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正当时2024年第3期文字版-FLBOOK

2024年第3期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培训班强调的“六个强大”

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

党委宣传群工部

正当时

学习

2024年3月14日

总第47期

编者按

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党中央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建设金融强国的丰富内涵，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前进方向，并对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再动员、再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六个强大”，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提出了要求。

本期刊发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强调的“六个强大”的解读文章，请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汇共识、聚力量

闭幕！关于经济金融蓝佛安、潘功胜、李云泽、吴清这样发声......丨聚焦两会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P05

重要讲话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上）

相关论述

P06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监管必须“长牙带刺”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下）

以强大主权货币为基石建设强大中国特色金融体系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张晓晶 | 把握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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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

式上的重要讲话汇共识、聚力量

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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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4年1月22日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金融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汇共识、聚力量

在16日至19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指明方向。

连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提高站位，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

“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习近平总书记就金融工作再次作出深刻阐述和重点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认识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深化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郭威表示，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是要做到总书记强调的“八个坚持”，这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特别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郭威说。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锋说，作为国有大行，工行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依托国际化、综合化经营优势，不断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以实际行动为建设金融强国作出贡献。

河南省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工业园内，利通科技生产车间一片火热，正加班加点生产石油管出口产品。利通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洪亮对“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深有体会：“正是得益于普惠金融的支持，公司解决了发展资金瓶颈，实现了石油软管领域不少产品‘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要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郭威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是“第二个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和最新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将为金融强国建设创造更好的软环境。

明确建设金融强国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路径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系统阐释了其深刻内涵，明确“六个强大”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六大体系”。

“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既是检验金融强国的关键指标，也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抓手。”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强大的货币是基础，强大的中央银行是根底，强大的金融机构是重点，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标志，强大的金融监管是保障，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是关键。

“总书记对建设金融强国的内涵和路径作了深入阐释，为做好金融监管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证监会综合业务司主要负责人周小舟说，“我们将始终紧扣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主线，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和持续监管，加强对跨市场、跨领域、跨境风险的监测监控，切实维护股市、债市、期市平稳健康发展。”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大体系”，涉及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彼此互相联系、互为支撑，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力点，也有利于相关部门更有针对性地推进改革发展。

“建立健全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给我们提出要求，也带来发展良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泳说，保险业要进一步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深度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与作用。

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目标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

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以及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作出部署。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海平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工作方向：“接下来，我们将完善央地协同工作机制，更注重与不同部门协作配合、形成合力，动态清零地方中小法人金融机构风险，构建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机制，从源头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等工作。”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

落地全国首家外资控股的合资理财公司、再保险“国际板”跑出“临港速度”……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加速推进。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临港新片区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殷军鼓足干劲，“未来我们要加快探索新兴金融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努力打造国家跨境金融开放创新的重要窗口。”

“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是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的关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说，外汇局将继续支持贸易新业态规范创新发展、便利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不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并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和响应机制，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号角吹响，使命在肩。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全力抓好落实。”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官、业务发展部总经理刘培勇说，开发银行将聚焦主责主业，持续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领域的优质金融服务，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金融力量。

锚定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扎实推动金融

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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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理论，2024年2月20日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这一目标进行了全面阐述，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思想深邃、视野宏阔，指明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前进方向，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胸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使命担当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金融事业发展的重大目标任务。金融系统是建设金融强国责无旁贷的主力军，必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建设金融强国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推动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金融强国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并且服从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二者是局部服从整体、具体目标服务于总目标的关系。现代化强国必然是金融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金融强国建设也只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才能实现。金融系统必须强化使命担当，把建设金融强国作为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具体方式和直接体现，把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根本目的，坚决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背景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曲折漫长，国际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金融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坚实基础，同时信息技术革命、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发展对金融结构、服务、效率等提出新要求。建设金融强国必须立足“两个大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深刻认识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由路径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们要建设的金融强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这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即“八个坚持”，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是具有科学理论指导、已经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被实践证明的正确道路。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守正创新，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

奋力攻坚克难，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建设金融强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按照分阶段目标持续推进，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夯实金融强国建设基础。

以稳妥有效风险防控守护金融安全。坚持“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妥处存量、严防增量，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加强中央和地方协同，完善风险处置策略方法，强化风险处置资源保障，健全权责一致、激励约束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强化风险源头防控和监测预警，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以严密过硬监管保障金融稳定发展。落实金融监管全覆盖，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按照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建立兜底监管机制的要求，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严密监管机制。提升监管能力水平，及时调适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方法。推动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格执法、敢于亮剑，确保“监管姓监”。建立健全监管问责机制，强化“对监管的监管”。

以优质高效服务夯实金融发展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迎难而上，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金融乘势而上，完善政策、标准和产品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普惠金融雪中送炭，持续加大对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提高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养老金融健全体系，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加大对健康和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支持。数字金融把握机遇，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

以系统协同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建立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建立健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宗旨、回归本源，找准定位、优势互补，切实增强竞争和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建立健全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建立健全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监管标准和运营要求。

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强金融发展动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以严格公正法治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加强金融领域重要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加快补齐新兴领域制度短板，发挥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填补空白的作用。加大金融法制执行力度，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优化金融领域信用环境，强化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坚决打击逃废债行为，压实第三方中介机构专业把关责任。引导金融系统树牢法治意识，自觉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匡正行业风气。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在金融系统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处理好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关系，履行好社会责任。做到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做到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创新，不搞自我膨胀的伪创新。做到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严格遵纪守法，遵守监管要求。

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和建设金融强国最根本的政治优势。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发挥好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作用，关键是做好统筹协调把关。发挥好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作用，关键是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关键是落实属地责任。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下真功见实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对金融发展规律和形势变化的理解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锲而不舍健全金融系统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立完善金融系统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推进党组织建设贯通各个层级、覆盖各个领域、抓实各个环节。推动金融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始终不渝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选优配强金融系统干部队伍。加强金融系统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提高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

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落实金融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坚决破除“精英论”“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思想，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把狠抓“地毯式”巡视整改作为工作抓手和切入点，将金融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

持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严格按照“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使命催人奋进，奋斗正当其时。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发有为、实干担当，为把金融强国蓝图变为现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闭幕！关于经济金融蓝佛安、潘功胜、

李云泽、吴清这样发声……｜聚焦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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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3月11日

2024年3月11日下午3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闭幕会。

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表决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表决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

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在全体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开得很成功，凝聚了共识、明确了任务、坚定了信心，是一次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大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热情和活力，汇聚起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善作善成，努力克服一个一个困难，办好一件一件实事，完成一项一项任务，在团结奋斗中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于经济金融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两会期间这样发声……

蓝佛安：把防风险、推动财政可持续发展摆在突出位置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他表示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决定，2024年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这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审时度势、综合考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样安排，既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又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既保持了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适当加强了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十分正确、非常必要。

在此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作出全面安排和部署，财政部门将认真抓好贯彻落实。适度加力，主要是统筹运用各类财政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促进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财政支出强度总体扩大。今年的赤字率按3%安排，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赤字规模达到4.06万亿元。同时，统筹各类财政资源，加大支出强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8.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超过1万亿元，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二，政府债券规模明显增加。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新增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这两项加起来达到4.9万亿元。此外，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大部分都在今年使用。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和扩大社会有效投资，更好支持重点领域锻长板、补短板，激活经济发展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第三，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在落实好去年延续和优化的税费优惠政策基础上，我们今年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更好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提质增效，主要是优化财政管理，加强政策协同，提升财政政策质效。

从财政管理来讲，就是要坚持内部挖潜，向管理要效能。落实落细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防止财政资金“跑冒滴漏”。

从政策协同来看，就是要加强统筹协调，放大组合效应。统筹运用税费、专项资金、政府债券等政策工具，加强与货币、就业、产业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好“组合拳”，避免“单打一”，推动政策同频共振。

他表示，财政部门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加大民生保障力度。202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20%。同期，财政民生支出保持较快增长。2023年，各级财政用于教育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长了25.5%。

二是合理安排中央部门支出，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在切实保障部门履职的基础上，中央部门带头过紧日子，2020—2022年中央部门支出连续负增长，2023年也只略增了0.8%，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支持地方保障民生、促进发展。2019—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从7.44万亿元，增加到10.29万亿元，首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38%。

三是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比如，2018—2023年，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8327亿元，增长到10823亿元，增长了30%。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继续加力，增幅达到10%，更好支持科技自立自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进一步凸显了这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财政部门将主要从三个方面抓好工作落实：

一是树牢过紧日子的思想。崇尚简朴、厉行节约、力戒奢华，把勤俭办一切事业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切实贯彻到财政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二是抓好过紧日子的执行。将持续从严从紧控制“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会议差旅、资产配置、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强化预算的约束，推动精简不必要的节庆、论坛和展会等，及时收回使用结余闲置的资金，把更多的“真金白银”用于发展的紧要处、民生的急需上。

三是强化过紧日子的监督。2023年，加大财会监督力度，严肃查处了使用财政资金搞“形象工程”等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惩处，坚决杜绝讲排场、比阔气，坚决防止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他提出，要持续提高资金安排的“民生含量”，不断增强政策举措的“民生温度”，努力让国家的财政账本变成百姓的“幸福清单”。

第一，受益范围不断扩大。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我们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1亿人，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有4400万人被纳入低保和特困救助范围，每年约1亿人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到国家资助，1.59亿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学杂费并获得免费教科书。

第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生态环境等方面政策保障不断健全。比如，2019—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520元提高到640元，每年增加30元，各级财政累计拨付补助资金约3万亿元；今年财政补助标准还将再提高30元。

第三，投入力度越来越大。2019—2023年，全国教育支出增长18.5%，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35.8%，卫生健康支出增长34.4%。2024年，教育、社保和就业预算安排都将超过4万亿元。

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扛在肩上，落实到财政各项工作当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焦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推动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坚决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把老百姓关心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今年在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下一步，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源头治理，远近结合、堵疏并举、标本兼治，会同有关方面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是加强地方政府法定债务管理。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科学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统筹安排公益性项目债券，完善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巩固前期化债工作成果，指导督促地方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安排财政资金、压减支出、盘活存量资产资源等方式逐步化解风险，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三是严格违规违法举债问题监督问责。健全跨部门联合惩戒，严格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对新增隐性债务和不实化债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加大问责结果公开力度，发挥典型案例警示作用。

四是着力构建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完善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分类推进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持续压减融资平台数量。

潘功胜：降准仍有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发言。他表示，长期以来，人民银行一直以一种开放和专业的姿态与媒体界的朋友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在此也非常感谢媒体界的朋友对央行工作的关注、监督和支持。

