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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
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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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陈虹晔 潘蝶 颜丽 陈婧
调解有法，但调解没有固定的法。调解要有招，要能说、会劝、敢唱，既要
唱黑脸，又要唱白脸。
以调解促稳定，用温情暖人心
—— 莆 田 市 4 0 年“ 综 治 +” 人 民 调 解 工 作 回 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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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0日，为了了解社会面对于人民调解的关注程度，和谐小组在莆田学院展开了数据调研，随机发放了问卷调查。历时三天时间，一共回收有效问卷601份。从问卷中可以看出，60.23%的人听说过人民调解，说明人民调解有一定的关注度和知晓度。68%的人表示家族里面没有人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矛盾纠纷，表明在人民调解逐渐发展的当下，还有大部分人在面临矛盾纠纷时，选择的解决途径不是人民调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发展人民调解员队伍等作出决策部署，有效激发了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政府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人民调解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依照法律、政策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规劝，促其彼此互谅互让，在自主自愿情况下，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各地方电视台关于人民调解的节目有《金牌调解》《第三调解室》《向前一步》《百姓调解》《爱情保卫战》《新老娘舅》等45个，尤其是由SMG（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推出的调解节目《新老娘舅》曾达到10.3%的收视率。
以调解促稳定，用温情暖人心
——莆田市40年“综治+”人民调解工作回眸
据资料显示，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解决纠纷功能在逐步弱化，结合民事诉讼案件的增长趋势来看，是更多的案件选择了诉讼解决。而有5%的人表示寻求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未得到解决，说明人民调解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和不足。结合这两点来看，人民调解要获得长足的发展还要从自身做起，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和谐稳定，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
莆田市人民调解工作：40年辉煌历程回眸
1982年，中共莆田县委成立莆田县政法委员会，政法委中有专门分管人民调解的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它是由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选派人员组成。在政法部门和各有关单位之间起协调组织作用，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因此，进入80年代后，莆田市人民调解逐渐发展起来。
2004年后，莆田市司法局先后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国土、工商等部门设立行业性人
民调解组织，拓展人民调解的空间，人民调解的矛盾类型开始变得多样化、复杂化。
2005年，莆田市在积极探索建立多元调解衔接新机制，打通了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方式的对接通道，调解方式不再单一，不同部门间的联动调解使案件调解更加便捷。同年9月，莆田中院出台了《关于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发挥人民法庭调处农村矛盾纠纷主力军作用工作意见》，在全市法院推行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工作。
2006年9月，市中院在对调解衔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和深化调解衔接工作，并在基层法院设立调解速裁室，选聘调解员从事诉前调解工作。这让案件在法院判决前仍保留最后的温情。
2007年12月，莆田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调解衔接工作的意见》，并且成立全市调解衔接工作领导小组，保障了调解衔接工作。
2008年5月，莆田市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矛盾纠纷联调联动的实施意见》，确定了联调联动制度正式启动。市人调办选择市直首批13家行政执法单位为联调联动重点单位，组建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联调联动，律师顾问团参与联调联动工作。
2011年以来，莆田市做到让大量的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前得到有效过滤和化解，着力打造“枫桥经验莆田版”，为全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有关人民调解节目的收视率情况
数据来源于网络
关于人民调解的问卷调查
数据来源与和谐小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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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2日，莆田市首个个人人民调解工作室——林庆元调解工作室成立。
