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就像是一根蜡烛,当你点燃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光明,而在它熄灭的时候,周围又会是黑暗一片。所以,我觉得自强,就应该不息。自强又仿佛北方寒夜惟一绽放的温暖的雪花,挣脱了卑微和浮华,只是平凡、安静地迎风飘舞着,然后铺展为如同岁月苍茫的雪野,在干涸的土地写满它柔软的关怀,在没有路的地方标示出脚印的深度。
做一根蜡烛,即使乌云笼罩的夜空下,微弱如豆,也要始终坚信自己的光亮。
做一片雪花吧——因为没有什么能让雪花老去,因为雪花融化是春天....
目 录
引子 寻找王振国
上部 大山之子
第一章 大山的馈赠
第二章 命运的承诺
第三章 脚下是深渊
第四章 离奇的颠倒
第五章 年关的滋味
第六章 心灵的漂泊
第七章 炼狱 ——九八六
第八章 位置呀,位置
第九章 给我一个空间
第十章 名利场
第十一章 激流无退
第十二章 雪飘无声落有痕
第十三章 感谢风雨
第十四章 新星瞩目时
下部 我心飞翔
第十五章 遥远的回声
第十六章 圣加伦,中国人
第十七章 第一桶金
第十八章 山外面是什么
第十九章 珠海风景线
第二十章 白天不懂夜的黑
第二十一章 十年磨一剑
第二十二章 上海,我来了
第二十三章 王振国大夫
第二十四章 希望的“囚徒”
第二十五章 为生命喝彩
第二十六章 海那边的日本
第二十七章 “天使”的声音
第二十八章 爱的第一课
第二十九章 经营思想
第三十章 我骄傲,我是“振国人”
第三十一章 野马无缰
第三十二章 永远在路上
尾 声 我的百合岁月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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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寻找王振国
这是北方一座美丽的山城,四周群山环绕,犹如一道道坚实的天然屏障守护着,任它安静地卧在长白山脚下.它在南北两旁,鸭绿江、松花江彼此约好似地结伴平行而过,没有波折的水流是留给它“山青水秀”美名的不事雕琢的注脚。它就是通化市,坐落在吉林省的东南端,长白山主峰的西南部。虽然,地处市区有着神话般美好名字的玉皇山,巍峨峭拔自成奇峰,山脚下却别是一番碧波荡漾、山石倒映的风光——清清澈澈的浑江水,绕着玉皇山南麓而过,宛如一条长带,飘忽穿越市区,潺潺西流,又追赶着母亲般温和,慈爱的鸭绿江去了。
它太平静了。一向平静的北方山城,注定有一天不会再平静。小小的山城通化一旦平静中掀起波澜,就注定要卷起重重漩涡。
这是1990年2月即将结束的一天。像是暗角覆盖下的定向爆破一定要指向适宜的时间一样;“尤里卡”——一个来自异国的词汇,一个让许多人清楚许多人迷茫甚至许多人全然不知的词汇,近日成为通化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的热门话题。街谈巷议,聚餐聊天,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凑到一堆儿,很多年老年轻、男男女女走到一块儿说着谈着 , 话题自觉不自觉地聚焦到一个人身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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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王所长,我在《人民日报》上好不容易才寻找到你的通信地址。求求你,只要你能帮助我活过六个月,听儿子叫我一声“爸爸”,我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还有一封信,是一个叫王秀秀的小朋友寄来的:“王叔叔,听爸爸说我妈妈得癌病的。我只有两元钱,寄给你用来研究天仙丸,救救那些正在得癌病的妈妈吧!”奇怪的是,这个信封上的收信地址只写上“通化市”三个字。这奇怪吗?——在通化市,只要有“王振国”三个字,就意味着无往不至的信鸽!
这样的寻找还将有多少?
这样的议论还会有多少?
雪下起来了,来得悄无声息,这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依依惜别的雪花,细碎匀称地飘然而落,无言的湿润中为大地铺出一层薄薄的洁白。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也悄无声息地驶进通化,径直停在胜利路77-1号--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楼前。
从车上走下一位四十多岁的韩国客人。他跟陪伴身边的翻译耳语了几句,然后沉默地伫立车旁,仔仔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这幢大楼来。
这是一幢仿古传统风络与铝合金结构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乳白色的楼体镶面与棕红色琉璃瓦闪檐浑然地融为一体,神秘中透出几分清新,明快中含着几分古朴 。客人赞许地点点头,又不动声色地将视线转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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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国。
“说他呀,我认识,很不错的一个小伙子。刚刚给亚运会损赠了十万元。准。报纸上登的”
“十万元?那才是小数。说不定赚了多少万呢?才捐出这么一点点儿!告诉你,那小子现在可发了,比当年的地主还地主呢!”
“可不咋的,人要是有钱真了不得。有一天晚上小偷去他家,王振国发现了,怎么说的?你出来吧,也知道现在企业亏损,挺困难的,给你两万,先花着吧。”
“可你知道吗?他那些钱哪里来的?听说获了个尤里卡奖,不过,现在什么都堕落了,多大的奖,只要走后门花钱都能买到。”
越说越玄,越传越神。
有一天,工商局查获了一个烟贩子,只见他把一个小皮包死死地抱在怀里,十分神秘地说:“什么地方都随便你们翻,就是我这个包不许看,我这个包里装的是天仙丸秘方,王振国那个方子是不全的。他和我以前是好朋友,一次请我吃饭把我灌醉了,就把方子偷跑了,但他没有抄完全,我最近正在找一个厂家生产呢。不信,我哪天去法院告倒他!”
可是,也就在这一天,王振国接到一封信,信是黑龙江省双鸭市一位肺癌患者写来的 : “我的儿子才出生八个月,可我生下他却不能够抚养他 , 这是怎样的凄惨和痛苦
围。很快的,他明显感觉出这幢大楼与周边的环境并不和谐,强烈的反差显示得它太耀眼了,也太傲然而独立。尤其是研究所六楼顶端悬挂着的那面天蓝色的旗帜,旗帜中心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正笔直地刺向象征着癌症肆虐的坚硬的“蟹壳”--在这个相对闭塞在淳朴的山城,究竟有多少人能读懂这其中准确的含义呢?
可客人饶有兴味地一直注视着这面旗帜,因为这就是他风尘仆仆此行的目的。他是韩国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他从海外的报纸上知道了王振国,知道了天仙丸,知道了尤里卡获奖。商业的直觉和市场的判断,使他的眼前霍然一亮,他这次的通化之行目的很明确,洽谈购买天仙丸专利。他在心中不知道计算了多少回,他的最后出价也很明确,三千万美元。
他很自信地将目光最终从楼顶移开,然后用手整理一下略带卷曲的头发,微笑着快步踏上楼前的石阶,轻轻地推开眼前的这道门----这位神秘的韩国“不速之客”,走进这幢大楼的第一句话:
“我找王振国!”
……
王振国在哪里?
让我们暂且将镜头往后拉回,三个月前,也就是1989年11月26日,从首都机场起飞,远越重洋,到了风景秀丽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时差,使得王振国一踏上异国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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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忆依旧停留在北京上空俯瞰巍峨的万里长城的一刻。
但眼前毕竟别是一番绮丽的异国风情。气势恢宏的布鲁塞尔大广场,金碧辉煌的王宫,一座座比肩接踵高低起伏弥漫着中世纪神秘、典雅魅力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路易十四式建筑,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撒尿童子”铜像,和造型新颖别致、愈发显得傲岸不群的原子塔……如诗如画。不过,所有这些,对于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只能是“擦身而过”——穿过布鲁塞尔大广场,王振国依稀记得的只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居住的“天鹅咖啡馆”,一道历史久远的铁门上装饰着的那只白天鹅,依然振翅欲飞!
王振国的最直接的位置在国际展览中心大厦。虽然,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强手如林,美、英、法、意……参展的十九个国家全部六百多个项目异彩纷呈;虽然,在1989年微妙的国际气候中,还可能偶尔有一片阴云袭来;但置身塞纳河畔的布鲁塞尔,呼吸着初冬来自大西洋温暖而温润的和风,王振国的心头洋溢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2月1日,中国代表团进入展台。站在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下,三十五岁的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所长王振国,一身灰色的西服,红红的领带,显得那样的英俊、干练。就在前天,《比利时报》报道了“中国有一个天然植物抗癌药参展本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消息 。此时此刻,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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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不绝的参观者潮水般涌来,又瞬间分布为四通八达的支流。这时候,王振国时而微笑着向靠近展台的观众递上一页页宣传资料,时而指点着展台上各式各样的图片侃侃而谈。与此同时,“操持着生杀大权”的九名国际评委也开始走向各国展台,进行现场审查和评判。
一位评委随手拿起包装古朴、典雅的“复方天仙胶囊”(从它问世到今天,在我国民间,人们都习惯地称它“天仙丸”)问道:“你研究的是一个抗癌药物吗?”
有的评委随即停下脚步,拿起展台上的资料翻了翻,也有的评委当场写下评语。一位比利时评委听了介绍后称赞道:“很好,用天然植物治疗癌症确实值得称道。”
但法国评委,似乎看也没看就过去了。
王振国急了,忙拉住翻译:“快问问他,是不是忘看了?”
“不”,他摆摆手,“不用看的。中国的中药,在我们西欧国家是不被承认的。你这项研究不能参加评奖!”
“什么?”王振国赶紧追上一步,“请问先生,你刚才怎么能说中国的中药不能参加评奖呢?”
“我们不承认!”语气依然是那样强硬,还夹杂着一丝不耐烦。
此刻,王振国心头涌起的愠怒和不平,但脸上还是不动声色地抑制住这些,以他一向平静、谦和的语调叫住了就要转身离去的法国评委:“ 先生,请您无论如何都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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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听听我的解释吗?”
说着,王振国赶紧走上前去:“尊敬的评委先生,你刚才的话我们有些不理解。我想,我们所有参展国家都知道,这次大会的通知清清楚楚地写着‘世界发明博览会’,而不是西欧或者说是西方国家的博览会。既然这样,对待所有的参展成果,都应该用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衡量,而不是以你们西欧、西方的标准来看待。因为,用西方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明成果,这在‘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是不公平的。我们来到这里,是参加世界发明博览会,而不是参加西欧博览会。如果那样,我们中国人就不来了。
第二,我们这项成果在中国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而后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临床验证。并且早在1986年,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作了总共十种癌,四十八个瘤株的实验,结果表明此药有明显的抗癌作用,并且在美国申报了国际专利。在这之后又在美国进行了两年追踪化学分析研究,结果分离出天仙胶囊的主要有效成分。用其有效成分再次进行细胞毒实验,结果还是证实有效。所以,我们这项科研成果,并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说有效,而是早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
“噢?噢!”体态魁梧的法国评委,这时候傲慢、威严的神态渐渐消失了,脸色从迷惑转为惊异,又从惊异转为探询,“噢,请接着说下去!”
“ 那好,请您再看看这些片子。”王振国不失时机地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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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各国患者寄给他的服用天仙胶囊前后肿块对比的片子,递给了法国评委。“还有,这些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癌症患者的来信。我们这项研究,在没有参加这次评奖以前,便已经得到了世界三十多个国家、二十多万患者的承认和应用,这项研究成果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请你们给予考虑。能不能评上奖,我们中国人不计较。但如果认为连参加评奖的资格都没有,先生,我觉得这未免太遗憾了!”
据理力争,丝丝入扣。法国评委吃惊地不得不重新打量起面前这个英俊、干练的年轻人。
“好。那你能够把你的全部研究资料都拿给我们看,把在美国承担实验的人员的名字告诉我们,并请他们马上发来传真,好吗?”
“可以。”
“还有,我们需要请医学专家对你这项成果做出全面的评审。”
“可以。”
句句简洁,句句有力。王振国相信,科学是神圣的。在神圣的科学面前,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见的——当然也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退让与妥协。
1989年12月7日晚7时,国际颁奖仪式厅。差十分钟,王振国才悄悄走进来,悄悄地寻到后排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
灯火辉煌的大厅出奇地安静。只有一架架照相机、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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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镜头急不可耐地张开着,在等待,在寻觅,在大厅里五六百颗智慧的头颅瞬间捕捉着——那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最为骄傲,最为光荣的一瞬。
当大会评委主席用英文宣布获奖名单时,王振国听清楚了,第一个便是自己的名字:王振国!
王振国还是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分明听清楚了,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咱们中国人获奖啦!”
掌声,欢呼声,赞叹声。
这时候,王振国的脸上挂着淳朴而又充满自信的微笑,迎着周围一道道赞叹的目光,他沉静的迈过通道上如织的电线,匆忙中没忘记把灰色西服上衣的扣子系好,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颁奖台......
鲜花与荣誉,隆重地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推向世界!
王振国发明的抗癌中药“复方天仙胶囊”,一举荣获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惟一的“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并且被授予“军官勋章”、“骑士勋章”和“比利时王国荣誉奖牌”各一枚。这是中国自1986年参加每年一度的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中国人在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和“军官勋章”!
大厅沸腾了。“中国,中国!”“中国,振国!”“振国,振国!”“中国,万岁!”……此起彼伏,有节奏的欢呼声与中国人的热泪融成一片。各国科学家也纷纷向这位年仅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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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涌来。
国际发明家协会主席冯•勒摩特尔博士将“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证书郑重授予王振国,又把两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然后紧紧握住王振国的手说:“你是我发奖以来第一个这么年轻的科学家。祝贺你,祝贺你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王振国两眼湿润了。
任镁光灯四处灼人的捕捉,人震耳欲聋的声浪包裹。这是我吗?那个沿着沟沟岔岔的小道进山采药的孩子;那个在刺骨的严寒里,被县城医院的大夫恶狠狠的赶出走廊的孩子;那个在通化卫校铺板上,睡觉脱衣服时不小心被同学发现衬裤上花花绿绿的十九块补钉,而承受着嘲笑的孩子……是我?是我吗?——我是大山的儿子。我是从大山认识生活的。我是从风雪弥漫的大山走向苦斗——不,是中国,是中医中药从华佗、李时珍的时代走来,走向世界,走向这眼前辉煌的世界而科学殿堂的!
“尤里卡”!
两千年前,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接受希耶罗国王关于检验王冠含金纯度的任务后,一度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做到浴盆里洗澡时,他突然意识到了可以利用浮力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后来的浮力定律)。一下子,阿基米德兴奋的从浴盆里跳了出来,连衣服都忘了穿就冲上大街,一边跑着一边如痴如醉的喊着:“尤里卡(我发现了)!尤里卡(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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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尤里卡”——一个人类探索者“发现”的故事。
这本书所要讲给读者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发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神秘和黑暗的癌症王国——等待着他的必然的艰难和挫折,更有他必然的抗争、坚韧与跋涉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祖国东北莽莽苍苍、起伏连绵的长白山脉。
雪飘无声。
长路漫漫。
此刻啊,远去的一切正向他走来——向他走来的一切正在远去。那是生命对岁月回眸间,看到的一串弯弯曲曲的坚实的脚印;那是人生与岁月较量中,留下的一抿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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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 大山之子
第一章
大山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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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长长的故事的开始也是一条风雪弥漫的长路。
从辽宁的宽甸到吉林的集安,一路的风餐露宿,无尽的乞讨流浪,瞎了一只眼睛的妈妈,流着人间最苦涩泪水的女儿,好不容易才在夹皮沟安顿下来。李永珍十一岁那年,村子染上了瘟疫妈妈和妹妹都不幸撒手人寰。那个时候,爸爸漂泊在韩国给人家打工,只好由哥哥又将她带到集安县大路乡,十三岁以“二斗苞米”的身价,进了从山东逃荒来到此地的贫穷的王家做了童养媳。四年后的农历腊月二十八,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十七岁的李永珍与二十三岁的王耀明结婚了。这是1942年。六年后,丈夫参军去了,扛着一挺机枪,随着四野从东北一直南下打到广东。年轻的妻子自然而然地挑起婆家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那时,他们家住在大路乡正义村最偏远的山沟里,就他们孤零零的一户人家。
又一个早秋来临了,漫山的山梨结得很厚很厚。李永珍腆着个怀着身孕的肚子,依然毫无顾及地爬上树使劲地把梨摇晃下来给猪吃。摇来荡去的,一不小心脚下踩空了,人从四米高的树上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沟里,好半天身子都不能动弹。没想到,这一摔,竟将她的第二个儿子提前两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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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摔进了人世间——1954年农历八月十二下午——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王振国。只不过,当时家里给他起的名字叫:王增国。
婴儿长得瘦小和羸弱。都出生两天了,不哭不叫也不吃奶,嘴里只有微微的活气儿。母亲一边担忧地叹气,一边心急火燎地拿着主意。也是的,这偏僻的山沟,这穷人家的日子,又能去那里寻医问药呢?所以,从打有第一个儿子,但凡有个头痛脑热、小病小灾的,都是她这个做妈妈的上山采药鼓捣来治。这一回,这个聪明和大胆的女人又开始“鼓捣”——用自己的手指给婴儿捏捏鼻窝,掐掐嘴丫,就这样专注地“截住风道”。又一个没想到,这一截,竟迎来了儿子以迟来的啼哭与这个世界久久的拥抱。
两个月后,丈夫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两年后,她和丈夫带着心爱的两个儿子,第一次走出集安,去投奔家在通化县石湖乡公益村的哥哥。从此一住就是三十四年。这里同样是一个山村,地处长白山西南麓。
所以,王增国认识的第一个字便是“山”。
出门是山,身后是山.两山之间夹一沟,石湖水清清澈澈地从眼皮底下悄然无声地流过,就宛如随意镶嵌在长白山深处的一颗朴实无华的珍珠;而公益村就坐落在被守护得很好的偏僻山窝间的“聚宝盆”里,每天这里的太阳都醒来得很晚很晚,到了晚上又落山得很早很早。村子里总共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其中,有两间用干草搭起的房屋,就是王增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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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的家。靠父亲一个人在火车站装卸队起早贪黑地干活挣点钱苦苦支撑着。
但童年的生活是美丽的。听山泉淙淙,听松涛飒飒,看野鹿悠闲,看野花随意。那时的他,便常常荷锄背筐、攀藤附葛地跟随母亲出没于川沟壑、林海草地之间,去采集一些中草药,然后看着母亲这样那样地鼓捣着给自己家里人治病用。不过,这对于他还仅仅是一种嬉戏——就像城里的孩子习惯玩的“过家家”“丢手帕”一样。懵懂间,他还不晓得这其实是母亲送给他童年最早的礼物,也是他这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
很快,王增国身后多了个妹妹。那光景,妈妈成天忙着在队上干活,六岁的他开始学着做饭了。他个子小,站在地上,头刚刚能探出锅台,他就拿过来一把小凳子,就势上高蹲在锅台上俯身往锅里贴苞米面饼子。农村家家的大锅盖都是那样的沉,他搬不动,就喊过哥哥帮着拽。一会儿,从锅里升腾出一股喷香的味道,大饼子蒸熟了,他贪婪地看着,每一个饼子上面都参差不齐地印着他稚嫩的手指丫,是那样的清晰,清晰地标示出劳动对他最初的奖赏。
这还没有完,饭后他还要洗碗刷锅。聪明的母亲为此特意给他做了一把木把长长的“锅刷”。这个时候,只需他再稍稍地踮起脚尖,伸长胳膊,一切都成了。
童年就是这样的让他知道了大山不光有美丽的一面,也有艰苦的一面;大山不光有富饶的一面,也有贫寒的一面。
记得那一年的腊月二十九,过年的前一天,他揣上干粮,早早的去前山砍柴了。到了晚上拉着满满的一车柴火往家里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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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一个陡坡,脚下冰雪一溜一滑的,怎么使劲也爬不上去。寒风刺骨,冻得他浑身瑟瑟发抖。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放心不下的妈妈寻着小路找上来,有娘儿俩合起来一股劲往上拉,还是不行。妈妈只好回家里拽来爬犁,将柴禾分批地转移到爬犁上拽上陡坡,然后再重新装上车拉回家。这么一折腾,回到家里已经近十点钟了。可是,看着自家高高的柴禾垛,小增国心里还是暗暗得意。因为,和邻家比他大几岁的孩子比赛,他这一回又赢了。这一年,他只有七岁。
但是,在懂事的孩子也是孩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他最深的记忆,只有无尽的饥饿。有一阵子,家里几乎没有粮食了,看人家的男人都拿着面袋子找队长要,只要张张嘴,怎么也能要来几斤苞米面,但无论妈妈怎样的催促,倔强的爸爸死活也不肯去要。七岁的增国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他看到修河坝的职工食堂扒出的西葫芦瓤子都散落在地上,就去找伙房的老头要。都走到人家跟前了,懵懂中刚刚知道要面子的他突然间机灵地改了口,说:“大爷,我家的猪崽没吃的,能不能把这些瓜瓤送给我?”老头答应了。他和妹妹天天提个竹篮子往家里抬。妈妈就把这些瓜瓤和在面糊糊里煮给孩子们吃,一连吃了半个多月。
1960年,他上了小学。母亲把他叫到身边说:“家里穷,你上学了,交学费要自己想办法。”他这才知道,每天放学后去山里采集一些党参、细辛换些钱积攒起来,便能给自己凑上一些书费和学杂费。他就是因为这个,才最先认识党参、细辛等几味中药材的。大山是慷慨的。可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得不常常去小学校对面的供销社买回一些最廉价的粗烧纸,自己裁成算草本 ,或打上田字格,从来都是反正面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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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不,就是花上两分钱买来一片钢笔水片,沏成一小瓶蓝色的墨水,然后将买来的蘸水钢笔尖,插到自己随时都能找到的高粱杆上用……
他给自己积攒学费的另一个渠道,就是捉“蝲蛄”。常常是在周六的夜晚,顶着皎洁的月色,穿行在清澈见底的湖畔,时而掀开滚圆的卵石寻找,时而睁大一双专注的眼睛出击。然后周日凌晨两点就起床,背上妈妈比他更早起来煮熟的上百只蝲蛄,独自去赶几十里地之外的六道沟的早集。
那可是长长的要走上五个小时的山路呀!
终于,“蝲蛄”在集市出手了,可一只“蝲蛄”才能卖上一分钱。但即使这样,每次能卖上五六角钱,对于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所以,回家的路上一阵轻松。每次他都是在离开六道沟之前,朝路边的一家姓丁的要碗水喝,然后用柳树的枝条卷成一圆圈,戴在头上,好遮蔽那路上越走感觉着离自己越近的火辣辣的太阳。
上学的日子给他的童年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这其中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变化——上小学的第一天,班主任老师认为他的名字不好,就给他改成了:王政国。后来,又有老师觉得这个名字写起来比划繁琐,他便又变作了 :王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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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父亲,王增国记忆里最深的是父亲的倔强和沉默寡言。这种性格的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坚韧和威严 。“ 吃饭时说笑,不行!”“孩子坐得比大人高,不行!”“下雨天睡懒觉,不行!”规矩都定下了,但“眼睛”却交给了增国的妈妈。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在家里只要放下饭碗,立刻走人了,在火车站的装卸队“时刻准备着”,抬大木头,搬大石头,最重的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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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抢着去干。可回到家里,任什么活计,他从来都不伸手。
本来,他部队复员后可以进城里工作的。但他觉着自己识不得几个大字,没文化,还是回乡村活着踏实。就这样踏实了一辈子,就这样辛苦了一辈子,就这样贫穷了一辈子。一辈子,他的生活里除了机枪就是装卸——一辈子都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一辈子没从他嘴里听到过“抱怨”两个字。
论身材,论模样,乡亲们都说增国长得像父亲。但说起聪明,说起胆量,增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身上的基因。增国的母亲不识字,但她的脑子里却装满了似乎一辈子给孩子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并不清楚她童年的一段悲惨的乞讨经历,曾经在她心灵上刻下怎样的烙印,但可以肯定一点——因为经历过不幸,他才会那样深切地体会和同情别人家的不幸。这是一个把仁爱和善良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大度的女人。难怪,几十年后,王振国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那样动情地说道:“我的成长是和故事连在一起的,小时候,我是听妈妈讲故事……”
这里讲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小事。
那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村里有个富农挨批斗,被打的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母亲听说了,让增国晚上悄悄的给那家人送上一瓶红药水。同情“黑五类”,这在当时可是决对不能饶恕的罪名呀!
“可人家终究是个人嘛!”母亲只是简单地说了这么一句。
只这么一句,轻轻地一点,就点燃了儿子心中一缕透亮的火苗。在这个漆黑的夜里,机灵的增国偷偷地翻墙而过给那家富农送去了药。“雪中送炭”,那家人一时间除了惊呆,就是一连串的感激 。从这个时候起,王增国开始体会到,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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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困苦中挣扎的人做一点事,它所带给自己心灵的是愉悦和满足!
妈妈的故事似乎永远也讲不完。在儿子的记忆里,他第一次从母亲那里听到的美丽长白山传说是这样的:
“很早很早以前,长白山有个作孽多端的火魔。每年的七月十五,从地下喷一次大火,烧毁山林、花草、鸟兽,吞没田园、村舍。为了降服火魔,拯救百姓,一位名叫日吉纳(杜鹃花)的姑娘,抱着一块最冷最冷的冰,等火魔张口喷火的时候,一头扎进火口,钻进火魔肚子里。只听得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山峰塌下,大火熄灭了。火魔喷火的山口,后来被雨水填满。人们为了纪念日吉纳姑娘,便给这个水池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做天池。”
这样的故事,常常让年少的增国听得如痴如醉:也让他一个人孤独地守在家里时,常常爬上院子里高高的柴垛,遥望着远处的长白山群峰默默地出神。是妈妈的故事让他们知道了这大山、这人世间美好的许许多多。难怪儿子在几十年后要说:“母亲的故事,是送给我童年,也是送给我一生的最伟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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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王增国第一次感受到了金钱的魔力,因为去全日制中学读书需要一学期加纳六元学费,他只好“忍痛割爱”改读“农中”。1969年,十五岁的王增国农中毕业,回到农村当上了一名社员。队长看他细细瘦瘦单薄的身子,便派他去放猪。那时候的他可没有一点奢望,甚至不敢想去当一名记工员什么的。那时候的他又常常觉得不甘心,“自己好歹念了九念书,在这穷乡僻壤也算上个文化人了 , 难道就这样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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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地过一辈子不成?”
可是,他又想到了中草药。一边放猪,一边闲暇时顺手采集些中药材打发时光。有一天,他突然问自己:这些治病用的中药材都卖掉了,要是我自己也能用它为乡亲们治病多好啊!
也赶巧,村里有人去通化市办事。王增国把辛辛苦苦卖中药材攒下的七元钱塞到他手上:“你看着给我捎一本学医的书吧。”书买回来了,一本浅显易懂的《东北中药草》小册子。上面记载着一百五十多味中草药,还配有图谱对照和常见病处方。
他如获至宝。赶紧找来一张废旧的报纸包上书皮,每天将书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带上山,生怕下雨给淋湿了。就这样,一面放猪,一面对照着书上的图谱辨认,很快有认识了一百多种药用植物。不,是他很快认识了大山的富饶、博大和神奇!
原来,这院落篱笆上缠绕着的牵牛花,种子叫黑丑、白丑,是专治胃病的良药;原来,这一叶蒿、庵蒿、猪毛蒿、油蒿、黄花蒿,几乎野山里所有的蒿子都能入药;原来,这草丛中讨人嫌的婆婆针、锅叉草、老苍子,多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能;何况,还有春天里漫山遍野无论你怎么采也采不尽的野菜呢,刺龙牙、鸭儿芹、苦蝶子、大叶芹……一个个平平凡凡的名字,却蕴藏着、孕育着多少不可思议的神秘和新奇呀!
没想到,一元八角钱买来的《东北中草药》,从此为王增国打开了一个窗口。他贪婪地在树上捕捉着,就好像手里握着一把阿里巴巴召唤着“芝麻,开门”的神奇的钥匙。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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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不能去山上放猪,,王增国把采来的中草药按照书上的配方组合,用自己家做饭的大铁锅,熬了一锅治疗气管炎的药汤,盛在事先捡来的一百多个瓶子里。然后,冒着雨,将汤药一家家地送给有咳嗽气喘的乡亲喝。大伙儿喝了两三天,都说自己的病轻多了。还有人过去整天趴在炕上咳嗽,现在竟能下地了。乡亲们都夸他的药管用。要知道,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连吃一片“镇痛片”都难呢。
王增国兴奋极了,心里也充实极了。这是他回乡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能为乡亲们、为别人做上一点事情所得到的快乐与幸福。
第二章 命运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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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春节,大年初一,家家团聚,王增国的母亲突然间胃出血,不得不让儿子用爬犁拉着送进县医院。这是十六岁的王增国第一次走进县城。大狗皮帽子,小黑棉袄,粗棉布鞋。一身土里土气的样子,一副懵懵懂懂的目光。不用说,没有谁愿意搭理这娘儿俩。急得振国眼泪汪汪东跑西颠地寻找,好歹到了晚上才“等”到值班大夫,才总算住进了医院。
病房里,只有母亲一个病人,显得空空荡荡的。另外的三张病床都空闲着,母亲却不敢让儿子到床上躺一躺。这一天,振国跑得太疲倦了,坐着,坐着,他趴到母亲的床边睡熟了。
突然间醒了。他是被人推醒的。
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站在他面前,正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着他,打量着他那身大狗皮帽子、小黑棉袄、粗棉布鞋。他胆怯了。他被大夫没鼻子带脸地一顿训斥,然后被赶了出去。
一连四天四夜,他都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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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度过。连给母亲倒碗水,都得抽冷子钻进屋去。看着和他同样孤零零的母亲,他哭了。这是他人生第一回感到了世间的不公平。终于,有一天他按捺不住地说:“娘,这些大夫对咱贫下中农太瞧不起了。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医生,专门为咱们农民治病!”
也就是这年夏天正铲头遍地时,队里四十多个劳力都染上了痢疾。眼看着荒草“呼呼”地往上窜,队长急得嘴上都起了泡。这时候,王增国又不声不响地按照那本药书上的方子,采来黄芪、白头翁等熬了一锅“止痢汤”,又一次次挨门串户地给乡亲们送去。喝下后,大伙儿的病马上都好了。队长高兴地要给振国补助点工分。他不要。队长便叫他当起了村里的兽医防疫员。学习打针,学习劁猪骟马的,还捎带着为全村的鸡打鸡瘟预防针。这当口,他又学起了针灸,先是按照书上的穴位图,在自己身上练着扎,学会后便又给乡亲们扎。一来二去的,这个十六岁的小社员热心学医治病的事竟也传到了石湖公社卫生院,院长王明德看着这个细细瘦瘦的小伙子,诚恳地说:“你有这个爱好,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学一学。”
就这么一句话,把他整个的魂儿都勾了去。
去帮着生炉子,去帮着刷洗注射器,去帮着劈了一冬天的柴禾。卫生院的这些医生们,没有谁不喜欢这个手脚麻利又勤快的小社员,纷纷伸出手来帮助他,教他学会了皮下注射,教他学会了中药制剂,也教他学会了骨碌药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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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在通化卫校,办一期农村医生培训班,时间2年,学习结束就分配在农村当医生。这是一个令好多公社领导子女都眼热的好差事 。但公社卫生院院长王明德和陈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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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意把这个读书的名额给了机灵、朴实的王增国:“看你这个小孩挺钻研的,就给你创造一次学习机会吧。”
那一天,母亲送王增国到村口,站在那里,望着儿子远去的越来越小的身影,好久,好久。三十一年后,有客人在通化植物园和老人家聊天,问起当年她为啥那样喜爱采药和配药,问起她可还记得什么药方,她随口就说出一个医治口舌生疮的药方:鹿茸、薇菜干、葛条、玄窝口、白矾等。她接下去说:“我就是不识字,我要是识字,年轻时就学当大夫了。我可爱这一行当了。”这一句话,从七十七岁
的老人家嘴里说出,让人听着那样感慨和震撼。
就这样,十七岁的“赤脚医生”王增国平生第一次走进了通化市。第一次看到了那样多的城里人,第一次看到了那么高的城里的楼房,第一次走进了他向往的新华书店,第一次坐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也是第一次和城里的同学坐在了同一个课堂上,住在了同一间寝室的床铺上——记得呀,当他来通化卫校读书时,是哥哥把在家时和弟弟合盖的一床棉被给了他;是父亲脱下他身上穿的旧衬裤给他带上。衬裤并不合身,只有把长长的裤脚挽起才能穿。而平素睡觉脱衣服时,他也总是将衬裤与外裤一并脱下。可那天晚上,他一不小心,他穿着的旧衬裤一下子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他衬裤上花花绿绿的19块补丁,城里的同学们一个个哈哈大笑。那笑声,那同学们奇异的目光,让他的心灵一瞬间受到莫大的刺激——他第一次从同学的目光里,知道了自己的生活原来是这样贫寒;也第一次从同学的笑声中感受到命运对自己如此不公平。
从那个晚上以后,他总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定要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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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睡熟后才肯摸黑躺下——就为了一定不要让同学们再看到他那条寒酸的旧衬裤。当然,他的贫寒并不会因为他这个做法而改变。贫寒得没有换身的衣服,便只好悄悄地走近夏天的河套,一边将洗完的衣服挂在树杈上晾着,一边赤裸着身子躲在浓浓的绿荫下读书。
绿荫下,他想起了自己小学生时和父亲在自家窗前——也是绿荫下的一次对话。
他问父亲:“爸爸,你说,这山外面是什么?”
厚道的父亲告诉他:“是山呗。咱这山区,除了山,还能有什么?”
他似信非信,不甘心地又继续问:“那么,山尽头的外面到底是啥?”
吸着旱烟的父亲笑了:“孩子,好好读书吧。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能去山外面读书,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
他要牢牢地抓住今天这得来不易的读书的机会。
所以,当他读书的每个月都拿到二十二元的工资时,他总是将十元钱寄给乡下的父母,八元钱留给吃饭,然后将最后的四元钱送进书店。他知道,读书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不肯去添置一件新衣服,不肯去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还可能会遭遇城里同学的嘲笑;但是,比起乡下放猪的滋味,这现在的一切,难道不是都要好得多吗?!
是通化市,是这大山外的通化,让他第一次对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是通化市,是“通化卫校”这四个字,悄悄撞开了一直潜伏在他心底的“抱负之门 ”。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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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有的课程十四门五分、二门四分的优秀成绩完成学业,当他这个受人拥戴的“班长”即将挥手与通化卫校告别时,他那个时候真实的抱负是做一个优秀的乡村医生,好来为他的曾经遭受医生冷眼的母亲、也为更多的需要他的乡亲们服务。
然而,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意外地导致了他瞬间青春理想的偏离,甚至整个地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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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2年10月,王增国被派到通化县六道沟卫生院实习。有一天,他刚刚与实习老师一同推开病房的门,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竟“扑通”一声跪在了脚下,小手紧紧地搂住他的大腿:“大夫,救救我妈妈吧!救救我妈妈!求求你了!”
他怔住了。他反应过来后,赶紧跑到药房,问药房主任,有没有什么最好的药,一定要救活这个病人,不能让孩子没有妈妈。可是,所有的医生都告诉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药能治疗她的病,她得的是肝癌。
王增国沉默了。他失望地再次走回那间病房,他没有说自己还不是一个主治医生。他惟有沉默。也许,对于一颗苦苦渴望和哀求的心,这未免有点冷酷。但他此刻实实在在是掏不出一句得体的安慰话来,他更不忍心当着这双清泉般渴望的眼睛吐出“肝癌”这个可怕的字眼。
就在这天夜里,就在母亲的呻吟与女儿的啜泣交织一起的这间病房的隔壁,他失眠了。他又想起自己立志当一名医生的抱负。可是,“一个医生,面对着癌症却也束手无策,这算什么医生呢?”
王增国干脆坐起身来,黑暗中瞪大着一双眼睛,脑袋里闪出一个非份和大胆的念头:“我能不能利用长白山的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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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一种抗癌新药呢?”