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1月份国新办的记者会上，我就这个问题和记者朋友作过交流，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更进一步阐明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立场和观点。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刚才发改委的郑栅洁主任讲得非常清楚，我国的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是国内外的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需要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宏观调控的政策力度。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依然丰富，货币政策仍有足够空间。我们在货币政策的调控中，将更加注重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着力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稳定物价，为经济运行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在总量上保持合理增长。去年人民银行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每次是0.25个百分点；今年2月5号我们又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0.5个百分点就是一次性释放长期限流动性1万亿元。目前，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是7%，后续仍然有降准空间。我们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均衡投放，实现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二是在价格上我们将继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2023年我们两次降息，并且降低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引导主要银行下调存款利率，今年2月份又引导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的贷款报价利率是个人按揭和中长期投资的贷款定价基准，这些将有力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支持投资和消费。我们将把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统筹兼顾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健康性，继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三是在结构上要更加注重提升效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效能。我们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继续实施支持碳减排再贷款，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激励带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约束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融资供给，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合理消费融资需求。盘活存量金融资源，着力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是在汇率上将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采取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有望转向，美元指数动能减弱。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回升向好，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更趋成熟，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人民币来进行跨境结算。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人民银行将以专业、务实的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就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人民银行的考虑一问。他表示，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过去这些年，我们在科技、绿色、普惠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强与科技、环保等行业管理部门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增强金融支持力度、可持续性和专业化水平。主要有这么几点考虑：

第一，在宏观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比如，科技金融方面，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不同的阶段，企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在科技型企业成长的早期，更多需要风险投资、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的介入，目前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风险评估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下一步需要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绿色金融方面，要持续完善绿色和转型金融的标准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约束机制。普惠金融方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健全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

第二，在政策层面，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引导和激励。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高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继续实施支持碳减排的再贷款，进一步扩大支持领域，并增加规模。今年1月，我们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从2%降到1.75%，这是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利率水平。我们还将适当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规模，继续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将相关激励政策覆盖的普惠小微贷款标准由单户授信不超过1000万元扩大到了不超过2000万元。

第三，在落实推进层面，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的提升非常重要。深入开展科技、绿色、中小微企业等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金融服务的能力、适配性和普惠性。增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丰富适应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持续增长，不断加大对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技术能力。

人民银行将以做好“五篇大文章”为重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持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去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当前各方面对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有很高的期待，关于人民银行对这方面的何思路和举措。他表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人民银行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取向，增强金融领域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持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重点。

第一个工作重点，扩大金融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我们将有序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建立起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取消了银行、证券、人身险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去年11月份，人民银行向万事网联公司核发了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积极改善政策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并支持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我们将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外投资者既可以以直接的方式投资境内金融市场，也可以通过“债券通”“沪深港通”等互联互通的方式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近期，人民银行会同香港金管局，将“债券通”项下的债券纳入香港金管局人民币流动资金供给的合格抵押品，并开放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债券回购业务。同时，我们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试点，扩大参与机构和产品范围，受到市场欢迎。到1月末，境外投资者在过去的12个月累计净买入我国债券1.8万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吸引更多投资者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支持优质中资企业到境外上市、发债融资，鼓励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金融机构及其他经营主体对外投资。

第二个工作重点，统筹推进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是近年来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比如，我们推动商业银行外汇业务展业改革，提升商业银行的内控能力和科技赋能，从之前以单证审核为主，向强化事前尽职调查和事后风险监测转变，便利了经营主体跨境贸易、投融资。再比如，为便利跨国公司统筹境内外资金使用，我们推出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

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步伐加快，经济主体对人民币使用的内生需求增加。近年来，人民银行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币支付结算、投融资、国际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持续增强，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国际使用的网络效应。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第三位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五位外汇交易货币。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以市场驱动和自主选择为基础，持续完善跨境人民币政策，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全球布局，加强与境外货币当局的货币合作，稳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

人民银行坚定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将在今年年初推出“三联通、三便利”六项政策举措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强化香港的国际金融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打造亚太地区金融科技枢纽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继续大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持续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措施，支持上海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

第三个工作重点，打造更加友好、包容的营商环境。

我们将不断提升支付服务水平。近现代零售端的支付工具有三代交叉迭代，第一代是现金，第二代是银行卡和支票，第三代就是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中国的移动支付和网络支付，对第一代和第二代零售端的支付工具实现了快速替代。中国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毫无疑问在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的普惠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亮点。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部分老年人、来华外籍人员支付方面存在不方便、不适应。

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国办近期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会同相关政府部门、商业银行、支付机构、银行卡组织等共同努力，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现金支付服务，通过扩大“外卡内绑、外包内用”等方式提升移动支付便利性，聚焦重点地区、场所和商户，推动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人民银行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正在优化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去年，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并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人民银行也正在会同其他金融管理部门优化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编制金融领域重要数据目录，统一监管合规口径，给予金融机构清晰的规则指引，未来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会更加规范和便利。

第四个工作重点，统筹好金融开放和安全。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沟通合作，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政策协调，夯实全球和区域金融安全网，为中国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搭建“金融之桥”。全球层面，我们将持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区域层面，稳步推进东盟10国+中日韩财金合作、清迈倡议多边化，加大对本地区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使用。

双边层面，落实好中美领导人会晤重要成果，稳妥推进中美金融工作组重点事项。积极推进中欧金融工作组工作，深化与区域内主要国家的金融合作。

我们将持续提升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加强对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健全科学完备的金融法治体系，加快推进《金融稳定法》《反洗钱法》《外汇管理条例》等立法修法工作。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重要保障，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我们将坚定不移做好金融开放各项工作。

李云泽：作为金融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职责

3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场“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金融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李云泽表示，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平稳，尤其主要金融机构经营稳健，可以说我国金融安全的基本盘非常稳固。无论对照国际还是国内的监管标准，我国金融业的主要体检指标都处于健康区间。截至到去年末，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1.6%，拨备覆盖率205%，资本充足率15%，保险偿付能力充足率197%。

“虽然一些地方存在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但是无论总体数量还是个体规模，在我国整个金融业中占比都很低，而且我们正在积极会同相关的地方党委政府精准失策，有力有序推动风险的化解。”李云泽强调，应对风险，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条件。我国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尤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这是我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最大底气、最强支撑和最有力保障。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和拨备总额超过50万亿，我们还有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各种行业保障基金，可以说我们抵御风险的家底非常扎实。

他还表示，我们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尤其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后，各类风险防范处置的工作机制也进一步健全，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在他看来，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之策。金融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关键是对风险有效管控，防止经济、金融大起大落。二十多年前，我国几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一度也面临重大的风险和挑战，后来经过重组、改制、上市，不但有效化解了风险，而且现在综合实力都位居全球前列。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风险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险，用辩证的思维审视风险，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实现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吴清：从监管方面来说，重点是突出两个字，一个是强，一个是严

证监会主席吴清6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投资与融资，二者是一体两面的、不能分割的，这两大功能相辅相成，没有投资就没有融资，没有买方就没有卖方，只有投融资平衡发展，资本市场也才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关于公平与效率，在公平交易、合理定价、充分竞争的条件下高效配置资源，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样资本市场才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是，由于市场参与各方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都有很多差异，监管者要特别关注公平问题，把公开公平公正作为最重要的原则。在我们这样一个中小投资者占绝大多数的市场，更是如此。所以，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监会最重要的中心任务，这也是资本市场监管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直接体现。

关于下一步工作，我们将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牢牢把握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的主线，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尊重规律，尊重规则，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尊重规律，首先是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创新规律；尊重规则，首先是尊重法律，尊重契约，还要尊重一些国际通行的技术规范。从监管方面来说，重点是突出两个字，一个是强，一个是严。

强，就是要强本强基。从规模上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但还不够强。前一段时间的市场波动再次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深思。投资者是市场之本，上市公司是市场之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都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源头活水。必须真诚善待投资者，更好服务投资者，从法律上、制度上、监管执法和司法上进一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增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和信任，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特别是中长期资金参与市场。同时，我们也必须聚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企业更好发挥主体作用，提升投资价值，我们也将与行业主管部门，包括相关宏观部门和股东单位、地方政府等方面协同发力，共同支持企业做优做强，营造更好环境。从根本上看，必须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夯实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关于严，就是严监严管，就是依法从严监管市场，依纪从严管理队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现监管全覆盖，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我们将认真对标对表，针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等各领域、各主体、各环节，全面检视并加快补齐监管存在的短板弱项。我们将瞪大眼睛，对问题机构、问题企业强化早期纠正，对各类风险及早处置，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露头就打，对重点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重点严打。特别是一些触碰底线的，比如造假欺诈、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都要严厉打击。在队伍管理上，我们将刀刃向内，严抓严管，真正在政治上、专业上、作风上、廉洁上过得硬，打造一支监管铁军。

对于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一问。他表示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首先是上市公司自身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证监会的首要职责就是抓好全链条各环节的监管，与各方面一起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和一流的营商环境，促使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信息透明，更加专注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更加稳健经营，更好回报投资者。

从监管上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严把入口。企业IPO上市绝不能以“圈钱”为目的，更不允许造假、欺诈上市。因此，审核注册各个环节都要依法依规，严之又严，督促发行人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全力把造假者挡在资本市场门外。目前，证监会对在审企业进行现场检查，交易所也进行现场督导，但是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的覆盖面还非常有限，下一步要成倍地大幅地提高覆盖面，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坚持申报就要担责，以此倒逼发行人进一步提高申报质量，也倒逼中介机构提高执业和服务水平，做到勤勉尽责。

第二，狠抓日常，加强上市后监管。目前突出抓三件事：一是防假打假。证监会目前正在与有关部门一起共同构建综合惩防体系，强化穿透式监管，严肃整治、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二是规范减持。对一些通过“技术性”离婚、融券卖出、转融通等绕道违规减持的，要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对于大股东、实控人等违规减持的，要依法严厉打击。三是推动分红。近年来，A股上市公司的分红状况在持续改善，但常年不分红的公司也不少，分红的稳定性、及时性、可预期性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多年不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我们还将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硬措施，包括限制控股股东减持、实施ST风险警示，等等。还将推动有条件的公司一年多次分红，特别是鼓励春节前分红，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年。

第三，畅通出口。现在，很多方面呼吁要加大退市力度，我们将付诸行动。一方面，设置更加严格的强制退市标准，做到应退尽退。另一方面，完善吸收合并等政策，进一步拓宽多元退出渠道，也鼓励推动一些公司主动退市。强制退市和主动退市，下一步都要加大力度。

第四，压实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企业必须扛起第一责任、主体责任，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作为企业的“关键少数”必须挺在前面。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有各类专业中介机构也都要各负其责，责无旁贷。

需要强调的是，发行上市、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也要与时俱进，进一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特点，进行必要的调整完善，增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让真正有潜力的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成长壮大，不断改善上市公司结构，从而让投资者能够更好分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还提出要增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要重视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建设，提升市场韧性，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努力做好的一项工作，同时这是一项体系性的工作，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综合施策。至少包括“一个基石”和“五个支柱”。

“一个基石”，就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刚才已经讲到，发行人必须是高质量的，上市公司首先要有良好的治理，有稳定的回报或者可以期待的成长性。大股东、实控人和管理层必须牢记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必须有姓“公”的意识，对公众负责，持续提高投资价值。

“五个支柱”

