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应急研究文字版-FLBOOK

南方应急研究

Southern Emergency Studies

7月

2023年

月刊

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

唐山大地震47周年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应急日历

···············································

专家之声

发挥业委会基层治理作用······································

作者：柴俊勇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

专家组组长

舆情分析

2023年上半年应急管理领域典型敏感舆情类型盘点····

知识厨房

中国古代的防洪技术思想文化·································

技术视窗

ai情绪识别系统···················································

2023年7月

CONTENTS

13532816979

020-22066082

宣传与教育中心

gdnfyjgl@163.com

制作：

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

主编：

责任编辑：

王点

谢裕华、黄安迪

付炯贤、黄宏捷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六戒”····································

建筑消防安全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应急管理发展趋势··········································

国际视窗

当年当月

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

应急文化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023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综述···························

唐山大地震47周年···············································

学术前沿

全融合与冲突: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双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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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日历

舆情分析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2023年上半年应急管理领域典型敏感舆情类型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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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编者按：本期，推出“2023年应急管理舆情半年报”，通过对大数据舆情系统抓取的海量行业数据进行分析与总结，2023年上半年发生的38个应急管理敏感舆情事件作为样本，分析总结4类应急管理领域典型敏感舆情风险点，为应急管理系统舆情应对工作提供参考。

一、2023年应急管理典型敏感舆情事件大数据分析

1.敏感舆情事件top10

2.月份分布：4月、5月、6月舆情事件数量较多

从月份分布看，38个应急管理敏感舆情事件中，4月、5月、6月数量较多。

4月，浙江武义一厂房发生大火致11人遇难。一天后，北京长峰医院突发火灾致29人遇难。两天两起大火，给监管部门及涉事主体带来巨大舆情冲击。安徽宿州一杂技演员高空坠亡，真相经历新闻反转，全程无防护措施引发舆论聚焦。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公布唐山迁西桃树峪铁矿透水事故调查报告，迁西公职人员主导或参与谎报事故的行为再次将地方政府推向风口浪尖，县领导欺上瞒下，引发公众震惊、愤怒。当地政府公信力一跌再跌。

5月，山东聊城鲁西化工爆炸着火事故致9人死亡，化工安全再敲警钟。哈尔滨、广州等多地出现的“私拆承重墙”“野蛮装修”现象引发持续热议，舆论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面临的挑战进行深思。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事故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详尽细致获舆论场认可；房主胆大妄为、监管部门互相推诿、涉事公职人员被从严追责问责引舆论聚焦。河北一派出所鉴定烟花爆竹时爆炸致4死2失联，事故性质、执法有无不当操作引公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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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出现的“私拆承重墙”“野蛮装修”现象引发持续热议，舆论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面临的挑战进行深思。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事故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详尽细致获舆论场认可；房主胆大妄为、监管部门互相推诿、涉事公职人员被从严追责问责引舆论聚焦。河北一派出所鉴定烟花爆竹时爆炸致4死2失联，事故性质、执法有无不当操作引公众讨论。

6月，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操作间液化石油气泄漏爆炸，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舆论场围绕事故调查、事故追责、监管检查、燃气安全使用等展开持续追问和探讨。重大事故“疤痕效应”明显，公众对燃气安全的忧虑显著增加。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胜乡鹿儿坪国有林场附近发生高位山体垮塌，造成19人遇难。媒体曝光山西代县精诚铁矿15年间至少瞒报17名矿工死亡，引发舆论震动及后续监管调查连锁反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辽宁阜新查处一起煤矿事故瞒报案件。两起事件，引发舆论场对瞒报频发深层次原因的探究。陕西安康镇坪县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标牌变“执法犬队”系孩童恶作剧，但多数网民对小孩行为持支持、玩笑态度，耐人寻味。

3.地域分布：国内广东、四川、河北、江西舆情事件较多；国际事件设计美国、土耳其、引渡、塔吉克斯坦。

从地域分布看，国内应急管理领域敏感舆情事件共33起，涉及20个省份。其中，广东、四川、河北、江西4省发生3起，舆情事件较多，其次是辽宁、浙江、贵州、宁夏、山西各发生2起。

广东：5月，广州一民房凌晨起火致5人遇难，老旧小区消防隐患重重再引关注，舆论对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质疑尤甚。多地频现私拆承重墙乱象，野蛮装修危害公共安全惹众怒。其中，“广州白云区岭南新世界一业主私拆承重墙致多户墙体开裂”引舆论围观。6月，四会#业主购42套房全部打通墙体#冲上微博热搜，热度高达2.2亿。端午节期间，揭阳一龙舟训练时侧翻致2人溺亡，参训人员未穿救生衣引舆论质疑。

四川：1月，乐山一游乐项目氦气球坠落致1人死亡3人受伤，景区安全引舆论关注。6月，乐山高位山体垮塌19人遇难，企业驻地选址不当致伤亡扩大引舆论聚焦。汶川突发山洪泥石流致4人遇难、3人失联，预警转移应更加及时成为舆论共情外的主诉求。

河北：3月，沧州一废弃冷库火灾致11人遇难，官方通报含糊不清未有效回应舆论关切，引发网民不满和质疑。媒体借机科普冷库火灾逃生，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众在冷库安全方面的知识欠缺。4月，迁西铁矿透水事故调查报告发布，涉公职人员迟报谎报受声讨。5月，廊坊市大城县臧屯派出所民警在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竹进行取样鉴定时发生爆炸，爆炸致4死2失联，引发网民关于烟花爆竹处置的追问，涉及交叉管理。当地应急管理局及时回应，厘清职责。

江西：2月，宜春一出租车挡道被消防车剐蹭后负全责引发热议，消防救援屡屡受阻多有发生，舆论场呼吁畅通生命安全通道应成为社会共识。5月，吉安新干萤石矿垮塌事故引聚焦，舆论对矿山事故态势表示担忧。5月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暴雨袭击，造成了一定财产损失和人身危险，暴雨相关视频等信息在网络传播，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特别是“江西暴雨实况及受灾情况”引发舆论热议，给相关部门应急处置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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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意义。

当地时间2月5日一列运载危险化学品的火车在美国俄亥俄州脱轨引发大火，造成大量氯乙烯等有毒物质泄漏，引发公众恐慌。在舆情汹涊而来时，官方态度敷衍，暴露出其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弊病。当人民生命健康不被官方重视，政府公信力便会“崩塌”。举一反三，我们既要排查危化品运输安全隐患，也要吸取俄亥俄州氯乙烯泄漏事故的舆情教训，不能任由舆情肆意发展。

当地时间2月6日，土耳其一天发生两次7.8级地震，造成土耳其、叙利亚超5万人遇难。重大自然灾害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是全球性的，土耳其地震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提醒我们，多灾难叠加、次生灾害频发下如何开展救援须引起重视。

当地时间2月25日，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由于地震发生时，我国新疆喀什、阿图什等地震感强烈，引发国内舆论关注。

当地时间6月2日，两列特快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在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发生相撞事故，造成288人遇难，酿成印度本世纪以来伤亡最惨重的铁路事故。印度铁路事故频发，铁路安全之疲软引世界震惊。特别是其事故救援不当、媒体持续深挖，加深相关部门舆情处置难度。同时也启示我们，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及时调度、救援力量及时开展救援是缓解舆情压力的有效手段。严重事故发生后，专家、媒体往往会对相关事故进行深入分析、报道，事故背后反映的“社会病”往往会呈现在公众面前，削弱政府公信力。

人失联，预警转移应更加及时成为舆论共情外的主诉求。

邻人失火，自查炉灶。2025年上半年，与应急管理领域相关的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国际舆情事件有4起，涉及美国、土耳其、印度、哈吉克斯坦4个国家，事件类型为自然灾害和事故，对我国防灾减灾、应急管理工作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当地时间2月25日，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由于地震发生时，我国新疆喀什、阿图什等地震感强烈，引发国内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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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粉丝量和影响力的媒体或自媒体为追求新闻时效性、吸引流量，仓促片面性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短时间内大范围扩散，抢占各大新闻门户头版头条和各大社交平台热门话题榜，令舆情大规模扩散。二是极易产生流言。特别是当受众与问题的关联度越高、社会成员的不安感越高、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时，流言出现的频率也会越高。三是舆论失焦。从常规舆情传播来看，舆论会更关注个案、反差强烈的事件或在传播时情感深刻的事件，这是舆论传播的特性所决定的。而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为了更好地处理舆情，往往需要通盘考虑、效率第一。舆论情感和舆情处置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导致公众舆论失焦。

上半年发生的多起重大突发舆情事件，如土耳其强震、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内蒙古新井煤业露天煤矿坍塌事故、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印度列车相撞事故等，无一例外均出现上述舆情特点。这也导致了重大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救援、信息发布、谣言澄清、事故原因调查、追责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好，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次生舆情，导致更加复杂的舆论环境。

①突发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响应有效，对于把握舆情走势至关重要，救援效果是舆论走势的焦点和关键。

相关事故进行深入分析、报道，事故背后反映的“社会病”往往会呈现在公众面前，削弱政府公信力。

二、2023年上半年应急管理热门微博话题榜

三、2023年上半年应急管理领域典型敏感舆情盘点

梳理2025年上半年应急管理领域引发网络舆情的典型案例，以下四类典型敏感舆情风险点受关注。

1.重大突发事件全链条、全环节都是舆情高敏地

重大突发事件包括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重大突发事件几乎一定伴随着重大舆情事件同步发生。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突发事件具备以下特点：

一是具有较强的社会关注度和传播性。部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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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之前的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往往在事故后被舆论挖出，已成为“流程”。舆论难免发问，安全管理工作如何不流于形式？公众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亟需相关部门及涉事主体对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纠正改正来抚平。

③舆情长尾效应显著，救援进展、事故调查、追责问责再掀舆论热议，既是舆论引导良机也是挑战。内蒙古新井煤矿事故失联者确认全部遇难、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唐山迁西桃树峪铁矿透水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均再次引发舆论对于事故本身、事故细节、事故背后深层次原因的热议和探究。事故调查报告的公布再次将事故推到人们面前，既是敏感舆情的高发易发点，也是消解公众不满情绪、回应社会关切、改善政府作风形象的良机。事故调查中揭露的“监管腐败”“监管失效”等问题往往引发较大舆论风波。事故追责问责力度成为舆论解读有关部门反省决心的一个重要参考。因重大突发事件的悲剧性，舆论场常常质疑处理太轻，虽然某些观点不乏对法律认知不足，情绪表达偏向主观化，但也反映出舆论对政府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直面焦点问题，以严谨详实、客观公正、科学专业的内容释清公众疑惑；以绝不放过、追究到底的气魄将负有监管责任的人员问责到底；吸取教训，针对症结所在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加强事前防范能力，才能真正赢得舆论正向评价。

2.同类频发的叠加效应令舆论氛围紧张，“新闻搭车”效应显现，舆论诉求待解

在土耳其地震救援中，由于受到暴风雪及道路中断的影响，土耳其的救援行动受到限制。有不少民众批评政府救灾不力，反映救援人员赶赴灾区速度很慢，错过最佳救援时间。地震发生后，虽然当地政府第一时间进行了响应，但响应结果不如人意也使其遭受负面舆情。突发事件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相关部门做到第一时间响应只是回应公众的第一步，行动结果也是公众评判政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有“响应”无“结果”，极易引发公众对政府“无能”“失职”的负面评价。只有响应速度与好的响应结果兼备，才是有效响应，才会对舆情走势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②媒体按图索骥，涉事企业“黑历史”被起底，监管部门遭失察质疑。舆论上升，行业沉疴宿疾被曝，社会“硬伤”被揭。

