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分享：第七、图书 博物

图书 博物

TUSHU  BOWU

CONTENTS

 >>>

汗青与杀青

马王堆帛书

郭店楚简

中国历史书籍的体例

刻在石头上的佛经

十三经

06

07

08

09

12

14

15

《永乐大典》

CONTENTS

 >>>

《大藏经》

二十四史

经·史·子·集

乾嘉汉学

编委会

19

21

22

24

25

简牍：书的原型

//

简：由竹或木加工而成，通常是削成长条形，将写字的一面磨光；竹质的还要在火上炙干，目的是使其易于着墨和防！。一根竹片叫作“简”，把许多根简编连到一起，就叫作“策”。“策”字也可写成“册”。编简成策的绳子叫作编，一般用麻绳，或用皮绳或丝绳。一般编2-5道，也有个别编1道的，通常视简的长度而定，大多数是先编后写。简的宽度一般为0.5-1厘米，长度根据需要而定。在汉代简最长2.4尺，合战国尺三尺，用以写六经、国史、礼书、法令，故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说；其次为1.2尺，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0.8尺，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各个时期所用简的长度不同，每根简只写一行，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行或多行。

牍：多为木质。一块木板叫作“版”，写了字的木板叫作“牍”。与简不同之处是牍加宽好几倍，有的宽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呈长方形，故又

叫作“方”或“版”。牍多用来书写契约、医方、历谱、过所（通行证）、书信等。书信多用一尺的牍，所以人们常将书信称为“尺牍”。牍也用来画地图，因此，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牍同时也用来书写一部书内所包含的篇名。更多的牍是用作书写随葬品的名目（清单）。

觚：用木头削成多面的菱形，可多至七八个面。一般都较长，有的长至80多厘米，容字较多，常用来抄写《急就篇》《仓颉篇》等字书，也可用作记事、打草稿或练字。

简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影响极为深刻和长远。直到今天，图书的计量单位仍称“册”，文章的计量单位仍称“篇”，许多从“竹”从“片”从“木”的字都与书籍有关，如籍、

馆藏陈列简牍

、版、牒等。还有不少词汇、成语也反映了竹木简牍的深远影响。如尺牍、连篇累牍等。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的书籍都是直排，文字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行文格式就是来源于简策。

汗青与杀青

“汗青”一词并不陌生。那么，究竟汗青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时人们用竹简写书。他们通常是将新竹采来，制成简。但是新竹水多，容易朽烂并遭虫蛀。所以在书写之前，要将竹放在火上烘干使其中的水分蒸发出来，在竹简上形成水滴，似汗；烘干之后的竹子也由青变黄。所以又称竹简为“汗青”，后用为成书之意。《新唐书·刘子玄传》：“头白可期，汗青无日。”在文天祥的诗句中，汗青亦特指史册。

至于杀青，据《风俗通义》引刘向《别录》说：“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这里杀青意义与汗青相同。另一种说法是古人著书，初稿写在青竹皮上，取其易于改抹，改定后再削去青皮，书于竹白，谓之“杀青”，后泛指书籍写定。陆游《读书》诗有：“《三苍》奇字已杀青，九译旁行方著录。”现在，人们把各种文学作品的完工也称为“杀青”了，从古代的小说、诗稿到现代的电影、剧本，延展到各类项目的结束。

另指竹、麻造纸。见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宋应星借用杀青来表示造纸，在这里不是将竹子的水分去掉，而是把竹子变成纸浆。

亦指绿茶加工初制的第一道工序，即杀青。将鲜叶置于锅中或滚筒中，通过高温破坏叶内氧化酶的特性，抑制多酚类物质氧化，以防止叶子变红，使成品茶保持固有绿色；同时蒸发叶内的部分水分，使叶子变软，为揉捻造形创造条件。随着水分的蒸发，鲜叶中具有青草气的低沸点芳香物质挥发消失，从而使茶叶香气得到改善。

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的29件帛书，计12万余字。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字体有篆、隶两种，篆书写本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约写于汉初至汉文帝初年。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其中包括：

