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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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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场精神的旅行
刊首语
读一本书，就如同经历了一次奇妙的旅行，重要的不是记住旅行当中发生的每一件细枝末节的事，而是经历本身给予人的开阔的视界。更何况，阅读的旅行还没有空间的阻隔，也没有时间的区分。
静静读书的人，虽然身未动，但思绪却不定如何澎湃于哪个时空的天地之中呢？或许也可以说，对很多被现实生活裹挟的人来讲，阅读就是一间暗房的窗，是能带给你光和空气的地方。而阅读，就如同阳光和空气，越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读书是这个时代人所能拥有的最廉价的奢侈品。
2022年，愿你重拾静静读书的时光，在思想的国度里旅行快乐！
节选自2022.3.24《东方生活美学》
人生三把钥匙
如梦令·春景
天问
在每一片树叶上推敲秋光
简读《复活》
简读《日知录》
梁晓声:用文字笑看人世间（一）
梁晓声:用文字笑看人世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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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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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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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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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文化
P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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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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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航海技术
改变世界的荷兰
林则徐和《四洲志》
现代海战的发端
海外农作物（一）
社会发展与长城沿线的生活空间
丝绸之路（二）
鱼：过年有鱼，年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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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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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快乐，归根结底，是想要的太多，不喜欢的事情太多。用乐观的心态对世界，再平淡无奇的日子也会开出花朵。
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改变，放下。如果学会这三点，我们将会快乐很多。
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40岁那年终于完成了第一本书，他迫不及待地将书稿交给了自己的好友穆勒看。穆勒不敢辜负朋友的重托，他将自己关在书房，花了整整四天，将全书仔细而完整地阅读了一遍。当他读完最后一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书稿放在椅子上，走出書房，来到花坛，思考该如何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得这本伟大的著作尽快引起外界的关注。
当穆勒离开书房后，一阵风吹来，将椅子上的书稿吹落了一地。前来送甜点的女佣看到后，以为是被主人丢弃的废纸，便将它们捡拾干净，并顺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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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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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改变，放下
将它们投了火炉。当穆勒来到卡莱尔家中，将这个难以启齿的坏消息告诉卡莱尔后，卡莱尔一下子惊住了。许久，两个人都沉默不语。最终，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卡莱尔对愧疚难当的好友说道：“好了，我的朋友，你不必那么痛苦。我决定从现在起，重写这本书。”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请安静且愉快地接受人生，勇敢地、大胆地，而且永远地微笑着。”其实，世上总有太多不够圆满的事。既然已经发生，且难以改变，就学会平和地去面对和接受。如果去强求，最终为难的是自己。如果去纠结，最终伤害的也是自己。
三毛曾写过一句话：“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习惯性地抱怨而不谋求改变，便是不聪明的人了。”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这些抱怨：工作难做，生活难过，钱也难挣……其实，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与其去发无意义的牢骚，做无意义的消耗，不如学会去做积极的应对和改变。“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本事都是熬出来的。”遇到问题只是一味地抱怨不改变，就不会有任何好转。只有多吃苦，多受累，多种本事傍身，才能有更多的选择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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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从来没有所谓的穷途末路，不过是你没有竭尽全力，才以为前方无路。当拼尽全力去努力时，终会找到出路。
一位小伙子到山上去请教禅师，说：“我放不下一些人，也放不下一些事。”禅师说：“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小伙子说：“可我偏偏放不下。”于是，禅师递给他一个茶杯，然后往里面倒热水，水满溢出，小伙子被烫到，马上松开。禅师说：“世上没什么放不下，痛了，自然就放下了。”
在生活中，我们越去执着，越容易越陷越深；越去较劲，越容易让自己走向泥潭。适当放开手，一切才会变得举重若轻。
或许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让自己无法释怀、无法放下乃至无法罢休的事。但越计较，越心如刀绞；越铭记，越痛不欲生。当我们放下对他人的怨念，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当我们学会放下对他人的怨恨，才能减轻和消除对自己的折磨。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伤。有一句话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
心生。”当接受必须接受的，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当改变可以改变的，就没有过不了的关；当放下应该放下的，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往后余生，愿你相信：一切都能放下和释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转载自：李思圆《意林》2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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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黄莺用嘴衔过的花更加红润，燕子用尾点扫的水波泛起绿色的涟漪。
天寒手冷，玉笙冰凉，但吹笙的人却亢奋地吹起《小梅花》曲子，声音宏亮悠扬， 响彻天空，听者都感到激越、雄浑，春意盎然。
这样吹吠下去，这样吹吠下去，一定会让人和绿杨都会变得潇洒清秀。
如梦令·春景
宋.秦观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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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
余光中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了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了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了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呵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在每一片树叶上推敲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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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说：“尘缘未断，春花秋叶。”
我把这句话理解为，但凡热爱这个世界的人，又怎能不喜欢春天的花朵和秋日的树叶呢？
秋天的树叶，可能是落叶满地黄，也可能是赤红色在风中摇曳成一面面旗帜，或者干脆花白，叶肉都褪掉，只留下叶片的脉络，让秋风从自己的身体穿过，这样的树叶，可以摘下来一片，夹在书页之中，做书签，这一切，都是秋天带给我们的礼物。