那年,他十八岁。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年龄。一个极易感情冲动的年龄。一个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怕的年龄。
十八岁。十八岁的他当时并不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每相隔六秒,人类就要被癌症夺去一条生命——但他却清楚地知道七天之后,这个小姑娘的母亲去世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个女儿失去年仅四十二岁的母亲、一个家庭失去他最爱的亲人的不幸和悲痛——也许,正是植根于一个农民儿子心中的淳朴的爱心,铸就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石。
人生的选择,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契机的。生活中或许会有无数个偶然,但也一定包含着某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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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记载:自1941年查里斯•B•哈金斯博士(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使用雌激素治疗前列腺癌,1945年罗兹临床使用氮芥治疗恶性淋巴瘤有效以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抗癌药物的研究,先后研究或研制的化合物已达五十余万种,常见临床使用的化学药物也已经有五十多种,化学疗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快,疗效也正在不断提高。由于进入患者体内的化学药物可以无处不在地追杀那些外科医师手术刀或放射线不能触及的癌细胞,现今,化学药物治疗越来越常用作抗癌的第一件武器。相比之下,抗癌中草药的使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这些,当年的王增国其实并不清楚。对于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孩子来说,他还没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最新的科研资料——而要论起条件,他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他所在环境的闭塞, 都使得他可以说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来闯进癌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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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不可测的王国。他对癌症的认识和理解,还仅仅局限于通化卫校课堂上所学到的那些最为浅显和抽象的概念,以及山里乡亲日熏月染留在他脑海的“疔疮疖毒”的最为直白、朴素的印象。甚至可以说,他对于癌症的知识几乎就是一无所知。
但恰恰是这种无知给了他狂妄,给了他敢于蔑视框框、敢于向癌魔挑战的胆量和勇气。
也恰恰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他才选择和走上一条远离书斋、远离象牙塔、远离金碧辉煌的与那些专家、学者们所迥然不同的将自己交付于民间的人迹罕至的怪异的道路。这是一条最原始也最笨拙的道路;这是一条最简便也最复杂的道路;这是一条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荒山掘宝、沙漠凿泉的说不准什么时候便迷失了方向便再也走不出来的道路;这是一条没有“铁杵磨成针”的意志,没有小卒“一拱到底”的精神,没有忍耐没有牺牲没有等待没有理智的把握就绝然不应该踏上的道路。
但他还是绝然地踏上去了。他从寻找一个个癌症患者做起,他从走访一个个民间医生做起——为的是在广泛搜集民间治癌秘方、验方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和提高,从而依靠自己只要肯付出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白山绿色宝库,来研制出一种新的抗癌中药。
为此,十八岁的他,将要付出整整十七年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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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初,偏僻的石湖公社一派空前的热闹景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类似的标语临街比比皆是,看得王振国心里热辣辣的。他想去当兵 。打从他走进通化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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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天,他就喜欢上了这大山外面的广阔,“人生一回,一定要出去见见世面。”何况,对于他心中隐隐约约的梦想——去当兵,就仿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踽踽独行,所遥望的来自天边的启明星的最早的一丝光亮。他一定要去当兵。他和几个卫校的同学一起找到县卫生局的杨局长,可是,任他磨破嘴皮,杨局长的牙关没有丝毫松动。他讲他的道理,农村需要医生,所以卫生局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农村卫生系统招兵。
那几天里,又偏巧他负责医院五官科的征兵体检。看着一个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满足地从身边走过,他心里那个急呀!急中生智,他开始打起身边征兵干部的主意。还不错,他的这份诚恳、机灵和韧劲,又一次派上了用场,带兵的田政委答应了他:“小伙子,有志气,你当兵的事我包了。”果然,三天之内补办完一切手续,12月21日,他终于如愿以偿,来到辽宁省海城县81180部队,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这里,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因为,这段日子里的这两个抉择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
第一件,本来,带兵的田政委带回他是要留在身边做警卫员的,但他放弃了这个进步较快的机会,坚持要求到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第二件,在新兵登记表上,他端端正正地填写了自己的新名字:王振国。这是他自作主张给自己改定的新名字。有人后来问他改成“振国”这个名字的初衷,他说主要的是受到母亲讲给他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故事的影响。如此,王增国——王政国——王正国——王振国 ,一个普通名字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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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不仅折射出一个时代脉搏某种程度的变化,也让人从中看到一个大山里的年轻人,他胸中开始鼓涨的不可遏制的抱负和激情。
就这样,他开始接触到了大山外面愈加开阔的世界。
环境的改变,使他终于有了条件利用节假日跑到医院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有秩序的生活,也使他能够一回回挑灯夜读,从一本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古典医籍中汲取智慧和养料;战友间的交往,让他水到渠成地一次次请战友往家乡写信,把天南海北的治癌偏方得以巧妙地汇集;而野营拉练、巡诊医疗,更为他搜集民间秘方、验方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便利。
他不放弃任何一次能够捕捉得到的机会,更不放弃任何一点哪怕十分渺茫只依稀透出一线光亮的“蛛丝马迹”。
有一次,部队拉练经过一个村庄,他曾经听说这一带有位中医能治癌,可究竟在哪个村子,谁也说不准。到了宿营地再一打听,原来已经走过了十几里路。经过一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人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一双腿像灌铅似地挪不动步子。这时候,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王振国本来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的,但又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他放下背包,请假后返回去找这位中医。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瞬间,他变成了一个雪人,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
王振国一瘸一拐地走进老中医的家,说明来意。老人看着从漫天风雪中钻出的他,一副诚恳的期待神情,二话没说,痛快地把一个祖传秘方交给了他。王振国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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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听说哈尔滨有位老中医专门用蜈蚣治癌,他利用节假日,自费去了哈尔滨。时值三九天,气温降到零下40℃。穿着薄薄的棉袄,拖着一双鞋底冻上了一层坚硬的冰的大头鞋,一溜一滑地走,手和脸都像被刀子刮似的。那是他第一次去这个城市,又不知道那个老中医的准确住址,就这样,上午十点钟下车,空着肚子,一直逢人就打听,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总算找到了。已经是冻得说不出话来。
老中医七十多岁了,饱经沧桑,是抗日将领张学良先生当年的保健医生。他当即找来毛巾,用冷水给王振国擦脸擦脚,一边感动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太不容易了。好,我就把自己会的偏方都告诉你吧。”
一整夜的旅途,一整天的严寒,一粒米没有下肚……可就凭这句话,他身上所有的劳累、寒冷和饥饿都一扫而光。
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土方、偏方抗癌热的年代,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和温暖。王振国没有钱,但他只是凭着这诚恳、这热情、这执著,便精诚所至地叩开了一扇扇真诚的门。这不能不说是王振国的幸运!
所以,王振国一直珍藏着好几册密密麻麻地记载了许多药方的笔记本。字迹虽然幼稚,却抄录得工工整整。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笔记本的纸已有些变黄——那不变的,则是他苦苦寻觅的足迹。
足迹,在他的日记本里字里行间地延伸——那是他四年难忘的军营生活里,他的另一行同样鲜明、同样执著的人生追求的足迹。
1974年2月18日:
晚上九点多,母亲带小妹来部队看我了,战友们送来热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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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饭菜,我陪母亲、妹妹吃,和母亲一直唠到天亮。母亲说,乡亲们都念叨我,说我走了,他们看病不方便了。我也想念乡亲们呀。
1974年2月25日:
生活上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质。我决心一不要抽烟,二不要喝酒,三不买零食,四不买尼龙袜。我每月只花1元5毛钱,买牙膏、肥皂和邮票。我用灰袋纸糊了二千多个信封分给大家,还为伤病员买书和水果。能为别人做点事,我觉得很愉快。
1975年2月4日晚间,轮到王振国值夜班。晚上七点三十分,突然,东方升腾起一道火光,大地顿时通明。紧接着,楼房电路被摧毁,周围立刻陷入黑暗,脚下是剧烈无比的颤抖。王振国这时候才意识到,是地震!他急忙跑到走廊里,房架发出吱吱的响声,楼房在摇晃,人也站立不稳。他扶着墙壁拼命地叫喊:“大家快往外跑!”轻病员闻声跑出去了,可几名重病员还躺在床上。“赶快!赶快!”顷刻间,他什么也顾不上了,箭一般冲进四号病房,把三位重病员护送到安全地带,回身又跃进五号病房,把阑尾炎手术后才两个小时的小王背到楼外。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七号病房的四名病员都不在场。于是王振国第三次冲进病房。当他跑到五号与六号病房之间时,有一面墙轰然倒塌,差一点儿将他砸在里面。走廊到处烟雾弥漫,呛得人丝毫喘不过气来,又周围什么也分辨不清。但为了抢救战友,他依旧一往无前。刚刚跑过六号病房,一面墙又颓然落地。王振国使尽全身力气去推七号病房的门,门已经被坍塌的砖块堵住了。万分火急。灵机一动。王振国拾起砖头奋力砸门。门终于被砸碎了。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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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屋子里的四名战友安然无恙,才放心了,把他们一个个地都救护出病房。
十九名病员终于安全脱险。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让十九名病员永生难忘。当时,王振国背起最后一个病员撤离时,又一面墙壁倒塌了,有一块砖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脑袋上,又接二连三地扑向他的腰部。他顺势一歪,背上的病员摔倒在地上。这时候,他什么疼痛也顾不上了,骤然间鬼使神差般“发力”地挟起病人,又继续死命地往门口奔去。到了楼门口,后脚还刚刚跨出,身后的“雨达”整个地落了下来,径直砸向他的脚后跟——他穿着的大头鞋的后鞋跟一下子就被砸烂了。“如果晚一步,我们两个人就都没命了。”几十年后,他在追忆起这一幕时还不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命大,海城地震,是我第三次大难不死。”
第一次,是他童年七八岁时。他不会游泳,大热天里在浅水里徘徊。他不知道,原来这个水泡子是个废弃的沙坑,底下深浅不一。就试探着往里走,没想到竟然一个猛子扎进了深坑。他使劲地挣扎着,叫喊着,幸亏岸上有人,伸过来一根棍子,将他拽了出来。
第二次,中学毕业回村当农民的第一年冬季,他上山打柴。砍下了十多棵干枯的树,再把枝条修理掉,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然后用绳子捆绑一起,从山顶往山下拽。拽到离山底有百多米的陡坡时,底下就是悬崖峭壁,需要人站在树后面像“放山”似地将树“唰”地一下“放”下去。没想到,没有成功。一看,原来树竟然齐刷刷地插进了雪里,纹丝不动。必须把树从雪里拽出来。所以,他这一回变换了姿势,迎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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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一侧,将绳子这一头搭肩上,那一头缠绕在手上,再使上全身力气往前拽。树终于活动了,却一下子整个树都飞上了悬崖的高空,然后“飞树直下”,连带着他也飞了起来。这时候,整个树的斜面正好顶在他的肋部。但是,就在离地五米高时,因为其中一棵树的树梢没修理干净,一下子刮到悬崖边一棵树上,就这么一放横,把他弹出去了二十多米远。这边,速度减缓后,十几根木头笔直地扎进前面半米多深的雪里。那边,山底下两个也在打柴的乡亲赶紧上来了,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人的影子。原来,他是被弹进几年前猎人挖下的一个废弃的陷阱里了(若不是这个陷阱,山坡下就是悬崖峭壁)。是头朝下扎进去的。人整个地都被摔迷糊了。一会儿,他摇摇头,才知道自己没死,又试探着把脚顺过来,看到了头上厚厚的积雪层渗出的一道亮光。他开始往上爬,终于活着出来了。
1975年的海城地震,王振国“被死亡撞了一下腰”,但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他荣立三等功一次,并且被评为“全军抗震救灾先进模范人物”,到全军巡回讲用。沈阳军区《前进报》还登载了他“地震何所惧,一心救战友”的事迹。1976年10月9日,王振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新的生命开始了!”
1977年3月15日,团政委和王振国谈了,准备让他任团政治处干事。
本来,部队还准备送王振国去吉林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的。是镀金?是充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对王振国都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王振国不会不清楚这些。但就在辉煌的前程正隐约地向他露出轮廓时 ,他毅然地把这灿烂的苗
头掐灭了。这是他的性格。他在该牺牲什么的时候绝不手软。虽然他心里头很留恋部队的一切,但他常常更担心,一旦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也许终究有一天会控制不住地导致自己整个抗癌研究的夭折。这不,他在四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收集到民间治癌偏方、验方八百个——虽然希望还那样渺茫,但他执意去冒这个险,执意要回到他的大山去。他愿意像一个本分的农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大山里,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深深地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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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4月10日,王振国复员后被分配到通化县油嘴厂工作,这个国营大厂条件虽好,却与王振国心中的目标背道而驰。当时王振国还无法张口说自己要搞抗癌药研究,只好婉言请求劳动部门能照顾到他在部队的专长,后来倒是分到了通化县白山制药厂,但工作却是与制药技术毫不沾边的塔车装卸工。
那活儿很苦。三伏天,每天得装卸八十多块石头,小的也有一百五十斤,大的甚至每块五六百斤重。每趟车又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装完。时间紧,只好玩命似地贴着身子死死往上捧,肚皮常常给石头划破了,衣服被汗水浸透,泛出白花花一层盐渍。太累了,一顿竟能吃下八个窝窝头。可又舍不得多花钱,买一碗最便宜的五分钱的菜汤,再频频地往碗里倒上一点儿用不着花钱买的酱油。
他不抱怨。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家靠山,出门靠得住的只有自己。他依然不声不响地干,只是眼睛处处留意着,像以前一样,不放过能够改变自己境遇的哪怕一个极小极小的机会。
这天,他利用休班时间写了一篇报道稿被厂政工组推荐后在黑板报上刊登了,居然这篇小稿还受到了厂领导的重视。命运的转机由此而来,先是调进了厂政工组,再以后,车间主任、技术股长、分厂副厂长——春风得意。可在他心灵深处,魂牵梦绕的仍然只有“抗癌”二字。
这段日子里,王振国又四处打听到一个被中医治好的肝癌患者。他告诉王振国:他是在北京一家大医院被确诊肝癌的,已经到了晚期,医生叫他赶紧回家,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他绝望了。在火车上他的肝部疼痛难忍,恰巧遇上对面坐位上的一位民间老中医。老中医叫他赶紧下车,买几个斑蝥打鸡蛋烧着吃。他是咬紧牙关支撑着在锦州车站下车的。谁知,住在旅馆里只吃了三天斑蝥烧鸡蛋,肝部不疼了,精神也好多了。他回到通化,又按照老中医给开的方子熬汤药喝,只服用两个多月,病竟然全好了。
王振国的眼睛突然间亮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他也不会相信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笑呵呵、蛮有精神头的残疾军人,十四年前曾经是一位被宣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可遗憾的是那位民间老中医已经去世,而当年留给这位患者的药方,他自己现在也说不清楚了。
王振国苦笑地摇了摇头,但仅仅几秒钟,他迅速恢复了常态。因为,他一下子透过这活生生的“病历”看到了更远更远:癌症是可以治好的。中医中药治疗癌症是大有前途的。
那一瞬间,他仿佛沙漠里发现绿洲一般的欣喜,仿佛茫茫大地飞雪迎春般的躁动。是的,这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只是汪洋大海的颠簸中前方偶尔亮起的一束灯塔——但它毕竟是一份信心,一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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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9年,王振国开始把自己的视线转向北京,转向了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这个全国中药治疗肿瘤的权威医院,为的将自己搜集到的民间验方与大医院开的处方作个“土洋对比”,以验证一下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欠缺和怎样改善。
谈何容易?
自费跑一趟北京光是买硬座火车票就几乎花去他一个月的工资。狠狠心吧。带上自家准备好的干粮,带上大葱带上咸菜条,带上部队里用的大搪瓷缸子,再随身带上一块塑料薄膜。车上人多,就铺上它席地而坐。夜间太困倦了,就把它转移进座位下悄然而睡。
终于,第一次怯生生地走进大医院的诊室。
“大夫,我来给家人看病的。
“病人在哪儿?”
“是这样的,病人在通化,现在身体很弱,没法子坐火车,只好由我来求个方。麻烦你们了。听说你们这儿采用中药治疗癌症挺拿手的,真的全靠大夫您了。”
诚恳的请求。焦急的神色。让人怜悯和同情的目光。这一切,任谁也不会想到这背后的真诚的“狡黠”。顺顺当当的,到底讨来了医生大笔一挥开下的处方。
第二次,又换了一个诊室去“讨”。
第三次……
但总是这样,毕竟难免让人生疑。于是,又心生一计。
熬过漫漫长夜,钻进破晓的第一班公共汽车,每天早上都成为肿瘤科的第一个挂号者。奇怪的是,这个坐在长椅最前面的“第一个 ”从来不进去看病,只是一次次把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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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后面——只有一个交换条件,那就是把别人看病开来的药方,借来马上抄一份。
一个上午过去了,又一个上午过去了……
到了晚上,连北京最便宜的旅馆也舍不得住,只好去睡侯车室。有时炎热难忍,渴得嗓子眼、胃里都火烧火燎地难受,便干脆转移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睡,与那些南腔北调、各式各样成份的流浪者厮守在一起。
终于,王振国欣慰地发现,偌大的医院还没有一味药超出他所搜集到的对治癌有效的中药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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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过去了。从1972年到1982年,王振国访遍北京、吉林、黑龙江、辽宁、浙江等地,已经总共搜集到民间治癌秘方、验方一千二百多个。
这何其漫长的一步呀!这苦行僧般的旷日持久的最为艰苦的准备呀!现在,终于是出击的时候了!
可是,他这时才发现,他刚刚走出一座迷宫,现在又陷进另一座迷宫之中——一千二百个验方,怎样汇总?怎样分析?怎样筛选?怎样配伍?一千二百个验方,就像一千二百个不驯服的在他眼前横冲直撞的士兵,一时谁也找不准自己的定位;一千二百个验方,就像脚下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沟沟岔岔,即使他那样地熟悉大山,却也突然间一下子分辨不清上山的路了。
他在山脚匍匐般百思不解地思索着……
就在这时,他被送进通化县党校学习半年。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部研究资料、医学书籍和一千二百个药方塞满了整整一个大提包和一个大兜子 ,然后带进党校放进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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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白天,他是一个学生。到了每天晚上六点至十一点,在那间空荡荡的寂静的教室里,他桌子上摊开一大堆小纸片,划出一个个小箭头,俨然成为了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合围。这是一场亘无天日的摸索。一千二百个验方,犹如无数的“散兵游勇”在他小心翼翼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扬弃和选择下,终于驯服地组合为一个“精兵强将”的小型方队,尔后又随着他的旗子一挥,一下子再化解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止痛散结、补气养血”的跃跃欲试的四翼——待命出击!
不错,在他自己的“自由王国”里,他是一个将军;但在人类攻克癌症的“纵队”里,他只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卒。惟有本份地扎进祖国丰富的中草药宝库里挖掘,眼睛却猎鹰般捕捉着来自世界抗癌最前沿的信息。
是的,手术、放疗、化疗是西医治疗癌症的三大常规武器。但后面两种,在杀伤癌细胞的同时,也总是伴随着人体正常健康组织的被损害。针对性虽强选择性却差的“不分敌我”,正是阻挡着西医难有根本突破的最大难题。
那么,中医学对肿瘤的认识:“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所以在治疗中常取“扶正固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治则,并注重平衡阴阳、调整身心等。传统医学理论对肿瘤的认识,特别强调恶性肿瘤不单纯是局部病变,而是全身性疾病,致力于身体状态和免疫能力的增强,进而逐渐抑制癌细胞的增殖、侵入或转移至正常的组织。这正是祖国传统医学治疗癌症的基本态度。可以说,祖国传统医学这一整体观点、辨证施治的精神,正是西医放疗、化疗为突破自身局限而一直探寻着的方向所在 。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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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医中药这一理论上独特的优势和潜在的威力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而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轮子的转动,中药抗癌药物的研究已明显地落在了世界后面。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再一次回过头来,许多发达国家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了中药的抗癌研究,天然植物的开发利用正在兴起。因为,人类对疾病防治的认识水平越提高,对单纯化学药物疗法给人带来的伤害所产生的顾虑就越大,无创伤、无(或少)毒副作用的中草药,自然就成为国内外抗癌学界的瞩目点。并且,世界上一些著名科学家认为:对于中医中药的研究,可能会给生命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这对王振国是一个震动。
这对王振国是一个刺激。
他面对着华佗的画像常常在想,他手捧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常常在想,有多少疑难病症,只需要吃几副中药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大自然本身是依靠自身的能量和按照既定规律来推动大自然的生命翼轮的,它能养育人类也能保护人类,关键是找到大自然用来保护人类的东西。中草药并非无所作为,关键是怎样整理,怎样提高,怎样上升到现代科学方法来提炼——有发展才叫继承,有扬弃才能发展。“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去正方安。”他在这两句话下面重重打上了一个记号。
对,哲学的“度”,“量变与质变”关系的转换,“不破不立”真理的光辉。“抓主要矛盾和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的运用。中医习惯上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这也正是中医治癌的精华所在,但是,几千年来治癌的中药方成百上千,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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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难有质的突破?现代医学困惑的原因,在于和惯用的常规疗法保持同一方向思维。也许,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为医学带来一线生机,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于是另辟蹊径,来了一个大胆的颠倒:祛邪扶正——以攻毒为主,以扶正为辅;“攻邪而不伤正,养正而不助邪”。
他这个小卒终于在黑暗的似乎无边无尽的隧洞的摸索中,拱出了一点儿“光亮”。他“出击”的旗子终于挥下去了!
半年后,王振国离开党校。这六个月的学习,他最大的也最意外的收获是完成了自己抗癌新药60多味的大复方,还有一篇《用哲学思想指导医药科学研究》的论文。他迷上了哲学。他深深体味到哲学思想的光辉,对于一个立志从事科研的年轻人,那几乎就是一种灵魂的牵引。于是三个月后便考取了通化师范学院政治系继续函授学习(这是后话)。
可现在,他却是“马不停蹄”兴冲冲地找到厂领导。他说:“我现在要为咱们这个不景气的厂子开发一种新产品,是抗癌新药。我现在已经完成了组方,希望厂领导能批准给我一千元科研经费。”
领导善意地笑了:“振国啊,我们送你去学习,是叫你学习管理,培养你将来当领导,可不是让你去当科学家。你想想,那癌症就像远处的高山一样,能够看到,也能够摸到,但就是谁也上不去。外国人每年都拿出十几亿元来研究,还有多少先进仪器,都攻克不了,你能行吗?搞抗癌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弄不好,将来什么都耽误了。年轻人,可不要学着好高骛远,还是安安分分地先干点实事吧。”
王振国木然地呆住了。
十年的热情 ,十年的辛劳,十年的坚韧,该催开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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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春光啊?可此刻感受的却是一种沉重,一种冰柱般的沉重,一种承诺的沉重。
沉重的心灵,沉重的肩膀,沉重的双脚。
第三章
脚下是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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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了,这是1978年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一片片美丽的六角形精灵,随风飘舞着扑向大地,转瞬间这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纯洁而晶莹。
1978年1月1日晚上七点,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对彼此陌生的年轻人。王振国下午才从石湖老家特意赶回通化的,滕咏是被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紧急召回——牵着这一条长长红丝线的则是王振国当年在部队时的黄政委。这时候的王振国刚刚从药厂一名装卸工上升为政工组的“以工代干”不久,虽说当兵几年也算见过世面的,平素也能说会道,但偏偏还是见了姑娘就脸红,就腼腆得要躲开。相比之下,滕咏这个四平师范学院数学系大二学生,倒显得落落大方,大大方方地伸出手来:“认识你,很高兴。”
第一次见面一共就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里,听王振国一口气就讲了六个条件。
“第一,必须思想好;第二,将来工作要突出;第三,要身体没病,这是我家老人告诉我的;第四,我是我家从农村出来的第一个吃‘红卡片’的工人,将来父母都需要我养老,你不要什么想法;第五,我家特别穷,住三间破草房,你不要嫌弃;第六, 我还有一个想法, 要干一件事, 现在还不能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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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不能干成也不好说,但需要得到你的支持。我就这些条件,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条件也告诉我。”
听听,这哪里有一点点谈恋爱的柔情蜜意,这哪里有一点点初恋的朦朦胧胧,一下子就战场般的“短兵相接”,“真枪实弹”。要是现在的年轻人也遇到这样的“愣头青”,保不准马上气冲冲地“拂袖而去”。可那时的滕咏却满脸含笑,安静而认真地听着。她说:“我自己没有什么条件,但你这些条件我都答应,我觉得这些条件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
十几年后,滕咏在回忆起这一幕时还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她说:“当时,王振国穿着一件军大衣,个子很高,四方大脸,干净朴实的,脸很白,大衣里子也很白,他可真漂亮啊!一进门,我就一眼相中他了,就想到把这辈子交给他了。真的,看他第一眼最漂亮。打那以后,再也找不到这第一眼的感觉了。”
是王振国的英俊一下子俘虏了这个单纯的少女,还是王振国直率的言谈,让她窥见了他心灵深处正直和淳朴的本色?说起滕咏的家庭,父亲是通化市物资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干部,母亲是一家无线电元件厂的工人。这样的家庭,不可能带给她多少富足,却注定教会了她本分。从小学到中学,她的装束总是那一套舍不得下身的“学生蓝”,再就是上学天天都风雨不误地抢先赶进教室,生炉子,打扫卫生。放学呢,便和同一个学习小组的五名同学,去军烈属家做好事。单凭这些你就不会奇怪了,她为什么十六岁就被评选为“全市学毛著积极分子”,十八岁一下乡便当上知青“集体户”户长;十九岁便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而二十一岁, 她已经是那个时代特别叫人羡慕的大学生了 。一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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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这四个字足以概括她遇到王振国之前的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即使在动荡、荒唐的“文革”岁月里,凭着她的“根红苗壮”,也享受着怎样的平静如水所给予的单纯和向上啊!
不错,滕咏属于那种多多少少有点信命的女人,她没有大波大折的生活经历也决定了她的择偶观,注重寻找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定感。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后的这天夜里,滕咏仍然像往常一样睡得恬静、安稳,只不过多了一点点期盼的甜美。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角,王振国几乎是彻夜无眠——兴奋的,像过电影似的把今晚见面的每一幕场景、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语,都重新细细地一遍遍地回忆着,梳理着真说不清楚他究竟要从中滤出一些什么?最后,他在这个夜里记下的日记中写道:“她长的不漂亮,但古人说,‘贵人之美不在貌’,我正需要个善良朴实、为人正派的革命伴侣——她具备这些优秀品质。”
但早晨,他起来的还是很早。看着院落洁净无邪的茫茫一片,听着脚下踏雪时发出的吱吱的欢乐声,他不由得掀掉军大衣,孩子般的挥动着双手三下两下,堆起一个可爱的“雪人”来。
水桶帽子,胡萝卜鼻子,一双乌黑的“煤球眼”正安静地望着自己。
他也安静地望着它。望着它静静地为人世间送来一份冰清玉洁的美好,又即将静静地消失在迷离的阳光中……它是清爽的,柔美的,简单地。人们都说女孩是水做的,他这会儿想,雪也是。
他笑了。他笑着从随身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拧下笔帽,然后紧紧地贴在“雪人”的脸上,印下了一道深深的笑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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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平淡淡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的开始了。
这个春节,滕咏第一次去石湖,看王振国的父母。临行前,王振国又多了一个“条件”:“你第一次去我家,争取给我父母留下好印象,你必须穿布衣服,不能穿‘的确良’。”
滕咏也真听话,马上做了一件蓝布对襟褂子。穿在身上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滕咏犹豫了,又想换下来,王振国却依然坚持:“你不穿,我家老人不同意,怎么办?”
第一次的石湖之行,留给滕咏的印象要比原来想象的好。振国说的自家的三间破草房,其实是三间新瓦房。还多了一个发现,在王振国屋子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个农村赤脚医生用的药箱子。不是很多人用的那种买来的现成皮革面的,是自己手工做成的木箱,方方正正,前面用刀子刻出的深深的“红十字”,挎带是粗布裤腰带改制而成。
看得出来,已经有很久没用了,上面布满了一层灰尘。
滕咏像发现新大陆般地惊奇:“哎呀,看不出,你还是个医生呢?”
王振国笑了:“我原来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积攒了不少方子,我现在还在研究,想搞成一个抗癌中药的。”
滕咏也笑了,是那种漫不经心的笑,是那种根本没有在意的笑。
王振国看在眼里,赶紧说:“滕咏,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从1972年就开始搜集药方,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我想用十年时间把它搞成。这件事挺难的,滕咏,你如果和我结婚,也许有一天会吃苦的……”
滕咏还是笑。笑吟吟地说:“ 这么说,你还真要在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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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搞出一项大发明呢?”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滕咏大专毕业,从城市被分配到通化县兴华公社中学教书。王振国却在这个本来并不属于他的城市里步步上升着。生活又一次戏剧性的错位。滕咏哭泣着对王振国说:“你在城里,我却被分到了农村,我不能连累你的,咱俩还是‘黄’了吧。”这当口,王振国又一次拿出了他军人式的作风:“滕咏,这话不要说了!如果你因为这个要和我‘黄’,我这辈子就再不找对象了!”
的确,他们的选择都没有错。
他们当初对自己心爱的人的认识都没有错。
她的娇小,她的柔弱,她的单纯,她的不擅言辞,都与王振国的魁梧、壮实、机智和侃侃而谈,呈现出鲜明的反差;但生活注定让他们组合在一起,在同一小提琴弦上协奏出时而激越时而舒缓的旋律。1979年3月20日,他们结婚了。家暂时安在通化县石湖振国父母那里。结婚时没有什么仪式,只是两个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从石湖赶回通化,便宣告了一个家庭的诞生。一年后滕咏调回通化市八中教书。也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只不过王振国的肩上多了一根从父母家中带来的扁担,挑着他们的简朴和自立。
是在1980年初吧,滕咏即将要当母亲了,才真正清楚了丈夫当初跟她说的“那件事”是认认真真的。她只觉得丈夫心中的这个“抗癌梦”太新奇、太大胆,也太高不可攀,但丈夫既然已经迷上了它,又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事业,她还有理由去“泼冷水”,去打“破头楔”吗?他并不要求、也不企望他一定要成功。她只不过从那时候开始把她每月的工资四十二元,全部交给了丈夫使用 。她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认识自己所依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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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的这个宽阔、坚实的胸膛里,会孕育、潜藏和爆发怎样的石破天惊的坚韧和执著;她更不清楚丈夫这项艰难的追求将来会带给自己生活道路上怎样的并不情愿的转折和磨砺。不光是滕咏,那时的王振国又何尝对未来的深不可测有多么充足的精神准备呢?当他笑吟吟地主张妻子把名字里的“勇”字改成“咏”,说这样叫起来更有生活的诗意更有女人的韵味时,他那时候是不是知道,其实他今后并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缠绵和甜蜜呢?
生活常常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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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他越来越感到了时间对自己的吝啬。
在白天,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分厂副厂长。到了夜晚,他则一头扎进他自己那神秘的世界里去——尽管有困倦,有懵懂,有烦躁,有迷失,但更有痴情,更有憧憬,更有他一生也无法摆脱的诱惑。
因此,他在夜夜苦熬着的同时,不能不以一种情人般的目光翘盼着那每一个缓缓到来的星期六。
而且,最好是在他每月十八号开工资后的第一个星期六。那时,兜里便会有了三十九元钱——全部的工资。然后,乘夜车去长春,或去沈阳,在星期日一天的奔波之后,扛着一面袋子(他还舍不得花钱买个旅行袋)采购来的药材和书,连夜返回通化,一下火车便直接上班。一切都是秘密的“地下”状态,一切都在有秩序中进行。
可生活总会有意外的。有一回在沈阳,他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听到身旁的两个人在嘀咕着什么治癌的老中医。他赶紧询问地
址,可惜人家也是听说的,讲不大清楚 。那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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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马上坐公共汽车去。东找西寻,还是没有找到。当他疲惫地赶回车站,已经是晚上九点半钟。火车开走了,只好赶明早八点的车回去。为了省下几元钱的住宿费,他重新回到候车室的长椅上,仍旧像当年在北京时那样,掏出从家带来的苞米面大煎饼、大葱、咸菜干,干巴巴地嚼着……
还有呢,意外地搜寻到一本久思未得的新书,意外地发现一味久寻未见的药材,那个欣喜,那个兴奋劲儿,可就把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倾囊而出,直到走近车站,这才醒悟,兜里已经不够买火车票的钱了。
只好扮演一个“逃票”的角色。
只好在走投无路时脸红得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搓着手不安地站在查票的列车员面前。
人是富于同情心的。等到列车员认出这个“逃票者”就是那个打上火车就不停地帮助扫地、打水的笑呵呵的年轻人时,她的心先就软了。何况,她知道了王振国逃票的真实原因——她还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成功,但没有谁能够不被这个小伙子的执著追求精神所感动。
囊中羞涩。这时,钱,成为横亘在王振国面前的又一只“拦路虎”。
他的目光又一次投向长白山。
长白山古名不咸山,意为“有神之山”。至辽金时,史书开始称它为长白山,盖因“山上冬夏积雪,四时望之色白异常,故曰长白”。到了清代,它被尊称为满族祖宗发祥之地,堪称“圣山”、“龙脉”,康熙皇帝1677年冬巡到松花江边时,遥拜长白山,“敕封长白山之神,礼典如五岳”,更凭添了它多少奇幻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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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是我国东北境内海拔最高、喷口最大的火山体,它的形成约有二百万年。长白山有过数次喷发和长时间的间歇,火山喷发出来的灰白色浮石堆积在山顶。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形成了它奇美壮观的火山地貌和典型、完整、丰富的生态资源,“藏天然之秘,蕴万古之灵奇”。郁郁原始森林,莽莽长白林海,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的产地。据最新调查,长白山有药用生物资源四百四十三科、两千七百九十种,素来被称为“百药之乡”和中国三大中药材基因库之一。1979年,长白山被联合国列为“人类与自然保护圈”,成为世界瞩目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保留地之一,被誉为“天然博物馆”和“世界生物资源宝库”。
大山是神奇的,大山也是富饶的。所以,只要实验用药在大山里能够采到的,无论路途多么遥远,王振国都要索取——向慷慨的长白山一味地索取他日益急需的“科研经费”。
时间,仍然必须是节假日,必须是到了每个周六的晚上,他终于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时才开始行动——坐上火车先回到家乡石湖,然后伴着满天的星斗上山。已经是夜里十点半了,他找了一块靠着泉边的草地,铺一块塑料布躺下,一边嚼着硬邦邦的苞米面馍馍,一边随手撩起一捧清凉的泉水灌进肚子,又随便地往脸上胡乱地擦了几把。
就这么一会儿短暂的休息。
这一次,他的目标在三十里地外险峻的大砬子上。那是一种只有在深夜里才在高高的石头砬子上栖息的鹰.....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星期日清晨,看一眼仍在睡梦中的儿子,带上妻子早给准备好的干粮,穿上他总也不下身的旧军装,再背上麻袋、镢头,骑上自行车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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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悬崖。毒蛇。荆棘。
采药不是诗。何况他早已不是孩童时那样,采药的目的只是为了换取学费,可以弯下腰什么草药都拣。现在,他采药更多的时候是“按图索骥”,更多地用他那一双痴迷的眼睛苦苦寻觅着,寻觅着大山深处还未曾被发现的秘密......那不光需要一双跋涉的脚,他更需要一双慧眼,需要一种探险的胆略和气魄。
有一次他为了采集到一味药,事先打听好那座山上有,可当他骑车子一溜烟跑了几十里路,终于攀上大山时,漫山遍野寻遍却一无所获。
干粮尽了,肚皮打鼓了,眼冒金星了,两腿瘫痪般几乎挪不动一步了。他不甘心,但又委实奈何不得那已然西坠的太阳。知道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再去攀登另一座山了,只好胡乱采一些不怎么值钱、眼下又没有多大用处的草药,权且作为“不虚此行”的安慰吧。
这样的失望,常常缠绕着他……
这样的失望,又时时激励着他……
一夏一秋,王振国就是这样“蚂蚁垒窝”般采集到了他研制抗癌新药所需要的百分之八十中药材。有些药材,长白山采集不到的,他就卖掉一些眼下不急需的药材,去换。即使如此,还有价格昂贵的麝香、熊胆等,怎么也搞不到的,别无他法,只有一个字:买!
