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小纪话廉说 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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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  第6期

对党忠诚   

中共庆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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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要论

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专题调研解决深层次问题“持续深化政治监督”系列报道之五

廉政教育

司马光：以俭素为美

本月推荐书本

以案为鉴

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甘肃省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戢一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纪法课堂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问答

“借”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投资本人项目获利如何定性

庆小纪话廉说电子月刊

2024年 第6期

要闻

要论

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专题调研解决深层次问题“持续深化政治监督”系列报道之五

庆小纪话廉说

甘肃纪检监察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

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5月31日，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赋作出批示，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李寿伟出席并讲话。中国纪检监察协会、省民政厅有关同志应邀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甘肃省监察学会成立以来，始终紧扣中心任务、紧贴监察实践开展工作，此次更名换届是适应新征程纪检监察事业发展需要，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的实际行动。更名换届后的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重任在肩、使命光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聚焦中心工作认真履职尽责，为纵深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做好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工作，要树牢政治意识，将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立会之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实履职尽责，始终保持协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加强理论研究，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堵点难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调研，力求提出甘肃解决方案，形成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协会成为研究纪检监察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要关心关爱干部，搭建平台、促进交流，凝聚共识、增进团结，以满腔热忱服务纪检监察干部，把组织的关怀激励最大限度传递下去、落到实处。要规范管理运行，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健全协会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大兴务实、清廉、俭朴之风，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开展各项工作。

大会通过新修改的协会章程和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邓海涛当选甘肃省纪检监察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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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研解决深层次问题

“持续深化政治监督”系列报道之五

有多少“牌子”、多少“帽子”，发表了多少篇论文，获得过多少专利和奖励……这些是在赴相关科研单位调研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王建伦听到最多的介绍内容。

“科研单位一说到科研情况，首先就是这些‘牌子’‘帽子’——某某中心、某某基地以及有多少获取各类称号的戴‘帽子’人才，其次才是科研方向、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转化情况相对谈得少。”王建伦回忆说，反而是一些新型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会重点介绍从国外吸引人才和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情况，“他们不以申报各类‘牌子’‘帽子’及奖励为目标，鼓励科研人员集中精力搞研发创新。”

王建伦参与的这次调研，是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深化政治监督护航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抓手。去年3月以来，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牵头科技部相关职能部门，聚焦党的二十大关于科技创新战略部署，围绕推动解决影响科技创新若干深层次问题，先后赴12个省（区、市），深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开展实地调研。调研采取统分结合、“大兵团”与“小分队”结合的方式，集体听取汇报，个别深入访谈，重点了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终端末梢落实情况、各类创新主体作用发挥情况和各方面诉求建议。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成立中央科技委，重组后的科技部履行中央科技办职责，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为破解科技创新方面长期想解决但没有解决的难题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高波介绍，专题调研旨在推动科技部充分发挥中央科技办统筹协调作用，在中央科技委领导下，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破解影响科技创新的难点、堵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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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

12场座谈会，120余人次面对面座谈交流，70余人次个别访谈……调研中，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以下看上、透过业务看政治，查找科研管理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与科研管理部门在思想认识、政治站位、作风能力等方面的不足相结合，对调研中发现和收集的问题、意见、建议逐一研判、系统梳理，形成了一系列问题清单。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7个方面问题，分别是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发挥不够、高校及科研院所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参与支持力度不够、科研院所体制痼疾亟待打破、对高水平国际科技人才的引进力度不够、科技领域“牌子”和“帽子”过多、人工智能发展政策不协调。

“我们调研发现，科技领域已有‘牌子’125块、‘帽子’95项，存在脱实向虚不良倾向。这些‘牌子’‘帽子’花样繁多，互为前置条件、互为因果。科技人员忙于申报项目、奖励、职称和‘牌子’‘帽子’，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王建伦举例说，科技领域的脱实向虚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科研质效，也对科研环境、学术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滋生了重名重利、心浮气躁、相互请托、弄虚作假等现象。