有个词叫“秋高气爽”。秋天的空气是清澈的，不像春日那样明媚，也不像夏日那样热烈到浑浊，更不会像冬日那样沉重，我一直觉得，秋天空气的高爽，是和秋叶有关的，秋天的叶子或许是带有磁性的，它能吸附一些空气中的浑浊，甚至把秋天的光线也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这样，天地之间澄澈如水，叶片之上又多了几许金属质感，实为互相成全。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对秋叶的偏爱让我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朝它身上关联。
不过，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最好的秋光在哪里呢？要么在秋水，要么在秋叶，秋水似乎又有一些单调，秋叶就丰富多了，千叶千面，秋叶是秋光的演出场，同样的秋光，在不同的叶子上，分饰不同的角色，怎么看都不觉得烦。
秋阳好似一粒金黄色的能量核弹，它射出的万丈光芒，走到了人间，逐渐变得温和。尤其是到了秋叶之上，温和中又加了几许温暖。这个时节，如果你想去看蚂蚁之类的虫子，在土地上找不到，就去秋叶之上，你一准能找到有蚂蚁、斑衣蜡蝉、蜘蛛在疾走，或是地主一样躺在秋叶上发发呆，晒晒暖。毕竟，这个时节，阳光已经开始讨喜了，植物、动物和人都想在秋光中，享受秋天的阳光浴。
李峤说：“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首诗的本义说的是风，能把三秋的叶子吹落，也能把二月的花吹开。当然，这只是字面意思，我喜欢用互文的方式来理解，能够悟透三秋的叶子荣枯，自然也就懂得二月花的美妙。当我们读懂了秋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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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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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资格说自己懂得欣赏二月里的春花。荣枯之悟，与一个人、一片树叶的成长是一脉相承的，人也多半是随着年龄增长才逐渐懂得一些道理，树叶也是，很多事物都是。
在每一片树叶上推敲秋光，是把秋叶当成了这个世界的道场。中国人对于“叶”特别看重，称时间为“某某世纪中叶”，称谁家生了娃娃为“开枝散叶”，说谁家孩子出身富贵为“金枝玉叶”，说一个人做事干净利落为“秋风扫落叶”，说配角的重要性也会说：“牡丹花好，还要绿叶扶持”……一片小小的叶子，在中国文化的汪洋中随着洪流波浪浮沉，掀起几多风雅。
此刻，独坐在皖北的古院落群之中，手握一杯老茶，看一树银杏叶金黄，随着秋风翩然如蝶地落下，旋即想起庄子的《秋水篇》，一叶落，而天下秋，一片叶子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重量，是功夫在詩外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咂。春葩秋叶，太多的内涵在其中。
转载自：李丹崖《意林》2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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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玛丝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 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揭露了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 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
名著概要
聂赫留朵夫公爵是莫斯科地方法院的陪审员。一次他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十年前的往事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朵夫眼前: 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
简读《复活》
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暇。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眼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现在，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朵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 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暖味关系; 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 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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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导
《复活》的情节是单线发展的，但却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本文以女主人公蒙冤下狱并被流放、男主人公为她奔走上诉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亚这条线索，用大篇幅的文字描写了俄国专制制度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并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揭露了神父麻痹人们的骗局，比过去的其他作品更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
转载自：崔建林《世界名著简读》
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等已被收人人教版小学语文书。
作者介绍
托尔斯泰(1828 - 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
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他的著作包括三部自传体小说: 《童年》、《少年》、《青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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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概要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日:“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 (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 )，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 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阅读指导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 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音，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 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政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简读《日知录》
作者简介
顾炎武(1613- 1682)汉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
。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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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 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 他提出的“ 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转载自：崔建林《中华名著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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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用文字笑看人世间（一）
整个春节期间的晚上，作家梁晓声都在北京家里的电视机前，看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人世间》，剧中周氏兄妹、周父的故事，都有梁晓声兄妹、自己和父亲的影子，时时叩动着梁晓声的心弦，让他止不住热泪盈眶。
梁晓声期待《人世间》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一是关于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用铅笔、用命写
“我父亲是支援大三线的建筑工人，我从小生活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梁晓声说，小说中的周氏兄妹、周父，都有梁晓声兄妹、自己和父亲的影子。
长篇小说《人世间》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展示出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贯穿其中的，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
在和好朋友交流时，梁晓声提到了自己想写一部超大超长的长篇小说。结果没想到朋友提醒他: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你写那么长的小说,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都没有了耐心，谁买谁出谁看?
