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以翔和上海滩往事
波伏娃访问萨特：
拷问还是双簧？
读书是人一生该拥有的习惯
天冷了，
你得更用心地活着，
才会热乎起来
出版人：青年联合会
主编：于小野
发行量：999份
定价：协议价格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17号
印刷地址：莫斯科，柳布里诺斯基街，18号
年龄资格：16+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28日
招商微信：YOUTH-WEEKLY
网站：www.qingnian.press
电子邮件：admin@qingnian.press
投稿邮箱：zhubian@qingnian.press
封面图片来源：亚涂T-OU ins：intoucloude
《青年周刊》
Contents
目录
04
波伏娃访问萨特：拷问还是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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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了，你得更用心地活着，
才会热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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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人一生该拥有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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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以翔和上海滩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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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往事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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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往事
Literature
1974年夏天和秋天，波伏娃对萨特做了持续的访谈。事后她对访谈记录做了整理，删除了一些她认为“毫无意义”的内容，并保证她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让读者“从中找到萨特百转千回的思想历程，听到他活灵活现的声音”。在这个对话的前面，波伏娃又加上了她写的关于萨特生命最后10年（1970～1980）的回忆录。两个部分合并在一起，访谈约占四分之三，回忆录占四分之一。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曾以《萨特传》的书名出版过中译本，作者署波伏娃。此次新版，书名改为《告别的仪式》（La ceremonie des adieux）。
在性关系上，他们免除了相互忠诚的义务，但承诺相互坦诚并将对方放在“第一位置”，尽管研究者认为两人并未不折不扣地实行“坦诚”。据波伏娃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回忆，他们只在同居关系的前8到10年还有着不甚理想的性爱。也就是说，基本上在35岁以后，两人之间就没有性爱了，但此前此后他们都和别的异性有着或长或短的性爱关系。不过，始终将对方放在“第一位置”，他们基本做到了，所以世人将他们视为“灵魂伴侣”，两人应该当得起。
在1974年夏秋对话时，萨特的身体健康已经不好，5年后他就去世了。所以这部访谈带有某种自传色彩，这应该也是它先前被起名为《萨特传》的原因之一。但是谈话本身又是相当随意的，即使已经由波伏娃作了整理，仍然看不出什么严密的结构和设计感。它给读者最强烈的印象，是提问的波伏娃经常问得让人十分难堪，而回答的萨特则无论什么问题都能够坦然直面，老实——至少看上去是如此——回答。
访谈一开头就将萨特引向了对少年时代的回忆，读书、写作等等，这看上去和常见的媒体访谈没什么两样，考虑到这类访谈在萨特和波伏娃各自的以往岁月中都已是家常便饭，这些部分就有点像唱双簧的样子。波伏娃在访谈前言中说，她在访谈中有时候“问题没有提到点子上”，而这种给人“双簧”之感的部分，想必就属于问题“提到点子上”了。
但随着波伏娃“谈谈您和女人的关系”的提议，访谈就渐渐呈现出“拷问”色彩了。萨特先是招认，自己童年时，那些比他年长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常常抚摸我，我最初的肉欲是伴随着这些女人发展起来的”，这种肉欲的表现形式，是他“很早就对女性的形体，即她们的乳房和屁股感兴趣”。萨特甚至回忆到了自己儿时装睡偷窥母亲脱去衣服时所呈现肉体的情节。
进入这个阶段，波伏娃的一些提问带有明显的“诱供”色彩。例如波伏娃提示说：“您心中已有了一种见解：年轻男子应该和女子发生恋情——这是一件不容更改的事。”萨特的回应是：“作为作家，我应该和许多女人有充满激情的恋爱关系……这是我从很多大作家的书中得出的结论。”