因为,那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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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还有一点点哪怕最为起码的实验设备。
王振国曾经有一间“实验室”,那是分厂的一间废弃的、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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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的小仓库。每逢下班后或周日,这里常常成为王振国的栖息之所。1982年12月,他调任总厂党委秘书,自然失去了支配这间实验室的权利。
实验只好转移回家中。
这时,王振国一家三口和他的弟弟一起借住在通化市北山上一处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里。穷有穷的办法,土有“土”的创造,对,把厨房作提取室,把西屋火炕作干燥室,再在屋子一角隔出个两平方米的小角落,挡上个白纱布门帘,就是实验室。几根木棍,一块门板,简单地一支,便成了一个绝好的实验台。
没有干燥箱,就用铁皮做成个简易的;没有粉碎机,就哥儿俩齐上阵,药碾子一阵子猛骨碌;没有冰箱,就用院子里菜窖这个“天然冰箱”替代;烧杯不够,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瓶子全搬出来,又从大街上拾来二十多个罐头瓶子。还有,东拼西凑地弄来一个小推车半拉不齐的砖头,沿墙垒起一间小仓库,就是动物实验室了。王振国花钱买来的五只小兔子、五十只小白鼠就委屈地生活在这里。
每逢实验之前,都必须仔仔细细地听一遍天气预报。如果预报是晴天,那就开始把屋里的几件家具一趟趟搬到院子里去,就为在狭窄中再争得一点开阔——真该感谢那台四十八元钱买来的向阳牌半导体收音机,那可是他们家里最为贵重的财产呀。
这是一个怎样奇异的世界呀!
一间屋子里,火炕上整整齐齐躺着他那些心爱的中药材,灶膛里,火焰熊熊;另一件屋子里,同样是“火炕”上躺着他同样心爱的妻子、儿子,可伸手往炕上一摸,冷如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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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怎样奇异的画面呀!
屋外,寒风凛冽;屋内,王振国和他的弟弟王振利只穿件小背心、裤衩,汗流浃背。累得实在腿蹬不动药碾子了,就换上两双手骨碌,人跪着,简直就要趴在地上了。一天夜里,两人开始研磨一种含有剧毒的草药,飞扬的粉末很快溢满了狭小的房间。兄弟俩一开始感到呼吸困难,继而脸部和周身疼痛奇痒。第二天早晨,当妻子从娘家回来时,只见两个人整个脸都被熏肿了,眼睛眯成两条缝,嘴唇肿得翻翘着——恶心,连续打喷嚏,那虚汗出的,人几乎就虚脱了一样……
即使这样,有一些坚硬的药材,也往往是骨碌几个小时才能碾出一两药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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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像这寒冷的气温一样,一节节地降至冰点。
妻子怀孕了想吃苹果,王振国颠颠的跑上街,左挑右选,最后花六角钱买回一堆烂苹果,然后一个一个地仔细用刀子剜去破烂的地方,削得七零八落的,再洗得干干净净地送到妻子面前。
那个年代,粮食是定量供应,两个大人每月一共十斤细粮,金贵着呢。别人家都不够吃,他们家月月只舍得买回一半。夏天专门买成堆的菜,买不包心的大头菜——因为便宜;用盐腌着吃,用锅蒸着吃——因为省油。到了冬天,妻子已经悄悄把一草包土豆放进办公室的墙角,每天中午都毫不例外地拿出来煮熟几个,蘸着酱油吃,一天天、一月月“一贯制”地这样吃着。同事们都朝她投来疑惑甚至怜惜的目光,她说:“我最乐意吃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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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知道他家酱油的成色吗?即使买酱油,王振国也常常只买半瓶,再倒进半瓶水,撒一勺盐粒均匀的摇晃着啊……
甚至下班后拿上一个袋子,去外面捡煤渣,好用来熬药。去捡牙膏皮子,卖一支三分钱,积攒起来一次能卖上两元钱,那对他们已经是“盛大的节日”了。
可他却舍得花钱买奶粉,买鱼松,买白糖,和面粉搅和在一起做成一块块小饼干,然后平平整整的摊放在炕上烘干。三岁的儿子个头还没有火炕高,就小脚翘着,小手扒着炕沿,眼睁睁地往炕上一直瞧着,馋得直流口水......但是,王振国对这些仿佛“视而不见”,还是将小饼干都给了为了实验而养活的小白鼠。
有一天,王振国又把小饼干送给他那些“心爱”的小白鼠时,儿子悄悄跟在了后面。他跟爸爸说:“我要看小白鼠。”个子小,爸爸就给他拽过一把凳子,一双小手扒着仓房门,眼睛眨都不眨地往里面瞧着。
笼子里的饼干太有诱惑力了。
看到爸爸没有在身边,两只手指试探着往笼子里伸去,够着了,夹住了小手又慢慢地往后缩回……
一会儿,王振国从屋里出来时,正好看到了这眼前的一幕,看着儿子“鼠嘴夺食”津津有味的吃着,做爸爸的一把抱起儿子。
儿子吃惊地看着爸爸:“爸爸,我错了!”
这一句话,让王振国心酸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但就是这件事以后,王振国每次再给小白鼠饼干时,总要先想着给儿子留下一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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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呀,无论怎样地苛刻自己,所争取到的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因此,当这个自尊的汉子,为了使研究能进行下去,终于红着脸第一次伸出手来,向支持他的一家厂长借到五百元钱时,他那时也许并没有多想,这从此开了头的一连串的债务的重负有一天很可能把它压垮,把他吞噬掉——他那时就已经分明站到了一条裂缝将越来越大的无底的深渊边上了呀!
七月流火。
可此时的王振国,心里头鼓漲的只有“东风”。冲刺!那天,他在家里完成了厂里的一份文字材料便急不可耐地开始了期望已久的中药提取实验。他看了看手表,到晚间八点前一定会如期完成。谁想,烧瓶会意外爆炸,药液崩到了脸上、手上,顿时起了火烧火燎的水泡。停?药液会变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直干到午夜,他支持不住了,一头晕倒在实验室里....直到妻子早晨,他才迷迷糊糊地被叫醒,猛地一下子想起昨晚八点应该去厂里值班。坏了,他拼命挣扎着爬起身子,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就赶到了厂里。
那几天里,他下班后回到家了,一个人默默地对着自己小小的实验室发呆。他心疼呦,不是为自己脸上的烫伤心疼,而是为那些飞溅的药液和爆炸的烧杯心疼——光一个烧杯二十多元钱,那就要花去他半个月的工资。而现在,真正是“祸不单行”但他害怕等待。怕等待着直到下个月开工资他才能够有条件投资继续进行这中断的实验呀!
他不甘心这样地等着。
他犹豫着,但他最后还是狠下心来,把弟弟干了八年临时工积攒下来的一千五百元钱,也打进了他的“科研经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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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回的失败,二十三次的反复实验,从最初的六十多味药到最后精炼到三十味的组方,从最先的鸭蛋大的臃肿的药丸,到几经曲折最后提取有效成分而成的小巧的胶囊;1983年8月,王振国终于拿出了自己研究的抗癌新药。十三瓶,一千三百粒棕褐色胶囊里苦涩的粉末,是时间的浓缩,是心血的结晶,是艰辛的融合!
这是他创造的生命。这是长白山孕育的生命。记得,还是在儿子刚刚生下来的那几天里,夫妻为了给儿子起名,几乎调动了脑海里遨游着的全部词汇,最终还是异口同声地选中了那个似乎不起眼的字:磊。大山离不开石头的,他们的儿子和他一样,都是属于这座大山的。
是呀,是大山给了他灵性,是大山给了他任性,是大山给了他深远,是大山给了他雄奇。
他是喝着“天池水”长大的,他是追逐着“人参娃”长大的,他是“美人松”疼爱地看着长大的,他是“木灵芝”欢快地簇拥着长大的。
难怪,在这个从大山走来的汉子身上,有着太多太多的质朴,也有着他多太多的神奇----他不喜欢平淡,他要给自己创造的抗癌新药,起一个对的起大山,对得起这大山的富饶、大山的慷慨、大山的神奇的美好的名字。
不老草……
玉浆泉……
胭脂山……
灵光塔……
一个个植根于长白山的美丽的名字在他脑海里叠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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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个美丽的名字对于他都是一种灵感的启迪;对,就从这配方中最早选用、也是最早从长白山采集的天花粉、威灵仙两味中药创意,各取一字,叫“天仙丸”。
“天仙丸”就这样在北山的一间小屋诞生了!“天仙丸”就诞生在这山上的充满艰辛、从满贫寒、充满创造与追求的小屋里!
当然,王振国不会有时间细细体味这些,他正忙着在十几小白鼠身上做着基本的动物毒性实验。他坐在简直比对自己儿子还爱护的小白鼠面前,静静地观察着、记录着;六个小时后,一个他怎么也接受不了的残酷的事实,清楚的呈现在他面前:所有吃了它研制的药的小白鼠都死去了!
那是把他的全部希望卷做了啊!那意味着他辛辛苦苦采集的药材,还有那“破釜沉舟”借来的钱,此刻,也随着他破灭了的希望像水上的纸船似的悄悄飘走了啊!
在这个万家欢乐、孕育着无数甜美梦境的山城深夜里,他一个人孤独地在山上小屋来回地踱着步子,那沉重的脚步声,一声声都仿佛叩问他的心,都仿佛反复地“拷打”他智慧的头颅:你,到底在哪个一个过程、哪一个细节搞错了?
妻子看他太烦躁,特意买了两张电影票,好让他散散心。他电话里答应了,下班后分别去电影院聚齐。谁知,一下班,竟鬼使神差地又被拖回了家里。一进门,就赶紧地查资料,翻译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抬头,妻子正站在面前。
“怎么,今天怎们这么晚才下班?”
妻子本来就在气头上,听了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想想,人家看电影谁不是成双成对的, 可惟独我座位边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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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荡闲着,我心理滋味好受吗,亏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他这才知道自己今天犯下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可他还不知道呢?从此,妻子也干脆与电影“绝缘”了。
是的,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娱乐,科学是一种献身。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正值、自由的追求。科学是一种将生命寄托于自己所专注的工作中所获得的最为真实的充实、喜悦和快乐。
这是一种征服自己的快乐。
征服自己从来比征服别人困难。征服人生从来比征服自然更难。
不错,他只有中专文化水平。他的学识,他的资历,这都是他的局限。但聪明的人懂得怎样化解短处,而王振国的聪明在于能够使自己的短处转移或上升到另一个层面来认识,从而获得一种专心意义上的自由。他没有框框,他敢于打破框框;他迷恋书本,但不死抠书本。知识的欠缺,使他特别注意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去汲取营养;工、农、兵、政等诸多领域丰富的生活阅历,又培养和锻炼了他特殊的敏感;往往一句话就能启发他科研的思路,往往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却会激发他想象的火花。他不属于书斋的沉思,他属于大山的追寻;他不属于因循的守护,他属于激情的创造。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出人意料,这出人意料常常使他在“山穷水尽”中突然一下子“曲径通幽”,而到达“柳暗花明”的崭新境地。
而眼下,他便大胆地打破常规,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既能降低、解除药物毒性,又同时保留药物抗癌有效成分的新的中药炮制方法。
也就在这同时, 他几乎铸成了一个大错。他太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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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在暂时没有钱去买实验小白鼠的情况下,竟然冒险服用药物,在自己身上做起了实验。
一粒、二粒、三粒,一天吃了三十六粒。
第二天开始就是每次六粒,一天六次三十六粒。
第三天,胆子更大了,加大剂量,一天吃了六次,总共六十粒。这时候,全身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应,眼皮肿得像桃子,手脚麻木,头晕目眩。妻子下班回到家里:“振国,你的脸怎么肿了?是不是病了,快去医院看看吧?”
“没事,你想想,上顿下顿光吃蔬菜,还能不贫血?放心吧,正常反应。”
妻子性格上大大咧咧的,生活的一些琐碎事上,一向粗线条。“好糊弄。”王振国暗暗笑着,在心里说。
一鼓作气,又继续吃。以往的反应渐渐消退了,只是还感到一点儿轻微的恶心。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到了天仙丸解除药物毒性的可能。
就这样,一连吃了七天。第七天的晚上,妻子睡得早,他坐在厨房的炉台边看着熬药。夜里十一点光景,妻子口渴了,一提暖瓶,没白开水了,就来到厨房,要舀水缸里的生水喝。
一推开门,王振国正手托着十粒胶囊往嘴里送。
迷迷糊糊的,妻子问:“你怎么了,又吃药?”
“感冒。吃点速效感冒丸。”
“感冒药?那可只吃一二粒呀,你怎么一下子吃这么多?”粗心的妻子,这回终于变得心细起来。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拾起丈夫放在炉台旁边的药瓶,,灯光下一看,天仙丸!是丈夫自己贴上的标签 , 是丈夫自己写下的那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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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丸!
妻子的眼泪一下子像开闸的江水般涌了出来,她拼命的控制自己,一声不吭地,狠狠地瞪着丈夫,转身去西屋了。
十三瓶天仙丸一字地摆成两排,现在,清清楚楚,最低也少了四五瓶。
这下子,滕咏心头的火呀,别提有多急多旺多烈了,她手里还提着的水舀子“咣当”一声摔倒了地下,接着上前就是一脚!
“王振国,你说你要干什么?你要命不要了?小白鼠吃死了,你就拿自己做实验,脸都肿成这样了,还撒谎!小白鼠死了,那是动物,可你,你……你,你是人呀!”
“你说说,你倒开口说说,到底为什么?你苦,你累,我们娘俩跟着你受苦、受累,即使所有的苦都要我担着,我作为妻子从来都不会有一句抱怨。可是,你总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万一你……你可叫我和孩子怎么办呢?王振国,你这样不顾命地干,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总该为我和孩子想想吧!王振国,你说,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妻子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王振国任由妻子发泄着。是呀,妻子正在气头上,妻子生气是为自己好,这,他都懂。这样吃药有风险,他自己当然清楚!“可是,滕咏啊,你知道吗,决定天仙丸成败的第一步,就是毒性实验能否过关。小白鼠死了,我们没有钱马上再买。等,那得等多久?等不起呀!你说说,我不拿自己做实验,眼下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滕咏,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假如我把天仙丸拿到外面做实验,万一小白鼠又吃死了,这钱我不照样得交,拿不出来啊 !再说了,人家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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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弄不好,这议论的唾沫星子,就能把我淹死,连蹬腿的功夫都没有!我自己试,是有风险,但我会小心的,一步步地改进,争取最后一次拿出去就成。只有毒性这一关闯过去了,天仙丸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啊……”
妻子毕竟最能理解丈夫的,他不是医生,他没有处方权,他现在暂时没有条件去做进一步的毒性、药理实验。他所能有的,也就是这堂堂一米八的身躯了;他现在有条件做的,也就只能依靠着这一米八的身躯所蕴藏着的热量去尝试,去踩一条吉凶难卜的“钢丝”了——“这个时候,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王振国当初的这番苦衷和无奈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公正、一切从实际出发地评价王振国的这番冒险和用心的良苦呢?
不错,可以有人对王振国的这个实验室、这些瓶瓶罐罐嗤之以鼻;可以有人说,王振国既然不能够在小白鼠身上接种瘤株,那么在小白鼠、在自己身上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不错!这些都是事实!在今天,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王振国当初的简陋的实验有很多地方不科学。但即使如此,这又能够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理由呢?
历史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了那么久,最终还是发现,对于今天活着的人来讲,其实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创造条件,还是等待条件;是从从容容地走路,还是义无反顾地铺路?
这才是人生追求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
不站到这个境界上,你就无法认识王振国这个人,不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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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境界上认识人生和社会,你就无法理解甚至不能承认、不能赞同王振国所走过的这一条独特、坎坷的科研道路。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最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懂得逆境中不忘去寻找自己的精神食粮。
王振国最喜爱的书就是《居里夫人传》了。他喜爱读人物传记,《诺贝尔传》、《爱因斯坦传》。他喜爱看历史巨片。他还特别善于并注重从一些纵谈人生哲理的图书中,从一些中外名人的人生格言、警句中汲取战胜困难、跋涉人生的勇气和智慧。他这种近乎于“英雄崇拜”的性格,是不是也印证着一个时代的影子?其实,弄清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方式——而对于他而言,在他极度的苦闷和极度的兴奋中都常常翻起这本《居里夫人传》时,与其如他所说,是一种休息,毋宁说是一种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心与心的交流和对话。
是的,就在妻子发火的这天夜里,就在他最终突破了药物毒性障碍的欣喜的日子里,他又一次走进了居里夫人奇异的镭的世界:“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着,悬在夜的黑暗中。
“‘看哪……看哪!’这个青年妇人低声说着。”
看哪!看哪!王振国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过此刻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的是他实验台上一堆零散的小巧的棕褐色胶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会儿,又禁不住把它们一粒粒排开在手中,守护着 ,仿佛只要他一眨眼,这美丽的小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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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神奇地从自己身边飘远似的……
第四章
离奇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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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是服用抗癌新药“天仙丸”的第一人。一个健康人。
王振国的岳父则成了服用“天仙丸”的第一个患者。一个胃癌肝转移的晚期癌症患者。
本来是不同意的,亲人们一连开了三次会,还是不敢下决心用王振国的药。直到医院做出了顶多还能活十多天的宣判,“天仙丸”才走进老人的心中。可三天后,王振国走进了送葬者的行列。
一下子掀起了满城风雨。
“听说,王振国的药把他老丈人送上了西天!”
“天仙丸肯定有毒,不然老头能死吗?”
“那当然了,老头死得这么快,还不是吃了他姑爷的好药!”
有的亲人也劝导他:“自家人吃死了没什么,如果你给别人吃死了,还不告你?闹个身败名裂,你说咋整?”
王振国的眼泪刷地一下子流了出来。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肯定一件事情要那样费劲,而否定一件事情却如此容易?没有办法,他开始跑遍通化市的各大医院,循着用笑脸求来的一个个癌症患者病历的指引,“跟踪出击”。明明是背上压着沉重的债务,却还要故作轻松地免费送药上门——这人类医学史上何等离奇的颠倒!可即使如此,病人们宁肯坐以待毙,也不愿意相信面前的这个大汗淋漓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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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的他拖着心灵的阴影一步步挪回家去,连饭也不肯吃就蒙头倒下——也许,他真该好好地睡一觉了。
咚咚,有人敲门。是四棚乡的一个相识多年的农民,是自己1978年在乡下搞基本路线教育时的老房东李春光大爷。大爷拉着王振国的手说:“振国呀,我今天特意来看你的,你在俺家住时,咱们爷们感情处得挺深的。我是从医院里才出来,他们不告诉我得了癌症,可我偷听到了。我没几天的活头了,临死前想来见你一面,也算咱也俩没白处。”
王振国被这个朴实的老人感动了,心情很不好受。老房东对待自己就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那么,儿子对父亲难道还能眼瞅着见死不救吗?
想到这里,王振国拉着大爷瘦骨嶙峋的手说:“大爷,既然得上了病,你就得放宽心。我跟你说,我还真研究出了治这种病的一种药,就不知道你敢不敢吃它,试一试?”
李大爷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立刻亮了:“振国,你有药?你还琢磨出了这个药?那好哇!我吃!我吃!”
“李大爷,不瞒你说,我这个药还刚刚研究出来,我自己吃过,给我岳父用过,再就没有病人用过了,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放心吧,振国,你搞路线教育那年,也没少为乡亲们熬药弄药的治病,大伙儿都信服你。”老人倒是爽快,“我吃。吃好吃赖的我都不怨你。反正,,吃药总比在家等死强,哪怕我吃了你的药少疼一会儿,少叫唤两声,那我也就知足了。”
多么坦诚的话语啊!送走李春光大爷后,王振国依然沉静在刚才的场景中激动不已。他想:“ 还是乡亲们体谅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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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他们不仅用血汗养育了我,又毫不顾惜地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的深情厚爱!”
李春光大爷一连吃了七瓶天仙丸。两个月后,他又来到王振国家中,进门就说:“振国,市里医院的大夫让你马上去一趟呢。”
惴惴不安中,王振国接过了一份病历——天仙丸的第一份病历:
李春光,男,52岁,1983年10月5日诊断,上腹痛,不适,消瘦乏力,体重下降,嗳气腹胀。胃镜检查:胃窦部4X5cm溃疡面(即溃疡性胃癌)。每餐二两。1983年10月15日服天仙丸。每日3次,每次2粒。11月10日检查,腹胀减轻,每餐3至4两。12月17日再查胃镜,恶性溃疡面减小到1X1.5cm,上述症状基本消失,饮食正常。
奇迹!
王振国兴奋地在医院摸起电话:“喂,喂,滕咏,下班后赶快回家,给我弄两个好菜。”接着,又一阵小跑来到街上,拎回家一瓶啤酒。
这是他长到二十九岁第一次喝啤酒。好苦,他皱皱眉头,又举起了这满满地溢着泡沫的酒杯:“来,滕咏,让我们一起为今天——干杯!”
突然的,他举起的酒杯停住了——此刻,他一下子觉得自己最应该感谢的是李大爷,最有权力喝下这杯庆功酒的该是李大爷,该是李大爷——第一个主动要求吃下天仙丸的勇敢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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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丸治疗癌症有效的消息,在通化市很快地不胫而走。终于有癌症患者东问西找主动地慕名而来。一进门,一看见王振国:“你父亲在哪儿?听说有祖传秘方?”
“什么?是你?啊!我们先来了解了解,等到外地看一下,再回头找你。”
弦外音,太嫩了。在这些人眼里,中医高手,必定个个是白发长髯,战战兢兢地摸脉,眼睛半睁半闭,仿佛通一点儿仙道似的。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却中听不中看。他们竟忘了:尽管世界是由成熟的东西支撑的,但世界又总是由稚嫩的东西改变的。
但谈何容易!王振国开始把视线从通化市里转移到周边的乡村,依然在每周的星期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奔波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地,去为四处的癌症患者免费治病。赵清江,通化县石棚乡人,也是一个胃癌患者。一连三天,王振国几乎每周都到他家里一趟,诊脉送药——三年光吃天仙丸的费用就两千多元,王振国从来没收过一分钱。对于当时已经债台高筑的他,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路,依然漫漫……
在孤独无助中,王振国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他想明白了:“如果是一个知名的权威专家研究出的抗癌新药,也许他的名字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可像我这样又土气又年轻的小人物,如果拿不出国家有关医疗卫生部门对天仙丸权威的科学鉴定意见,那么,又有谁会真正承认你呢?”
他必须从另一条路上闯出去!
1983年临近岁尾的一天,王振国去省城长春出差,顺便带上了几瓶天仙丸,找到一家研究单位张罗“天仙丸”的实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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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接待他的也是一位年龄和他相仿的年轻人。坐在窗明几净的业务室里,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褂,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听王振国把来意讲个大概,他伸手要过了天仙丸,看也没看随手放到办公桌上,一副近视镜后面的眼睛,不屑地又似乎漫不经心地打量着王振国那一身旧军装,只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就好像上上下下扫射了好几个来回。
“你研究的药,是抗癌的?”年轻人单刀直入,语气中显示一种无可挑剔的科学的“威严”。
“是的。这是我在传统中药秘方、验方的基础上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完成的。经十几名癌症患者服用,证明有效。”说着,王振国把天仙丸所有的十几个病历都递了上去。
“不用看了。你说说,既然有效,那你还找我们做什么?”
“我想请你们给鉴定一下,做一下抗癌作用及毒性实验。”
“那么,你是哪一所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没读过大学,我是在通化卫校学习了两年。”
“卫校?”年轻人明显地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说:“卫校也算学医吗?那我问你,你现在是有处方权的大夫吗?”
“不是,我业余时间搞的研究。”
“我说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笑了,“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拿个民间验方来找我们,我们一天就不用干别的了。抗癌药,那是谁都能研究的吗?走吧,我们接待不了你,你上别处去吧!”
王振国不自然地笑了笑。但接下去,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道:“同志,不管怎样,我大老远地专门为这件事来了,还是请你们帮助给鉴定一下吧。”
“那好吧,”年轻人似乎终于发了慈悲,说,“你先交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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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费吧!”紧接着又一句,“五千元,你能拿得起吗?”
眼皮都没再抬一抬,一副不耐烦的口气,一张盛气凌人的冷冰冰的面孔。
王振国只好悻悻地走了。走到门口,又一次转回身来,瞧着这个一定是大学生的“年轻人”,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复杂的情感。
1984年初,王振国拿着“天仙丸”再上北京,像几年前那样又一次怯生生地敲开一家大医院的门。人家对他联系临床的答复更是干脆:“我们刚送走了一个王仙姑,你又拿来了天仙丸,怎么,你们东北不是神就是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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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生中常常会“绝路逢生”。1984年7月,这时候已经是通化地委办公室秘书的王振国到礼堂找专员接电话。人没有找到,反倒是他进了门后不想出去了。原来,在台上讲学的是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一听“医药”两个字,他就敏感地觉得这件事应该与自己有点联系——没有联系,他也硬逼着自己想方设法往这上面联系。
他那股韧劲又上来了。他找到了地委刘玉清副专员,他找到了迟国连秘书长。领导先是惊奇,继而兴奋:“行,这事就帮你联系一下吧。”
晚上九点半钟,王振国到底等到了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主任刘恒栽同志。那份热情,那个平易近人,使得王振国这个吃惯了“冷馒头”的人竟然一时间还不适应呢。末了,更是一句热辣辣的话:“行。药我们带回去马上安排实验。如果实验证明有效,你再按规定交两千元实验费;如果一旦无效,我们就不收费了,看你也挺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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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天以后,王振国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天津的来信。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渐渐又有些失望了。可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底,一封寄自天津的来信意外地落到了办公桌上。信封是打印的,一个个方正的宋体字。那一瞬间,他拿着信的手,都颤抖了。他没有勇气拆开,他怕!他怕一旦信上说天仙丸无效,那就无异是宣判他这十几年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了;可如果有效,他同样害怕,他怕问自己,去哪里弄这两千元的实验费呢?
那一瞬间,仿佛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
那一瞬间,其实仅仅是几秒钟。
他到底拆开了,是一张铅字印刷的动物实验报告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天仙丸对接种癌瘤小鼠实验的效果对比……
他迅速地往下看去。
他从头到尾地又看了一遍。
他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使劲地掐了一下大腿,疼!没错,是真的,是真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突然间,他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在办公室里,是在一个个正忙碌着的同事的眼皮底下,他只想喊,他非要喊出来不可,他像一个醉汉般忘情地喊了出来:“有效啦!我的药有效啦!”
第五章 年关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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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是应该想想,去哪里弄这两千元的实验费呢?
这几年里,光是研究,配药,免费送药,还有那必须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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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买人参,买牛黄,买麝香......许许多多;为此他已经是债台高筑,四万多元了!可现在,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没有。有的只是一个字:借!
这一次,他最先想到的是当年部队上的战友。战友说起话来快人快语:“振国,我看你还是再考虑考虑。你要是借钱做正经事,我啥话没有,弄这个,振国,我真的不能借你,我要是借你,那是坑你啊!”
又找到了一位战友,姓高。
“振国,我们大家都了解你,在部队时就干得挺好的,现在进了地委大院当秘书,我们做战友的都跟着光彩。可是……这样吧,你也不是个轻易就能张开口的人,我不好不借你”,说着,战友从兜里掏出了五十元钱,“可是,说实话,这钱,我真的不情愿借你。振国,大伙儿不是不相信你这个人,是你这个事听着太玄,搞不成啊!到最后,鸡飞蛋打,要啥没啥,苦不苦啊?”
就这样,一连三天,找了二十多人,借到了七八份,二十、三十、五十,最多的一份一百元。
这一天晚上,王振国又出门了。在人家门口转悠着兜了几个圈子,就是不好意思敲门。心里一直想着这借钱的话要怎么说,是婉转一点儿好,还是直截了当好?终于下定了决心,往院落里一瞅,透过窗户隐约地看到人家正在吃饭。再等等吧。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冻得他赶紧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进屋了。人家热情地打着招呼,“振国,咋这么闲着,有事吗?”“没,”脸一下子羞得通红,“没啥事,随便坐一坐。”
这一坐就是几十分钟。
看到人家要睡觉了,不走不好了,不说不就等于白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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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吗。这嘴巴艰难地动了动,头,也不好意思地低了下去。
人家也是不好意思,“振国,对不起了,这阵子手头有些紧,过一段有钱再借你吧……”
王振国心里很不是滋味地回家了。妻子问他:“借来了吗?”他不说话,他在心里跟自己说了:“借钱的滋味不好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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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妻子心里的滋味就好受吗?
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心强,面子矮。要不是被逼到这个份上,你就是把他五花大绑,也休想在他嘴里别出“借”这个字来。
都是天仙丸惹的祸!
别说它了,“水来土掩”。还有一句什么了?“上阵父子兵”。可滕咏瞧了一眼在地上跑跑颠颠的小王磊,心头不禁一酸,她,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说起借钱的本事,滕咏还真的“一个顶王振国仨”。半个月下来,两个往一块儿一凑,一千多元了。
这时候,有乡亲捎来口信,要王振国马上回石湖一趟。看到儿子,爸爸忙不迭地在炕上翻来寻去的,最后摸出了一个小布包:“振国,我这里还有积攒下的五百元钱,你都拿去用吧。”
那一刻,儿子拽着爸爸瘦骨嶙峋的手,说啥也不肯拿。爸爸生气了:“拿上!”转身走了。
王振国转而求妈妈:“这钱,我真的没法拿。我知道,爸爸身体不好,这钱是爸爸攒了多少年,给自己留下的……妈,我说一句不中听的,这钱是爸爸身后的‘棺材板’钱啊!我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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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心何忍啊?”
妈妈把小布包拿过来,塞在儿子的手里:“振国,用吧。爸妈都知道你干的是正经事,钱,用在正经地方,就值。事情要做,但也不要太‘磕打’自己了。快过年了,记着给媳妇买件新衣服穿……”
“妈,那我走了。”王振国走出老远老远,才敢悄悄地回过头去,,他看到,妈妈还站在自家门口——就像当年送自己去通化卫校读书,站在村口,好久,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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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春节翩然而至。翩然而至的还有晚上不时敲开王振国房门的客人。有的客人也和王振国一样提起钱来就腼腆,明明来要债,却心照不宣,但王振国怎能不心知肚明,他的那张方正的脸,早已是羞愧难当。
但更多的客人都是直截了当:“要过年了,振国,你拿我的钱,该还了吧?”
“振国,你说好的,就借一个月,都过了一周了,不能再往后推了。”
王振国都答应着,人家讲的都是理儿。可为难的是,他现在还不起呀。没有办法,他只好“拆东墙补西墙”,连环套地赶紧着应急。可是,他难道不知道,这套子会越绞越紧,最后将可能勒得自己气都透不过来吗?
这一天,又有一个客人登门讨债,三百元。可王振国借了一个下午,最后只到手二百元。客人不高兴了。正在这时,四棚乡的乡亲们给他送来了“年嚼裹儿”,十几斤猪肉,蘑菇,蛤蟆,还有几只活公鸡等……王振国一下子有办法了,他不好意思地一个个劲地朝着人家道歉,“再宽限一天,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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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一定给你送去。”
他找了个筐,装上这些东西,站在人来人往的菜市场上,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法张嘴吆喝……
还是妻子比他有办法,在市场转了大半圈,找到了一个相熟的人:“大叔,你看我这堆东西,能值一百多元钱吧?你帮我买了,就给我一百元钱,好吗?”
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五。
人家都在准备着过年,可王振国这么一折腾,全家只有最后的十元钱了。囊中羞涩。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个年怎么过呢?回石湖的父母家?那时我是全家人唯一的城里人呀,弟弟、妹妹们都知道哥哥在给市里的领导当秘书,过去每年回老家过年都是带回大米、白面和肉。现在我两手空空,这个家是没法回去了。”
可是,王振国摸着兜里的十元钱,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十元钱到底能够买什么呢?
一天早晨起来,五岁的儿子对他说:“爸爸,人家都买炮仗了,可咱们家为什么不放炮呢?”
王振国没有言语,十元钱攥在手心,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下决心买下了五毛钱的小鞭,又买了一点点的菜。
就在这个除夕夜里,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声声震耳。儿子坐不住了,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去外面看放炮仗。
王振国说:“咱们家不是买小鞭了吗,爸爸现在就给你放。”“不行!咱家买的都是小炮,根本不响。我要看放大炮仗!”
怎么办呢?王振国用嘴朝着窗户玻璃上厚厚的窗花哈着气,然后用手指慢慢的铲出一个小小的圆洞,让儿子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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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外看。外面的光一闪一闪的,也很热闹。可是,儿子只看了一会儿,就兴味索然了,还是嚷嚷着要去外面看。
他们家住在通化市的北山上,家后面就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王振国担心儿子这样的天出去会感冒,可有架不住儿子的“折磨”,只好穿上军大衣,给儿子紧紧地裹上一床棉被,在脸上戴上个小口罩,浑身只露出两只眼睛来。王振国抱着孩子往屋后的山上走去,走到房头,前面根本没有道了,厚厚的雪将近半米深。王振国就这样地抱着儿子在雪地里站着,看人家放炮仗。
有十分钟的光景了,风雪吹得他大腿隐隐地发疼。他哄着儿子说:“天太冷,咱们还是回家吧!”
可儿子头也不回地说:“不!咱们家不买炮仗,还不让我看人家放,我不干,我不回家!”
没办法,王振国抱着儿子站在雪地里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腿都被冻得僵硬了。
当时的情景,儿子目不转睛地看放炮仗,爸爸眼睛却泪花模糊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就在脸上冻成了冰。这个时候,王振国在心里默默地说:“儿子,爸爸现在没有钱,对不起你了。等爸爸将来有钱的一天,一定给你买很多很多的炮仗,买最大最大的炮仗,让你痛痛快快地放个够!爸爸现在真的对不起你了……”
此刻,无声的雪花,如银如絮,仿佛罩住了这对艰难中相拥的父子。安谧的山上于是多了一座洁白的塑像。
是的,就是在这阵阵心酸中迎来的大年初一,他家的桌子上也总算凑上四样菜:花生米、凉拌菜心、麻辣豆腐、酸菜土豆丝 。就是没有一块肉。坐上饭桌时,他和妻子不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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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都笑了,谁都觉得这个年没过好,又谁也不肯说出一句抱怨、责备的话来......
第六章 心灵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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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一纸天津的“动物实验报告”,使天仙丸第一次在毒理、药理上得到了科学的承认。这一纸“报告”,终于把他引向了那日思夜盼的科学殿堂金碧辉煌的大门。他本以为,走进去,从此会是更高一级台阶的登攀,却没想到,命运不过是带着他拐了一个弯后,有重重地把他投下了悬崖。
不过,那时候的王振国还仍然被罩在巨大的兴奋中。他拿着天津的实验报告,乐颠颠地向同在一个楼办公的地委专员王国发汇报。王国发早就听说了这个秘书研究抗癌药的艰辛和执著,也曾几次鼓励道:“克服困难,大胆地干吧。”今天,这个有胆略、有远见的并且用心精细的专员听完汇报,马上办了两件事:第一,帮助王振国向地区科委科技处借两千元科研经费,以解天津燃眉之急,使王振国的研究不至于中断;第二,向省里要通电话,推荐王振国的这个科研项目,并责成地区科委派人,帮助王振国上省科委争取“天仙丸”科研立项。
这无疑为王振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个战略主攻方向。
这无疑是对王振国从“地下状态”上升到理直气壮的科研的渴望最有力的回应。
就这样,王振国第一次迈进科委的门。虽然只有楼上楼下,他却明显感觉出一种独具长白山植被景观特色的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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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那气氛,那眼神,那上上下下的审视,嘴一撇,就差没说出那句话了,“就凭你机关秘书,还能搞什么科研?”
王振国也不客气:“专员叫我来打听什么时候上省?”