梁晓声想了一会回答:“我年纪这样大，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底喜欢看什么? 能多印多少册，多得多少稿费，那也太悲催了。我不愿这样去迎合市场，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梁晓声心里只剩下一个愿望:“我写了这么长时间，快写了一辈子了。好好写一部作品，向文学致敬。文学影响过我，相信它也会影响别人。”
这本小说，在57岁的梁晓声心里酝酿构思了3年，才逐渐成熟落地。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了个人的马拉松写作长跑。每天早上，拿工具刀削好一筒铅笔，在工作室的长方桌.上，摊开一沓沓400字的稿纸,每天低头伏案10小时，连续五年，在简单的工作室里，闭门写出了长达115万字的《人世间》。
“那三年确实很苦，用笔用稿纸写，400格的稿纸写在框内，每个标点都标得很清楚。写着写着，我的颈椎病越来越重，眼睛花了，手也不那么听使唤，字已经写不到格子里边去，最后，我干脆直接用铅笔在A4纸上写。写的过程中由于营养不良，或者由于焦虑，指甲当时都会扭曲，都会半脱落的那种状态。头上也有‘鬼剃头'。”
《人世间》前后写了三稿,第一稿写了3600多页。梁晓声前后修改，共写了3稿,将近1万页。下部还没写完时，梁晓声的身体撑不住了，去北医三院化验科做检查，不久医院电话通知，情况很不好，建议重新做胃镜检查，发现胃癌，三个月以后手术。后来梁晓声转到肿瘤医院，医生和他商量动手术，建议做全部切除，防止扩散；之前，梁晓声的父亲就是晚期胃癌。梁晓声考虑,小说还没写完，胃如果切除，意味一切都要停下。离开肿瘤医院的路上，他吸了两支烟。后来，梁晓声选择了不做手术，保守治疗。接下来的这些年，他不但完成了《人世间》，又写了好几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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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好几个电影剧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李师东，是梁晓声的师弟，两人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当他看到梁晓声给这部长篇写的一段100字创作“题记”时，“有三个字往我心里扎了一下。我脱口而出:人世间!”由此，《人世间》成了小说的书名。
小弟弟是周秉昆原型
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由腾讯影业等发起，李路导演，王海鸽和儿子王大鸥任编剧，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领衔主演。主人公周秉昆，正是梁晓声以小弟弟和朋友们为原型写的。
“周秉昆是酱油厂的工人，我小弟弟就是酱油厂的工人，他退休也是拿着酱油厂的退休工资，他在工作中也犯过错误，由于失误跑了两吨酱油，后来他入了党，还做了纪委书记。工友这个群体的故事，在许多作品中被边缘化了，几乎很少有关于他们的故事。”“我父亲是支援大三线的建筑工人，周父插队贵州，很多细节都是从生活里来的;我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也是我们家那个区域为原型写的。”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9月22日出生在哈尔滨道里安平街13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这个生活贫困的大家庭，当时住的就是平房区的大杂院。电视剧《人世间》里的外景，就是根据梁晓声的小说描写的地
理场景，在吉林长春市郊重新设计构建的。
“我在长篇小说《人世间》中，写到了我笔下虚构的人物，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邻里矛盾，但是主体可能是，越是底层人家多的院落，越会体现出一种抱团取暖的状态。“周家三个孩子身上的特质，我身上都有一些。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则像《人世间》书里的大哥周秉义。比如周秉昆和他哥们儿之间的友谊，就和我做知青时对朋友们的感情一样，面对知青朋友的祸福命运，我能做到挺身而出。周秉义身上的理性，是我后来逐渐学习得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也慢慢成熟一些，还有周蓉身上的特立独行，也是我所喜欢的。
小弟弟看过小说《人世间》，但很可惜，他去世的时候，电视剧还在后期制作，没有完成。梁晓声原本期待，弟弟能看到电视剧，却未能如愿。----未完待续
转载自:“新民晚报夜光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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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用文字笑看人世间（二）
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
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及至1977年，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变了梁晓声的命运。他有了一间11平米的单身宿舍，除了工作外，每天就是写作、读书。他早期文学代表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短篇小说《父亲》，这一系列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品，就是在那个宿舍里写出来的。
刚参加工作时，梁晓声每月工资49元(人民币，下同)，每月要给父母寄20元养弟弟妹妹。即便后来结了婚，也要继续帮助父母养家。父亲生病，和母亲一起来北京，看病治疗2年，梁晓声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责无旁贷。
大哥患有精神病，长期的医药费，全由梁晓声承担。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两个弟弟和妹妹都下岗了，孩子们要上学读书，梁晓声都要帮助，每年资助家里的钱要4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梁晓声和爱人的单位工资都不高，只能靠梁晓声写小说挣稿费。因长期熬夜写作，梁晓声身体不太好，患过肝病、胃病，还出现过心脏早搏症状。后来，父母相继离世后，梁晓声与妻子商量，将哥哥接
接到北京照顾生活。大哥每年都要在医院住几个月，治病就要花三四万元。刚刚过去的2021年，对73岁的梁晓声来说，是很难过的一年。先是小弟弟、小弟妹去世，接着是三弟妹去世。人生别离的痛苦和悲伤外，梁晓声一边忙着写作，一边尽己所能，想方设法去帮助这几个家庭，解决生活困难，过好日子。空出来的时间，梁晓声会不自觉地想家中事。失去至亲以后，侄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三弟家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做哪些准备? 梁晓声惯于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就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一场与自己的对话