2015年4月27日，莆田市司法局、民政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村级人民调解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对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突出抓好三大环节，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2015年4月29日，莆田市司法局出台《莆田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化解纠纷促和谐 助力建设新莆田”人民调解专项活动的实施意见》，推进人民调解专项活动，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6年市司法局近日结合市实际，出台了《莆田市个人调解工作室管理办法（暂行）》，支持、鼓励法律服务工作者、优秀人民调解能手等，建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室，推进个人调解室的规范化建设。
2018年6月起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期“枫桥经验”，坚持“访调对接多元调 解”补链强链的“大调解”理念，坚持构建“五个一”的运行机制，立足“精准”对接访调，立足“多元”合力访调。
2018年，省司法厅把莆田市列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访调对接”的三个试点设区市之一，信访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都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8年11月22日，为认真贯彻落实“枫桥经验”，为莆田市人民调解树立典型、宣传先进。莆田市司法局经研究决定，推荐庆元调解工作室和侯毅民心调解室为莆田市市级金牌调解工作室。
调解人员结构：朝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为适应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莆田市人民调解在其人员结构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自2018年以来，莆田市建立起了以县区、乡镇（街）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骨干,各专业调委会、调解工作室为基础，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支撑的县区、镇、村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了以专职为骨干、兼职为补充、社会志愿者为基础支撑的专兼结合式的队伍结构来满足新时代人民调解的需要。在其队伍机制不断完善的背后，组成调解队伍的人民调解员自身也同样值得关注。
近年来，莆田市人民调解员的年龄存在普遍偏大的情况，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莆田市人民调解员55岁以上年龄在整个调解队伍里占比高达49%。但从实地采访中可知，来自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石码村人陈元棋，1954年生人，在1974年便加入村大队进行简单的土地纠纷处理；林庆元，一个30岁选择转业并开始加入调解员的队伍，他们都是在自己青壮年时候便开始从事调解方面的工作。现如今的主要情况就是，调解队伍没有新鲜活力的加入，虽然现在的调解也正在稳步地进行中，但后续在没有更多年轻力量加入的情况下，要如何保持或者促使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仍然值得商榷。
2019年1月，为了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专家的引领示范作用，林庆元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化解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为莆田人民调解创造新思路。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推荐，司法部决定选聘林庆元为第二批全国人民调解专家。
2020年以来，莆田市司法局在全市17个邻里中心建设试点社区开展“党建+人民调解”工作，打造社区邻里中心“三三”（三个常态三个构建）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优化社区管控措施，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020年12月30日，莆田市为了能够更好地调动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推进基层法治、德治、自治的融合，因此莆田市成立了首个县级人民调解员协会——仙游县人民调解员协会。
图为莆田市人民调解四十年时间线梳理
资料来源于网络
图为莆田市人民调解四十年时间线梳理
资料来源于网络
图为莆田市2020年调解员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于莆田市司法局
右图为陈元棋正在做调解工作 陈元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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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外出一般都是说莆田的本地方言，在都是当地人的情况下更方便也让调解多了一丝的亲切感，因此在莆田市的人民调解一般都为莆田人民。但在莆田不断发展，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加强之下，莆田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也进一步吸收了外省人员。
侯毅，四川南充人。2011年因在莆田中标基建项目来到莆田，并创办了福建省三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担任董事长，两年内生意红火。但在2013年却发生了一件改变侯毅职业生涯的大事。因建筑开发商拖欠工程款2000多万元，形成了“三角债”，使其陷入了资金困境，造成企业又欠材料款、民工工资，当时通过信访投诉，找了很多部门都走投无路。
