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宣传部
【学理论 悟原理】
之《资本论》辅导素材选编（下）
（第二期）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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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马克思与《资本论》（节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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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58
《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 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思想
3
2
1
马克思与《资本论》（节选）
[美]大卫·哈维
第一章
中信出版社
2018年版
【学理论 悟原理】
仅供内部学习培训使用，请勿外传，请勿用作商业用途。
大卫·哈维在本书中将阐述如何用《资本论》的视角来理解当下世界。哈维以凝练的写法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建构。哈维不仅解释了马克思的睿智见解和深远影响，而且他根据过去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拓展了马克思的叙述。因此本书不仅是对人类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导读，也是一位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研究生涯的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构和发展。通过本书，我们可以进一步洞察资本的本质和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更好地理解当下货币疯狂的原因。
第一章节 资本作为价值运动的示意图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资本论》第一卷
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进行系统化梳理，包括三卷《资本论》、三卷《剩余价值论》，其早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作品以及后期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精心整理编辑的马克思的笔记（也有一些批评和争议）。随后我还需要找到一种平易的方式来概述马克思的基本结论。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总是会用简单的方法来表示复杂的过程，这有助于清晰显示研究领域的运动过程。水循环图（见图1–1）就是用简单来表现复杂过程的典型，在此我也要借用水循环图来描述资本的运动方式。
图1—1 美国地质调查局绘制的水循环图
水循环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水的形态变化。作为液体形态的海水在太阳照射下蒸发，然后以水蒸气的形式进入空中，最后在空中变成细小水珠组成云层。如果这些细小水珠升得足够高，那就会变成透明的冰晶，在日落时分能折射出令人心醉的晚霞。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小水珠或冰晶就会不断聚集变重，最后在地球引力作用下从云层降落，形成各种形式的降水（雨、雾、露、雪、冰、冰雹和冻雨）。一旦返回地表，有些水直接落入海洋，有些落在高纬度地区或寒冷地区形成固态冰雪，其余的降水则不断汇成小溪和河流（有些水重新蒸发回到大气）或变成地下水并最终奔流入海。水在循环过程中会不断被动植物使用，还有大量的水储存在冰层或地下含水层中。但水的运动速度却有天壤之别。冰川几乎亘古不变，山洪下泻却有奔腾之势，而某些地表水在多年的时间里也仅有几公里的运动变迁。
我最喜欢水循环模型的一点就是，尽管水以不同形态、不同状态和不同速度在运动，但最终都回到了海洋重新开始循环，这与资本流动极为相似。最初货币资本购买商品然后经过生产过程变成新的商品并在市场中售出（货币化），并以不同形式分配给不同的参与者（以工资、利息、租金、税收和利润等形式），然后再度变成货币资本。然而，水循环与资本循环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差异。水循环中的驱动力来自基本恒定的太阳能（尽管有些波动），太阳传递给地球热能的不均衡性引发了地球的许多重大变化（造成地球冰河期或炎热阶段）。近来由于温室气体（由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影响，地球吸收的太阳热能大幅增加，导致地球变暖。尽管冰川会融化，地下水会枯竭，但地球表面水的总量基本恒定或仅仅发生很细微的变化（以人类历史尺度而不是地质历史尺度来衡量）。在资本循环中，资本循环动能更加多元化，另外由于增长的要求，资本的量会在运动中以复合速度不断扩大。水循环更像一个真正的循环（尽管有全球变暖加速的迹象），而资本循环则更像不断扩张的螺旋。
价值运动
公司文化和发展历程、产品矩阵
那么，价值运动示意图该怎样画才能表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呢？首先还是要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基本定义出发，即一种运动中的价值。在此我会尽量使用马克思的原文，然后在论述过程中详述其含义。马克思的许多术语都不是直白的，从表面上看有些令人糊涂甚至让人感到神秘。其实马克思的概念并不难理解，我希望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语言来剖析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叙述。
（图片来源于原文）
那么运动中的“价值”是何意思？马克思对这个词语的定义是非常特殊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加以解释的术语。下文会详细展开论述这一概念。但其基本定义就是：在竞争性定价市场中通过商品交易为其他人提供的社会劳动。虽然有些拗口但其实理解起来并不太难。例如我是一个鞋匠，我有鞋子，做好鞋子之后卖给别人，然后用卖鞋得到的钱去买我想要的衬衫。在这样的交换过程中，实际上我是用自己制造鞋子的劳动时间去跟别人制造衬衫的劳动时间做交换。在竞争性经济中，有许多人在制造衬衫和鞋子，但如果在制鞋上花费的平均劳动时间要高于制造衬衫的劳动时间，那么鞋子的平均成本应该高于衬衫。鞋子价格会趋于平均水平，衬衫的价格也会趋于平均水平。这些平均水平差异的背后原因就是价值差异。例如，一双鞋相当于两件衬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强调的是平均劳动时间。如果我作为个体在鞋子上花费过多的劳动时间，那我不会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会变成鼓励落后，我只能拿到相当于平均劳动时间的价值。
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花费时间制造别人会购买和使用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像地球引力那样，看不到摸不着但又客观。
我们无法敲碎一块石头找出其中的“引力”，也不能撕烂一件衬衫来找到其中“价值”的原子。两者都是具有客观物质影响的非物质关系。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机械唯物主义，尤其在经验主义体系中，往往不承认任何不能被物理记录或直接衡量的事物或过程。但是我们却要不断使用“价值”这样的概念。如果我说“中国的政治权力高度分散”，即便我们不能马上到中国的街道上去测量，但大多数人也会明白我的意思。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这种非物质的客观力量。我们常常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柏林墙的倒塌、特朗普的当选、民族认同感以及本地居民根据自己的文化规范生活的意愿。我们用非物质性的术语来描述权力、影响力、信仰、地位、忠诚度和社会团结等社会特性。马克思的价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从某一方面来说又是价值，也就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
鉴于这种情况，这就急需出现某种形式的有关价值的物质代表，即我们可以接触、持有和衡量的东西。这种需求是由货币来满足的，货币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所有社会关系都超脱直接的物质关联。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物质代表和表达。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资本是运动的价值，那么价值又如何运动、在哪里运动以及为何要运动并表现为不同形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构建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流动图（见图1–2）。这幅图虽然表面看上去有些复杂，但其实并不比水循环示意图更难。
图1—2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绘制的价值运动示意图
货币形式的资本
资本家占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作资本。在这里假设已经存在一个发达的货币体系，在社会上流动的货币通常情况下可用于各种各样的途径。货币的汪洋中有一部分成了货币资本，但并不是所有货币都是资本。资本是某种特定用途的货币。这个区别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他不支持（虽然他有时也将其默认为普遍理解）将资本定义为用来赚钱的钱。马克思更喜欢他“运动中的价值”的定义，随着论述的深入，这一定义的意义也会不断体现。例如，通过这样的定义马克思就可形成对货币的批判视角。在有了资金作为资本后，资本家就在市场上购买两种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里假设工资劳动已经存在，而劳动力正在等待被收买。在此也假定工人阶级已经成功地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因此必须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这种劳动力的价值是以既定生活水平的生产成本来确定的。这相当于劳动者生存和繁衍所需的一系列商品的市场价值。但请注意，资本家不购买劳动者（这是奴隶制），而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例如每天8小时内）购买劳动者的劳动。
生产资料是各种形式的商品：直接从大自然中免费获取的原料、汽车零部件或硅片等半成品、机器和驱动机器的能源、工厂和周边基础设施（道路、下水道和供水等系统，这些可能是国家免费提供或由许多资本家和其他用户集体支付）。虽然其中一些可以公用，但大多数商品必须以代表其价值的价格在市场上购买。所以不
（图片来源于原文）
仅必须存在货币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还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商品交换制度和充足的物质基础设施以供资本使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只能发生在已经建立的货币、商品和雇佣劳动的流通体系之内。
在此循环过程中的价值发生了形态变化（就像液态水在水文循环中变成水蒸气一样）。资本最初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现在货币的形态不见了，并开始以商品——等待用来增值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幌子。马克思始终紧紧把握价值观念，并由此研究价值从货币形式向商品形式转变的性质。这种形态变化会产生问题吗？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思考。马克思从中看到了危机的可能性，当然也仅仅是可能性。