梁晓声说自己的写作，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当我写到周秉昆挺身而出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你相信人就应该这样做吗?你现在还能做到这样吗?你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值得的吗? 我已经70多岁了，以我的人生经历来看，我认为周秉昆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没有作家能够仅凭经验和技巧，就能把自己并不相信的价值观写出来，能写出来的，--定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梁晓声写《人世间》，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向现实主义致敬。通过他笔下不同层面的人物，传达他对社会的感知和愿景。“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他们应该了解父母那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怎么看待利益、友情、亲情的关系。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相信除了金钱以外的另外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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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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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梁晓声又拿出了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书中，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小说里讲，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 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人以精神的滋养，人类归根到底需要文学，还是它促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品格上提升、再提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学才和人类发生关系，它具有引人向善的力量。”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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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航海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上运输日益趋向于快速化和自动化，相应地航海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
（1） 奥米加导航系统的应用
奥米加导航系统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6年开始建台，全球范围内只设了8个发射台，便能供给航海船舶在任何海域、任何时间、任何气象条件下，选择有利的配对台组获取双曲线信号以测定位置。接收机内装有微处理机，可以自动给出测点的经度和纬度。奥米加系统的优点在于它能够覆盖任何地区，甚至一定深度的水下。航行中的船不论在哪个海域和任何时间，只要有一台奥米加接收机，就能可靠定位。但是由于电离层的突然波动，雨滴静电的干扰，天电效应等等，奥米加信号的接收受到干扰，从而影响这一系统定位的准确度。
（2） 卫星导航系统的应用
地面无线电导航系统，在技术上总会受到这种或那种条件的限制，所以当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后，人们就渴望卫星能给导航系统打开一个新局面。在先后发表的多种卫星导航方法中，惟一被采用的是美国海军宇宙航空学小组研制成的“海军导航
卫星系统”。这个系统于1960年在伊斯坦布尔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布。1964年卫星进入轨道运行，1967年开放做为民用，至今仍在运行。卫星经过上空时，船舶接收机收到卫星的信号。比较卫星发射的频率和接收的频率。以及卫星的轨道数据，经过机内微处理机的计算，就能在接收机的面板上显示出船舶位置的经度和纬度。
海军导航卫星系统的卫星轨道高度只有1000多千米，使得它的覆盖区域受到限制。尽管这个系统有6颗卫星按一定轨道分布在天空运行，中纬度地区每隔90分钟才能获得一次定位的机会。接收机定位的准确度，一般都可在0.15千米的圆内，只有当卫星经过上空时，才出现仰角大于80或小于10的情况。航行中的船舶利用海军导航卫星系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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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满足航海定位要求。之后出现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它由18颗同步地球卫星组成，轨道高度在2万千米以上。这样就使得地面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有4颗卫星供连续定位选择。
1977年，全球定位系统开始进行试验，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先送入天空6颗卫星，以后陆续增添到18颗卫星，开放供航海、航空和航天使用。这样，全球定位就将提供一个真正是全球范围的、连续的、全天候的导航系统，它的定位准确度可在10米以内。
卫星导航系统能保证有很高的定位准确度，然而被动式的海军导航卫星系统所提供的准确度对商船并不具有很大意义。由于商船营运性质，对主动式的卫星导航更感兴趣。而接着出现的“海事卫星通信导航系统”就是一种既可导航，又可通信的系统。它的优点在于导航的同时，主管部门可与船舶保持不断的通信联系，随时掌握船舶动态，对船舶的运行做更有效的调度。
（3）自动标绘雷达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出现了自动标绘雷达，它是一种对船舶避碰有很大作用的导航设备。在此之前，航海者要对通过雷达观测获得的信息进行标绘作业，量取与会遇船的最近会遇距离以判断与会遇船有无碰撞危险和决定是否应当采取相应的避让操纵。自动标绘雷达问世后，标绘和判断完全可由装置在雷达内的微处理机运算，并在荧光屏上显示。如果有可能发生碰撞危险，装置会自动地以图像和音响发出警报，并进行模拟避让。以确定可采用的最佳避让措施。由于自动标绘雷达对保证航行安全有重要作用，1984年9月1日。国际海事组织规定以后建造的10000总吨以上的船舶，都应装配自动标绘雷达。