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后，涉事医院以往防火工作被挖出，舆论直指该医院防火工作流于形式，有压缩消防安全管理成本之嫌。舆论场目光聚集于火灾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延伸讨论分析医疗行业消防安全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如何保障等方面。对于沉浸在悲痛中的社会来说，任何社会问题的放大都会引发舆论极大不满与愤怒，对官方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但客观来看，深度讨论让舆情走势逐渐理性，也有利于正向推动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舆论的正向探讨与反馈，需要相关方用实际行动来快速回应。否则，短时间内再发生类似事故，舆情反应将会更加激烈。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之前的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往往在事故后被舆论挖出，已成为“流程”。舆论难免发问，安全管理工作如何不流于形式？公众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亟需相关部门及涉事主体对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纠正改正来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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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煤矿“5·10”一般运输事故、“5·12”一般顶板事故调查结果。调查报告中，多处关于瞒报细节引发关注。唐山迁西桃树峪铁矿“9·2”透水事故调查报告详细披露公职人员迟报谎报细节引发舆论哗然。媒体曝光山西代县精诚铁矿15年间至少瞒报17名矿工死亡事件震动舆论场。后续无论是引发舆论聚焦的辽宁阜新弘霖煤矿煤矿事故瞒报案件，还是自媒体曝山西右玉玉龙集团涉嫌瞒报10起事故、死亡10人，都是“新闻搭车”效应显现。

新闻搭车发生时，某个最初爆发的个体事件被公众围观，而在事件还未得到妥善处理的胶着期，围观激烈、悬念重重，更容易产生次生话题和多级传播，也很容易唤起过去的刻板印象或者互联网记忆。处在风暴中心的监管部门，其后续调查处置也将困难重重。同类频发舆论观感，也给政府形象及当下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这种心理会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的对错，向社会问题的是非推导，从而转向对当下社会治理的关切。

②承重墙被拆、烧烤店爆炸，涉公共安全事件“新闻搭车”效应明显，公众焦虑待解。“哈尔滨私拆承重墙致240多户业主被迫撤离”一事曝出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舆论反响和强烈的情感反应。多地类似事件接连进入公众视野。广州市白云区某小区一业主私自拆除结构梁、破坏承重剪力墙，楼上邻居房屋出现地板下沉、墙体开裂等问题；杭州市一小区二楼住户违规装修，破坏承重剪力墙，多家住户墙体开裂；广东肇庆一业主购42套房全部打通墙体，二楼以上的多个住宅墙壁都已出现裂缝等。房屋受损是不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公众担忧“野蛮工程”能否补救，加固建筑能否安全属人之常情。同类事件接连被曝，舆情热议持续数月的背后，是公众对生命安全保障、遭遇天价损失深深的担忧。

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致31人死亡。烧烤店和液化气均是日常场景，严重冲击群众安全感。该起严重事故让人们意识到安全风险离生活并不遥远。事故发生后，不少网民对随处可见的液化气罐产生焦虑情绪。举报身边存在类似隐患的留言比比皆是，溢出屏幕的担忧和焦虑，实质是公众对燃气安全的担忧待解。

才能真正赢得舆论正向评价。

2.同类频发的叠加效应令舆论氛围紧张，“新闻搭车”效应显现，舆论诉求待解

2021年1月的山东栖霞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迟报30小时”致10人死亡，引爆舆论。同年，河北武安“2·24”铁矿事故、河南新密“5·26”煤矿事故、河南新密“5·30”顶板事故接连涉嫌瞒报。这一阶段，互联网各平台相关报道下皆有举报、曝光瞒报行为的留言、评论。2022年，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发生后，网民提供的违规违章自建房线索数不胜数。诸如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并非此前各地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而是在社会注意力聚集后，各地媒体和网民纷纷对其增加了关注。当公众把社会注意力集中到某一新闻事件时，与此地域有关的、以往很难受到社会舆论聚焦的问题就会被网民集中举报，出现在公共视野。举报人趁着社会注意力热度和各方面调查处置力量汇聚，寻求解决自身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诉求，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新闻搭车”效应。

社会注意力搭舆论便车的现象早已有之，有学者称为“新闻搭车”，其本质是舆情搭车，认为舆情的诉求才是搭车的初衷。此类现象在应急管理领域愈加常见。

①矿山事故瞒报频发的叠加效应，将矿山安全监管推向舆论风口浪尖。上半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通报山西晋煤太钢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三交煤矿“5·10”一般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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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旅游项目接连发生事故。5月2日，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白鹿仓景区高空观光旅游项目一架直升机坠毁，致3人死亡。4月24日，辽宁抚顺市参仙谷生态旅游度假区发生越野卡丁车坠河事故，致1死1伤。4月21日，广西柳州市百乐竹海景区发生滑翔伞坠落事故，致1人受伤。4月15日，江苏无锡市大桥实验学校组织学生春游，发生“脚踏风车船”侧翻事故，致2人死亡。此外，旅游交通安全问题也非常突出。除发生湖北恩施州狮子关景区“5·16”车辆坠河较大事故以外，还发生了陕西神木市“5·7”、青海海南州“5·10”、湖北宜昌市“5·26”等多起旅游大巴车重大涉险事故。端午节假期，龙舟赛事活动安全风险突出。广东揭阳一龙舟训练时侧翻致2人溺亡，参训人员未穿救生衣引舆论质疑。保证公众生命安全是原则更是底线。舆论呼吁，在演艺活动、出行游玩、民俗文化与生命安全保障之间构建新的平衡。

上半年，网友为拍摄网红照片、视频，不顾自身和他人安危引发争议的事件屡见不鲜。为了保护自拍者安全，有的地方主动砸掉网红景观引发舆论争议。对于管理部门的行动，人们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对其方式存在明显争论和质疑。网络使得公众越来越容易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管理议题讨论中，这考验着基层的应急保障预防风险水平，也对基层治理提出舆情风险评估的要求。

体开裂等问题；杭州市一小区二楼住户违规装修，破坏承重剪力墙，多家住户墙体开裂；广东肇庆一业主购42套房全部打通墙体，二楼以上的多个住宅墙壁都已出现裂缝等。房屋受损是不少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公众担忧“野蛮工程”能否补救，加固建筑能否安全属人之常情。同类事件接连被曝，舆情热议持续数月的背后，是公众对生命安全保障、遭遇天价损失深深的担忧。

3.后疫情时代，文旅行业事故风险倍数增长，需构建演艺活动、出行游玩、民俗文化与生命安全保障之间新的平衡

今年以来，国内文化和旅游市场快速复苏，文化旅游经营活动活跃的同时，一些安全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一方面，演艺活动事故不断。4月15日安徽宿州市、5月9日浙江宁波市、5月12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分别发生演出剧场杂技特技表演人员高空坠落事故，造成人员伤亡。5月27日，江西南昌市青山湖风景区在开展迎六一文艺展演彩排时，电子屏倒塌，致9名儿童受伤。另一方面，高风险旅游项目接连发生事故。5月2日，陕西西安市灞桥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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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加班至流产”被当作“正能量”宣传，舆论直呼荒唐，“低级红”“高级黑”式宣传仍然常见。

误区二：警示标语“雷人雷语”“违法违规”“尺度过大”。如公路旁“前方长下坡已死亡37人”的警示标语争议，舆论认为警示标语既要有“血淋淋”的震撼，更离不开打动人心的温情。某地“一家烧火，全家坐牢”标语缺少法律意识遭质疑。“雷人雷语”“违法违规”“尺度过大”的标语不仅令民众反感，更多的是会破坏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正面宣传需讲清事理、讲透法理、讲通情理，宣传效果才能立竿见影。如果说，警示标语在措辞和效果方面如何两全，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基层治理中，提升宣传人员的媒体素养和舆情敏感度刻不容缓。

稿件来源:舆情内参2023年第27期

4.正面宣传“翻车”几时休？基层人员媒体素养和舆情敏感度亟待提升

对于宣传部门来说，正面宣传与舆情处置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但近年来，舆论形势复杂，如果相关部门宣传人员在认识层面、实践层面存在误区，不仅影响正面宣传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甚至招致质疑或引发危机。上半年舆情事件中，比较典型的正面宣传误区如下：

误区一：正面宣传简单粗暴套路化，或者陷入“低级红”“高级黑”。如一些正面人物简单化、套路化，以“精神+例子”表扬一下，导致的后果就是千篇一律、高度雷同、缺乏深度，有的报道似乎换个时间、地点、人物，全文同样成立。一套话语满足不了所有人，一个腔调难以唱遍天下，一种模式难以适用不同对象。如果仅仅满足于把被报道对象提供的素材，套进所谓正面宣传的模子，写出来的报道自然没有诚意。再比如“加班至流产”被

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六戒”

突发事件，指的是突然发生、造成了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急需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移动互联时代，不同性质的突发事件在舆情传播上呈现出相互交融、交互交锋的新特征，助推公众情绪非理性宣泄，考验着各级各地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能力、信息把控能力、媒介运用能力。新闻发布会的逻辑根植于信息公开理念和公民知情权。如何加强新闻发布主体、内容、渠道等多方面的建设，做好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和应急预案，经验值得注意，教训更应引以为戒。

权。如何加强新闻发布主体、内容、渠道等多方面的建设，做好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和应急预案，经验值得注意，教训更应引以为戒。

一戒思想准备不足

在突发事件及其舆情的应对上，能否通过新闻发布会有效传播信息、安抚公众惊慌情绪、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社会管理者思想上是否麻痹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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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快越好，也就是第一时间。拟定新闻发布内容，围绕突发事件调研近期媒体、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将要发布的内容联系起来。明确新闻发布形式，采用举行新闻发布会、答复电话咨询、书面问答、发布声明、发布新闻稿等多样化方式。做好现场会务准备，确定发布会地点、确定媒体名单并邀请记者，特定主题还应注意相应的会场氛围，准备可供媒体报道事件参考和引用的相关资料等。

三戒专业把关不精

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会不仅是公共服务，也是一种重新获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在若干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谁来说、怎么说、说什么、说多少，显示着政府的诚信和专家的专业水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把关需要规避以下“雷区”：其一，专家不专。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本应是主要负责人和专业人士，但有些专业人士不注重、不熟悉事件的及时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等工作，出现专业领域的低级失误，最终贻笑大方。其二，一专多能。不同层级、领域、事件新闻发布会呈现出不同的专家依赖特点，一些政府部门潜意识里存在“官大水平高、啥都能叨叨”等认识误区，出现专家跨领域背书情况，导致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陷入被动。其三，多专不一。同一场新闻发布会出现多个专家口径不一、观点矛盾等，组织者没有采取科学有效的议程设置等策略协调，滋生猜疑空间。其四，

的试金石。在此类新闻发布会中，马虎不经心、缺乏警惕性、工作挂空挡、措施不落地，往往导致新闻发布会沦为大型“翻车”现场，甚至衍生次生舆情，冲击正常的新闻发布活动，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预防与应急脱节，应急规章制度更新较慢，联动机制不够完善，协同作战效果欠佳。

第二，理论与实践脱节，一些社会管理者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层面，缺失媒介素养和实操能力，影响新闻发布工作的积极开展。

第三，形式与内容脱节，新闻发布会重点凸显角色构成、角色行为、时空要素、情境等仪式化要素，但没有真正吸收新闻发布会公开透明等内容和理念，回应舆论关切“中靶不中环”。