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
一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成功控制，就要通过劳动过程生产出等待销售的商品。在这里，价值变成劳动生产的新的商品形式。价值是在从实物（商品）到过程（赋予商品价值的劳动）到实物（新商品）的运动过程中产生和维持的。
劳动过程需要采用某种技术，技术特点则决定了资本家此前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机械的数量。简单地说，生产投入的比例会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同样，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也取决于技术的发达程度。少数使用尖端技术的劳动者生产出的部件比数百名使用原始工具的工人要多得多。在落后技术下生产出来的每个部件的价值也远低于先进技术生产的部件。
对马克思而言，技术问题在几乎所有经济分析中都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对技术的定义是广泛而全面的。技术不仅涉及机器工具和能源系统的运行（硬件），还包括组织形式（劳动分工、合作结构以及公司形式等）和控制系统软件、时效和运动研究、即时生产系统以及人工智能等。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对技术优势的争夺会产生技术和组织形式上的跨越式革新。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我们稍后将要研究的更多细节），资本成为世界历史上永久性的革命力量，而生产活动的技术基础始终在变化。
这里存在着一个马克思重点研究的矛盾：技术越发达，生产出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就越少。更令人头疼的是，如果商品的总产出不足以补偿个别商品的价值下降，那么总价值可能会减少。如果生产效率翻倍，那么必须生产和销售两倍的商品数量才能保持总价值不变。
但在物质商品生产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其他事情发生。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劳动价值理论。劳动力的价值相当于在一定生活水平上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成本。这个值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但是在给定的合同期内却是已知的。在生产过程的某个时刻，劳动者已经创造了与劳动力价值相当的价值。同时劳动者也成功地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新商品中。按马克思的说法，在工作日中的某个时点，劳动者已经产生了相当于V（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并将C（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转移到了新商品中。
但劳动者在过了这一时点后并未停止劳动。雇佣合同说工人应该为资本家工作10个小时。如果劳动力价值在前6个小时内就完成了，那么劳动者无偿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就是4个小时。这4个小时的免费劳动创造了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他定为M）。剩余价值是货币利润的根源。困扰古典政治经济的难题，即利润来自哪里，就此迎刃而解。商品的总价值为C+V+M，而资本家计算的却是C+V。
请注意这里的重要一点：生产出来的是物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凝结在商品形式中。当我们寻找运动中的价值时，它只是作为工厂车间的一堆产品存在。无论我多么努力去翻找这堆产品，都不可能看到运动中的价值的迹象，唯一实现的办法就是资本家赶紧把产品推向市场卖掉，然后将隐藏的价值转换成货币形式。
但在我们跟着钱袋去市场之前，我们还需要认识到隐藏在生产环节中的事情。那里产生的不仅是新的物质商品，还有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双重特征，它不仅需要生产物质商品，还要为资本家的利益生产剩余价值。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资本家只关心剩余价值，这些价值将被转化为货币利润。他们对生产的具体商品则漠不关心，如果市场需要毒气，那么资本家也会生产。这时，资本流动不仅包括商品的生产，也包括以剩余价值形式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虽然维持了市场上（市场公正透明）个体等价交换的表象（劳动者获得劳动力的公允价值），但在劳动过程中资产阶级却获得了剩余价值的增量，这些是不透明的，资本家极力掩盖真相。从外表看，价值似乎具有自我增值的神奇能力。生产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增值”的神奇时刻。僵死的资本（C为不变资本）只是被转移，而劳动力（V）是唯一可以扩
大价值的手段，劳动力具有生产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的作用。这个技术很简单：把工作日延长，超过劳动力价值对应的时间。工作时间越长，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这是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关于工作日长短、每星期工作日甚至工作年限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永无止境的，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反复。过去30年来，有组织的劳动斗争在许多地方开始溃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每周工作80个小时（两个工作）才能求得生存。
资本每一次通过生产过程都会产生盈余，即价值增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意味着永恒增长。这就是资本运动的螺旋形式。如果一开始投入那么多钱，到最后也只能拿回那么多钱，就不会有人去组织生产了。资本的激励来自货币利润，手段则是在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
在成功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商品在市场上被卖掉，价值就会变回货币形式。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有相应支付能力（有效需求）支持的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这些条件并非自然形成。资本主义有着悠长而复杂的制造欲望和需求的历史。此外，有效需求与我们将要谈到的货币分配也有联系。马克思把这个关键的价值形态转变称为“价值实现”。但是当价值从商品转变为货币形态时，这种转换并不一定会顺利进行。如果没有人对某商品有需求或需要，那么无论该商品在生产中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它都没有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要想维持价值流动，就必须实现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后面我们将再次审视在这个环节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区分了在价值实现时的两种消费形式。第一种是他所说的“生产性消费”，就是把生产创造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投资的手段再拿去生产与销售。资本家生产所需的所有半成品都必须由其他资本家生产，而这些商品直接流入生产过程。所以社会总有效需求中的一部分是由货币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资本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和需要也会随着技术和组织创新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制造犁所需的商品投入与制造拖拉机所需的商品投入大不相同，而制造犁、拖拉机与制造飞机所需的材料又有天壤之别。
第二种则是最终消费，其中包括工人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工资商品、主要由资产阶级消费的奢侈品以及维持国家机器所需的产品。在最终消费中，商品完全从流通中消失，这与
生产性消费不同。《资本论》第二卷最后几章专门研究为了维持价值流动的顺畅，工资商品、奢侈品和生产资料三者必须达到的均衡状态。如果无法找到最佳比例，那么其中一些价值将不得不被毁掉以使经济保持均衡的增长路径。正是在价值实现和转化的论述中，马克思建立了保持有效需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推动整体资本流动的理论。
货币形式的价值分配
一旦价值通过市场销售从商品转为货币形式，那么这笔资金就可以分配给所有的参与者，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可就其中的部分权益提出要求。
雇佣劳动
劳动者将以货币工资的形式获得部分价值。阶级斗争的状态是确定劳动力价值的因素之一。劳动力可以通过阶级斗争来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相反，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反击可能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但如果工资商品（劳动者生存繁衍所需的商品）越来越便宜（例如通过便宜的进口或技术变革），工人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可能会减少在价值分配中的份额。这是近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普通工人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都在下降，但从表面上看现在工人都有了手机和平板电脑（好像生活变好了）。而同时1%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价值份额。马克思尽力说明，这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在缺乏反抗的情况下资本所追求的
的必然结果。虽然所产生的价值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分配大体上取决于劳资双方的组织程度，但劳动力中的个别群体却因技能、层次和地位获得不同薪酬，同时也可能因为性别、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倾向等差异而产生薪资差别。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何时何地，资本都会将人的技能、能力和力量当作免费商品而据为己有，蕴藏在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学识、经验和技能都是资本所依赖的劳动力的重要属性。
以工资形式归劳动力所有的资金通过购买与劳动力有效需求相对应的工资商品再次返回资本的整体流通中。这种有效需求的弹性取决于工资水平和雇佣劳动的规模。然而在工资回归流通环节时，劳动者成为买家而资本家成为卖家。因此，当工人在行使有效需求时会有一定程度的消费选择自由。马克思说，如果工人有吸烟的习惯，那么烟草就是工资商品！在社会发展中会形成明显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而资本往往会利用这些特征来生产适销产品并赚取利润。
工资商品支撑了社会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兴起造成了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割裂。资本实际上要依靠工人及其家庭的繁衍（也许会有一些来自国家的帮助）。马克思研究资本并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独立于资本的活动领域，这一领域其实是在为资本提供免费馈赠，资本无须负责劳动者的繁衍成长，但劳动者却以合格劳动力的状态为资本所用。在这个社会，在生产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斗争的形式与资本增值（阶级关系占主导地位）或价值实现（买卖双方博弈）