转载自赵萍《航海常识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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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海洋的荷兰
16世纪，西班牙将马尼拉盖伦贸易的航线和横跨大西洋的航线连接在了一起，从此世界史的舞台就扩大到了整个地球的范围。“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海上航线"由季风海域连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葡萄牙在15世纪末发现好望角之后，也开辟出将‘第二世界”与“第一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海上航线”。到了17世纪，作为新兴势力的荷兰与英国更是高举着"公海自由”的大旗，在季风海域肆无忌惮地航行。
原本就是一个小国的葡萄牙与没能成功转型成为海洋国家的西班牙，在与拥有众多商船的海运大国荷兰和以私掠船起家进而发展出强大海军的英国的斗争中失败，从此失去了海洋霸主的地位。而荷兰与英国作为新兴势力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也逐渐对“托勒密的世界地图”进行修正，由四个大陆和三个海洋组成的新的世界形象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人们在大航海时代并没有制作出对利用指南针在大洋上航行有所帮助的世界地图，一直使用的都是经过修改的“托勒密的世界地图”，但后来在佛兰德地区还是诞生出以新视点为基础的世界地图。随着印刷业的不断发展，荷兰发行了大量范围遍及全球的“海上航线"的地图和海图，将海图与地图的制作产业化。将三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综合海图面向所有的船员公开，这也使海上贸易产生了飞跃性的进展。
开拓新海洋世界的先锋，是通过独立战争(1568-1609) 从西班牙的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新型商业国家荷兰。荷兰拥有远远凌驾于葡萄牙与西班牙之上的海运实力，并且以此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快速地发展起来。与国家控制航线，由王室对海图统一管理进行"点对点”交易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同，荷兰许多半官半民的特许公司旗下的商船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海图是所有商船的共同财产，从而实现了更加广泛的“平面"交易。
转载自： 宫崎正胜《从航海图到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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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和《四洲志》
林则徐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主战派，在尽可能地了解到“夷情”之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他的海防思想，这是失落的中国海洋文明沉积下来的一点思想火花。
林则徐承皇命到广东禁烟，到广东后就致力于海岸的防御，他认为“夷兵”的舰船笨重，吃水深，只能取胜于外洋，在外海打仗，是夷兵的长处。清军的船小，不适合在外海交战。他主张“以守为战”的近海防御思想。因此他向清廷建议:“度其顽抗之意，安夸炮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沮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于是他支持关天培在虎门增设炮台购置新炮，在浅水寻求与英军决战。
林则徐的另一个海防思想就是“以夷制夷”，这就是林则徐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之争和矛盾，达到他们自伤的目的。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久持困之”的御敌策略。他认为，“英国在夷洋各埠，赁货船雇兵而来，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感之形已可概见”。
林则徐的这些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在以守海口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这是依据清朝政府没有抵御外敌的水军，没有坚船利炮，面对远距离来袭击的英军采取的一种以逸待劳、以近克远的战略战术。但是随着战争的深人，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也归结为“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于是他主张改进船炮，“出洋剿办”， 即在大洋上迎战才是长远之策。于是他产生了建设--支由150艘西式舰艇组成的具有独立指挥系统的海上武装力量的设想。当然，在软弱腐败的清廷面前，林则徐的设想也永远只是设想。但林则徐能够通过战争的实践，因时变势，感悟到现代海防的真谛，逐步明确发展近代海军的意识，是非常可贵的。由于这一思想的出现，开一代风气之渐，从而导致了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广东省开始纷纷成造新船形成了一次以造船热潮为特点的海防运动。
这场海防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明清两代奉行的禁海闭关的海防观的否定;二是把关注边疆形势的视线转移到关注海疆上来;三是对“夷情”的介绍从海外奇谈转向经世务实。
林则徐组织编译 了《四洲志》。这部书全面介绍了亚、非、欧及南北美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并重点介绍了英、美、法、俄等海洋强国的情况，给封闭愚昧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眺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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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窗口。
转载自：田勇 《大国崛起—中国海洋之路》
现代海战的发端
16世纪，欧洲发展出了新式战舰。它们被设计成一个射击平台，目的是远距离炮击敌人。因此，近代的早期战舰设计者一味追求向敌人发射尽可能多的炮弹。战舰由多层甲板建造而成、重心低而且异常坚固。战术发展为利用宽阔的射击面，实现多门大炮进行发射。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战术原则”就是使战舰驶过目标，然后从合适的距离进行威力强大的炮击。