《老子》的甲、乙本及卷前卷后佚书。《老子》甲本和卷后四篇佚书合抄为一个长卷，共465行，每行约30字。《老子》乙本合卷前四篇佚书合抄在一幅整帛上，共252行，每行60~70余字不等。两种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上下篇的次序和今本正好相反；甲本、乙本的佚文，是研究儒家五行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

《周易》及卷后佚书。帛书《周易》包括两个部分，《六十四卦》和卷后佚书合抄为一卷，共129行；《系辞》和卷后几篇佚书合抄为一卷。帛书《周易》比今本多4000余字。

《春秋》类佚书。帛书中有两种属于《春秋》类的佚书。一种类似《左传》的佚书，残损严重，存97行，共16章。内容叙述春秋时代史实，每章各记一事，不相连贯，既不分国别，也没有据年。史实有的与《左传》相合，但议论不同，有的为《左传》所未载。现定名为《春秋事语》。另一类佚书内容属于战国纵横家的言论。其中11章见于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所编的《战国策》，16章不见于传世古书。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战争的重要史料，对旧有文献如《史记》《竹书纪年》大有订误补缺之功。

古医书。帛书古医书原来均无篇题。有一种医方专书，列出52种疾病的名称。正文则以这52种疾病的名称作标题，分别记载发病的原因和病状，以及治疗该病的方剂和疗法。药名达240余种，有些不见于现存的本草学文献，现定名为《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卷前有其他佚书4篇，合抄为一卷，现定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都是关于古代医学理论方面的书。另外还有《导引图》。导引图前有佚书两种：一种是现存的关于行气或气功的最早的文献材料之一，现定名为《却谷食气》；另一种内容与上述《阴阳十一脉灸经》基本相同，现分别称之为甲、乙本。定名为《杂疗方》《养生方》《胎产书》的三种佚书合抄为一卷。

天文占星、古地图、相马经等古佚书。天文占星方面的佚书一卷，144行，无篇题。内容主要是木、金、水、火、土五星占及五星行度，故定名为《五星占》。另外还有《古地图》，这个地图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地图之一。《相马经》佚书，文体类似于赋，与近代各家辑本《相马经》在内容和文体方面都不相同。

除上述帛书外，马王堆帛书中还有阴阳五行和行德类佚书。

马王堆帛书

郭店楚简是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的战国时期的竹简，虽数经盗扰，仍幸存有800余枚。其中有一少部分无字简；有字简据整理后的数字统计，共存730枚，大部分完整，未拼合的小碎片数量不多。郭店一号楚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历年的考古资料证明，这里是一处东周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地，其南面约9公里便是东周时期楚国的都城——纪南城。郭店一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木椁墓，其中遗存的铜铍、龙形玉带钩、七弦琴飞漆耳杯、漆奁等文物的形状及纹样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

经学术理论界数年研究得知，郭店楚简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2种4篇，儒家著作11种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许多谜团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一经出土，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这批楚简还涉及早期儒道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如简本《老子》是迄今为止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太一生水》是一篇佚文。文中的“太一”就是先秦时期所称的“道”。该文主要论述“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道家著作。

郭店楚墓竹简的形制不尽一致，长度与形状也不尽相同。但抄写同一篇古书所用竹简的长度和形状是一致的，而且上下用以容纳编缦的契口的间距也是相同的。郭店楚简的长度比荆门包山楚简要短许多，是公文、文书、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这次发现的分上下两栏抄写的格式和校正补抄文字的插入方式都是在以往楚简中所未见的。

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现，海内外为此已有数次专门研讨会举行，相关论文亦纷纷面世。如国际儒联首次楚简研讨会，美国“郭店《老子》国际探讨会”综述，《郭店楚墓竹简》学术研讨会述要等；《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更以专刊形式汇集李学勤、庞朴、杜维明、陈来、李家浩等专题论文近40篇，集中讨论郭店楚简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郭店楚简