当年，莆田的外来务工人员已有80多万，分布在各个行业领域。兼任莆田川渝商会会长的侯毅，深知一个外地人，在法律知识匮乏、地理环境生疏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维权困境，担心他们遇到难题时，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不懂法就给滚。”这是在林庆元早期的调解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的一类带有贬低性的言语。使得林庆元的自尊大为受伤，常常在放弃的边缘不断挣扎着，但他最后依然选择继续坚持在调解这条路上。是因为他实实在在认识到了调解员必须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为此，他借来法学教材，白天化解矛盾纠纷，夜晚伏案苦读“充电”，以优良成绩取得专科自考学历；而后，他选择进一步提升，继续攻修法学本科。在林庆元50岁那年，终于拿到了西南大学远程教育法学本科学历。
“你一个法律工作者，有什么资格评析医疗过错过失。”面对质疑，林庆元从来不曾想过退缩。为了填补医学知识空白，他花了整整六个月时间，利用下班时间研读六部医疗纠纷典型案例析解和医学专著。同时又筛选了66个典型调解案例，编撰出版近20万字的全国首部医疗纠纷调解的经验之著——《医疗纠纷仙游解法》。
林庆元的故事激励了不少人民调解员，也掀起了同行们学习的热潮。截至2020年底，莆田市54个乡镇(街道)、972个村（居）设有人民调解组织。这些组织的上级单位都会通过举办研究培训会、专
题讲座和现场调解观摩等形式来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例如西天尾司法所每年都会进行两次全镇调解员业务培训会。培训内容有矛盾纠纷调解方法、调解技巧和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化制作方法。通过培训，全镇人民调解员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更加熟知了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和调解技巧，增强了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一件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可控的，会有向好也会有严峻的情况出现。莆田市人民调解员的变化，也不例外。莆田市人民调解在提高调解员专业素质以及扩大队伍等方面一步步向前稳健发展，但其面对的调解员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只有在解决好如何往人民调解员队伍中汇入新鲜血液这个问题之后，莆田的人民调解才会更上一层楼。
业、外来民工排忧解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想法。不久之后，侯毅个人调解室得以批准建立。随着侯毅调解室的发展，莆田政府也给予了其资金上的帮助。此后，侯毅于2015年7月又成立了莆田市劳动关系协会，并担任会长；2016年，城厢区政法委在此基础上牵头成立了莆田市劳动关系协会1+N调处中心，侯毅再次担任主任。
“找最专业的人，做最专业的事”。早期，莆田的调解人员队伍大多由村（居）委会的村干部组成，他们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仅仅单纯依靠社会经验和人情脸面。为了让更多人在面对纠纷时能够选择人民调解这一方式，莆田市开始召集专业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在构建调解员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上前进。
截至2020年底，莆田市全市共有调委会1145个，调解员5248名，专职人民调解员783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121名。同时政府加强整合各行业资源，涉及有法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城市管理纠纷等25个不同行业专业领域，鼓励一批不同行业专业领域的会员加入莆田市疑难复杂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库，至今已有29名专家在为莆田人民调解专业化添砖加瓦。
调解员素养的不断提升对于林庆元而言，并不意外。他个人调解素养的提高，正是莆田市对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的具体要求的体现。
从前的林庆元常常仅凭对调解工作的一腔热血便上场做事，但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开展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图为林庆元现场调解画面 林庆元供图
图为侯毅现场调解画面 侯毅供图
彼时，侯毅萌生了成立一个为异地企
调解矛盾类型:更加趋向复杂化、特征化
社会在变化，人民调解矛盾纠纷类型也随之改变。传统的邻里纠纷、边角地纠纷等已不再是矛盾纠纷的重点难点，继而出现的婚姻纠纷、企业劳资纠纷、医疗纠纷、互联网电商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新型纠纷类型不断发生。矛盾纠纷呈现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调解难度复杂化的趋势。
莆田市近三年人民调解矛盾类型主要有以下五种：邻里纠纷、地域边界纠纷、经济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医患纠纷。社会上矛盾种类复杂多样，其中邻里纠纷高达8179件，地域边界纠纷有3099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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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纠纷有2106件，婚姻家庭纠纷779件，医患纠纷最少，170件。