海战面貌发生变化的著名例子是1588年企图入侵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当时英国拥有大约100艘战舰，主要是武装商船，其中包括大量的私掠船。英国舰队的船长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nke）这样的人，他们与海盗战斗的经验异常丰富。英国还有19艘作为海军指挥核心的军舰。这些船是大型的快速帆船，装载了足够多的大炮。英国船只的机动性强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舰队大炮的射程、威力和数量也强于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由地中海式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战舰、武装商船和大型船只组成，企图沿着英吉利海峡航行，逆着盛行的西南风，从低地国家征集和运输大量军队到英国。西班牙缺乏统一行动的基础，军舰缺乏足以牵制英军的远程武器；西班牙指挥官对于面对数量庞大、装备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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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军舰队，开展如此大规模且复杂战争所产生风险的认识也不够充分。
17世纪，欧洲各国普遍使用装配有重型武器的风帆战列舰，这种战舰低舷、横帆，设有多层火炮甲板，可以装载数十门甚至上百门大炮，作战时多艘战舰排成一列，从而发挥出极强的火力优势。
除了自己的战船和航海技术优势外，英国的胜利有一半得益于天公作美、敌人的战略拙劣。尽管如此，这场战争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海战的经验，这种经验将在欧洲新兴海军强国的海上冲突中变得司空见惯。为特定目的建造的、装载了高效火炮的战舰的好处已有目共睹，从海上进攻拥有强大海军之敌人的难度也昭然若揭。
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大国海船的吨位和火力都在不断增长。17世纪法国和英国舰队的大战舰都装载了50、60甚至70门大炮，排水量达到2 000吨。到19世纪中叶，一线作战的军舰可以装载130门大炮，排水量达到3 000吨。19世纪开始采用钢铁和蒸汽动力，20世纪开始采用柴油机动力，真正的巨无霸战舰得以建造出来，排水量达到5万吨。后膛式的高速发射火炮使它们能够进行远距离攻击。制导导弹和飞机进一步扩大了作战双方之间的距离，但是军舰作为移动炮台的原则基本没变。
转载自： 菲利普德索萨《极简海洋文明史：航海与世界历史5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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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农作物的传入（一）
在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中（包括粮食、蔬菜和水果），约有40多种是来自国外的，其中又有约二分之一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人的。这些作物传入中国后，不但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的种类，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正如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要早于海上丝绸之路一样，早期农作物传人的途径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据史书记载，张骞通西域后，带回来两种重要的农作物，一个是葡萄，还有一个是首蓿。由于汉武帝需要西域出产的良马，也需要西域出产的马饲料，所以首蓿就作为一种优良的饲料被引入中国。除此之外。从两汉到隋唐，经陆上丝绸之路从中亚和西亚传人中国的农作物还有；石榴、核桃（胡桃）、芝麻（胡麻）、黄瓜（胡瓜）、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蚕豆（胡豆）、胡椒、茄子、菠菜、莴苣、胡萝卜等。
中国古代没有棉花，也没有“棉”字，只有“绵”字，原指丝绵，到宋代才有木旁的“棉”字。中国古代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纺织品以丝麻为主，达官显贵穿绸，平民百姓穿麻。棉花很早就从印度传到东南亚，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东南和西南地区。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代珠崖地区和云南西部的先民已经种棉织布，当时棉布被称为“帛迭”，为梵语bhardvji的音译。汉代以后，植棉业逐渐向周围地区扩展，西晋时已经传至四川。唐代广西出产的棉织品称为“桂布”，江南也已经也已经产棉。这条由印度开始
经过东南亚，到中国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路线，被称为棉花在中国传播的“南线”。除了南线外，棉花也从西北陆路传入中国内地。
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和繁盛以后，更多的海外农作物被从海路引入中国，如北宋时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传入的占城稻，元朝时从伊朗传入的胡萝卜，另外还有西瓜、丝瓜等。尤其是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后，将许多当地印第安人种植的植物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又从这些地方通过海路传到中国，从而使中国的农作物品种大为丰富起来。
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农作物在名称上有一个特点，凡是带“胡”字的，大多是两汉到隋唐时传人中国的，如胡桃、胡麻、胡豆、胡椒等；还有一种是带“香”字的，大多就是明朝时传入中国的，如香薯、番茄、香麦等；第三种是带“洋”字的，如洋葱、洋芋、洋白菜等，就可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所以，带“胡”“番”“洋”字的作物，一般都是从海外传入的，而且大体上还可看出这些作物传入中国的不同时代。此外，带有“西”字的农作物，多数也是从海外传人的，如西瓜、西红柿、西葫芦、西兰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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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玉米在中国也叫苞米、苞谷，但最早叫做番麦。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新大陆时，被田野里种植的玉米吸引住了，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有一种谷物叫玉米（Maize），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制粉”。