环节有很大差异。性别、父权制、亲属关系和家庭以及性取向等问题在这一领域变得更加突出。再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也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教会、政治、教育以及各种社区组织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影响到日常的政治生活。尽管家政和护理领域也存在雇佣劳动，但在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方面的工作一般是自愿和无偿的。
税收
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国家税收、对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例如教会）的贡献以及对社会机构（例如医院学校）的慈善捐款方式被拿走。马克思没有对这方面展开详细分析，但他对税收问题也一笔带过，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因为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我怀疑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的原因是，他想单独著书（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计划）来论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马克思的习惯就是要对税收这样的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然后才落笔成文。由于马克思对此什么都没写，因此这在他的理论上就成了空白。但在马克思不同的著作里，他都将国家视为确保资本流通的积极因素和要素。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保证了资本主义市场机构和治理的法律与司法基础并承担了许多监管功能，在劳动政策（工作日长短和工厂行为）、货币（造币和法定货币）以及金融体系的制度框架方面确立规则。根据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马克思对金融体系的问题尤为热衷。国家对有效需求可施加很大的影
影响，例如国家可通过采购军事装备以及各种用于监控和行政管理的装备。此外，国家还投资公共品和公用设施的建设，例如道路、港口以及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还承担了资助研发（主要是军事用途）等功能。此外，国家还作为再分配机构调剂收入并为工人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保障。
现在，国家活动越来越广泛，有些甚至开始直接追求经济的国有化，因此，现在已经有分析人士开始专门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种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规则不同，而马克思以及之前的亚当·斯密都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探讨资本运动的规律。国家参与程度及其相关税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这也取决于人们对国家干预资本流动的优缺点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在大规模危机之后（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人们往往会呼吁加强有效的国家干预。在地缘政治威胁加剧的情况下（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军事开支和相关费用就会明显增加。军工体系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资本流通明显地受其影响。
税收资金最终会用在国家支出上，而国家支出又会反过来影响对商品的需求。国家消费有助于市场上的价值实现。当资本流通遇到困难或缺乏活力时，国家刺激有效需求的策略（如凯恩斯理论所设想的）便成为现实的选项。对因利润率太低而无法鼓励私人投资的情况，最典型的做法是制订各种刺激计划，通过一系列的国家干预措施来提振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为此，国家通常会从银行和金融机构（最终是通过这些机构向民众）借钱。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资金也会直接流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投资，但此时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主要行业都属于国有，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命脉。这些国有企业名义上独立于政府机构，但在资本流动方面，其主要作用是生产公共品而不是赚取利润。资本流动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家机构进行的，如果不考虑这一点，那么对资本运动的考察就是不完整的。可惜马克思并未将此纳入他的整体理论。相反，马克思始终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考察资本运动，而把国家干预放在一边。
不同资本类型的分配
在劳动者和国家拿走部分价值之后，剩下的那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不管多少都会在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之间分配。单个资本家是根据其预付资本的数量而不是其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获取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份额的，原因将在下文谈到。地主或房地产业主会以土地租金和房租的形式拿走部分剩余价值。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也可通过许可费用和特许使用费获得剩余价值。因此当代资本主义中“寻租”是极为重要的。商业资本家也要拿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银行家和金融资本家同样要拿，因为这些货币资本家在促进和推动货币转化成货币资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此资本才能完成周转并回到增值过程。上述这些资本家都会以工业资本利润、商业资本利润、土地租金、其他产权收益以及货币资本利息等形式瓜分剩余价值。
这些分配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可追溯到资本流动形式兴起之前的时代。在对历史的叙述中，马克思承认这种历史传承的重要性并将之称为资本大洪水到来之前的资本形式。他对这些资本类别和权益的理解方法是相当特别的。马克思问道，工业资本家作为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者究竟有多愿意将货币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分给其他人？商人、地主和银行家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又发挥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作用呢？这最终会引向一个问题，即这些资本家通过什么政治和经济方法来达到无耻占有本来属于工业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且其所得远远超过其本身应得的部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无处不在，马克思在对银行和金融的初步探讨中也承认这一点。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来自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而把回答第二个问题所涉及的综合条件和力量平衡则留给我们去研究。
然而要注意将价值分配看作剩余价值生产被动结果的错误倾向。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分配并不由生产决定。金融和银行绝不是在那里坐等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按等份分配到它们手里。通过有息资本流通，金融和银行是让资金不断流转回剩余价值生产环节的活跃中介和机构。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是创造货币的熔炉，但不考虑生产中的价值创造。因此金融家和银行家不仅仅是过去价值生产的受益者，更是未来价值流通的推动者。生息资本的流通必然要求基于所有权的回报，这就为始终是一元化概念的价值运动流增添了二元性。工业资本家就承担了这样的双重角色：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组织者，他们会遵循一套规律；同时作为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他们也能通过预付资本获得利息回报。他们要么从别人手里借钱来开展业务，要
么把钱借给别人收取利息。
这就为资本循环引入了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一日益重要的概念区分。股票持有人要求其货币资本取得投资回报，而管理层通过积极组织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来获得其剩余价值份额。一旦生息货币资本流通在资本概念中获得独立地位，那么资本作为价值运动的动力就会分解。股票持有人和投资者（货币资本家）会崛起成为新的阶级，他们通过到处投资资金来获得货币收益。这一阶级的出现加快了货币向货币资本的转变。没有资本运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就不会增值，也就不会有货币资本的增长或回报。同时，这一强大和有影响力的资本部分也具有纯粹货币取向，可以通过生产增值之外的手段轻松获得回报。如果参与土地、财产和自然资源的投机或投资商业经营能带来良好的货币回报，那么投资者就会把资本投向那里；如果购买政府债务的收益高于生产所得，那么货币资本就会倾向于购买国债而减少对生产的投入。
马克思认识到这种可能性。但他倾向于认为资本最终还是会回到生产，理由是，如果所有人都投资于土地或商业活动而没有人投资于价值生产，那么后者的回报率将飙升，此时资本就会回到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生产环节。马克思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就是（至少对商业资本和利息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环节的利润率和其他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但即便如此，作为价值运动的资本也不能被看成是单股流动，而是分成各种支流，各支流还往往有不同的特征。这就像在水循环体系中，降水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例如在近期，资本流
流向价值生产环节相对较少，而货币资本在其他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方（如土地和房地产投机）则相当活跃。这就导致了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大部分地区的价值生产都陷入了长期停滞。
这其中矛盾的因素是，金融体系内部的债务创造成为进一步积累的持续动力。疯狂追逐利润就需要疯狂举债，但某些疯狂举动必须要有资本增值的配合才能延续。然而价值并不总是会像最初资本投入生产那样回到生产增值环节，价值在运动过程中发生变化，又在变化中不断扩展。但现在资本的扩张不仅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还必须偿付在分配渠道中堆积的债务，这些债务本身是为了让资本流动更为顺畅。
