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经济》电子周刊24

提升东莞

       未来的竞争，城市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拼。在这个区域，新兴产业能否尽快地集聚起来，科技企业能否很好地发展下去，创新型人才能否诗意地汇聚这里，就在于其营商环境是优良还是恶劣，是受到人们的欢迎还是遭到摈弃。       营商环境的营造，事关经济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它是根本的前提和基础。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企业，企业能不能创新，是否充满活力，能不能勇于爬坡过坎，需要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而这一切，最终都回归到对于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对于企业家的价值肯定上来。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是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的四大核心。       我们认为，只有不断创新服务企业的体制机制，促进产业链服务链完善，最大程度地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提升城市的人文魅力，在金融领域优先服务并支持实体经济；只有给予民营企业稳定的政策预期，在全社会范围给予企业家充分的尊重，时时都能为企业家撑把伞，那么毫无疑义地，这个区域将获得跨越式发展的长久的动能，东莞将获得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提升东莞核心竞争力

本刊主办单位：

出版物名称：

主编：

责任编辑：

编辑：

美术编辑：

地址：

编辑部电话：

编辑部传真：

电子信箱：

运营：

电话：

出版日期：

期数：

读者之友QQ群：

东莞经济

李智勇

籍   康

周柱强   段忠慧   赵森林 

刘伟锋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9路东莞电商协会大厦A501

0769-22892355

0769-22892357

dgjjzz@163.com

广东至善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0769-22892357

2021年04月23日

08期（总第24期）

30530461

官方网站：http://www.newdongguan.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gjjzz

CONTENTS

DONGGUAN

我理解中的营商环境 

营造营商环境 破解内外困局

营商环境是核心竞争力

推动制度创新

打造东莞巧实力

提升人文魅力

打造东莞软实力

高房价将摧毁

东莞营商环境

创新金融服务

赋能制造业发展

华生

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呢？这首先是对产权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交换的是各自的财产权利。我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产权，换来你放弃了拥有自己货物或服务的权利。这里的关键是双方地位平等，不能强取，不能豪夺。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便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麻烦的是，平等和产权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中从来最缺乏。中国自西汉起就有“盐铁官营”，赚钱的事朝廷自家就直接垄断了。从春秋末期孔子感叹的“苛政猛于虎”到大唐白居易的《卖炭翁》都可知，就是老百姓维持生计的家当，遇到官府，也绝无平等和产权保护可言。即便各朝各代的巨商大贾，若不识时务，或不知进退，常有性命之虞。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想自立于朝廷做生意，不行。像胡雪岩那样当红顶商人也没有好下场。产权得不到保护，无产者无恒心，这是中国社会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总被打断，经济发展在历史上长期停滞、在近代严重落伍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我们也迎来了过去不敢想象的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空前强盛的中国。因此，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实际上凡需要扶持和倾斜的对象就已经说明了其弱势地位，本身就是问题。况且，与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民营企业本身也参差不齐。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惩恶扬善，才是竞争中性。须知财产权本身就是一个法律概念。

故而其二，讲营商环境无法离开法治。法治在这里是指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规则管理市场。规则要改变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们能够建立合理预期。法治是尊重和保护产权的必然延伸。否则，政府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就没有公平可言。或者政府自己倒是不直接下场，但随意横征暴敛，政策出尔反尔，产权保护也会成了空话。

现在，中国的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我们很多法规要求很高。由于标准太高，不切实际，这样大家都只能想办法变通，规避绕道，乃至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由于大家都打折扣没真做，你要老老实实，那基本就要在竞争中出局。地方政府也知道这个情况，故而一些地方也大出土政策，变通执行，进而造成不公平竞争。

2021

April

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一个稳定的营商环境，就不能没有对权力的制约。而且其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一个营商环境。因为营商环境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是整个经济环境、司法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产物。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特权，人人平等和受尊重的理想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比光荣。我们今天还没法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用人民的自我武装和直接民主自治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因而设计和发展完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制约制度，保证权力从上到下无一例外地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更为关键和重要。

实际上，即便是在古代中国，中下层官府及各级官员也不能为所欲为，其权力也还是多少受到制约的。所谓没有权力制约主要是指对顶层权力没有制约。近代以来在权力的使用和制约方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解体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中，都有过惨痛的教训。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百年以来极为曲折起伏的道路充分说明，能否建立起对国家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制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国家机器仍然需要长期存在的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必然内容和要求。

（华生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本文根据华生教授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发言原话整理，并经其本人确认。标题有修改）

二是所谓窗口指导。近年来政府精简和废止了不少繁文缛节，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减轻了市场主体的麻烦和负担，这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政府为了救火或为了提高自己办事效率亦或执行力度，又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非常苦恼，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一些部门说，他们准备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他们的这些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不合时宜的法规当然不好，但毕竟还算知道要去拜哪些佛，烧什么香。而这些来无踪去无影的行政干预则更厉害更无章法，让人更无所适从。

三是人大这样相对超脱的正规立法机构因缺乏资源因而自己不立法，大部分立法工作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想整谁一整一个准。这样的机构，人坐在办公室里都有人上供，挡都挡不住。一些原本与经济部门无直接关系的清水衙门，当然也不甘寂寞，抓住机会就挤进审批、发证、备案的队伍，随即也过得风光起来。制度扭曲造成过去公务员们正式收入很低，但家里名酒名烟名牌从不断档，隐性收入更无法统计。这些都成为腐败滋生不息的土壤。

营商环境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是权力制约。不受约束的权力会被滥用，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信任任何国家机器的原因。因此，法治的最后一道安全门是权力制约。没有权力制约的法规颁布再多，也不会是法治，而是人治。因为权力没有约束，今天可以这么说，明天又可以那么说，一切随自己需要，自己意愿，自己高兴，结果还是人治。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有没有笼子就是法治与否的试金石。因为法是可以改的，条文也要人去解读。法治是当你认为办事、政策或执法不公的时候，还有说理的地方，还有不怕被打击报复、不怕被穿小鞋，能指望有人主持正义的地方。如果谁有权谁说了算，朝令夕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利益受损了也不敢吭声。有笼子也是关别人的，钥匙拿在自己手上。这当然就没有法治，也不会有稳定的营商环境。

2021

April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它就如一面全身镜，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精神文化、社会民生、政治生态等等；同时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该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效能和行政作风。

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欧美国家借机加速推动制造业回流，围堵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机构。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局势，中国如何通过优良的营商环境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值得全球期待的“中国方案”；面对“三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东莞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同样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东莞答卷”。）