“脱实向虚问题的解决涉及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治理体系的深层次问题，需要通过标本兼治、深化改革来逐步推动解决。”王建伦告诉记者，“牌子”“帽子”过去发挥过积极的激励、引导作用，但发展到今天，“牌子”“帽子”过多，甚至出现“唯牌子”“唯帽子”倾向，其负面作用不可忽视。

鉴于此，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坚持边调研边推动整改，每次调研后均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分送科技部领导和有关司局；同时，结合政治监督、执纪办案、日常监督中发现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政治生态、机制制度等方面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以专题会商、印送政治监督建议函等形式向科技部党组提出了7个方面的问题及对应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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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建议中，针对脱实向虚问题，建议对现有“牌子”“帽子”进行统一的清理规范，予以科学设置、大幅精简；深化落实国家科技奖励、院士制度改革，进一步细化措施，完善提名、评审及遴选等工作机制和程序设计，发挥正面激励导向作用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科技界各相关主体的时间精力投入，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影响，有效降低评选成本和廉洁风险；对于各类国家科技项目，严把考核评估和验收关，改变过去项目管理“重立项”“轻管理”“轻验收”的状况，真正以项目实施绩效作为评价指标。

       “科技部党组重视并用好政治监督调研成果，坚持与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推动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问题。”王建伦介绍，包括清理规范各类“牌子”“帽子”在内，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已将7个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纳入监督台账，并将持续深化监督，推动科技部党组更好适应机构改革后的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治理水平有效提升，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和科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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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

教育

司马光：以俭素为美

本月推荐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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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以俭素为美

司马光个人简介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宋代的皇帝大皆仁厚开明，而一批士大夫也是为官清廉，尽心为国，更让人称奇的是居然文采风流，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竟然成就斐然。司马光，字君实，山西人，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影响巨大。哲宗继位，他担任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8个月病逝，有《司马文正公集》。

    他的这篇《训俭示康》，近千字，是教诲儿子司马康的，要求他崇尚节俭，杜绝奢华。如今读之，依然具有教诫意义。这里只选取了开头两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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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一开始就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其实，司马光的父亲曾担任三司副使，历知同州、杭州、虢州、晋州。但由于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所以司马光说“寒家”。其实并非寒微的家庭。“世以清白相承”，倒是真的。清廉传家，到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居官清正，为人廉洁，可见家教之严。“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一个家族的家风，一方面是严格的家教，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比如，有的家庭就善饮酒，有的就不善饮。有的人家子弟，就喜欢排场，而有的更喜欢低调。司马光就是后者。他说，自己本性不喜欢奢侈豪华，婴儿的时候，长辈把饰有金银的华美衣服穿在我身上，总是害羞地扔掉它。从心理上说，太俭朴的人，一般都不宽容，对人对己，都比较苛刻。而出手大方的人，一般比较能容人。所以，司马光后来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也是有这个心理的。苏轼当时反对，也被贬谪。有道德洁癖的司马光，晚年为相，还是书生气太多了。含恨而逝，也在情理之中。

   “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忝，是谦辞，有愧于的意思。科名，就是科举功名。“闻喜宴”，宋代沿袭唐代的制度，进士放榜后，由朝廷赐宴，以示宠异。新进士要在帽檐上插花，表示荣光。但司马光就不戴，一起考中的进士就说：“皇帝的恩赐是不可以违背的。”“乃簪一花。”在这样的大喜之日，还能如此冷静，拒绝这些荣幸，真是奇怪。当然，他也说，自己也只是顺应自己的本性而已，“但顺吾性而已。”并没有专门穿又脏又破的衣服，“以矫俗干名”，故意违背习俗，求取名位。这句话，似乎是影射王安石的。“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平生穿衣仅为蔽寒，吃饭只是为了果腹。作为士大夫之家，这样做感觉也有点矫情。其实，适当地讲究衣食，也是一种礼仪，甚至一种美学。只要不奢侈、浪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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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司马光接着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这倒是值得记取的。奢靡，的确应该反对。俭素为美，值得提倡。如今，吃饭要求“光盘行动”，就很好。所谓贵族，就是一种教养，一种衣食住行的节俭。当然，这样的境界，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所以，他说，别人都讥笑他固执，不大方，但他不以为羞耻。接着他连续引用了孔子的三句话，来反对这种批评。这三句话，都是孔子的名句，很有意思。第一句，“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意思是奢侈豪华的人容易骄傲，俭朴的人则显得寒碜。孙，通逊。与其骄傲，宁可寒碜。第二句，“以约失之者鲜矣。”意思是节制自己而犯错的人，是很少的。孔子是非常重视“约”的，“克己复礼为仁。”也是这个意思。第三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非常强调“道”，他说：“君子从道不从君。”“君子谋道不谋贫。”可见，君子与道的关系，是多么紧密。所以，“士”是要追求“道”的，如果以自己穿得差、吃得劣，而感到羞耻，这种人就不值得谈论事情。中国古人一直比较轻视那些“求田问舍”的男子，也是这个道理。