这些矛盾纠纷都发生在基层，影响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而选择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是贴近群众、符合经济环境、省时省力的方法。它可以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环境。尤其是邻里纠纷，矛盾始于居住地的周围，走司法程序太过严肃，伤了情分，丢了面子。通过与调解员当面接触，交心诉说，缓解两家矛盾，重新交好，则是群众首选的便捷方法。
龙去脉，当事人便破口大骂了。
余文烟告诉记者，类似的邻里纠纷时有发生，被当事人骂也是家常便饭。“要讲经历的话，起码要三天三夜”。调解邻里纠纷时遭到的谩骂，余文烟似乎有不同角度的见解，他始终相信村民都是淳朴善良的。
“长这么大的人用小棺材能放得进去吗？”听到这句话，老人家就笑了起来。幽默是余文烟化解谩骂的方式。“这个笑就释放出来了，这个时候抓住机会耐心讲解，老人家就听了。”最终靠幽默的方式，余文烟成功调解了此事。
其中，陈元棋调解过最多的是婚姻矛盾纠纷。“两顾”、高礼金、先结婚不领证的莆田式婚姻极易引发纠纷，从而导致家暴、遗弃孩子等事件。婚姻纠纷如果不及时调解，一朝发泄，往往会让夫妻反目成仇，做出出格行为，影响社会的稳定。
2021年11月，陈元棋正在调解一起棘手的离婚纠纷事件，起因是离婚导致的聘金是否返还和孩子抚养费如何处理。2020年年初结婚的翁某（男方）和苏某（女方）（但并未有结婚登记手续），2021年6月因感情不和决定分开生活。苏某便向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起诉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经受理判决为非婚生儿子因未满两周岁而判由苏某抚养，翁某每年支付9600元给苏某作为非婚生儿子的抚养费直至非婚生儿子年满18周岁止。翁某不服继续上诉，但案经审理，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仍维持原判。因此，他们找到陈元棋，经过陈元棋十几天的集体调解，来回劝说，制定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法，最终在11月18日，双方本着自愿原则签下了协议，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
从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到经济纠纷再到医患纠纷……矛盾类型的多样化不断催更着人民调解的发展，调解员必须在矛盾类型焦点变化中不断更新知识储备，积累经验，与时俱进。
就莆田市的人民调解矛盾类型演变过程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相对封闭，大家都是在各个生产队，村民小组里面生活，矛盾纠纷类型比较单一，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比如说一只老母鸡下了一个鸡蛋被别人捡走，稻草作为燃料被别人拿走，种瓜果蔬菜的一些边角地之争，大人因为小孩子吵架等引起的邻里纠纷。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等原因，农村的邻里纠纷、边角地纠纷等慢慢转移到城市，逐渐呈现出婚姻纠纷、企业经济纠纷、医患纠纷等多元类型并存状态。
作为人民调解的主力军，调解员在不同的矛盾类型中不断摸索前进，支撑起莆田市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
余文烟是人民调解员队伍中的普通一员，自1981年在莆田市涵江区䂬溪村担任村主任以来开始接触调解工作。上世纪80年代的矛盾类型大部分是单一的邻里纠纷，余文烟早期调解过最多的矛盾类型也非邻里纠纷莫属了。
“妈的王八蛋，绝后子，棺材子……”这是余文烟在调解时被人骂的场景。
事情发生在1988年，至今他仍记忆深刻。案子是当事人不小心误砍了别人家的树，被主人家抓了现行，双方争执不下。余文烟出面调解此事，还没厘清事情的来
图为莆田市近三年人民调解矛盾类型
数据来源于莆田市司法局
图为莆田市近三年矛盾类型占比图
数据来源于莆田市司法局
图为余文烟在线上调解婚姻家庭类案件 余文烟供图
跟余文烟不同的是，67岁高龄的调解员陈元棋也有自己的调解感悟：“让咱们看到调解后双方能够诚实守信将纠纷矛盾化解为和谐之音，让一诺千金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准则，用调解守护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善良天性。”
从1974年开始，陈元棋便在大队里处理矛盾纠纷，从单一到多元，47个年头以来，陈元棋调解过邻里纠纷、土地纠纷、婚姻纠纷、经济纠纷等多种类型。
图为陈元棋上门调解 陈元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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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棋坦言，随着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调解工作越来越复杂，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心尽力调解每一种类型的矛盾纠纷。“要干到走不动为止”，这是他对自己调解工作的坚持。
20世纪九十年代，莆田鞋革产业迅猛发展，大量外来务工人口涌入莆田，经济劳资纠纷频发。据统计目前为止莆田市外来务工人员约有81万人，主要分布在制鞋、建筑工地、家具公司等行业，由于法律知识匮乏等原因，他们时常遭遇欠薪、工伤、交通事故等方面的维权困境，
对于讨要工资，讨公道，侯毅感同身受，想为外来民工排忧解难的想法由此萌生。2013年，他便开始做人民调解工作。
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以来，侯毅成功调处各类民间纠纷1000多件，其中企业劳资纠纷是侯毅调解工作的重心。
从改革开放到步入新时代，矛盾类型日益趋向复杂化、多层次化、多样化，如何面对新时代矛盾纠纷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这就要求人民调解要在发展变化中找准定位，与时俱进，根据纠纷的类型采取多样化、专业化的手段，使人民调解不断适应群体性、专业性、应急性等矛盾纠纷的迫切需要。
了解不够深入，问题分析不够透彻。
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实行百分制量化考评。在基层治理工作的考评中，调解这一块内容就单独给了20分。矛盾纠纷不出村就可以加分，如果把事情推到乡镇里面去解决，就叫矛盾出村，到年终考评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这样一环扣一环按百分制进行考核，在工作上层层落实。