接下去的场景可想而知，波伏娃顺势将萨特和多位女性的关系逐一拷问。但她“您第一次和女人上床是什么时候”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还是会让中国读者感觉有点太……至少不够含蓄吧？不过萨特还是老老实实回答了，说是他在路易大帝中学念哲学班的第二年，那年他18岁，和她上床的女性30岁。萨特怯生生地回忆说，“我总算应付下来了，她看起来挺满意”，但当萨特告诉波伏娃这个女子没再找他约过第二次时，立刻遭到波伏娃不留情面的嘲笑：“那她可能没那么满意。”
当然，对于这样两个有学识的谈话者来说，无论多么肉欲多么庸俗的个案，一不小心还是会上升到理论层面。波伏娃问萨特，女人身上什么东西最吸引他，萨特真诚地回答说：“无论什么都吸引我！”这个回答又引起了波伏娃的嘲笑，可是当她看到萨特因为被带到沟里而发出“啊！老天……”这样的哀鸣时，又赶紧哄他：“有时候一些女人要投怀送抱，您却拒绝了她们。”萨特供认，他的梦中情人是一个有着模特身材的金发女郎，随后他和波伏娃进入了女性与存在主义关系的哲学讨论。
当访谈进入与政治有关的内容时，“拷问”很自然地又转向双簧。例如萨特谈到了他和法国共产党的关系：“很快出现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共产党，它包括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比战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我创办了《现代》，我们是左翼，但不是共产党。”波伏娃就会相当凑趣地提问：“您创办《现代》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立场清晰地参加政治斗争吧？”萨特回答：“确切地说不是”。
萨特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饶有趣味的，1951～1955年间，萨特被认为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阵营，这期间他访问了苏联，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还访问了中国，并受到陈毅的接见。但第二年他就和法共“决裂”了。然而到了1960年代，他又再次接近共产党。一些西方学者对萨特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和摇摆颇有微词，有人将共产党比喻成萨特“替代性的父亲”，并说萨特和这位父亲“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在《告别的仪式》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反映。▲
波伏娃访问萨特：拷问还是双簧？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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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Vis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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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Vistopia
天冷了，你得更用心地活着，才会热乎起来
来源：“看理想”微信公众号
2019年的11月底，南方还秋意未浓，北方的冬天，已经来了。
上周日的一场大风刮秃了不少路边的树，形势一下子回到了年初回来上班的那时候，灰蒙蒙的天，焦炭色的枝桠，连走在底下的行人都凄凄然起来。可能很多人不记得了，年初第一个工作周的第四天，2月14日，那天下了一场纷飞的飘雪，许多人拍了视频发到朋友圈，惊呼：你看，雪是往上飘的。
2019年2月14日，周四，看理想窗外
这一点点雪，也算是在这空荡荡的、了无生趣的北京冬季，激起了一点小热闹，想必是被许多恋爱中人化成了情人节的独特记忆。好像冬日的美，必须得这样看得见摸得着，还得配合时机，圣诞节、情人节，这才能被体会，和其他三季相比，实在不公平。冬季绝不比任何一个季节更难亲近，只是你得更用心才欣赏得来。
独处
首先，冬季是最安静的季节，因为安静，就成了最好的一个人独处的季节，在其他季节，你更容易会被其他的风吹草动引开了注意力。
当清晨的阳光在被子上抹出一块鹅黄色，你慵懒地睁开眼睛，什么都不做，冬季的一天，就是这样从赖在厚重又松软的被窝里开始的，温暖，平静，虽眼神呆滞，头发蓬乱，神思却异常活络地穿梭于时空之间。
最好这是无所事事的一天，最好这是无人打扰的一天，在各个房间来回溜达，在极度无聊和不知做什么之际，突然唤起读书的欲望，像村上春树《眠》里那位失眠十几二十天的女主角那样，特地坐电梯下楼，去便利店买了巧克力回来，窝在沙发上重拾《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忘乎所以。
福楼拜说，“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
如果你度过了不顺的一周，如果昨天是漫长的一天，那么今天最能舒缓身心的，就是这样漫无目的地被书本牵着走，有时候你都会惊讶于——几张纸竟有这种神奇的魔力。
当然也未必是《安娜·卡列尼娜》，未必是俄罗斯大部头，未必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兴之所至，翻开的也许是一本记录烟火的随笔，像是“中华谈吃圣手”唐鲁孙那一系列饮食杂谈的口袋书，又或者是其中一本阿城小说，放在书架上很久没翻开过了，拿起来时先擦去了一层积灰。