第一个是更合理的资金结构。这个市场上长钱短钱都是需要的，但是更缺的是长钱，同样缺的是长期主义，也需要坚持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这是我们努力推进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更完善的基础制度。资本市场规范性要求极高，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把各项基础制度搞扎实，增强制度的适应性、稳定性、可预期性。比如，不管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定价制度、定价机制，通过各参与方有序地、公平地、充分地参与博弈，更好地发现价格，更好地配置资源。再比如，量化交易也是大家热议的问题，怎么样根据我们的国情市情趋利避害，进一步突出公平性，有效地进行监管，规范发展，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安排。

第三个是更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都是市场自发调节、自我平衡的决定性因素，比如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如何有效衔接，有序循环，实现协调发展，这个机制需要进一步搞顺。

第四个是更优质的专业服务。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投资管理机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评估评级机构等，都要进一步回归本源，勤勉尽责，把功能性放在首位，不断提高专业服务水准，为市场把好关，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第五个是更严格的监管执法。证监会最近一段时间采取了一些更加严格的执法行动，我们还将持续严格执法，对一些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犯罪的，加强行刑对接，有些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追究民事责任。前几天，刚刚移送了一批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案件，目的是要维护好市场“三公”秩序，更有力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这个市场更加风清气正，营造优良的市场生态环境，让市场各参与方崇法守信、归位尽责。这对于稳定市场运行至关重要。

当然，要看到市场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正常情况下不应干预。但是，一旦市场严重脱离基本面，出现非理性剧烈震荡、流动性枯竭、市场恐慌、信心严重缺失等极端情形，该出手就果断出手，纠正市场失灵。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还将健全完善相关机制，坚决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上）

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4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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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不断推进金融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

纵观世界千年金融史，中国早期的金融发展可圈可点；但近代以来的落后使得中国金融发展落入到“以西方为师、向西方合流”的窠臼。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助力创造了世所瞩目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突破了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张晓晶、王庆，2023）。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三个维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是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苦苦探索现代化之路，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都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撑。由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创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致力于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内嵌于现代化道路之中的金融发展道路，从而突破了此前的以西方为师、从分流到合流的演进逻辑。回望来路，中国非但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老路，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配合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快速动员资源、促进储蓄—投资转化、支持经济赶超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的发生。百余年来的实践探索表明，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从晚清到民国，走的是以西方为师的道路，努力把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经验“搬运”到中国来。但这种“西天取经”思路主导之下的各种移植并不成功。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的基础之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由此形成的金融发展道路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取得了为世人惊叹的巨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开端，也是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起步阶段，肩负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重任。为了配合革命斗争的开展，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核心特征是“推动形成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情况下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努力推动革命与生产相互促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军事斗争胜利和革命成功奠定了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胜利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与经济工作的步调相一致，这一时期党的金融工作主要服务于革命斗争、根据地经济和工农大众，通过独立自主发行货币，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创新货币供应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等手段，为根据地军民的生产活动注入了宝贵的资金血液，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出支撑革命胜利的经济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波谲云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战略，切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贸往来。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旧中国落后的面貌，这就需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尽快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这一方面有利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避免受制于人，为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环境，奠定政治前提；另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尽快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从1953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1964年着手推进三线建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注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发展，以发展巩固国家安全。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金融工作的核心特征是“为安全和发展服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契合的“大一统”金融体系，形成金融信贷资源的计划配置方式，从而有力地动员分散在国民手中的资金等生产要素，来支持重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

具体而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展开。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形成之后，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营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也相应形成。在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上，呈现“大财政、小银行”的格局，金融体系高度简化。财政部门是计划体系中负责配置资金的部门，而金融部门只是计划体系的一个辅助性部门，配合财政体系在国家计划的控制下开展资金筹措和配置，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这套“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具备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为建设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供了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与之相对应，这一阶段我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基础上打开国门，借鉴各国金融发展的经验成果，注重更多发挥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逐步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中央银行体系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一个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资源的体制机制，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实现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障（李扬等，2018）。这个极具说服力的金融故事彰显出中国金融发展的巨大成就。

一方面，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赶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体现在政府创造性地利用了国家信用推动经济发展；以主导信贷配置方式加速了储蓄—投资转化；以政府兜底方式有效应对各类风险，避免了危机发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和资源配置的媒介化进程，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第一，长期被压抑的利率（即资金价格）随着市场化推进逐步得以纠正，使得广大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相应地持续提高。第二，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发展，推动金融资源的配置活动越来越多地由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为微观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摆布”自己储蓄的渠道。第三，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也从20世纪80-90年代起开始破冰。我们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由开放推动改革，金融开放与金融改革相互促进，促进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物随钱走”的机制引导实体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归根到底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一问题在金融领域广泛存在。因此，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推动金融高发展质量，便成为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主攻方向。简言之，这一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提出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避免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判断，明确了“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战略目标，指明了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部署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新时代金融取得了重大成就：

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强化，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机制和方式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形成，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平稳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等一批重大金融改革举措平稳落地，金融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金融科技高速成长，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总之，金融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展望未来，金融还将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

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

“理论迷思”：“落后”的金融何以创造“两大奇迹”

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率先迈上了现代化征程，也最早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欧美学者基于本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理解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理论框架。或许正是基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自信，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常常抱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偏见去评判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在他们眼里，中国的金融体系无疑是落后的。但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被人认为是“落后”的、“低级”的金融体系却一方面通过服务于储蓄-投资的转化、促进了持续四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藉此助力“两大奇迹”的实现，有力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成就卓著，只不过在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理论框架中找不到破解中国金融成功之道的密码而已。美国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风靡全球的著名教科书《货币金融学》中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米什金，2022）。隐含于其中的“悖论”是，金融既然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在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则有悖常理，难以理解。这个令西方学者备感困惑的“悖论”无疑构成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中国金融发展究竟做对了什么？为何能够助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遇到过、西方金融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理论的新境界，为我们破解中国金融发展的理论迷思，提炼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指明了方向。

探究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必须要搞清楚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道路的形成机制，即业已形成的这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是如何形成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二是道路的基本特色，即这条金融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方面？以下两节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探索性回答。

“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途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一重大判断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道路根基。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同时又不断经由“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 马克思主义是魂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魂脉”，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科学总结、批判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规律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包含大量经济金融关系、货币、信用、资本及金融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特征和虚拟资本行为规律的系统研究，到恩格斯对金融资本崛起现象的关注，再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银行、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行为的深刻剖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学说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的本质、运行规律和发展特点。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对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指导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方法论和基本立场层面。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要创造性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基础的观点。二是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理论框架和理论逻辑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原理以及金融寡头行为规律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但同时也要注意，其关于市场经济特征和货币流通运行规律的分析对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金融现象，则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例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三类货币。一般而言，金属货币更多发挥价值贮藏作用；信用货币发挥支付手段职能；纸币则仅仅是流通手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这三种货币是相互转换的。而在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货币都要求回到其耀眼的存在上去，即回到黄金。上述规律，如今依然适用。

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在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为后人的研究探索提供了范例。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历程，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关注世界范围内金融理论、思潮、实践和制度的发展变化，注重借鉴世界各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以金融革命推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有效做法和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不断总结西方国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金融危机频发和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的深刻教训，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面对外来学说和经验的开放包容心态和科学严谨态度。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重大意义在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浩然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所在，为这条道路提供绵延不绝的丰厚滋养。

从货币金融实践层面看，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指出，中国的货币体系有着鲜明的特点，“中国的货币制度在貌似现代的成分中保存着十分古朴的特征”。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进一步阐明，世界上真正独立发展出来而长期保持其独立性的货币文化是极其少见的，但中国货币的发展，脉络很清晰，基本没有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货币的职能、铸造方式、铸造技术、重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代美国货币史学家万志英的研究（万志英，2016）也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存在与地中海和西亚等区域截然不同的特性。

从货币金融思想层面看，早在唐宋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货币金融现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思考，有些见解还是世界货币史上的重要贡献。例如，《管子》的“轻重论”，明确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朴素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谏除盗铸钱令》或许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讨论，等等。凯恩斯在1912年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中就曾经感叹道：“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和货币数量理论”。

❑ 关键在于魂脉和根脉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的再现，而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许多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如民为邦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等等，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提供了现实土壤。

正因为这些元素与马克思主义有相互契合之处，正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引领，才使得中华文明的上述宝贵基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激活、继承和发扬，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厚生富民到共同富裕、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道路根基和独特优势。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党在探索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心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金融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创造性开展金融工作，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八个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化总结。仔细体会“八个坚持”，每一条都是“两个结合”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的产物。“八个坚持”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有机整体。

❑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成功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金融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大者”，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意味着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把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使金融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确保我国金融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到改革开放时期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从新时代全面实现小康到第二个百年征程迈向共同富裕，金融发展始终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关键要素和有力支撑。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发展道路的显著区别，是金融工作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核心任务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明了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个核心任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高，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为防范化解风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安全、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发现，“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金融一旦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进而引发金融风险，导致经济停滞和社会震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复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与其金融业的脱实向虚不无关系。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早已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辟论断。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名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就表明，货币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交易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本源。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重要论断，以及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即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肌体”与“血脉”的生动比喻表明，在经济与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金融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方面要以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程，就是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始终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在金融工作中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永恒主题，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辩证统一的。服务实体经济不但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循环畅通，就不会出大问题。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世所罕见的奇迹。其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发展进程中没有产生风险隐患，而在于中国政府一直居安思危，一手促发展，一手防风险，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作为发展的底线，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做大蛋糕、积累资产，为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供充足的弹药。

❑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我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在确保宏观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至关重要。发展是根本目的，只有依靠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是强大动力，只有不断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才能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发展；稳定是基本前提，只有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谋发展、促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把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中国基于转型和发展两大战略任务，坚持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相较于西方所谓的“休克疗法”、“金融大爆炸”、“华盛顿共识”，有着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统筹考虑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体制转型、经济发展和宏观稳定。“八个坚持”当中的后面四条，系统总结了新时代金融工作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原则。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就是要通过推进改革为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既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市场化意味着要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金融主要依赖于信用的特点更需要有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加强金融法治建设，以法治思维提高金融监管效力，为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着力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充分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这一难题。这就要求金融业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以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为抓手推动市场体系、机构体系、产品与服务体系的结构调整，从而起到连接供求的桥梁和组织资源的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在新时代的金融工作中，我们推动渐进开放，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相对于产业、贸易的开放，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是渐进而审慎的，必要的资本管制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防火墙”。底线思维强化了风险意识。这包括加强和完善监管，提升金融韧性，以及维持较高的外汇储备以防不时之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稳”定大格局，以“进”定新方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稳的重点是稳定经济金融运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进的重点是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结构调整。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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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现实逻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在新征程上，必须准确把握新的机遇，直面新的挑战，紧紧抓住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朝着金融强国目标砥砺前行，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新时代新征程对中国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深刻把握现实环境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继续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第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五篇大文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就是发展质量不高。这主要体现为：1）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尚未形成；2）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还需要金融体系有力支持；3）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还面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困难，还需加大对三农、小微等群体的金融支持；4）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养老金缺口以及老年人口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给金融发展提出了新要求；5）经济金融体系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数字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加剧，对数字金融发展提出新课题。面对上述问题，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稳住经济大盘，必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再加上人口达峰提前、人口老龄化加快、中美潜在技术脱钩等因素，未来中国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也面临挑战。新形势下，必须加快健全宏观经济治理，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从而更好应对各种冲击因素，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从国内看，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使得过去高增长掩盖下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金融、财政、产业等多个领域的风险交织、叠加、转化，宏观杠杆率高企、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影子银行等风险不容忽视。从国际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我国在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货币安全、数据安全、外汇储备及海外资产安全等方面存在不少潜在风险。面对风险挑战，必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着重强化重大风险领域和重大安全威胁的应对与处置，着重解决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市场配置效率不高、风险应对不当，金融开放潜在风险等问题，确保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这六大体系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六大支柱（或要素）。从一国金融体系的构成来看，这六大支柱之间存在有机关联。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是“中枢”，是它们构成了金融运行的主体部分；金融调控体系与金融监管体系是“治理”，是影响金融运行的上层建筑；而金融基础设施是根基，是金融运行与治理的基石。仅就一般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体系而言，这六大支柱很全面了。但如果谈到现代金融体系的中国特色，则还需要增加一个新的要素——价值取向。事实上，正是价值取向决定了金融体系进而金融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而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金融治理模式方能确保我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