“你不公开药方,我们就不能支持你。”回答同样是硬邦邦的毫不客气。
这个时候,也许王振国还太天真,天真地以为有了专员一句话,就可以在这个小小山城里“一路绿灯”;也许,当年在县医院被医生恶狠狠地赶出的一幕刺激他太深,乃至长大后骨子里那份倔强和自尊使得他对于什么都过于敏感;但不管怎么讲,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王振国这样不合时宜的吐出了一句话:“是专员叫我来找的,不是我要找你们!”说完,白围脖往呢子大衣后一甩,气冲冲地走了。
他的这番冲动和自负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实,他这时候已经学会了谨慎。在北京、在长春……在一副副象征着学问、意味着威严的闪闪烁烁的眼镜前,他时刻都注意着小心翼翼的;但在山城这座自己太熟悉了的平道般走惯的地委大楼里,毕竟还不习惯掩饰,还会时不时地“露出尾巴”,流露出一般秘书咄咄逼人的优越感。
心高气盛和委曲求全,在这个小伙子身上还水火般难以相容。
但很快地,就在这以后一连串的波折和磨难的经历中,王振国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在中国,你要想干成一件大事,那你最聪明的策略就是学会忍耐。”他虽然打心里还是羡慕长白山那亭亭玉立的“美人松”,但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却只能做一棵长白山上扭曲着生长的“高山岳桦”了。
那是长白山垂直景观带海拔一千八百米处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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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唯有北方的长白山才能生存的一种奇异的树种。贫瘠的土质,凛冽的寒风,即使傲风斗雪的青松,也知难而退,但岳桦树却艰难、顽强地在这里生长着。它没有白桦树的秀丽,没有美人松的挺拔,它就那样静静地匍匐在山坡上,大片的灰白色树干和树枝朝着一个方向蜷缩着,远远地望去,随山势俯仰,任寒风扫荡——它是山隐忍的臣民,它是风雕刻的杰作。虽然,它那本来雪白光滑的躯干,被弄得斑斑驳驳,遍体鳞伤;虽然,它那本来伸得笔直的枝桠,被弄得弯弯曲曲,奇形怪状;但它却带着这满身的伤痕,依然拼尽全力地挣扎,并以一种古怪、虬结和扭曲的形象展示着自己生命不屈的张力,坚守着这高高的山地,而绝不退后一步!
王振国小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次从这片岳桦林穿过;王振国采药的季节里不知道有多少次望见了这片岳桦林;可今天,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觉到岳桦树原来和自己竟然如此的亲近。他再一次地向着山坡间矮小的它俯下身去——原来,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变得更矮小更弯曲,连树叶都变小了,那是为了适应山间的强风而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啊。他没有选择逃离,但它必须学会适应。它是隐忍的,它更是坚忍的。她的坚忍是荒凉和坚硬,它的坚忍是沉静和自然。是的,岳桦树的坚忍就是它生命的本身,就是它对自己命运的本真的尊重!
所以,这个时候,王振国还是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这个时候,王国发专员又不失时机地给科委打去了电话。于是,关于“天仙丸”争取科研立项的调查汇报经专员亲自审定,王振国和地区科委科技处科研处副科长李书良终于踏上了又一条风风雪雪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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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5年1月17日。
省科委对王国发专员的推荐项目很重视。他们直接打电话给通化科委:“我们不好破这个例。希望还是按程序办,由你们地区先立项,好了,再升格。不好,也影响不大的。”
这样的支持今天看起来很谨慎。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通情达理的办法。
王振国心里却犯了难。事实也恰恰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球被踢出了边线,没有谁再去拾起来抛进球场,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临门一脚”了。
为什么?
这个那个理由总是会有的。但说穿了,最根本的理由只有一条,这就是没有谁愿意相信这个“小人物”。在一些人眼里,搞抗癌药,那是专家们都没有搞成功的事,你一个秘书却要掺和干,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而在另一些人异想天开的思维逻辑里,你手上拿着的那张天津实验报告,即使是白纸黑字,也不能凭此就断定是真的;谁知道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弄虚作假搞来的呢?
难!难也得干。“我的药有效,这我心里有数。不给我立项,那我就自己干!”
不行!那样干,你和民间的土医生还有什么区别?你要是立志干大事,那就必须走科研的路子!不给你立项是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却相信那些专家,却迷信那些大医院、大研究所。所以,当务之急是想办法,首先让专家们承认你的药。打迂回战!”
在这一点上,这个性情一向固执和认真的李书良突然间表现出一种策略上的灵活 。也许因为同样是官卑职轻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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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吧,他才能够对一种科研弊端和人情世态有着其独到的观察和洞悉。可以说,在“天仙丸”争取立项的东跑西颠的南征北战中,这个始终陪着王振国跑,这个同样来自科委的李书良,确实不愧为一个难得的“科技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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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燥热的夏季逼近了。
“天仙丸”争取立项的搁浅,使得王振国的研究一度陷入了低谷。他不得不无奈地暂时收回四面出击的触角,却又不甘心地在命运赐予他的一隅“领地”拼命地、又注定是缓慢地向外延伸着。尽管有时狼狈得不能不偷偷摸摸的干,尽管仍然会时不时地要背上这个黑锅,或被铸成那个罪名地在风险中度日,但依靠着 通化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林增源的支持,“天仙丸”临床实验的病历毕竟一天天地增加着。
这天,他收到了一封感谢信。
王秘书:
今天是我们全家及亲友最高兴的一天。
我姐姐许桂兰(小郑的岳母),自从被医院诊断为胃癌晚期,我们便彻底绝望了,忙着为他打好棺材,准备了寿衣,并安排下后世。后来,经多方打听来到你处治疗。病人刚去时,身体瘦弱的只有八十八斤,每顿饭仅能吃几口,胃贲门处肿瘤已扩大到鸭蛋大小程度,日夜长痛不止。可服用你研制的天仙丸三个月后,今天再到市医院胃镜检查,结果肿瘤完全消失,身体恢复了健康。
明天她便要重返家乡,高兴地为小儿子张罗结婚的喜事去了。
所以, 我们才要千谢万谢 , 感谢王秘书牵心挂肠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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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打破了癌症不可医治的禁区,为多少绝望中挣扎的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
病人弟弟:许胜家 病人女婿:郑鸿志
1985年6月10日
这是什么?
这不是数据吗?——一种比抽象的数字更为直观、更加活生生的数据。这不是承认吗?——一种不是来自权威却是植根民间的更广泛、更实实在在的承认。现在,患者终于找上门来了,患者终于比那些权威们抢先一步的承认了这个小人物。甚至,还有不少患者一见到王振国,扯住他的手说:“北京、长春,哪里也不去了,就吃你的药治到底,就相信你的天仙丸了。”发自肺腑的话,能不让王振国也感觉着一股火辣辣的热吗!相信吧,在这个搁浅的季节里,在他每当往外送一瓶药,每当拿出一瓶瓶的实验用药,都意味着要因此再往本来力不可支的高筑的债台上再压上一份沉重时,他所依然支撑得住的这份依赖了(这时候,王国发专员又帮助他从科委借来了三千元实验费)。是的,他在这段日子的日记中一次次地告诫自己、提醒自己:“宁可饭少吃一口,也要坚持把天仙丸研究下去,我想,只要能救活几个人,自己的牺牲也是值得的(1985年5月4日)”
“不要怕担风险,不要怕那些打击和嘲笑的目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相信有一天人们会理解我的。为此,自己只应该更加发奋努力,争取把一个个癌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就是我人生的崇高理想(1985年7月1日)。”
王振国就是这样地常常在夜深人静时一回回激励自己的。在他的那几本片断的 、跳跃的 、很零散、也很随意地记载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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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里,不难让人发现,在他欢快的时候,他常常沉默;在他痛苦的时刻,他却要更多地在这里撒下他的疑问,他的追索,他的思辨.....而且,似乎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每逢年初岁尾,“五四”“七一”,无论怎样地忙,他也一定要在这里留下痕迹的,或感慨万端,或寥寥数语,但内容几乎都离不开抗癌的话题,而笔调又总是浓浓重重地闪现、渗透着一股昂扬和力度。他是习惯于这样的一种与艰难抗争的独特方式的,他习惯于从对癌症患者心灵痛苦的体味中去转移去减轻自己追求的痛苦;他更习惯于常常在每篇日记开头首先写下“振国”两个字——这时候,再读它,便会有一种情不自禁身临其境的感觉,便会一下子明了,他哪里是在记,他分明是在心灵深处敞开着,自己向自己施压,自己同自己抗争呀!
是的,当一个人心里盛满了大众的痛苦,他的心里就无法再容纳自己的痛苦;在生活中没有绝望就没有希望,你选择了痛苦,你也就是选择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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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13日,王振国去科委办事,无意间得到一条线索:国家科委的一位副处长刚刚来到通化检查人参科技项目的落实情况。这时,王振国的顽强和坚韧又一次表现出来。既然从低处打不开缺口,何尝不能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式再试一试呢?“不要去想成不成,反正,尝试总比无奈的等待强。”
这天下班后他没有回家便直接赶到了通化宾馆。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又急忙赶去。中午再去。到了晚上五点多钟,王振国才终于等到了国家科委医药卫生处副处长丛众。还是拿着那份天津的实验报告和通化临床的三十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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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急不可耐地请求着:“希望你能听一听,那怕十分钟就行。”
丛众打量着面前这个诚恳而略显拘谨的年轻人。这个作风一向严肃的丛众,也不能不被这个年轻人四闯宾馆的执著打动了。他接过实验报告和病历仔仔细细地看过,然后说:“我必须看一看你的天仙丸组方,看看组方是否合理。”同样是看得仔仔细细。这时候,他小声又颇有几分神秘地把王振国从屋子里叫到了走廊,他说:“你要告诉我,你这个组方之外,是不是还有一味药,植物类的?”“有。”王振国迟疑地点点头。“那么,它叫什么名字?”王振国略为沉吟了一下,回答了“两个字”。丛众满意地笑了,因为,这个对中药极为内行的丛众知道,王振国刚刚告诉他的“一味”是我国最近才发现的,属于严格保密范畴。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地方政府工作,他不可能有机会了解到这个信息。所以,他研究的这个药是认真地下了一番苦功夫的。短暂的思索后,丛众说:“不错,你的研究里用了这味药,说明它能够有效。我看,你这个药很有深入研究价值。”当他听说王振国在北京联系临床实验一直受挫后,马上爽快地答应了:“等我回北京后,就帮你联系这件事。”
没想到,短短的十分钟,竟使“天仙丸”研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转折。从此,王振国以京津为一线,以本省本地为一线,频繁地穿梭、奔波,几年间行程约十二万公里,直至两条线相交终于凝为一个箭头……
也就是这年冬天,还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由国家科委丛众副处长主持,1985年11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天仙丸”专题汇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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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囊空如洗。他租不起会议室,他向丛众汇报说:“会址能不能就安排在我住宿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招待所地下室的餐厅里?”丛众笑了:“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们在地下室开会,只是不是有些太寒酸了?”但看到王振国为难的目光,丛众又爽快地摆了摆手,“行吧。就让我们这些专家,为你这个年轻人委屈一下吧。”
14日上午9时,就在这简朴的餐桌旁,就在这昏暗的光线下,就在这潮湿的氛围中,三十一岁的王振国同来自北京、天津的李德华教授、余桂清教授、汤铭新副教授等坐到了一起。专家们的目光终于注视到了身边的这个小人物。
这一天,他穿着他唯一的一套浅褐色西服。
这是1985年4月16日,王振国在北京初春的雾霭中,终于脱下了那一套一直陪伴他走南闯北的黄军医、黄军裤、黄挎包,而换上了一套崭新的浅褐色西服。这是王振国来到人世间三十一年第一次穿西服。七十元钱。咬咬牙,心一横,才买下来。这是他去北京办事,人家专家见到他那身土里土气的装束,善意地也颇有深意地硬逼着他去商店买来的。1985年4月16日。王振国一直将这个其实很平常的日子记
得十分清楚。
11月14日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到会专家纷纷认为:“天仙丸稳定病灶,缓解症状,减轻疼痛,对肝脏功能无影响、无毒副作用;其苗头可观,确有潜力。”并建议今后应继续扩大临床实验,很好地研究下去。
丛众还提出建议,可不可以民间协作搞,争取早出成果早日投产。
这次会议结束后,王振国连夜给吉林省政府写了一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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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仙丸”科研立项的报告。省政府秘书长刘希林(后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原通化地委书记。他一直关注支持王振国的天仙丸研究,并且在1985年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帮助王振国在北京多方联系临床实验)将王振国的报告连同他的批示,及时转给了省科委。1986年1月7日,吉林省科委决定将抗癌新药“天仙丸”研究正式列入1986年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并给予三万元经费支持。
王振国终于从高筑的债台上走了下来,“天仙丸”研究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秘密地下状态。光明在前。越过这一道艰难的“分水岭”后,王振国想,从此,一定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干一场了!
第七章 炼狱——一九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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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18日,国家科委在北京再次召开“天仙丸”研究专家评议会。卫生部中药司、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一个个权威机构都派员参加,可谓专家济济。
就在这次会议上,丛众代表国家科委宣布,决定拨款5万元,以支持“天仙丸”的深入研究。
而在这之前的3月份,王振国为了加快研究进程,以迅速打入市场,使中医中药抗癌研究抢在世界前面,遂与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结成科研协作组,分别进行药物研制、药理实验和临床观察。王振国担任课题协作组组长。
没有一种爱会永远失落,没有一颗心会永远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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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炎热的夏季,王振国正在北京为天仙丸的诸多事宜忙碌着。到了夜晚,他舍不得钱住旅店,照旧来到北京车站的候车室栖身。顾不上周围的嘈杂和喧闹,他赶紧找到一个角落躺下,又随手拾起旁边丢弃的报纸蒙在头上。毕竟这里睡觉很难踏实的。到了下半夜,怎么也睡不着了,顺手拿起蒙在头上的报纸看起来,“国际第一届癌化疗、癌治疗新趋向学术讨论会,将于1986年9月7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泰国、中国等中外二百多名代表即时赴会。”就是这样偶然看到的一条简短的消息,让他突然地意识到:这极可能是幸运在一刹那间对自己伸出来的香饵——但是,“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不!犹豫不前,这不是他的性格。当即,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飞快盘旋并迅速定格,“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不请自闯,去和国际上那些抗癌专家、学者们进行一番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也好看看他们对我的天仙丸会怎样的评价。”这是卑微对高傲的礼赞,这是平凡对英雄的锻造。还别说,他这一招“直捣虎穴”还真的管用,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孙燕教授,被他的执著精神所感动,破例允许他旁听会议,来开阔一下眼界。他也由此成为这次大会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医生头衔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特殊代表。
他高兴地在那一天,狠狠心买下一架便宜的照相机,会议期间“现学现用”。
赴会人员都被安排住在龙潭饭店,每天住宿费三十元。第一天,他咬咬牙住下了。第二天,却说什么也要悄然“溜之大吉”——从此,只好每天一大早匆匆地从偏远的东单人民美术出版社招待所的地下室钻出(这里每天宿费3元),再匆匆乘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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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的公共汽车赶赴会场。每天上午八点开会,可他六点钟就早早赶到了,坐在会场的门口等着。
由于交不起展台费(这也是唯一的),王振国只好求助在人家甘肃定西药厂的展台一角摆上了孤零零的5瓶天仙丸。
没有包装盒。没有标签。是王振国在白色的玻璃药瓶外临时贴上的一个标签,是王振国自己一笔一画写下的三个字:天仙丸。
天仙丸旁边,则是他找人翻译和印刷的宣传资料。中英文对照,薄薄的一页,看起来非常粗糙,一共有一百多张。
但就是这五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抗癌新药,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注意。
世界颇负盛名的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的专家舒美克博士,主动找到王振国:“我们可不可以详细地谈一谈?”他提出带回两瓶药,免费为天仙丸在美国进行药理实验。另外的三瓶被美国北卡州RTI研究所的李豫伟博士拿去,也是要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免费做天仙丸的有效成份实验分析研究。这同时,国际抗癌联盟主席、七十多岁的施密特先生握住王振国的手,满怀仁爱地兴奋地说:“我是一个搞化学药物研究的,化疗目前已经达到高度,再加量势必加速癌症患者的死亡。将来攻克癌症的很可能是中医中药,天仙丸使我看到了希望!”
机会,一个生活中从不会出现两次的机会,就这样地被王振国勇敢地抓住了——它对于王振国“天仙丸研究”成功的意义,在这以后的时间里,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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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 , 开明的几位通化市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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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了眼里,便常常想着法儿尽量给王振国多提供一些方便。有时让他半天上班,半天研究,有时干脆给几天集中的长假,还不时地帮助他解决一下打印材料的用纸什么的,并且想方设法给这位已经负债累累的年轻人报销几回去北京、天津奔波的旅差费。他们说:“小王,宁可大伙多干点,也要给你挤出一些时间。你成功了,是对人类的贡献;你失败了,对别人是个借鉴,仍然也是对人类的贡献。”“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骗子’?我们是唯物论者嘛!王振国,他有天津的实验数据,他有北京的临床病例,这都是实事求是。他要是马粪蛋,早就给骨碌碎了!”
王振国的眼睛潮湿了。
这时,正值通化地委“撤地变市”,这几位开明的领导还私下里“商量”一件事,机构改革定下后,便安排王振国到市政府机关卫生所,做专职的这项研究工作。
王振国留任通化市政府办公室秘书,机关卫生所却在这一次机构变动中,被划分到市委辖管。几位秘书长又张罗利用属下的劳动服务公司开办个药厂,这样也能为王振国的研究创造个条件,可是在市政府常委会上未获通过。
命运就是这样地一次次阴差阳错。
但在身后呢?“不务正业”的议论更加沸沸扬扬:
“一天东跑西颠的,占着机关的编制却不干活!”
“王振国是机关干部,不是科研人员,为什么给他发科研经费?”
有人开始为党的事业愤愤不平了。有人仿佛已嗅出了王振国那份痴迷、那份执著背后大把大把的金钱味。有人干脆又一次祭起“江湖骗子”的大棒杀将过来,说什么:“ 小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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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搞抗癌药,瞎胡闹。我在浑江市时就有个年轻人说用水代替汽油,结果是骗人。我们通化市可不要也出一个骗子。”终于,市里的领导关心地又非常严厉地找王振国谈话了:“小王,你都听到了吧,对你的反应?你一天东跑西颠的,不务正业,让我们也不好办呀。是癌治不好,治好了不是癌,你看你那些病历有几个治好的,最后还不都死了!不要再瞎扯胡闹下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在争取列‘第二梯队’,你的仕途之路本来非常看好的,你不干,非要搞什么药,这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癌症,那可是世界难题,你搞业余研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听话,还是赶紧回机关好好上班。要不,你就干脆离开机关,愿意上哪儿都行,不要再给机关造成不好的影响!”
王振国愣住了。
王振国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天仙丸能得到专家甚至国际上的承认,却得不到一个市领导的相信呢?他说我这个小人物不能搞出抗癌药,甚至直到今天还认为我是一个骗子,为什么?为什么世俗的偏见在有些人脑子里这么多?……”(录自王振国日记)
他伤透了心!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市领导那间办公室的。他不知道自己又是怎么走到江桥上来的。江湾曲曲折折,江水浩浩淼淼。对着这一湾水,对着这一方天,对着这养育了自己的长白山的大地,他真想大喊一声:“我错了?我错了吗?”
没有回答。
江水依旧。依旧江水。就像天与地生活着芸芸众生,各自头顶着一个星座 ,在自己的区域内丈量着人生历程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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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荣辱得失一样;这江水,也在默默地履行着自己对生命永远忠实的诺言——也许,它太执著了?在自己执著地匆匆地向前中,竟没有听到走在江桥上的一个年轻人的呼喊?
王振国站住了。
雨水哗哗地打在他的头上。雨水打透了他的衣服。他一动不动地扶定江桥上的栏杆,就在雷、电追逐着爆出闪亮的一刹那,他看清了:江水被肆虐地绞成了漩涡,江水被扭曲成各种形状仍执著地向前,不管是在宽阔的河床上,还是在狭窄的河道间,都拼尽了力气,一个劲地向前,向前啊!——即使浪花撞在棱角锋利的石头上,碎了还去撞,就因为心中永远充满着不息的渴望啊!
王振国的眼泪也像这雨水一样哗哗地流下来了。他曾经抱着大树痛哭过。他曾经捂着棉被啜泣过。可今日的眼泪,却在这滂沱大雨中净化般地流畅。是的,大自然养育着人类也在保护着人类,大自然给了生命的艰难也给了生命的昭示。他,不就像这冲过江桥的浑江水一样吗?——既然是已经拱过河界的小卒,那就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
他不想寻找理由抱怨任何人。他不想让人再讲“闲话”。前途、名利、工资、安逸、风险、得失……他矛盾过,也犹豫过;可脚下的浑江水给了他力量——“我只有背水一战,才能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不瞻前顾后,我才可能成功!”“今生今世,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想干成天仙丸这一件事。为了人类一定要征服癌症,哪怕我个人最后成了失败的‘卒子’,我这一生也是值得的!”
他是趟着一条跌跌撞撞的小路走来,又顺着这条跌跌撞撞的小路走回了家 。已经是夜里10点钟,妻子正担心地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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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灯光下,他似乎第一次发现妻子脸上已有了皱纹,难为她啊。记得那年,儿子突然发烧,可是柳河那边打电话来,让自己马上去给一个癌症患者看病。丢下哪一头都不妥。狠了狠心,他还是一头扎了出去。留在家里的妻子弄不动孩子,又住在偏僻的北山上离医院太远,只好一遍遍地用酒精擦着儿子的额头。待第二天早上,他返回家时,儿子已经烧得“抽”起来了。高烧四十度,好险哟!
妻子哭着和他吵了一架。
还有儿子。那次自己接到了天津来信,实验有效了。一高兴,掏出一角钱:“去,买个冰棍吃吧。”可儿子怎么说?“爸爸,我不买,你还是留下钱作科研费吧。”
多么懂事的儿子。多么坚忍的妻子。多么温暖的家庭。可他呢?结婚七年,只陪着妻子看过两场电影;孩子6岁,只领着去过一次玉皇山公园。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为了天仙丸的研究,已经使这个家庭背上4万多元的债务;而今天,他还要使这个家庭失去更多,更多呀……
他有些心酸。趁着给儿子掖一下被子的工夫,极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然后在饭桌上端起饭碗,故作轻松地与妻子聊着:“滕咏,假如有一天我为了这项研究而没有工作了,你能不能用你的工资养活我?”
“我能。”妻子有些奇怪地看着丈夫,闹不明白,怎么竟扯到了这个话题。
“如果人家认为我是骗子,是卖假药的,我学过法律,顶多判刑三年,那时,你会不会和我离婚?你就是和我离婚了,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每月都给我送一回书来。3年的时间,能在理论上好好钻一钻,也等于一个大学毕业了 。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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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岁数不大,即使蹲监狱出来,我还会继续把‘天仙丸’研究下去的!”
“振国,你快别说了……”妻子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这天夜里,小屋的灯一直亮着,她坐在写字台前也一直“刷刷”地写着——
振国:
在这些天里,我知道你很痛苦、伤心,但绝不能因为一些议论、矛盾,就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不要流泪,一定做个硬汉子,经得起风风雨雨。科学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现在自己一个人的痛苦忍受了,可能会给千百万人带来欢乐。别倒下,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应该有骨气的。振国,你记住,只要奋斗,前途总会是光明的!
太阳又一次升起来了。生活,以其固有的轨迹平稳、从容地进行着。
但就在这个北方山城通化市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大院,却有一个年轻人,迎着鱼贯而入的人流逆向而出。经过门口那块硕大而庄严的牌匾时,他停了一下。
三年前,这个年轻人,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全家人第一个“揣上了保险粮本”的国家干部,这个曾经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共产党员,就是从这块牌匾下走进令多少年轻人眼热、羡慕的这幢大楼,而坐在了那个在现今社会也许意味着地位、预示着发达的地委秘书的位置上。
可三年后的今天,王振国为了天仙丸的研究,毅然停薪留职。
在他的前头,又将是怎样的一条吉凶难卜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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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位置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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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留职后,王振国一头扎进创办民办研究所的努力之中。
但,你具备资格吗?
有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规定:成立研究所,必须有场地、资金,人员必须具有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称。
太遗憾了,这样的“必须”,王振国的的确确达不到——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必须”,那就是必须把天仙丸尽快搞成功。
市里不可能了,那就横下一条心,下到县里去办。通化县的领导倒很爽快:“我知道王振国是个干事业的人,行,你就办吧。”
1986年6月10日,“通化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的牌子终于挂出来了。没有鞭炮,没有剪彩,有的只是一份创业的抱负,有的只是两个人:王振国和他的弟弟王振利。
也许这样的寂寞和冷清,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它的命运多舛,但王振国管不了这些了。他步履匆匆,正在为国家科委即将于北京召开的“天仙丸阶段成果评价会”做着周密的准备。这对于天仙丸研究是一次举足轻重、生死攸关的会议;这对于他,如同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日子的逼近那漫长而恍惚的感觉里,那甜蜜的憧憬、期盼的喜悦中所夹杂的一丝难以觉察和体味的焦虑与不安。
白天,他蹬着一辆借来的三轮车 。拉着药材,在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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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不解的目光中,汗流浃背地穿行着。以前当秘书时这样的活计,总能轻松地找到一辆汽车帮忙吧。可现在连去药厂求助粉碎点药材,人家那眼神也不一样了,显得那般的陌生。难怪,连家里人在听到别人问起王振国干啥时,也觉得张不开口;难怪,连山里最了解他的乡亲们也数落着说:“振国这小子,看着他从小长大的,挺走正路的,怎么现在反倒越走越‘下道’了呢?”
那一瞬间,他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人们总是那样习惯于自己的位置?
那一段日子,他实在是心力交瘁。可他心里的苦恼向谁倾诉?他难道还有时间去倾诉什么吗?
明天又要去北京了。
妻子是白天才从医院里接回家的。肾盂肾炎。那是在北山上那段冷冰冰的日子留下的惩罚。可妻子住院一个多月,自己还不是常常在病床前匆匆一闪就没了踪影。说走就走,又要留给妻子这个孤零零的家——打从“天仙丸”争取立项起,这个家就失去了安定,像一叶小舟般随着他不停地颠簸、漂泊着……
他的心情特别沉重,越是这样想,越是觉得对不住妻子,越觉得自己不该在妻子病病恹恹的时候又离开这个家。
“走吧,振国。你就放心,无论出去怎么样,我们娘儿俩只盼着你早一天平安回来。”
“滕咏,我这回也想好了,行,就为下一步奠定了基础;如果失败了,那为这个家,我也要想些别的办法。我体格好,可以去干临时工,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去捡破烂,一个人干两份活。什么‘脸面’我都能‘拉’下来,什么脏活、累活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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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相信我。凭力气,凭我这堆这块,咱们也一定能把欠债还上的。”
“振国,别说泄气话。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够闯过去这一关。还是好人多,还是坚持真理的人多。你借钱,又不是拿去吃喝嫖赌,是干正事,是干大事。振国,我不会对你说一个不字的……”
“滕咏,还是你理解我,可你不知道,很难,很难呀!”
这个刚强的汉子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哭出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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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想得很周到。
去北京前,他特意去科委打好了招呼。在北京的日子里,又正式寄来了会议邀请函,落款是抗癌新药协作组和吉林省科委。
一切都似乎无懈可击。
王振国错了。
王振国怎么也没有想到,此刻,正有一封“电报”风驰电掣般地向北京飞来:“因举办单位无市科委,通化市也无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所以不宜参加会议。XXX。6月30日。”
不用说北京方面接到这封点报时的惊讶、不解和由此产生的一种对王振国的不信任——即使他们,也一下子就掂量出了这封电报的分量,它使王振国太难堪,他对王振国的打击太大了。他们动了恻隐之心,把电报压了一天后,第二天上午九点才交给王振国。
王振国的眼睛一下子直了,手颤抖了起来。王振国感觉着刹那间心像被掏空了似的,承受着一种仿佛全身衣服被扒光了在冰天雪地中赤裸裸站着似的残酷与无奈 。他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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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忍让,他的温和,他的风度......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没有了,只有他扯着电报楼上楼下来回疯子似地跑着、喊着:“我不是骗子!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这尖利!这嘶哑!这愤怒!这剖白!这申辩!这抗争!
人们呵,你们可以有这样那样理由挑剔王振国,但你们不应该在关乎到天仙丸成败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来个“釜底抽薪”呀!人们呵,你们可以有这样权利那样权利来寻找、来要求、来看重自己在天仙丸研究中的位置,但你们想到了没有?当你们一心只想着自己位置的时候,你们又把王振国推到了哪个位置上呢?当有些人心中狭隘得只容得下自己位置的时候,那千千万万的在呻吟、在哭号、在劫难的阴影中匍匐着,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着的可怜、不幸的癌症患者们,他们的位置又到底在哪里呢?——那黑暗中的光明,那绝望中的希望又到底在哪里呢?
当然,那时还不曾有更多的癌症患者能够知道,在他们的渴望与希望里会有着王振国这样一个名字——但王振国知道,从十四年前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了一个癌症患者的痛苦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和分量!
他不能,他也没有权利因为一时的激愤,而将“天仙丸”毁于一旦。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但他现在必须放弃!
他是在滂沱的大雨中跑上街去的。在邮电局,他一张嘴紧紧贴着长途电话话筒,拼尽全力地喊着,但却不知道他传进话筒的声音其实竟是那般的微弱——但那边毕竟还是听清楚了,毕竟听出来王振国连说话都带着“哭音”了。他说:“求求了,希望你们还是来,来看一看,毕竟是我们市的项目。有什么想法,都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来,那就好办,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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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当面解释的机会也好啊。求求了,求求了……”
“求求了”——这是十四年前,一个小姑娘看着母亲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无可奈何的哭号。
“求求了”——这是十四年后,一个立志征服癌症的挑战者在跋涉中,发出的又一次无奈却执著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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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9日,“天仙丸阶段成果评议会”终于在北京如期召开。这一天不是在简陋的地下室了,是在京丰宾馆。堂堂皇皇的会议室里,人挤得满满的。前排坐着那些请来的或头发稀朗、或目光专职而犀利的医学专家们。通化市有关部门领导也到底赶来了,坐在了他们寻找到的位置上。
王振国这会儿悄悄地向服务员要了把小凳子,便不声不响地倚在门口坐下了。这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位置。坐在这样的位置上,你再去看会场中心那些专家们,极容易骤然而生一种被居高压下的卑微的感觉——但王振国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倚在门口,不时地招呼服务员往一个个溢着馨香的茶杯里续上热水,仿佛他在这个会场也是一个殷勤的服务员似的。
但他注定要在这平静中卷起漩涡。
他以他一向的不卑不亢的声音开始了他的“中药复方天仙丸的抗癌研究工作报告”——他不习惯于平静的叙述,他的声音充满着激情,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不时地向人呈露出一股阳刚之气,但又常常控制和调整为一种阴柔和细腻。也许是多年秘书工作的经历,养成了他喜欢洞察别人心里的习惯。所以,即使是多年秘书工作的经历,养成了他喜欢洞察别人心理的习惯 。所以,即使是在他目光专注地扫描着这手上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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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三页报告时,却也早有一缕灵魂的射线穿透纸背,在这不大不小的会场上,从一副副变与不变的神情间,捕捉着一丝哪怕是别人难以觉察的微妙的变化……
专家们静静地注视着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终于,他又回到了他门口的位置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只在一瞬间。然后,他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他赶紧叫服务员不要再给他续茶水,而是要了一小把茶叶,塞到嘴里使劲地嚼着提着神,一边在心里对自己喊:坚持住,这会儿你可千万别倒下呀!
是呀,他真的怕倒下。
这二十多天来,他的身体太坏了。又是汇总材料,又是打字、复印,又是面对这边的一个不测,又是承受那方的一个难堪……四面应付,他疲惫得早有点招架不住了。一直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关节炎又犯了。还有,在接到那封电报冲进滂沱的大雨后,他躺在地下室里一连三天三夜高烧,第四天头上终于挺着起来了,洗洗脸,水盆里漂满了一层掉下的头发,足足有一百多根呀!
对,也就是在这同一个旅馆的地下室里,他去年病倒、不是都高烧四十度了吗!
怨他自己呀。傍晚一下火车,连饭也顾不上吃,就顶着小雨直奔北京中关村,去为长了脑瘤的杨教授看病。因为路不熟,他找到杨教授家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杨教授的老母亲看他衣服被淋湿的狼狈样样,赶紧为他冲了一碗糖水暖暖身子,又张罗着做饭。他说什么也不让,就这样和杨教授一聊一个半小时,帮助制定了治疗方案,又送上几瓶天仙丸。但他终于起身时,都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这几年,他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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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都住在东单附近一家旅馆地下室里,对,就是今天住着的这家旅馆。因为这里住宿费便宜,因为这里出去办事交通方便——可那个深夜,他从中关村往这里赶实在不方便呀。末班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他从中关村往这里赶实在不方便呀。末班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他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往这里赶呢?难道,他就没有看到马路上纷纷扬扬的早已是淅沥的小雨夹带着肆虐的雪花扑面而来吗?
他知道的,很冷,很冷。
又粘又湿的雪花打在他脸上、身上,很快就把棉衣湿透了。何况,他又是空着肚子在雪地里奔走,浑身上下哪能不阵阵发冷呢?终于走到了这个旅馆,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终于走进了这个房间,衬衣被汗水粘在身上,好容易才脱下来,放在暖气上烘着。但他却没有干衣服换,只好赤裸着身子钻进被窝里取暖。天亮时便开始发烧,体温上升到四十度,扁桃体也发炎了……服务员发现他病得厉害,甚至怕他死在旅馆里,都劝他赶紧去医院看病。可那时的他,只有摇头苦笑。他缺少钱,他当时连一件换洗的干衣服都没有又哪里有钱去住医院呢?没办法。他只好求助服务员帮助去药店买点儿银翘解毒丸和几片四环素来吃,这对他已经是够奢侈、够浪费的了。就这样,地下室里躺了整整五天,才渐渐退烧……那份凄凉、那份孤独,他又能够去向谁倾诉,还不是刚刚能爬起来,便又挣扎着去四处奔波了。
他命中注定就是一叶永远不能够停泊的小舟吗?
不,其实他早就该歇一歇了。在他做提取实验昏倒在烧瓶旁的那个深夜,在他被种种议论包围踉踉跄跄从江桥上奔回家的那个深夜,在他这次高烧四十度独自对着旅馆四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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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地呻吟的这个深夜……但他却一直坚持着,坚持着这荆棘中的寻觅这沙漠中的跋涉这大海中的漂泊这黑暗中向光明的逼近,坚持着这在许多人眼里是不自量力的是不可思议的他——一个小人物的挑战!
王振国现在正在坚持地坐在凳子上,一边向服务员又要了把茶叶狠狠地嚼着,一边仔仔细细地不漏过一个字地倾听着那来方方面面专家们的评价——那紧张,那不安,那表情的僵硬,就好像一张紧绷的鼓面在等待着,或者会听到一声惊雷般的炸响,或是会眼看着鼓面被无情地戳破。
评议委员会一致认为——
在本次会议上拿出的,自1984年以来先后在天津、北京等十四家医院科研单位进行的天仙丸实验研究证明:“对小白鼠前甲磷癌、Lewis肺癌、宫颈癌U14、艾氏实体癌和肉瘤S180等多种瘤谱有抗癌作用,而且对人肠粘液腺癌裸鼠模型也有抗癌效果。此外还有抗肿瘤转移的作用。”而天仙丸临床观察证明:“本药毒副作用很小,并对癌症患者有增强免疫的作用。通过一百八十九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观察,证明对食管癌、胃癌、肺癌等有较好的抗癌疗效,可增加胃癌患者半年和一年的生存率,对肠癌和肝癌等亦有一定效果。与放疗合用可以增强疗效并减轻放疗的毒副作用。”据此,专家们认为:复方天仙丸毒副作用甚低,抗瘤谱较广,在某些方面优于国内现有的中药复方抗癌药物。并且,“我们搞抗癌药历来‘扶正固本’的多,而天仙丸则从祛邪出发,‘攻邪而不伤正’,有独特方向,为我国攻克癌症闯出了一条新路。”
因此,“鉴于以上研究工作的成绩,天仙丸治疗肿瘤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具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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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
这最后的一句话,这关键的一句,这王振国魂牵梦绕痴痴追求苦苦渴望日日等待着的一句——他听到了!听到了!终于听到了这进军的鼓点!他太激动了,激动得想站起来,谁知道,浑身“突突”,眼前发黑,一下子依倒在凳子上了……
就在这年的10月17日,在北京惠中宾馆又一次召开了“天仙丸研究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科委宣布:天仙丸研究中标,被正式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十二岁的王振国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十大攻关课题中最年轻的科研主持人。
但也是在这同一个10月,在他的家乡,他创办的“通化长白山抗癌药研究所”却被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
命运呦,你可真的是一个谜!