第四，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脱节，社交平台与主流媒体信息发布不对称，造成信息多源化，“支流变主流”，干扰了应急工作。

二戒事前筹备不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闻发布会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必不可少的一环，其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安抚心理、彰显信心等。新闻发布会要达到预期目标，除了要把握好发布会现场外，还要着眼于发布会的各个环节，如：

组建新闻发布专班，专人、专事、专向对接了解舆论关注点，周密拟定统一口径，现场分工协作，明确发言人，权威信息要由主管部门确定的发言人统一发布。确定新闻发布时间，在掌握基本事实，获得授权和口径的基础上，当然是越早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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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是体制机制层面。

五戒情感沟通不畅

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明显仪式化特征的传播行为，是在特定时空情境下进行的情感沟通。情感沟通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媒体沟通上，官方发声与媒体之间的配合要相得益彰，通过服务媒体的方式来获得媒体的配合，从情感上讲对方能够接受的话，以人性化的角度统述核心信息。

第二，在公众沟通上，从网民意见集中爆发到舆情平复回落，每一阶段应采取差异化管控策略，以增强涉事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可持续动态管理。

第三，在突发事件涉事个人(或家属)沟通上，切实做好遇难者家属和伤员家属的安抚工作，既要热心帮扶济困，又要耐心释法析理。与此同时，应警惕一些自媒体或商业平台出于影响力变现等目的，通过惊悚标题、失实报道大肆炒作，引发网民对事件处置、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和否定，甚至形成“情感堰塞湖”，影响公共安全稳定。

六戒风险评估不够

一些地方在突发事件舆情处置中仍存在诸多短板，不适应当前网络舆情传播扩散的新形势、新问题，低估了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工作的风险性、专业性和复杂性。主要问题是：

第一，诉求不一致。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自身的风险特征成为次生舆情的温床，公众与媒

四，专来专去(滑来滑去)。专家缺乏专业自信和责任担当，对相关事件的研判语焉不详、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推诿塞责，恶化事件处置的舆论环境。

四戒发布机制不活

落实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信息发布主体责任，不仅能及时消除信息失衡失序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政府应急处突工作的透明度，更有助于公信力的树立。发布机制呆滞僵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重会议组织轻议题设置。突发事件的常态化决定了政府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经常化，但新闻发布的内容要着眼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点，并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助力突发事件处置，“为开而开”或“一开了之”，不仅难以向公众传递信息和力量，有时还会触怒公众情绪。二是，重发布形式轻传播路径。新闻发布会只是突发事件指挥系统的一部分，信息发布系统对现场情况信息的过度压缩，将导致信息压力向现场和网络舆论场转移，产生更大的舆论危机。三是，重传统媒体轻新兴媒体。网络平台对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与获取方式形成极大冲击，如果社会管理者无法有效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则新闻发布会可能劳而无功。四是，重程式化发布轻动态化调整。发布会为了开而开，一开了之，追求形式，忽略解决问题的实质。面对棘手的问题，一些社会管理者“不敢果断地拍正确的板”，其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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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分析

多声协同的方式参与事件(议题)讨论，信息流极易变异为噪音流，为事件妥处平添变数。移动互联时代，舆论场的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舆论环境更加复杂、舆情指向更加多元。增强突发事件中的专业话语力量，一方面，需要在信息公开、传播体系建设以及话语策略方面进行升级，不断提高新闻报道能力、议程设置能力，实现及时稳妥、专业高效的新闻发布；另一方面，社会管理者可以通过积极建构和谐有序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机制，链接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降低地方政府的治理成本，增加政府治理空间的弹性。惟有如此，才能呈现“多元中的一致、纷乱中的有序”的传播态势，在防范、化解、处置各类重大风险的过程中，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来源：《网络舆情》

性、专业性和复杂性。主要问题是：

第一，诉求不一致。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事件自身的风险特征成为次生舆情的温床，公众与媒体的信息诉求，与地方政府半透明的决策制度不断冲突碰撞。

第二，情绪不同频。公众借助新闻发布会的直播平台，以非互动的形式来表述情感体验和涉己事实，不良或不专业的风险沟通会引起公众的负面情绪，破坏公众信心。

第三，系统不兼容。当前，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管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舆情应对系统不能紧密结合、互相支撑，地方政府缺乏主动的传播策略和有效嵌入媒体议程的新效能。

第四，氛围不友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的首要目的是传达信息、通报情况，为线下处置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但公众在媒介平台支持下以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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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声

发挥业委会基层治理作用

专家之声

Voice of Experts

作者：

柴俊勇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专家组组长

近年来，涉及业主委员会的争议纠纷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自2018年来，全国范围内涉及业委会诉讼案件（不含仲裁）达到近86000件。去年，上海12345市民热线投诉中，关于“物业管理服务类”的有效诉求同比增长14%。其中，“业主委员会”是一个高频词。

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业委会是业主一户一票直接选举的民间社会组织，是业主以自家房产为基础参与基层治理的新型社会组织，是有责、有权、有钱（公共收益与房屋维修基金等）的独特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好业委会的作用要引起足够重视。

加强业委会建设——业委会负责人一定要配强，最好是中共党员，在小区有一定名望，有驾驭难题能力和沟通水平。业委会成员要讲奉献、讲责任、讲担当，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对业委会而言，有能力的人未必肯干，光有热心的人未必有能力干。业委会成员要有“公仆”意识接待业主来访，听取业主对物业和业委会的意见，更多从共治、共建、共享的角度出发维护业主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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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声

完善“3+1”治理架构——业委会的权责、义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3+1”基层治理架构下，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及社区民警应当做到各有分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就业委会与物业的互动而言，业委会应定期召开有关会议，主动邀请居委会或物业经理参加，积极督促物业服务更加专业化、规范化。

在居民区党总支的指导下，在社区民警的配合下，业委会要主动化解矛盾、解决具体问题，各方主体要互相配合、加强协调，促进小区和谐有序，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坚持党建引领——涉及小区的重要事情，居民区党组织和业委会要及时通气、共同商量，并及时有效贯彻上级指示精神。

同时，进一步探索党建引领进小区，吸纳律师等专业人士加入业委会组织等，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区自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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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全融合与冲突: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双重效应

学术前沿

Academic Frontiers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社会步入风险频发的时代，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概率与危害样态呈现出多元散射特性。在风险叠加、关系交织和要素流动的状态下，突发事件以不同的形式不断涌现，呈现出复杂性、关联性和衍生性等特点，对其应急管理的要求亦不断提升。相较于应急管理其他环节应急决策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对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要求也更高，传统的应急决策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与时俱进，采用先进的应急决策方法和技术，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社会数字技术赋能“新权力”代表了未来新的发展趋势，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亦对应急决策方法、决策流程和决策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其变革创新，探索新的应急决策模式。

数字化应急决策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应急决策而形成的数字治理的新模式，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以下方面:一是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升级，促进应急管理系统优化。以增加应急工作的“联动性、协同性和透明性”为探索方向，学者致力于促进应急智能决策体系的发展完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为应急智能决策系统提供设计思路和构建方法，如有学者设计了应急评估决策综合信息系统、事故后果分析系统;或是为应急决策相关系统的搭建提供理论指导和实现参考，如有学者提供了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系统、事故应急救援指挥系统部署的应对方案。其中，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处理、

协同性和透明性”为探索方向，学者致力于促进应急智能决策体系的发展完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为应急智能决策系统提供设计思路和构建方法，如有学者设计了应急评估决策综合信息系统、事故后果分析系统;或是为应急决策相关系统的搭建提供理论指导和实现参考，如有学者提供了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系统、事故应急救援指挥系统部署的应对方案。其中，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处理、发布与更新在应急决策的各个环节之中发挥着重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是学者的研究重点。在该方向研究中关注应急情报与智慧决策的契合性，加强信息相关性判定，完善应急情报体系架构，对于数字技术背景下应急决策系统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应急决策方法创新，提高决策的效率和质量。数字技术环境下科学、高效的应急决策方法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但需要遵循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即保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借助“案例推理方法”“计算机算法”“累积前景理论”和“数理模型”等技术方法解决诸如专家偏好、专家内部偏好冲突、决策者偏好以及公众偏好等应急决策大群体成员的风险偏好问题;三是应急决策模型构建，丰富组织决策理论体系。应急决策模型构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提供数字技术直接作用于应急决策的理论指导，如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的“数据—智慧”决策模型，能够多角度为决策者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补充数字技术间接参与应急决策的实践经验，如通过构建应急物资调度、应急处置效果评估、群体共识决策等

期刊来源：《中国应急管理学科学》[作者简介] 南锐，管理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叶静，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北京市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社会动员转型路径研(20GLC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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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专家内部偏好冲突、决策者偏好以及公众偏好等应急决策大群体成员的风险偏好问题;三是应急决策模型构建，丰富组织决策理论体系。应急决策模型构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提供数字技术直接作用于应急决策的理论指导，如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的“数据—智慧”决策模型，能够多角度为决策者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补充数字技术间接参与应急决策的实践经验，如通过构建应急物资调度、应急处置效果评估、群体共识决策等模型，从细节处丰富应急决策理论体系。既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在应急决策中的应用领域，亦从微观角度考察数字技术在特定突发事件类型中的应用效果，涉及事故灾难、公共卫生、自然灾害和社会公共安全等类型，技术性更强。这不仅丰富了应急决策的相关理论基础，也为其应用研究提供了切入视角，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从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交互视角分析数字技术在应急决策全流程中的双重效应的研究尚且缺乏。数字技术对应急决策具有重要的赋能效用，但二者在交互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作用于应急决策表现出融合和冲突双重效应。因此，在有效发挥数字技术作用的同时需要尽量规避风险，消弥冲突，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应急决策体系建设，促进应急管理向应急治理的范式转变。

二、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双重效应

风险社会已到来，多重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突发公共事件呈现出重大和突发双重特性，其成因复杂、影响广泛、危害形态多样，对应急决策形成了更大的挑战。随着DT(DataTechonlogy)时代的到来，新一代数字技术得以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作用于应急决策各环节之中表现出融合与冲突的双重效应(如图1所示)。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于应急决策，成为决策全流程的动力支撑;另一方面，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领域，数字技术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二者在交互过程中存在冲突性，所带来的风险隐患形成了一定约束条件。

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的融合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赋能效应。数字赋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表征，正在形成一套以应用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应急决策的重要意义正在于运用5G技术、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通过全景监测和数据分析，为政府公共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社会公众生活等方面的资源调配提供智能化、科学化的决策动力支撑，实现智慧应急、精准施治的目标；以及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功能场景平台搭建，有效提升智能化管理的整体效能。但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始终是提升应急决策效能的工具，赋能于应急决策主体以提升决策质量，不能替代决策者的行为。同时，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的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应急决策体系建设之中，亦要清晰认识到数字技术

图1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双重效应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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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为政府公共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社会公众生活等方面的资源调配提供智能化、科学化的决策动力支撑，实现智慧应急、精准施治的目标；以及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功能场景平台搭建，有效提升智能化管理的整体效能。但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始终是提升应急决策效能的工具，赋能于应急决策主体以提升决策质量，不能替代决策者的行为。同时，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的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应急决策体系建设之中，亦要清晰认识到数字技术的约束和应用局限性。可以清晰感知到，在数字技术应用于应急决策的实际过程中，引发了数据善用与安全性、技术使能与主动性以及工具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需要在数字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激发数据活力、发挥制度效能、坚持技术向善。