文/周柱强

营商环境是衡量一座城市或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地方的重要软实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营商环境与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重要要求。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持续上升，我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挑战因素明显增多。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升级风险，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我国如何逆势而行，如何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变幻中赢得机遇、赢得主动、赢得优势，一定意义上讲，靠的就是营商环境。只有好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更多人才、资金、技术，使之成为全球投资热土、兴业沃土、生活乐土，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与抵御外部风险和压力的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及我国企业和机构进行围堵遏制。从实质上来说，这是东西方思维的碰撞，也可以说是新旧规则、新旧动力、新旧力量的较劲，全球局势进入了动荡期、变革期、转型期和调整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意味着要素自由流动空间增大，一个地方要想吸引人才、项目、资金，必须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经济外向度的提高必然要求在规则上与国际接轨，用国际视野和国际理念来促进我国发展。因此必须要提升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加入国际大循环，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充当“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起家。不可否认，这对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近几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兴起，使国际大循环屡屡受阻。面对如此国际形势，回归国内市场成为必然。

实际上，2020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4亿人当中，我们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比美国的人口总量还略多，而且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了60%。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而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日益需要，国内的市场潜力将不断被释放。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很多产业一度“外循环”受阻，导致“内循环”不畅，因此我们应该要将力量转回到国内，办好自己的事，以应对外部复杂环境。

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搞闭关锁国，只是把整个工作的着力点转到国内，让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更好地维护好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有效供需关系。而推动“双循环”战略，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深入和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以第31排名首次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40，相较上一次排名跃升了15个名次。可以看出，近年来通过不断深化“放管服”等一系列改革，我国营商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再加上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我国将会越来越受全球创新创业团队的青睐，成为全球投资创业的热土。

以特斯拉在上海投资设厂为例，在上海优质的营商环境下，仅仅用了10个月就完成了其“超级工厂”从破土动工到具备投产条件的跨越，连CEO马斯克都用“震惊”来形容中国行政办事效率之高。此外，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还大大解决了特斯拉的后顾之忧。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这样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服务”都大大提升了我国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促进“双循环”战略的良性运作。

总而言之，鉴于当前世界的局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不论是促进国内消费的内循环，还是稳外资外贸的外循环，优化营商环境都至关重要。只有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配置，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才能持续激发外资投资中国的热度和市场活力，才能增强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其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笔者认为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营商环境在当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因为想要成为接轨国际经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必定需要一个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那么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是什么呢？挑战又是什么呢？

与同类世界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占地面积超过旧金山、纽约和东京湾区面积的总和；港口吞吐量是以上三个世界级湾区总和的5倍，傲居世界第一；同时其人口年龄的结构也相对较轻、劳动力人口比重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动力强劲等优势。此外，香港的金融贸易，澳门的博彩文娱，深圳的高科技，东莞的制造业，每个城市都有较为明确的产业定位，可谓是分工明确又联系紧密。

然而，一湾之内，几种制度、几种语言并存的情况给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大湾区现存有三种制度、三种语言、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除此之外，还有三种流通货币和迥异的法律体系。如果大湾区各城市没有一个好的机制衔接，这样现实状况将为企业的投资和发展增添了众多壁垒。

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企业在大湾区投资设厂，但大湾区内各城市的政策、制度、法律、货币等互不统一，这将大大地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各城市间“特性”与“共性”的关系，尽可能多地消除城市间的各类壁垒。

粤港澳大湾区内包括市场法治水平、配套基础设施，以及行政服务效率等营商环境具体指标，都需要全面对标国际先进水准。同时，在保障湾区各城市协同推进营商环境的前提下，应加快打通区域内的政策和服务壁垒。

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开放度最高的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建设，起点较高，目标也更高远。对外，它要建成一个能够吸引国际国内投资的创业平台，接轨国际经济合作；对内，它要成为全国其它地方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改善的试点和榜样，承担的使命亦非同一般。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深圳将会超越硅谷，因为硅谷没有东莞这样水平的制造业承接基地。”

按照国家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规划要求，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深圳、东莞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一体联动是国家使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先行地，深圳、东莞40年来共同进步、密不可分。从集聚“三来一补”企业的世界工厂，到以创新为核心引擎的全球智都，深圳、东莞排头并进、相辅相成。如今，面临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机遇，深莞“深度融合、一体联动”新格局未来可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深圳、东莞之间的深度融合联系。《纲要》明确，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东莞等重要节点城市在建设时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强化与深圳等中心城市的互动合作，带动周边特色城镇发展，共同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要建设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仅隔半年，《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同样明确深圳与东莞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要推进深莞惠联动发展，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根据《纲要》和《意见》，可以看出，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背景下，深圳、东莞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一体联动是落实国家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是深圳、东莞提升发展效率，发挥“1加1大于2”功能的重大决策。

 双城融合，交通先行。随着轨道交通的不断推进和建设，深圳与东莞的时间距离日益缩短，人才交流、资源汇聚、产业交融将愈发便利。为推进深莞惠交通一体化，深圳多条地铁在建设时就考虑了预留与相邻城市轨道交通的对接条件，深圳地铁6号线支线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连接长三角、珠三角间交流的又一条重要快速通道

赣深铁路深圳段各项工作平稳推进，预计2021年建成通车，实现深莞半小时互通；总投资119亿元的穗莞深城际轨道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至前海段工程正在施工，通车后将实现东莞、深圳西部地区与深圳中心城区及沿线重要片区的快速通达，对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展开深莞两地经济图谱，产业联动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华为为例，总部在深圳，手机终端基地在东莞。此外，OPPO、VIVO、大疆创新科技、康佳集团、碧桂园等一大批企业在深莞两地跨城布局。显然，随着经济成长内涵和模式的变化，深莞两城的经济互动加强，两城的依赖性将越来越强，未来深圳超越硅谷成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研发中心，显然离不开东莞强大的“智造”能力；未来东莞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之都，同样离不开深圳强大的创新创意和金融支撑。

2021

April

2021

April

文/籍康

什么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怎样去打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我们探讨营商环境首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让企业实现简单生存和高效发展，如何让人才有效聚焦和才能得以发挥，使社会办事效率极高、交易成本极低，实现制度、政策、服务的标准化和普惠性，这是城市营商环境要解决的本质问题。

水美则鱼肥，土沃则稻香。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外资。”李克强总理在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各地要既不忘“抓项目”的老本事，更要学习“造环境”的新本领，由过去追求优惠政策“洼地”，转为打造公平营商环境的“高地”。

实际上，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楼房有多么高马路有多么宽敞，也不在于中央广场多大产值多少，而在于其营商环境之优良。一个优质的营商环境，必然包容张扬的个性和创新的精神，其一切工作和服务必然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人们的才能发挥。

营商环境从广义上来说，是企业经营的全要素环境，既包括宏观经济学传统关注的自然禀赋、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也包括产业经济学所关注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激励机制，还包括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社会治安。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曾说，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

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的10项营商环境一级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以此为依据衡量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营商环境。一般来说，人们通常把营商环境分为三类：一是营商软环境指数，其主要包括开办企业、执行合同、财产登记、内外资投资增速、税负水平等指标，反映了开办企业、财产登记的便利性，合同执行与财产保护的水平以及企业运行制度交易成本等；二是商务成本指数，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生产要素成本及变化，主要包括水价、电价、气价、地价、劳动力成本价格等，反映了市场主体运营成本及发展活力；三是政府社会服务指数，如法律、科技、融资、医疗、教育、养老等，反映了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与水平。