中国历史书籍的体例

编年体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将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备载一处，便于比较、了解各史实之间的关系，使读者对史事发生经过的时间十分清晰。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不能首尾贯通，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章制度也不能详述。

纪传体

《史记》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共计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万字。“本纪”记载帝王事迹，是全书的纲领；“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类，用表格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

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司马迁为了写完这一巨著，费时20余年。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为止，故后来有班固撰《汉书》以补续《史记》。《汉书》是一部叙述了西汉229年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自《汉书》之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后世修“正史”的标准形式。但纪传体也有其弊端，“一事而复见数篇，实主莫辨”，即以人物为中心述史，但一件史事，往往与许多人物有关，而一个人物又往往只与某事的某些情节有关，产生重复矛盾的缺陷。到南宋，出现了克服编年、纪传二体缺陷而综合其优点的纪事本末体。纪》《资治通鉴》、历朝帝王起居注、实录均属编年体史书。在世界上，编年体体裁的史书，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划分，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杌》。《春秋》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纲的史书体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这种纪事本末体“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即把记载的内容，分门别类，排列组合，归纳为一个或若干历史事件；每个历史事件独自成篇，标以相应的题目，按年月顺序记其始末，所以称为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克服了纪传体、编年体的一些不足，缺点在于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往往无法照顾。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实录

私人记载祖先事迹的文字，有时也称实录，如唐代李翱有《皇祖实录》犹“信史”，具有翔实可靠的记载。《汉书·司马迁传赞》有：“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刻在石头上的佛经

北朝以来有将佛经刻于石上，称为石经。主要是仿儒家镌刻石经之例，把佛经刻在摩崖上，或刻于石柱、碑版而藏于石洞中，以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

佛教的石经有以下四种形式：

摩崖石经

1.摩崖石经，即刻自然崖岩上的石经。它的典型代表是山东泰山经石峪所刻的《金刚经》和泰山东南徂徕山映佛岩所刻的《大般若经》。这两处摩崖石刻经都是南北朝时北齐时所刻。摩崖石经气势宏大，刻造亦非常不易。它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其中山东铁山所刻的《大集经》规模比泰山《金刚经》还大，有北齐经主和僧人的题字，保存完好。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摩崖石经主要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尤以北朝为盛。这与北朝当时重宗教实际修持与积德的风气有关。

石柱石经

2.石柱石经，即刻在石柱上藏于洞中。主要代表是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刻石。由于风峪石经三面被掩，今所见拓本都是露出的一面，故此经文残缺，无法接续。近代学者认为刻于石柱的《华严经》，是唐刻而非北齐遗物。

经幢石经

3.经幢石经，即刻在经幢上的石经。经幢是一种柱表佛教石幢，它盛行于唐代，上面主要雕刻各种陀罗尼经咒，大多为汉文，也有刻梵文与其他文字的。幢盖和幢座上往往有浮雕的人物及其他图案，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有的相当精美。严格讲，经幢也是一种石柱，但它与石柱石经的不同是有特定的形制，并且它不是藏入石洞，而是立在寺庙中的。现有很多寺院中都可见到这类经石幢石经。

碑版石经

4.碑版石经，即刻于碑版，镶嵌在寺院墙壁或贮藏在山洞中的石经。现存此类石经有杭州西湖孤山的石壁《法华经》、北京西郊八里庄摩诃庵藏明代刻于汉白玉的64块《金刚经》石板等。贮藏在山洞中的，则有著名的房山云居寺石经。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据史载，北齐南岳天台宗高僧慧思的弟子静琬首先在此刻藏经石。从1300多年前的隋代大业年间开刻，历经辽、金、元、明数代千年，无数僧人辛勤劳作，共刻出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经。完工后藏于云居寺附近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寺内压经塔下的地穴中。这些石经包容了佛经的经典要著，辽金刻经以《契丹大藏经》为蓝本，可以校正存世佛经的舛讹。

从北齐至宋元时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经已无法统计。但是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佛教和佛教典籍，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有重要意义，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佛教石经