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的融合与冲突说明数字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于应急决策主体以提升决策效率和质量，效果显著；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应急决策也陷于技术局限性的困境。从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融合与冲突的角度分析其表征和机理，将有助于数字化应急决策的有效性。因此，从决策主体、情报体系和决策过程三个维度分析数字化应急决策的融合效应，从数字技术应用的安全风险、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三个维度剖析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冲突效应，进一步提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调适思路，以期更好促进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融合。

急决策的冲突效应，进一步提出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调适思路，以期更好促进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融合。

三、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融合效应

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决策主体需要在有限时间内提供决策方案，进行快速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在风险集聚、叠加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型危机不断涌现，传统的“经验型”决策已不能满足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要求，需要转变决策模式。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能够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将数字技术嵌入应急决策的全流程，可为政府、企业、公众以及媒体等各决策主体赋权增能，更快更精准满足决策主体的信息需求，优化决策环节，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应急响应效能。

图2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融合

(一)增权赋能决策主体，拓展应急决策参与路径

应急决策是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政府作为核心主体全权负责决策事宜，其他主体较少参与，但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其决策主体不应再局限于政府。DT时代，数字技术提高政府应急决策效能的同时，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和媒体等角色参与应急决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途径，为各决策主体增权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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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核心主体全权负责决策事宜，其他主体较少参与，但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其决策主体不应再局限于政府。DT时代，数字技术提高政府应急决策效能的同时，为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和媒体等角色参与应急决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途径，为各决策主体增权赋能。

一是数字技术为政府增权赋能，拓展应急决策参与的元路径。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始终是应急决策的核心主体，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数字技术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新支持。首先，海量多源的信息数据为政府提供数据支持。在互联网时代，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海量增长且来源渠道多源，可在宏观层面上及时提取关键信息以拓展突发事件决策数据源，提升应急决策者的理性分析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层层传递导致的信息片面化、迟滞化风险，提高应急决策效率。其次，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平台支撑。GIS精准定位、监控设备、传感器、通信系统等基础技术平台以及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能够对各类风险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有机会通过科学决策及时遏制风险苗头，促使应急响应向预防预报转变，强化政府对风险的应急准备。最后，大数据特性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规范性支持。大数据的实效性、真实性倒逼政府提升数字素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和即时性不仅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了便利，而且拓展了其他主体信息获取和情绪表达的渠道，要求政府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在保障数据客观性和遵循突发事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及时进行信息公开，亦是对政府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

数据的实效性、真实性倒逼政府提升数字素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式。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和即时性不仅为政府应急决策提供了便利，而且拓展了其他主体信息获取和情绪表达的渠道，要求政府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在保障数据客观性和遵循突发事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及时进行信息公开，亦是对政府监督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是数字技术为其他主体增权赋能，拓展应急决策参与的新路径。首先，对数字技术的高需求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企业是建设数字基础平台的重要主体，承担着技术研发和应用的艰巨任务，对数字技术的高需求以及高要求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和突破。企业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输出的信息越来越成为政府制定策略的重要数据来源和依据。其次，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公众提供参与渠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公众往往会寻求途径发出声音、表达观点，数字技术为信息快速且有效地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其意见和诉求能够更直观地呈现在较为广泛的视野中，获得政府的注意。同时，公众在决策评估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决策方案的通过与执行有赖于公众的理解和配合。最后，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新媒体，话语表达方式多元且复杂。数字技术时代，媒体的形式几经变革，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力量愈加强大，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联结愈加深刻。在进行应急决策时，媒体作为社会关切的传达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影响着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但需要对媒体传达的信息加以辨别和合理管控，确保媒体声音真实有效。总之，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多元主体可深度参与应急决策，增强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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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制定和执行，但需要对媒体传达的信息加以辨别和合理管控，确保媒体声音真实有效。总之，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多元主体可深度参与应急决策，增强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整合优化情报体系，提升应急决策服务水平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情报体系的核心任务是为应急决策服务，情报信息的连续性、关联性、准确性以及信息间关系的完整性关乎应急决策的辅助效果。社会每天都在产生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如何从复杂、瞬变、失真的信息流中识别、采集和传递应急关键信息是关键任务。DT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各种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可依赖程度更高、可选择性更强，转变为应急情报更为迅速和准确。

一是数字技术助推应急信息采集与获取，多渠道满足决策主体信息需求。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各个环节产生多种信息需求，如突发事件的状态信息以及发生时的环境信息、案例信息、应急救援人员与物资储备信息、相关专家信息等。应用数字技术可分类采集和存储相关数据，以便在应用之时快速调取，在关键时刻支撑应急决策。在“7·20”河南特大暴雨防汛救灾中，“待救援人员信息表”的及时更新以及“河南暴雨紧急救助平台”的信息反馈，帮助应急救援人员定位并了解受灾群众的地理位置和所处境况，可以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救援方案;风云4号B星紧急启动快速成像仪高频词连续观测模式，实时监测河南雨势、雨情变化，为实时天气研判和进一步制定、调整决策方案提供高科技支持;高分三号卫星实时监测灾区情况，可第一时间将相关数据提供给应急决策部门。此外，应用数字技术，可以实时掌握应急救援物资信息，便于合理调度和实时补充;连线相关专家对河南暴雨形成原因作相应解读和形势预判等。综上，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进行信息采集、分析和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缩小了信息需求差。

化，为实时天气研判和进一步制定、调整决策方案提供高科技支持;高分三号卫星实时监测灾区情况，可第一时间将相关数据提供给应急决策部门。此外，应用数字技术，可以实时掌握应急救援物资信息，便于合理调度和实时补充;连线相关专家对河南暴雨形成原因作相应解读和形势预判等。综上，利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进行信息采集、分析和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缩小了信息需求差。

二是数字技术促进应急信息向情报转化，增强应急情报辅助决策功能。应急情报体系主要包含人员、机构、技术、资源、制度和行为等六大要素。数字技术赋能六大构成要素促进了应急信息转化为应急情报的效率，提高决策情报的精准度。赋能于人员和机构要素，可帮助情报组织和工作人员及时剔除无效信息，更加高效、精准进行信息采集、分析、评估以及整理利用。赋能于技术和资源要素，可为情报收集提供算法支持，对相关信息作进一步分析、预测以及情报跟踪;数字技术如物联网技术能够为突发事件提供风险预警信息，云计算技术可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赋能于制度和行为要素，可强化对情报相关人员的行为规范和监督，拓展其理性思维，促使决策过程规范化。综上，数字技术的驱动，有利于应急情报体系建设更为健全，情报辅助决策的服务功能更为显著，进而提升了应急决策的服务水平。

(三)提智增慧决策过程，构建应急决策智治模式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要求应急决策主体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判断、下达指令，决策的准确与否关乎到全局事态的发展。在“理性”且“智能”的数字技术支持下，其决策方法更加科学，决策环节更加完整，决策流程更加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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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一是数字技术增强应急决策方法的科学性，拓展决策主体理性思维。首先，可根据情景演变实时动态调整应急决策方案。情景是对突发事件细粒度的描述，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需随情景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在应急决策与应急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实现应急目标，基于情景的智慧应急案例库、可视可控的情境模拟等为其提供了动态支持。其次，可直观评估决策方案风险、预测发展趋势。“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境推演与应急方案的动态预评估是优化应急决策的重要支撑”，必须高度重视应急决策方案的评估环节。数字技术延展了风险评估的便利性，利用智能算法进行的方案趋势模式既能够全阶段调整决策方案，亦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决策主体的个人偏好，数字或图像的直观呈现也有利于获得公众的支持和配合。

二是提升应急决策环节的完整性，实现决策过程智能化。其一，增强风险溯源能力。在应急决策的突发事件感知环节，数据层和技术层的嵌入使得应急信息更加多源，可以提早发现风险苗头，了解突发事件的基本形态，加强源头治理。其二，提升精准识别速度。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有利于实现对问题的精准识别，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突发事件的初步认识。即使问题情形不明朗，也可迅速调取数据

有利于实现对问题的精准识别，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对突发事件的初步认识。即使问题情形不明朗，也可迅速调取数据层中的专家数据库信息，联结支持层中的专家智库，利用智慧研讨终端实现专家干预，缩短应急响应时间。其三，加强决策方案制定的专业性。数字技术的嵌入能够提升智慧案例库平台性能，推动案例库的规模化和智能化建设。在对突发事件问题识别之后，可自动进行案例匹配和适用性分析，并寻求专家干预，推动形成初步决策方案。其四，提高决策方案评估科学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可实现方案评估的智能化，能够较为全面地综合各方面信息，开展趋势模拟和研判，增强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五，保证决策执行的完整性。数字技术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有利于推动决策方案的施行，并能够实时跟踪方案执行效果并反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够取得公众理解和配合，从而促进决策落地。综上，数字技术的驱动，能够拓展应急决策主体的理性思维，拓宽应急决策的智治思路，实现决策过程的智能化，进而提升决策效能。

四、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冲突效应

数字技术赋能应急决策，展现了数字技术的多重优势，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数据善用与安全性、技术使能与主体性，以及工具理性与公共性等之间的冲突问题。具体表现为对数据质量、个人隐私保护等安全风险，技术掌握程度不同以及技术依赖所导致的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与能动性不足等技术风险，公共价值表达缺失和社会公平受损等伦理风险三个方面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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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技术依赖所导致的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与能动性不足等技术风险，公共价值表达缺失和社会公平受损等伦理风险三个方面的担忧。

(一)数据善用与安全性冲突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需要综合各类信息，在数字技术作用下，相关信息采集渠道更加丰富，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但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采集、处理、存储、共享、利用也存在着安全风险，导致了数据善用与安全性保护之间的冲突。

一是应急情报需求与数据质量安全之间存在冲突。重大突发事件的重大与突发双重特性催生的高度复杂性使应急决策对应急情报具有广泛而深刻的需求，这要求应急情报背后的原始数据积累不仅要追求“量”,同时需要注重“质”的提升。但是实际中，数字技术应用存在数据质量安全风险。首先，进行原始数据积累需要进行多种形式的信息采集工作，但公众的信息素养水平存在差异，一些需要公众自主上传信息的格式和规范性难以保证；且需要甄别“虚假信息”,警惕信息重复采集风险，庞杂的信息管理工作不仅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引发了数据质量安全的担忧。其次，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需要进行繁重的数据计算，但“现行计算机在数据运算过程中偏重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及容量等算力升级，往往忽视数据处理逻辑结构的算法效力”,]极易造成数据处理的混乱，加上决策需求的不清晰、数据分析维度的单一等因素直接影响到数据的运用效果，降低数据的可用性。

图3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冲突

需要甄别“虚假信息”,警惕信息重复采集风险，庞杂的信息管理工作不仅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而且引发了数据质量安全的担忧。其次，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需要进行繁重的数据计算，但“现行计算机在数据运算过程中偏重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及容量等算力升级，往往忽视数据处理逻辑结构的算法效力”,]极易造成数据处理的混乱，加上决策需求的不清晰、数据分析维度的单一等因素直接影响到数据的运用效果，降低数据的可用性。