价值运动的推动力
这里的资本流动示意图（图1–2）当然是经过简化的。但这种简化是有理由的。它描绘了资本整体流动过程中的四个基本过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的增值过程；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将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过程；各方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程；将分配出去的部分资金收回来转换为货币资本，从而继续投入增值的过程。每个具体过程都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存在，但所有这些过程都整合在价值流通中。
中。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价值运动统一性中的这些具体性在构建《资本论》文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资本论》第一卷的重点是资本增值，第二卷是关于价值实现，第三卷则主要论述各种形式的分配。
此外，《资本论》也简要解释了资本流动的推动力或动机。最明显的推动力就是：资本必须增值，如果在生产增值结束后获得的资本不能超过最初投入的资本，那么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资本家会费心尽力去组织商品和剩余价值生产。简而言之，追求利润就是其动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归因于人类的贪婪，但马克思并不愿意简单地将其当作道德缺陷。社会发展需要有人去组织生产人类所需的使用价值。由于利润来自剩余价值生产，因此价值增值过程具有的内在激励机制会无限持续下去，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的永恒性扩张。资本生产的循环成了永远增长和扩张的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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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于价值实现过程中也存在推动力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并未给出足够的理由。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欲望和需求变化其实也会产生推动力。虽然马克思倾向于将欲望和需求看作资本所定义的“理性消费”，但情况可能不是如此。例如，如果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并不重要）希望改善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导致环境恶化、物种损失以及气候变化等现实资本主义做法可能就会出现调整，那么资本的整体流动过程可能会发生方向的改变。如果这些愿望和需求都有支付能力的支持（国家提供的新能源补贴和鼓励措施也能发挥作用），那么环保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开始取代传统化石燃料。
马克思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想法构建的示意图，却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外，国家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驱动力，因为国家能对军事装备、警察和监视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控制工具的有效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各种日常管理和治理的需求。政府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某些历史时期一些分析人士倾向于将凯恩斯主义当作资本积累的主要驱动力。国家对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其实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价值实现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实际上比比皆是，但它们与围绕着增值的传统斗争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意义。这是因为价值实现的基本社会关系是买卖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增值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价值分配领域内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也同样不能忽略。但如果想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在马克思思考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在完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这些分配形式可以存在？其实应更加深入地看到地主、商人以及金融资本家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形成的独特阶层，这些群体都在努力实现自身所获价值的最大化。那么接下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地主、商人和金融家为何要把钱再投回到增值生产过程中，他们从组织生产的资本家那里分得远超他们应得的部分，然后就此躺在那里享受不是更好吗？既然能够坐地收租，为何他们还要跟生产扯上关系？
这里，生息资本流动的独特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创造债务，其中包括通过完全独立于价值生产的银行货币创造形式，分配环节产生了持续资本循环的强大动力。甚至可以说，偿还债务跟追求利润一样是推动未来价值生产的重要动力。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要求，因此，债务可抵消未来的增值。还不起债就成了资本流动系统的一切危机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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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资本流通过程来看，保持系统运转和维持运动的动力有着多重诱因，价值运动并不缺乏推动力。但这也意味着，价值运动过程中会遇到多重威胁和困难。我们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第二章节《资本论》介绍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卷里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
——《资本论》第一卷
如果资本循环示意图可以合理地表达马克思关于资本价值运动方式的设想，那么三卷《资本论》又分别论述了这张循环图上的哪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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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除前面三章的概述之外，《资本论》第一卷大部分篇幅就是在讨论资本的增值过程，从货币转变成资本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价值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实现为止。工资购买商品实现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利润进行再投资都跟资本循环相关，但相对独立于从货币到商品，再到生产过程，再从商品又回到货币形式的循环。整个流通过程中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以“正常的方式”运行，我认为马克思的原意是指无障碍运行。马克思假设所有商品都能按其价值交换，这意味着价值能在市场上以货币形式充分实现。虽然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也要有分配，但马克思假设这里的分配并不重要（除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一般差异），由此避免了将问题复杂化。也许马克思意义最重大和最深远的假设是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不可撼动的私有产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做出了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他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尽管他坚持认为看不见的手是劳动力的手而不是资本的手。马克思为何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的猜想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主要意图是要打破当时政治经济学家对正在推广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马克思想要说明，市场自由不会产生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亚当·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者的假定是错误的。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会造成无产阶级赤贫而资产阶级暴富的不公平社会。
在完成了这些假设之后，马克思就开始着手分析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奥秘。首先，他研究了在自由市场平等交换条件下，资本增值过程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资本家支付给劳动者劳动力报酬，然后利用他们来生产出要比劳动力出卖劳动时间获得的报酬更多的价值。
资本家对市场份额的竞争将简单的再生产循环转化为永远为积累而积累的螺旋形式。最后，马克思确立了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两个动态模式，第一个模式假定技术条件不变，而第二个模式则考虑了技术变革。模式中关注的重点始终是劳动力。在第二个模式中，我们可看到为何资本始终无法摆脱其本性，即无论在生产过程内外都使得劳动者贫困化（在前文已经论述）。这导致产生了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后备军，劳动者力量被削弱。同时也证实了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不断剥削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结论。结论如下：