第九章 给我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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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又一次将王振国推到了十字路口。
在京、津,这燃烧的希望,就像一轮刚刚从地平线上露出头来的太阳一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硕大,越来越活跃,越来越燃烧般地牵着他奔跑、飞跃、升腾着……可在身后,却不知为什么,始终隐隐地觉着有一种说不准随时从哪里都可能抛出来的无形绳索,在束缚、在时不时地往后拽着他,致使他今天每向前迈一步,仍然步履维艰。
研究所被取消了。取消的理由很直接也很简单:“不让你在市里办,为什么要去县里办 ? 难道,县里就不是市里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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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权力常常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的。但科学呢?但王振国呢?只有像一个被赶出门的弃儿,继续着他的又一次漂泊的旅程。他不是一个流行歌手,但那时,当他骑着辆破自行车穿行奔波于大街小巷间,最喜欢听的就是那从一家家音像商店的喇叭里传出的高高低低的歌声了: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
那歌声嘶哑而略带伤感,那歌声低沉却回荡着执着。有好一阵子,他总觉得这首歌就是为自己写的,是自己的声音,是自己心灵深处最强烈地震颤着的渴望:给我一个空间,全我一个空间,给我一个——空——间!
是呀,1985年10月13日,由通化市卫生局发起,并会同市科委、市医药管理局、中华医学会通化分会等有关部门专家、领导着经联合召开了一次“王振国抗癌药物研讨会”。会议认为:“王振国对发展祖国中医药事业有强烈愿望,脚踏实地研究出了一种抗癌新药,这种改革精神是可贵的,应该给予积极支持。”并一致呼吁:“这样好的苗子应珍惜爱护,使之不断成长壮大,成功了,将对人类是一大贡献。”
“研制以至应用抗癌新药,必须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组织措施。为了进一步完善药品不足,拿到更多的临床资料,上升到一定理论水平,各方面意见一致认为:王振国应致力于药品研究,而不应该再做行政工作,最好安排到卫生部门从事专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智者之举。
但王振国最终还是被“悬”在了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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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没有肯接收的单位。不肯接收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不是医生,不能看病,不能开处方,那,让他来干啥?”“来专搞抗癌药?合适吗?搞成了行,搞不成,我们还得养活他,就他,能不能挣出自己工资还难说呢!”
你推过来他挡过去,你有你的理由他有他的道理,但其实,说穿了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人相信王振国能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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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同样是在这一年的8月,德国医学博士陶景怡先生来通化考察长白山药物资源,一下火车听说了天仙丸,就急不可耐地邀请王振国到宾馆单独长谈。第一次见面,陶景怡先生也问起王振国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王振国幽默地回答:“是政治系函授。”他不相信。之后,却是连连翘起大拇指:“了不起!了不起!一个秘书,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业余研究,这实在太了不起了!”说着说着,他禁不住站了起来,紧紧握住王振国的手,抑制不住满脸的喜悦说:“王先生,我这次来通化长白山考察,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你!”
陶景怡先生要过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的动物实验所告单仔细地看了好半天,又看了王振国带去的十几份由通化市中心医院出示的病历,然后恳切地说:“你的药很有前途,很有深入研究下去的价值。我想请你去德国,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我可以给你配备助手,生活上,我给你安排别墅、轿车和一切最好的生活条件。这样,你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得到实际应用。你认真想一想,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时你能给我答复。”
仅仅只过了二十四小时,陶景怡先生急切地要求第二次见面,开口就问:“王医师,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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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
王振国抱歉地回答他:“我很感谢您的邀请,但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接受。因为我研究的天仙丸来自长白山这座巨大的绿色宝库,这里的天然植物吸取了火山灰的多种微量元素,并且这里的气温和植物的光合作用也和你们西欧不同,所以,长白山它就像我的家一样,离开它我就会失去根基,我的研究就可能夭折。这一点请您一定理解。”
陶景怡先生赞叹地点点头,说:“我心里真的好遗憾,但我喜欢你的坦率。为了你的事业,你甘愿放弃这唾手可得的个人利益,就很钦佩你,年轻人。”
第三次见面时,陶景怡先生又恳切地提出了合作的意向,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是搞肿瘤研究的,从这点上讲,我们就是同学。这样吧,你既然不想离开这里,我希望和你合作,你能不能给我带点天仙丸,我在德国给你观察几个病历?”
王振国高兴地答应了,给他带上了八十瓶药。这是天仙丸第一次走出国门。陶景怡先生回国后,对五位癌症患者进行了临床观察治疗,均取得了明显疗效、其中一位年轻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不愿做手术,服用了天仙丸后,两个月后肿瘤消失。消息在德国传开,有一位商界巨富委托陶景怡先生一连向通化市吉林省有关部门发来了三封邀请函,邀请王振国去德国考察并且给他和其他癌症患者治疗,一切费用由他们承担,并愿意付给王振国巨额酬金。
可是——又是一个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在缜密的研究研究后,认为天仙丸处于试验阶段,王振国又连个医生也不是,不好出国。万一......“万一出国看不好病,那不是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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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丢脸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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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搞出抗癌药来,我们老了,时间有限。看到你,也就看到了希望,希望年轻人赶上和超过我们。都不愿意搞抗癌药物研究,怕出不来成果。而你一个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却如此热情地从事这项艰难的研究,我一定不遗余力帮助你。”
说话的人是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李德华教授。他说这番话时是在通化。也是在1985年,在德国医学博士陶景怡先生来通化的前一个月。他千里迢迢从天津专程赶到通化对天仙丸进行实 地考察,然后,紧紧握住王振国的手说出上面的这一番话。
王振国经天津的刘恒栽主任的引荐,而结识的李德华教授。这次,他来到通化,最初是由王振国个人出面接待。也巧了,市委书记王国发正在通化宾馆开会,碰到王振国很随意地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做啥呢?”王振国赶忙如实向领导禀告。书记紧接着又问了一句:“那么,是哪个部门负责接待客人?”
“我。”
书记眉头皱起来了:“你?你能够代表谁?科委怎么没来人?通知他们了吗?”
“通知了。他们说正在整党。”
市委书记马上要通了科委的电话:“一个国家级的教授,你们不出面接待,人家以后还来不来我们通化呢?”
那边还是那句话:“我们在整党。”
王国发书记生气了:“整党为什么,不就是要以整党带动
和促进工作吗?不要强调理由了,你们下午赶紧过来!”
这是1985年的7月。这一年的3月至12月,根据“整党”精神的有关要求,通化所有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必须保证达到六个月的集中学习时间。王振国出不去了,人坐在这里,思绪却早已飞得远远的。他心里急呀,在北京,在天津,外面有许多项目上的事情都必须他去张罗着办,有时,就不得已地溜号,跟支部书记说:“你就帮我谎报两天吧。”书记默许了。但也有人“认真”地将此事反映了上去,市里的领导关心地跟他说:“振国,你可得集中全部精力参加整党呀,要不将来党员登记你可要成问题。”还有的好心人诚恳地劝诫他:“把你那点事先放一放,否则登记不上,你不是干吃亏吗?”
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党员是干啥的,不就是为了人民服务吗?我搞抗癌药,做的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吗?”这时候,王振国在心里想好了,万一党员登记不上,那就甘愿做一个普通群众,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搞下去。 又是他们一个支部的同志,帮助王振国说了一些“圆满的假话”,他才最终“整党”过关。
言归正传。李德华教授短暂的“通化之行”兴致勃勃。他在返回天津后,又为此专门给通化市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说:“这样好的一个课题,一定应该尽全力支持。这不仅是通化的事情,而且是全国的事情。王振国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我们看一个人,最根本的和最首要的,是要看他有什么创造……”
这是真正的学者风范,这是真正的大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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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年底,通化市卫生局局长王桂兰在参加一次省抗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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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上,将王振国研究抗癌药的艰难处境和创办民办研究所的挫折向吉林省政协副主席、吉林省抗癌协会会长贺云卿做了汇报。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这个十四岁就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战役、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戎马半生,并曾经有幸与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过,曾经担任过吉林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的老人在听完汇报后感慨万端地说:“一个青年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从事这项艰难的追求,我们有关部门不应该卡,而是应该支持,应该以改革的精神帮助他创造条件。搞那么多条条框框做什么?干嘛非要职称?你不同意办研究所,他怎么能有条件呢?这就好比一个鸡蛋,开始放在冰窖里,它是永远也孵不出小鸡的。大家要是都扶持,会出多少成果呀!”
他当即把王振国叫到了长春。第一次见面,王振国穿着一身旧军装,随身带去的刷牙缸子都掉漆了,一看便知是当兵时侯用过的。这一点给贺老留下很深的印象。两人交谈了许久,从王振国闯荡的经历,贺老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意味深长地说:
“1928年我才十四岁,在店里学徒,就参加了店员罢工运动。这一年,毛主席的红军二十九团解放江西莲花县,我凭着一股热血,将店铺里的几斤银两都送给了红军。我在城里就呆不下去了,回村子当了儿童团团长。1929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五军团。我是说,年轻人想干事业,就得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地敢于牺牲的精神。王振国从十八岁立志搞抗癌药,十几年里什么都豁出去了,这种勇于坚持的精神就很可嘉。”
不仅如此,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为此事专程来通化。当他听说有些人提出王振国不是医生 ,不是什么大学毕业的疑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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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老独有见解地说:“华佗、李时珍是大学毕业吗?古代的医学家、科学家,有多少都是自学成才。我们当代著名科学家华罗庚,不也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吗?想当年,我们在战争年代,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还不是就地取材,采用中草药医治好了许多常见病和疑难病,现在,怎么反倒怀疑起老祖宗来了呢?”
就是这个贺老,首先提出吸收王振国为吉林省抗癌协会理事。他对王振国说:“我是江西人,到了吉林三十多年。你是通化人,这药材就长在长白山上。你想往哪里跑?哪儿也不要去。困难算什么?克服嘛!”老人紧接着又充满感情地说,“我年岁大了,如果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年,能支持你搞成这个抗癌药,这就我对人类的最后也一个贡献了。你不要怕,好好干。要是坐班房,我头一个去坐!”
还是这个贺老,豁达地提出,通化不好办,那就以省抗癌协会的名义创办研究所。之后,便亲自向省政府打报告,亲自跑,有一天一个上午就接连跑了四个厅局。又千里迢迢坐火车亲自赶到通化来为研究所剪彩。
1987年5月13日,吉林省抗癌协会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在通化正式成立了。这是吉林省也是全国第一家民办抗癌药物研究所。三十三岁的没有职称的王振国出任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这对王振国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在他的人生中是又一个重大的转折。
曾几何时,天仙丸的标签上只能遮遮掩掩地写上“通化研制”四个字。这样地拿到北京临床,专家认为很不妥,通化算什么单位 ?而人家患者也来问了, 研制药的这个单位到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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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那时,王振国听后也惟有一丝苦笑。后来,他又恳请市科委允许,写上“通化科委研制”。专家们仍觉不妥,科委是政府机关,如何能够研制药物呢?于是,他又几番努力,征得白山药厂同意,落成“通化白山药厂研制”八个字。现在,终于能够理直气壮地署上研究所的“头名”了——天仙丸犹如一个四处漂泊的游子,今天终于寻找了自己的“家”!
时隔一年的这天夜里,王振国诗兴大发。他不是诗人,却激情洋溢、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首十六的长诗《祝福》:
今天,是你刚满周岁的生日
但你怎会知道
你曾经是个不准备出生的人
有多少次
你在孕育中险些流产
九月怀胎
而你却整整十五年才降生人世
在这风风雨雨的日月里
你为了生存的权利
曾经改过自己所喜欢的名字
曾经四次换装逃出死神的盯梢
你为了成长起来
曾吸收了多少大自然的甘乳
曾经有多少好心人为你祈祷
风云变幻,变幻风云
但面对坎坷你没有哭泣
而是更加坚定了抗争的意志
创业的艰难你没有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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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霜雪雪教会了你许多人生的哲理
……
此时此刻
我多么想为你唱一支赞美的歌
可惜自己并没有这种天赋
只好让我为你,不
让我们大家为你的终于站立起来
走向世界
祝福,祝福吧
……
第十章 名利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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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命运是个谜,有时,人更是谜一般的捉摸不透.就在不久前,有人对天仙丸还是像对待瘟疫般地惟恐躲避不及,现在却突然间来个“孙悟空七十二变”,一个劲地想“钻”进来。因为在他们放大的瞳孔里,已经神奇地窥见了天仙丸明天的辉煌,他们渴望着在这辉煌中也有罩在他们头顶的一轮光环。他们希望在天仙丸未来的成果里有他们耀眼的位置,他们开始抢着给王振国当老师。他们说:“你念过几天书,有什么名气,你就能抗抗癌药,但如果挂上我的名字,那么这名气可就大了!”
“是吗?”王振国脸上没有丝毫不高兴的流露,“谁给我当老师都欢迎,只要你也能说出天仙丸的组方,只要你能拿出比天仙丸更好的抗癌药来,那么,我非常愿意向你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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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哑口无言了,但随即又恢复了那怡然自得的神态。反正,在一些人眼里,你王振国只配做个小人物。
但就是这个小人物,在中国的中医中药界,却掀起阵阵波澜。
1986年10月,“天仙丸”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时,也有人就“职称”问题对王振国出任课题主持人提出了异议。也有人千方百计地一心想把自己的名字往前排,把别人的名字往后赶。
找到了王振国。
“振国,你清楚吧,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老中青’三结合,我看,咱们就干脆来个‘青中老’吧。”
“不好!”王振国毫不含糊,“老中青是干部体制,不是科研体制。”
无言以对了。君子总得有一点儿君子的风度吧。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这件事,还是小心翼翼地往前拱,说穿了,就是想最终坐上“第一把交椅”。终于,连国家科委的同志也觉得有些看不下眼了,说:“人家发明者是王振国,你的名字怎么好排在发明者前面呢?”
“王振国不是专家、教授、他没有资格。”
“不!”国家科委领导旗帜鲜明,“在秋技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有权破例让王振国担当这个攻关项目的主持人!”
王振国此时却进退维谷。一方面是天仙丸研究即将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所必须的风驰电掣般的奔跑;一方面是他同样必须的,必须不能得罪左左右右、方方面面的每一个人,而不得不知履薄冰小心谨慎地像初学走路的孩子般地蹒跚向前.本来,那高高的山峰在眼前已经清晰 , 那上山的道路也已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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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无误地找到,可你就是赶不快,可你就是跑不起来,那滋味,你想想会是咋样?王振国看着眼前这滑稽又可悲的一幕,常常感到不理解了,“他们岁数比我大,学识比我高,本身又从事科学研究,可为什么就是不善于为科学研究多动脑筋,而专门喜欢动科学研究以外的脑筋呢(摘自王振国1986年10月17日日记)。”
我们搞抗癌药究竟为了什么?王振国在心中一遍遍问自己。
“今天,就要去天津、北京了。为了天仙丸更快的成功,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我宁可舍掉自己的利益,决心与天津、北京联合了。
我想,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名利看得太重,那么他可能一生什么也做不成。十几年来自己研究有较大成绩,绝不单位纯是我自己的勤奋,它凝聚着多少人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所以,成果应该属于大家(摘自1986年3月20日日记)。”
这一页页日记读起来叫人眼热,这一段段文字读起来叫人深思。是呀,在王振国一次次的抉择中,在王振国利益的天平上,他从来追求的都是失重,是倾斜——那是一个失去平衡的立足点呀!那是一个把患者利益和人民利益这所有的重量都牢牢地压上去,都深深扎进去的不可移易的立足点呀!因为,“科学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不是王振国说的,这是那个大胡子马克思说的。
所以,他准备妥协,他愿意妥协,他宁肯妥协。“只要天仙丸能快一点搞成功,那么,谁愿意把名字排前面就排前面吧,我什么都可不要的,但只要这三个字‘天—仙—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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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国家科委又一次站了出来:“没有王振国的这个基础,怎么能出来天仙丸?我们要尊重这个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对发明者负责任,是谁牵头就谁牵头,不要再为这个争下去了。”
不光国家科委,还有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学会主任余桂清教授和李德华教授,都及时站了出来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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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精神是什么?科学的品质是什么?科学的本原是什么?
是正直,是诚实,是朴素。是对自由热烈的向往,是对真理无惧的探求,是对事实客观的评价。
但有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说了:“王振国,你知道不和我合作,我就说你研究的药是假药,就说天仙丸无效,就说你那个配方是我的,是你怎样怎样从我手里骗去的。”
赤裸裸的讹诈。对这种讹诈,王振国从来不屑一顾。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不合作难,那么合作就轻松了吗?为什么总有人一到关键时刻,就把天仙丸实验数据,就把本来应该认认真真做好的、属于自己分内的那份工作当作讨价还价的砝码,来向王振国施加压力呢?你不答应他的条件吗?那就一个劲地拖延时间,让你等,让你等到坐立不安,让你等到心急火燎,让你等得无可奈何,让你非一直等到向他妥协不可。
这是科学吗?迷信职称是无知,拿职称吓人是偏见与傲慢,那么,当科学的圣洁被亵渎,当科学被人祭起棍棒打将下来,这究竟是科学的悲哀,还是人生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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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毕竟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火冒三丈的汉子了。这么多年来,沉沉浮浮于方方面面关系的挤兑间,眼前这闪过来又闪过去的风风雪雪,总算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你一个小人物,要想搞科研太难了!那你还想成功吗?那你就必须时时刻刻都坚守两个字:忍耐。
忍耐是一种追求的韧性,弱小的生命或事物为了避免过早地夭折和毁灭,不得不暂时收敛自己的欲望; 忍耐是一种追求的策略,一个追求更大的成功的人,不得不忍受小的失败和牺牲。
读者也许还记得1986年7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天仙丸阶段成果评议会”吧?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一同去读这次会议最终形成的“天仙丸治疗肿瘤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阶段成果评议书”。
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药复方制剂天仙丸是吉林省通化市科委负责研制的,由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和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进行了系统的抗癌实验和临床初步观察,为该药的临床试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在全国组织了十四个医疗科研单位进行了临床疗效验证观察,取得了一定进展。”
议定书长达五页,洋洋千余页,但前前后后通篇无一处提到王振国的名字和他那个“通化长白山抗癌药物研究所”,也没有提到天仙丸立项单位吉林省科委。对此,王振国却表现出一种大度和超脱。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天仙丸得到与会专家们一致好评,会议还提出了今后深入研究方向。这次会议终于争取市科委领导参加了,这对我个人也许是个损失,但我不计较这个,只要天仙丸能早日为人类解除痛苦,我个人的损失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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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振国。他眼睛始终盯住的是远方的那个大目标,为了那个目标的实现,他“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即使撞上了南墙也决不回头,这正是他的犟脾气。但在贴近目标的过程中,他却常常表现出一种灵活和机智,表现出对眼前利益、得失的淡泊和忍让。他是一个不怕冒风险的人,但他更懂得如何在思考中迎着风险,而在行动中却想方设法使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或者是巧妙地避开风险。细节的修正,策略的变换,对于他常常是必须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必须像熟悉天仙丸配方一样去学会熟悉、了解身边的人和所接触到的必须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人,这对于他同样是一个未知的、深不可测的领域。
他成熟了。他让你一旦和他初次接触,只会觉得这个人很随和,很平稳的。你会说他很健谈,但却不容易发现在这张英俊的方方正正的脸庞上,在他弯弯的眉毛牵制的大眼睛下,那往往被掩饰得很好的平静下的一股激荡的潜流。他不轻易向人显露这一面的。但一旦这扇门被撞开,他的那份慷慨激昂,他的那副旁若无人的神态,却又立时淋漓尽致地显示现无遗。从气质上讲,就像他的属相一样,他是一匹“独立奔放”的马。他科研思维的开阔,他科研想象的丰富,不用说是得益于这种激情。但多年的科研,更多地同形形色色的人周旋,又使他过早地习惯了沉默。他更多的时候喜欢沉静——喜欢在默默地观察、揣摩、洞悉一个人的心理后,在默默地思索中作出自己几乎不动声色的决断。
生活终于教会了他忍辱负重。人世间的艰难和变幻,也终于让他懂得了怎样地保护自己和不得已地包装自己。
那天,是那个人和王振国在一起。他说了:“王振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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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成功时也找不到我了,我也不指望得到将来成果获奖时的那笔奖金了。现在,咱们就算清楚。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出实验数据。”
话说得何其坦率,坦率得像是在黑市里作交易。
王振国顶不住的,只好忍耐地借钱给了他。
但利欲是深渊,利欲是无底洞,利欲的魔杖一旦扭曲了人的灵魂,将会使人贪婪得恨不能“点石成金”。
终于,王振国似乎被激怒了,他说:“你要了这么多钱,怎么还不往外拿材料?别以为你不‘打条’,我就没办法了。”说着,从贴身的公文包里扯出了一盘录音磁带。一闪,又迅即轻轻撤了手,让它无声无息地落了回去。
这一招“秘密武器”还真灵。
不用说,后来,人家一定要向王振国要去这盘录音带的,王振国倒也大大方方:“拿去听吧,流行歌曲。”
第十一章 激流无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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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喜临门。
天仙丸通过省级成果鉴定。王振国也终于盼到了卫生部新药临床批件。“从此,可以大胆干了,再也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搞研究了,十几年的坚持、忍耐,总算看到了希望。
这一次,消息不再是民间传播。1987年8月13日,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媒体纷纷披露了天仙丸研究成果通过省级鉴定的消息。与此同时,美联社,菲律宾 、日本 、新加坡、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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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也迅速转载、介绍了这一科研成果。
一时间,王振国声名大振。
在国内,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患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王振国的案头。在世界,又美国、日本、南斯拉夫、加拿大、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癌症患者,也急如星火般的来电来函,求购天仙丸。
但是,科研成果鉴定是一回事,新药审批又是一回事。一般来说,在我国,一个抗癌新药从实验室研究成功到药厂批量生产,这大约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十年,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这将是多么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而对于我国这样的世界第一癌症大国,难道还有人等起吗?其实,现在的抗癌药说起来也不算少,但真正有效、副作用小的抗癌药物实在不多。正是如此,为赢得挽救病人生命的时间,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对抗癌新药的审批有所放宽,甚至不做大量动物实验,就可直接上临床。但是我国呢,抗癌新药审批一项严格——越是由于癌症这个恶魔的凶残,越决定了专家们行使抗癌新药审批权力上的格外小心和谨慎。难怪,就连在权威的肿瘤医院里,有不少中医高手积几十年经验之大成,手里也握有自认为很好的抗癌组方,却只能始终囿守在自己本来狭窄、有限的一隅发挥其作用。他们不是不想去通过新药审批,他们是望而却步。
这时候,1987年12月16日,王振国这个依然没有职称的民办研究所长,竟然受到香港方面专家、教授的邀请,专程去香港考察“艾滋病”了。不用说,这样的消息在小小的山城又掀起一阵波澜。是羡慕 ?是嫉妒 ?是善意的帮他谋划?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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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宣传?反正,在一些人“先知后觉”的“自信”的头头是道的分析中,王振国这双脚迈出去,注定不会再回来了。本来吗,天仙丸今非昔比,可以挣大钱了,那么,他何苦还继续蹲在这北方的“山旮旯”里呢!
王振国不愿意解释,任凭别人怎么说,只是一笑置之。
十天的香港考察,叫王振国眼界大开,置身于一片繁华和喧嚣中,捕捉到的确是速度和节奏。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给王振国带来的是窗口远眺的惊喜。“我们不能只看不干,要边看边学。才能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我们的人民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温饱,别人能享受的,我们也应该能享受,但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等是等不来的。”
所以,从香港考察归来,王振国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向新药审批的冲刺。这时候,曾经几次在关键时刻都伸出来热情之首的国家科委丛众副处长,又一次为王振国“穿针引线”。王振国是幸运的,但即使如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轻松。就凭天仙丸是卫生部实行药政法以来第一个找上门要求审批的抗癌中药,便可想而知这“闯关”的艰难,者拥有一个崭新空间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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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0日,天仙丸新药审批专家审评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召开。近二十名专家或华发早生,或气宇轩昂,围着椭圆形桌子依次就座,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半圆。这一次,王振国被指定安排在专家对面的位置。面对面,在他的眼里,这对面的半圆就是一个巨大的光环——光环笼罩下,岂不知,无论他此时此刻坐在哪个位置,他其实都早早地被罩进了“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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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答辩。提问。建议。
一起都在秩序的轨道上运行。
这时候,在正中坐着的那位七十多岁的老专家往前探了探身子,以一种与他年龄并不相称的犀利的目光,朝向对面的年轻人扫来,上上下下地巡视了一番。王振国坦然地迎上前,心底却委实的有一股隐隐的忐忑不安。
一瞬间,他根本无法分辨着视线里目光的意味。但他非常清楚,他面对的这位专家的分量——他的名字,他的年龄,他的资历;它在我国中医界赫赫有名的光彩,他在国家新药审评委员会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王振国这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眼里,此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清澈的眸子里,充盈的是崇敬。
终于,老专家发话了:
“王振国,你念过几天书?你学过几年中医?你哪个大学毕业的?”末了,又追加一句,“你,还能搞抗癌药?”
这一个个“?”,像顷刻间火种被投进了冰窖!像顷刻间小鸟被摔下了悬崖!在场的不少专家此刻面面相觑,他们都觉察除了老专家提出的“问题”有些出乎意料的过分,也太多意气用事的尖刻——这不是科学本身的质疑,倒好像是一连串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质问。此刻,专家们都一道道探询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转移到对面的年轻人身上。
王振国在这一瞬间已经冲动地站了起来,又一瞬间悄悄地坐了下去。一瞬间,太多的热血在身体里冲撞,但仅仅只是一瞬间——面对着这突然而至的发话——不!是面对着这居高临下发射的无法挽回的“质问”,他必须在一瞬间做出自己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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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句轻轻的称呼从王振国嘴里自然地溢出,”老师,你提出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我们只有初中毕业文化,后来读过两年卫校,在校学习中医的课时还不到两个月。这以后,我有当过四年部队的卫生员。不瞒您老说,我的医学知识绝大部分都是自学得来的。我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年学,但我相信比明朝的那个李时珍上学的时间还长许多……”
这一番话,顷刻间把会场浓浓的火药味气氛,拉回平静。王振国平静地等待着老专家继续的发问。
此刻,老专家把身子往后回了回,立时又调整为正襟危坐的姿势。也许,年轻人回答的坦率多少也让他“出乎意料”,他旋即改变了口吻:“你说说。你的天仙丸组方,是不是一个祖传秘方?”
王振国沉吟片刻,变得小心翼翼地说:“我这个方子可有年头了。记得我爸爸扛活时有了这么一个方子,给了我继续研究,是不是谁家的祖传秘方,我也搞不清楚了。”
虽说是小心翼翼,但老专家还是一眼洞穿了面前的这年轻人骨子里的桀骜不驯。他突然又恢复了开始时的咄咄逼人:“你接着说,你搜集的这些民间秘方、验方确实有效吗?”
王振国当然能够回答的。但几个回合下来,他已经看得清楚:“有些时候,人们对待新生事物并不都是从客观评价出发。在有的专家眼里,我这个小人物搞天仙丸就是大逆不道。似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得由他们去创造,才可以承认。其实,他们恰恰忘记了一条最基本的常识,难道他们天生就是专家吗?不错,我虽然没有什么学历、职称,在理论上不如他们 , 但天仙丸的抗癌作用经过科学验证是明显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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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明显的效果,并不是那些专家也能够拿得出来的呀!……可是,为什么总是有人要以职称论才能;在我们中国何时才能让真正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 你那被垄断的学术论坛,又何时能为我们这些没有职称的年轻人说一句公道话呢?在中国,有些人总怕别人的成果超过他们,以保全自己的盛名。我多么希望在科研中也来个大奖赛,看看谁的药确实解决问题。要想使我们国家尽快发展起来,科研体制不改革是不行的(摘自王振国1998年1月10日日记)!”
他,他突然间感到一种被轻蔑的愤怒!他已经控制不住屈辱在眼眶里燃烧!这么多年,他为了天仙丸的不被扼杀,做过多少忍辱负重的事情!可是,他永远都会这样地扭曲自己的灵魂吗?怕是不能。
血气方刚的王振国被激怒间,突然有了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他不离不躲地迎着老专家的咄咄逼人,索性据理力争 针锋相对同样也是一番咄咄逼人:
“老师,我觉得这次新药审评会,不需要审查我念了几天书,而是重点审查我的药到底有无疗效。如果认为我的药有效,请专家尽快批准投产,好去挽救更多的癌症患者的生命。……老师,我请您想一想,在今天这样的新药审评会上,如果是首先从一个人的学历、资历出发,来评价一个科研项目,来评价一种抗癌新药,这样的评价科学吗?公平吗?老师,我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什么职称,但这不等于我的药没有疗效。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家,都来自民间普通人,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还少吗?……”
好一番慷慨陈词!岂止是陈辞,仿佛一颗尖利的“石子”抛出,在大海上激起层层波澜 !此时此刻 ,所有的专家都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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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气地听着,看着,一道道来来回回的目光里,闪现着万花筒般的光亮、变幻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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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会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中午的短暂休息,似乎是一个转折——天仙丸仿佛一艘整装待发的新船,接下来是围绕它的怎样的命名。
先是有人说它宣扬迷信,必须放弃。王振国不同意。他据理力争地为自己的“孩子”辩解。本来吗,中药取名有自己的规律和特色。如十全大补汤,是以配伍的味数得名;如牛黄解毒丸,是以主方药名配以疗效得名;那么,乌鸡白凤丸呢?白凤是什么?不就是“乌鸡”吗?不就是因为乌鸡浑身毛白如雪才谓之“白凤”吗?那干脆叫他“乌鸡丸”好了,叫起来多精炼。可是,人家为什么偏偏不怕这“累赘”的重复呢?还不是因为凤乃鸟中之王乃吉祥之鸟,还不是因为你乍一听到“乌鸡白凤丸”这个名字,就会微妙的感觉到一种吉祥的传递吗?
这就是中药取名独到的特色。或需或实,有实有虚,虚虚实实。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药名,能像中国中药这样,最富人情味,有最具神秘、浪漫色彩的。这是不是中国几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在中医药上的体现呢?这是不是也该称作祖国传统医药文化呢?
王振国深谙这其中的奥妙。这个年轻人干什么事情都喜欢独辟蹊径。于是,他选取自己几十年前研究抗癌药最早发现的两味中药天花粉、威灵仙,取一字头,取一字尾,巧妙连缀得名为“天仙丸”——这既是自己十几年前开始这项艰难事业的标志,也是对自己十几年研究心血的纪念,更堪称绝妙的是,它一语双关,藏“美丽、善良、吉祥、普救众生”的美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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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于其中,让癌症患者一拿起药来,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不错,天仙丸这个名字是有些神秘色彩,但是,这孕育了“天仙丸”的祖国长白山本来就扑朔而神秘吗?这创造了伟大、灿烂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华夏神州本来就古朴而神秘吗? 这样的神秘究竟有那一点不好呢?
然而,不管王振国怎么解释、辩白、专家们还是各持己见,甚至有的专家已经为天仙丸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名字,叫“癌瘤丸”。不!王振国坚决不同意。作为癌症患者,作为癌症患者的亲人们,他们本来已经够痛苦、够不幸、够可怜的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板起“癌瘤丸”这副僵硬、残酷的面孔去恫吓他们,去为他们“雪上加霜”呢?服用中药,本来就讲究患者的配合,我们传统医学特别注意强调这一点的七分药三分养,这是每个中医都了解的起码常识。何况,对于癌症患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精神不倒,是心理疗法,这样的道理其实也不难明白——可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要把这些都统统忘掉呢?
王振国坚持着。有坚持就有希望。最终,坚持妥协折衷的结果,“天仙丸”被命名为“复方天仙胶囊”。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准确又多少地失之简练和生动。不过,复方就复方吧,胶囊就胶囊吧,只要还留有“天仙”儿子在里头,只要还有自己要送给癌症患者的这一片美好、善良的心意在里头,王振国这心里就满足了。本来,他也应该满足吗——这些年来,在民间,人们的口头流传上,叫得响亮、叫得习惯的不还是这个“天仙丸”吗?老百姓心目中自有他取舍的标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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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春节仿佛姗姗来迟。年三十的夜里,王振国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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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天前就嘱咐妻子准备下的两挂长长的炮仗,高高的悬挂在院子里的树上,看着八岁的儿子兴奋地点燃引信,也点燃了他们全家此刻“轰天雷”般响亮的希望。
王振国年前这段日子一直在北京,终于把“天仙丸新药审批专家审评会”忙过去了。现在总算可以轻松一下……
他们好久没有这样地温存了。丈夫的收获使妻子兴奋得全身心都充溢着幸福,王振国兴奋中却隐隐感到一种怅然和酸楚——越是看妻子这张笑脸,越是觉得有一句话说不出口,越是觉得不说出这句话就心里不踏实。
“腾咏,这些天我太忙,一直不能照顾你,可……”
妻子不禁心头一热,有丈夫这句话,一切都够了。他赶忙用手堵住丈夫的嘴:“快别说了,你去忙你的吧,我真的不要紧的。”
“嗯,”振国答应着,一边轻轻地把妻子的手移到自己掌心里温暖地爱抚着,一边为妻子往上扯了扯被子,终于说出了让妻子打断的那句话:“可是过几天,我还得出去跑。你生小儿子的时候,我就没能守在你身边。现在,王硕才半岁,可我……”
他记得,妻子是1986年冬天和他一同去深圳怀孕的。那时候,儿子王磊已经七岁。腾咏是满族,按照政策允许生第二胎,但妻子执意不愿在生了。他舍不得,他更舍不得上天赐予自己的这个极好的补偿机会。是呀,妻子从来都不说,但一回想起妻子当年怀王磊时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份罪,连他自己都禁不住打怵。难怪,儿子生下来只有四斤重,那不像个孩子,倒像个猫崽儿。从那以后,妻子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他打心眼里想利用这次“生产”,为妻子好好补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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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么希望自己心中的这份歉疚,能够通过即将将生的小生命而得到一丝弥补和安慰呀!
妻子8月11日前脚被送进医院,王振国后脚就陪专家们去长白山考察了。三天后,他心急如焚地从长白山赶回。好险呀,妻子是在难产的无助的折磨中,是在医生苦苦得抢救后,才终于化险为夷。这会儿,她睡熟了……王振国安静地守在床边。一会儿,妻子睁开眼睛,“噢,你回来了?“嘴角漾着一丝甜甜的笑。
“我……“
“振国,”妻子依然笑呵呵的,“不要说了,我知道的……”
她知道吗?
就想今夜,她默默地注视着心爱的丈夫,丈夫的思绪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远了——一想到长白山,他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和憧憬,他就会不知不觉得沉醉到那个神秘。奇异的世界中去了——“腾咏,我这个项目快要结束了,下一步我想搞系列抗癌药物的研究。我觉得,我国的中医中药潜力还很大,所以,我要继续开发长白山这座重要天然宝库。搞研究不能像从前那么简陋了,你就等着看吧,看我在长白山脚下,怎样建设、发展起来一个现代化的抗癌药物研究所的。对了,地址我都选好了,今年开春,我就为咱们研究所建一座大楼,六层,三千平方米,怎么样?”
像从前自己在八中教书时那样,丈夫早早就起来生好炉子,然后疼爱地把妻子、儿子送出门上班;晚上回来得早,一听到门外班车声,就知道准是丈夫到家了。天天都那样准时,天天都让自己感到有种稳固的支撑和等待的欣喜。
像从前在北山上那件四壁透风的房子里那样 ,一天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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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拆洗棉袄、棉裤,一边拆,一边注意着结构,注意怎样拼接、组合,还是有心地剪下了一个纸样子。洗净了,晾干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干脆,给妻子做上。真挺麻利的,一周日,棉袄、棉裤都做好了,抿着嘴笑,“这有什么难的?”
还有,那次他看见我切酸菜切的细着急了,一把夺过菜刀说:“看你绣花似的,这的什么时候才能吃饭?”他倒好,切大白菜似的把酸菜剁完,锅里一顿吃了好几天,还赶紧问我好吃不?我说,好吃。其实那一点都不好吃。可我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只觉得好笑,挺有意思的。那贫困中的富有,那清苦中的欢乐呀!