要想村里的案件不出村，村委会就得自己调解。一般都是请讲话有分量、德高望重的人来承担这一职责。1981年从事调解工作的余文烟，一开始进行调解时主要靠他村主任的个人身份，有威望，德高望重，大多数人都会给面子，加之有一定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用幽默化解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矛盾化解期间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而化解矛盾的整个过程都是余文烟一个人的工作。
当时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的邻里纠纷，边角地纠纷等慢慢转移到城市，逐渐演变成以经济纠纷为主，但产生纠纷的地方是在城市，人的户籍地还在农村，要解决纠纷，需要回到所在地进行。因为当时的规定是按照户口所在地处理，当地的司法所、村干部、调解主任也只能听取双方的阐述，不能实地考察。
后来,全国进行了调整，必须要在发生地去调解矛盾。调整后的就近调解、就快调解、及时解决，减少矛盾激化和负面影响，节省工作时间，提高调解工作效率；调解人与被调解人彼此不熟悉，调解相对公平公正，不会带色彩进行调解；现在的调解机构一般会配备一些外地调解员，联合其他省份的商会利用乡音乡愁调解，增
川老家赶到莆田，在赔付金额上家属与校方、施工方产生分歧。侯毅参与调解，他从老乡、法律的角度，加之五年调解的经验与死者家属耐心沟通，最终达成赔偿协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莆田系”医院迅速扩张，医患纠纷屡见不鲜，紧张的医患关系早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心头病”，医疗矛盾纠纷随之频发。如何高效地处理医患纠纷成为了人民调解的重大难题。
1992年便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林庆元今年59岁。从单一到多元，林庆元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989件。自2010年开始，他便专注于医患纠纷类型。现任仙游县148法律服务所兼仙游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其在调解医疗纠纷方面的成就可谓功不可没。
林庆元在《医疗纠纷仙游解法》一书中讲到，医患纠纷涉及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暴力、医闹多发等特点，其中涉及法律、医疗、政策法规、公序良俗等多方面知识。在重大、复杂、疑难的群体纠纷中，对调解员自身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图为侯毅正在调解 侯毅供图
“你走东家串西家，解了多少个难解的结，破了多少个难破的茧，圆了多少个难圆的梦，打开了多少难开的锁。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温暖化解人们心中的冰冷，你没有豪言壮语，却用实际行动博得了群众的礼赞，用辛勤的汗水，保证社会稳定家庭和谐。”这首赞歌便是歌颂至深至朴的基层人民调解员所拥有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为了社会的和谐美好，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甘做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千万人心。
莆田市40年来人民调解工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调解员们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新办法，调解手段不断丰富完善，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调解质量也有了提升。
在改革开放初期，莆田市人民调解手段单一，主要由调解员一人牵头，与被调解方进行面对面交流。期间，被调解人难免情绪激动，有过激行为，而调解员则在一旁不间断地劝导。这种直接生硬的调解手段效果没有达到最佳，且对被调解人的
2018年6月，某公司的员工在莆田学院北区的天桥上施工时，莆田学院学生何某恰巧经过，被横在桥上的吊绳绊倒，造成摔伤死亡。事故发生后，死者亲属从四
图为林庆元正在调解 林庆元供图
调解纠纷手段：从单一走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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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亲切感。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调解员们在进行人民调解时手段也作出相应的改变。莆田市实行乡、村两级各部门、乡村居纵、横融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机制，调解中心与政府部门互相配合，大大整合了社会资源，有效地打破了地域界限，层层互助，真正实现了大调解模式。
首先，调解方式更加灵活。余文烟在接到案件时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提前看清楚、了解透彻案件发生情况，梳理案件的纠结点，通过调解双方诉说各自的纠结点，找出共同纠结点加以分析，掌握双方动态信息。通过寻找一个平衡点，根据双方利益最大化进行折中处理。当调解中双方不肯让步的时候，余文烟则转变思路，让对方请自己吃饭，增进与被调解人的感情，提高矛盾化解的成功率。
会的规章制度办理委托，甚至是一些西方习俗的手续；配合工作，才能帮你去依法维权；再要把事实依据陈述出来，提供相关证据，反映客观事实，不能弄虚作假。而侯毅也会认真地做好笔记，根据被调解人提供的证据找到矛盾的另一方，并且去收集证据，通过对两方证据的筛选，理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因为往往当事人反映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对他没有利的一面都隐藏起来，因此身为调解员需要去伪存真，把他们的交点找出来，尽可能的拉进他们的认知，找到一个平衡点。”侯毅说，最后，案件受理过后与调委会要一起分析整理出一个调解前的方案，根据法律，根据事实依据，对案件进行分析，依法调解。调解结束后，还要撰写调解结论，把整个调解经过都记录在案。