值得注意的是，剩余价值生产和劳动剥削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在市场交换环节。随后马克思区分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了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内在的技术和组织活力。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劳动者再生产所需的商品价值。这意味着劳动力价值下降（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由此就给资本家留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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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关于这个结论可以说明两点。首先，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后果。毫无疑问，从工业化时代的英国到当代的孟加拉国或中国深圳的工厂，资本主义和劳动阶级的历史都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马克思所描述的剥削条件总是反复出现，而过去40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自由市场政策更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阶级不平等。但也有充分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在资本体系中也确实出现了劳资关系改善、劳动阶级获得救赎的现象。例如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者的预期寿命都出现上升而不是下降。世界上至少有一些地方的一般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并不全是厄运和凄惨，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迷失在补偿性消费主义的迷雾中。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结论完全取决于他所设定的假设。在任何建模练习中，只要改变假设就会改变结果。第一卷从价值运动的角度提供了整体性观点，这是极其宝贵的，但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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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希望研究资本进入市场期间和之后的资本循环。这延续了第一卷中对价值运动的阐述。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变到货币形式是关键的一步，只有当价值和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实现时，价值生产的实际成果才能被看到和被衡量。只有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有实质的证据表明剩余价值被生产了出来。
第二卷从价值实现及其后续流通的角度提供了资本整体循环的视角。马克思在某些假设下来研究资本循环。首先他假定技术不变。他完全略过了第一卷中对技术变革的深入研究。“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但如果假定价值生产率无关紧要，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强调说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他后来说，“就价值的革命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
其次，他忽略了除工资和利润总额外价值分配的情况（如第一卷），这部分马克思留到了第三卷再加以说明。最后一个假设尤为难以把握，因为马克思在第二卷中反复说明，不同周转时间和固定资本投资能通过信用制度来解决。但他在第二卷中未对这样的解决方法进行阐述，因为他尚未提出利息和金融理论。鉴于马克思对价值实现问题的兴趣，他最令人诧异的假设是所有商品都按价值交易。这是他在第一卷中的假设，因此在第二卷中依然看到这样的假设是令人惊讶的。但在第二卷中，该假设却有非常不
同的作用。他从一切都处于均衡状态的假定出发，然后倒推回去，论述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达到最后的均衡状态。他在第二卷最后部分的再生产图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模型的前身，半个多世纪后成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这些图用数学的方法显示了：要想维持供求平衡，就必须在劳动力的工资商品生产、资本家的投资商品生产和资本家的奢侈品生产之间维持相应比例。
但这一重大甚至伟大的理论建树也不能掩盖其所依据的假设导致的局限。有趣的是，这些模型中都引入了小部分技术变革，但仅仅是实现平衡增长所必需的技术变革。随后的研究表明，确实存在技术演进路径可以确保这些再生产模式的均衡增长，但第一卷中确定的支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竞争过程必然要限于此路径，因此各部分比例失调所引发的危机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限定的假定条件并不是读通第二卷的唯一障碍。最令人头疼的还是分析的不完整性。恩格斯加在第二卷中的许多材料都是零散的，有些不过是暂时的想法而不是成熟的理论。他们并没有以价值实现并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角度就资本循环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还需要通过马克思的其他文本来重建马克思的思想，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有许多初步想法可与第二卷中的论点相印证。但初步想法和初步想法加在一起不一定会产生一个明确结论。最多我们只能猜测，如果第二卷得以完成，那将会是什么情况。但与其去猜测马克思的论述中缺失了什么结论，不如去分析如果放弃马克思的假设将会发生什么。
第二卷一开始就将资本循环分解成生产、商品和货币资本三个循环圈，尽管马克思又以“工业资本”笼统称之。单个工业资本家需要扮演生产者、商人和货币管理者这三个有时会有冲突的角色。这预示着《第三卷》将把资本分为不同派别（生产商、商人和金融家）。马克思分析的主要内容表明，货币形式的价值实现的条件取决于资本是否成功实现了价值和商品生产。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再生产也是如此。这些环节相互依赖、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工业资本家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处理所有三个环节。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说，但是确实有很多资本家在组织生产方面是天才，但是在货币管理和市场营销方面却一塌糊涂。
第二卷的前面四章强调了资本必须不断运动，通过生产过程的增值和市场环节的价值实现然后以货币资本形式再投资。技术和组织革命则可能会破坏这种运动，这可能是马克思将创新搁置一边而假定技术不变的原因。当技术变革对这种资本连续运动产生强大和不可预知的破坏时，将很难甚至无法研究生产和流通的连续性条件。马克思分析的总体思路是将资本流分解为三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支流（类似于水文循环中不同形式的降水）。例如，一般而言，货币的可移动性总是要好过商品，而商品的可移动性又要好过生产。这一点对于了解经济金融化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把货币称为资本的“蝴蝶”形态（它轻松自在并可停留在任何想停留的地方）。按照这一隐喻，我们可将商品视为毛虫，生产则为茧。
第二卷的其余部分则是关于价值在市场中的流通和实现，重点关注的是不同周转时间和固定资本循环所带来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中频繁地提到信用制度的必要性，但有关信用制度的部分留到了第三卷。这一部分介绍了不同工作周期（例如制造汽车和制造鞋子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流通时间（产品在被卖掉之前在
市场中停留的平均时间）的资本，以及对使用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的总体测量。资本主义竞争总是强调速度，加快周转时间，大量创新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整体利润会因为周转加速而增长。在生产和营销环节对速度的追求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并从根本上改变日常生活节奏。生产的加快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消费也相应加快（由此时尚和过时就有了重大差别）。与此同时，更多地依赖固定资本投资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也会减缓某些投资的周转时间，对于环境建设的投资尤其如此。虽然固定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周转时间放缓，但这是为了推动其他资本周转的加速。在这方面，通过信用制度把冗余资金用在新建、维护和更新长期和大型固定资本投资项目上，就变得极其关键。马克思在第三卷中论述了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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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如果第二卷的论述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资本循环始终有不断加速的动力，但也跟第一卷中的结论有了明显的区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
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有保持市场平衡的作用，但正如第一卷中的分析，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永远处于被威胁之中。然而该问题很难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这也是凯恩斯的关切之一，在谈论到需求不足的问题时，马上就会有人说是将凯恩斯主义植入了马克思主义，但其实应该是马克思影响到了凯恩斯。但在此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么工薪阶层的命运只能是迷失在补偿性消费主义的迷雾中，因为这正是资本维持其市场的途径。但与第一卷中的情况相似，这一暂定结论也取决于假设。然而不管怎么解释，第二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都与第一卷相左。第一卷中提到工人面临工资被不断降低的压力，但第二卷中又强调需要工人的有效需求来稳定经济。这表明了价值运动循环中的矛盾和不稳定性。过去4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工人有效需求的力量日渐削弱，这导致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地区都开始出现经济停滞。
第三卷
第三卷的重点内容是分配。恩格斯也加入了一些其他重要材料，例如关于竞争以及对所谓土地、劳动和资本“三位一体”批评的章节，因为这些本身很有趣，但大部分文本都是关于不同的利润分配形式及其后果。为了论述需要，它把在前两卷中分析的资本的增值和价值的实现问题放在一边，产生相对剩余价值以及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技术和组织变革也被搁在一边。如同前两卷那样，马克思在这一卷中的分析方法是深入剖析价值循环的某阶段并假定循环过程的条件保持不变。正如本章最开始的导语所示，马克思对此相当明确。铭记这一点后，我们就可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在支付给工人工资和税金之后如何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分配。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的价值分配