因为心境平和，因为小说引人，渐渐进入一字一句垒造的另一个时空，全然不见一旁冬季的阳光，不急不躁地，从房间这一角慢慢挪移至另一角。
冬天便是以这种安静的姿势陪伴你，直至暮色入侵，书页上的字迹开始变得不明朗，这时才放下书，起身去开了灯，为自己空空的肚腹搜寻食物，而大脑却因为装载了几十页还未完全消化的内容，有种饱腹之后的愉悦感。
又或者情形完全相反。
也许这中途，看到地板上的光线棱角分明，屋外又分外明亮，觉得这一天晴朗到应该晒被子，折返时又被亮起的手机荧幕吸引了去，最后等到再见沙发上翻开的书，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借用《眠》里的句子对自己发起一场灵魂拷问：
“最后完整看一本书是什么时候来着？”
“那个走火入魔般一味看书的我究竟跑去哪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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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Vis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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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Vistopia
取暖
冬天是寒冷的，但正因其寒冷，温暖便更入人心。
「晴美的冬日，最好是上午，是自己把棉被抱出去，搭在竹竿上，最好是夕照未尽，自己把棉被拍打一番便抱进去，入睡之际，有好闻的气味无以名之，或可名之为"太阳香"，是羞于告诉旁人或征询旁人的。」（——木心《琼美卡随想录》）
冬日的温暖，那么家常，又那么微不足道，却最能洋溢出幸福感。
北京的路旁、公园里，常有老人坐在太阳底下，一坐就是半天，阳光照得他们睁不开眼睛，可有时上班路上经过，心里却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
到了夜间，气温骤降，温暖又是另一番模样，在日剧里是深夜食堂，在现实生活里，是路边的小摊贩。
清冷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人，面容模糊，双手揣在袖子里，隔着温热的食物或者炉子上冒出的热气，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直到其中有人停下脚步，小摊贩才将手抽出——“来吃点热乎的？”
又或者更为难得的冬夜温暖，是古人说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邀上一两个至亲的朋友，围着小火炉促膝长谈的彻夜，兼具物理的温暖与心理的温暖；又因为，能有这样一两个足以掏心窝子夜话整晚的朋友而难得，能有这样可以暂时放下一切负担、敞开心扉聊天的夜晚而难得。
南北方在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地域差异，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一比较，又常常有种势不容水火之感，大概只有取暖，是南方人真心羡慕北方人的一点。
可是看似洁白单纯的暖气片，在足智多谋的人类面前，也早就升华出了存在的多重价值——烘袜子，热牛奶，烤吐司，拿起扳手敲打以警告隔壁邻居扰邻。
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在拥有暖气的房间里，多半会经历一连几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干到流鼻血，有那么一秒还以为自己得了绝症。
味道
有些食物，只能天冷的时候做，比如腊肠、腊肉、冻梨，又比如《小森林》里挂在窗外的冻萝卜。
“寒冷，也是重要的调味料之一。”
还有些食物，只能是冬天才最有味道，比如热腾腾的烤红薯，又比如一群人围聚在一起的火锅。
当房间里充斥着火锅的香气和白色的水蒸气，当窗户都开始凝结出一层水珠，才正是气氛最浓，情绪最高，彼此畅谈最欢，又或者彼此得呐喊才听得见的时候。
一定得是知根知底，也不介意露丑态的三五好友，热闹才能酣畅淋漓，有那么一两次，就足以纳进名为“美好”的回忆清单里，其余时候，大概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吃饭，再不幸一点，就是加班完，裹紧了大衣，极不情愿地扎进冷清清的黑夜里，最后推开一家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小饭馆。
就像寒夜觅食的陈晓卿，他在《至味在人间》里记述某次连日加班，身心俱疲，一天凌晨4点，开车在北京的街头寻找“宵夜”，可惜目之所及，尽是连锁快餐店，或者连锁粥店。
难怪北京一直被奉为“美食荒漠”，乐观的晓卿叔倒还是大度地给了这些店铺一个存在的理由：
「悄无声息，行驶在北京的冬夜里，搜寻路边哪怕是仅有的一盏小饭馆的灯光，进去哪怕真的就喝一碗白粥，那种温暖都能渗到骨髓里。尽管无人相伴，也算是对抗无趣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吧。」
话虽这么说，最后这位美食家还是把车停在了一家温暖可口的拉面馆门前。