像自己当年在石湖乡下怀了王磊时那样,一心只想吃冰棍。那时石湖没有卖冰棍的,每天只有一趟从集安开往通化的火车上才有。王振国星期天从通化赶回家,一听说忙不迭地跑去买。满头大汗的,拎回来的也不算少,先给父母,在分给弟弟、妹妹,最后才轮到我,手上只剩一根了。对于一个“馋的慌”的孕妇来讲,这一根怎么能满足呢?可我当时怎么说的,“有丈夫这份心思,就足够了”。
她笑了。
她喜欢笑。她习惯把自己的满足悄悄“抿”在嘴上,她愿意把她的言辞更多地埋藏在笑窝里。
可是现在,她下意识地紧紧依偎着身边的丈夫:“振国,我们俩相识的第一天,你就告诉我,你这辈子一地要做成一件事,我从来没拦你挡你,辛苦穷困,担惊受怕,我作为妻子,心里就一个字:认!可现在不同,你这件事已经做成了,等新药审批一通过 ,天仙丸就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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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这回你应该满足啊!你答应过我的,完成这个项目后,完全听我的。听我的,就回机关上班,市里不答应说回去后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吗!再有,这科技成果转让费,先还债,剩下的全部交出去,这种钱花起来烫手,万一被打成资本主义怎么办?振国,你就听我一句,搞‘民办’不保险呀!……”
妻子噙着泪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这些,王振国都理解。可是,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社会总有一些人要百般刁难地看不起民办研究所呢?“为什么几乎人人都劝我吃‘从政饭’,仿佛我选择的道路‘大逆不道’?为什么人们一听到‘辞职’、‘民办’这四个字,一定非要与‘贪图挣大钱’联系起来呢?我心中的苦衷又能对谁讲呢?”
他不想再向妻子讲,他越来越习惯于把心中的痛苦包裹起来,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悄悄放出,自己同自己倾诉。此刻,看着妻子伤心地哭着,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使妻子受委屈,这很多地方是他的无奈;他不能很好地保护妻子,这又常常使他感到愧疚。他说:“腾咏,不要哭了,你这些话,容我再好好地想一想……”
妻子终于止住了抽泣,慢慢睡去。有丈夫这样一句话,她已经感到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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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再一次从北京回到家里,腾咏发现丈夫真的有了转变,每天清晨三点就早早起床了,悄悄的出了门。问他:“你这么早出去做啥呀?”“跑步。”一句话让妻子心里暖洋洋的。“终于也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了。”腾咏在心里盘算着,哪天上街,要记着给丈夫买一身运动服。
这天上班,他发现自己家附近又有一处工地开工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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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现---一连三天,她都发现丈夫跑步后,一直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的。到了第四天早上,她又在工地看到丈夫,随口问道:“振国,你跑完步怎么不回家,在人家工地上看个啥呀?”
振国笑了:“这可是咱们自己的工地。这里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要建的研究所大楼啊!”
“什么?”
腾咏一下了愣住了,脸色顿时憋得黢青,又急剧的变红,变紫,一瞬间仿佛穿越了四季,就这样愣怔地看着:“王振国!你就起劲地折腾吧!”
一句话撂下,拂袖而去!
到了晚上,腾咏一进家门,一连串的质问,暴风骤雨般倾泻而下: “振国,我说你呀,就凭手上的十万元成果转让费,你就敢打地基开工建楼!你给我说说,你是忙晕了,还是高兴地不会了算账?”
“腾咏,你不要生气。我想,钱不成问题,我正张罗着贷款呢,贷一百万。万一贷不下来,我准备找几个有钱的朋友借,我算计着,到手五十万,就可以一边建着一边等着天仙丸批量投产……”
一听又是借债,腾咏心头的火更是不打一处来:“借,借,借了这么多年,你还没借够么?你借钱借出了豹子胆?还是活啦啦地吞了豹子胆?过去借钱,你是被逼无奈,我让你借,我帮你借,人家讨债的找上门来,我宁肯把你藏起来,由我来应付。为的是啥?为的是你‘不到黄河心不死’!可今天,‘黄河’都看到了,你就不要奔‘长江’了吧!建楼建楼,万一有个闪失,我们这个家提心吊胆的日子能不能有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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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国,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你了!”
王振国吃惊地看着妻子,心里想着一向娇小、柔顺的妻子,和自己结婚这么多年,还没见过发这样大的火,而且不善言辞妻子今天的这番话,一句句地都死心的秤砣般实打实的沉,砸的他根本无法招架。
他干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就这样的,两个人面对面地对峙着,僵持着……
许久,许久,腾咏先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破门而出。又回来了,不是回心转意,而是一把扯上两个儿子,回娘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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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夜里,整座小楼空空荡荡,时钟滴滴嗒嗒地响着,更显得出它空前的冷清和寂静。
王振国合衣倚靠在楼上实验室的椅子上,他是这里的主人,可更多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这里的匆匆过客。这座四十平方米的小楼,还是好心的靖宇县领导看到他那间两平方米的实验室太不成样子,1984年8月聘请他担任属下一家药厂技术顾问投资建置的。可搬进后,他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地坐一坐,也好好地打量一下这个房间。
房间是妻子布置的。
靠窗口的地方摆放着一个书架。那是自己一个下午“三下五除二”用钉子钉起来的“战果”,虽然简陋,却带给自己了他太多的用场。自己坐着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方凳,妻子担心自己坐久了疲劳,自作主张地将岳母塞给女儿让她买裙子的钱,“移花接木”,变成了这把椅面软软的椅子。
那年快过春节了,妻子笑呵呵地说:“振国,我们学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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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师书法不错的,我想请他给你写一个条幅,你想想,写什么好?”
“莫道天才造世界,奇迹尽从无名来。”
还有,从石湖家中带回的“赤脚医生”的木箱,一开始堆放在角落里,妻子不嫌它寒酸,把它擦得清清爽爽,也高高地悬挂在北面的墙壁上。每次回石湖都要采几枝山百合,别出心裁地将它缠绕在木箱的挎带上。现在,花已经枯萎了--永远不能枯萎的是那一段艰难的岁月!
振国不怪妻子的。
为了天仙丸的研究,她默默地做着自己所能够做的一切。记得,一个辽宁的癌症患者来通化看病,一位住旅店有困难,她二话不说就把病人接来家中住下。还有几次,她亲手做面条、打“荷包蛋”,买鸡、买牛肉往招待所里送,送给她并不认识的癌症患者们吃……她的这份善良,她的这份爱心,不仅给了她的丈夫,还给了更多的陌生人呀。
越是善良的心灵越是害怕受到伤害,越是善良的心灵越是希冀着平和与安宁。可是,可是——天仙丸在别人看来意味着成功----但是在他眼里,这只不是千辛万苦爬上一道坡;抬头望这依然遥远的峰顶,你说,他此刻能停下来吗?
夜,已经深了。
深深的夜里,有多少人家早已进入甜美的梦乡,他却依然没有丝毫的睡意----有意无意地把弄着实验台上大大小小的器皿,仿佛又寻回了已经远去的一幕——
那是1986年春,天仙丸终于在北京上了临床之际。一天,他正在做实验,儿子从外面跑回来,号啕大哭:
“爸爸,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北京给人吃药,把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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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毒死了?”
“爸爸,没有!千真万确!但是,你应该告诉爸爸,你听谁说的这种瞎话?”
“是邻居家二毛说的。爸爸,你别搞这个了,你当秘书时多好啊。可现在,他们都不跟我玩了,都追着、喊着说你是做假药的,骂我是骗子的儿子……爸爸,你听我的,不要搞了,好不好?”
说着,儿子委屈地扑在爸爸怀里……那一瞬间,爸爸的眼泪也“刷”的一下流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可是——你说,他此刻能停下来吗?
……小屋的灯又亮了一夜。灯光下的主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什么时辰睡着了的——就趴在写字台上。写字台的玻璃下压着他工工整整抄下的一段话,他在1975年就早早记在日记本扉页上的一段话;他在苦闷、痛苦和失望时,便会不由自主瞥上一眼的一段话;他在一生的追求中永远也不会丢弃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第十二章 雪飘无声落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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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8月25日,“复方天仙胶囊”终于通过了国家新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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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成为卫生部实行药政法后批准投产的第一个抗癌中药。同年,又在美国申报了国际专利。
1989年11月10日,专家们又一次云集北京,通过了由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抗癌中药‘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抗癌中药‘复方天仙胶囊’研究验收”的国家级鉴定。
鉴定书开篇第一句话:“中药复方天仙胶囊是王振国同志自1972年至1983年研制的。”
鉴定认为:经在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等二十五个国内外医疗科研单位验证,“临床观察服用复方天仙胶囊治疗晚期恶性肿瘤八百余例,对消化道肿瘤,如食道癌、胃癌等有一个疗效。”“通过对三百四十九例三、四期食管癌和胃癌患者的近期疗效观察,结果表明复方天仙胶囊可明显示抑制肿瘤的发展,完全缓解率为百分之一点二(即一千人当中十二人完全治愈),”好转率百分之二(肿瘤缩小百分之五十),稳定率百分之七十七(肿瘤不生长。括号内均为笔者注)。患者服药后生存质量普遍提高,并可明显示减轻食管癌出现的吞咽困难以及癌性疼痛等症状。应用复方天仙胶囊配合放射治疗食管癌三百六十四例,配合联合化疗治疗食管癌六十九例患者,结果表明复方天仙胶囊可明显示提高放化疗的疗效。放疗完全缓解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一,联合化疗完全缓解率提高百分这十七点七。”而“实验研究证实,天仙胶囊抗菌素癌谱较广,在体内和体外对动物及人癌细胞均有明显示抑制作用,尤其对消化系统癌瘤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示,并可减少癌细胞的血行和淋巴转移。”“中药复方天仙胶囊药物质量稳定 ,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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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剂量内对造血系统和心、肝、肾等无明显示毒副作用,临床应用安全,属无毒类药物。”“既可以用于治疗晚期癌症,也可作为放化疗的增效剂或手术前服用,是一个具有中医特色,祛邪而不伤正的抗癌新药。”并且,“本项研究于1988年8月经卫生部批准投产,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泰国、印度、英国、法国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癌症患者纷纷购药,现已应用治疗达二十多万人,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综合以上说明本项研究工作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了合理组方,以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比较系统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完成了攻关指标,并且经卫生部批准正式生产已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评审委员一致通过鉴定和验收,并建议作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上报。”
王振国成功了!十七年的青春,十七年的苦斗,小人物终于撞开了癌症王国的大门!
他为人类攻克癌症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三个第一。复方天仙胶囊是第一个由国内外二十五个医疗科研单位协作研究的抗癌项目;是第一个由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组织鉴定的抗癌中药科研成果;也是一个列为并通过验收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的抗癌中药课题。
王振国喜欢第一,王振国渴望第一,王振国在未来的岁月中,还将赢得多少次第一呢?
现在,王振国没有时间多想这些,他正在宾馆里挨个房间地和那些专家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五年了,五年的时间里,有两百多名专家有力的臂膀在扶持他这个年轻人 ,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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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颗睿智的头颅和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攻关主持人一起磕磕碰碰地艰难攀登着——这中间有理解有默契有鼓舞有欢乐有沉寂有争论,也有过或多或少的不该发生的故事……一切都过去了,过去的一切过滤给他一句话:“做人不能做坏人,做人不能不干事,做人不能不容人。”
是呀,每一次绝处逢生的欣喜,每一次发现旷世绝美的愉悦,都让曾经的一切苦难和泥泞变得微不足道。时间会冲淡一切,时间将深化一切。时光匆匆,总是要带走许多许多,但也总会留下许多许多……留下的,便是人生最珍贵的。
想到这里,王振国由衷地感到一种释然,一生的追求终于实现了。为了这一天,他憧憬过,他跋涉着,也甚至在梦中想到幸福袭来的这一刻,自己会是怎样地情不自禁,会是怎样地感慨万端……可是此刻,美梦成真,他突然间奇怪了,幸福怎么会仅仅一瞬间,怎么会是瞬间后出人意料的平静?此时此刻,他只愿一个人静静地呆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愿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再想,任脑子里一片空白,任一只手下意识地按下床头电视机的按键,有一道歌深情、舒缓地从音箱里流出:
“多少风沙,多少汗水,多少辛酸换来苦和甜。所有努力只为明天,哦,是谁说付出后,难以收回心底累。一生只有这一回,没人知道我是谁;一生只有这一回,错了一次难追悔;生命就在于花儿开又谢,一生只有这一回……”
一声声地唱着,一声声地荡漾着,一声声地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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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之前的一个月,1989年10月,王振国应邀第二次赴日本,到日本国立癌症中心讲学, 这个时间表是早已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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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王振国的父亲“脑萎缩”突然加重,已经到了晚期,前景黯淡得实在吉凶难卜。
王振国犹豫着……
一边是国外激情的催促,一边是家里深情的挽留;一边是事业,一边是亲人;孰轻孰重,掂量来掂量去,哪一边能抛得下,哪一边能撂得起?这一刻,他恨不得来一个分身术——但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
9日下午,他就要走了。一想到“走”,脑子里又轰然乱成一片,心中矛盾地拧成一个结,脚下也像有块磁铁似地吸住他,叫他无论如何也挪不动“走”的步子。他轻轻地推开父亲的房门,他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床前,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就这样默默地看着迷迷糊糊睡去的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看着父亲终于醒来了,冲他点点头。
这一刻,他鼻子酸酸的。
这一刻,他只有一个念头,临行前要为父亲亲手做一碗老人家最喜爱吃的“荷包蛋”。
已经有几年没下厨房了,他曾经熟悉的一切已变得陌生。他笨拙地、缓缓地将四个鸡蛋依次在锅沿磕开,然后看着他们徐徐滚进锅里迅速包裹——这包裹的分明是他一句句无声的祈祷和希望呀,这锅里沸沸腾腾的不正是他胸中一颗滚烫滚烫的赤子心吗?
父亲,你还记得吗?那年秋天,我赶着一群猪蹒跚行进在尘土弥漫的山路上的情景?从家乡石湖到六道沟,一去三十多里的山路。凌晨三点就上路了,猪在前面懒散地走着,我一个人跟在后面小心地盯着,一刻也不敢停下来。一路无语,陪伴我的只有沉寂的夜色中发出的“踢踏、踢踏”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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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觉着紧走慢走还是走不到头的路的漫长。可是给队里送“任务猪”,毕竟是队上最“俏”的活计了,走上这一趟来回六十里地,一天给补助六角钱,中午还发给两个包子吃。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下一个,那一个怎么也舍不得吃了,
一心只想着留给父亲。妈妈心疼地埋怨我:“孩子身子骨还没长全,干了一天活,就吃这么一点儿,这怎么行!”可我对妈妈说:“妈,我爹成天都背背扛扛的。活儿比我累,我没事的。”说完,笑嘻嘻地转身跑开了。
那年,我才十五岁。转眼间,都三十五岁了。儿子长大了。却反而不能将一片孝心留在你身边。父亲,你怪我吗?父亲,你是不是心里也不清楚,这可能是儿子为你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王振国在心里默默地问着自己,一边一口一口喂着父亲。这体贴,这精细,是不是让父亲一下子又看到当年十五岁的儿子呢?他笑了:“你是不是又要出远门?”
“嗯,”王振国点头答应着,“我去日本很快就回来,爹。你一定好好地等着我啊!”
父亲不再吱声,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眼神,一种叫王振国今生今世也抹不去的眼神,看着儿子……
王振国不敢再呆下去了,转过身离开父亲,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到了日本,他每天一定要通一次电话,一遍遍地询问父亲的病情,话筒那头一次次地都是滕咏笑吟吟的回答:“挺稳定的。”“好多了”“等你回来就能看到父亲下地了。”
这是真的吗?王振国,你这时候真的没有听出妻子笑吟吟的后面藏着的一种辛酸 ?你真的看不到妻子一边笑吟吟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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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一边正悄悄抹去眼角上晶莹的泪珠吗?
一个男人在家,妻子本来可以什么都不管,天塌下来,也会有你这个汉子顶住!可是你不在家,你把所有的压力都留给了她——你可知道,还有多少意料不到的压力要向她柔弱的肩膀压来呢?
一封匿名信,一封寄自通化市抗癌协会署名于英的匿名信“不失时机”地落到滕咏的面前。信上告诉她:“王振国情人多着呢,在北京有女记者,在长春有女演员,去日本,也还带着女人呢。”末了,是一句“好心”的劝告,“滕咏,你要多长一双眼睛,时时刻刻”都盯住,多加一点儿小心吧!”
一瞬间,滕咏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把刀子似的,她想呼喊。不,她不能喊!她不能在公公已经昏迷不醒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也告诉婆婆,她惟有自己心灵呻吟着独自来咀嚼、消化这颗“苦果”,还要苦苦支撑住帮助公公度过这人世间最后的艰难时刻。当然,他坚信丈夫的人品,她这时候只盼望王振国快一点儿回来。
王振国又来电话了,滕咏还是告诉他:“爸爸吃药见强了,你不要挂念着。”
电话里,王振国说:“那好吧,等我明天再给你打。”
刚要挂机,滕咏突然说:“振国,我,我还有点事要和你说……”
那声调,有点儿小心翼翼,又有点儿不好意思,“振国,你回来的时候,在日本给我买两套衣服吧……”
王振国高兴地答应着,但他哪里知道,向来在他出国时什么东西也不让买的妻子,此刻说出这番话来,这心情该是怎么样的犹豫、矛盾、酸楚和复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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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生命到底没能挽留住,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盯住门外,嘴说不出话来,便一只手艰难地比划着,盼着远行的儿子马上归来……
王振国这时候在东京飞往大连——北京的途中。大连机场他犹豫了一下,那么,赶回通化,他还能够见上父亲一面。但他最终还是按原定计划飞往北京,急着看“天仙丸二号”的实验进展,急着筹划即将在下个月召开的天仙丸国家级鉴定会的诸多事宜。
也是24日早上赶回通化的。接他的车子拐进家门前的路口,他就紧张不安,就四下张望。进了大楼正厅,他疲惫地靠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一抬头,妹妹从楼上走下来,臂上缠着黑纱。怎么?黑纱!怎么?手中拎着的从遥远的异国特意为父亲带回的长方形糕点,一下子落到了地上。全落空了!王振国眼泪泉水般涌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晕倒过去……
他醒来后狂暴得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雄狮,愤怒地鞭笞自己:如果能够早一天为父亲配齐全药,怎么也能拖延三个月,让父亲过上七十岁的寿辰;如果自己不去北京耽搁二天,也就不会铸成自己一生中都无法原谅的歉疚和悔恨。不光自己,还有妻子——他不近情理地向妻子发着脾气,他责问妻子:“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你为什么不等我一天再出殡?”
妻子泣不成声,不回答他。
母亲接过了话头:“这不是滕咏的主意,这是我决定的。是我告诉滕咏,千万要想法儿保证振国的健康。”
这就是含辛茹苦一把汗一把血地把我养大的母亲吗?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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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来不想自己,一辈子只想着孩子,想着帮助别人“积德行善”的母亲吗?母亲、父亲、都没有文化,却以他们各自的善良、宽厚、博大和倔强、吃苦耐劳,教会了儿子怎么活着,怎样做人;父亲、母亲,都不懂得天仙丸研究,他们却懂得在儿子遭受挫折、遭遇嘲讽的艰难日子里,只要一个口信捎来,就上山采药,就一箩筐一箩筐地背着坐火车给儿子送去……父亲始终不肯进城到通化享几天清福。直到去年六月才好不容易接来,还不是天天闲不住,偷偷到外面捡破烂,再就是去郊区采药;要不是那天采药被车子撞了一下,父亲病哪能一下子加重呢!
振国悔恨地哭着……哭倒在山上父亲的骨灰盒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为父亲点燃一支中华烟,只是一个劲地瞧着骨灰盒上的照片,一个劲地在心里默默念叨:“父亲,儿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
这天晚上,王振国终于冷静下来,他要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默默地坐一会儿,好好清理一下这茫然、纷乱的思绪;他要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寂寞的办公桌前,写下一个儿子对父亲永远的怀念和衰思: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没有想到,此行日本竟是我与父亲的决别……当人失去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痛苦;当自己没能为父亲尽到孝心的时候,又是那么后悔呀!
1989年10月22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不会忘记你——我的父亲,为我们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记得你已年迈六十岁的时候,还在扛木头挣钱,养家糊口。血汗钱把我养育成人, 却没有享几天福,这怎能不使我感伤呢?父亲又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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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得这样匆忙,只差一天我就可以为你送葬,但孩儿却没有赶上。
父亲,你在九泉之下能帮原谅你的儿子吗?为了更多的人活下来,我日夜奔波在外面,却没能多关心你。父亲,我想你能理解自己的儿子的,他是在艰难中奋进。虽然道路上有险阻,但儿子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了攻克癌症而献身,为祖国,也为你老人家争光!我以为,你的儿子只有在事业上有所突破,才是对你和母亲最好的报答。
父亲,父亲,让儿子再呼唤你几声吧。此刻,你也许还没有走多远,还能听见,还能听见你儿子的呼唤吗?
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
儿:振国
1989年10月24日
这个夜里,王振国又是一夜无眠。这个世界是需要良心的,可这个世界又常常并不公平。为什么越是善良的人越会早早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呢?是呀,再过二十天,父亲就可以从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看到儿子的“天仙胶囊”通过国家级鉴定的喜讯;再过一个半月,就可以知道鲜花和奖牌怎样在大洋彼岸拥抱着“尤里卡”骄子——你心爱的儿子啊。但是,毕竟都晚了——今天,父亲只能在冥冥之中默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怎样一步步地登上山,把尤里卡获奖证书,把金光灿烂的勋章,奖牌一字地排开在骨灰盒前,跪下了。
雪飘无声。
雪落有痕。
王振国想起来了,想起1961年吃野菜、喝糊糊那段日子里, 也嚷嚷着饿不肯上学,父亲生气了:“我二十岁才穿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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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囫囵衣服,当了八年机枪手才好歹在部队学会几个字.现在有条件叫你上学了,你还不去,你能有出息吗?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岁。儿子,你可给我记住。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的。”王振国一下子吃惊了,向来一声不吭的父亲,因为这件事讲出了一番大道理。这是留在他记忆中父亲惟一的一次“长谈”。从那天以后,尽管还是饿得常常头昏眼花,走路打晃,但是王振国顽强地坚持着。他决心做个好学生,小学的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名。
王振国想起来了,从通化卫校去六道沟卫生实习,父亲把家中最贵重的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腕上,好让它帮助王振国摸好脉搏。这块手表父亲过去从来不让人动,哪怕摸一下都不行,现在却慷慨地给了儿子,为什么?还不是为的让儿子,扎扎实实学好医术吗?
是呀,父亲本本分分了一生,父亲吃苦耐劳了一生,他活着没有什么奢望,但对儿子的人生却寄予着希望;他不图儿子会怎样的大富大贵,但他确实愿意从儿子身上看到他所没有的辉煌。
“父亲,我总算没有辜负你的养育之恩和多年的希望,现在,我的抗癌药终于得到世界的承认了,你九泉有知,也会为儿子高兴的。你的儿子到底为你,为咱们家族,为咱们祖国争了一口气,争了光啊!”
接着,王振国和妻子又捧起了岳父的骨灰盒。他说:
“岳父,你生前最疼爱我,最支持我,是你给了我勇气和自信。我现在已经治好了不少的癌症患者,却独独没有治好你的病,想到这些心中就愧疚。要是你也能活到现在有多好。岳父,这些都是我在“尤里卡”得到的荣誉,你看看,你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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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看一眼吧!”
雪还在继续地下着,越飘越大,飘满了王振国夫妇全身,把他们凝练为两尊庄严的雕塑。
再过几天,就是1990年元旦了。回首望去,长白山上一层雪 白,长白山上一派严寒,长白山上一片宁静——茫茫雪原,有两行深深的脚印,像省略号,省略了所有跋涉的艰难;又破折号箭头般地推着他一直疲惫地向前——不断地在身后留下脚印。又是不断地被后来的风雪掩埋。雪野的路注定宿命般地,只有自己走上去了才知道。
这时,王振国对身边眼睛红红的妻子说:“对不起,我从前对你讲了空话。我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了,我们也不可能再有从前那样平平稳稳的生活了。我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连你也一样,你能原谅我吗?你会同意我这样做吗?”
滕咏点头道:“振国,我知道的。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也想通了。咱们这个家就好像搭上了一条无帆的小船,谁也说不准它到底会漂流何方——漂吧,不管以后漂流到哪里,我们都由着它漂流吧。”
滕咏变得从容了。她开始从容地看待自己这人生轨迹中并不情愿的转折。她不再仅仅满足以自己的平凡为丈夫的事业支撑一方绿荫,她要寻找自己头颅支撑的一片天空。
1990年的时候,她已经是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的副所长。王振国在家时,她便一丝不苟地坐在二楼的财会室办公;每逢王振国出门在外,她便走上三楼的所长室,从容地指挥着、保证着每个研究所有条不紊的运转。那时,她俨然是一个女主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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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得自信,她自信自己还年轻。她开始自信地修饰、打扮自己,在经意不经意间飘溢出一股绝不轿揉造作的女性成熟的魅力。当她1990年初也走出国门,和王振国一起置身于马来西亚那异国情调、那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而应付自如地款款一笑时,她可曾感慨道:生活会怎么样地改变和造就一个人哟……
第十三章 感谢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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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王振国!”
这是1990年2月末,来自韩国的神秘的不速之客,走进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大楼的第一句话。
王振国在二楼宽敞的会议室接待韩国客人。古朴、典雅的椭圆形会议桌,中间是硕大的绿意荡漾的长白山沙盘。韩国客人彬彬有礼地和王振国寒暄着,一点点地接近他们心中的主题。
“王先生,我想购买你的天仙丸配方的专利,在我们韩国生产•••!”话只点到这里,客人轻轻地掀开杯盖,端起来贴近嘴边,任浓浓的茶香慢慢升腾着,又悄无声息地弥漫开;一边仿佛不经意地用眼睛余光,观察着王振国脸上的表情。
感觉到主人似乎不为所动,客人突然加重了语气:“王先生,对你的天仙丸配方,我们做了非常认真的价值判断,包括直觉。我这次来,第一带的是诚意,第二带的是坦率,所以我的报价开门见山,三千万。三千万美金。”
一口气说完,客人自信地看着王振国, 目光毫无顾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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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而犀利,在王振国脸上,上上下下地扫荡着,仿佛要瞬间洞穿主人难以觉察的心灵变化的丝丝缕缕。
王振国这时候拿起一支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轻轻地戳着,仿佛在沉吟——其实只是在一瞬间,他以一种平静的口吻说出了他的决定:“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我的这项研究是在祖国传统秘方、验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总结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医学遗产,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有好多专家给予我帮助,有好多领导无私地支持和关怀我。所以,‘天仙丸’的配方不属于我个人,我没有权利,把它当作私有财产卖掉!”
客人失望地摇摇头,又低下头和身边的翻译商量着什么,然后,化微笑着握住王振国的手说:“这样吧,我们都休息一会儿,我希望,能够今晚再谈一次。”
第二次,韩国客人全盘端出了他们的四点合作意向:“第一、王先生能否考虑去韩国发展?我们出资金,王先生出技术,最终,先生将获得利润的百分之六十;第二,如果先生感情上故土难离,我们愿意合作在中国办厂,利益共享;第三,假设以上两项都难实行,我们希望做天仙丸的全球总代理;第四,退而次之,由我们做天仙丸的韩国代理商。”
王振国专注地倾听着,这四条里的每一条,都闪现着它不容忽视的耀眼的光芒,都描绘出它不容小觑的蓝图的美丽。商场充满着机会,商场充满着诱惑。但是,王振国顷刻间便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长白山,我不想这么年轻就出去享受,更不想到国外定居。我现在最想做的,是要继续研究我的系列抗癌药品。所以, 你这四条, 我有可能考虑的就是这最后一条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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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钦佩你这股子锲而不舍的精神,真的希望我们日后能成为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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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庆幸,韩国客人悄悄的神秘之行,断送了一条四通八达的信息渠道,否则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城市这个早春围绕着王振国围绕着天仙丸围绕着“尤里卡”的又一个“无限演变”的“聚集话题”了。
那天,王振国扁桃体发炎,恰巧研究所有一个实验员也要去医院看病,二人同行。从研究所到医院,距离不过一百多米,却在通化市爆出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王振国现在可神气了,连上医院看病都有女的陪着。”
“听人家说,王振国离婚了,现在找了个卖茶蛋的女子,又年轻,又漂亮的。”
“他才不会相中卖茶蛋的呢,他是相中了有些人的势力。我知道,这回跟他结婚的姑娘是谁,她爸爸可挺有权的。”
“那滕咏呢?”
“离了。法院都裁决了。干得利落,一下子给了她三十万!”
说得活灵活现,听得眉飞色舞,传得沸沸扬扬。竟然,连省城、北京、深圳都有朋友们听说了,特意打来电话询问……
那一阵子,王振国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风筝,从远处望,飞得好高,好从容,好自由,好令人羡慕。其实,只有风筝才悲哀地知道,自己的自由被牢牢控制在别人手上, 说不准什么时候, 那根线就会被狠狠地扯一下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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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就好像一粒豆瓣,没出头时,有石头有土坷压着,我只好使劲地往上拱,终于拱出来了,才知道外面还有风吹雨打,是有阳光,可有时是烤着,被烧焦的滋味也不好受。所以,有时灰心了想想,也许还是不出头才好。”
那么,妻子呢?有一天,她去商店帮助石湖老乡买电视机,前边走着,后边就有人指指点点:“这就是王振国的媳妇呀?瞧她那身穿的,活像一个农村‘老倒’。”
1989年10月1日,在通化市电视台举办的“五彩今宵国庆文艺晚会”上,王振国夫妇被一起推到了眩目的聚光灯下。迎着热情洋溢的女主持人的询问,王振国落落大方地介绍道:“这位是我的爱人滕咏。”
“那么,在你的成功里,是不是也有她的一半呢?”
“是的。”
女主持人紧追不舍,特而把话筒伸向的滕咏:“你说,对吗?”
这其实并不是滕咏第一次上镜头,早在通化电视台拍摄的介绍王振国科研道路的《白山骄子》电视专题片里,就曾经留下她深情的一笔。但像今天这如此热烈、欢快的场面,这样多热情、期待的目光在注视着,毕竟让她感到有点拘谨和不安,本来想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可话到嘴边,却突然间叠印成嫣然一笑。但也有人看着不顺眼,说:“瞧她那副傻笑,那份乐颠馅的臭美劲!”
“真没有想到,连我现在做人也这样难!”滕咏说。
这个春天里,有好一阵子,前来研究所买药的人骤然间多了起来——有好多人不是“买药”, 是好奇地、 好事地特意赶来, 巧妙地从滕咏的一举一动, 察言观色地捕捉着,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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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没办法,她只好勉强地笑着和故做轻松地闲谈着。结果呢?人家还是得出了结论:“明白了,他们离婚是私下谈妥的,表面上还在一起工作,好让外人看不出来。”
这个时候,滕咏真想大声喊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要成为人们兴趣的焦点?为什么我们身边总是一片骚扰,总是成为人家攻击的目标?难道非要让这些煞费苦心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把王振国拖垮打垮才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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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这时候不在通化。“尤里卡”获奖后,他首先想到的买了几个镀铬奖杯。第一个送给了丛众。丛众把奖杯拿在手里,注视着“科技伯乐”四个字不乏深情地说:“振国,你能想到我,我很高兴。我把这个杯子摆在办公桌上,将来老了,一看到它,便会想起当年曾经支持过这样一个好的项目,便会觉得满足了。能为你这样的年轻人当一块铺路石,这是值得的,是我们的光荣。”
但有的人呢?
“王振国给我这个干啥?他有啥权力给我发奖?我可没处放这玩意儿。”说完,连奖杯也不屑看一眼,就随手推到一边去了。
还好,这个令人尴尬的场面是别人代王振国领受的。他因为急着赶飞机,先行了一步。但他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听着这已经被“处理”为平静的叙述后,他还是怎么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样做,真的错了吗?”
还是那个熟悉的城市,还是那条熟悉的街道,还是那幢熟悉的楼房。 可是有一天, 一切都骤然间变得陌生——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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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方式,那谈话的角度,那谈话的口吻,都使王振国感到一种莫名的诧异——他急着要和大家一块儿讨论,下一步该怎样将天仙丸研究引向深入?但现在有人顾不上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地追问:“王振国,你没有钱,怎么能出手就捐给亚运会十万元?这钱是不是咱们大伙的奖金,你没有分,却拿去给自己买名、扬名?”
“还有,你尤里卡获奖奖金多少?你得告诉我们,我们心中要有个数!”
不管他们是清楚还是不清楚这尤里卡奖本来就没有奖金,这一切都不需要再讲的。他只想讲亚动会。他说:“在中国举办亚运会,这是我们的光荣,能不能办好,这关系到祖国的荣誉。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我为亚运会捐款,看到你们一手扶持起来的年轻人,成功后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呀……”
本来,他是高高兴兴来到这里的,带来“天仙丸”在大洋彼岸赢得的喝彩,请大家分享。可现在,他是沉默地离开的——走到依然熟悉的街心花园的一角,他找了块石阶坐下来,眼前不由得一片发黑……泪水,伤心、委屈的泪水啊,此刻,是那样不情愿地洒落在脚下的绿地。
不远处,有几个孩子在争相追逐着抢先地在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哈哈镜”前缤纷亮相。扬臂扭胯的,挤眉弄眼的,看到镜子里一个个被夸张得滑稽纷乱的影像,一个个孩子笑得捧腹不止。
王振国抬头看到了这一幕,他木然在感到了一种庄严的悲凉。他冲动地想走上前告诉孩子们,你们知不知道这“哈哈镜”的原理是什么 ? “ 这些设法吸引你们的公园里装置的‘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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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在将人变形,在利用它所选取的人的最小的姿势,给人在空间映出成千的影像。”——那可不光是人的躯壳的夸张,那更是一个个灵魂的横遭扭曲呀!
想到这里,他在心里不由得苦笑了。孩子们还小,还是不要在他们天真的窗口早早蒙上一层尘垢的阴影吧。可是,我们这些大人们,难道也看不出,金钱真是一面可怕的镜子——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是最不容易让人满足的东西,金钱也是最容易让人失望的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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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王振国!”
这个声音就来自这个城市,是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发出的。
声音恶狠狠的:“王振国!你现在听好!你的宝贝儿子现在是在我的手里!你马上准备五万元,赶到一粮库公共汽车站点处!就在那里等着!有人接你!记好,钱放在一个兜子里,用右手提着!千万不要耍小聪明!你不认识我们的,但我们都认识你!”
王振国的脸顿时变了颜色,“绑票!”这个常常只是在电影里才看到的镜头,没想到,竟然在现实里如此凶险如此残忍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地朝着自己撞来了。“晴天霹雳!”那一刻,他死死地攥紧手中的话筒,竭力保持住自己的镇定。
“好吧,我准备钱。不过,我手头一下子没有这么多现金,得去银行取。嗯,”他这时有意地停顿了一下,“嗯,我想时间得延后两个小时吧。”
“行!上午十点半把钱送到!必须是你送钱!一个人来!”
电话“啪”的一声挂了。整个办公室里,静静的,静得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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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跳。
王振国沉重地靠在椅子上。
突然,王振国又一把抓起话筒:“公安局吗,我要报案!”
这边,妻子火速地跑到学校,消息传回来了:“儿子还在!”
所有的人都长长地嘘了一口冷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儿此刻都一个想法:“振国,没有必要再去冒险了。”
“不!必须赴约,抓住罪犯!否则,说不定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上午十点半,王振国右手提着兜子,里面是厚厚的一本小书。左手插在裤兜里,出现在接头地点(周围是乔装打扮的公安人员)。
没有人影。
下午两点,电话铃响了:“王振国,你报案了!你要注意,我们要对你不客气的!”