简言之，营商环境就是怎么样让老百姓、让市场主体更舒服、更便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何立胜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包括经营主体较低的运行成本，获得土地、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的便利性，而且包括稳定公平透明的法规政策、行政服务效率、管理规范高效、创新包容的氛围以及适宜的生活环境。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优化城市的营商环境，最终目的是要聚企业、聚产业、聚人心。营商环境好了，已有企业才能留得住、发展得好，外来企业才会想进来，各类人才才会千方百计来此投资、创业和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涌现，各类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喷薄而出，最终才能锻造和增强整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2021

April

有学者认为，一定意义上， 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数字的差距、企业数量和质量的差距，实则是营商环境的差距。哪里的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哪里就更有竞争力。

东北三省对此深有感触。早在2016年，辽宁就率先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2017年，设立了全国唯一的省级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不久就升格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吉林省则提出，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坚决打好重塑环境攻坚战，省长景俊海受访时还为自己立下“小目标”：用倒计时心态把营商环境做到“全国最优”。2018年全国两会上，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对于营商环境之恶劣直言不讳，“自揭家丑”，表示要“用钢牙啃硬骨头，用猛药来治疴”。不久，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启动，对标国内国际最高标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培新撰文指出，曾有段时间，为招商引资，各地纷纷比拼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但此种模式终究不可持续。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种种优惠补贴，固然能够惠及一时，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公平高效的制度环境。特殊照顾与额外补贴，而不是普遍降税减费，所损害的恰恰是市场化、国际化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称，凡需要扶持和倾斜的对象，就已经说明其弱势地位，本身就是问题。况且，与其他任何群体一样，民营企业本身也参差不齐。民企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不偏不倚，依法办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也曾撰文强调，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通过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会给我们带来进一步的改革，就会真正形成法无授权不能为，想作为也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的市场和政府管理之间的一个环节。因此，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

黄奇帆说，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倒逼我们更加开放，因为没有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加快促进创新驱动。此外，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

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规模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发展困境。走在不同的城市，你会沮丧地发现，相隔千里的城市竟然大同小异、似曾相识。

在当代城市经营中，城市之间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原创力的较量，是创意、创造力的较量。

在强调科技、创新、融合的21世纪，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城市首先将是一个有文化原创力的城市，是吸引眼球的城市，是让人感到快乐的城市，也是生活有滋有味的城市，比如“浪漫之城”巴黎、“音乐之城”维也纳、“电影节之城”戛纳、“文学之城”斯德哥尔摩等等，都以文化魅力展示了城市软实力名片。

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成为新时代企业创新和产业融合的显著特征。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以富有历史传统的探戈舞为龙头，通过举办世界探戈大赛、探戈国际艺术节，将探戈舞与该市的旅游推广相关联，拓展和延伸探戈文化产业的链条，有力推动当地旅游、酒店和运输等产业发展，推动多元文化发展政策和多民族融合政策、社会和谐发展。

文化是开放的、进取的、包容的，是城市的灵魂；在千城一面的今天，文化使得城市得以被重新记忆、被救赎，使之成为名片。

笔者认为，只有站在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宏大视觉，梳理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文内涵和文化根基，才能塑造这座城市真正的名片和文化符号，才能重构城市的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浓厚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城市氛围和环境，才能激发各种创意创新喷薄而出，使得城市越来越有生机，才会使得已来的优秀人才更有归属感，使得全球各种优质人才和高质量项目蜂拥而至，也使得我们的企业更有生命力，使文化产业对接传统产业更有融合的潜力和升级的动力。

2021

April

“政策是否稳定、透明和可预见，是影响营商环境的核心要素。”中国入世谈判原首席代表龙永图在广州国际会议平行研讨会上指出，无论是海外投资者还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最关心的往往不是政策的优惠程度，而是政策和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即在三年或五年后，企业是否还能继续享有这些政策带来的优惠。 

龙永图说，政府在制定出台政策时，需要特别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可延续性，要营造一个透明、稳定、具有可预见性的营商环境，以减小政策变数对于营商环境的影响。

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反之，交易费用不为零，不同的权利配置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在既定条件下，最优资源配置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因外界因素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可能使经济增长部平衡、低效率。

“土地报建流程太慢，效率太低。同时，容积率太低，不能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高效利用。”东莞市五鑫精密机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昌对笔者表示，最重要的是，行政督导检查缺乏指导思想。比如消防报装和验收，缺乏统一和规范。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感到让很多本土企业家感到头痛的是安全生产和环保系统的频繁检查。“应急管理和环保系统检查很严格是对的，但不能以罚款为目的，而要以改善经营环境为主，以督导纠正为主。”程昌指出，大环境不好，企业本来就难过。行政机构经常下企业检查，让企业家疲于应付。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在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说，好的营商环境首先体现在对产权的真正尊重和法律保护。市场经济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和服务，实际上交换的是各自的财产权利。因此关键在于双方地位平等。

“讲营商环境无法离开法治。”华生说，法治在这里是指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规则管理市场。规则要改变也要有一定的程序，使人们能够建立合理预期。现在法治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在于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很多法规要求很高，不切实际，大家都只能想办法变通，规避绕道，乃至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进而造成不公平竞争。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

“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可以对民营企业家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而是要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务。

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企业面临着诸多困和挑战。各级政府应充分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充分包容企业家，把保护民营企业的制度政策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让民营企业感受法律的呵护，感到制度的温暖，尤其是要让那些处在困窘中的民营企业切实感到。

只有撑起制度和法治的保护伞,才能让企业家有信心、有安全感,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也才会引来更多有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企业家，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文/籍康

在五鑫精密机器设备公司董事长程昌看来，营商环境很大程度体现在执法的规范和体系的集成互动上，“各个部门经常下来检查消防、安全生产和环保，可是各个部门大都缺乏一套指导思想和执法规范。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各个部门没有互动。”

对于政府这些吃力不讨好的检查工作，很多企业并不买账，“政府应该可以干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大大简化土地流程审批，做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减少企业应对政府的精力。”程昌说。

实际上，不止是程昌，很多企业家普遍都遭遇类似的问题。这需要优化政府治理能力、强化各个体系集成，既要改进具体工作，又要进行制度创新，给企业经营予以更多的便捷、更大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尚不明朗的情势下，要在全社会提倡尊重、呵护企业家的制度氛围，让企业家更有尊严、更有冲劲。

未来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营商环境的大比拼。目前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从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求得发展更多转到靠创新驱动来实现新发展。创新驱动的基础在于要有个更好的营商环境，让微观主体能够更自由、更便捷、更平等地来投资消费，更自主地创业创新和创造。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府积极开展经济层面的制度创新，主要采取行政批文、发展规划等直接干预手段来替代尚未发育完善的市场机制；而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要正确调整自身角色定位，不仅要扮演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而且要更多地承担和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

有专家指出，要通过基于制度创新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在行政审批和涉企商事制度方面，仍存在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环节过多、交叉重复、标准化程度不高、信息联通共享程度较低以及“线上线下”不够协调等问题，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还有不少“堵点”和“痛点”;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存在重点领域难以覆盖、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缺乏完善和整体的制度性安排;在政府 