「我选了一张靠窗的座位，要了烤羊腿和啤酒，望着飞雪，想着自己人到中年还在透支生命，失败感不由地泛起。两瓶酒喝完，已经有些醉意。店堂里服务生勤快地跑前跑后，客人们散落在各处，希望着自己的希望，怅惘着自己的怅惘……这情景很像金庸笔下一千年前匆匆赶路的旅人，在风雪中的风陵渡口，那家茅草小店，大家等着雪停，明天又要各自赶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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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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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景
有一次和同事聊起东北人为什么都那么幽默，说是有那么个观点，认为那是因为东北的冬季尤为寒冷，外面零下几十度，冰封千里的，大家都成了无处可去的人，只能待在室内，那待在室内能做什么呢？就只好聊天，于是也就练就了嘴皮子。
又顺着这个思路接着说，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北欧的童话就特别著名呢？因为北欧那么冷，冬季那么漫长，所以有人躲在炉火旁编出好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知道这些独到的见解从何而起，听着倒也像是那么回事。
认真计较起来，冬天总是被赋予一种“结束”感、“落幕”感，真是对冬天极大的误解，先不说寒冷催生幽默与童话这一论点是否正确，至少在电影里，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时候，雪景才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1996年科恩兄弟的经典作品《冰血暴》，第一个镜头就是一片白色，隐隐地，出现两个微弱的光点，然后可以依稀辨出是一辆车的轮廓，从远处驶来，及至到了眼前，才恍然发觉是一辆车拖着另一辆残破不堪的车，在背景音乐陡然升起的高潮里，又从眼前驶出镜头，接着出现5个黑色字母：F A R G O（“远行”）。
一个改编自1871年发生在明尼苏达州真实案件的血腥故事，就此展开。
2003年的《人性污点》，汽车在大雪覆盖的偏僻公路上开了一分钟左右，才切换成一个老人的面庞，占据了整个画面，旁白响起：This is a story of tricky life and bitter downfall of Coleman Silk。“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科勒曼·希尔克崎岖且痛苦堕落的一生。”
话音落下，老人低头，吻了一下怀中睡着的年轻女子，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或者更熟悉一点的，当渡边博子从雪地里醒来，爬起，拍尽黑色外衣上的雪沫，一步步向远处的村庄走去，你不知道她此前在这片雪地里躺了多久，你看着她渐渐缩成远景左侧的一个小黑点，你也不知道她此后还要走多久。
这样的开头，是看了就很难忘记的。
「雪色使每家低矮的房屋显得愈加矮了，村庄寂静得像是沉没到地下去了。」
后来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看到这句话，想起的就是《情书》的画面。
说真的，冬季待在温暖的室内，不管看什么故事，都是很容易入境的。
因为恐怕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红，更触目惊心。
当40岁的松子冒着风雪，捧着一束玫瑰去迎接刑满释放的爱人时，得到的却是迎头痛击，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像是失心疯一样啊啊叫着逃走了，留着鼻血的松子从雪地里困惑地抬起头——“为什么？”恐怕也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绝望，更寒彻入骨。
罗伯特·斯科特，一个普通的英国海军上校，借债组建了一支三十人的探险队，欲成为历史上征服南极的第一人，然而只差了一点点，他还是被挪威人抢了先，英国国旗是在沮丧中被插上极地的，就在挪威国旗的旁边。
当时到达极地的是被挑选出来的五个人，在返程的风雪中只剩下了最后三人，他们本可以死里逃生，然而也是只差了一点点，在距离一个供给站仅仅20公里的地方，食物耗尽，燃料用光，双脚近乎残废，零下四十度的暴风雪里，除了带着尊严地等待饿死或者冻死的必然结局，什么都做不了。
斯科特用冻坏的手指给亲人朋友写信，记录无望的每一天的日记，最后他写道，“把日记交给我的太太！”随后又划去“我的太太”，改成了“我的遗孀”。
七个月后，另一支探险队终于找到了他们，在一望无垠的洁白世界里，立起了一个黑色的十字架。
木心说，冬季是树的裸季。
但冬季，或许还是人内心最活跃的季节。
对我们这些常人而言，没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只能在雪地里吱呀呀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出一行歪歪扭扭的足迹，回头看看，倒也有趣。
合上书或者关上电脑，取了相机，裹上大衣，像《小森林》里的市子一样一边踩着积雪，一边反思生活，像《情书》里的藤井树一样去随意拍照，留住记忆。
或者这个冬季根本就不打算下雪，那么楼下街角，会不会刚好有一家《蓝莓之夜》里那样，天再冷，也会准时营业的小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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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人一生该拥有的习惯