最后，调解方法更加暖心。1974年从事调解工作的陈元棋在调解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被调解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获得过见义勇为奖，在调解时把好人好事精神与大家分享，打动被调解人；同时在调解时讲土话，话糙理不糙，拉近与被调解人的距离。
路边等车的陈大爷全身烧伤近50%。陈大爷通过伤情鉴定达到二级伤残，责任方却推诿责任，甚至请了代理律师想走诉讼渠道。这时的侯毅冷静分析矛盾所在，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多种调解相结合方式，结合当时疫情环境，在调解前，利用微信、电话等多种线上工具积极与当事人沟通，耐心地从法律的角度剖析问题。通过“背靠背”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分析利弊，引导当事人冷静地看待问题。后又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现场调解，最后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矛盾成功化解。根据法律规定、国家二级伤残的鉴定标准、受伤的程度，根据责任划分，对陈大爷进行了赔偿。
图为余文烟调解现场 余文烟供图
2013年从事调解工作的莆田市劳动关系协会会长侯毅，在2019年调解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案件。当时正处sas疫情，城厢区南园路辅道上，某水质公司发包给施工单位的一项地勘项目，在进行污水管道钻探时，造成天然气泄露引发爆炸，将n
图为侯毅调解现场 侯毅供图
调解成功比例：整体有大幅提升
其次，调解手段更加科学。1992年从事调解工作的林庆元认为调解的基础就是事实弄清楚，然后,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运用新颖的调节方法技巧去劝导、说服，让他们形成一个解决纠纷的共识。
除此之外，调解流程更加有序。公平公正的侯毅调解时严谨认真，从实际出发看待问题，在受理案件后，先对当事人讲明以下几点：自己的身份，是免费调解；告知当事人，如果同意调解，要按照调委会的
图为陈元棋调解签协议现场 陈元棋供图
个医患纠纷时，先从“情”切入，对患者全子宫切除的不幸后果表以同情抚慰；从生男育女都一样的实例，说明把女儿培育成人一样能光宗耀祖的道理，引导患者夫妇走出习俗误区；再以“理”调“事”，引导医护人员认识到如果在患者询问是否须继续住院观察时，能有职业敏感，让患者继续住院观察，或许患者的“大出血致全子宫切除”能因及时诊疗而幸免；后以“法”疏引，依据执业医师法和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医患双方进行说理释法，为医患双方搭上沟通和解平台，妥善化解了一场群体纷争。
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民调解的手段不断发展变化，走向成熟，大大助力调解员提高化解纠纷率。人的一辈子做几件，甚至几十件好事是很正常的，但能够像林庆元、陈元棋、侯毅等人这般日日夜夜为群众殚精竭虑的却占少数，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为莆田社会注入活力，这个妈祖的故乡才能欣欣向荣，铺展开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40年来,莆田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莆田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案件共15610件。其中，调解成功的有15111件，成功率96.8%。而在2018到2020这三年当中，全市各级各类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矛盾纠纷17555件，其中调解成功的有17505
林庆元在调解“生完女儿后大出血致全子宫切除导致今后不能怀孕，传丁无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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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5件，成功率高达99.8%。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在当代民间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必要性，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也越发凸显。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有多方面的原因。为了完善人民调解制度，规范人民调解行为活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有法可依，依法调解，提高了人民调解活动的法律效力。同时，政府也提供部分经费保障，授予调解组织或个人荣誉称号。而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做法是，组织调解经验交流讲座，各种培训活动，从而提高调解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
陈元棋的个人调解室就设在家里。一张办公桌，一张调解使用的大长桌子，几把椅子，最炎热的天气也不见家中在运作的风扇，最简单的布局和家具构成了陈元棋的工作环境。但他的工作地点又不仅限于家中，即使哪天身体不便，他还是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上门进行调解。
“不怕热的，而且还不怕风雨，我的小电动车上装有雨衣和伞，都准备得很充分，只要一有人找，便立刻出发，一刻也不耽搁。你能看到的那辆车，一直是停在门口的，一叫就出发。”陈元棋骄傲地说道。
1974年，自陈元棋开始在大队处理土地纠纷那一刻起，便与调解这份工作建立起了难以言喻的缘分，一辈子做一个维护社会安定的小小调解员。
东庄镇党委副书记王德锋说，陈元棋是个热心人，他凭借“中国好人”的金字招牌，除了在镇里调解外，还利用节假日、周末、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进村入户，义务调解纠纷。在镇调解室上班的两年时间里，已调解不下200宗纠纷，调解成功率在50%以上。
2.“拼命三郎”林庆元的调解法宝：公平公正
莆田市人民调解成功率变化图