十三经

十三经即汇集儒家经典之丛书。主要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13部书。经，为书籍之通称，先秦时已有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汉时《乐》经亡佚，其余五部立于学官，定为五经，成为集中体现官方统治思想的经典。此后经之义始被理解为人们所当遵循之恒久不易的法则。唐以《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诗》《书》《易》为九经，至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经，又增益《孝经》《论语》《尔雅》，共为十二经。宋代又列《孟子》于经部，始成十三经，凡647500余字。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今天则仍为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不可缺少之宝贵文献。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解缙、姚广孝等奉敕编撰。始纂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五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经增订重修，命名为《永乐大典》。全书2293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朱棣假借祖训“清君侧”之名，发动“靖难”之役，攫取了其侄建文帝的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以天下古今事物，浩如烟海，分散记载于许多书籍上，查找不便，于是下诏翰林院，命解缙等人系统搜集天下古今书籍，编纂一本大型类书，并以此想利用编修

典籍来笼络朝野儒士，使他们忠心效劳，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他要求该类书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次年11月，全书告成，朱棣为之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认为此书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又责令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等重新编辑，并专门任命王景、王达等5人为总裁，邹辑、梁潜等20人为副总裁，陈济等为都总裁，征调中外史官和各方文学之士为纂修，选书法颇好的国子监及郡县生员为缮写，命光禄寺给予朝暮膳。参加编纂的官员前后多达3000余人，历时5年修成，朱棣改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序文，称赞这部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着为奥典”。

       《永乐大典》汲取了韵书以韵检字的优点，确定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撰方法，对每一个韵目，都是先注音后释文，并附该字从钟鼎文到行草的各种写法，更便于检索。全书按《洪武正韵》的76韵目编排，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即以字系事。然后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名物以及奇闻异见、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非常详备。所

《永乐大典》书影

有入辑的书，均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不过，《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有的以一字一句分韵；有的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有的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但正因为这样，宋元以前的佚文释典，多得借以保存和流传，从而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佚失的古籍共计385种，4926卷。《永乐大典》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四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修完之后，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东阁的下阁，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储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很少利用。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年间，明孝宗朱樘才查阅，并曾命人将其中所搜集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应用。明世宗入继皇位后，为在大礼仪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仪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火灾，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永乐大典》由于明世宗特别督促抢救才幸免于灾。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明世宗命文渊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召集儒臣照原本誊写副本一部，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两处。

       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现存的《永乐大典》为嘉靖重钞本，清初移置翰林院，据史书记载，这部重录副本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之际，曾在宫中清查，发现丢失1000余册，2422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佚2000余卷，剩下9677册，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500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丢失，其间经咸丰十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光绪元年（1875年）清点时已不足5000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存800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

       《永乐大典》虽已残缺不全，但它的价值仍不可否认。故新中国成立后，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搜集到《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装订成220册，书前有郭沫若序。1977年中国台北世界书局又加印行。后又在国内外征集到63卷。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现存的《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瀚海，盛况空前。花了10年工夫，第一部书才完成。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以后又陆续分抄几部，并检查全书，撤毁和补充了一些书籍。直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全部完成。《四库全书》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钦定《四库全书》本《长物志》目录

《四库全书》书影

《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大体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内府本，是原来储藏在宫内的旧刻本和抄本；第二是大典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逸书，有385种；第三是采进本，是从各省征集搜求的书，达12054种；第四是敕撰本，是清朝编纂的各种官书；第五是晋献本，是当时藏书家应乾隆之令晋献的书；第六是通行本，是采购来的社会上流行的书。

《四库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纂，每大部又分若干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召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

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典5类。全书除收录中国历代各种典籍外，还有朝鲜、越南、日本，以及印度和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述。全书共抄录七部，其中四部分别藏于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奉天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被称为“内廷四阁”；其余三部藏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被称为“江浙三阁”。