❏ 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这五大特征中，除第一点外，其它四点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目标。而所有这些目标，无论是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和平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要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区别于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鲜明特色。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是党的宗旨决定的，核心是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把增进民生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金融工作要能够“做大蛋糕”，促进财富积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因此，发挥金融业的资源动员与风险配置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财富、积累财富。

其次，金融工作还要能够“分好蛋糕”，促进共同富裕。一是要以金融手段引导资源更多地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消除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减少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二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务触达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同时要规范金融科技发展，防止其可能产生的“阴暗面”。三是促进资本规范发展。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资本规范发展。

❏ 秩序与活力并重的现代金融治理

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决定了金融治理模式。现代金融治理既要保持金融活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又要规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野蛮生长。金融治理涉及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监管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内容。

第一，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宏观调控是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一是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对于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要尽可能将实际利率与潜在经济增速和保持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同时，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二是要关注人口、技术和制度等中长期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张晓晶和汪勇（2023）的研究表明，考虑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的影响后，“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１个百分点，而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金融宏观调控措施要在考虑内外部因素变化基础上，兼顾稳定性增强与增长潜力提升，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三是要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在发挥好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功能的基础上，要注重打造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发挥其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的作用。四是要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利率是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五是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导致市场主体预期转弱、风险偏好降低和信用紧缩。在这种情况下，既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大规模使用政府财政手段扩大有效投资稳内需，又要通过货币金融环境的改善来降低融资成本（董昀，2023）。

第二，打造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长期以来，非法金融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并对正规金融活动造成冲击。要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既要纠正“有照违章”，也要打击“无证驾驶”。二是健全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现阶段我国在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地方债等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较为突出。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会产生巨大的处置成本（Honohan and Klingebiel，2003）。健全风险早期纠正机制有助于避免金融风险的扩大，降低危机处置成本。要规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增强市场约束；筑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依法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积极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发智能化风险分析工具，完善风险早期预警模块，增强风险监测前瞻性、穿透性、全面性，通过优化监管技术、方法和流程实现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三是完善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尽快推出《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区分常规风险、突发风险和重大风险，按照责任分工落实处置工作机制，合理运用各项处置措施和工具。四是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金融机构将消费者保护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中统筹谋划。推动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投诉受理渠道。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公平交易、信息安全等基本权利。

第三，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根本。一是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2023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要发挥好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承担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能，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要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切实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此外，要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制，发挥好地方党委金融委员会和金融工委的作用，落实属地责任。二是从宏微观两个层面落实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宏观层面，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货币金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加强党中央及其经济金融工作部门对货币金融政策的评估督导，开展跟踪问效，增强政策贯彻落实的有效性；发挥制度优势，在决策和施策过程中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稳定市场信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重大原则，健全国家安全部门与经济金融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及配合机制，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在微观层面，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公司治理对于金融机构的绩效会产生重要影响（Carlini et al.，2020）。近段时期部分金融机构风险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治理失灵的结果，而公司治理失灵又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和从严治党不力有着直接关系。将党的领导融合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之中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应有之义。实际中，对于国有控股、非国有控股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可以采取不同的融合模式，包括把党建写入公司章程，将党委会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进行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通过加强监管强化党的领导等。

❏ 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伴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功能日益完善，金融市场间的协调性显著提高，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但还需看到，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仍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的直接融资发展较为滞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不仅推高了全社会的杠杆水平，也使得创新创造活动难以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在持续扩张，但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开放度仍然不足，突出表现在资本项目开放不足、市场开放“碎片化”、金融类衍生品市场规模小而无法充分满足境外投资者对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求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均衡发展，也阻碍了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加快构建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需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首先，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优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架构，研究制定包括科技、绿色、数字等重点领域在内的专项信息披露指引，建立分层次、差异化的信息披露安排，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二是统筹推进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制度创新，稳步扩大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范围，健全各层次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三是完善不同市场板块的差异定位，设立多元包容化上市条件，推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满足不同层次科技企业融资需求，帮助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持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其次，加强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一是支持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支持两大交易所建立种类齐全、功能齐备、结构合理、风险可控的健全的产品体系，推动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市场均衡健康发展，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步推进公司债券、ETF、期权等产品创新。二是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破除阻碍金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升资金跨境融通便利化水平、创新数据自由流动新方式，加强境内外联动、本外币联动、离在岸联动、不同金融中心间联动，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水平。三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促进香港股票人民币计价交易，推动落实离岸国债期货的措施，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种类，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

❏ 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

自Goldsmith（1969）开创金融结构理论以来，尽管对于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还存在争议，但学术界对于金融结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已基本形成共识（Boot and Thakor，1997；林毅夫和姜烨，2006）。我国金融机构数量众多，不同类型金融机构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情况各异。以银行业为例，截至2022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法人金融机构4599家，不同银行资产规模差异巨大。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金融供求两方面特点要求，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需要坚持差异化的发展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市场主体差异化金融需求。

第一，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一是提高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持续优化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效率；深化党建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架构，优化考核激励制度，提升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治理现代化水平；主动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提高国际化水平，对标国际先进金融机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金融机构。二是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不断完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对潜在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三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应当聚焦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金融资源供给，引导优质金融资源配置到上述领域。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利用好自身综合化经营优势，统筹用好各类金融资源，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一体化、高质量综合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四是与中小金融机构实现错位竞争。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在客户范围、区域布局等方面与中小金融机构实施错位发展，避免业务过度下沉对中小金融机构造成的挤压。

第二，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层级少、决策链条短，“软信息”能够在中小金融机构内部有效传递（Berger and Udell，2006），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本地市场主体。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综合竞争能力较低，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即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小金融机构自身竞争力、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要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一是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结合本地金融需求特点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形成特色。二是对异地经营进行限制。从积极方面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异地经营分散经营风险，降低本地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Emmons et al.，2004）、增加市场控制力（Deng and Elyasiani，2008）、提升品牌形象等；从消极方面看，异地机构与总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金融机构通常很难对异地机构进行有效管理，由此增加的代理成本会对金融机构绩效造成损害（Brickley et al.，2003）。从我国情况看，异地经营总体上会对中小金融机构绩效造成一定损害（李广子，2014）。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小金融机构异地经营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第三，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一是突出政策性职能。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回归主责主业，坚持“保本微利”原则；聚焦政策性业务本身，对商业性业务进行压缩；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分别考核，避免对商业性金融机构造成挤出。二是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竞争力。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类似，政策性银行由政府持股，也面临所有者缺位问题和运营效率问题（陈森等，2012）。因此，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需要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自身的竞争力，其核心是要完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采取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提高政策性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加强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发挥政策性资金规模大、期限长、成本低等优势，将市场目标与政府目标有机结合，按照市场化原则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白钦先和郭纲，2000）。四是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协同。政策性金融的特点使得其能够与商业性金融形成互补，弥补市场失灵。因此，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资金对商业性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

第四，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一是要加强保险机构对重点领域的支持。过去一段时期，部分保险资金在运用过程中出现投资范围广、偏离主责主业并引发金融风险的情况。从未来情况看，保险业在机构定位上要回归主责主业，避免盲目扩张；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加大资源投入和支持保障力度，提供风险保障和长期稳定资金。二是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优化商业模式，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和应急管理提供保险支持；做好风险减量服务，主动介入被保险标的风险管理，协助被保险人降低保险事故发生概率或减少事故损失程度，提高社会抗风险能力，降低社会风险成本。三是加强自身风险防控。引导保险机构坚持长期主义，持续稳健发展，持续深化培育合规文化，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五，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内在要求。一是支持头部机构做优做强。支持头部证券公司通过业务创新、集团化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提高竞争力；对标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形成若干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则、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品牌，以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助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二是引导中小证券公司实现特色化发展。对于中小证券公司，要结合股东背景、区域优势等资源禀赋和专业能力做精做细，实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头部机构实现错位发展，打造精品特色投资银行。

❏ 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金融体系，需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特别是要结合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和专业性，满足投资者对金融资产收益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第一，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推动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要将高收益债券市场建设提升至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市场主体培育，以科创型、创新型、专精特新等企业为核心，逐步增加高收益债券市场供给；加强高收益债产品创新，发展信用保护工具，提高投资者参与高收益债券市场积极性。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融资保障体系。知识产权是科技企业最为重要的一种无形资产，发展知识产权融资对于满足科技企业融资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要在国家层面出台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指引，推动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权威机构，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开展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交易、质押、处置等运营能力；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畅通知识产权交易和质物处置渠道。三是优化投贷联动模式。投贷联动是指金融机构以“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方式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有助于提高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效率（廖岷和王鑫泽，2016）。应当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对于投资科技企业形成的股权资产，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适当降低其风险权重，减少对银行资本的消耗，提高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积极性。

第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丰富绿色信贷产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绿色信贷投入力度，扩大绿色信贷规模；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名录与国际接轨，完善绿色信贷评估体系。二是发展绿色债券。要加大对重点绿色企业和项目的培育，通过绿色担保机制对绿色债券提供额外增信，提高绿色债券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三是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借鉴国际经验，研究推动实施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险，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名录。四是发展绿色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环境权益市场和碳金融市场，创新环境权益定价机制，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的创新途径；建立国际普遍适用的交易规则，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

第三，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引导各类慈善基金投入普惠金融领域。随着居民财富的增长，大量资金进入慈善领域并纷纷成立各类基金会。慈善资金要求的回报率普遍不高，主要用于公益类用途，与普惠金融领域资金需求特点高度契合。要尽快制定慈善基金支持普惠金融指导意见，引导各类慈善资金投入普惠金融领域，拓展普惠金融资金来源。二是加强金融科技手段的应用。要引导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手段对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等进行改造。三是完善农村“两权”抵押贷款配套措施。作为农民最主要的两项财产权利，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等“两权”抵押贷款配套措施对于解决农村金融领域有效抵押物不足、释放农村金融需求意义重大。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两权”价值评估办法，解决价值评估的公信力和标准化问题；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两权”流转市场，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服务；探索由地方财政出资建立农村“两权”抵押贷款风险缓释机制。