从采访中可以得知，人民调解员们大都是本着做好事、做公德的初心从事该行业，不管是因为自身的经历而从事调解工作；还是从曾经的一无所知到现在的金牌调解员、调解专家、调解能手，他们靠的又是什么？
1.“中国好人”陈元棋的调解法宝：电动车
图为陈元棋准备驾车外出调解画面
陈婧摄
陈元棋的桌上摆放着十几本一毛钱硬币厚的笔记，那是他这些年调解案例的缩影。上面完整记录了他调解过的案例，包括开始调解时间、调解过程、被调解人的信息以及最终的调解结果等，详细资料在这些笔记本里都能找到。因为需要方便快捷所以现在都讲求电子办公，但陈元棋年纪较大，学习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以手写的形式记录它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是陈元棋对调解工作的一份热情和坚守。
“如今生活中好像到处都是调解，如果不在家里的调解工作室，就在东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室里，如果没有在东庄镇的调解室里，就是在走往镇调解室的路上，如果在通往镇调解室的路上没有遇到，那一定在讼争户或信访户的事发现场……”陈元棋笑着说道。
“平时也不太喜欢出去玩，而且也没有时间，要去调解纠纷呢。就是希望能够尽所能多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自2016年陈元棋个人调解室成立以来，他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处理纠纷案件。
左图为林庆元调解成功，赢得当事人感谢 林庆元供图
同样在莆田市人民调解员队伍中,林庆元的名字，连同他那一个个生动传奇的调解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
他曾荣获“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好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福建省优秀青年卫士、福建省优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福建省法制宣传教育模范、福建省人民调解能手和福建省优秀职工之友、莆田市劳动模范、莆田市职业道德十佳标兵、仙游县劳动模范、仙游县十大杰出青年卫士、感动仙游十大人物提名奖等39项荣誉。
他像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法治平安的正能量，他的事迹在省内外多家主流媒体广为传播。
1992年正月初二，因两姓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林庆元的家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械斗。
一起上万人参与的群体宗族械斗,2人丧命6人重伤。
此时，高中毕业后的林庆元在某中学担任代课老师。在此之前，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会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但这件事的发生撼动了他教书育人的心，他想要去了解这矛盾纠纷背后真正的原因，想要有既能化解矛盾，又能融化冻结在人们心头坚冰的办法。
思来想去，他想放弃教师的工作去从事法律服务与人民调解工作，在他心中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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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着的只有“救济”与“震慑”。得到父亲的支持后，1992年9月，他如愿应聘到仙游县大济司法办，成为了一名法律工作者，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普法宣传教育，而这个工作一干就是10年。
2018年，因分家析产契约效力的争议和赡养问题，七十多岁高龄的村民郑某夫妇与三个儿子的矛盾日愈加深。两年间，双方多次向有关部门上访，有关部门数次协调却始终无果。
2020年7月，林庆元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并没有急着马上展开调解。经过一番深入调查了解后，他先与相关当事人分别进行沟通，既讲法说理，又习俗劝谏。在引导各当事人换位思考，逐步唤回各方亲情反思后，林庆元将各当事人召集到调解工作室，一边帮他们理好“赡养”账，厘清各自责任义务，一边反复播放一首“万爱千恩”的歌。中午，他又自费请各当事人吃碗“汤面”，择机讲解歌词背后的故事，将各方当事人带进“子欲孝，亲不在”和“儿行千里父母忧”的感触情境中，促使各方达成遵循析产契约，承担养老送终义务的协议。
站在当事双方的角度探讨问题，不偏不倚，专业性强，不为其中一方说话，公平公正调解……这些都是被调解人对林庆元的评价。
化身“拼命三郎”的他究竟图什么？
“就图百姓和谐安宁，社会正义公平。”
在林庆元担任县医调委主任的10年中，他共化解医疗群体纠纷528件，调解率、成功率、协议履行率均实现100%，保持医疗纠纷零反弹、零上访、零暴力。
处各类民间纠纷1000多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6%，被市政法委和司法局授予“三星金牌调解员”,“十佳新莆田人”等光荣称号。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9月至2017年，侯毅经手调处成功的大小各类民事纠纷近300多件，为农民工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共计3000多万元，案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9％。
采访中，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同的被调解人对于莆田市调解员的调解方式和最后的结果都呈好评如潮的看法。
“感觉侯毅调解得很合适，在处理问题时很积极，下一步要干嘛要做什么，侯毅会把每一个步骤都很好地告诉我，所以对这次调解的满意度还是很高。”在天然气爆炸纠纷案中得到圆满解决的张先生说。
新产业工人翁智勇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元棋，并在他的调解下顺利解决了困扰自己已久的一起纠纷，激动地对记者说道：“听说他能力很强。原本这个案件双方态度都很不好，但是陈元棋很有耐心，很负责任，在这次调解中的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所以很感谢陈元棋的调解，很信任他的调解。”