乾隆皇帝还敕命精选473种，19930卷，编为《四库全书荟要》。后又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对收入全书的各类图书，或虽未著录却有存目的6819种书籍，都以提要形式一一做出评介。其编简本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在修书过程中，清廷还查禁了一批书籍，分全毁和抽毁两种。禁毁的书籍，总数十分可观，但历来无准确统计。浙江省编《禁书总目》、河南省编《违碍书目》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律、论三藏。“经”包括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僧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包括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包括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种。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达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主要以抄本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传。五代、宋初，雕版事业兴起，始有佛经木刻本。自北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命高品、张从信两人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第一部《大藏经》起，历经元、明、清至民国，据传曾有各种经版20余副。如《开宝藏》《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藏》《碛砂藏》《普宁藏》《弘法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万历藏》《嘉兴藏》《龙藏》等。

藏文《大藏经》包括经、律、论三藏和四续部，大致分为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七大类，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佛祖示寂后经他的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而成。《丹珠尔》主要是印度、西藏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疏和论著的集成，其中包含较多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建筑等的典籍。大致分为赞颂、续部、般若、中观、经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总目录18类。

蒙文《大藏经》先后有四次译刻，最早是元大德年间在萨迦派喇嘛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和汉族僧众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

地区雕造刷印；明万历年间曾补译过部分典籍增入刊行；明崇祯初年对旧本进行过鹇刊。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由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重刻《甘珠尔》；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年）校译重刻了《丹珠尔》，方始完备。

满文《大藏经》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编次和内容翻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编译刻完，计108函，只收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部和其他大、小乘单译经及密秘部经咒等共699种。

西夏文《大藏经》始由汉文《大藏经》译出。宋景元年（1034年），《开宝藏》传到西夏（可能是《开宝期待》的天禧修订本），西夏的开国君主李元昊于兴庆府建造高台寺加以收藏，并召集回鹘僧人译为新创造的西夏文。先后历时53年译毕，共362帙，812部，3579卷。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行校勘并翻译未译的经籍，印制《三藏新经》。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敕令主僧事的西壁土情转知沙门慧中等20余人负责将西夏文旧经送杭州刻印，至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竣工，前后共印刷了140余藏，但大多毁损无存，现各地发现的经论残卷仅数十种。

日文《大藏经》自13世纪末叶迄20世纪20年代的700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大正藏经》《大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7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20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65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巴利语系《大藏经》为南传佛教上座部奉行的三藏典籍。现在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中国云南省傣、布朗、德昂等民族地区。各种文字字母音译的巴利语系《大藏经》共有贝叶、纸写和排印的译本8种和日文译本1种。《大藏经》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资料。

《大藏经》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被奉为“正史”的24部纪传体史书的概称。它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共3249卷，4000余万字，整个编写过程长达1900多年。其中，除“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为通史外，其他各史都为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代以后，因《东观汉记》失传，补入《后汉书》《三国志》，称为“四史”，又称“前四史”；其后增加《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十三史”；宋代又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五代史书》（即《新五代史》），合称为“十七史”；明代时又加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清代加入《明史》，清乾隆四年又加入《旧唐书》《旧五代史》，合称为“二十四史”。整部“二十四史”，可分私修和官修两类。私修的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都有署名作者；官修一般由“宰臣”监修，组织文人编撰。书成后，由领衔官位最高者署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有关部门组织、调集各大学、研究单位史学专家、学者，从1958-1978年，历时20年，完成了“二十四史”的全部点校工作，并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堪称世界文献中的特大工程。

二十四史平装十二卷

经·史·子·集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四大类别，统称“四部”，分为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又可分为甲部、乙部、丙部、丁部。

经部

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包括《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史部

史部有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包括《国语》《史记》《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列女传》《越绝书》《水经注》《岛夷志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吴越春秋》《风俗通义》《华阳国志》《建康实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天工开物》《东周列国志》等。

子部

子部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其中的儒家著作有《荀子》《说苑》《帝范》《政训》《潜书》《新序》《盐铁论》《潜夫论》《近思录》《郁离子》《传习录》《呻吟语》《孔子家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兵家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六韬》《三略》《握奇经》《素书》《将苑》《李卫公问对》《虎钤经》《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何博士备论》；法家著作有《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农家著作有《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医家著作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八十一难经》《洗冤集录》；数理天文类有《周髀算经》；等等。