   “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这句话，放在当下，也没有过时。如今，也颇有些人以俭朴相诟病。司马光惊叹“嘻，异哉！”说明那个时代的奢侈风气，还不是很厉害。

我以前去学校上课，都骑一辆二手自行车，因为新买的被偷了三辆了，索性买一个二手的，也没人偷。也感觉符合我讲授《庄子》的境界，一路有风有光。结果，有一天，一位学生悄悄给我说：“老师，你不要骑那个破车了。”我很吃惊，问为什么，她说：“别的老师不是开奥迪，就是宝马。你没有车，就步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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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骑这样的自行车，同学们都瞧不起你。”我知道她是善意的。于是，谢谢她，以后就一直步行。本来路也不远，走着也挺好。.

    司马光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君子欲望少了，可以行直道。小人呢，可以保全其身，远离罪恶，让家境丰裕。所以，他很沉重地说：“俭，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而奢侈就多欲，“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所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当官必然贪赃受贿，居乡间必然盗窃。故曰：“侈，恶之大也。”可见，奢侈不仅是一种个人习惯，更是关乎一个国家、社会的命运。

    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一文中说司马光“不事生产，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可见，司马光的俭约的确是真的，生前也是以此名闻朝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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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故事系列》之一，以典型案例生动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巡察，不断增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实效，以“钉钉子”精神，做深做实巡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持续彰显利剑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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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推荐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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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

为鉴

白银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甘肃省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戢一鸣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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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纪委监委通报3起

“中梗阻”典型案例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甘肃省纪委监委对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位志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位志荣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毫无宗旨意识，屡屡破规逾矩。丧失政治信仰，搞迷信活动，以求官运亨通、“平安着陆”，转移隐匿赃物，伪造证据，统一口径，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长期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违反组织原则，借调整干部收受财物；违反廉洁从政要求，向管理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违反生活纪律，带坏家风，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利用职权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土地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贿赂。

位志荣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情节恶劣，性质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甘肃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位志荣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调整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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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戢一鸣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日前，经甘肃省委批准，甘肃省纪委监委对甘肃省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戢一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戢一鸣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胆大妄为，毫无顾忌，靠项目吃项目。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转移隐匿财产；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公车私用；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人事录用中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大搞权钱交易，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索取或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戢一鸣严重败坏党员领导干部形象，严重破坏亲清政商关系，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毫无忌惮，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甘肃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甘肃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戢一鸣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调整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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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法

课堂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问答

“借”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投资本人项目获利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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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投资本人项目获利如何定性

       实践中，有的请托人为了进行利益输送，邀请国家工作人员投资本人项目，同时“借”给国家工作人员本金，并约定亏损由自己承担、收益归国家工作人员所有，在投资盈利后，国家工作人员将本金归还请托人，利润据为己有，此种行为性质如何认定，存在不同认识。