单个资本家受市场力量的推动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利润率会趋于平均。这就产生了特别的分配效应。创造的总剩余价值在分配给单个资本家时不是按照其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其预付的资本，马克思风趣地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因为剩余价值在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原则不再是根据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数量，而是资本家预付的资本。发生这种变化的技术原因太复杂，在此无须赘述。但这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有利于雇佣较少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却惩罚了那些生产出许多剩余价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生产（劳动者就业）的基础会逐渐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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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榨取率和劳动力总规模保持不变，那么可用于分配的剩余价值总额就会下降，利润率也会随之下降。这就是资本运动规律中的一个重大矛盾。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单个资本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会威胁到整个资产阶级群体的再生产。这并不是因为单个资本家愚蠢、贪婪或疯狂，而是因为他们是受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推动，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最大化。换言之，单个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分配规律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相抵触。这种矛盾就制造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对马克思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利润率平均化“完全掩盖和神秘化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不仅资本家本身无法看到资本的内核，甚至想要分析资本的经济学家也被蒙蔽了。在竞争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最终建立起的经济关系架构，因其表面可见并客观存在，所以这种关系的所有人和代理人努力去理解它们——与它们的内在架构完全不同，这种内在架构是本质且隐藏的。马克思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找出这个潜藏着的神秘内在架构。
工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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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商品剩余价值而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家应具有获得为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优势，但利润率的平均化让他们只能根据预付资本的数额和税务人员从他们身上抽走的脂油的多少来获得不等的剩余价值。这些资本家必须将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商业利润、地租以及利息的方式分配给商业资本家、地主和金融资本家。马克思所谓的工业资本家绝对不是拥有剩余价值的特权者，相反，马克思认为
工业资本家往往要在满足其他人的分配需求之后才能拿到剩余的部分。
商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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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如果失去运动就会贬值。将产品推向市场并实现销售需要耗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工业资本家往往倾向于立即将商品交给商人。商业资本家则以有效和低成本的方式组织销售（在此过程中也存在对劳动力的剥削）。仓库百货公司和配送服务（现在则是越来越多的在线销售）产生了营销规模经济。商业资本家还擅长运用营销策略和说服技巧（例如广告）来影响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欲望。因此，工业资本家通常有强烈的动机在商品价值实现前按折扣将商品转移给商业资本家。在马克思的模型中，这一折扣就是商业资本家利润的来源。商业大体上不创造价值（除了运输等环节之外），它的主要作用是将工业资本已经生产的价值更加有效、迅速和安全地实现和变成货币。
地主和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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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土地的私有化来系统地排除劳动力对土地的所有权，这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工人才必须依靠出卖劳动力求得生存。当美国东海岸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迅速上涨时，美国就对外来劳工移民开放边境，但当有充足的移民流入后，美国就再次加强了边境控制。这意味着，未经耕种的土地即便没有价值也可以成为商品，按照一定的价格进行交易。土地没有耕种只是因为暂时缺乏劳动力。这就提出了如何理解和分析资本在土地市场循环的问题。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优势会因为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马克思通过对他所谓的级差租金的详细调查而进行了研究）可首先归因于自然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更多的是来自对土地和不动产的投资（最终目标是城市建筑）。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对交通和通信的投资和创新而带来的空间关系的革命。位置优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位置偏远、商业价值较低的土地可能会因为铁路或高速公路的修建而骤然升值。
从这些差异优势中提取租金的土地和不动产所有者对一般资本给出了信号：他们为其土地上的工业（农业）资本家的完全竞争提供了均等条件。如果农业资本家甲由于占有优越地理位置或比较肥沃的土地而始终获得比农业资本家乙要多的利润，那么资本主义竞争的驱动力就会永久失效，资本运动也会受损。资本实际上是在向地主提供一个补偿性支付，作为其将劳动力排除在土地之外以及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不规则空间内创造完全竞争条件的报酬。
马克思主要关注土地不动产和地租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然而马克思在他对历史的描述中完全承认，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情况中，土地所有权和地租代表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即便在资本主义发展多年之后，封建土地制度也依然残存。在英国，教会、皇室和若干贵族仍然拥有大量土地。马克思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独特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那么资本主义是无法运行的。但马克思没有想到的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变中也会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地租形式，而寻租可能远远超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运
行所必需的程度以及政治上可接受的程度。对土地市场以及自然资源（石油）的投机已经司空见惯，现在资本家更是在通过知识产权来寻租。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但现代研究者必须加以分析。同样，商业资本也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初所认为的仅为工业资本正常运转服务的范畴，而无论是土地、不动产还是在各类资产市场上，资产所有者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扩大寻租和投机。
银行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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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资本分配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环节。如何理解这个环节，对于了解资本的整体循环具有重要意义。近来这一领域备受重视，因为似乎经济金融化对资本流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对此有大量论述，但并没有形成确切的结论，比如如何将他所看到的行为（如金融投机和有息资本的流通）融入“资本就是价值运动”的概念中。他的某些发现对其一般理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工业资本家（及其他资本家）关注银行和金融，其中有很多原因。一种特定商品的生产需要有投入和产出的衔接，这意味着投入和产出周期完全不同的行业需要通过谈判来协调。棉纺织业每天需要棉花供应，但棉花作物每年只产出一次（世界市场的优势在于不同地区有许多供应商，其棉花收获时间不同，因此有助于供应的改善）。
棉花生产商每年收获一次农作物，只有收获的时候才能获得现金，却要维持一整年的生活。如果没有银行的帮
助，棉花生产商将不得不囤积现金，把钱压在床垫下，每天取出一点维持开销，直到下一年收获季节的来临。同时，有人必须囤积棉花作为商品，每天向工厂供应以满足生产。对于马克思来说，所有以货币或商品形式囤积的价值都是僵死或贬值的资本，因为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这样的价值都是闲置的。
当考虑固定资本循环时，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机器购置费用很高但可使用数年。机器的原始价值可以通过折旧来回收，但在其使用寿命结结束时，机器需要更换。资本家每年必须节省（囤积）足够的钱来购买替代品，结果就是资本家的保险箱里囤积了大量僵死和贬值的闲置资本。这些囤积资本的安全性会是问题，因为劫匪无处不在。资本主义的银行和信用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资本家可以安全地（至少希望是）将他们囤积的剩余资金放在银行中以换取利息，银行则可以以稍高的利率向其他人借出这些资金。或者，工业资本家也可
可以预付资金购买机器，然后从每年的生产中拿出部分利润偿还贷款。不管如何，僵死和贬值的资本重新恢复活力并参与了循环。简单来说，随着资本价值链和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庞大的固定资本（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资本要求更不用说了），所以对成熟的信用和金融体系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因为如果不这样，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囤积起来，以应对大量固定资本开支之需。