第四，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在养老金金融领域。以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为契机，围绕第三支柱的养老基金、理财等金融产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个性化金融需求。二是在养老服务金融领域。金融机构应加强不同类型养老服务场景建设，从各类客户全生命周期养老服务需求出发，围绕资产管理、融资、支付、咨询顾问、消费等领域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在养老产业金融领域。结合养老产业的金融需求特点，加强在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建设改造贷款等方面的产品创新。四是在金融服务中体现对老年群体的人文关怀。引导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适老化改造和创新，改进老年群体金融服务体验。

第五，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进行改造，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和定制化水平；结合机构实际情况推动金融机构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以技术手段改造风险管理流程，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二是发展数字人民币。首先，以数字人民币为抓手完善金融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人民币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引导农民、小微企业主等普惠群体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缩小与其他群体在物理网点等金融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其次，要把数字人民币融入到更多金融业务场景，降低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三是以金融手段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金融是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一种金融形态，二者相互赋能。要结合数字经济的金融需求特点，加大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四是防止数字金融的潜在阴暗面。数字金融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潜在的阴暗面，包括将大量低收入群体变成债务人、掠夺性信贷、数字鸿沟等；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对金融发展的自主性和金融安全带来挑战。因此，在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高消费者金融教育、金融素养；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金融安全。

❏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所谓金融基础设施，是各类为金融活动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系统及制度安排的总称。它既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也是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抓手，在金融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建设一个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能够确保金融体系有效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在不利局面乃至极端情况下，仍可保障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当前，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存在支付清算隔绝、数据系统失能等潜在风险。首先，我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在服务器、信息通道乃至关键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受到外部条件制约，一旦支付清算功能受限，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势必极大受损。其次，世界各国正围绕数据的存储和跨境流通的治理规则展开激烈博弈，数据治理规则体系建设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确保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为了提高自主性，要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深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架构转型，解决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卡脖子”问题，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为了提高可控性，要大力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完善极端情况下重要资源的支付清算备份系统。同时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监管立法工作，健全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规则以及对金融基础设施跨境行为的监管细则等，把握国际金融监管主导权，防范外部风险。第三，为了提高安全性，要提升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特别是要强化参与者数量多、市场占有率高、业务关联性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应急处理机制和灾难备份机制建设，显著增强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韧性。第四，为了提高效率，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登记、清算、交易、支付、征信等各类基础设施的协同性，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同时要加快推进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在支付结算、登记托管、征信评级、数据库建设等领域推广数字技术的应用，以高质量金融“新基建”更好适应金融业发展新要求。

五、结语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篇章的一条鲜明主线。这条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奋力开拓出来的，是一条尊重金融发展规律，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成就卓著的，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逻辑。立足国情，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根据当时推进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来制定金融工作方针，为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关键难题提供有效手段，助力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各个时期的目标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围绕推进现代化这条主线展开，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大局。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理论逻辑在于，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是这条道路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受其浸润滋养的当代中国实际是这条道路的根脉，魂脉与根脉的有机结合（即“两个结合”）筑牢了这条道路的根基，使其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八个坚持”上。首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基本立场。第二，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构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两大核心任务。第三，基于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战略任务，努力实现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三维统一”，就必须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现实逻辑是，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发展观，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展望未来，我们要坚定自信，在实践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在金融强国建设实践中，我们要增强金融思维和金融工作能力，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金融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用好“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继续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讲好金融发展的中国故事，破解中国金融发展的迷思，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理论创新发展，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

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4年2月19日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监管必须“长牙带刺”

来源：证券日报，2024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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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可以说，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金融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

近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传来权威声音，再次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要求。特别是“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等方面论述，更是高屋建瓴、掷地有声。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既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这对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表明金融强监管、严监管将进一步持续和深化。

三部门去年开罚单183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不手软

对金融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处罚，是让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的重要内涵之一。

公开信息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出的行政处罚罚单达13张，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开出行政处罚罚单92张，中国证监会开出行政处罚罚单78张，三部门去年开出罚单合计183张（不含地方分局）。

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集中于支付、反洗钱合规领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处罚主要涉及银行保险机构展业经营合规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中国证监会的处罚集中在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方面。

可以看到，金融监管的执法力量得到强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稽查局和稽查总队，其实就是落实金融监管“长牙带刺”的重要举措之一。

“未来，金融领域违法行为查处数量和‘顶格从重处罚’将增加。同时，金融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网信办等协作办案的力度将加大。”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郑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江苏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骆祖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金融领域监管处罚或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对重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这是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的标志性特征，将切实起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震慑作用。二是监管处罚涉及对象更多，行政处罚案例数量较此前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一方面，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另一方面，金融稽查机构的人员队伍得到加强，基层稽查力度随之加大。三是关于金融领域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会更多。

所有金融活动全纳入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

让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不仅仅表现在处罚力度的加大，更重要的是金融活动的全纳入以及金融监管的全覆盖。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

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金融监管全覆盖的要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管合法更要管非法，始终坚持金融特许经营、持牌经营原则。二是管行业必须管风险，严密防范一般商事行为异化为非法金融活动、衍生出金融风险。三是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建立兜底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全覆盖”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混业经营下的穿透风险监管。骆祖春认为，金融监管“全覆盖”的重点在于对合法金融机构的非法金融行为的监管，尤其是对混业经营下的穿透风险监管。

另一方面是对非法金融机构的非法金融活动监管。郑彧表示，原来“机构监管”的方式，将金融行业分为“持牌机构”和“非持牌机构”，只对拿到准入牌照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未来，要贯彻“同一行业，相同监管”的功能监管理念，对于名义上不叫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支付机构，但本质上从事这些行业业务的自然人、法人都要全部纳入监管；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科技公司的“融合创新”，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是否涉及“信用的流转”，一切涉及信用转换的行为或机构，都要纳入监管范围。

进一步强化监管协同监管合力才能形成“铁拳”

金融监管要实现真正“长牙带刺”，还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协同。

骆祖春表示，加强监管协同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一行一局一会”之间的监管协同，重点在于政策、规则制定，省级以下是具体执行的协同；二是“一行一局一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行业监管部门在具体监管事项之间的协同；三是央地之间协同，尤其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建立兜底监管机制在省市区落实上与省市区的金融工委、地方金融管理局之间的协同。

董希淼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协同，要减少监管重叠和监管交叉。从横向来看，要尽量避免“一行一局一会”工作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从纵向来说，要加强央地协同，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效能。

郑彧建议，监管部门在对各自监管对象开展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关注市场发展动态，对“异军突起”的交易或金融产品保持谨慎，在认真研究商业模式的内涵基础上，在各部门间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和讨论，以便尽快识别风险点。一旦识别风险点，需迅速采取监管措施，对于本部门执法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事先与能够给予支持的单位沟通，形成监管合力的铁拳头。

扎紧制度“篱笆”夯实金融法治基础

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仍然需要扎紧制度“篱笆”，进一步夯实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四梁八柱”，提升金融市场法治化水平。郑彧表示，没有基础法律法规的保障，就无法给市场明确的行为指引和处罚震慑，不利于监管标准的统一。

董希淼表示，加强金融法治建设，是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监管效能、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应加快推动金融法律法规修订，进一步完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加强对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和立法。

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正在推动制定、修改多部法律法规。如推动出台金融稳定法、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推动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

郑彧认为，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不能过于强调事前的“准入”牌照监管，要关注行业全过程、全链条的过程性监管，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着力均衡监管；其次，监管标准要清晰、明确，给市场和被监管者明确的预期，不留“窗口”；再次，立法过程要注意民主和调研，要能够真正倾听、理解市场的声音，准确判断市场声音的合理与否，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立法；最后，明确违法结果，并通过立法、司法和执法向市场予以传递。

以强大主权货币为基石

建设强大中国特色金融体系

来源：证券日报，202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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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传递出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信号。特别是“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其中提到的“拥有强大的货币”掷地有声，明确了建设金融强国的根基所在。

“把强大的货币作为金融强国关键核心要素排在第一位，因其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不仅是交易的媒介、价值的尺度，且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等职能，功能非常重要。而从人民币角度看，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

必须“拥有强大的货币”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货币“强大”包含两层含义。从国内角度来看，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拥有强大的货币”，主要是因为货币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的稳定性、流动性和信用性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

“强大的货币意味着国家的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能够抵御外部经济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从国际角度看，货币“强大”意味着货币价值对外稳定，即一个国家的汇率不能大起大落，同时其货币在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具有较高的地位。这可以使该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同时规避、缓解重大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

“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步达到与我国经济的全球地位相匹配的水平，是‘拥有强大的货币’、建设金融强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由此看来，实现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处的地位或所拥有的话语权。

其中，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尤其体现金融强国的成色。王有鑫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确保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基本稳定，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或紧缩，有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可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促进国内外资本流动的畅通，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并非是孤立的，而是与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作为我国主权货币的数字形态，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和推广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的路径，进而可推进金融强国战略有效落地。

在南京工业大学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岷峰看来，一方面，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我国能够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提供更加便捷、透明的支付解决方案，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应用日益增多，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加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此外，金融强国战略下数字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发展，还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全球金融创新和规则制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作为全球数字货币领域的先驱，为我国在全球金融技术创新方面赢得了先机。同时，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有机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新进展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1月4日至5日召开的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新进展。进一步便利和推动跨境贸易投资人民币使用。优化人民币国际使用和货币合作网络。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人民币跨境收付、贸易融资、外汇交易等功能增强。

具体来看，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11月份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的占比上升至4.61%，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而在2017年12月份，这一占比仅为1.61%，近几年来有了明显的提升。

此外，据新华社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局长李斌日前介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经营主体在贸易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和国际收付的需求也在上升。2023年前11个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48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货物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占比为25%，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也得到提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3年9月份，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为5.8%，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排名上升至第二。

从人民币国际储备情况看，《报告》显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截至2022年年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984亿美元，占比2.69%，较2016年人民币刚加入SDR时提升1.62个百分点，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位。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比较长的路径，这也是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赵锡军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目前进入到关键阶段。但也要看到，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任重道远。

“可以说，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较快进展，但与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不匹配。”王青说。

下一步着力点在哪儿

前述工作会议提到2024年重点要抓好的工作中，就包含“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具体来看，包括进一步完善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体系，推动重点企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人民币使用。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加强国际间货币合作，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加大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及拓展力度。

李斌此前曾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将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继续做好制度设计、政策支持和市场培育，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性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同时，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我国外汇和金融市场开放和准入程度，丰富风险对冲工具，构建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融资环境。

王青认为，建设好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吸引海外资金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且能够更有效地实现风险隔离，进而推动渐进可控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

“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将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结算和国际储备中的占比，畅通人民币全球循环通道，并有效实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王青表示，总体来看，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主基调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继续有序、稳慎推进。