保持医疗纠纷零反弹、零上访、零暴力。
解室、8个县（区）级金牌调解室、9个“两代表一委员”调解室，参与评定星级调解员1021名。调解队伍的不断壮大，调解人员专业素养的不断提高，调解手段的不断创新，是莆田市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在莆田市人民调解员们解决纠纷的成功率越来越高的同时，调解工作的难度也一天天变化，甚至有一些问题多年来悬而未决。
莆田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的职能是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该科室的负责人余永华科长指出，近年来，莆田社会新型矛盾纠纷增多，涉及专业性、行业性领域广泛，调解难度增大，市直事业单位、区域性、行业性等新型调解组织的建设目前还比较薄弱，存在着“断层”和“空档”现象。
在一些地方，人民调解成为纯粹的义务性工作。例如，陈元棋现在进行的就是无薪资调解工作，没有任何的收入来源，只凭调解员的公益心来保持调解工作的延续。
“这一行为是否可行，当这一任调解员的工作达到极限后，要如何保证后续调解工作的正常运作？”余科长表示，现在部分村（居）民委员会自身没有经费来源，难以保障人民调解员的报酬以及其他必要的人民调解经费，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缺乏刚性的经费保障机制的情况，这也将直接导致人民调解工作后续乏人。
2021年10月10日，福建莆田平海镇发生一起命案，被害人一家2人死亡3人受
伤。凶手、平海镇上林村村民欧某中畏罪潜
3.“新莆田人”侯毅的调解法宝：经历丰富
在莆田的大街小巷也传颂着这样一位从外省来的好心人，九年来年年如一日地把热情投入到人民调解工作中，不怕苦累，他就是侯毅。
侯毅在不同地方从事过不同岗位的工作，工作经验极为丰富，工作历程艰辛曲折。1986年他在广元市旺苍县国营企业通用机械厂工作，先后从事铸造工、电工、钳工，担任过质检员、技术员、采购员、工会干事、办公室主任。1992年调入四川省南充市外贸局工作，先后担任过科长、驻新疆伊犁边贸办事处主任，局长助理等职。1999年他停薪留职到福建省厦门市经商创办建筑企业，先后从事施工员、项目经理、公司总经理。后在2011年因中标一个项目来到了莆田创办了福建省三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侯毅现为莆田市劳动关系协会会长，自2013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以来，成功调
处各类
图为侯毅现场调解图片 侯毅供图
莆田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未来：任重道远
弹指之间，一晃40年过去。莆田市人民调解经过40年来的发展，先后成立了“庆元调解室”、“侯毅民心调解工作室”等90家个人调解室，获评7个市区级金牌调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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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凶手、平海镇上林村村民欧某中畏罪潜逃继而自杀。据媒体报道，酿成重大血案的原因正是一起数年未能解决的土地纠纷，难以调和且一直没有回应造成的。
究其原因，专职调解员余文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事件发生后，没有认真对待纠纷，只是任其发展，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余文烟表示，部分调解组织在面对调解问题发生时，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感来面对和解决非常重要。
足见，莆田市人民调解工作的未来任重道远。如何总结过去的经验，更好地探寻人民调解制度的角色，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还是一个亟待政府集思广益解决的问题。
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关松立律师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自己见过的人民调解大多是在法律诉讼之前。“中国人很多，所以他们的事也会很多，没办法一直依靠法院来进行判决，所以人民调解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但关律师同时也指出，很多人之所以选择诉讼，就是因为调解不成，无奈之下选择诉讼，现在法院一般会在诉前进行人民调解。
“老百姓可能会在两种情况下选择人民调解：第一，可能证据不足，会选择人民调解这种方式解决纠纷；第二，可能没想到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只想着能找人帮忙解决事情就完事。”
关律师认为，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后是具有法律效率的，可以通过宣传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人民调解的重要作用用。
余永华介绍，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重要途径。2020年9月福建省司法厅联合省直7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积极推动在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7个行政纠纷量较大的部门培育行政调解组织。此前，莆田市司法局也已结合省厅《意见》精神，结合莆田市的工作实际，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试行）》，以加强行政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实现矛盾不上交，推动建设法治政府，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为莆田市综治中心 陈婧摄
图为和谐小组采访西天尾镇司法所所长 陈婧摄
图为和谐小组与陈元棋合影 路人摄
图为和谐小组与余科长合影
司法局工作人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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