16世纪中叶以后，玉米在全世界传播开来。一般认为，玉米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途径可能是通过西班牙统治下的菲律宾。但也有学者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史籍中就有关于“番麦”的记载，因此可能是更早时从西部陆路传人的。@玉米的产量高收获大，种植要求条件比较低，容易成活，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成了中国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甘薯：也叫番薯、红薯，原产地为美洲，16世纪晚期进入中国，将甘薯带入中国的是当时在菲律宾昌宋岛做生意的福州商人陈振龙。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菲律宾后，发现这里的粮食不够吃，便从美洲引进了甘薯，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据《金薯传习录》一书记载，陈振龙看到吕宋岛上到处都种有甘薯，想到家乡福建粮食短缺，就想把这种东西引进到老家。但是西班牙殖民者不想让甘薯传到中国，在各个口岸严格盘查。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陈振龙将甘薯藤绞在绳子里（另一说法是“编人藤篮”），混过了西班牙人的关卡，经七个昼夜航行回到福州。将甘薯藤带回来后,他让儿子陈经纶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写了一份帖子，建议在福州试种这种东西。在金学曾的支持下，不久后试种成功并加以推广。甘薯适应性强，产量高，其价值很快被人们所认识。为了纪念陈振龙父子和金学曾引种和传播甘薯的功绩，
后人还在福州乌石山海滨建立了一座“先薯祠”。
转载自肖宪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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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与长城沿线的生活空间
长城，不仅是一个具有国家和民族意义的地理标识，更是广袤国土上百姓生活的具体环境；它不仅是一个饱含社会记忆的历史符号，更记录了永不间断和正在发生的众生百态。当我们用社会性的视角观察长城的时候，就会发现，长城之美不仅在于自然之美、人工之美，更在于和谐之美，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规划建设来看，多种民族文化在这条文化带上的交流融合，是构建其独具风格的公共空间的重要体现。
长城沿线承载着长治久安的政治诉求修建长城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核心是长治久安。首先，长城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统治的需要而修筑的。对于中国古代王朝，边疆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区，另一方面是王朝要尽量容纳的地区。王朝在无法对边疆地区之外的政治力量实施直接统治时,也要尽量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并构建彼此交往秩序，修建长城即是服务于这样的政策；其次，修建长城源自于国家和人民对和平的期望，是实现人们有序交往与和睦相处的重要保障，这与
中华民族一直以来所主张的“和合文化”相契合。因此，虽然长城内外各民族间会有短暂的战争，但主要的表现形式为非战争的和平状态。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的沟通与交往，对于农耕王朝和游牧政权都是政治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城的防御功能是否可以有效发挥作用，与历代农耕王朝和游牧政权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修建长城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而政治现状又决定了长城是否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一个朝代国力强盛的时候，军事力量自然强大，长城就能够起到保障农耕地区安全的作用；反之，政治腐败、国力衰退、民不聊生之时，再雄伟壮阔的长城也难以发挥出作用。明洪武年间至宣德年间是明代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经济发展也很快，这个时期的长城沿线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正统年间，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开创了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土木之变”之后,长城修建得越来越坚固，其作用却大打折扣，蒙古瓦剌部多次进犯长城并攻人长城之内。特别是嘉靖年间，宦官横行、社会混乱，长城沿线战火连年，明代军队在长城地区作战胜少败多。
转载自《长城踞北综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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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二）
海上航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获得了新生，回归到它真正的主人——沿线各国人民的手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主权的独立，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使之成为一条造福各国人民的国际通道。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条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更是使这条古老的海上通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但中国古代和近代文献中并没有“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一词。