服务方面，还存在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现象依旧突出、涉企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生产以及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化待遇等问题。

        政府治理优化，在于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认为，转变政府职能，要使政府从资源配置当中腾出手来，投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工作。转变行政方式，重点是简化规范审批程序，尽量减少前置审批，一般事项“不见面”，复杂事项“一次办”。转变作风，重点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不搞形式主义。

        很多企业家向笔者反映，各级政府、不同行政体系对企业进行密集检查让企业家苦不堪言。对此，有学者认为，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强化各级政府的工作汇报机制，推进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联通共享，加强部门政策制度的集约集成，以此切实消除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全力推动政府治理效能优化，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尤其是涉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和消防等执法检查时，更需要高度的集约、集中、协同、高效的综合执法，避免企业担惊受怕疲于应对。

       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是重要方向。周文彰称，数字政府建设本质上是对权力的重构，首先要解决公务人员对权力的态度问题。把审批事项大量削减，是让手中的权力“缩水”；把大量事项由见面求情办理变成网上自主办理，是对权力的“让渡”。因此，没有自我革命精神，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不可能有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有战略指导，着眼于创新整个体制系统，

又要有战术推进，立足于改进具体工作事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在“一带一路”商业文化建设峰会上说，营商工作抓得越具体，也就越容易走向深入、越能够见到实效。

世界银行在评价各个国家和地区营商环境状况时，选取了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产权登记、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执行、破产办理10个方面的指标，在这个基础上，我国一些地区又根据实际需要确立了一些改革具体事项和评价指标，抓住这些具体事项进行改革，并对照最好水平加以比照完善，不仅使工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也直接解决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获得感。从战术层面说这是一种各个击破、直逼中心的做法，效果比较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强化这方面的探索。

但与此同时，要知微见著、以小博大，以具体工作为牵引，顺藤摸瓜，一直深入到最核心层面，找出最关键环节，立足于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体制的一种反映，实现了体制系统的整体优化，就意味着从根上解决了问题，这是一种治本的做法。把抓具体事项与创新体制系统整体相结合，不仅实现了治标和治本的统一，也形成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双向迎面推进，能够实现事半功倍和釜底抽薪的效果。

正视存在问题，吸纳尖锐的批评和有益建议，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范恒山称，政府要自觉把有关营商环境建设的内容放置于投资经营者和广大群众的严格挑剔之下，把社会上的各种不满情绪作为工作改进的重点。此外，在制度规则和政策方针制定上要力求做到没有模棱两可、没有题外话，做到内容清晰、界限清楚、赏罚分明，做到前后一致、稳定透明，做到依程序公开办理。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家参与市场经营的积极性和活跃度，决定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性与聚集度，也决定了这个地方有没有活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国际间的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使得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企业家精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在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指出，企业家精神不是依靠预测和计算来做出决策的，而是依赖于判断的、分散的决策。不同企业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决策，并通过市场来进行论证和试错。或许只有少数人会成功，但也正是这些少数人的成功，带来了更好的产品和技术，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张维迎称，企业家需要通过赚钱生存下去，而真正伟大的企业家，他的目标是不只是赚钱这么简单，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且这个目标对人类的进步非常重要。也正是这些少数派的伟大企业家，他们的成功将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确定和创新性，使得它更适合于相互纠错的市场经济。

在张维迎教授看来，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其实是企业家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集中决策，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断试错，只要纠正别人的错误就可以赚钱，能够带来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新市场，人类也因此享受到了“创新”的福利！ 

实际上，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它既可以用于生产性途径，例如企业管理、研发、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也可以用于非生产性途径，例如用大量的精力时间和财力与管制部门打交道。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经营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视程度。

须知道，办企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拉皮条。在市场经营中，很多企业家倾尽所有的财富，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把尊严和头颅放低，一心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价值的创造。因此，有学者建议，必须逐步完善产权制度，最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稳定企业家的心理预期，保障企业家获取其创新、创业行为所带来的全部收益。

40年来，在当时道路状况极差、没有工人、没有技术、缺乏资金的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之所以发展迅猛，离不开历届东莞主政者的高效品质服务和制度性改革。1978年，国家对外加工政策刚刚放开，东莞就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首创“办事一条龙”服务。如今，东莞全力打造珠三角审批流程最优、服务体验最佳的建设工程“一站式”实体服务大厅，通过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增强非公经济的发展活力。

东莞雀巢公司是东莞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作为雀巢公司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咖啡厂，东莞雀巢自1988年成立至今已扎根东莞33年，期间历经5次增资扩产、升级改造，目前年纳税额超过3亿元，已连续多年成为东莞纳税前十名外资企业。东莞前市长郑锦滔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雀巢咖啡想在中国办厂，与广东省外贸茶叶公司接洽没有结果，又与江苏扬州市商谈，后来还是慕名来到东莞。“我们跟雀巢公司亚太总裁谈，把最好的车给他用了，还把雀巢公司的人请到常平吃荔枝。”

  1991年10月24日，瑞士雀巢公司总裁马浩文及雀巢公司亚太地区总裁陈瀚恩到东莞来视察，因为视察后还要到香港转机赶赴下一个行程，时间很赶，为此东莞方面特意出面帮忙安排直升机，将二人从广州的白云机场接到东莞。东莞市政府的热情最终感动了雀巢，最终雀巢决定在东莞建厂。

雀巢在东莞投资设厂的示范效应在国际上影响巨大，先是港资的大量涌入，日本、欧美等地企业纷至沓来，引发了新的投资潮，东莞的外资企业数量迅速扩大。为了促进外商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便提上了日程。

得风气之先，才能不断引领时代。应当看到，从“世界工厂”到国际制造业名城，再到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东莞改革发展一路走来，铺开的是一条奋发实干之路。东莞需继续“敢为天下先”，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文/籍康 赵森林 

也就在两年前，有位东莞企业家朋友为响应湖南某市政府号召前往该地兴建产业园，大力招商引资。当地政府在土地、税收、水电等方面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政策支持。该朋友一时荣耀非常，感觉春天要来了。

可没过多久，该朋友就灰溜溜地撤回来了。问及原因时，该朋友大倒苦水：尽管用地用人成本非常低，政策非常优惠，可是生产中必需的很多零部件当地都没有，必须要联系东莞才能买到，然而这当中的沟通成本、时间成本非常高。所谓小数怕长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长此以往，该企业的生产成本反而比在东莞还高得多。

40年的发展和积累，东莞培育形成了涉及34个行业和6万多种产品的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可以说，产业链完整一直是东莞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砝码。

从制造到智造，意味着东莞正对制造业产业链进行拓展和延伸，也意味着东莞众多企业、行业正在深度协作与融合，它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全链条创新体系的支撑。

这可以从一只口罩说起。2020年初疫情发生后，东莞口罩机以及口罩推动转产“从无到有”，快速成倍增长，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乃至全球的防疫大局。