张晓晶 | 把握关键核心金融要素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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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4年2月19日

把握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是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之后，再次强调建设金融强国，并进一步阐释了金融强国的丰富内涵，明确提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指明了实践路径。

一、从历史演进规律把握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

从荷兰、英国和美国等金融强国的历史演进规律来看，金融强国一般具备以下关键核心要素。

第一，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根基。“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荷兰的金融强国建立在经济特别是贸易强国的基础上，通过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积累财富，金融业以服务国际贸易为主并向海外拓展。英国的金融强国基于工业革命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世界工厂”地位，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和工业中心。美国的金融强国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通过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契机，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和第一大经济体。强大的经济基础成为吸引全球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撑，并为强大而稳定的货币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第二，以强大的主权货币和中央银行为支柱。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集中体现。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本国的国家信用将会成为全球信用，储备货币国可以通过发行本国货币或本币债务来动员全球资源“为其所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储备货币国控制了全球信用，其中央银行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力随之增强。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相辅相成：强大的货币是本国中央银行成为全球中央银行的前提，而本国中央银行的有效管理则成为强大货币的保证。

第三，以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中心为抓手。金融强国往往拥有多家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若干家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凭借其全球性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吸引国际投资者，进而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和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权。17世纪荷兰之所以成为海上霸主，得益于阿姆斯特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英国以私有制中央银行、跨国商业银行、国债发行和证券交易为主要标志的金融革命，助力其成为“日不落”帝国；伦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这些强大的金融机构以及稳居国际金融中心首位的纽约，是美国成为金融强国的重要抓手。

第四，以强大的金融监管和人才队伍为保障。强大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金融监管制度是在一次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每一次危机都迫使监管重点和监管方式进行调整变革，以适应金融环境变化的新要求。金融监管一方面有利于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则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减少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维护金融安全。同时，金融领域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知识密集度高，打造一支堪当建设金融强国重任的人才队伍至关重要。美国凭借其发达的高等教育、开放的移民政策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吸纳了大量高素质金融人才，为其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

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强国关键核心要素的重要论述，既是对现代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概括总结，更是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实践路径指明了方向。

第一，筑牢经济基础，壮大综合国力。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增长率一直居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这一目标以及为金融强国建设构筑强大的经济基础而言，未来还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提升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第二，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跨境人民币业务扩面增量，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提升，离岸人民币市场交易更加活跃。应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稳步推进中央银行间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开放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第三，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银行。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助力实现稳经济、调结构、稳物价的平衡。继续完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以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为根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双碳”目标等。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文章。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产定价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为依法履职提供坚实支撑。

第四，构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机构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多达4000多家，5家大型商业银行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金融机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差异化发展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质效。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和主业，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使金融服务更多下沉“长尾客户”。

第五，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是金融强国兴衰的重要标志，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重视金融数字化转型对业务的支持和赋能作用，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枢纽功能。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型开放，拓展人民币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更好满足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者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

第六，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力保障。必须切实增强金融监管震慑力和权威性，对重大金融风险制造者从严从重处罚，让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宏观调控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协同监管，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

第七，加快高质量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打造一支堪当重任的人才队伍，保持纯洁性、增强专业性并提升战斗力。新时代金融人才必须深化对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认识，拥护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掌握金融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全球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敢于发声亮剑，办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件大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

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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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1月31日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党高级干部讲授了第一课。这是一篇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光辉文献，需要反复研读学习、深入理解领会。

深化对金融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在短短3个月之内再一次专题阐述金融问题，充分体现了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深厚政治智慧和深远战略考量。对于金融作为“国之大者”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从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来看，金融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定。党的二十大后，中央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聚焦的主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则是着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要讲金融问题呢？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建设金融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和必然要求。做不好金融工作，没有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从百年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来看，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大国崛起都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关键支撑。当今世界，金融之战的烈度和影响程度，甚至超过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而且，在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背后，金融制裁的手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现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只有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才能掌握大国博弈的主动权。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仍任重道远。金融既十分重要，也极易产生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这一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突出强调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这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但是，这并不表明一切都风平浪静。20世纪90年代我们出现过金融“三乱”现象，几家大银行事实上陷入过技术性困境。当前，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金融风险、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等尤为突出，风险持续恶化，存量风险尚未见底，增量风险仍在集聚，而且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破坏性特别强，处理不善极易引发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的矛盾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从干部队伍状况来看，提高金融工作本领、加强金融监督管理极为紧迫。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既是“国之重器”，也是腐败问题易发高发频发的重灾区。做好金融工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金融干部队伍必须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前金融领域的种种问题乱象很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对金融工作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存在比较严重的“本领恐慌”。特别是一些人政绩观扭曲，缺乏金融工作常识，违背金融市场规律，“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拍屁股走人”，肆意乱为、胡作非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更有甚者，一些人胆大妄为，靠金融吃金融，内外勾结、滥权敛财、贪婪无度。可见，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本领，加大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是当前金融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当务之急。

深化对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历史进程的认识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不断深化对金融工作的认识，不懈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发展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金融工作，领导我们党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发行了货币、设立了国家银行。延安时期，毛泽东将“调整金融关系”明确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他还强调：“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建立起有效的货币金融体系，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但这一时期我们党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对城市金融工作总体上还很不熟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相继打赢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迅速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此后，我们成功进行货币改革，建立了适应当时经济体制的银行体系，我国金融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出纳和会计，还不是真正的银行，金融难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真正的作用，难以使有限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金融的重要作用认识更加深入。邓小平指出，“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和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金融事业迎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高度重视推进金融改革发展、保障金融安全，深入研究一系列重大金融问题，不仅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两次大的冲击，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冲击、妥善应对美西方国家大搞“脱钩断链”等种种逆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自信自立之路、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下来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艰辛探索的实践中开创出来的。这条路来之不易，这条路行得通、走得稳，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作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内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做好金融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决定了我国的金融事业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事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是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回归本源，坚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支持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中实现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做好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做好金融工作，必须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做好金融工作，必须稳字当头，宏观调控、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监管、风险处置等都要稳，金融政策的收和放不能太急，防止大起大落。同时，要积极进取，把该立的抓紧立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强国，锚定三个目标：未来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金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既有世界观，又有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对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融篇，把我们党对金融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学习把握、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深化对立足本职、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责任的认识

做好金融工作，不仅是金融部门和金融系统的责任，也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专门机构，将牢记职责使命、聚焦主责主业，找准服务全党金融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的编辑出版。做好金融工作，首先要学习好习近平经济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这就需要系统权威的教材。编辑出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正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首要工作职责。我们将编辑好出版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著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教材。

抓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也必将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将及时跟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程，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宣介好，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推动其更加深入人心、更好走向世界上下功夫，发挥好党中央可靠的文献库、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抓好党领导金融工作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编研工作。我们正在编辑《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等党的重要文献集，正在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第四卷和《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等党史基本著作。我们将把学习研究成果体现在这些著作的撰写之中，为鉴往知来，学习我们党领导金融工作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金融改革发展的重大成就，提供权威读本。

“强大的中央银行”如何建成 | 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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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2月26日

中央银行是金融系统中枢。在金融强国的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中，强大的中央银行与其他要素关联紧密，并为其他要素建设提供支持。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中，中央银行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海证券报》邀请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金融评论》执行主编张伟，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对上述议题展开探讨。

内涵：高效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上海证券报：强大的中央银行具有哪些内涵和特点？

王擎：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目标，拥有强大的资源动用能力、有力的处置手段和强大的政策协调能力。强大的中央银行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能够有效助推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二是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具备强大的政策协调能力，从而实现高效的国内国际治理。

张伟：金融强国中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不但直接包括了强大的中央银行，而且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金融监管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紧密相关，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也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银行支撑。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一招，同时强大的中央银行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主力军。

就其内涵而言，强大的中央银行主要体现在：一是它发行的货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并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参与宏观经济金融调控时，它具有相当高的专业能力，并在全球主要央行中有极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监管等方面要具备很强的控制力；四是它所建立的支付清算、征信、反洗钱等金融基础设施既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又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纵向看，立足中国国情，始于1984年的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央行之路。展望未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在此基础上有新演进，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使得中央银行制度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自身，而是涉及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机制建设等许多方面，注重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横向看，强大的中央银行意味着提升央行的全球影响力，增强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市场功能、定价权力、资源调拨与要素集聚能力，提高国家主权信用和货币发行竞争力，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程实：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中枢，对经济发展全局有着重要作用。作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强大的中央银行体现在以下四种能力：

一是政策制定能力。强大的中央银行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状况，灵活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通过灵活适度且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达到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

二是监管和监督能力。强大的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监督，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在传统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整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有效应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三是预期引导与沟通能力。有效的沟通策略对于建立中央银行与公众及市场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通过明确、及时且透明地发布政策信息和经济分析，中央银行能够塑造和引导市场预期，降低市场不确定性。

四是创新与适应能力。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强大的中央银行将不断加强对金融科技企业以及产品的监管，确保技术创新在不损害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促进金融服务质效提升。

颜色：强大的中央银行对内要高效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为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强大的中央银行对外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深化双边和多边金融领域合作，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首先要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其次要继续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最后是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坚定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升我国在重大国际金融规则与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角色：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金融监管的重要参与者

上海证券报：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中，中央银行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

王擎：一是更加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力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稳定增长；二是更加重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三是在中央金融委的统筹协调下，央行要加强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配合，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四是央行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加强国际沟通和协调合作，提升中国话语权，提升国际金融治理水平。

张伟：当前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下，中央银行要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金融监管的重要参与者，金融宏观调控的关键执行者，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引领建设者。

第一，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银行应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2024年我国经济增长指标将出现边际改善，但全球增长动能趋于弱化、全球贸易延续低迷、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需关注。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第二，金融监管的重要参与者。目前，经过2023年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已形成新格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央行应该更加专业地聚焦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职责。同时，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有效的金融监管环境和有序的风险处置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应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为契机，一体化统筹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中央银行应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中央银行制度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建设，推动资本充足监管和公司治理监管框架建设，做好风险激励约束，建立风险处置机制，强化市场纪律约束，防范道德风险。

第三，金融宏观调控的关键执行者。金融宏观调控职能是央行的天赋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执行者。新一轮机构改革后，人民银行更应该着眼于宏观审慎管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注重战略性、长期性目标和问题，把握长期金融稳定和发展。

第四，金融基础设施的引领建设者。央行要成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引领者。首先，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借助科技手段推动完善支付、清算、结算行业基础设施，增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宏观风险监测与应对机制、推动加强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等合规机制提质增效。其次，建立健全规则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形成既符合本国实际，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准。最后，统筹金融基础设施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本国法律基础，建立健全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程实：在当前阶段，公众和市场对中央银行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角色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一是货币价值的稳定者。保持物价水平合理是中央银行的核心任务之一。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如基准利率和储备金率，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从而影响通货膨胀率。

二是金融稳定的维护者。中央银行需要监控和预防金融系统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包括监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运作，确保它们的稳健经营。