文 / 马未都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中学，所以我的读书历程跟大家不一样。在这人生中最应该读书的黄金12年的时间，我不上课，随着父母去干校劳动，回家待业，然后又去农村插队，最后回城当工人。我就这样完成了人生中的奇妙旅程。
在这期间，我没有系统地读过书，但是我一直认为，人一生中是应该系统地读书，像我们这种完全凭着个人兴趣读书，不是人生读书的必然途径。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本书，这本书是淡黄色的封面，上面写着“天演论”三个大字，我那时候拿起这本书懵懵懂懂地读了，其实也没读大明白，但是知道了作者叫赫胥黎，那一年我只有13岁。
后来我从东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邻家的一个女孩偷偷地借给我一本书，你们知道那个年月是没有任何书可读的，她偷偷借给我这本书的名字叫《红楼梦》。你们想，一个女孩借给你一本《红楼梦》，在那个根本没有这样的书可读的年代，会令我多么兴奋！我那时候才知道人生还有一种感情叫爱情，才知道这爱情也可以如此惊心动魄。那一年我 16岁。
我们今天读书的人不会体会到我们那个年龄、我们那个年月读书的那种苦衷 ——没有书可读。
回城以后，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几岁，他带着我去了叶圣陶先生家。我们都知道叶圣陶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我见叶老的时候大概 20岁，我跟他的孙子叶桑武混得很熟。他们家有一些书，我在他们那儿厚着脸皮借出来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翻译家傅雷先生的亲笔字，上面用毛笔写着“圣陶先生校正，傅雷”。那是我在十年动乱期间读的最奢侈、最奢华的一本书 ——硬封面，精装。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序幕。巴尔扎克一生中写了将近百部小说，他描绘的是法国社会一个宏大的生活画面。《高老头》这本书，是一个序幕。这本书我后来借给了一个朋友，他也是厚着脸皮从我这儿借走的。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兴奋，跟他炫耀，他就厚着脸皮从我这儿借走了。借走以后，他将书夹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给弄丢了，这个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从这儿以后，我就理解了古人在书架上永远写上一行字，就是“书与太太恕不借人”，就是这个道理。书不能随便借人，借给他以后就怕对方会丢掉。
后来我到了航天工业部的工厂做工人，那个工厂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里头的书很多，基本上你想读的书都有。但是那个图书馆里是没有人的，我在生活中能挤出来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图书馆里度过的。
再后来，因为写小说，我就调到了出版社。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却没有其他途径，只能靠手中的这一支笔，所以我写了小说。我的小说很快发表了，我就因此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是太平书店，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并称为民国时期三大出版社，解放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到这个出版社去做编辑，那时候的书越来越多，但我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人生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获得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知道，读书是你一生中最应该早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读书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必由之路，我们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能够有质量地生存，读书就是一个捷径。古人把他自己的智慧通过书本流传下来，是为了文明的一个延续，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延续这种智慧。我们都试图在生活中，一个人独立于社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高质量地生存，通过读书是最经济的捷径。我们获得知识，获得生存的本领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我们通过书本获得知识；另一个是靠你的经验去积累。经验一定是你自己积累的，别人告诉你的一定是一个知识。