二是信息利用与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之间存在冲突。首先，数据采集广泛性引发个人隐私威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需要各类信息支撑，信息详尽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决策制定，因此需要进行多种形式的信息采集工作。但由于数据使用目的、范围不明确，在预防与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时，为支持制定和调整应急决策方案，很多公共场所利用物联网、GIS定位等技术尽可能多地采集信息，个人信息采集的广泛性引发公民个人隐私被侵犯的担忧。其次，信息开放共享引发个人隐私威胁。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往往涉及多个主体，相关信息需要在各决策主体之间开放共享。从政府主体来讲，重大突发事件通常需要多个部门联合行动，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与执行需要部门间互通信息与数据。若数据管理和存储权限划分混乱或存在争议，极易导致数据丢失、泄露，不仅影响决策制定的有效性，也导致了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不力的担忧。从其他决策参与主体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宽了公众参与应急决策的渠道，让公众有更多途径了解到应急决策相关信息，但公众的信息素养存在差异，部分范围内共享的个人信息可能会通过某种途径广泛流传，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好事者会根据披露信息挖掘个人隐私，极大地影响当事人正常生活和心理状态。而互

联网等平台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展了传播广度，一旦信息泄露将造成更大范围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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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导致了对个人隐私数据保护不力的担忧。从其他决策参与主体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宽了公众参与应急决策的渠道，让公众有更多途径了解到应急决策相关信息，但公众的信息素养存在差异，部分范围内共享的个人信息可能会通过某种途径广泛流传，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好事者会根据披露信息挖掘个人隐私，极大地影响当事人正常生活和心理状态。而互联网等平台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展了传播广度，一旦信息泄露将造成更大范围的恶劣影响。

(二)技术使能与主体性冲突

以5G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延展了应急决策者的理性思维，提高应急决策效率和质量，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注入新动力，但以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也存在着风险隐患，导致了技术使能与主体性之间的冲突。其中，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应急决策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两方面。

一是技术掌握与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之间存在冲突。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依托于数字基础平台建设，依赖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完备的数字技术是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的重要支撑，平台建设越先进，对应急决策的辅助作用越突显。但数字技术平台建设以及智能机器的研发和应用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亦需要充足的时间攻坚克难，数字设施建设成本高、投入多，具有高门槛、高技术要求。一定程度上技术的掌握程度影响着应急决策的参与程度，这导致了技术掌握与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之间的冲突。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作为应急决策的核心主体，投入在技术与工具研发方面的精力有限，难免需要从第三方购买技术权限或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主导权，会面临技术失控风险。其次，从其他决策参与主体来看。

术的掌握程度影响着应急决策的参与程度，这导致了技术掌握与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之间的冲突。首先，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作为应急决策的核心主体，投入在技术与工具研发方面的精力有限，难免需要从第三方购买技术权限或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主导权，会面临技术失控风险。其次，从其他决策参与主体来看。市场在智能工具研发中占据主动位置，更大程度上掌握着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技术，且具有“技术变现”能力，参与应急决策的自主性相对较高;而公众较少参与到数字技术设施建设之中，技术掌握能力相对较低，这种技术失衡削弱了公众的参与能力，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秩序维护成本，加剧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数据就是资源，技术就是权力，数字技术作用下，应急决策更加依赖信息流动、智能算法和数据资源，谁拥有应对突发事件相关的数据和算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话语权和规制权，如若规制不力，将诱发话语权失衡风险，导致相关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不足。

二是技术依赖与应急决策主体能动性之间存在冲突。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过度的技术依赖会导致应急决策主体能动性降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算法、算力具有人脑不可比拟的优势，将其应用于常规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制定和执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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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常规突发事件是指前兆预警不充分、突然发生的，且对生命、财产等造成巨大损失的灾害事件，具有紧迫性、突发性、非结构性和严重后果性等特点，决策主体若将非常规突发事件处置或必须人干预的活动亦交与智能设备，将存在安全风险，相应算法缺失和决策失误的概率增加;而且智能机器更多是结果导向，将数据分析和决策预判交由数字技术操作，并未展示其分析过程，如若设备发生故障其决策失误的概率将有所增加，存在误导风险，过多地依赖技术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此外，过度强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决策失误或出现问题更多归因于技术问题，或是借助数字技术催生精致的“痕迹管理”，将诱发“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导致出现“智能官僚主义”问题，从而影响应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

(三)工具理性与公共性冲突

数字化驱动的直接目的是更好地辅助应急决策，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风险减缓时提高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的质量和效率，本质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存在本末倒置现象，冲击着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公共伦理，引致工具理性与公共性冲突。一是工具理性与公共价值表达之间存在冲突。数字赋能不等于数字万能，数字技术是应急决策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最终目标，过度强调数字技术应用会引发工具理性与公共价值表达之间的冲突。首先，广泛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弱化了公共价值表达。应急决策施行对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背后指向的是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宏大叙事。

先，广泛存在的“数字鸿沟”现象弱化了公共价值表达。应急决策施行对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背后指向的是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宏大叙事。在社会实践中，数字化为一部分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一部分人的阻碍，受经济、教育、年龄等因素的影响，一部分公众不具备数字应用能力，存在着风险感知能力不足、应急决策公众参与受限等问题。因而在处置突发事件尤其是和人的活动有较大关联的突发事件时，其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更需要考虑到相对弱势群体，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更加灵活的处置方式。其次，过度追求技术主导、技术至上和效率第一，将容易陷入重视工具理性而忽视公共伦理的危险之中。一方面，如果因过度追求工作效率而一味采取标准化操作，就会导致“人性化”的缺失，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决策方案制定缺乏公共价值，社会的接受程度就会降低，往往会因为得不到公众配合和理解而导致应急决策执行陷入困境。因此，数字技术不是万能的，要注重公共价值的表达，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平衡好数字技术的效度、尺度和温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技术偏见与构建社会公平秩序之间存在冲突。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支持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决策，但其存在的技术偏见容易导致社会公平减损。首先，技术黑箱侵蚀社会公平公正。数字技术应用多是结果导向，其分析过程对于决策者和公众而言是不透明的，但却依赖于设计者、开发者算法迭代，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意愿选择，这种技术的不可及性以及隐含的技术偏见加剧了不公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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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开发者算法迭代，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意愿选择，这种技术的不可及性以及隐含的技术偏见加剧了不公平现象。其次，信息孤岛弱化了社会与公共利益。由于不同区域、层级、部门的应急决策参与主体之间尚未形成成熟的共享机制以及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互联，各主体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互动尚不完全，数字资源呈现碎片化分布的特点，减弱了以数据为依据的应急决策方案的适应性。而且各主体各部门在制定应急决策方案时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偏好，协同治理与数字技术的兼容匹配遇到阻碍，难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五、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的现实调适

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期，风险集聚、关系交织和要素流动状态下，突发事件以不同的形式涌现，呈现出复杂性、关联性和衍生性特点，对应急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DT时代，5G技术、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应急决策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和手段，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成为新的探索方向。但在数字技术与应急决策的实际交互中，二者表现出融合与冲突的双重效应。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提升应急决策主体的洞察力，拓展决策理性思维，促使决策过程和结果更加科学与客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于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仍然存在着数据善用与安全性、技术使能与自主性、工具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与约束，需要采取措施消弥冲突，化解困境。因此，为更好地实现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效性，有必要从强化融合效应、消弭冲突效应双重维度对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作现实调适。

(一)激发数据活力，兼顾数据善用与安全性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存在着数据善用与安全性冲突，具体表现在对数据质量安全和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等方面的担忧。对此，需要促进信息融合，加强数据管理，兼顾数据善用与安全性。

与安全性、技术使能与自主性、工具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与约束，需要采取措施消弥冲突，化解困境。因此，为更好地实现数字技术应用的有效性，有必要从强化融合效应、消弭冲突效应双重维度对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作现实调适。

(一)激发数据活力，兼顾数据善用与安全性

一是要促进信息融合，提升数据利用价值。数字技术扩展了信息类型和来源渠道，但海量、多源、异构的数据也增加了信息利用的困难程度，产生对数据质量安全的担忧，对此，需要促进信息融合，提升数据利用价值。在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要在明确“利用数字技术获取的信息”与“应急决策需要的信息”二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提高数字技术的数据分析和计算能力，同时优化符合应急决策需求的算法程序，将采集的原始信息整合成为能够支持应急决策的有效信息;或将知识模型引入应急决策程序，促进信息与情报向知识转化，增强对应急决策的辅助作用。此外，借鉴已有的操作模式，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应急决策情报融合队伍，促进信息与情报的有效流动，能够更大程度上增强数据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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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二是加强数据管理，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海量、多源的数据和信息是进行应急决策的关键，在数据利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数据的管理，保障数据安全。首先，加强数据源头管理。明确数据采集的目的和标准，严格规范数据采集程序，遵循最小范围原则，并对公众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数据再利用时征求被采集人授权意见，从而达成公众个人数据应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其次，加强数据过程管理。决策部门在以个人数据为基础制定决策方案时，要对数据进行脱敏和保密操作，注重保护公众隐私。同时要加强数据收集、传输、存储、管理、分析、使用和销毁等环节的信息保护工作。最后，要提高保密意识。加强数据管理部门人员培训，增强法律意识，杜绝数据泄露和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数据使用行为，促进数据应用公开透明。总之，维护数据安全要遵循合法性原则、信息安全性原则、公开透明以及目的限制性原则，规范技术治理行为，协调隐私保护和数据获得之间的张力，维护隐私安全。

(二)发挥制度效能，兼顾技术使能主体性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存在着技术使能与主体性冲突，即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应急决策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决策主体主体性不足问题，具体表现为技术掌握程度和技术过度依赖导致应急决策主体自主性和能动性减损。对此，加强制度建设，减少技术依赖，兼顾技术使能与主体性。

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规则体系。制度建设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保障，规则体系是保障社会秩序良好运行的前提。要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和完善的规则体系维护应急决策数字技术应用的合法性以及参与主体的自主性。首先，通过法律、制度途径规范技术治理行为。具有针对性的标准规范以及体系完整的制度规则有利于增强数字技术在应急决策中应用的指导与约束。一方面，要根据实际，推动数字技术在应急管理领域应用的相关标准落地实施，为技术研发与应用提供参考准则。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对智能技术进行理性审视，促进智能机器的规范性使用，避免技术盲从和资源浪费，保障技术应用效率。其次，进行规则体系的优化与重构。政府要掌握技术研发的主动权，对企业提供的技术架构、标准和方式进行有效监管和重点管控，避免技术资本绑架权力运行;增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信互通，争取公众对决策方案的认可，提升公众的获得感，维护社会稳定。实现资本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协调，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

动性减损。对此，加强制度建设，减少技术依赖，兼顾技术使能与主体性。

二是减少技术依赖，消减形式主义。重大突发事件从产生到消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关联的领域均需决策主体制定相应的决策方案，且随着情景演变需不断调整和转变。数字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数字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替代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把握好其嵌入的尺度，规范决策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行为，消减形式主义。首先，需完善绩效考评机制。既要建立考核与问责联动机制，明确规定不能以技术故障作为决策失误的借口，避免技术背锅现象，同时对决策失误行为进行追责，严厉奖惩;又要明晰考核标准，注重决策实效，弱化留痕主义色彩。其次，注重公众诉求的表达。完全以智能技术为背景的应急决策方案是技术效率的体现，缺乏人性化的表达，但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特征是与人相关联，这要求重视对公众满意度的衡量。最后，要规避“智能官僚主义”，数字化的运用是为了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而不是加重工作人员的负担，要实现数字技术为人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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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数字技术不是万能的，不能替代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把握好其嵌入的尺度，规范决策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行为，消减形式主义。首先，需完善绩效考评机制。既要建立考核与问责联动机制，明确规定不能以技术故障作为决策失误的借口，避免技术背锅现象，同时对决策失误行为进行追责，严厉奖惩;又要明晰考核标准，注重决策实效，弱化留痕主义色彩。其次，注重公众诉求的表达。完全以智能技术为背景的应急决策方案是技术效率的体现，缺乏人性化的表达，但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特征是与人相关联，这要求重视对公众满意度的衡量。最后，要规避“智能官僚主义”，数字化的运用是为了提高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而不是加重工作人员的负担，要实现数字技术为人服务的目标。