三是经济增长的促进者。强大的中央银行突出强调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流动性环境，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四是金融创新的监管者。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等新兴领域为传统金融体系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央银行需要不断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以确保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五是公众信任的建立者。通过透明的政策制定过程和有效的沟通，中央银行可以建立和维护公众对其政策的信任，这对于货币政策效果的实现至关重要。

颜色：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攻坚期，强大的中央银行既要能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服务于长期增长目标，确保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又要能达成短期目标，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是当前阶段对于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最主要要求。

国际上，中央银行制度演变进入了新阶段。过去，中央银行在关注价格稳定时，往往忽视金融稳定；有一些发达国家物价指数稳定，但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飙升，积累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面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创新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竞争，中央银行职能过于单一，不能有效与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面对此种情况，各国普遍推动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因此，强大的中央银行要更加注重金融监管，要重新审视、定位中央银行的职责及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要强化央行维护金融稳定和统筹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

蝶变：从传统央行迈向现代央行 从大国央行变为强国央行

上海证券报：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以来，我国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看待“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的内在关联？

王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直接目的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而现代中央银行在金融强国下就体现为“强大的中央银行”，因此二者目标一致，都是为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强大的中央银行提供了制度保障，是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的内核支撑。二者方向一致，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也是强大的中央银行的形成过程。

张伟：两者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强大的央行，一定是现代央行；而现代央行，要成为强大的央行，除了自身强大之外，还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支撑。当前，我国央行既要实现从传统央行向现代央行转变，也要实现从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转变。

一方面，我国央行要实现从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角色转变。展望未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就是要实现从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角色转变，在职责定位上要进一步贯彻独立性原则，同时保持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维护币值稳定，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还要实践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实施跨周期调控，使得利率、汇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处于比较合理、协调、稳定的区间。

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要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从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制度演变史来看，中央银行制度发展本身即是一部经济发展史，无论是被认为成立最早的瑞典国家银行，还是公认的现代中央银行鼻祖的英格兰银行，以及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深远影响的美联储，各国央行制度的诞生和演变都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综合国力。要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就需要不断提升经济硬实力，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转变。同时，基于我国国情，强大的中央银行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要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颜色：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强大的中央银行之间关系紧密。从时间顺序和逻辑体系看，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将推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一步中国化，也将进一步丰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体系。

我国为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进行了很多努力。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则进一步要求，中央银行要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服务好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做好“五篇大文章”；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中央银行的政策协调能力，增强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四梁八柱”中的枢纽作用，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使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强大的金融体系

上海证券报：金融强国建设将赋予中央银行哪些新要求和新使命？

王擎：在实现金融强国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中，中央银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中枢，因此也承担着最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除了前述提及的中央银行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加强国际金融协调治理等任务外，中央银行还要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促进形成强大的金融体系。

这包括：通过实施金融开放政策，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促进形成强大的人民币；和金融监管部门协同，提升金融机构防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培育一流的金融企业，锻造强大的金融机构；通过引导要素流动和制度开放，培育形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要将党的领导落实到治理机制中，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落实到政策目标中，以制度和政策支撑保障金融发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程实：中央银行在金融强国建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面临的新要求和新使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就要求中央银行不断创新和适应，以更好地支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中央银行需要应对的新要求和新使命包括：

一是加强政策制定与实施能力。中央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强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能力，特别是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关键领域。这不仅要求中央银行能够准确评估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动态，还要求其能够灵活调整政策工具，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二是促进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创新。中央银行需要加强对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确保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性不会引入新的风险。同时，中央银行需要促进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包括鼓励创新和应用，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可达性。

三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与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银行需加强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

四是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与系统性风险防控。这要求中央银行不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还要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五是支持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项目。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促进金融资源向环保、节能减排等领域流动，支持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证券报：当前，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聚焦哪些重点、推出哪些举措？

王擎：为满足金融强国建设赋予中央银行的新要求和新使命，中央银行应该加强以下政策举措和改革导向：一是进一步加快推进金融开放，核心是制度型金融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塑造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中心；二是稳妥处置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点机构风险，加强风险监测预警，推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长效机制；三是加强货币供应调控，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流动性引导至“五篇大文章”等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四是通过前瞻性指引等方式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有效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五是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注重逆周期和跨周期相结合，平衡短期风险和长期增长，同时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平衡内外发展；六是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治理上的话语权。

程实：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第一，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完善监管框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并增加政策的预期引导，以此提升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金融环境的稳定预期。此外，强化风险预警系统，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机制，从而提前防范潜在风险。

第二，促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结构、布局，以提高其效率和包容性。同时，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质效。优化信贷结构，加强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创新与应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支持小微企业、绿色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领域，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促进金融科技发展。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建立健全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促进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同时防范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鼓励金融机构采用新技术改善服务，以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此外，普及金融知识，加大对公众的金融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

颜色：第一，完善货币政策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间的协调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要在提升资金投向精确性中发挥更好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防止过度使用结构性政策工具，避免影响总量工具的效率。

第二，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方面，为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要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另一方面，要综合施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配合，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其他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第三，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法律层面，继续推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修订，推动金融稳定法立法；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加快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建设，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等；在协同方面，进一步做好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制度的衔接，做好中央与地方、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

第四，在当前经济增长与就业仍存在短期压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应进一步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使经济转型升级过程更加顺畅。

观点丨吴晓求：金融强国的

实现路径与建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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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国发院，2024年2月27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党中央于2023年10月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中国金融未来的改革、发展和开放指明了方向。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其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提出要加快把中国建设成金融强国；二是特别强调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这两点对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具有提纲挈领的引领作用。

一、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金融资源贫瘠的国家，居民储蓄存款、社会金融资产总规模、外汇储备以及广义货币等各项指标的规模都很小。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资源指标，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在1978年底仅有210亿元人民币。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得到了巨大发展。截至2023年底，该指标已经突破了130万亿元人民币。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庞大而丰富的金融资源。尤其是资本市场，无论是在制度、规模、结构，还是在功能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为什么能从一个金融资源贫瘠的国家发展成一个金融大国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随着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在此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因此中国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以便能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客观地讲，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加艰难、更加宏伟的目标。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在世界上称得上是金融强国、并得到了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国家只有两个。第一个是过去的英国。虽然英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已经有所下降，但作为开启了人类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自从奠定了现代金融的法治基础并构建了现代金融的制度架构之后，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因而在全球仍具有重要影响力。第二个就是今天的美国，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最完备的资本市场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等。或许经过若干年的艰难探索，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三个金融强国。

既然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已经很清晰了，现在的关键问题就聚焦于：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研究并回答如下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前行的路径如何设计？其间会有哪些困难、哪些问题、哪些陷阱？如果未来出现了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我们该如何应对？应对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目标设定固然很重要，通向目标的路径设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艰难而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充分了解今天的中国国情，而且更要深刻理解何谓“金融强国”。事实上，只有理解了金融强国目标的内涵，我们才有可能结合中国的现状制定出一个实事求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二、金融强国的共性内涵及实现路径

中国如何走金融强国之路？

一方面，中国当然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目标来建设金融强国。在我们过往的实践以及未来的探索中，金融强国的中国之路有鲜明特征。比如，中国形成了市场与银行“双峰”主导型金融体系架构下的资本市场发展新模式，这或许有别于英美国家所走的金融强国道路。具体而言，金融强国的中国之路有两点重要的鲜明特征。一是特别强调金融的普惠性。中国金融不能停留在只为大企业和高收入群体服务的阶段，客户链条应该逐步下移，更加充分地关注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规模庞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融资需求和其他各种金融需求，比如投资和财富管理的需求以及便捷有效的支付体系的需求。可喜的是，中国正在通过科技创新以及金融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普惠金融，关照到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二是数字金融。实际上，科技金融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数字金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科技金融可以扩展到科创金融。此外，对于绿色金融和养老金融，目前我们仍在不断探索。

另一方面，中国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既要关注个性，更要体现共性。金融强国不是自我定义的，而是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认可，因此，我们还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金融强国的共性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金融强国的共性内涵主要包括三点，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1.市场化。

现代社会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迄今为止，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市场机制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现代金融体系首先必须是高度市场化的，也就是说，金融要想高质量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通过金融市场的创新和改革来完成、通过金融业态的多样化和功能的多元化来实现，以提高金融的效率、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事实上，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中国金融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金融业态的多样化和金融功能的多元化，因此市场化必然是赋予中国金融生命力的重要路径。

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市场化改革对实现金融强国的深远作用，不要以为风险都是改革带来的。40多年的实践已经反复说明，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推动的经济发展是解决风险的最好机制。对于金融而言，市场化改革就是创新。实体经济中对金融的需求既包括企业的融资需求，也包括居民和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会越来越多样化，但传统金融又往往难以满足这种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不仅难以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还可能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积累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可见，金融不创新，就不可能高质量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我们必须推动并包容金融创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要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金融监管的核心目的是防范风险的外溢和金融危机的产生。我们要以此为起点，推动中国金融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由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推动金融高质量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们知道，现代金融到处都有风险，没有一项金融活动是没有风险的。事实上，风险本身并不那么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试图停下来消灭风险。资本市场是典型的风险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有风险就会有相应的风险收益，即金融与风险同在。既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对于监管层来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风险来临时要有适当的应对措施、风险过后要保证金融市场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也正是因为美国具有这方面强大的能力，才使得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发生金融危机最多的国家，但似乎没有人会怀疑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体系。

因此，我们既不能漠视风险，也不必要夸大风险，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是：必须着力推进中国金融的结构性改革，让其具有配置风险、分散风险的能力，形成风险收敛的机制，以防止风险外溢演变成系统性金融危机。在此过程中，金融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形成一种风险收敛机制。通过什么来形成这种机制呢？答案仍然是：金融的结构性改革！

2.法治化。

金融强国的金融一定是法治化的金融。金融交易的本质是契约交易，内含着完善的法治。金融强国意味着这个国家具有良好而稳定的信用。金融强国不是自说自话，既要有内生性资本的信任，更要有外生性资本的信心。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一个国家完善的法治。因此，完善的法治是金融强国赖以形成的基石，是一个国家成为金融强国的前提。

完善的法治一定会衍生出高度的社会契约精神。法律只是社会的底线，社会的正常运行还须靠契约精神来维系，因此高度的契约精神已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显著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在金融高度发达的社会，契约精神极其重要，它是维护金融活动正常运行的保障。考虑到政府是现代金融市场的极其重要的参与方，我们有必要特别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制度而不是政策。作为金融强国，应该充分相信制度的力量，不要过分迷信政策的力量。政策不可以随心变化、规则不可以随意调整。这是因为政策的频繁调整会扰乱市场预期，进而引发严重的不确定性。可见，我们要制定一个基于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体系，以发挥制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特别重要。

金融强国的金融是现代金融，而现代金融的基石和核心是资本市场，这就衍生出金融强国的另一个特征，即透明度。在资本市场上，没有透明度就没有公平的交易，就如同没有自由的市场就没有公允的价格一样。自由的市场，是公允价格和公平交易的前提。在金融市场中，透明度是保证金融交易公平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金融中，监管的重点是透明度监管。可见，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是金融强国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3.国际化。