那么学习别人的知识肯定是你最经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腾出很多时间去读书，主要是为了能够优质地在社会上生存。汉朝有个人叫王充，他在《论衡》中说过的“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读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刺股悬梁”“凿壁偷光”，这些都是古人发奋读书的例子。今天它们都是成语，这些成语中的主人公在古代社会都成为了一代学者，都成为大人物。
我们知道读书一定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当你真正能够把书读进去的时候，真正获得这种精神享受的时候，你才知道读书的这个乐趣。我们人生有两种乐趣，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浩如烟海，一个人在一个领域中有所建树就非常不容易。不要说在各个领域，当我们在浩如烟海的知识中翱翔的时候，我们无非是遨游在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而已，当你坐在这个小舟中能够环顾四周，能有一种美的感觉的时候，你才知道读书的乐趣。读书一定是先苦后甜，当你能够感受到读书甜度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中一个极大的进步。
我们古人过去老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人说得有理啊！我们不是每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能够深刻理解。我小时候看书，坐着看半宿，躺着看半宿，一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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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晚上不敢拿书的，只要拿起一本书，只要这本书是我没有读过的，一定会读到天亮，非常有兴趣。一读书我就非常兴奋，不容易入睡。后来呢，我就发现如果我要想睡觉，第二天还有事情呢，我只好读已经读过的书，这样就能够容易入睡，因为这个书已经看了，没有那么兴奋。当然，这些都成为遥远的美好的记忆，现在拿起书来，我估计读不到 30分钟就困了，就要睡觉了，但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状态。
那么今天想想，凡是能够熟知、能够随手就说出来的事情，往往都是年轻时候读的书。我昨天晚上读一本书，我今天跟你说我说不出来，我当时读的时候很明白，但是说的时候马上就想不起来了，这就是记忆力的问题。
人一定是到了没有挥霍时间的时候，才感到时间的紧迫。比如我现在就感到时间的紧迫，觉得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可能做不完了，没有时间。我往前回忆很容易，50岁、40岁、30岁、20岁，乃至 10岁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的人生，如果以出生为起点，下面那一站没有这个等长了，我脑子里非常清楚，我再也活得不像我现有的这个年龄，那么人生就会变得非常紧迫。古人对读书做过一种规划，这种规划是什么呢？读书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十年。第一个阶段就是 6岁到16岁，这个时候要什么呢？要诵读。什么叫诵读呢？就是懂不懂都要背下来。
我们年轻时，读书都会遇到这个障碍，读书是什么意思？也不能理解，但是古人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它背下来。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能背下来的东西，都是年轻时候看过的，要不然背不下来。我 16岁看过《红楼梦》，有的地方我可以大段背一遍，也许有的人觉得很奇怪，不奇怪，我是在年轻的时候看的，我要是现在看，一句都背不下来。
第二个十年，16岁到 26岁，这时候是古人说的“十年讲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贯通，读书时要加进自己的研究，边读边要想，这个书怎么去理解它，怎么能触类旁通，这是一个本事。这个阶段读书要动脑子了，要开始有研究了。读书的时候多想一步，不管这书中的理论是对与错，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写，站在哪个角度理解这件事。
第三个十年，就是走向社会，26岁到 36岁这十年的时候。古人讲这十年是涉猎阶段，要广泛地去读书。
我认为不管学什么，一定要读一些其他类型的书。如果是学文科的，不妨读一些理科的书，多枯燥都要读，要弄懂它。如果是学理科的，也应该去读一些文学书，要建立自己的形象思维。一个人走向社会，有时候会跟人家不沟通，或者觉得别人不跟自己沟通，是为什么呢？是两个人不在一个逻辑上，没法去沟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锻炼自己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能力，这十年涉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走过这三个阶段，就是人生读书的三个规划之后，再读书，就会觉得一切都变得游刃有余，就会理解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人只要有书相伴，又愿意读它的时候，就会知道人生道路虽窄犹宽，虽崎岖也平坦，即便一生清贫，依然有乐趣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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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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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