       有这样一起案例。甲系某市市长，多次为私营企业主乙在业务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感谢甲，乙告知甲自己正准备一个非常可观的项目，该项目预计一年后能产生3倍收益，可以分给甲100万元投资额度，并承诺若亏损算自己的，盈利归甲。甲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乙表示可以先借钱给甲，赚钱后再把本金归还给自己即可，甲同意。后乙将该100万元转入甲特定关系人账户，并以特定关系人名义，向该项目投入100万元，1年后，该项目盈利，特定关系人账户共收回本金加利润300万元，甲将本金100万元归还乙，剩余200万元据为己有。

       对于甲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100万元本金系甲向乙的借款，并实际投入项目中，相应地，该项目投资收益也属于甲，考虑到甲最终将本金归还给乙，双方之间不构成行受贿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投资项目和本金均源于乙，同时本金损失风险也由乙承担，相应地，该投资的全部收益本应归属乙，但为了给甲输送利益，乙打着“借款投资”的幌子，将收益让渡给甲，200万元应认定为行受贿犯罪数额。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结合案例，具体阐析如下。

       本案例本质上属于“借鸡生蛋”，此类案件争议的核心点在于，表面上，国家工作人员似乎是从请托人处借款并投入项目，因此，项目的收益也应由国家工作人员享有，双方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这实际是被虚假表面蒙蔽而产生的错误认识。谁承担资金风险、谁享受收益，是商业投资的基本原则。在真实借款中，出借人不管资金的真实用途，仅承担资金出借风险，相应地享有借款利息，而借款人则承担资金实际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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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相应地享有资金使用的收益。若请托人提供资金并承担实际投入项目的风险，则导致该“借款”不是真实的，这是认定此类案件性质的前提与基础。

       二、“借款投资”系利益输送的道具，项目收益是贿赂标的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乙“借”给甲100万元本金用于投资项目，在主观上是抱有一种“亏损算自己的”心态，是否意味着其仅仅在100万元范围内具有间接行贿的故意，即若项目发生亏损，可将亏损部分认定为贿赂数额，若项目未亏损，则证明行受贿犯罪尚未具体实施，不宜认定为犯罪？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妥。对于此类案件，判断贿赂标的物究竟是项目的预期收益还是可能亏损的本金，关键在于项目的来源及在此基础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在请托人提供的项目中，请托人能够“借”给国家工作人员本金，证明在主观上，请托人看好此项目，并有充足的投资能力，而明确本金亏损由自己承担，则进一步证明，请托人实施上述“借款投资且保本”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投资收益”，此种情形与请托人本人出资投资该项目后将收益再送给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借款投资”只是双方完成利益输送的一种道具和掩饰，同时作为将来可能应对调查的一种说辞。因此，在主观上，请托人并非仅仅对“可能发生亏损的本金100万元”具有间接行贿的故意，而是对项目的全部收益具有直接行贿故意。

       三、将全部收益认定为贿赂数额，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此类案件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在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借款”行为发生时，项目是否获利尚处于未知状态，双方均无法预料到项目的具体获利金额，若将项目全部收益认定为行受贿数额，是否有悖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答案是否定的。在主观方面，虽然双方在“借款投资”时，确实无法预料到项目是否盈利，更不知具体的数额，但双方对于请托人提供项目机会和投资本金并承担风险有明确认知，对于收益本应由请托人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收益实质源于请托人的让渡有明确认知，在此种认知基础上，对通过此种方式变相完成利益输送持积极追求的心态，且本案中行贿人明确告知受贿人该项目预计一年后能产生3倍收益，受贿人对受贿数额有概括认知，因此，若项目最终盈利，只要实际收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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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超出预期收益，均涵盖于双方的主观认知和意志之内。同时，对于请托人提供的项目，多数案件中最终项目的盈利数额，均会被双方获知，行为人对利益输送的具体金额是明知的，即使实际收益明显超过预期收益，但行受贿双方对实际收益均予认可，亦应按照实际收益认定受贿数额。在客观方面，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实际出资，没有承担任何风险，同时项目机会也系请托人提供，国家工作人员纯粹“空手套白狼”，所获全部收益均系请托人以“借款投资”的名义给予。综上，将全部收益认定为贿赂数额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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