金融强国的金融一定是国际化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人民币最终一定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若这个起点目标不能达到，那么金融强国的目标就会打折扣。无论是过去的英镑还是现在的美元，今天仍然是完全可自由交易的重要的国际性货币。即便面临着诸多挑战，美元现在仍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全球定价、支付、清算等领域的份额都在50%左右，财富储备份额则超过60%。试想，如果美元不是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那么，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还有可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吗？

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是金融强国实现过程中绕不开的坎。我们要审时度势，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可自由交易的改革，也就是说，要实现资本项下跨境的资本流动。时至今日，这道坎我们还没有跨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了近30年，一直在不断地探索，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提升，但到今天人民币仍然不是一个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

除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之外，金融国际化的另一个标志就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以至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英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都是全球金融中心；近一百多年来美国则一直占据着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位置。要成为金融强国，以沪深交易所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其核心功能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推动人民币计价资产成为全球投资者必须配置的重要资产。

中国的资本市场如何才能吸引全球投资者？由于国际资本的信心和投资极其重要，因此只有完善的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才能吸引国际资本。当然，在这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完善的法治，因为金融强国是一个国家综合信用能力的反映，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而完善的法治是这种软实力的基石。对金融而言，软实力有时候比硬实力更重要。软实力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意味着社会的高度法治化。当前，境外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比重还比较低，离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强国的目标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可见，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我们面临的改革非常艰难。

综上所述，金融强国或许还有其他共性内涵，但有三点至关重要，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相应地，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大国，但是离金融强国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中最根本的差距是中国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法治化还有待完善，以至于竞争力不足、功能相对单一、国际化程度较低。

三、以资本市场为重点建设金融强国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确定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认真思考中国从今天通向金融强国目标的路径设计。我们已经明白，这个路径要符合金融强国的共性内涵，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而且还要符合中国国情，准确地抓住当前金融强国建设工作的重点。对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而资本市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是对现代金融精髓的精准把握和理解，因为资本市场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相应地，我们思考的重点就是如何把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好。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还得搞清楚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具体表现场景。

一是从实体经济角度看，资本市场有市场化融资的功能、资产定价的功能、引导资金合理流动的功能，还有财富管理的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来自资本市场的资产应该逐步成为全社会重要的金融资产。

二是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实现金融强国，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要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因为这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和回流机制。没有母国强大的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很难走远、走实。美元之所以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就是因为其母国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有美元投资的回流机制。

无数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资本市场要想在上述两种场景中真正承担起枢纽功能，就必须是一个信息透明、流动性强、成长性好的财富管理市场。这肯定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成长的必由之路。

直面现实，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但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其现状离金融强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理念上的差距。我们不要以为资本市场只是一个融资的市场；如果只将其定位于融资的市场，这个市场将很难成长。事实上，资本市场的本质是一个财富管理的市场、一个投资的市场。有了这个理念，政策、制度、规则就会由重融资转向重投资。所谓保护投资者利益，必须从理念转型开始。资本市场中现行的制度、政策、规则都是有利于融资者的。

二是制度设计上的差距。我们必须进行切实的制度改革，从原来的融资市场转型到投资市场。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市场的供给端，包括注册制基础上的IPO、减持规则、融券机制、退市制度和对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的法律处罚等。我们目前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还过于简单和表象化，对注册制的理解也是不深刻、不全面的，制度设计是错位的、有重大漏洞的。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战略眼光，需要深邃的理论认识，我们必须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趋势在何方。

总之，当我们把金融强国的目标和内涵都理解透了，现实的出发点也弄清楚了，我们就能找到通向金融强国的实现路径。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强大的央行要有强大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政策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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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3月1日

中央银行是金融系统中枢。在金融强国的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中，强大的中央银行与其他要素关联紧密，为其他要素提供支持。在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中，中央银行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金融强国建设将赋予中央银行哪些新要求和新使命？《上海证券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金融评论》执行主编张伟。

上海证券报：强大的中央银行具有哪些内涵和特点？

张伟：作为居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机构和国家干预、调控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包括：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宏观调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等宏观审慎监管，以及建设支付清算体系和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强国应当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等六大关键金融要素和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等六大现代金融体系。稍作分析，不难发现，金融强国中的六大要素不但直接包括了强大的中央银行，而且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金融监管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紧密相关，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也离不开强大的中央银行支撑。在六大金融体系中，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与强大的中央银行直接相关，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则与强大的中央银行间接相联。这意味着，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一招，同时强大的中央银行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主力军。

第一，强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强大的中央银行要有强大的货币。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既会受到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等因素影响，也会受到实体经济稳定性与货币政策稳健性影响。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的跨境使用稳步扩大，人民币全球使用量稳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和全球平均水平，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有望超过30%，经济发展韧性强、潜力大，这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力支撑。以此为基础，我国可以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使用场景，支持外贸企业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整体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这对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强大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按照1995年出台、200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央银行职责的概括，央行的重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就要求中央银行以人民为中心，做强、做大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制定货币政策时充分考虑对经济、就业、投资以及老百姓存款收益率等各方面影响。近年来，在全球经济面临的超预期冲击较多，经济环境和政策效果不确定性较大的背景下，我国央行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推出了适度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回升向好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强大的中央银行要通过强大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三，强大的金融监管能力。一方面，作为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中央银行的一项重点工作是要维护好金融稳定。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按照2023年颁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继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制度和管理框架，尤其注重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另一方面，放眼全球，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逐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普遍采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调整监管框架，使得中央银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和风险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2023年，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美欧金融机构系列风险事件也说明，央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政策。

第四，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一方面，金融科技浪潮下，强大的中央银行需要借助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大模型等科技手段，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支付体系、征信、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有关金融基础设施机构落地便利投资的一揽子措施，从而全面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央银行需要推动制定金融稳定法，加快建设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以此维护金融稳定，保护好广大存款人、中小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纵向看，立足中国国情，始于1984年的我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央行之路。展望未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在此基础上有新演进，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使得中央银行制度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自身，而是涉及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机制建设等许多方面，注重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以及维护金融稳定。横向看，强大的中央银行意味着提升央行的全球影响力，增强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市场功能、定价权力、资源调拨与要素集聚能力，提高国家主权信用和货币发行竞争力，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证券报：在当前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中，中央银行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

第二，金融监管的重要参与者。目前，经过2023年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已形成新格局：党中央层面设有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金融工作及金融系统党建工作，发挥统筹协调把关作用；国家部委层面设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履行各自领域的金融监管职责；地方党委设有金融委员会办公室、金融工作委员会，地方政府设有地方金融管理局，主要落实属地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分工进一步明确，央行应该更加专业地聚焦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职责。同时，强大的中央银行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有效的金融监管环境和有序的风险处置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应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为契机，一体化统筹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中央银行应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自身，而是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强化中央银行制度压舱石作用的同时，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建设，推动资本充足监管和公司治理监管框架建设，做好风险激励约束，建立风险处置机制，强化市场纪律约束，防范道德风险。

第三，金融宏观调控的关键执行者。金融宏观调控职能是央行的天赋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执行者。新一轮机构改革后，对于执行金融宏观调控职能的中国人民银行而言，更应该着眼于宏观审慎管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注重战略性、长期性目标和问题，把握长期金融稳定和发展。与此同时，宏观审慎管理作为一项宏观性、专业性、国际性强的职能，涉及了多部门、多领域、跨周期合作，这就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在做好货币稳定、金融稳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职能基础上，在中央金融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协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宏观调控协调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第四，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引领者。央行要成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引领者。首先，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借助科技手段推动完善支付、清算、结算行业基础设施，增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宏观风险监测与应对机制、推动加强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等合规机制提质增效。其次，要建立健全规则体系，对接国际标准，形成既符合本国实际，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标准。最后，统筹金融基础设施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本国法律基础，建立健全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推动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方面，我国央行要实现从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角色转变。回顾历史，我国央行制度经历了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分设、商业银行和保险业体系持续发展和完善等阶段，最终结合国际经验和政策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央行之路。展望未来，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就是要实现从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角色转变，在职责定位上要进一步贯彻独立性原则，同时保持实际操作的灵活性，维护币值稳定，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还要实践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实施跨周期调控，使得利率、汇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处于比较合理、协调、稳定的区间。

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要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从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制度演变史来看，中央银行制度发展本身即是一部经济发展史，无论是被认为成立最早的瑞典国家银行，还是公认的现代中央银行鼻祖英格兰银行，以及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深远影响的美联储，各国央行制度的诞生和演变都基于当时的经济基础、综合国力。要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就需要不断提升经济硬实力，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大国央行向强国央行的转变。同时，基于我国国情，强大的中央银行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要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上海证券报：金融强国建设将赋予中央银行哪些新要求和新使命？

张伟：中国式现代化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尤其在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既要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又要立足我国国情，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加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有力、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和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第一，中央银行要协助建立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协助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加强基金行业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债券市场，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稳步扩大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一篮子债券组合交易功能，更好满足指数类投资者需求；夯实保险市场制度建设，提升人身保险、财产保险服务质量，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第二，中央银行要协助建立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强大的中央银行要着力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总量适度、节奏平稳，着力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均衡投放，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强大的中央银行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宗旨、回归本源、找准定位、优势互补，切实增强竞争力和服务能力。

第三，中央银行要协助建立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中央银行要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例如，针对性地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拓宽养老服务机构融资渠道，更好地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养老金融需求；支持发行各类绿色金融产品，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优化金融服务，拓展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市场深度等。

上海证券报：当前，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聚焦哪些重点、推出哪些举措？

张伟：整体来看，强大的中央银行需要专业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队伍，以及具备创新性、规范性、安全性的科技力量两项要素为支撑。目前具体可以推出的举措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并推动其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加快“央行云”“金融云”建设。

第一，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深化对外货币合作，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提升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我国下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丰富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要通过继续支持自贸试验区开展改革创新，探索完善全方位的人民币跨境环流机制，增强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意愿，进一步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数字货币快速演进对央行货币政策职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在各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不仅在国内支付清算方面有相关应用，还积极探索在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应用。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目前已成功试运行，各参与方将探索评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跨境资金调拨、国际贸易结算及外汇交易中应用的可行性，使得我国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之外开辟了另一条跨境支付清算的技术路线。展望未来，强大的中央银行要进一步借助央行数字货币的力量，持续提高国内和国际支付清算效率。

第三，加快“央行云”“金融云”建设。首先，随着金融科技持续发展，我国央行要进一步夯实金融科技可持续发展基础，高标准构建金融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快新一代中国人民银行骨干网络、数据中心和金融云建设，以进一步规范金融团体云应用，通过加强第三方算力设施建设，强化数据共享合作。其次，要牵头持续建设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能力，对数据定义、口径、应用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在金融机构内部以及金融机构间逐步建立起分层级数据管理规范体系，建立起数据标准处理体系，明确数据管理规则和业务标准，从整体上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和建设能力。最后，要划定好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安全基线和责任边界，在提高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的同时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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