16世纪，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最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南端到达亚洲的新航路；稍后，西班牙人又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美洲前来亚洲的新航线；随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接踵而来。欧洲人开辟的新航线，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结，把这条海上通道延伸为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尽管如此，16-1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态势依然称得上蔚为壮观。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的炮舰渐次浮海东顾。当传统的东方海洋文明面对新兴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时候，昔日的友好交流已经演变为血与火的文明对抗。至此，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已不再是中国，也不再是沿线的亚非国家，而是西方列强。此时航路上往来的货物，除了欧洲人喜爱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外，还有肮脏的鸦片以及大量欧洲的工业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开始崩溃，西方国家垄断和控制世界海洋，独霸国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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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和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第1卷）中提出来的。他在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因大量的丝和丝织品经此路运往西方，便将此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后来，学者们又将“丝绸之路”的说法延伸到海上。最早提出“海上丝路”概念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他在《西突厥史料》中称“丝路有海陆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67年，日本考古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了《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最早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
在中国，虽然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和南洋交通史，但并未正式提出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1974年6月曾在其论文《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中讨论过“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的观点。直到1981年5月，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在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后经修改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的论文，中国国内才逐渐兴起对这个问
题研究的热潮。1990年10月-1991年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3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参加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考察活动，对10多个沿线国家的20多个港口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并在福建泉州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更加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贸易往来的通道，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印度等世界文明古国连接起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往传播、互相影响，推动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能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而且能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障碍，实现人类的和平、和谐与繁荣。
转载自肖宪著《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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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过年有鱼，年年有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鱼是吉祥的象征。北方人过年采购物品时，必不可少的就是鱼,因“鱼”和“余”谐音,“年年有鱼”就代表着“年年有余”,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和愿望。
据史料记载，年年有鱼的意思最初是“以鱼谐余，以鱼寓吉，以吉示富”。中国古代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把吉祥语中所“谐”的音附会在各种纹饰图案上。“鱼”与“余”谐音，往往用来表示丰裕。年画上总会出现一个中国娃娃抱着一条大鱼，背后有盛开的莲花的图景，寓意为“连年有余”。据《山海经》记载，文鳐鱼的出现能带来雨水，带来丰收。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鱼也曾被奉为主雨的水神，所以古人有向鱼神祈求天降甘露的习俗。《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瀛谶,鳢鲔发发。葭蒌揭揭。”这句诗用网中之鱼多来比喻出嫁场面的盛大和陪嫁物的丰厚。
年年有余的风俗起源于东晋，形成风俗于宋代，流传至今。过年吃鱼起源于原始崇拜鱼。年夜饭在鱼类的选择起源于原始崇拜鱼。
年夜饭在鱼类的选择上，鲤鱼的“鲤”与“利”谐音，寓意“大势大利”,“得利有余”；鲢鱼的“鲢”与“连”谐音，寓意“连年有余”；鲫鱼的“鲫”和“吉”字发音类似，吃鲫鱼寓意第二年带来吉利；鲇鱼发音似“年余”，吃鲇鱼寓意来年盈余。在除夕年饭中，鱼除了象征年年有鱼的吉祥意义外，还有隐秘的镇邪意义。古代画师所绘门上的扣环，多用鱼作镇邪物。唐代的屋门、柜门、箱门等，都盛行鱼形拉手，以示镇邪的功能，这也影响了后世除夕年饭的鱼俗。由此可见，除夕的鱼，在餐桌上是招财，餐桌外是镇邪。
转载自颖君著《吉祥中国-传统吉祥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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