集部

集部搜集了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有《楚辞》《诗品》《曲品》《南戏》《花间集》《柳永词》《晏殊词》《东坡词》《秦观词》《放翁词》《姜夔词》《贺铸词》《周密词》《蒋捷词》《张炎词》《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唐宋传奇》《李白诗集》《杜甫诗集》《王维诗集》《岑参诗集》《高适诗集》《孟郊诗集》《姚合诗集》《李贺诗集》《杜牧诗集》《范仲淹词》《晏几道词》《周邦彦词》《张元干词》《张孝祥词》《辛稼轩词》《吴文英词》《高观国词》《刘克庄词》《绝妙好词》《白朴杂剧》《明清杂剧》《欧阳修词》《明十六家小品文》《汉魏六朝文》《白居易诗集》《孟浩然诗集》《王昌龄诗集》《刘禹锡诗集》《柳宗元诗集》《李商隐诗集》《温庭筠诗集》《全元散曲词》《关汉卿杂剧》《马致远杂剧》《郑光祖杂剧》《王实甫杂剧》《高文秀杂剧》《李文蔚杂剧》《贾仲明杂剧》。

这种四部分类法自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作为一种传统分类法，它在类分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乾嘉汉学

清朝雍正、乾隆两代，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和利诱两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逃避现实，钻进古书堆中，兴起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古代典章制度的考据。复兴的这种汉学，经学史上称为汉学，亦称“朴学”、“考据学”，因其盛行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又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重视考据、训诂，学风平实、严谨，以经学为中心，衍及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史籍考订、方舆地志、天文历算、金石乐律等各个方面，通过校勘辑佚古代文献，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业绩卓著，超越以往，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支，稍后，又有扬州学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吴派即苏州学派，以惠栋（1697-1758年）为开创者。惠栋的学术是从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四代积累的文化资源中派生出来的。惠栋凭借自己家庭的“古学”和“经书”倡导汉学，并传授给惠氏家族以外的学者，创建了苏州学派，即吴派。嘉定士子王鸣盛、钱大昕于1750年到苏州求学，以后成了乾隆年间知名的汉学家。常州人赵翼也是吴派名家。皖派即徽州学派，以戴震（1723-1777年）为创始者。戴震的思想、学说还影响了扬州刘氏家族。

吴派和皖派，作为清代汉学的两大派别，他们治经的特点，虽然专以汉儒经学为宗，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但二者又各有不同。吴派治经提倡复兴汉儒经说，以汉儒之是非为是非，凡古皆真，凡汉皆好，固守汉儒之说，而滋烦琐流弊。皖派治经虽也尊汉儒经说，但多注重发挥己见心得，善于通过文字训诂明经释义，求真求实，少盲从拘守之弊。就清代汉学总体而言，他们治经，都回避了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成为为考据而考据的专门学问。但是皖派代表戴震等人，则又能由故训以明义理，治经典而求治社会，又不同于吴派经学而关注社会问题。

扬州学派也是此期的学术流派，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其学术渊源远师顾炎武，近承乾嘉学派的吴派、皖派两方面，形成于清乾隆、嘉庆时期，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研究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扬州学派的前期学者在治学方法上较之吴、皖两派有很大改进，他们把辑佚、校勘、注释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兼顾训诂与义理，解经更具精确性。他们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的融会。注重经世致用，为晚清经世派的先驱。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

       乾嘉学术之所以被称为“朴学”，就是因为其文风朴实，重视实证。每考证一义，必要搜集大量相关材料，旁征博引，锲而不舍，然后得出结论。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具有较大的贡献。

编委

主编

校对

主办单位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本刊地址

于永超  任亚男   钟 燕  宋 旸  辛 辉     李晓静   熊 科 王 海

宋 旸

任亚男

072750

3617312

涿州市建设路246号

记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