(三)坚持技术向善，兼顾工具理性与公共性

重大突发事件数字化应急决策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存在着工具理性与公共性冲突，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公共价值表达缺失和社会公平受损等公共伦理风险。对此，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共享机制，兼顾工具理性与公共性。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彰显公共价值。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和执行的关键是要关注并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数字化的运用不是目的，增进人的获得感才是根本目标，不能本末倒置。在应急决策环节，数字化的嵌入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明确数字技术是工具、手段，本质是要为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调整和执行服务，最终是要实现公共价值的观念。在应用过程中，要兼顾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注重工作效率、技术伦理的同时也要遵循社会伦理、公正共济原则，把握好数字化运用的效度、尺度和温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此外，要坚持技术向善，注重涵养公共精神。应急决策过程中数字化的嵌入要体现公共价值，规范各个主体的责任和行为，鼓励发扬志愿精神。

数字技术是工具、手段，本质是要为应急决策方案的制定、调整和执行服务，最终是要实现公共价值的观念。在应用过程中，要兼顾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把握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注重工作效率、技术伦理的同时也要遵循社会伦理、公正共济原则，把握好数字化运用的效度、尺度和温度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构建共享机制，维护社会公平。突发事件具有复杂性、综合性以及连锁联动的特点，需要多部门、多主体之间的协同决策，但由于数据库、知识库的不同，推理方式和协作方式的差异，会产生决策方式各异以及组合方案庞杂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技术偏见。为更好地降低和化解决策风险，增进社会公平，需要促进多部门、多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构建共同的应急决策网络。首先，构建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推进决策相关数据资源整合，建立突发事件专题数据库，建设一体化的数据共享平台，统筹各个决策主体和相关部门的力量，在综合平台基础上共同决策。其次，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应急决策。协同应急决策具有开放性、拓扑结构可变性和自治性的特点，要根据突发事件的衍生、扩散和衰退过程及时进行决策主体的调整;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平台，鼓励市场和社会公众参与应急决策，各个主体之间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多举措维护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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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防洪技术思想文化

在中国古代，人们在防洪过程中，诞生了诸多防洪技术思想，主要包括避洪、挡洪、分洪、滞洪、改道、用洪、沟恤和治本等。

（1）避洪。这种思想起源远古，是生产力极为低下时期的产物。当时，面对洪水的危害，只能“择丘陵而处之”。这种思想对后代也颇有影响。西汉时期有“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疆塞，塞之未必应天”的主张；宋代也有“顺水所向，迁城邑以避之”的主张。这类主张是宿命论的表现，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2）挡洪。从传说中的“稣障洪水”、“稣作城”防洪开始，以堤坝工程阻挡洪水侵袭，保护河道两岸城池、村庄和农田，是历代防洪思想的主流。修筑堤防，是这类主张的基本措施。经过从战国到西汉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堤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从单纯的筑堤挡水，发展为以堤束水，以水冲沙，从而达到防洪治河的目的。明代的万恭、播季驯，清代的靳辅、陈满就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

塞，塞之未必应天”的主张；宋代也有“顺水所向，迁城邑以避之”的主张。这类主张是宿命论的表现，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2）挡洪。从传说中的“稣障洪水”“稣作城”防洪开始，以堤坝工程阻挡洪水侵袭，保护河道两岸城池、村庄和农田，是历代防洪思想的主流。修筑堤防，是这类主张的基本措施。经过从战国到西汉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堤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从单纯的筑堤挡水，发展为以堤束水，以水冲沙，从而达到防洪治河的目的。明代的万恭、播季驯，清代的靳辅、陈满就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

（3）分洪。这类主张也起源远古，大禹治水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疏九河”，使黄河多支分流入海。西汉时期的分疏说是分洪主张的典型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冯遗、韩牧等人。冯遗认为，以往数十年之间所以河患不严重，是因为有屯氏河分流的缘故，现在之所以河患加剧，那是因为屯氏河已淤塞。所以他提出，再开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宋代分洪的主张也很受推崇。北宋时期的李垂就提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并建议在滑、遭二州（今河南滑县一带）黄河两岸开支河分水，“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汁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明代前期，分洪主张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宋镰、徐有贞等人。宋镰认为，“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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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修筑堤防，是这类主张的基本措施。经过从战国到西汉长时期大规模的实践，堤防工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这一主张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河主张，从单纯的筑堤挡水，发展为以堤束水，以水冲沙，从而达到防洪治河的目的。明代的万恭、播季驯，清代的靳辅、陈满就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

（3）分洪。这类主张也起源远古，大禹治水的基本措施之一就是“疏九河”，使黄河多支分流入海。西汉时期的分疏说是分洪主张的典型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冯遗、韩牧等人。冯遗认为，以往数十年之间所以河患不严重，是因为有屯氏河分流的缘故，现在之所以河患加剧，那是因为屯氏河已淤塞。所以他提出，再开浚屯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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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宋代分洪的主张也很受推崇。北宋时期的李垂就提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并建议在滑、遭二州（今河南滑县一带）黄河两岸开支河分水，“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汁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明代前期，分洪主张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宋镰、徐有贞等人。宋镰认为，“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徐有贞也提出：“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得其利”。明代后期的杨一魁等人，也力主分洪的主张，后来形成了“分黄导淮”的方策。

闭随时，务乎均济。”明代前期，分洪主张在治河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其典型代表人物有宋镰、徐有贞等人。宋镰认为，“河之流分而其势自平”。徐有贞也提出：“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得其利”。明代后期的杨一魁等人，也力主分洪的主张，后来形成了“分黄导淮”的方策。

（4）滞洪。滞洪思想始于西汉。贾让、关并是这类主张的代表人物。贾让提出，消除水患的根本症结在于“不与水争地”。在进行国土规划时，应为滞留江河湖泊的洪水留有较大的余地。在大河两旁不设堤防，在河畔低洼地区筑堤成泽，作为河道的滞洪水库，“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所谓“秋水”就是汛期洪水；所谓“休息”，即是滞留的意“休息”，即是滞留的意思，所谓“有所”，即是有地方。

水”就是汛期洪水；所谓“休息”，即是滞留的意“休息”，即是滞留的意思，所谓“有所”，即是有地方。

（5）用洪。这种主张是针对北方多沙河流产生的，以用洪而治洪的思想。具体设想是通过利用洪水和泥沙进行淤灌和固堤。淤灌起源很早，宋代规模最大，但把它作为一项治河防洪的方案，主要是在清代。清代陈法和顾琼等人有“以不治为治”的主张。即设想在黄河和永定河两岸滩地和低洼地方，不作工程，任其洪水漫灌，实行一水一麦，费省效宏。利用洪水挟大沙的特点，放淤固堤兴起于明代，播季驯时期就有倡导和实践。认为“与其以人培堤，孰若用水自培之为易哉”，利用洪水淤滩固堤才是治河防洪的上策。18世纪即清代乾隆年间，黄河下游用洪治河、放淤固堤达到了高潮，并收到较好效果。思，所谓“有所”，即是有地方。

（6）综合治理的防洪方案。近代中国水利界人士，吸收了西方水利的先进内容，使防洪思想产生了较大的飞跃，逐渐形成了上拦下排，蓄泄结合，综合利用的治河防洪方案。提出这一方案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先驱李仪扯等。这一方案把历史上各种防洪思想流派的积极内容都吸收进来，做到了兴利与除害并几，上、中、下游并重。不仅黄河治理是这样，而且长江、海河、淮河、珠江等水系的治理基本都是遵循这一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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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

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特别是7月20日郑州市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灾害共造成河南省150个县（市、区）1478.6万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398人，其中郑州市380人、占全省95.5%；直接经济损失1200.6亿元，其中郑州市409亿元、占全省34.1%。

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并派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险救灾，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坚强保障。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主持专题会议部署，深入河南灾区考察，要求抓实防汛救灾措施，加快恢复重建，严肃认真开展灾害调查工作。国家防总、国家减灾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河南省委省政府、国家有关部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等各有关方面和广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救灾。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全面有效开展。

这次灾害虽为极端天气引发，但集中暴露出

这次灾害虽为极端天气引发，但集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为查明问题、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水利部、交通运输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和河南省政府参加，分设综合协调、监测预报、应急处置、交通运输、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6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有关部委牵头，并邀请气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质、应急、法律等领域的院士和权威专家，组成专家组全程参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相关部门指导开展相关工作。

调查组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这场特大暴雨强度和范围突破当地历史记录、远超出城乡防洪排涝能力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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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疏散转移不及时等问题，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存在未如实报告人员死亡真实原因并违规使用灾后重建补助资金用于死亡人员家属补偿等问题。同时，调查组还查明郑州二七区、金水区、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郑东新区等6个区市、10个乡镇街道，郑州市及相关区县（市）应急管理、水利、城市管理等8个系统的18个单位，以及郑州地铁集团、河南五建集团、郑州城市隧道管养中心等9个企事业单位的责任。

针对灾害应对处置中暴露的问题，调查组总结了六个方面的主要教训：郑州市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缺乏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未能有效发挥统一领导作用；贯彻中央关于应急管理体制改革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发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薄弱，预警与响应联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突出；干部群众应急能力和防灾避险自救知识严重不足。

调查组还提出六项改进措施建议，强调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建立健全党政同责的地方防汛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及运行情况评估，全面开展应急预案评估修订工作、强化预警和响应一体化管理，整体提升城市防灾减灾水平，广泛增强全社会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实际，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的原则，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走访座谈、受理信访举报、问询谈话、调查取证、分析计算、专家论证等方式，复盘灾害发生和应对过程。经过全面深入调查，查明了郑州市和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部门单位履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查明了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事件和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迟报瞒报问题，并总结分析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调查组查明，郑州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汛救灾决策部署和河南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不力，没有履行好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对极端气象灾害风险认识严重不足，没有压紧压实各级领导干部责任，灾难面前没有充分发挥统一领导作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党政主要负责人见事迟、行动慢，未有效组织开展灾前综合研判和社会动员，关键时刻统一指挥缺失，失去有力有序有效应对灾害的主动权；灾情信息报送存在迟报瞒报问题，对下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迟报瞒报问题失察失责。

调查组还对造成重大伤亡和社会关注的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查明了主要原因和问题，认定郑州地铁5号线、京广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是责任事件，郭家咀水库漫坝事件是违法事件；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山洪灾害存在应急预案措施不当、疏散转移不及时等问题，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存在未如实报告人员死亡真实原因并违规使用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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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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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023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综述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2023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综述。新华社记者周圆。

“请问先生，在厨房闻到浓烈的煤气或天然气异味，应该怎么办？”

“应该打开门窗并关掉气阀。”

“哦，先生大才。再问一道……”

近日，在陕西西安，演员扮演的唐朝官员“房玄龄”和“杜如晦”，化身为安全考官，以安全问答形式与现场群众进行互动，传播安全生产知识，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今年6月是第22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房杜”安全问答便是各地多彩活动的一个缩影。一个月来，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统一部署，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结合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引导全社会进一步树牢安全底线意识，夯实全社会安全生产根基。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是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