据悉，东莞生产的口罩原料，涵盖熔喷布、无纺布、耳绳、鼻梁条等多个部分；东莞口罩机生产企业，产能占全国60%以上，复工复产仅一周，就从5家增至11家；东莞口罩机产能，从2019年全年的881台，增长到2020年一季度的3195台，增长3.6倍；东莞口罩日均生产数量，从1月不足20万个，增至5月的超过2000万个，增长100倍。

小小的口罩，背后折射出的是东莞强大的产业基础、综合配套和生产能力，也是东莞这座国际制造业城市全产业链条的一个生动缩影。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东莞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30万，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其中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突破1万家，位居全省第一。已经形成了涉及34个行业和6万多种产品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电子信息、五金、模具、机械等配套产业链发展成熟，除了部分特殊行业，绝大部分产业都能在东莞找到配套产业。

企业是构建产业链条的重要节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还需靠企业来推动。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能否持续生存下去，能否很好地发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是一个企业在奋斗还是一群企业在奋斗有很大关系。

如果一个城市各方面产业要素很齐全，上下游企业配合非常默契，协调程度很高，那这个地方的企业更容易存活，更容易得到快速发展。高度集聚、高度协调的产业链，其本身就是优良的营商环境的体现。特别是在东莞这样一个制造业繁荣的城市，可以说产业链与每一个企业都息息相关，它支撑着企业的生存以及创新升级。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关注。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往往利用其主导地位，拖欠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货款，造成供应链运行和流通不畅。供应链金融的出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举例说，“供应链金融是为供应链服务的金融，丰田车可以卖到美国去，为丰田车生产配件的企业都可以获得信用，这些企业虽然非常小，按照各种风险评估都得不到贷款，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丰田的信用公司，因而能获得贷款。”

众所周知，在家电产业供应链中，下游经销商通常采用预付款形式从核心的家电生产企业中采购产品，这就使得经销商不断以赊销的形式向更下一级经销商筹款，而处于链条末端的经销商通常体量小、资金少，还要留足资金囤货以备销售旺季到来；另一方面，由于下游经销商资金渠道不畅，生产企业的产品销路也无法打开，由此形成了家电供应链上的“堰塞湖”。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强调，核心企业能带上中小微企业，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链条，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赊帐等现象，商业信用特别脆弱，传统金融在这方面是特别要小心，但它又可以提高供应链的总体效率。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李义举称，中小企业由于信用低、抵押品缺乏，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金融机构可以基于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采用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授信额度或应收账款作为担保，向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中小企业现金流稳定。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供应链金融可以将资金流有效整合到供应链管理过程中，有利于增加有效金融供给，满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这也是推动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最终从根本上有利于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王军指出，受制于信息不对称及多层次信用穿透难，银行放贷成本高，风险识别、度量与管控难等原因，供应链金融处于缓慢发展。然而，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金融科技正与传统供应链金融深度融合，将通过将核心企业信用多级传导和资金闭环运作方式，相对风险可控地批量带动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发展。

2020年9月，人民银行等等八部委出台了《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为供应链金融的规范、发展和创新奠定了政策框架和制度基础。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指出，供应链金融和产业结合现在确实有非常大的空间。过去企业和银行都是单打独斗的，双方都要付出很多成本，现在把互联网技术和全产业链结合起来，这就有凝聚效应。马蔚华强调，产业供应链金融必须有一个核心企业，核心企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中间，上边有上游产品，下边有下游产品，从而实现一个生产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的封闭运转。

新希望六和集团资金中心副总经理孙庆河认为，通过供应链金融业务，上游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对于核心企业来说，意味着采购成本的降低，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就会变强；下游企业借助供应链金融获得了重组的资金支持，可以加快促进核心企业产品的销售。

有专家指出，供应链金融在促进产业链发展完善的同时，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供应链金融通过提供线上化、数字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此外，供应链金融可通过产业链延伸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降低产业链外迁的风险。

后疫情时代，强链补链成为各个地区的重心工作。武汉大学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吴传清撰文指出，要聚焦重点产业链，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核心配套企业、实现以大带小、上下联动、内外贸协同，在全链条上提高企业复工率、复产率。

吴传清认为，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五链统筹”，完善、整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政策、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先进制造业集群政策，形成政策支持的合力，提高产业集群政策绩效。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培育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了强化产业链优势，近年来东莞招商部门重点聚焦五大新兴领域和十大产业，强力开展重特大项目招商和产业链精准招商。2020年以来，在全球招商的大环境下，东莞重点突出强链补链建链原则，瞄准产业链缺失环节、关键环节的企业，以及市内龙头企业的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精准引进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性强的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和行业100强企业投资项目，以及具有核心技术、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的高成长性企业项目，促进产业链向深度和广度延伸。2020年东莞召开的全球先进制造招商大会，在上台签约的39个代表项目中，就有强链工程项目9个，补链工程项目10个，拓链工程项目20个。

产业链上缺什么，当地就补什么。有学者指出，产业链本质上是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一条产业链的失效既可能源自产业链中某些关键环节的缺失，也可能源自上下游产业间链接处的断裂。产业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节点的梗阻就会极大增加交易成本，进而导致整个链条效率的降低。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长刘志彪强调，过去由产业链链主来协调上下游企业的产品分工方式失效，导致供求之间失衡。全球产业链停摆又使得国家或地区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趋势。因此，除了保持政策取向发挥集群优势之外，还要持续强化和做大产业集群。

东莞市要在新一轮的“链式”竞争中顺利突围，旨在补上断点、通畅产业链的政策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据悉，东莞市已在探索“链长制”，对联系不同产业、打通产业链“梗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究其原因，就在于“链长制”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政府管理思路由零散点状向系统链状的进阶，特别是有效规避了虽同是为了提升产业链效能，但不同部门之间却因权责不清而互相掣肘的情况。

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说，应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以创新驱动为主引擎，数字经济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格局。

有学者指出，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产业链高效运转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科技服务业对各种产业链的有力支持。以农业为例，在科技支持下，生产环节由过去的手工耕种变为机械作业，运输环节在效率极大提升的前提下实现了成本的极大压缩，出售环节则出现了“直播带货”等新颖的“互联网+”形式。

东莞市科技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各种产业链效能的提升做出了很大贡献。有专家称，产业链的形成过程就是不同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的过程，其背后是资本在增值压力下寻求最佳资源配置的效率逻辑。因此，一个地区产业链的配套机制越完善，资本增值空间越大，对资本的吸引力也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科技服务业对产业链的赋能除了显见的直接效应外，还包括进一步的集聚效应和倍增效应。

专家建议，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东莞若要依靠科技服务业补出产业链运转新效能，关键在于：一是实现科技服务业自身的良性发展。这需要招纳更多行业优秀人才，修正当前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创新需求间的偏差，以及提高科技服务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等。二是加强科技服务业与各产业链间的融合程度。所需举措包括围绕每个产业链打造一批公共研发平台以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以及完善智库和专家咨询机制，为产业发展提供前瞻性指导等。