History
高以翔和上海滩往事
来源：姐是女司机
SHANGHAI
让我们来说一些陈年旧事。
时间上溯到1873年。
1873年是个鸡年，这一年是清穆宗同治十二年，世界上爆发了第一次金融危机，梁启超刚刚出生。
从小捕快到总督查
这一年的夏天，苏州刑警队长黄炳泉因办错案子被处分，田产也被其姑母侵占，为了生计，带着老婆孩子从苏州搬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开了一个小茶楼，张家弄可不得了，是上海捕快差役聚集的地方，他儿子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
8年以后的1881年，黄炳泉因病去世，留下妻子邹氏和四个孩子，于是邹氏把儿子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在这里，邻居陶婆婆看母子五人生活困苦，就想帮助他们一下。
1900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家儿报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刚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招呼，黄家的儿子被录取为三等华捕。
那时捕房招考录取了20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家儿子做领班，当时人称「二十股党」。
转眼到了民国年间，有个叫姚宗李的法国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为了开辟传教基地，亲自由上海乘火车，还带着几箱银洋，准备到天津去开办教堂。当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勒索一笔巨款，赎回「肉票」。
这可不得了，要知道，姚主教的身份相当显贵，不但和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而且创办了现在上海瑞金医院的前身，而现在上海那条「天平路」当年的本名，就叫「姚主教路」。
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
这时，已经是华人捕快的黄家儿子，在办理一起小小的偷钱包案的时候，认识并帮助了当事人，这个叫韩荣浦的山东人，是吴佩孚部下的副官，在韩荣浦的帮助下，黄捕快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由上海乘火车到达临城，在晚上赶到乡下把姚主教营救出来，安然返回上海。
这件事情震动了法租界，法捕房对黄捕快破格重用。
原来法捕房中重要职务都由法国人担任，这时破天荒地提升黄为督察长。
而这位黄督察长，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黄金荣。
会法语的曹翻译官
黄金荣虽然叱咤法租界，但有个天然的劣势，那就是文化太低，不会外语，更何况难得一比的法语，因此在邻居陶翻译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的法租界工部局总翻译曹振声。
黄金荣和曹振声的第一次合作，就是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应桂馨，黄金荣邀同法捕房的蓝总巡捕，总翻译曹振声，四名华捕，三名西捕，一同到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正式搜查。武士英行刺时使用的六响手枪，以及抢内存余的三颗子弹一并搜出来，由此震动全国。
顺便说说，刺宋案的关键人物洪述祖。此人颇有来头，他的曾祖是乾隆嘉庆朝的大学者洪亮吉，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武士英在上海被捕，抄出了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的密扎多份，于是暗杀宋教仁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全国舆论四起，纷纷要求惩治刺宋案相关人员，洪述祖匆忙逃离北京，来到青岛。
1916年6月，袁世凯患尿毒症身亡。洪述祖一下子失去了靠山还有经济来源。为了生活，洪述祖化名张皎安回到上海，由于债务关系被一名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
当他偿还债务从巡捕房走出来正要上汽车时，正好被宋教仁15岁的儿子宋振吕和刘白（宋教仁秘书）撞见，立即将他扭送上海法院，提起诉讼，辗转又押去北京。
北洋政府鉴于全国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以“主使杀人罪”判他死刑。那时刚从美国引进了一台电绞椅，洪述祖成为了第一位享受电交椅的死刑犯。
在绞洪述祖之前，曾用狗作试验，结果狗死，外表皮状并无异样。洪述祖受刑时，由于惊吓，加上他身躯肥胖，结果弄得身首分离。后来，小妾徐氏将洪述祖身体与头部缝合在一起才下葬。