6月15日，北京地铁28号线光华路站施工现场，北京市住建、应急、消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来到地下作业现场，仔细查看消防器材配备、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当前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规模大、施工风险高，此次检查紧盯现场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督促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安全质量处四级调研员宋波介绍，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市以防坍塌、防火灾和防高坠等为重点，开展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综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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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村”，山西潞城区开展农机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农机手安全操作意识；福建漳州市红星乡开展乡村两级防汛应急演练，为汛期做好准备……

“本次活动，我们突出群众性、突出全社会安全文化培育。”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期间，各地结合实际鼓励学校师生阅读一本安全应急科普读本，号召家庭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动员乡村开展一次农机安全技能培训，推动社区开展一次电动车充电安全自查，组织企业职工绘制一张逃生路线图，切实增强公众安全意识。

数据显示，活动期间，“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网络知识竞赛吸引1500多万人参与答题，累计答题1.6亿人次；“十大逃生演练科普视频”展播征集作品860多部。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个月来，各方以开展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全面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题宣传活动”，湖北、江苏全面开展有限空间作业调查摸底；山东、江西开展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重点排查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重点行业和场所。

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湖南试点开发隐患治理“码上办”系统，加大隐患曝光和交办治理力度；吉林打造焊接与切割作业安全信息查询平台，实现核实作业人员持证信息、作业过程安全规范提醒等功能……

提升公众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是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的内在要求。活动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活动。

“进学校”，四川丹棱县通过主题班会、安全教育课的方式向师生发放安全科普读物；湖北孝感市针对学生应急处置能力差的特点开展灭火实操演练。

“进企业”，江西石城县组织企业员工绘制逃生路线图，增强员工应急疏散能力；广东东莞市组织3000多名专职安全员分批进企业为员工普及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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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47周年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唐山曾发生了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之一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里氏7.8级，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上万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产设备毁坏；交通、供水、供电、通讯全部中断；23秒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亿元；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

47年过去了，时间可以疗愈伤痛，却无法带走思念和记忆。

本期应急影视专栏将从影视艺术的角度再次走进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在作品中再次铭记历史性的灾难时刻，再次体会灾后中华民族独有的团结及与顽强奋斗的精神内核。

灾难电影是什么？

广义上，任何反映人们生活的苦难和灾变的影片都可以算作灾难片，灾难片的首要性质是人与物的冲突，同时具有普适价值，是作为整体面临的共同威胁。狭义上，任何给自然界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恐怖、凉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直接表现为影片中人物与灾难抗争的类型战争。

学者林铁认为，灾难电影的内核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灾难前景而不是背景，是直接的语境和对象；二是人类如何面对灾难；三是灾难电影的文化意义，即电影的产出意味着什么。

奇观呈现转向人文性叙事

视效是灾难电影的重要因素。数字特效与声效的有机融合重现了灾难来临的景象，观众在影片刺激片段带来的强烈视觉效果冲击下，形成强烈的心理紧张情绪，随后随着灾难的结束转为特殊愉快心理满足的感受。正如丹尼尔·贝尔对现代艺术审美效果的描述：“产生一种‘距离的消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映，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感”。

中国的灾难美学电影作品，几乎都沿用了莱坞灾难电影的技术套路，过度聚焦在灾难奇观的营造而忽视了人文性的叙述。真正具有中国艺术美学的灾难电影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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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观”的概念是电影加穆尔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好莱坞的魔力来自于：“对视觉快感的那种技巧娴熟和令人心满意足的控制……为彻底否定叙事性虚构影片的安逸和丰富多彩开辟途径”，在奇观电影中，蒙太奇叙事组接的理性原则已经向视觉快感奇观性的快乐原则，完整的叙事现行结构被视觉奇观所颠覆。奇观电影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画面的组接来传递出具有视觉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但奇观电影并非中国大片包括灾难电影的必经之路。

《唐山大地震》的英文名是原著《余震》的英翻——“After shocks”。这个电影的特殊在于他把叙事的核心放在灾难发生之后，而不是聚焦在灾难发生瞬间的视觉呈现。这并不意味《唐山大地震》在视效呈现上表现不足，相反影片在于09年拍摄期间，其在灾害造景搭设上就耗资2000万，4分钟的地震画面时长耗资3000万，其视觉效果在当下依然处于业界领先水平。但2个多小时的片长内，冯小刚的镜头略过巨资搭建的废墟、罹难者或是救援场景，核心呈现的是一个极具中国味的故事内核——亲情的悲欢离合，并且始终忠于这个故事内核，把灾难和时间的承受者具体到一个家庭，一对母女这样一个细微的立足电商，从个体心理的“余震”与亲情的修复，反映在世俗生活的灾难承受中，渗透出的人文价值，这是电影的突破。

从奇观重新ui到叙事。冯小刚在奇观电影时代依然在认真的讲好一个长故事，将电影从技术奇观的偏向中扭转过来，重组了灾难美学的核心。

《唐山的大地震》的意义正在于，灾难电影的美学不止惊悚、刺激或者震惊，而是抵达生命最柔然最容易被刺痛的部位。

从英雄情节转向受难精神

灾难电影除了呈现灾难，更在于拯救生命。因此，灾难电影中最常见的模式是施救与被救二元角色的对立设定，施救者一方往往是英雄人物。在任何时代，任何怀疑的逻辑或一般的琐事、不虔诚和枯燥无味的东西及其影响都摧毁不了人心中的这种高尚的天生的忠诚和崇拜。

《唐山大地震》从拯救转变为受难，取消了英雄的施救。这一做法是冒险的，英雄是灾难漩涡的出口，是观众情感满足的带动点。失去了出口，观众难以从灾难的消极中回到战胜困境的正面积极感，也就无法获得战胜困境的快感。从施救转向受难，灾难电影的审美快感必然会从获救者（幸存者）的生还转向受难者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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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疚与承受是这部电影的全部张力。

冯小刚选择这个题材，注定选择了如今释放痛感的结尾，他不会向人们的美好愿望撒盐，好比他已经向悲剧借了祭台，却让相隔两个世界的人重聚。

所以，《唐山大地震》中受难者第一次成为主题。无所畏惧冲进危楼的是丈夫方大强，一生都在守候、都在忏悔的是妻子李元妮，断臂却要强的是弟弟方达，一生都任性、执拗却顽强、自立的是姐姐方登。一个无可选择的选择，成为每个主人公一生都在自我救赎的渊薮。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灾害的疗救者。因为灾难是丰富的，人性更是丰富的。在一场历史性灾难面前，《唐山大地震》干预从群体形象到个体形象的书写，从大事件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进入到其中苦难命运的普通承受者，这种关注生命个体，书写命运的承受者和创造者，是一个强有力的视觉转移，也是一种对艺术规律的尊重。

从价值意义转向生命意识

英雄情节的意义不单单在于为灾难设置一个外在的拯救者，而在于背后的文化隐喻。西方灾难电影在描述人与自然灾祸搏斗时，存在一个社会肌体内部灾祸的隐患，所以电影中的英雄常是被国家抛弃、被政府打压甚至是被妻子误解语境下完成拯救的使命。这是美国文化精神对个人的尊重。中国灾难电影中，英雄象征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自我的集体想象。大公无私、光明磊落，面对灾祸充满大无畏的精神，有坚定的斗争精神与革命的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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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长久以来，中国灾难电影承续的是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美学精神。革命历史题材中的敌人改换为风暴、地震、海啸、冰雪等灾难。而不曾改变的是党和他领导的人民群众。灾难片与战争片有着本质的联系。在这两者中，都是由一个有内部争执的社会团结起来，对抗一种共同的威胁。所以，中国灾难电影常常会使用革命英雄历史题材电影的修辞方式——牺牲。

冯小刚改变了主旋律电影的演绎模式，在《唐山大地震》李，他抛开生硬直白的价值意义诉求，转向生命本身的真诚倾听，对生命意义或生命灵魂的关注和拷问，对生命个体生存环境的关照和体验。

在此引导下，灾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李元妮一声“救弟弟”的绝望选择成为跨越32年全剧人物生命的最隐秘的疼痛。李元妮拒绝让娘家人带走方达，拒绝再婚，拒绝搬新家，拒绝过物质条件优越的生活，这不过是一种对丈夫依恋、对儿女不舍的最朴素的内心写照，而因为母亲的选择而耿耿于怀的方登幼年时的执拗，读大学时宁可舍弃学业也要抱住胎儿的另类，给人做家教时对自尊的守卫，远嫁加拿大，直到汶川大地震中亲历一场母亲为减少死难给儿子截肢保命的事件，她终于读懂了32年前的母亲的那份绝望中的艰难选择。到最后，她捏着小时候爱吃的西红柿，看着那个自己的牌位和墓碑，直至面对母亲那重重一跪，她的生命彻底阴霾扫尽春暖花开。观众可以从催人泪下的情节中了悟到，不是作为社会符号的人战胜了灾难，而是作为生命品质的人性战胜了灾难。从价值意义诉求转向生命意识，这是冯小刚给中国灾难电影美学的又一深刻注解。

寻常家庭伦理的故事框架，平凡生命的受难内核，真诚朴素的人性光辉，冯小刚在大规模大制作大明星大营销的大片时代，为中国灾难电影注入了最具中国气派的美学基因，为中国主旋律电影提供了新的表达方式和演绎模式。

本文有删减，原稿：《唐山大地震》与国产灾难电影美学的转型，作者：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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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建筑消防安全的研究状况

在我国，建筑主要依据《建筑防火设计规范》《高层民用建筑防火设计规范》《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等规范来进行防火设计。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大型复杂的建筑已不能按照现行规范来进行防火设计，为了更好的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防火设计问题，国家组织有关消防研究机构对建筑物性能化防火设计与评估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中国从1980代初期就开始了火灾模化方面的研究，1996年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公安部四川消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重点火灾实验室以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防火研究所对地下建筑、大空间建筑、高层建筑的火灾特性进行了研究。1997年FORUM会议(天津)以后，中国开始组织人员比较系统地研究建筑物性能化设计方法、技术与标准、火灾模型,组织翻译了大量介绍国外开展性能化防火设计和评估的著作和文献，出版了《建筑火灾安全工程导论》(1999)。

2000年根据第三届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决定，我国成立了全国性的“消防安全工程学”工作组。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国外相关资料；研究、提出中国消防安全工程标准发展规划；推进相关火灾的基础研究,建立建筑物性能化评估方法以及相应的数据库;研究制定性能化评估方法及相关标准。

建筑消防安全国内外研究现状

德国汉堡篇

汉堡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最大港口城市，坐落于易北河畔。1962年的特大洪灾过后，汉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城市防洪系统。

2001-2004年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四川消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重点火灾实验室、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防火研究所相继开展了建筑物性能化防火技术导则和高层建筑、大空间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的性能化防火设计安全评估技术与应用。对建筑物的性能化防火设计与评估做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火灾场景与设计火灾的火灾确定方法,提出了适应我国人员密集大空间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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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安全评估技术与应用。对建筑物的性能化防火设计与评估做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火灾场景与设计火灾的火灾确定方法,提出了适应我国人员密集大空间建筑性能化防火设计的原则与方法。

国外建筑消防安全的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性能化防火提出以来，很多国家都在从规范逐渐向性能化方向发展，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截至目前，已有不少于13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英国、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和美国)以及两个国际组织一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建筑研究与文献委员会(CIB)采用或积极发展性能化规范和基于规范结构形式下设计防火建筑所要求的工程工具和方法。