新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遥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塑造新发展动能提供了机遇。业内人士强调，数字产业链在各行业各领域都有发展空间，会渗透至设计、生产、经营、服务等各个环节。培育数字产业链，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重塑创新链，重构产业链，催生新业态。

谁能够优先推进数字化转型，谁就能在下一波产业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抢抓数字产业链机遇，带动其他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期东莞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步伐。据悉，数字产业链的发展，依赖于不同要素的协同，人才培育、平台搭建、体制改革、政企协同四个方面发力是关键。一是鼓励柔性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引育结合的方式打造数字技术人才聚集高地。二是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以建设平台的方式打造数字技术研发高地。三是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的方式营造数字技术研发市场氛围。四是强化政企协作，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的方式构建数字技术研发协同模式。政府需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和改造；企业需主动跟踪国际热点前沿，自主提出科学思想，集聚整合最新科技创新资源，在创新源头上抢占先机。

文/籍康

我们的城市有什么人文优势，如何把这些人文优势转化为服务企业和人才的动力，这是研究东莞软实力的核心所在，也是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

因此，我们要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宏大背景下，梳理东莞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总结其人文特色，并对接各类科研机构和创意产业，大力推动具有这座城市特色的人文关怀机构和各种新举措在各地落地实施，让优秀的人才得到尊重和关注；促进创意和传统制造业的高度融合，让传统制造企业焕发生机。

如此，我们的城市才有了人文底蕴，才有了创新基础。如此，我们的城市便是一座有人文关怀的城市，是备受企业家和优质人才青睐的城市。

如此，才构成了东莞的软实力。

东莞是一座有历史有内涵的城市，是一座值得世人关注的城市。

尤其是虎门。她揭开了中华文明近代以来最沉重的疼痛，她链接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历史性交汇。她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了救国图存、寻求真理之路，她让中国走向觉醒和民族复兴的艰辛之路。

也是虎门。中国首家“三来一补”在此诞生，中国千强镇排名连续10多年雄踞前列，服装产业让南中国时尚之都逐步成型。

因此，要梳理东莞的人文脉络，夯实城市的人文关怀，必然离不开虎门；也只有虎门，才能牢固地撑起了东莞的昨天和今天，给了东莞创新升级的原动力，给了东莞人继续前行的自信。

我们要立足于人类历史长河的开阔视野，把近现代东西方文明碰撞和交汇的重要节点虎门，岭南园林的杰出代表可园，农耕文明时代岭南生活的代表茶山南社、石排塘尾、寮步西溪古村等历史素材，作为东莞历史文明的基点重新梳理总结，深入挖掘东莞的人文脉络，夯实城市的文化根基。

只有站在这样宏大的视野，架构起东莞的历史文化长河，我们对东莞的过去才有了基本的认知，对东莞的当下问题才有了对策，对东莞的未来也才能预知。

唯如此，我们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时，才能用东莞深厚的人文历史来武装我们的乡村建设，我们的乡村才更有内涵和生机，生生不息引人瞩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的城市街道也可以遍布充满历史遗存的创意作品和充满故事的风味小吃，我们的轨道交通也成为把东莞历史链接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风景线，并可能由此催生出更加立体的城市品牌形象；我们的文化产业，才有了开发和创造的源动力，与我们基础雄厚的工业制造融合，必定会成就各个制造行业的新品牌、新巨头。

实际上，由于对城市文脉缺乏基础的梳理和发掘，并因此连东莞自己人也不自信了，——我东莞真的有文化么？所以，这就导致了在相对强大的硬实力背后，东莞的软实力极度缺乏，东莞的城市自信极度缺乏。

很多来自北上广深等地的朋友，尤其是毕业于名校或从事文化产业的朋友，一旦从别的文化特色似乎稍显浓厚的城市来到东莞工作，首先必然是一脸嫌弃不已。时间长了，似乎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有所认同，但是对我们的软环境建设有所疑惑。

“东莞不缺乏好的历史基础，也不缺乏有历史有内涵的胜地，但是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就是硬邦邦的呢？”有朋友对笔者说。还有

事实上，缺乏人文关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花大气力大投入从全国各大知名院校和机构大规模引进优质人才，我们的硬件配套高大上、漂亮光鲜，比很多城市都好看，但是在很多人才看来，——平时工作很忙碌，没怎么关注生活，但是一到晚上，各种精神空虚就来了，没有地方可以寄托，“怎么好像感觉少了点温暖，少了点关注呢！”松山湖一位企业高管这样说。

事实上，30多年之间，东莞由低端制造向先进制造成功转型升级，随之而来的是，新兴经济、高新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进驻，人力资源结构不断优化。然而，东莞还没有对应的对于优质人才的服务体系，不可能拿过去服务产业工人的标准去服务这些优质人才。过去服务低端劳动力和产业工人，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精神照料，然而，现在必须要真正为优质人才提供全方位的身心服务了。

笔者认为，必须深入研究科技人才、创意人才、科研人才的深层需求，并根据其需求构建对应的关怀机构和人文氛围，并从各方面给予绿色通道，让全社会形成尊重优质人才、关注优质人才的氛围。

在政务诚信度高的地方，政府办事，企业放心，人才留得住、企业呆得住、各种资源要素聚得拢，充分折射出哪里信用高，企业就往哪里走的趋势。

实际上，政务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信用社会，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灵魂，由于政府信用具有示范性，因此政府信用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对于很多企业家或商人来说，行政信用比很多因素都要重要。有位企业家对笔者就曾经说过，钱可以少赚点，但希望政府一诺千金，如约履行，不要经常变换政策和指导思想，这样对于企业来说很没有安全感。

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政府是主体，政务信用则是政府营商的逻辑起点，是敲开企业大门的“敲门砖”，不从抓自身信用做起，就无法获得企业的信任。我们看到，很多城市为了吸引客商投资，当初承诺的诸如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奖励等优惠政策，或因地方党政负责人变动，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而导致“新官不理旧账”、承诺无法兑现的现象出现。“胆大”的企业与政府打起了官司，“胆小”的企业则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忍气吞声。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政务信用主要包括财政信用、政策信用、法治信用等，都是政府与企业的信用互动关系中最常见的关系载体：政府财政资金对企业的扶持承诺，政府兑现税收、奖励奖补等政策的程度，政府在市场执法过程中对企业是否一视同仁，政府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是否按规定执行相关政策，等等，都时刻影响着企业能否在当地立足发展壮大。

东莞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项目。如今，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竞争十分激烈，特别是对一些大项目、好项目，大家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你争我夺。然而，对于本土既有企业的服务，似乎有所忽略了。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时，作出的承诺要合理合法，不能给企业承诺那些办不到的“空头支票”；政府领导去企业实地检查执法时，尽量轻装从简，听听企业家的声音，既要规范执法，又要给企业发展予以方便。

信则立，不信则废。有学者说，政务信用犹如附着在政府肌理中的“四维之纲”，纲举则目张，抓住并培育政务信用，便抓住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要求，此乃顺势而为之举。