洪述祖有三子一女，次子洪济（又名洪仲豪）民国时期在上海创建金龙公司，拍摄了不少武打片，抗战前夕，洪济应邀赴香港拍片，并创建了华南片场，一手捧红了不少武打明星。
洪济于1962年在香港去世，去世前一年，他有一个十岁的孙子，出演首部电影《爱的教育》正式开始其演艺生涯，这个孙子名叫洪金宝。
从此以后，法租界有了所谓一文一武的说法，文的是曹振声，武的就是黄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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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和曹家，因为地位相等、休戚与共，所以往来极多，算是通家之好。黄金荣的太太林桂生得了一场大病，需要让年轻阳气足的小伙子在旁守护，借他们头上的三把火，镇邪驱魔。
而黄公馆内一位削梨子特别在行的年轻人小杜，成为老板娘身边最得力的守护人和侍疾者。小杜和常人不同，整个过程他尽心尽责，全神贯注，把林桂生当自己的亲人一样伺候，服饰周到，真情流露，使得林桂生好生感动。并决心要好生拉他一把。
恰巧这个时候，曹振声的太太也不知患了什么怪病，叫了许多大夫都治不好。曹振声是留法学生，但他的太太却深信邪祟之说，坚信自己的病是冲了阴神，指名叫黄公馆的小杜来照料，于是小杜就去了曹公馆，在曹太太房间里又照料了一个星期。
就这样，小杜成了曹、黄两家的心腹，获得极大的信任，可以在两家自由穿堂入室。
这个小杜，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杜月笙。
作为总翻译，曹振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租界的贩毒生意，当英租界、公共租界加强禁烟的时候，曹振声不但说服了法租界当局，允许烟土公卖。
而且指使黄金荣，和上海英租界的华人探长沈杏山的「大八股党」合作，把沈控制的烟土馆都搬进了法租界，使其最终沦为中国乃至世界烟毒最烈的地区，黄金荣专门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也在这时崛起了。上海滩也成了青帮的大本营。
一战中间，法德开战，曹振声领着租界的越南兵，查封了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成为了同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校史上的第一次大难。
但是曹振声也没有让这块校园空着，在他的联络下，到了1920年，中法政府在校园旧址合作创办了上海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1931年9月定名中法国立工学院，后来，这所学校就成了上海理工大学。
创办学校的过程中，曹振声和蔡元培打上了交道，当时蔡元培组建了华法教育会，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推荐中国的年轻人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1920年9月11日，在蔡元培的要求下，曹振声安排「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冒如着注大雨从「名利大旅社」来到黄浦滩的法兰西码头，又乘小艇到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鸯特莱蓬」（Andre Lebom）号。
这83个人中，有个叫邓先贤的16岁四川广安小伙子，日后，他将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曹家这只振动杭州的蝴蝶
作为杭州人，曹振声在杭州圣塘路上还有个别墅，叫做来音小筑，1928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住在了这里。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他的五个女儿都极为美丽，下次我们有机会写一写。
而曹振声不但对这所别墅几乎不收租金，还为张省长找到了北山葛岭一块4.5亩的土地，在这里建了这两座西洋风格的两层小楼，坐北朝南，面向西湖。两楼东西分布，中间连以曲廊，取名「静逸别墅」。
这位张省长，是王国平之前对杭州影响最大的人物，不但开通了多条铁路，还为杭州举办了「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的召开，让杭州一下子成了贸易发达的地区，在浙江嵊县谷来镇马溪村，一向和族内亲戚不和的马悌蔡，带着7岁的儿子到杭州做生意。
解放后，因为马悌蔡曾在民国担任保长，被打倒在地，他的儿子马来法17岁就只能进图片社当帮工，在混日子的空闲时间里，马来法会在工作之余从事曲艺创作及表演活动，慢慢的竟然成了曲艺名家。
1984年浙江省文艺联合会召开的《学习陈云同志评弹讲话精神》会议，是由马来法主持的。马来法主持会议的时候，他的儿子马云正迎来人生中第三次高考，这次总算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
而此时，那个亦黑亦白的曹振声早已去世，他的孙子曹道成因为家学渊源，法语好，成了法国米其林公司台湾分公司的高管。
道成的儿子曹志翔，则不想继承父亲的产业，改名高以翔，做了演员，并最终死于自己的故乡浙江。▲
◀曹道成有三个儿子，高以翔是最小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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