同理，租金遮盖了投资活动在地理和空间方面的差异化问题，因此信用制度也可被用来处理生产组织所涉及的时间差异性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日常组织中，信用制度可将其中牵涉的无限多样的时间差异性减少到一个单一变量：利息。当然，这个变量取决于资金供求条件，不仅关乎资本也关乎其他一切（包括私人消费和业主贷款）。信用体系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流动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地租的前提是：土地是无价值但有价格的商品；同理，信用制度的前提是：资金是具有价格的商品。结果就是代表价值或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货币具有价值，这显然是荒谬的。但资金确实有价格，那就是利息。
银行和金融具有多重作用。它们随时随地吸收资金，然后将资金转换成货币资本借给任何有意追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人。作为中介，银行和金融机构扮演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同资本”的角色，从低利润经济部门中吸取资金然后重新配置到利润率较高的经济部门，在加快利润率均等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银行和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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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独立于价值产出增长的货币创造。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内在的货币创造权可归入资本作为价值运动方式的整体循环过程中，但金融势必会对整个循环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银行和金融机构把资金作为商品而不从事价值生产。它们借钱给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而不在乎这些部门是否从事实际生产活动：如果土地投机有高额利润，那么银行就会把钱借给从事土地和不动产买卖的行业（2001—2007年的美国就是这样）。“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马克思的意思是，金融体系必然会对不同分配领域的资金和利润信号做出反应，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活动偏离价值创造并进入非生产性渠道。银行可以把钱借给其他银行、房地产公司、商业资本家、消费者（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甚至国家（现在各国都是债台高筑）。
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构资本”盛行的世界。银行利用杠杆贷出远远超过其资本规模的贷款。他们的贷款规模可能是存款规模的3倍，在“非理性繁荣”时期甚至可达30倍。这种货币创造远远超过了当前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所需。这种货币创造采用的是债务形式，而债务是对未来价值生产的索取。债务的累积要么在未来价值生产中清偿，要么在危机中贬值。所有资本主义生产都是投机性的，但在金融体系中，投机成为超级拜物教。
马克思说，金融家具有“骗子和先知”的混合特征。虚构资本或许能在未来某个时期通过增值和价值实现变成现实资本，或许不能。中央银行则处在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的顶点，拥有似乎无限的货币创造力而不论价值生产的实际状况如何，这与资本流通和积累理论以及价值需求和实现理论是否相符呢？信用和债务在资本主义之前就普遍存在，但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信用工具在资本循环中的独特作用，正如马克思对商人和地主的兴趣那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债务和信用的内容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卫·格雷伯在其有关债务史的描述中所忽略的革命）。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独特形式正在不断发展和演变，股份公司和新的信用工具不断问世。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银行和金融领域的创新更是迈入了全新阶段。如此前所述，如果将分配视为资本循环过程的被动终点，那将是严重的错误。货币形式的分配是资本运动中独特的转折阶段。但这与价值实现有何关系呢？对此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但马克思的研究至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循其轨迹我们至少可得出初步的结论。
生息资本的循环
第三卷实际上确认了一个货币如何参与资本增值和价值实现过程的框架。银行和金融体系在信用创造上的自主权（中央银行处于顶点）释放出大量生息资本流入循环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息资本必然会流入价值生产。生息资本可能会是消费信用的形式，或是对商业资本家、地主和房地产投机商的贷款，甚至资
资助政府打仗或流入外国势力。生息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不是凭借其对生产的贡献，而是纯粹的产权。这种权利是以拥有作为商品的货币的所有权为基础，而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赚更多的钱。
这里引入了一个新维度来展示流通的图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是将货币资本的循环看作一种独特形式。当工业资本家实现货币形式的价值时，就拥有了一种可以产生利息的商品。资本家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他们可以投资于扩大再生产，也可以把钱放在货币市场上来赚钱。为了能持续经营，工业资本家的利润率必须超过银行的利率，否则，组织生产就没有经济意义。经过工业资本家之手的资本实际上分为两种：资本家作为货币持有人对持有的资金收取利息，或作为生产者通过投入生产剥削工人来产生利润。资本家可以选择把自己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借出去或当作生产性资本来生产价值。工业资本家可借入他们需要的资金来进行生产并支付利息，同时将剩余的利润留给自己。马克思将此视为资本主义金融维持资产阶级权利和合法性的唯一美德。它抵消了继承财富的力量并让进取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有机会打破阻碍其上升的阶级障碍。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心理实力通过这些新元素的注入得到了增强。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孟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章
《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05日 15版
【学理论 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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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资本论》提出，在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携手并进、合二为一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和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资本论》不仅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由这些矛盾造成危机的趋势。因此，《资本论》的思想既有助于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及其历史合理性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提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两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或内在联系具体地体现在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提出一个解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缩减劳动力价值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全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以个别部门的先进企业率先实现生产率进步为前提的，这些先进企业为此将取得超额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部门内的其他企业迫于压力，也会采纳同样先进的技术。这一过程若普及开来，就会造成全社会所有部门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下降，从而削减劳动力价值，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
当马克思提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他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在产业革命后形成的新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前提、合二为一的过程。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它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势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依照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于接纳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这个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这是因为，第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公有制企业完全可以和私有制企业一样，富有成效地参与这种竞争；第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企业不以过度剥削为手段获取剩余价值，而是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一点和公有制企业的目标模式是一致的；第三，剩余价值的阶级属性一方面取决于其归谁所有，另一方面要看其如何被利用。只要能将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为在市场经济中实现按劳分配创造了条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它事实上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充满张力的社会经济过程和现象，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他所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见解。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由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因生产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货币工资率没有随之等比例下降时，造成了实际工资率增长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剩余价值的贪欲出发，最终达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及提高全社会剩余价值率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提升了全社会的利益。不过，我们在此也不应无限夸大这种类比，正如下一节还要提及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虽然最初是并行不悖的，但最终