(1)美国

1991年，美国(WPI)召开了一次关于21世纪防火安全重要目标障碍与策略的防火安全会议，对美国性能化防火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后，1996年美国消防安全工程师学会开始对性能化规范、标准及消防安全工程与设计方法进行研究。此后，美国消防协会、关国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关国的3个模式规范制定组织、马里兰州大学等在这方而相继开展了大量研究上作，并为此成立了国际规范理事会，负责规范制定的组织上作。

(2)英国

英国是开展性能化设计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1966年伦敦大火后，英国开始制定本国真正意义上的消防法规。1973年英国对大部分的建筑法规进行了统一化的工作，形成了国家级的防火设计法案,但该规范基本上还是处方式的规范。

1985年和1991年英国对规范进行了修订，并指出性能化化防火设计可作为一种可选的防火设计方法,迈开了从规范向性能化过渡的第一步。

1994-1995年英国开始组织学者对如何指导性能化设计进行研讨，并确定了必须为性能化建立一个能得到认可的说明。因此，在1997年,英国正式发布了英国标准BSDD240《建筑火灾安全工程》(FireSafetyEngineeringinbuilding(草案)。

(2)英国

英国是开展性能化设计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1966年伦敦大火后，英国开始制定本国真正意义上的消防法规。1973年英国对大部分的建筑法规进行了统一化的工作，形成了国家级的防火设计法案,但该规范基本上还是处理方式的规范。

1985年和1991年英国对规范进行了修订，并指出性能化防火设计可作为一种可选的防火设计方法,迈开了从规范向性能化过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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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应急管理发展趋势

2018年4月16日，应急管理部正式挂牌。该部门的组建，既是中央总结我国多年开展应急管理经验的实践转化，也是借鉴外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经验的重要举措。为了更好地理解组建“应急管理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科学性，有必要回顾一下国际上应急管理技术的做法和经验，了解国外应急管理模式特点，为我们今后的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下面分两部分介绍国际上典型应急管理模式和应急管理技术：

一、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应急管理模式

纵观目前国际应急管理现状，国际应急管理趋势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从单项灾害应急向综合应急管理发展，二是单纯的减灾应急向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方向转变，三是从单纯灾害应急向减轻灾害风险方向转变，四是从一个国家的应急管理向国际化以及区域联合应急管理方向发展。

国际上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美国形成了应急管理的层级模式，并构建了强大的法律支持体系；俄罗斯组建了协调配合的垂直型应急管理体系，拥有反应迅速、高效运转的信息体系，形成了权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因俄罗斯在应急管理与紧急救援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灾害救援队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并且与中国在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比较相近，所以了解俄罗斯的应急管理体系，对提高我国应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下面分两部分介绍国际上典型应急管理模式和应急管理技术：

一、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应急管理模式

（一）俄罗斯应急管理模式特点

1、协调配合的垂直型应急管理体制

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建立了直接对总统负责的“民防、紧急状态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简称为紧急状态部），主要负责自然灾害、技术性突发事件和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救援工作。紧急状态部是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中枢机构，内务部、国防部或者内卫部队协助紧急状态部处置突发事件。紧急状态部直辖40万人的应急救援部队及装备。该部队作为独立警种，按部队建制，统一制服，统一警衔。在纵向上，俄联邦、联邦主体（州、直辖市、共和国、边疆区等）、城市和基层村镇四级政府设置了垂直领导的紧急状态机构。同时，在俄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设立了六个区域中心，每个区域中心管理下属的联邦主体紧急状态局，全俄形成了五级应急管理机构逐级负责的垂直管理模式。联邦、区域、联邦主体和城市紧急状态机构（部、中心、总局、局）下设指挥中心、救援队、信息中心、培训基地等管理和技术支撑机构，保证了紧急状态部有能力发挥中枢协调作用。

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美国形成了应急管理的层级模式，并构建了强大的法律支持体系；俄罗斯组建了协调配合的垂直型应急管理体系，拥有反应迅速、高效运转的信息体系，形成了权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因俄罗斯在应急管理与紧急救援防震减灾法律法规和灾害救援队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并且与中国在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比较相近，所以了解俄罗斯的应急管理体系，对提高我国应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俄罗斯应急管理模式特点

1、协调配合的垂直型应急管理体制

时，在俄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设立了六个区域中心，每个区域中心管理下属的联邦主体紧急状态局，全俄形成了五级应急管理机构逐级负责的垂直管理模式。联邦、区域、联邦主体和城市紧急状态机构（部、中心、总局、局）下设指挥中心、救援队、信息中心、培训基地等管理和技术支撑机构，保证了紧急状态部有能力发挥中枢协调作用。

2、反应迅速、高效强大的信息运转体系

俄罗斯紧急状态部下设危机控制中心，负责整理、分析每天来自各地区、各部门的信息，提出处理建议，视情况上报总统，并分送有关部门和地方。危机控制中心内设信息中心，建立了信息自动收集分析系统、指挥系统和全天候值班系统，2分钟内可以将有关情况传至其他相关部门。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达信息中心，进行统一的协调和指挥。在基层，全俄境内每个村、居民点建立了信息员制度，信息员主要责任是将灾害情况及时通过网络报告紧急状态部门。

3、权威、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应急管理立法方面，俄罗斯于1994年颁布了《联邦紧急状态法》。该法主要包括紧急状态范围、预防和应急措施等内容。该法律属于宪法性法律，如果紧急状态地区法律与紧急状态法相抵触的时候，紧急状态地区法律可以被总统中止，这为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超常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俄罗斯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包括150部联邦法律和规章、1500个区域性条例以及数百个联邦紧急状态管理部门发布的内部命令。2006年，俄罗斯又通过了新的《反恐法》进一步完善了俄罗斯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

4、有效、充足的应急保障体系

俄罗斯紧急状态部拥有联邦层面多领域武装援助力量——消防队、民防部队、搜救队、水下设施事故救援队和船只事故救援队等。其中，联邦一级的航空救援队拥有多种专业的救援设备和技术，如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航空器材特种汽车、纤维光学设备、液压气压装置以及特制潜水服和呼吸装置等。同时，俄罗斯为了提高专业应急管理及援助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了领导培训体系、专业救援人员培训和考核体系。俄罗斯紧急状态部下设了紧急状态部民防学院、国家消防学院、圣彼得堡国立消防大学、伊万诺夫国立消防大学等八所教育机构。

（二）中俄两国应急体系的比较

俄罗斯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总统为总指挥，各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全面配合、既有分工又相互协调，建立在“法律先行”的基础上。中国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在“预案先行”的基础上，然后才是用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体制、机制、法制以及相关的应急管理工作，且军队在应急中起到重要作用，应急响应过程政治优势强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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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另外，俄罗斯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包括150部联邦法律和规章、1500个区域性条例以及数百个联邦紧急状态管理部门发布的内部命令。2006年，俄罗斯又通过了新的《反恐法》进一步完善了俄罗斯的紧急状态法律体系。

4、有效、充足的应急保障体系

（二）中俄两国应急体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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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技术发展情况

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除了在管理上借鉴先进管理模式外，离不开应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应急技术的发展对应急管理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几年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化技术、感应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逐步应用到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同时情景构建技术作为应急管理方面最前沿的技术，逐步在政府、石油石化、航天等领域得到推广应用，为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保障。

（一）数字化和感应技术在应急培训中的应用

为了避免传统应急培训需要重新填充灭火器的高昂费用，以及费时费力的现场布置和清理工作，可运用电子影像模拟真实的火焰形状，发射激光的模拟灭火器会作用于电子火焰，控制终端可调节不同的火焰种类，追踪监控灭火时间，设置不同的消防培训难度，让应急培训更真实、高效，并可随时随地开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1、智能性：模拟不同种类的火灾，需使用相对应的不同种类感应灭火器进行灭火，且使用的灭火器材与真实的一样，有相同的重量、手感和喷发时间；

2、环保性：系统采用激光感应灭火器与电子仿真显示屏，没有传统消防培训演练所需的化学物质，整个培训过程零污染；

3、安全性：采用电子仿真显示屏显示火焰，即使在误操作时也不会引起其他危险，真正消除培训演练带来的隐患；

4、可追溯性：通过控制终端，可记录、导出培训具体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真正做到培训演练有据可依；

5、便捷性：可将显示屏与灭火器设置在任意地方，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开展培训。

（二）虚拟现实技术在应急演练中的应用

为了降低应急演练的成本、增强演练效果、及时查出应急预案中的不足，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将事故现场模拟到虚拟场景中，人为的制造各种事故情况，组织参演人员做出正确响应，开展应急演练，有效的保证应急人员在真正面临事故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应对方法。

虚拟现实技术是运用三维建模、仿真引擎等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全面仿真的技术。演练场景被设定在VR全景的事故场景中，配合设备，演练角色可在VR中进行语音或操作的交互，并利用位置跟踪器、数据手套、其它手控输入设备、声音等使得参与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全心投入和沉浸其中的感觉。在事故处置过程中遇到关键任务时，演练角色可以通过手柄选择应对措施或协同多部门联动，还可以在事故的各场景内任意漫游，完成相关的任务，更好地增加演练的沉浸式体验。此种演练方式与实际最为接近，也没有任何危险性，具有最好的培训效果，同时可进行大规模、重复使用。

（三）情景构建在应急准备中的应用

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是对本行业（或本地区）未来一定时期内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的一种科学设想，是对不确定的未来灾难进行应急准备的一种战略风险管理工具，是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层面，以“重大突发事件情景”引导的应急准备工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开展应急准备的标准化方法和抓手性策略。应急准备需要“目标”的引导和支持，而重大突发事件情景作为风险“实例”，可以作为应急准备的具体目标。

情景构建是结合大量历史案例研究、工程技术模拟对某类突发事件进行全景式描述（包括诱发条件、破坏强度、波及范围、复杂程度及严重后果等），并依此开展应急任务梳理和应急能力评估，从而完善应急预案、指导应急演练，最终实现应急准备能力的提升。

情景为全面的应急准备工作提供了清晰、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应用共享的一套情景组，可以使应急管理相关方的目标更加一致，思想更为统一，行动更加协调，使应急准备活动做到“有的放矢”，从实务操作层面来讲，情景构建可以对预案（体系）进行有效管理、对演练规划进行有序部署、对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提供支撑。

我公司为中石化某公司开展了液化石油气槽车泄漏、火灾、爆炸情景构建，项目的实施修正了原有应急预案缺陷（应急集合地点、应急物资储备、周边医疗救护力量），根据推演的结果，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桌面演练和现场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应急能力。

我国应急管理和应急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现代化应急理念比较缺乏，应急技术和应急装备比较薄弱，再加上我国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灾难事件频繁发生，损失越来越大，因此，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把握应急体系建设的基本要素特征结合中国实际，提高应急管理和技术水平对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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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保性：系统采用激光感应灭火器与电子仿真显示屏，没有传统消防培训演练所需的化学物质，整个培训过程零污染；

3、安全性：采用电子仿真显示屏显示火焰，即使在误操作时也不会引起其他危险，真正消除培训演练带来的隐患；

4、可追溯性：通过控制终端，可记录、导出培训具体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真正做到培训演练有据可依；

5、便捷性：可将显示屏与灭火器设置在任意地方，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开展培训。

（二）虚拟现实技术在应急演练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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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更加协调，使应急准备活动做到“有的放矢”，从实务操作层面来讲，情景构建可以对预案（体系）进行有效管理、对演练规划进行有序部署、对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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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方应急管理研究院

2023年 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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