当今社会，信用为王。信用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也是评估地方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的主要指标。“与政府谈的不是项目，而是营商环境，是信用”，这充分反映出企业家在营商环境中极其看重政府信用这一要素。

文/周柱强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金融发展提出了见解：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因此，金融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国际国内，金融发达的城市无一不是经济发展迅猛和良好的城市。金融的良性发展有利于带动资本的配置，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因此，金融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中金融生态的力量举足轻重。根据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联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和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显示，在金融环境、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文化环境等营商环境要素当中，金融环境的指数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最高。

改革开放40年多来，东莞工业经济呈跨越式发展，从农业县发展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巨变，成为举世瞩目的国际制造业名城。但东莞仍处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更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支持。实质上，也只有拓展金融服务的内涵与模式，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加大金融与科技创新融合，为企业提供金融的精准服务、安全服务和高效服务，才能更好地激发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当前，东莞市除了保险公司之外，包含了银行、信托、证券、担保等门类齐全的金融企业总部，在全省乃至全国地级城市来说，金融行业门类较为齐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金融领域，始终保持第一阵营的位置。

“十三五”期间，东莞金融业增加值、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数量、保费收入等多项指标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贷款余额实现倍增。2020年东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645.50亿元，当年增长9.9%，五年累计增长60.3%。2020年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82万亿元和1.28万亿元，五年累计增幅82.9%和113.6%，存贷比五年前提升约10个百分点。

在资本市场，“东莞板块”实现加速扩容，境内外上市公司增至58家，五年新增26家，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在全省地级市中的排名跃升至第二位；保费收入达到559.8亿元，五年累计增长83.3%。2019年和2020年连续获评全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平安建设考核第一名。

截至2020年末，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0.78%，为历年最低，五年来下降了0.8个百分点。截至2020年末，东莞拥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158家，其中银行类机构46家（外资银行数量10家，东莞市成为省内首个港澳台资银行齐集的地级市）、保险类机构65家、证券期货类机构47家，五年内分别增加8家、11家和12家。地方金融组织蓬勃发展，小额贷款公司1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12家、典当行56家，机构密集程度居全省乃至全国地级市前列。

长期以来，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工作，着力为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助推更多莞企拥抱资本市场，有力推进资本市场“东莞板块”扩容提质。今年年初，在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内地省市金融竞争力排行榜》中，东莞入围“中国内地城市金融竞争力50强”，为东莞金融的阶段性发展交出靓丽答卷。

经过多年发展,东莞基本形成了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运行稳健的传统金融体系。但同时,金融资源配置和供给的有效性亟待改善,突出表现为社会直接融资渠道较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新兴金融产业规模偏小等问题。

这表明东莞当前投融资体系仍不够优化，在开创多渠道投融资方式、培养天使投资者队伍、引进与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设立小额贷款机构与村镇银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规范与探索民间金融和互助融资、中小企业融资产品创新、完善企业投融资体系等方面有所不足，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全市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企业对信贷融资需求这一问题分化较大。部分生产经营情况较好、流动资金充足的企业没有融资的需求，而部分企业面对转型升级、贸易摩擦等国内外多变的经济形势，面临流动资金紧张、融资不到或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困难较多。

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2020年市场主体已突破130万，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但当中中小企业占据了大多数。笔者认为，如何将金融赋能于中小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是东莞金融业发展的挑战，也是东莞全方位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口。

对于东莞来说，制造业是这座城市一张响亮而有力的名片，也是支撑整座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委十四届十二次全会上，东莞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把先进制造作为东莞发展的“根”与“魂”，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中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全力打造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国先进制造之都。

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笔者认为金融业在东莞最重大的使命就是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东莞制造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为东莞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根本保障。

去年战疫期间，金融助力制造业的例子就多不胜数，东莞金融业成为莞企战疫的后方支援，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过渡资金难关。

比如，东莞巨正源科技有限公司，这是广东最大的聚丙烯生产企业之一。疫情期间，该企业保障了广东省40%的口罩关键原料供应。东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了解实际情况后，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给巨正源提供股权资本，帮助加快二期项目启动进度，进而保障了防疫物资的生产。

金融业发展稳健有利于推动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而产业兴旺则反哺金融行业蓬勃发展，二者相得益彰，互相赋能。作为以制造业为根的东莞来说，努力打造一流的金融和投融资营商环境，将有力赋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东莞以“世界工厂”而闻名，拥有非常完备的产业链，云集了各类产业的上中下游企业，但此类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其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国际贸易形式风吹草动，很多企业就会面临资金问题，而一旦产业链中有企业出现现金流问题，且面临“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生产进度，甚至出现产业链瘫痪等情况。

因此，如何解决东莞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可以创新投融资方式，利用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为东莞制造业注入金融“活水”，管理整个供应链流程中的潜在风险,从而提升产业链各方价值。

所谓供应链金融，是指从供应链产业链整体出发，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在真实交易背景下，构建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提供系统性的金融解决方案，以快速响应产业链上企业的结算、融资、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产业链各方价值。

    简单来说，供应链金融就是依托核心企业的资信，帮助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融资，这把大企业的信用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效地整合解决，将金融活水更好地在产业链中分配。因此，供应链金融对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去年疫情期间，供应链金融更是发挥了巨大的效用。

比如，去年一家批发业微型企业-繁元材料公司因疫情影响，总包单位开工进度延误，使供应商应收账款账期进一步拉长，但同时繁元材料购买原料及工人工资均需付现，造成上游现金下游长账期的情况，现金流极度紧张，企业经营情况一度陷入困境。在了解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后，繁元材料通过平台成功融资104万元，极大程度补充了供应商的现金流，使其平稳渡过难关。

因此，笔者认为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对于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各镇街（园区）都应根据本镇的特色产业链，牵头成立一个投融资企业，由该产业链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中小微企业积极参与，将这个投融资企业作为整个产业链“蓄水池”，充分运用金融属性帮助产业链的中小企业规避现金流风险，不断创新投融资方式，将更多金融活水注入制造业，推动东莞制造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文/中慧

2021年1月17日，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第八次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峰会暨2020年度会议发布了《疫情之下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值得关注的是，东莞入围2020年度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案例）十佳城市。

一直以来，东莞都致力于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多方共治机制，打造市场准入最便利的城市。

不可否认，东莞在城市营商环境上取得的好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大量的优质企业选择落户东莞就是最好的证明。企业愿意来，就是一个城市营商环境好坏的最好例证。数据显示，东莞的市场主体近年来增长到132万家，其中企业超过61万家，市场主体连续8年保持10万家以上的增长，每年初次来莞创业者每年净增逾10万人。

但是在这样不断向好的趋势下，东莞房价的持续性暴涨，却给东莞的营商环境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2020年，在疫情笼罩下，全球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下行，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在这样艰难的大环境下，东莞的楼市却乘风破浪，房价领涨明显，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最高同比房价涨幅达到49%，位居2020年全国房价涨幅“第一”。