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危机的形成铺就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根本局限。其次，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要求将增长建立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上。马克思写道：“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的观点。这些观点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先驱。最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然造成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递减、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长的趋势。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由此就引申出一个重要观点，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为生产的自动化铺就了道路——“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笔者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的时候，剩余价值往往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
科学知识存量的增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技术前提，不是泛泛地来自一切科学，而要受到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轨迹的约束；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其生命周期的前期和晚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投资于创新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些现象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言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与竞争和积累相关的产权、投资、金融等各项制度，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起到促进或妨碍的约束作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取决于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程度，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竞争的压力是如此巨大，资本家为此必须尽可能地将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美国历史学家布伦纳在比较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唯独在西欧得到成功的发展，这是由阶级制度、产权制度、剩余榨取制度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剩余榨取者为了增加剩余而被迫采用的方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尽管并不完美——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相适
应。把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的，在于资本主义要求那些控制了生产的人主要通过增加所谓相对的、而非只是绝对的剩余劳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剩余）。”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会因各种制度的存在受到消极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所谓金融化。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是一种制度现象，它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资产部门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质的超额利润，它吸引了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资本；其次，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从股票到房地产部门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发展，这给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再次，它还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各类项目上，劳动力再生产都变得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机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还受到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积累环境——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的制约。《资本论》分别从两条路线讨论了这个问题。在第一条路线上，马克思指出，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了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带来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在第二条路线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积累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在中短期等各种时间框架内都适用。马克思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界定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恶化和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下降有关，但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因投资和消费不足引起的产品实现困难就足以解释这一矛盾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垄断和对落后国家的贸易，那么产品创新——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稀缺——就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最后还可指出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仅是解释成熟或发达市场经济的理论，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设法保证这里所讲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从而推动剩余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如果不能兑现这三重条件，剩余转向金融资产泡沫和奢侈性消费，生产力就无从得到发展，市场经济也无法表现出动态效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所面临的这三重条件的约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是难以克服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凭借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在调节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确保全社会剩余转向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最终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按劳分配。
《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运作将服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生产力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其次，《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失灵理论，这为理解国家的作用、进而为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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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
程恩富
第三章
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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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汉族 。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上海，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部级跨世纪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系统研究会、中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和上海市经济学会5个重要学会的副会长，教育部中青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主席，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委理论创新咨询专家，并任俄罗斯彼得堡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黑龙江大学、安徽财贸学院等兼职教授和研究员。
程恩富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370多篇文章。独著和合编26本书。论著和演讲上百次被各种媒体报道，《人民日报》、日本共同社、《韩国日报》、《香港大公报》、中央教育电视台、江苏有线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发表过记者和主持人专访，《高校理论战线》、《生产力研究》、《学术月刊》、《当代经济研究》、《经济经纬》等介绍其经济思想。
来源：央行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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