警告之后却是第二天动静皆无。
第三天下午五点:“你晚上七点把钱送到!地点,我适当的时候通知你。”
果然,六点钟,电话铃响了:“今晚不要来了。明天等我消息。”
一直到第四天上午八点半,王振国接完电话,靠近窗口往下瞅了瞅,确实,有一个人正在楼门口徘徊。原来,这个人刚才用电话告诉王振国,说他现在就在楼下,一定要和王振国面谈。
市局的警察纷纷退回到办公室身后的书房,两下相约:“摔杯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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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来了。平头,戴副眼镜,三十多岁。一进屋,“普通”一声跪下了:“大哥,是我赌钱输急了眼,才想到要绑架你的儿子。可我后来不敢下手了。大哥,你是个好人,我今天来就是要当面向你道歉。大哥,你饶了我吧!”声泪俱下。紧接着,左右开弓,狠狠地扇起自己的嘴巴来。
王振国鄙夷地看着这一幕荒唐的闹剧,眼神里闪过愤怒、痛恨与不屑……他轻轻地端起桌上的杯子,沿着桌边沉重地踱着步子,“这个年轻人也有妻子,也有孩子,如果……”沉吟间,王振国转过身子,往后挥挥手:“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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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四天的焦虑、紧张和不安,过后,王振国病倒了。胆囊炎,胸膜炎,上呼吸道感染,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踏实。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跑呀,跑呀,拼命地追赶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火车终于停下了,可就在他纵身跃上车门的一刹那,漫天风雪……火车又开动了,根本不理会他一只手无助地拽住车门,一只脚却孤独地荡在车外。他一只手向前挥动着,使劲地呼喊着。然而,他还是被无情地摔了下来。梦醒了,头顶上的光华已荡然无存……
一病就是三个月。倚着床头,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拿着张小纸片,玩味着,咀嚼着。
“世界上最令人伤感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叹;在失败者的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但获得成功后而伤感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可是,我们的社会,有责任让成功者微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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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哪一个奋斗者的感慨呢?王振国只觉得,小纸片上这段话简直就是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现在可能比谁都理解了日本松下幸之助这个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也曾经写下一段同样凄凉、伤感的话来:“人往往在悲叹之中,才能领略到人生的深奥;置身绝境。才可以体验到社会的真滋味。”
但是呀——
但是,王振国现在太疲惫了,他真的想停下来好好休息一阵子,“可以携着妻子、儿子,去尽情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也好弥补一下自己以往的愧疚。也可以一个人去钻长白山,那时候没有谁来注意了,也不会再有谣言追赶。就这样,一天天、一片片地对长白山进行植物考察,到老了,也会为祖国留下一本很好的《长白山植物志》的。”
这一天,妻子又送来了一沓信。江西、安徽、辽宁、广东……其中一封寄自美国的洛杉矶,他好奇地首先把它打开了,倏然间,滑出一张照片来:那是一位美丽的少女,瀑布般飘逸的披肩长发,油黑油黑的。她身着雪白的衬衣,套黑色马甲,红黑相间的暗格短裙。照片好像是在家中拍摄的,站在家中酒吧的一角,笑着向窗外望去……信封里一共装有两封信,上面的一封是女孩儿的父亲写的,而女孩儿的信一面是英文,背面又译成了中文:
亲爱的王振国叔叔:
我今年十七岁,被恶性嗜络细胞瘤及副神经节瘤这种奇怪的病魔纠缠着有长长一年了。我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一个疗程的化疗。叔叔,我现在求你寄给我你研究成功的天仙丸,或者让我回到中国去你那里治病,我毕生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只要你点一点头,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去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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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健康,因为人只能活一次!叔叔,求你,我现在真的十二分绝望了。这里的医生也尽力帮我,但他们和我都已经筋疲力尽,绞尽脑汁,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我实在不想再做手术或其它西医治疗了,那太痛苦了!叔叔,我在求你一次,救救我吧!
一个不想就这样离开的女孩:曾燕妮
1990年6月10日
王振国默默地放下信,又默默地拿起那张照片端详着。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远在大洋彼岸,就这样地披散着飘逸的长发而微笑地望着你求救,那笑,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甜美;穿越重洋,穿越重洋啊,而飘落在一个陌生中国人的床头——这个时候,王振国的心头真是翻江倒海般地折腾不已……
第二天,王振国早早走进了三楼的所长室。在进门一眼便能瞥见的地方,在他黑色转移后方的墙壁上,他郑重贴上了一张八开白纸大小的一段醒世箴言——那是他从遥远的马来西亚带回来的:
不要逃避
每当事情错误时,通常是有可能的,
每当你长途跋涉,路途崎岖时,
每当你情绪低落,而又债台高筑时,
本来你想笑,但是却要悲叹。
每当忧虑低压着你时,
休息吧,假如你认为需要。
但是,千万不要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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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奇异而崎岖不平的,
这是众所周知的,
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来只要坚持到底,
虽然缓慢可是最终还是会胜利的。
记着你必须坚持下去!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这句名言是毫无疑问的,
你本身会发觉到你已非常接近成功,
虽然成功之门似乎还相当远,
当你受到严重的打击时,
必须坚持奋斗。
无论是何等的艰难,
也决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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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在王振国被谣言被委屈被痛苦压得几乎要倒下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停止思索,他在一封封满是哀怨满是凄凉满是信任满是期望的癌症患者的来信里寻求着支撑,他潜游在自己最心爱的《居里夫人传》里孜孜汲取着勇气。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他远远不是居里夫人。但居里夫人却是他心目中科学家的完美形象。在王振国日记本的扉页,工工整整抄录着居里夫人的名言:在王振国研究抗癌新药漂泊的跋涉的黑暗的辉煌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人们都不难发现居里夫人她纯洁的灵魂,她坚强不变的个性,她这个一生从不知道怎么做名人的名人 ,在王振国这个从大山走来的年轻人身上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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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怎样深刻的影响和打下了怎样清晰的印记!
那么,此刻,他又看到了什么?
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当美国记者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问起居里夫人:“若是把世上所有的东西任你选择,你最愿意要什么?”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
同是在这一年,在居里夫人成绩灿烂而丰富的年月里,在她激烈奋斗而眼睛几乎接近失明的厄运前,她仍然平静地说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离开实验室过日子……”
王振国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着,王振国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在想他炽烈地呼喊着……
1990年的春天和初夏,王振国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生病时,他一边将“吊瓶”悬挂在衣帽架上,一边俯下身子专注地进行着实验。大儿子王磊从实验室门前走过,碰巧撞上了这如此悲凉、庄严的一幕,那一刻,他禁不住为父亲流下了眼泪。
实验室是他心中的圣地。
实验室是他精神的寄托。
实验室是他永远的播种的乐园。
就在这一年,他又新搞了八个产品,反复研究实验小样十六个。他心中依然盛着痛苦,但却将自己的痛苦淬火、结晶在所研制的产品中,好去解除别人——那千千万万陌生的病人的痛苦。他说:“真正领悟人生的人,必能察觉到,将生命寄托于工作中所获得的喜悦,那是一种多么真实的感受。”
是呀, 对于一颗创造的灵魂来说 ,还有什么能比征服更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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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的呢!
第十四章 新星瞩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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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14日,在北京新华社新闻发布楼,国家科委为王振国荣获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个人最高研究奖”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由当时的国家科委社会发展司司长邓楠主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有关领导到会祝贺。1990年8月16日,香港《大公报》为“天仙胶囊荣获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荣誉”再辟特刊。大会的报道,大版的篇幅,大字显赫的标题:
“天仙胶囊纯中药制成,疗效显著无不良副作用,此药为人类攻克癌症提供新途径!”“成就斐然,各国关注,王振国研究抗癌新药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天之后。1990年8月19日,“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王振国获六十八万七千零六十张选票名列全国第三。这是新中国建国四十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舞台上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民意测验”。
还是这一年,生活,以她的诚实和热情,再一次拥抱了这个历经坎坷的年轻人;生活,以她的的质朴和博大,再一次将王振国推到万众瞩目的领奖台上。1990年12月12日,他在第二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评奖中问鼎金奖。全国获此最高荣誉的一共十人。奖杯是大理石基座上一支尖尖角脱颖而出。
是的,脱颖而出。 能够在这一年,独获如此高规格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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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殊荣的,在偌大的中国仅此一人。流光溢彩,璀璨夺目,一颗新星终于升起来了!
让我们把镜头摇回到1990年8月19日下午。中南海的草坪上。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接见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时,亲切地握住王振国的手说:“你是从哪来里的?”
“我是从吉林省通化市来的,从长白山来的。我是搞抗癌药的王振国。”
长白山的骄傲!
长白山给了王振国淳朴和真诚,长白山给了王振国坚韧和睿智。长白山,生生不息地推着自己的三江儿女向大海进发;而今,它又把王振国——一个农民的儿子,推向了一个更高更远的天空,推向了面向世界的崭新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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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10日,亲临吉林省视察工作的江泽民总书记穿着军大衣、冒着严寒来到长白山下,并兴致勃勃地视察了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在研究所门前,江总书记握住迎上前来的王振国的手说:“我来看你这位杰出青年。听你们省、市领导介绍,你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青年发明家。”他又问道:“你今年多大年龄?”“三十七岁。”江总书记笑着赞许到:“你这么年轻就已经取得很大的科学成就了。”
在研究所大厅,王振国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发展情况。当介绍到“天仙胶囊”在世界发明博览会荣获唯一的“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并且是中国在“尤里卡”首次获得的最高荣誉时,江泽民总书记又一次非常高兴地笑了,赞扬道:“你为中华民族争了光!”并随手拿起了王振国最新研制的专供出口的“中国一号天仙液”产品,用英语连读了两遍:“China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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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inaNo.one”,然后说:“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江泽民总书记高兴地用手指点着展台上各种样品说:“你们研究出这样多这么好的药品,好好干吧!”继而总书记又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看上去很健康,是否也吃长白山的补药?”王振国回答:“我还研究出一种防癌、抗衰老、增强体质的天仙营养液。”总书记哈哈一笑:“难怪你身体这么好。”王振国说:“我工作累了时就服几支,下一步就要把这个产品投放市场。”
听到这里,江总书记若有所思,随即对同行的国家体改委负责人说:“你们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王振国的研究所,为什么这样一个民办科研所能够在国际上获大奖,而且产品很好,推向了市场,创造了价值,可我们好多大的国家科研单位却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他回头问王振国:“你说说,什么原因?”王振国坦率地回答道:“可能是体制的原因吧。”总书记嘱咐他:“你也总结一下。”王振国满怀信心地向总书记说:“再用五年时间,我想搞个科工贸医一体化的民办科技实业,到那时我再向您汇报。”这天,江总书记还应王振国的请求,为他们的民办研究所题写了所名。
江总书记临行前,一只手挽住王振国的左臂,说:“来,小王,咱们就在你的研究所门前照张像吧。”
这天,陪同江总书记视察的吉林省省委书记何竹康也十分高兴。他对王振国说:“你代表着我们吉林省改革的一面旗帜,向总书记汇报得很好,总书记也十分满意。你在改革和科研中都取得了成就,我向你表示祝贺。你现在已经是副研究员了吧,今后有什么困难,都要及时找我们,一定支持。因为你为我们吉林省争得了很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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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年末,在深圳,王振国作为“深圳十大新闻人物”,第三次受到了江总书记的接见。
1992年6月23日,王振国出席了全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是吉林省三十五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置身于北京京西宾馆热烈、畅所欲言的气氛中,置身于早生华发、气宇轩昂的科学家们对自己殷切注视的热流中,他一下子便有了种穿破阴云的开阔。他不再是实验室里寂寞的专注,他又一次恢复了自己那激昂的天性。大会期间,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时,他第四次见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由于他个子高,站在最后一排,他看到江总书记微笑着和他点点头。他一瞬间,他心头突然涌上一股炽热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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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是在他荣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后,在家乡通化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即席发言说:
“现在又有人传了,说我要离开通化,离开长白山,离开吉林省,离开中国,是不是这样?我今天就回答大家:是的,我得走。我不能永远地守在这里,但这并不是我要离开这里,而是只有今天走出去,才能在明天把脚下这块土地开发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些人只知道呆在家里养小鸡,等着鸡下几个蛋,好去换油盐酱醋,这样的生活方式永远不会过富裕日子的。这样,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富强起来呢?我要走出去,要去外面开拓自己的事业,必须首先打破小农意识。不错,我不能离开中国,不能离开通化,但却必须走出去。如果是一个通化的儿子,是长白山的儿子,不一定非得守在家里才算是孝顺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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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是1990年的8月。
八月,是长白山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八月,也是长白山一年中最热烈的季节。
莽莽林海无际,绿荫起伏荡漾。白云峰、玉柱峰、天豁峰、芝盘峰、紫霞峰、华盖峰……十六座雄伟峭奇千姿百态的山峰的环抱一泓椭圆形的湖水,如同莲叶初露水面,又仿佛镶嵌着的一块凝固而硕大的蓝宝石,漾出一缕缕沁人心脾的清凉。湖水中斑斓的峰影叠印在水底,微风掠过,但见天上的白云,在水面上轻盈地舒展、缓慢的飘动,仙境般变幻和美丽。更有那银练飞挂的长白瀑布,幽奇妙绝的谷底森林,虬曲苍劲的岳桦林,婷婷玉立的美人松……特别是世称奇绝的两千米寒冷处的高山苔原带,漫长冰雪覆盖寂寞后的一朝激情迸发,那小巧玲珑的白山龙胆,那瑰丽妖冶的长白棘豆,那典雅华丽的牛皮杜鹃,那火红的松毛翠,那金黄的金莲花,那洁白的八瓣莲,那岩高兰,那仙女木,那雪地茶,那地图衣,那高山越桔……一时间,碧草如茵,百花争妍,像一串串五彩缤纷的花环,热烈地缠绕在古朴的长白山巅,远远望去,茫茫林海之上好一座绚丽多彩的空中花园,难怪有人赞叹:“这里简直是天使散步的地方”。
王振国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登过多少次长白山了。
但是,像今天这样,全家人“倾巢出动”,这在他的人生中又是一个“第一次”。
站在幽蓝幽蓝的天池边,清风习习。三岁的王硕只顾弯腰去拾周围的野花了,十岁的王磊小手紧紧地扯住爸爸,央求着:“我还要去爬山,爸爸,你看,旁边的这座山多高,比云彩还高呢,我要去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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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咏还是那般微笑着,说:“傻儿子,你没看到那山,都光秃秃的吗?你爬上去,什么也看不到的。”
“不”,向来少言寡语的儿子这回不依不饶,“我能看到的。我要爬上去,我要站在高高的云层上,去看山那边,我要看,山外面到底是什么?”
一句话,王振国埋藏在心间多少年的那根隐秘的心弦,猛然间被触动了——他没有忘记,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也是一个小学生时和父亲在自家窗前绿荫下的一次对话。
他问父亲:“爸爸,你说,这山外面是什么?”
父亲当年的回答,在今天,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可是,面对着儿子和他当年一模一样的问题时,他突然觉得,此刻,也许最好的回答是:攀登!
他高兴地牵着儿子的手:“走,我们一道爬上去。”
下部
我心飞翔
第十五章 遥远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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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17日晚上6时,当王振国随着鱼贯的人流步出新加坡樟宜机场,等待的人群中,有一双眼睛与他倏然相遇,没有片刻的游移,没有丝毫的陌生。迎着王振国明朗与平和的目光——这一双急切的眼睛啊,掠过六百多个日夜
等待的漫长等待,此刻,满眼都是抑制不住的欣喜和激动。
老人紧紧地握住王振国的手:“恩人呀,你终于来了!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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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把你等来了!” 此刻,这一双沧桑的的眼睛呵,也像这三月的“狮城”气候一样湿润而温暖。
老人叫蔡文富,是新加坡富山贸易公司的老板,一直做着汽车、家电等商场生意。1986年不幸患胃癌,已经是晚期,手术后又发现有淋巴结转移。医生告诉他很难活过两年时间。老人六十多岁了,身材瘦小,又体质虚弱,已经无法承受放、化疗“两败俱伤”的治疗。他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四处寻找着中药。巧得很,1987年8月从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了“天仙丸通过中国吉林省级科研成果鉴定”的消息,他当即给王振国写了一封信,说:“在我束手无策绝望地等待死亡的时候,是你研究出来的天仙丸,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生存的曙光.我命该有救了!我请你帮助我制定一个详尽的治疗方案,无论多少钱,都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来一趟新加坡最好,或者我去中国大陆找你。”
老人很快收到了王振国的回信,信上说:“你有病在身,不方便远行的,不要来中国了,我现在就把天仙丸给你寄去,人服用后有什么问题,和治疗上有什么事情还需要我这里办的,请你尽管打电话找我。”信的最后这样结束,“相信我,也请你相信自己,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战胜病魔!”
这句话,让老人心头觉着热乎乎的。
从那以后,蔡文富先生开始服用天仙丸。他每次往通化打电话,听到王振国的解答,总是那样的细致和耐心。不光这样,王振国每隔三四个月,都会不放心地主动给蔡先生打电话,问寒问暖,不尽的牵挂和叮嘱。蔡先生后来知道了王振国每次都要跑到附近的邮局才能拨打国际长途,知道这话费的昂贵和王振国当时生活的困窘后 , 他感动地多次在电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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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振国说:“你再打电话给我,一定和邮局说明,请由对方付费。”王振国每次都答应着——可每次的“谢谢”后,却从来没有让蔡先生付过一次话费。
蔡先生服用天仙丸治疗近两年,现在,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
他曾经多次邀请王振国一定到新加坡看看,一切费用都由他承担,皆未能如愿。这一次,他听说王振国将携“天仙丸”参展项目,到新加坡参加“中国科技成果展览会”时,兴奋得简直盛节日般的欣喜,他早早地为迎候王振国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一晚,王振国被安排在豪华的二十八层的“总统大酒店”。第二天,移住日式风格的“晶殿大酒店”。门外是每天随时等候王振国专用的奔驰轿车。
不过,他从机场出来。六十多岁的蔡先生亲自驾车,把王振国直接拉回到自己的家中。车子刚刚停稳,早已守候在这里的蔡先生的妻子、儿女和小孙子等十几口人全都热情地围了上来,一声声“您好”、“欢迎您”,让王振国感动得应接不暇。蔡先生从爷爷一辈漂泊过海定居新加坡。可今天,这个新加坡人,却以中华民族传统的最亲近、最质朴的形式,表达着他们全家人对王振国教授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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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由蔡文富先生出面邀请,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郑玉梅女士采访了王振国,21日的《联合早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出王振国的大幅照片,并长达三千字的“郑玉梅专访”的醒目报道。
消息传开 , 王振国下榻的酒店顿时电话铃声不断,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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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为此,蔡先生专门为王振国安排了接听电话的秘书,又在房间门外设置了门卫。王振国住在酒店三楼,长龙般的人流从三楼的房间,曲曲折折沿楼梯盘旋而下,一直延伸到一层大厅。大厅里此时也坐满了等待的一百多个病人,连酒店入口的安全门都不得不全天地敞开着。不光新加坡患者,还有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纷纷慕名求治。他们看到今天的蔡文富先生精神矍铄的样子,更对天仙丸增强了无比的信心和信任。
开始,王振国还能保证每个病人接待十五分钟,可后来,看到走廊里依然不断延伸的队伍,只好压缩到十分钟。即使这样,每天从早上六点,一直看病到深夜,仍然是门庭若市。七天的时间一共看了多少人?一千多人。全部免费咨询。
一时间,王振国在东南亚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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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这一次在新加坡停留了十二天。第一个晚上,蔡文富先生在临海的一家豪华酒店,特意为王振国举办欢迎晚宴。席间,蔡先生拉住王振国的手,殷切地说:“王先生,我实在无法表达对你的救命之恩的感谢,今天,当着我的儿女的面,我要和你结拜兄弟。振国,让我叫你一声弟弟,好吗?”
“不,蔡先生,你六十多岁了,我才三十多岁,你在我面前是长辈,我怎么可以与你兄弟相称呢?我真的不能答应你,但你的一片心意,我会永远记住的。”
看到王振国的一脸诚恳,老人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端起桌上的酒杯, 带头提议说 :“ 那么 ,你就是我孩子们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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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们两家人要像亲戚一样常常走动。振国,这回你已经了解了新加坡,如果你愿意来这里定居,一切由我安排。要不,过几年你把孩子送到新加坡上学,住在我家里,你什么也不用管,我一定把你的孩子培养好……”
第二次见面,蔡先生不由分说,把王振国领到了他的儿女亲家家里,跟亲家一打照面,第一句话就说:“看我把我的救命恩人领来了!”言语中,无尽的自豪与骄傲。
第三次见面,蔡先生家中聚集了六十多口人,整个家族的成员几乎都到了。蔡先生笑着对王振国说:“难得你到新加坡来一趟,我请你给他们都看看病。”王振国略为迟疑了片刻,笑着说:“蔡先生,你看,我行吗?”蔡先生拍了拍王振国的肩膀,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振国,我们都信你。”就这样,一坐下就是两三个小时,胃病、肠炎、肝硬化,还有失眠、妇科病等等……王振国不停地给开着方子。七八岁的小孙子长得结结实实的,也让爷爷给推了过来,“让大大也给你好好看看,这样我们大家都满足了。”
第四次见面,也是在海边,两个人并肩走在热闹了一天的沙滩上,脚下柔软而细腻。海水静极了。此刻,老人无意间抬头看到星星在丝绒般的夜幕闪烁着,亦是流溢着无言的美……老人这时候感叹地对王振国说:“多好啊!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今天还会活得这样好,都是你治好了我的病,让我这几年做生意,又赚了五百多万美金。其实,我挣的钱里,应该有你的一份啊。振国,你不要推辞了,你需要什么尽管说,我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看到王振国没有吱声,又接着说下去,“这样吧,我支持你一百万美金,算是我帮助你搞科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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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这时候停住了。
王振国说:“看着脚下宁静的大海,却让我想起家乡长白山来。记得,我利用长白山的中草药,在六年前终于研制出第一批天仙丸时,喂给小白鼠,都死去了。蔡先生,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连再买几只实验小白鼠的钱都没有,所以,为了掌握药物的毒性反应,我不得不瞒着妻子偷偷地自己吃药。妻子后来发现后责备我,你这样做值得吗?我当时说‘只要能救活一个病人,就值得’。蔡先生,今天,我站在这里,看到你这样健康这样快乐地活下来,我真的感到值得,很值得的,我真正是一个能够治病救人的医生了!什么是满足?蔡先生,让我看到你,这就是满足啊!对于我来讲,还有什么更多的得到,能比你活着站在我面前,让我满足的呢?”
话说得那样动情……老人一把拽过振国,像父亲一把拽过自己的儿子,让振国高高的身子埋进他瘦弱的肩头。
几天后,王振国又一次来到蔡先生家中,宽敞的客厅里,沙发迎面的墙壁,不知何时高高地挂起了一幅照片。照片上,王振国一身深蓝西服,白色衬衫,色调明快的红领带。身旁的蔡文富先生,藏青色隐格西服,银灰色领带,头发依稀泛出些花白,却是精神矍铄。两个人手挽着手站立在那里,目光中饱含无限情谊。
看到王振国沉思地注视着这幅照片,老人欣慰地说:“只要坐在家中看到你,我就相信自己不会死,我就感觉到你随时都在我身边,总是那样的亲近……”
就要分手了,老人又一次紧紧地握住王振国的手说:“我还有一个要求,由我来做天仙丸在新加坡的分销商吧。”老人终于以这样独特的方式 ,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王振国深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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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之情。从那以后,只要闻讯有人患病,他就马上赶过去,帮助和王振国联系,并且给患者代买药物。不过,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利润分文不取。他说:“能为王振国做点事,心里就高兴,就希望能帮助王振国把这项成果在新加坡推广。”王振国这次回到通化后,手上常常握着的那台小巧、乳白色的移动无绳电话,就是蔡先生最后送别时无论如何执意馈赠的礼物。
时间仅仅过去半年,蔡文富先生听说王振国由通化到深圳考察,当即带上34岁的大儿子,乘飞机专程赶来深圳。没有什么事情,只为着和王振国聚一聚——还是那句话,说不尽的无限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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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10月6日,王振国住在深圳天池大厦,有朋友突然间领来一位陌生的客人,是香港振美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雄斌先生。他七十一岁的母亲吕财庆,两个月前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已经不能下床,又难以进食,甚至听不清楚亲人的说话了。绝望中辗转托人弄到两瓶“天仙丸五号”和几袋“天仙膏”。后来见病情好转,又继续服用了十瓶。
今天,李雄斌先生第一次见到王振国,他诚恳地向王振国要照片,还要王振国为他的母亲签字留念。他告诉王振国:“我的母亲现在又能成天坐着打麻将了。”“自从服用天仙丸,两个月后去医院复查,结果肿瘤消失了。医生惊讶地连连称作奇迹,问我们到底吃的什么药,甚至连香港的医生都想见见你呢。”
那一瞬间,王振国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问号,他有些怀疑,他问李雄斌先生:“你母亲的病能不能不是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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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之后,王振国到了广州。一天晚上,刚吃过饭,便见李雄斌先生带着母亲、妹妹等七八个人来华侨饭店看望他了。老太太不用人搀扶,走路蛮精神的。见到王振国,老人家连连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那一刻,王振国依然清醒,他问李雄斌先生:“你这回有没有拿来病人的CT片?”
王振国拿过CT片左看右看,没错,确实是肺癌,鳞状细胞癌。不用说,王振国心里怎样的高兴啊,连他自己都讲:“真想不到,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疗效呢?”
1990年春节初三清晨,刚刚六点钟,有人轻轻叩响了房门。是谁来得这么早?难道又是患者?门一开,王振国愣住了。怎么也不会想到,来客竟然会是香港的李雄斌先生。原来,李雄斌先生仅仅和家人过完了一个团聚的除夕之夜,便大年初一匆匆由香港起程,从广州直飞长春。走的时候只穿上一套单薄的西装,一走下飞机,一看到满眼的冰天雪地,便傻眼了。他普通话又讲不好,怎么讲人家听着都只有摇头。无可奈何,四十岁的李先生竟然被冻哭了。好不容易买上一件棉大衣,又坐上十个小时火车直奔通化。
这时候,只见李雄斌先生一把握住王振国的手,深深地鞠躬说:“王先生,我专程为我母亲前来登门拜谢,我代表我们全家人给‘救命恩人’拜年了!”
这一切,王振国怎么会想得到呢?
李雄斌先生看到王振国当时那辆破旧的“拉达”轿车后,执意要馈赠他一辆皇家级超豪华“奔驰”轿车,以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之情。后来,海关说不好办理。于是,李雄斌先生改为馈赠一辆日本“丰田”系列高级面包车。并且,就在这一年的6月14日,李雄斌先生亲自护送车辆,从香港日夜兼程,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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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仆,一连九天,直达山城通化。
第十六章
圣加伦,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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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暖暖的三月。1990年3月1日,由国际抗癌联明主持的“国际癌症治疗研讨会”在瑞士风景如画的小城圣加伦召开。世界又一次向王振国伸出热情的手。
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国际抗癌联盟执行主席汉斯——约克·森特意为来自中、英、意、日、法等国的部分专家、学者安排了一次总共二十多人的小型宴会。就在步入宴会厅的途中,为王振国担任翻译的中国留学生悄悄地扯了一下他的胳膊:“振国,咱们走在后面吧,让外国人先走。”
王振国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他不解地摆了摆手:“我们今天来这里,不就是外国人吗?”是他们请我们来参加会议的,我们就是客人,我们就是嘉宾,我们应该走在前面,我们应该坐在前面。我们祖国虽然经济上还不富裕,但在科学研究,尤其是攻克癌症的研究上,我们并不比他们落后,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后面呢?”
当晚的宴会,觥筹交错间,一个四十来岁的英国专家和王振国攀谈起来:“王先生,您的研究资料我看过了,很了不起。不过,作为一个天然药物,有如此好的疗效,我实在感到意外。所以,我很想知道您这个成果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我这个成果是在我们中国长白山寻找了十几年,然后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提炼配制而成的。”
“那么, 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抗癌新药的配方呢,我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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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
“可以。”王振国几乎不假思索就一口签应下来。这干脆,这爽快,竟然使得面前的英国专家一下子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不过,”王振国话锋转轻一转,“先生,您看,我不懂英语,便不能写给您了,也无法讲给您听的,这实在有点遗憾了。”
“那,您可以通过翻译讲给我听呀?”
“不行。因为我不希望有第三者知道这个配方,但我愿意直接告诉您。可是,您又不会讲中国话,又不懂中文,我是实在抱歉没有办法了。”
“那您可以抓紧学习英语呀,我们那时再谈也好。”
“不对的,”王振国指着身边的留学生翻译说,“我们中国派出留学生是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们用了很长时间学习外语,也还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但我们不同。现在是您要知道我这个方子,是要跟我学东西,怎么还能说让我学习你们国家的语言呢?我看,还是等您学好了中文,到我们中国来,我再告诉您吧。中医中药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得清楚的。”
轮到这个满脸大胡子的英国人笑不出来了。但这位个子高高颇有绅士派头的专家毕竟很快从尴尬中摆脱了出来,不无苦笑地拍着王振国的肩膀:“王先生,您可真够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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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将镜头摇回到“尤里卡”奇光异彩的现场吧。也是在布鲁塞尔的展台上,也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展出的第三天, 从法国驱车三十小时赶到中国展台 。一边显示得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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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心地打量着眼前的“天仙丸”,一边不无傲慢地张开口:“王先生,你的药到底疗效如何?”
王振国耐心、细致地讲了一遍。
“中药,在我们西方国家不被承认的。我不相信,会有你说的这么好的疗效。不过,因为是父亲得病,我就先买两瓶,带回去试一试吧。”
还是那副傲慢的语气,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神态。
王振国有些生气了,但他竭力压住心头的火气,仍然彬彬有礼地回答道:“五十美元一瓶,请你买吧。”
“太贵了!太贵了!你这药根本就不值五十美元!”
“对不起,”王振国巧妙地话锋一转,“由于我们这次出国带来的样品很少,先生,你最好还是等展出结束时再来看一看吧。”
六天之后,那个法国年轻人竟然真的去而复返,盯住正准备打包、装箱的王振国说:“王先生,现在请你把这十瓶药都卖给我吧。”
“不卖了。因为我们临来时,北京有一个患者还没有买到这种药,我把这十瓶带回去,准备免费为他治疗的。”
“五十美元不卖,那么,我可以出六十、七十…… 这总比你免费给中国人用划得来吧。”
“对不起,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研究出来的药,当然应该首先给中国人用。而且,我们也不像你们国家,把钱看得这样重!”
这回那个傲慢的法国年轻人不出声了,无奈地耸耸肩,又摇摇头。他无法理解站在眼前的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当他转身登车即将离去 , 听到后面有人招呼他,一看,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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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的翻译。
只见这个翻译手里拿着五瓶天仙丸,笑着对他说:“这是王振国先生让我送你的,不,是送给你生病的父亲。王先生请你转告他的祝愿,祝你父亲好运。”
“噢”,这个法国年轻人惊讶得赶紧从钱夹里摸出五张百元大票,一古脑地塞给面前的翻译。
“谢谢你了,可是,先生,你理会错了王振国先生的好意,他这五瓶药,是赠送,免费的。他说,看到你这个年轻人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他很感动。他这回要破例对人们外国人免费一次。”
年轻人好半天没有言语,然后,无声地扬起了手,向着不远处的王振国使劲地挥动着。在他的眼里,王振国那沉静、淳朴的微笑本身就是一个谜——谜一般捉摸不透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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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圣加伦,一眼望去,满目青翠。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堆积的皑皑白雪依然清晰可见,身旁碧绿碧绿的卢塞恩湖湖水静静地流淌着.汽车正沿着它向前,听着车内音响反复播放着的贝多芬的浪漫、优雅的《月光曲》,犹如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轻舟一样。
这幽雅,这静谧,这依山傍水的美不胜收,这只有六万人口的市区,都让王振国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家乡石湖。石湖和这里一样的美妙绝伦。但是,石湖比这里多的是大山里无穷无尽的中草药宝藏。在石湖,只要随便地圈上一米见方的一块地方,然后你就看吧:小叶的叫野玫瑰,紫白花冠的是白头翁; 龙丹草 ,马蹄莲,霍香,大蓟;这个叫羊蹄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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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抗癌作用;那个治肝炎有效,但是“四月因陈五月蒿”,过了月份,它就不再是中药材了。石湖,一草一木,都“聚宝成盆”似的。王振国这样地沉吟回想的时候,他们今天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这是一所有七十多年历史的瑞士肿瘤病院的研究所。会议特意安排他们前来参观。
一进院子,王振国就发现这里几乎所有的树上都长满了“桑寄生”,再细细一看,原来这里的“桑寄生”是分别嫁接在苹果树、柞树等不同树种上的。噢,他觉得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他好奇地沉思着。
会客厅里,谈笑风生。这时,邻座的一位瑞士人凑过来:“王先生,您 的‘天仙丸’很好的,但我们这里也研究出一种抗癌新药。如果您也想知道它的成分……”他双臂交叉比划了一个“交换”的手势,“这, 我们不妨彼此通报一下。”
王振国似乎是下意识地端起桌上的饮料,轻轻在嘴边咂了一口,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平静回答道:“其实,不用说的,我已经知道了。”
几乎所有在座的瑞士人都笑出了声:“您,不会知道的。”
王振国这时候站了起来,走到窗边,轻轻地拉开湖蓝色的窗帘:“看吧,你们就是用这树上的‘寄生’,研究你们的抗癌针剂的。”
全都愣住了。
王振国又跨上前一步:“我还知道,你们是根据不同的树种不同的材质从而提取不同的成分来用于治疗不同的病人的。”
一口气说出四个不同 。震惊中,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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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中国人太了不起了!您真不愧是一个天然植物学家!”
王振国微笑着走回自己的座位,继续发挥道:“中国的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男属阳刚,女属阴柔。我想,你们也可能懂得这个道理的,要不,不会有硬杂木和软杂木的区别。要我说,你们是提取柞树上的‘寄生’,用来给男人治病;提取苹果树上的‘寄生’,来治疗女人的病,比如乳腺癌什么的。对不对?”
又是一片惊讶声。
“不奇怪的。在我的祖国,在我的家乡长白山就生长有这种‘寄生’,我们管它叫‘冬青’,它有很强的生命力,即使在零下三十多度也是绿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们不需要人工嫁接,天然的便有的是。”
“我们长白山的野生植物资源极其丰富,我研究的天仙丸采用的就是长白山的天然药材,这是人工栽培的植物所无法替代的。”他接着补充了一句。
依然是那种沉静的语调,依然是那种淳朴的微笑。
第十七章
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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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从瑞士回到通化,带回的是满心的振奋,也有更多的挑战的震撼。他就是揣着这样的心情,走进的通化市这家外贸公司。接待他的老科长口气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天仙丸我们尽力了,总共出口七千美元。”
“出口怎么会这样少?这可是总共两年的时间啊?”王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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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直言快语。
老科长并不介意王振国的不快,笑呵呵地送上一杯热茶,声音仍然不疾不徐:“我也知道你心理着急,可是,获奖是获奖,出口归出口,你研究的药再好,人家外国的市场不认……”
王振国礼貌地打断他:“外国有没有癌症患者?有。有患者,就有出路。天仙丸没有理由出不去的。”王振国问着,又似乎在问自己。他无法忘却不久前新加坡那门庭若市的一幕。他也无法忘却刚刚在瑞士,自己为护卫民族自尊而不时的据理力争。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要不,你自己试一试。”是那种退却的、诚恳而又小心翼翼的口吻。
王振国没有再说什么。“看来,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养。”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洽谈室还要从实验室的沉思里走出来,踏上他并不情愿选择的另外一条陌生的追寻道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振国在办公室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北京一家旅行社的导游打来的。她说:“不是我要找你,是我身边名叫“醉喜”的日本和尚。他来中国旅游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找你。我好不容易帮他联系到你们省里卫生厅,又找到省抗癌协会才打听到你的电话。下面,让“醉喜”跟你说话,我来当翻译。”
“王先生,我可终于寻找到你了,我找得好苦好苦啊。”
王振国的第一反应,“醉喜”可能是位癌症患者。他探询地问着:“你能告诉我,你大致的病情吗?”
电话那端传来爽朗的笑声:“王先生,你搞错了。我身体很健康的。我在日本是一个寺院的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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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子,王振国仿佛坠入云里雾中,他诧异地问道:“那么,你为什么要寻找我呢?”
“醉喜”告诉王振国:“在日本有很多癌症患者到寺院来,找我求神为他们消灾解难。我知道,神其实救不了他们性命的,我只有为他们寻找一个好的抗癌药,才能真正求得神‘大发慈悲’。王先生,我很偶然地听到你研究的‘天仙丸’,马上随着旅游团从东京来到中国,这是我今年第三次来中国寻找你了,王先生,我听到你的声音非常高兴。我请求你,能给我半天时间,让我时刻到通化拜访你,好吗?”
