很有现实意义”。
31年后的2014年,《吴王金戈越王剑》复排,依然由蓝天野执导,濮存昕领衔,重现经典。媒体报道说:“4月23日,白桦不顾医生的劝阻,抱病从上海赶来参加复排首演。演出前,84岁的白桦和86岁的蓝天野紧紧拥抱。”蓝天野随后还在《北京晚报》撰文,详细回顾了《吴王金戈越王剑》搬上舞台的来龙去脉、习仲勋等领导的评价,不承想,包括邓力群当年看了之后都予以好评。
复排重演《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对经典的最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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