2020年7月2日“东莞史上最严的商品房预售新政”出炉，调控继续加码，但这次调控似乎也没有压制住东莞楼市的上涨。2021年2月27日，东莞再次发布楼市调控新政。这次的调控笔者认为东莞市政府可能也是被迫做出了反应，因为2020年东莞的房价涨的实在过火了。特别是深圳强调控之后，很多购房需求和炒房客就从深圳挤压到了东莞，导致东莞的房价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房价涨幅全国第一。这样的结果与国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背道而驰。东莞房价逆势上涨，也就成为全国的负面典型。

我们都知道，华为等企业之所以从深圳搬到东莞，就是因为东莞土地较多，房价便宜。如果东莞房价再被炒高，那么制造业恐怕还要转移。因为房价的持续上涨将会在未来极大的限制企业发展，增加企业的刚性成本。企业拿地困难，建厂困难，租金贵，招人难，如果企业的刚性支出超过了企业其自身的收入，那么企业是无法生存下来的。

同样的，一个城市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少不了人才。现在全国各个城市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吸引人才上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东莞来说，人才的引进，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引进一直是个难题。东莞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高端人才吸引不来，即使来了也留不住的问题、留不长的尴尬局面。如果东莞的房价持续性的暴涨，高昂的房价将会严重限制人才的流入。有数据显示，现在的高校毕业生理想的首选工作城市是长沙，长沙这么受欢迎，也是因为其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房价一直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只要一个年轻人扎扎实实工作几年，基本都能靠自己存下首付，买得起房。这让年轻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有了奔头。

当然，东莞在吸引人才落户上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的，这也是为什么东莞住建局发布的227政策主要打击的并不是首次购房需求，对于第一次买房，条件几乎没有改变，跟原来的政策一样。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是针对二次买房、改善和投资的，对此加大了调控力度。认房又认贷这个事，作用其实很大，这曾经是北京楼市的杀手锏。北京实行认房又认贷政策后楼市就再也没涨过，如果一旦放松这个政策，楼市就会报复性反弹。

所以东莞发布227的政策目的是既要继续吸引人才来落户，也要打击投机炒作。因此东莞选择了一刀切，在第二套房，或者第二次购房上，给予了严厉的打击。尽量保证第一套房的居住需求。

即便如此，虽然东莞自2016年开始就不断发布调控，但是房价距离2016年的第一次调控也已经涨了近五倍不止，人均收入却没什么显著变化。

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东莞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7493元，其中，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7600元，也就是月工资4000元不到。但是东莞的房价截至2021年4月已经均价两万以上了，一套六十平的小户型也要120万，也就是说普通职工要不吃不喝30年才能买下；如果是按30%的首付，也需要不吃不喝9年才能存下首付。并且，现在的东莞并没有六十平的小户型供应，也就是说，购房者的实际压力更大。

住房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东莞的房价继续上涨，那么员工的生活成本就会增加，幸福感就会降低，员工就会需要更高的收入。当员工的收入无法负担生活成本的时候，他很可能会选择离开这个城市。结果就是，企业要么付出更多的成本招人，要么就完全招不到人。如果一个城市无法吸引人口流入，如果一个企业无法集聚人才、发挥人才的创新力，那么企业就无法得到发展。企业得不到发展，人才留不住，那么东莞就不可能发展得更好。

从东莞近十年房价每年的平均涨幅来看，已经严重超过了工资的平均涨幅。大家都发现了“晚一年买房，一年就白干”的事实。比如，一个人扎扎实实干一年，结果发现他一年前看中的100万的房子可能已经涨了20%，变成120万了。就现在东莞的人均收入，有多少普通职工能一年能赚20万呢！对于绝大多数踏实工作的普通人来说，房价的无节制上涨无疑严重地掠夺了其幸福感和个人价值。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曾感慨地说，自己当初不应该做通信，又苦又累，还不赚钱，应该做房地产。任正非的这句感慨，清楚地说明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不少人都借助房地产行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自然也包括炒房团。

但其实，最大的炒房群体，还有企业。这两年，上市公司依靠卖房保壳、扭亏为盈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2019年海马汽车为了改变亏损情况，直接卖了300多套房子，企业净利润增加了1亿多元，企业收支也迅速由亏损转为盈利。事实上，近几年类似于海马汽车这样靠卖房盈利的上市公司并不在少数，相反多达上百家。

要知道，当企业的重心都不再是经营主营业务，当个人不再踏实努力工作，都走向了通过炒房来牟利的道路，那么经济如何发展，企业如何发展，城市如何发展？

一直以来，东莞就是利用毗邻港澳、位于广深之间成本洼地的区位优势，通过提供廉价的土地，吸引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创业者和各地区的劳动力，使城市经济得到了高速成长。大量外来适龄劳动力给东莞市带来了丰厚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国家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房价的不断上涨，带动物价上涨，人们的生活成本不断提升，幸福感严重缺失。人们骤然发现大城市的一万月薪不如小城市的三千月薪，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很可能导致部分人口逃离大城市。

东莞这几年开始出现严重的“用工荒”，大量企业招不到人，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给当地传统制造业带来越来越高昂的人力成本压力。东莞本来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造成企业、个人的刚性成本增加，如果房价在未来依旧持续上涨，那么一些依托于低成本人力的传统制造业将会被迫倒闭或转移。而现在东莞着重发展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也都需要大量优秀人才的加持的，无论是产品升级、技术创新，还是经济消费，都离不开人。

一个优良的城市营商环境无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的生存问题，一个是人才的引入问题。从当下来看，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根本又跟房子和土地脱离不了关系。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让东莞更好呢？下面笔者谈谈个人看法。

对于房价的上涨，笔者认为东莞市政府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勇下决心，调控并不算严格，这次227政策，虽然认房又认贷，二套房普遍是60%的首付比例，其实这还是有点低。很多城市现在二套房首付70%以上，东莞甚至可以考虑2套房，2次贷款直接停贷。这样将大大抑制房产的改善和投资需求，让整个换房的链条不转了，楼市也会快速冷却下来。因此，真想调控，真想把快速上涨的房价压下来，其实还是有办法的。从目前的这些政策来看，基本都不够狠。当然，楼市此事牵扯面巨大，考虑到城市管理者的顾虑，选择逐渐加码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房价这么高不可能有灵丹妙药。真把房地产打压下来，如造成经济危机，肯定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而东莞现在要快速降房价，似乎也没有可能，只能说如何让楼市风险更低，伤害更小。而东莞的政策就是一方面限购限贷，以此降低楼市成交量，为暴涨之后的楼市续命，让楼市能够平稳下来，不再暴涨。

只要东莞能够抑制房价上涨，锁死房子的流动性，改变炒房预期，用时间换取空间；再加上有效持续的土地供给，不断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快政府长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建设，解决楼市这个黑犀牛，打破刚性的约束，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提升产业的配套，完善生活设施，营造创新土壤，加强金融服务创新，东莞的城市营商环境才得以大大优化，人们的幸福感才更强，企业的活力更兴旺，东莞经济才能保持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