“醉喜”撂下电话,当即请到翻译专程陪同他连夜动身,乘坐火车千里迢迢赶赴通化。
“醉喜”如愿以偿。他不仅看到了天仙丸,而且寻找到了他想象中的“仙水”——王振国专供出口生产的“天仙液”。那一刻,“醉喜”情不自禁地给王振国鞠躬,他说:“我不是为自己谢你,我是在为那些可怜的病人们谢你,你帮他们,我想神也会保佑你的……”‘
那天,王振国也很感动——为生命对生命的“慈悲”。
“醉喜”还让翻译给他连续拍摄了很多照片。他还对王振国说:“我想和你单独地拍张合影,带回日本放大后摆放在寺院。王先生,不知道你要收多少日元呢?”
王振国笑着摆摆手:“你放心,我不收费的。”
“醉喜”心满意足地离开通化。他回到北京后,马上买来绍兴酒,将酒坛内的酒水不可思议地倒掉,然后小心地将买来的“天仙液”除掉包装,再倒进空空的小酒坛里。他们这个旅游团,总共两百来人,由他发放给每人一小坛,等通过海关后再如数收回,他则向帮助过关的游客每人支付二十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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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天仙液带回日本后,果真专门地摆放在寺庙里,有癌症病人来庙里虔诚地求神拜佛时,他就赐给他一点点儿,说这是仙药,是中国的王先生的仙药,叫天仙液。
王振国最早地流入日本的抗癌新药,谁也猜不到,竟然会是这样一种离奇的方式和狭窄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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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4日,王振国在频繁地跨越气候强烈的反差之后,深圳振国药业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的办公地点特意选在蛇口著名的“海上世界”。站在“明华轮”甲板上,脚下的大海展开万顷碧波,平滑如镜……眺望着香港,面对着如此浩瀚敞开的世界,也面对着自己初闯国际市场的渴望和期待。
这天下午,就有一位“港商”捷足先登。此人名叫刘常明。几年前靠做“章光101”日本总代理商一夜暴富。他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的人。商场不仅让他赢得了金钱,也织就了他敏锐的商业触角。两个人一聊,他比王振国大一岁,巧合的是俩人同月同日生,言语间自然多了几分投合。第一次见面,第一项成果,就是出口药品的命名。王振国强调“中国”二字,他要的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医学在世界上重新寻找到自己光辉灿烂的位置。刘常明突出“最好”,他看重的是品牌的潜力和张力。俩人彼此贡献,可谓一拍即合——“中国一号天仙液”顿然“落地生根”。
刘常明第一次要货十万支。
王振国1991年春如期将货发往深圳,却迟迟不见刘常明付款。初涉商场,他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朴素的警惕,此刻不免心怀疑虑 。他悄悄地去了一趟香港,买来当天的好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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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寻丝觅迹”,到底发现了刘常明打出的广告。由此,他一改每日不停催促的方式,开始在深圳沉默地、狡黠地“以静制动”。几天以后,刘常明主动地打来电话——王振国从科研走向经营、走向海外市场的第一笔生意顺利成交。
这也是中国的抗癌中成药,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地打进了国际市场。
在王振国的印象里,刘常明绝对称得上“冒险家式的经营奇才”。他经营最大的特点是“造势”。中日飞达公司刚刚成立,他马上买来一辆白色的奔驰560。紧接着,动用八辆大卡车,载着八块高达三米的巨幅“中国一号天仙液”广告牌,二十四小时里司机三班倒,霓虹闪烁,昼夜兼程,总长六十四米的组合式车流浩浩荡荡,一连在香港走了一百天。其气势逼人,绝对在香港空前绝后(因为担心影响交通,香港后来不再允许采用这样的宣传方式)。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对部下布置工作,从来不说“卖药”,说的都是“这一仗要怎样打”诸如此类的军事语言,以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市场。”
很快,刘常明要求第二批进货二十万支。
货到深圳。刘常明突然间“拒货于对岸之外”,一门心思要压低价格。不答应吗?等。一个“等”字大有其“隔岸观火”之势。
王振国要通刘常明的电话:“请你在五天内给我明确答复。继续要货,那么,价格保持不变。仍然老规矩,提货付款,一次结清。否则,五天后我将‘打道回府’,或者转售其他外商。”
这口气,没有任何的商量和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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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到了第三天,僵局被打破。王振国做人做事意志的坚韧,也第一次在商场显露出来。
刘常明在香港宴请王振国。席间,刘常明悠悠地叼着雪茄烟,指着报纸上面浩浩荡荡的车队照片,说:“你看,我们为宣传你的产品,真是不惜血本,一千多万呀!让你在世界出了名。”
王振国当即正色回答:“如果说你花一千万让我出了名,那可不可以说,我十七年心血研究出的药,让你这个老板和员工吃上了今天的饭呢?”
王振国微笑地对着刘常明举起酒杯。
“我不相信,会有人在他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敢拿出这么多钱宣传我王振国的。商场讲的是平等互利,合作要的是共享进退。刘先生,你说是不是这样?”
推杯换盏。一片荡漾的欢笑声中,刘常明本能地对身边的商场伙伴刮目相看。
为了迅速挺进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市场,刘常明第三批进货三十万支。可是天不遂人,有十万支向台湾海运时,因为不慎药物潮湿发霉且无法销售,致使台湾的两位代理商要求退货。结果,弄得刘常明一下子资金周转不灵,无奈中竟然萌生“金蝉脱壳”之计,将公司的海外总代理权连同库存药品,以七百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两位台湾代理商。
这两位台湾代理商就是现在的“中日飞达联合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继微和总执行长李承谦先生。他们作为王振国的抗癌新药中国一号天仙液的全球总代理,和王振国一直默契合作,至今肝胆相照。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机缘 。1991年5月,王振国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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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到香港,然后转道去泰国。卢继微和李承谦二人从台湾到香港,也要同往泰国。王振国去讲学,而卢继微和李承谦二人此行的目的恰恰是要倾听王振国的讲学,也借以强化自己的考察和判断。飞机上,三个人的坐位又正好挨在一起。闲聊吧。巧的是三个人都是军人出身,卢继微和李承谦在台湾当过军队里的舰长,退下来后,一直想真正地做点实事。巧上加巧的,三个人又都是癌症患者的家属。卢先生76岁的母亲患肺癌去世;李先生9年前曾专门陪着身患癌症的岳母,去台湾的深山里寻找中药材。因为癌症失去亲人的那种悲凉和无助,他们有着最深的无以言说的体察和体会,也由此对生命产生一种特别的敬畏和珍惜。不过,旅途中王振国说得最多的还是布鲁塞尔尤里卡获奖激动人心的场面。他看得出,邻座的这两个人听得都十分专注。就这样,将近两小时的飞行中,王振国的坦荡,卢继微的儒雅,李承谦的稳健,三个人彼此都心生好感。
在泰国讲学的那天晚上八点多钟,他们五六个人聚在一家饭店吃饭。席上有一道菜,是萝卜炖牛肉筋。牛筋很滑,卢先生在夹一块牛筋时,一连几次都没有夹起来,但他还是紧追不舍,最后干脆用一根筷子死死地扎住,才吃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王振国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一边在观察着,一边在心里想:“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要吃的东西就一定要吃到。看得出,在这个人的身上,有着一股锲而不舍的做事的恒心和认真的劲头,是个干事业的人。”王振国在心里的考察结束了。就在这晚的酒桌上,王振国对卢继微当场表态:“卢先生,这海外总代理由你接手来做,我就送你一个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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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时为看准一个人真的要辗转反侧,有时却心有灵犀般默契和轻松。看来,人与人的相识和相知,可能还真需要一点缘分。当然,更需要缘分后的珍爱和珍惜、信用和信任。
俗话说,生意桌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可是,十年过去,王振国和“飞达”的关系呈现出持续的“三级跳”——先是伙伴,后成为朋友,到了今天,已经是密不可分的兄弟情谊。坦诚、信任、开心。“飞达”的老板卢继微先生在一次与王振国聚餐时也情有所钟,他说:“认识‘天仙’是我的幸运。我以前做过保险业,也做过饮食业,都没有做‘天仙’这样感到充实,既有利益又行善积德,每当看到‘天仙’又救活一条生命,我心里是那样快乐和满足。”
这当然都是后话。
这一年的3月,王振国的“中国一号天仙液”获得“亚太地区最优秀产品大奖”和“北京第二届国际新产品博览会金奖”。
王振国初闯商场,也气势如虹地挖到了“第一桶金”:整整四百万元人民币。
第十八章
山外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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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四百万竟然一下子成了引发公司“地震”的导火索。
合作者们——不,是他的某位深圳副总经理说话了:“分钱!”
当初,筹办深圳振国药业有限公司之时,曾经有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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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合作,王振国掂来量去,最后选中了三位和他年龄、经历相仿的早来几年“闯深圳”的通化老乡。在这个刚刚从大山走出的年轻人意识深处,还是觉得乡情比什么都珍贵、可靠。何况,老乡们慷慨激昂的创业抱负,按捺不住的投入劲头,都深深感染了他,“自己这么多年的跌跌撞撞,还不是凭着一股子激情才闯出来的吗?”在激情面前,他从来没有过迟疑和犹豫,反而有着一种近乎冲动的迷恋。那个时候,他真的希望自己这个“董事长”仅仅是“名誉”的——他放不下通化这边的科研;他把公司的人、财、物这些权力都交给了他的副总,他是那么地希望在南国初涉商海的闯荡中,有一副坚实的臂膀为他分担。他是那样地相信自己的“老乡团队”。
1990年10月4日,深圳振国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公司里,王振国持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对几个合作者王振国送给每人两股计四万元,同时允许每人再自愿投资五股各计十万元。董事会形成协议:三年内为艰苦创业的原始积累阶段,第一年只开工资,暂不发放红利,以把握机遇,滚雪球地尽快将公司的事业做大。
可是,现在——
甚至,有人当初因为心怀谨慎,没有投入“自愿”的五个股,现在也要“秋后算帐”,补交补分。“如果不按我的要求分,这钱就谁也别想拿走!”
王振国苦口婆心地劝说着:“我们不是说好第一年暂不发放红利的吗?大家当初不都是信誓旦旦地说过,即使第一年公司挣不到钱,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干下去吗?对于我们来说,这四百万是什么?是我们大伙儿的创业基础,我们可不能只看眼前, 不奔长远呀 。急功近利,这可是咱们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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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忌。”
说到这里,王振国特意停下话头,他要等一等,等时间将自己思绪的纷乱一分一秒地熨平,也等待着自己这番“情深意切”的“说服”,能够一分一秒地重新激起“战友”心中的波澜。
但他很快失望了。面对着眼前依然的“无动于衷”,他竭力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口吻,继续着他的心有不甘的努力:“退一步说,钱,是今年分,还是明年分,对于我们无论是谁的个人利益,其实最终不受丝毫损失的呀。四百万?换个角度讲,它就是一粒定心丸。钱留在公司滚动,滚动起来也保险,这一点,我们之中谁还会有怀疑吗?”
结果呢,人家回答:“振国,你这样的算法不对。钱挣了不分,那就不是我的;钱分到手了不花,那都不属于我的呀!”
“你想搞振国大厦,多么遥远,这年头,谁知道什么时候谁就没命了。”
话说得如此尖刻和无情。
王振国无言地沉默了。他随手扯过不知道是谁放在桌子上的一条牡丹烟,两手一掰,就是五盒。他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着烟。这是他人生三十七年的第一次抽烟。不,这不叫抽烟,这只不过是他心里所有的失望、愤懑、痛苦、孤独和无助,借助着手里的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无尽地燃烧着,无言地燃烧着啊……钱,难道真的像那烤熟了的红薯一样放在手心,还没等到吃进嘴就烫得人心里发慌——可为什么自己却心里堵得慌呢?他想不通的。协议上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那可是清清楚楚地一直印到人心底的啊!为什么说毁就毁, 信用 、信誉、信任、信念、什么都不要了,这究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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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这一个个形象,冰冷的词汇在他脑海里闪过来又闪过去,他却怎么也不肯接受。他不情愿这样的看待他的“老乡”。不,他是不情愿他从小就听不够的妈妈讲给他的那些善良、美好的故事,在今日的现实面前竟然这样的脆弱,这样的海市蜃楼。他不相信的。他一气儿接连抽了三盒烟。有时,烟火都烧到了手指,燎起了火泡,他却依旧浑然不觉。
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他换了一种姿势重新坐下来,虽然满脸的黯然神伤,说出话时却已经恢复了平静,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轻松的故事吧。”
“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栋新房子,让我去帮着看门。我去了后,看房子周围都是杂草,就找来一帮人,把杂草全部除掉了,又栽上了几棵树。可是两个月后,朋友回来了,就问我,说他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牡丹园,现在这花儿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一颗也没有了呢?不瞒你们说,我这个时候真的很后悔,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春天是草,夏天就是鲜花啊!所以,我后来自己买下了一栋房子,春夏秋冬,四季过去了,我没有伤害一棵植物。结果我发现,春天的草,夏天的花,秋天的果,冬天的梅,四季都有鲜花开放,四季都有甜美的果实啊。”
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谁都听懂了王振国故事里的良苦用心——仍然是一片沉默。
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王振国穿过落地门,伫立在阳台上。窗外就是大海——已经是傍晚五点钟了,阳光柔和地撤在湛蓝湛蓝的海面上,波光潋滟,那般明净,又那般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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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夜里,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到了上半夜,干脆起身,手扶着阳台的栏杆,默默地看着这起伏不定间骤然变得陌生的黑黝黝的大海。
起风了,下半夜一两点钟,强台风呼啸着排山倒海般地袭来。
裸露的礁石,被一鞭子又一鞭子暴戾地抽着。礁石无语。
“哗啦”一声,离王振国只有五米远的一棵盆口粗的最低也有十年树龄的榕树,被顷刻间刮倒!
就在这一刻,王振国仿佛一下子触摸到自己心灵的暗示,又仿佛骤然间听到命运严酷的判决。有一个念头迅疾地躺 他涌来,赌它一把,就赌在这棵树上!“如果明天有人来把树拔起,就不干了;如果有人扶起它,就深圳再干一年看看。”
第二天上午九点,来了三个园林工,三下两下就把树雪撑起来了。这时,走过一个拄着拐棍的七十多岁的老人:“孩子,这树分明已经伤根了,你就是把树扶起来,它也不能够活了,”几个工人愣住了.想了想,便把刚刚支撑起来的木棍撤掉了。“哗啦”一声,这棵树又一次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王振国什么也不再想了。他叫过出纳员:“你马上去银行取五十万元钱回来。”
沉甸甸的一旅行袋,沉甸甸地压在办公桌上。
“钱,你们分吧。一切都按你们的要求办。”
两人尴尬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一个人掉了眼泪:“振国,谢谢你。”另一个说:“振国,我知道当初你投这五股 ,今天要这样拿钱, 按道理是不对,但想想公司挣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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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拿点儿总觉得心理不平衡。我也知道你心情不好……”
王振国打断他说:“我昨晚心情确实不好。这不是股份问题,是我们经商必须坚守的诚信。当初大家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为什么今天却要出尔反尔?怎么想你们也不应该这样做。但我现在想通了,你们不惜拿人格给我做老师,我交这个学费还是值得的!”
1991年11月11日上午11时,深圳振国药业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王振国宣布公司解体。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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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春节,王振国去家乡的照上馆,留下了一张特别的黑白照片。他特意地换上几个月前在深圳穿着的那件深灰色隐格西服。更为特别的,是生活中并不吸烟的他,那天执意地将一支香烟夹在手指间。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细节,也许并没有谁会注意。但他自己清楚,他清楚自己这紧密并拢的手指间,一定要留住的是什么。
1991年11月11日11时!
这是他记忆里一道永远的伤痕。
他把这张照片放大,挂在家里客厅显眼的墙上。他又把这张照片缩小,印在自己的名片上。照片上,一张棱角分明的方正的脸,高扬的眉宇下,刚毅中透出几分冷峻,几分沉思,目光执著地注视着远方……
远方,也一直注视着这个从大山走出来的儿子。就在1991年年末,王振国被评选为“深圳十大新闻人物”。
这之后春节的一天晚上,王振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五岁的小儿子走进来,在王振国身后偷偷地站了半天,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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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口问:“爸爸,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叫人聪明啊。”
“爸爸,你真的聪明吗?那我出几道题考考你,你答不上,就带我去玉皇山玩儿。”
王振国笑着把儿子抱起来。
“爸爸,听好,第一道,狼抢走了羊妈妈,小羊为什么也不声不响地跟了去?”
“因为小羊是个乖孩子,它跟着去是要救妈妈。”王振国一边回答着,一边在小儿子结结实实的脸蛋上亲了一口,“爸爸,你错了,因为小羊没有出生,它还在妈妈的肚子进里。”
“第二道,路边电线杆子上蹲着一只猴子,司机小明看到后立刻停下了车,爸爸你说为什么?”
王振国这一回学聪明了,沉吟了好半天:“我想,小明是怕猴子摔下来吧。”
“不对,他是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王振国听到如此这般刁钻的答案后真是哭笑不得。他现在总算搞明白了,儿子是在自己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再不反扑,自己这只“老鹰”,今晚恐怕要被“小鸡”捉去了。还别说,儿子的最后一问,还真的和小鸡有关。
“鸡和鹅百米赛跑,鸡比鹅跑得快,为什么最后到达终点?”
为什么呢?为什么王振国极力地想要挣脱,却仍然陷入了“龟兔赛跑”习惯的跑道,只不过“小兔”换成了“小鸡”,“小鸡在半路上骄傲地打了一个盹……”
“又错了,”儿子这时候高兴地扬起了小手,“爸爸,我告诉你吧,答案是小鸡跑错了方向。”
王振国笑得捧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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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顽皮的儿子又使劲地往上蹿了蹿,伏在爸爸的肩上,紧贴着爸爸的耳朵小声地说:“爸爸,你和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也跑错了方向?”
王振国的耳朵一下子变得警觉起来:“儿子,你为什么要这样问爸爸呢?”
“我听来家里串门的阿姨和奶奶说的,他们打听你现在是不是不搞科研了,专门去深圳卖药?他们都说你这回方向错了,说你心肠太好,不会卖药的,他们还说你在深圳摔了个大跟头……爸爸,你身上哪里痛啊?”
王振国用手指着自己的心窝,诚恳地回答儿子说:“爸爸是心痛。”
五岁的儿子摇摇头,在他幼小的记忆里,自己每一次摔跟头,痛的都是屁股,爸爸为什么要说“心痛”呢?他搞不懂。他只知道一个劲地追问:“爸爸,你还去不去深圳了?去不去?你要是去,就把我带上,我会帮你卖药的……”
王振国疼爱地看着儿子。突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他说:“王硕,你去把哥哥也找来,爸爸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马戏团,在一个小镇表演的时候,去的观众非常多。可是呢,有一个记者发现了问题,在看台后边的一个角落,总有五六个人坐在那儿场场不落地看。记者奇怪地问:‘这门票很贵的,看马戏,其实一场就够了,可你们几个为什么场场不落呢?’他们说:‘我场场不落,是想看到一个精彩镜头,想看看这个空中飞人这样飞来飞去地能不能失手摔下来,想亲眼看看这个空中飞人这样飞来飞去地能不能失手摔下来,想亲眼看看他万一摔下来会怎么样。’ 记者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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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竟然还有这种幸灾乐祸的角色。
“表演第五天了,就在最后的压轴节目,空中飞人从三十米处的高空,俯视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他心里想,再过五分钟,我就可以快乐地站在庆功的舞台上了,有无数枝鲜花送上来,有那么多人会为我喝彩。”
“他这一疏忽,‘啪’的一声,意外发生了。前排的人都惊呆了。后边角落的那几个人却跳了起来,在使劲地拍着巴掌。”
“当他从护网里抓起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胳臂已经断了。他非常痛苦地对观众深深地鞠了个躬:‘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走向了后台。”
“三年后,老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打来的。他问道:‘老板,你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没事做了。因为你的失败,整个马戏团早解散了。”
“那你看,能不能现在重新组织起来?”
“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对。这三年里,我自从养好了伤,几乎每天都在拼命地苦练。告诉你,老板,我现在可以在五十米的高空表演空中飞人了,绝对更精彩。”
“观众又赶来了,”尤其听说是那个年轻人这回执意要在他当年失败的地方重新亮相,而且是更为惊险的五十米空中飞人表演,观众更是蜂拥而至。
“记者又看到了坐在角落的那个人,正在窃窃私语。
“结果,这回表演得非常成功。全场所有的观众,连同那几个幸灾乐祸者,都一起起立,为他齐声喝彩!
“谢谢 !当他徐徐地往后台退去,记者赶紧跑过来采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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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次成功了,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说,‘我觉得,这次我是尽全力了。’”
第十九章
珠海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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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又上路了。
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同行者是妻子的兄长——滕瑞群。这个通化建筑工程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架不住妹夫反反复复的“游说”,终于也跟着“下海”了。
从乡情到亲情,用人还是没有走出纯朴的感情的圈子。但毕竟“血浓于水”。也许,在一次“失败”的伤口还没完全平复之际,他最容易下决心选择的,他最有信心依赖的,还是他自己家族的力量。
去了北京,去了上海,去了厦门,去了威海,不停地比较,不断地权衡。南国,这改革、开放的窗口独特的地理位置,这昂扬而充满激情的经济特区生机勃勃的活力,仍然在情不自禁地吸引着他。他的目光最终又一次地停留在南海之滨。在珠海,他们住进了金业酒店。
与珠海市政府办公室联系后的当晚,市政协李副主席便代表市领导在珠海宾馆宴请王振国。虽然只不过是一顿简单而丰富的晚餐,却让他立时有了一种漂泊的游子归家的感觉。这个温暖又充满情意的小小举动,无疑是对王振国心灵最初的征服。
第二天,王振国去市科委咨询并提交了珠海成立民办研究所的立项报告 。主任不在,是计划科熊科长热情地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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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在他们刚刚回酒店,又接到熊科长的电话,要在下班后再单独与王振国见面。聪明的他似乎领悟到了这其中可能的潜台词,特意让滕瑞群到大街上转一转,以避开单独见面的某种不便。结果呢,人家连一口饭也不肯吃,却滔滔不绝地畅谈珠海市未来的发展和特区科技政策的优势,最后一句话:欢迎王振国到珠海安家落户。
第三天上午,王振国见到了市科委的主任,并填写了申请注册的有关表格。
第四天早上刚刚八点半,熊科长就打来电话,让王振国马上取批文。后来才知道,因为打字员下班了,是熊科长将拟好的批文带回家里自己打的字,上班后马上盖好公章。这个细节,王振国后来听说,深受感动,也十分感慨。特区的办事简单、速度与效率,成了吸引王振国的不可抗拒的魅力。
再几天后,1992年5月9日,他见到了梁广大市长,前后畅谈了半个小时。倾听着王振国一连串的创业想法,梁广大市长当即在他的报告上批复:“给王振国一块风景秀丽的地,盖楼宇似的研究所。”写完后,又握着王振国的手说,“你先看看那块地行不行,不行的话,我再给你换。”这样,早在深圳孕育却夭折的“振国大厦”,再一次呈现在王振国心中辉煌的蓝图里。
1992年5 月8 日,珠海市振国医药科学研究所成立。一个月后,珠海经济特区天仙保健品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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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8月11日,妻子滕咏带着儿子王磊、王硕,举家南迁,加入到珠海创业的新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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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香洲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六十平方米的新房,与当初深圳的“碧海花园”仅一字之差——碧涛花园。雨后春笋般开发与繁忙和伴随而来的热烈与凌乱,似乎成了这栋刚刚竣工的新楼最真实的注脚。楼房交工了,可水、电这些必须的生活设施却暂时没有接通。王振国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来。
第一批药品从通化运到了这里。这时候,研究所在珠海吉大园林路一号B座八二八室办公。高高的八楼,没有电梯。王振国上身只穿上一件背心,带领着他所有的六七名员工,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步步、一步步地往八楼扛!
娇小、柔弱的妻子,也跟着一步步、一步步地往八楼挪着!
八月的珠海,热浪滚滚。三十六七度的高温,即使两手空空,要爬上这八楼,也会是气喘吁吁;何况,这两百多箱药品,平均每人要爬上爬下十几趟呢!
筋疲力尽的夫妻俩回到了家里。没有水冲洗,没有电灯,没有空调。夜里热的实在是床上睡不着了,干脆将报纸往水泥地上一铺,然后直接躺上去,早上醒来互相一看,流出的汗水竟然将报纸的字都印到身上了。
终于下雨了。王磊和王硕俩兄弟欢呼雀跃地冲上露天阳台,四只小手一起支撑开一块大塑料布,在中间掏出一个圆圆的窟窿,窟窿下是一只干干的“嗷嗷待哺”的水缸。何其古老而原始的蓄水方式,但在他们这时候的生活里,仿佛是盛大节日到来般的狂欢。
“爸爸,珠海怎么这么热,没有地方躲没有地方藏的,咱们还是回通化吧。”七岁的小儿子王硕第一次提出了要求。
那天, 王硕早晨去上学,再推开家门时突然问道:“爸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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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不能送我去上学?”王振国听了一愣,“行,我马上送你。”
一直把儿子送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看着儿子在第三排坐下,他才放心地离开。走到教室门口,不经意间转回身子,却看到儿子站了起来,又坐下了,两只小手使劲地揉着眼睛,无声地哭了。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回通化呀?”幼稚的儿子第二次提出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我要去找奶奶,我要回通化上学。爸爸,我回家后一定能好好学习。”
“孩子,这么竟说傻话,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
“不是,这里不好。这里的同学都说广东话,老师上课也讲广东话,我听不懂,我……”说着,两只小手紧紧地拽住爸爸,怎么也不肯松开。
王振国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个爸爸对最亲的儿子的认识,原来这样的模糊和陌生。自己的童年时光,虽然贫寒,贫寒中却能够找到快乐;可小儿子才多小的年龄,便已经过早地体味一颗心的流放、孤独的滋味了。自己了解这些吗?问过这些吗?他安慰着将儿子又送进教室,自己却不能好好地问一问自己了。
往事如烟,不绝如缕。
那是王振国从外地刚刚回通化,小儿子就鬼精鬼灵地钻进了他的办公室。
王振国说:“王硕,快回家找奶奶玩去,爸爸急着有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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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就在这儿坐一会,我就想看看你,我保证不淘气。”说完,王硕坐在办公室桌对面的沙发上了。
那是儿子毕竟才四岁,坐一会就开始不老实了,不是摸摸烟灰缸,就是碰碰茶几,想着法儿的弄出点儿声音来,好引起爸爸的注意。
王振国不耐烦了:“王硕,你在这里会影响我的工作,快走吧!”
孩子仰起小脸,可怜巴巴地瞧着爸爸,满眼噙着泪。
王振国的心不忍了,只好哄他:“这样吧,你先到外面玩玩去,等我一会儿有空了再叫你来。你要听话,爸爸才喜欢你。”
孩子无奈,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叮嘱着:“爸爸,你早点有空就来叫我呀!”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几个小时,直到晚间妻子喊王振国回家吃饭,她在门口惊叫了起来。王振国出门一看,儿子竟倚着墙壁,坐在地上睡着了。他这才想起,儿子是听他的话,乖乖地站在门口等着爸爸喊他一直到疲惫的不行了,站立不住,顺着墙“出溜”下来,就这样坐着睡熟了。
王振国赶紧抱起儿子,轻轻地叫起儿子的名字。王硕在睡梦中听到了爸爸的呼唤,睁开眼睛看看,笑着紧紧地搂住爸爸的脖子说:“爸爸,你这会儿有时间了吧?”
王振国听儿子这么一说,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这会儿,不能不一遍遍地在心里责怪地、歉疚地问着自己了。语言的隔阂,举目无亲的陌生,这一切都需要从头再来的艰难,特别是小儿子稚嫩眼神里的焦渴和泪水后的茫然 , 都在烧烤着他的心,就像眼下南国炎炎烈日下几乎让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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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气来的窒息……不知不觉间,他顺着儿子的小学校又走上了情侣路,再往前,就是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不羁地咆哮着的大海,骏马般执著地奔腾着的大海啊!
他站在了裸露的沙滩上。
为什么非要这样拼死拼活地追求?为什么非这样痛苦、焦虑地向前追赶?死水塘,懒惰得浑身发臭,不也是一生吗?听溪吟歌,对月如镜,不也是一生吗?而现在,当成功的大门已然向他敞开,当他在家乡不大不小的通化山城,已经成了万人瞩目、屈指可数的富翁;当他的通化三千平方大楼里那样宽敞、舒适的家,此刻只有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母亲在为远方的儿子担心地守着;这个时侯,王振国,为什么还要像长白瀑布似的不惜粉身碎骨是的也要呼啸着向前冲出山外?为什么?
记得有一次,一伙生意上的客人非要去家里看看。一进门,客人们都惊呼地喊起来:“王振国,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你的别墅?”王振国笑了笑: “这就是我在珠海唯一的家呀。”客人们都不相信。用眼睛的余光丈量着这个仅仅六十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屋,怎么也不肯相信……
是进?是退?
在今天之前,王振国在珠海还有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只要向前走出了这一步,就绝不能再退回去。”这是他一向的性格。但小儿子上学遇到的语言上的困窘,毕竟现在地摆在面前,“要不,先把王硕送回通化……”那一刻,他和妻子都变得有些犹豫不决。
是呀,生活里本来可以后退一步的。只要他肯后退一步,就停在了美丽的飘动的彩带般的情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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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进一步呢?
一退一进,这中间只是一道悠长、曲折的海岸线,在日日夜夜间无言地分隔着。这是上天怎样鬼斧神工地摆下的一个棋局,在拷问着人生?
从此,王振国夫妇的生活里多了一道风景。但凡有点儿空闲,他们总要带上小儿子去菜市场,鼓励大儿子大胆走上前,学着用粤语讨价还价,在喧嚣的市井声中学习粤语。半年后,王硕成了他们家会说粤语的第一人。
“鲜花真正的真实是凋谢的旅途。”记不得,这是哪一个哲人说的了。
第二十章
白天不懂夜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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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又一次跃上蔚蓝色的天空。
1994年10月18日,王振国第三次去韩国。第一次是1990年9月,他应邀赴韩国庆熙大学讲学。第二次去韩国讲学期间,他先后接受了《韩国日报》等十几家媒体的采访。韩国国家电视台还特别邀请他在韩国医药健康和服务现场采访节目中做了一场电视讲座。这是韩国第一次请一个外国人在国家电视台进行“癌症防治”方面的电视直播。王振国这一次赴汉城,是以国际癌病康复协会会长的身份,出席“国际癌病康复协会韩国委员会”成立仪式。
19日晚间,身患肠癌的韩国前副总理丁洁锡先生特别邀请王振国到家里为他治疗。接下来的三天里,王振国又先后为慕名而来的近百名癌症患者进行咨询服务 。其中,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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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崔的肝癌肺转移患者,服用王振国牌抗癌药治疗四十五天后,肺部3cm×4cm×5cm肿瘤奇迹般消失,今天和亲属一同赶来,为的要当面向王振国表示谢意。韩国的市场,在他“芝麻开门”般虔诚中,被一声声地叩开了。
然而,谁能料到,就在这暖暖的阳光下,却有一张黑网正悄无声息地张开,并步步紧逼地向着王振国罩来!
10月24日,汉城警察厅外事课两名警察,来到韩国代理商“大景天仙公司”,说奉命调查王振国在韩国期间的一切活动,并野蛮地拿去了王振国的护照。由此,一场被指控为“假药、假医生、假王振国”的被韩国警方列为国际重大假医药案的罪恶黑幕,一层层地拉开了。
26日和27日,警察厅连续两次传讯了王振国和“大景公司”董事长林正道先生,每天都长达八个小时。
第一次审讯王振国的警察姓金,他很客气地让王振国坐在椅子上,例行公事般简单地问了几句后,突然话题转到了自己家庭的不幸上。他说他的兄嫂前不久同时患上肝癌,不到五个月双双死去,可他总觉得这病因很蹊跷,他想请教一下王振国,对他兄嫂的病因怎么看?
王振国问他:“病人生前从事什么工作?”
“果树种植。”
“那么,他们是不是要经常喷撒农药杀虫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如何配制农药的?”
姓金的警察略为思索了一会儿,说:“我记得是有两口井,一口用来配农药,另外一口井是人正常饮用的水。”
“啊?两口井相距不远,是不是?”王振国判断着。
“对呀,不到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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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两口井之间还有一定的坡度?”
“你猜测得太对了,一口在上坡,一口在下坡,”姓金的警察这时候也似乎有所悟,说,“不错,配药的井在上坡。”
“所以,你兄嫂的病因很大程度是地下水混淆污染后饮用所致。你要赶紧告诉你的亲人们,绝对不能再饮用这里的井水了。”
姓金的警察信服地点点头,他感慨地说:“要是我能够早认识你就好了。”他又说道,“王先生,我相信你不会是假医生的,你可能被人暗算了,你要赶紧找朋友想法周全。”
第二次审讯间隙,王振国和几名警察在一起休息,他发现坐在对面的那个姓林的警察脸色发黄,一副很疲倦的样子,马上说:“你的肝脏可能有问题,快过来让我看看。”那个警察先是一愣,继而问道:“你怎么知道的?”王振国回答说:“只要是医生,就看得出来。”这时候,旁边的两个警察也挤过来让王振国给诊脉看病,结果一个有胃炎,一个肾功能不好。三个警察都异口同声惊讶地说:“您真的会看病,真的不是假医生?!”
王振国苦涩地笑了。
这时,他们的上司姓李的课长威严地走了过来,开始了他强横的审讯:
“你看了多少病人?”
“十三人。”王振国不想把人数说得太多,以避免麻烦。
“你身为医生,不知道到韩国不能行医吗?”
“开始看的十个人,不知道不行;后来看的三个人,是知道的。”
“既然已经知道不行,为什么还要继续看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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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医生职业道德的缘故吧。”
“说,后三个在什么地方看的?”
“就在这里,刚刚看完,病人都是你的下属,这也是他们难得的机会呀!”
课长震怒了。一张被奚落的脸不自然地拉得长长的。他狂暴地拉开王振国的皮包查看着,顺手拿出一本影集,眯缝着眼睛端详着王振国“尤里卡”获奖照片和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照片,然后重重地把影集合上,以一种似乎不屑一顾的口吻,猛然间“杀威”道:“说,这些照片都是真的吗?”
王振国也不甘示弱:“我要说是真的,你会相信吗?但是,你不信,可以到比利时和中国调查一下嘛!”说完,又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到那时,欢迎你到我的研究所作客。”
课长听着,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他示意王振国把皮包收起,转而,语调缓和地说道:“既然这样,像你这样有名气的人怎么也不懂法呢?”
王振国点了点头:“我懂的。但是,如果换上你,在国外遇上一个被车子撞伤的人需要急救,你难道能够束手不管吗?因为我是一名医生,无论在哪里,救死扶伤,都是一名医生的起码道义。”
“可我国有法规的。”
“法规是谁制定的?”
“当然是政府了。”
王振国随手把一张韩国前副总理丁洁锡先生的名片递过去:“请问,他知不知道贵国的法规?”
课长看着名片上这个韩国人极为熟悉的名字 ,猜不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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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这个中国人是何用意,犹豫了一下,又突然坚定地说道:“他自然知道了。”
王振国这时候站了起来,手一挥:“我不信!如果他知道,怎么会请我专门到他家里看病呢?这不是有意诱导我在贵国犯罪吗?”
无言以对。课长垂头丧气地摆摆手,示意让别的警察继续问,自己借故灰溜溜地走开了。
又一个艰难的一天到来了。
10月28日。按原定的日程安排,这一天他必须去大邱市作讲座。可就在这天清晨,王振国的老毛病“虹膜结状体炎”又犯了。他揉了揉自己满是充血的眼睛,他只觉着眼前的景象刹那间变得好模糊,好模糊……他在心里使劲地对自己喊着,“不!我不能没有眼睛!我还要用眼睛做实验!我还要用眼睛为患者治病!我还要用眼睛看到母亲、妻儿!我还要看到全所的每一个人!不!我不能没有眼睛!身在异乡,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即使是死也要回去啊!”
但是,此时此刻——那边,大邱市的讲座,韩国的各大新闻媒体早在一周前就作了先期报道;这边,汉城警察厅,又蛮横地坚决不准王振国离开。
怎么办?
沉默,沉默。
电话铃声响了,又是大邱市的宋国平院长打来的电话,他告诉说那边参加讲座的听众将有一千多人,他着急地等待着王振国下午两点前一定要赶到会场。
王振国低头看了看表,上午九点五十三分。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 ,如果现在不马上出发 ,将很难准时赶到大邱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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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马上出发,今晚又必须返回汉城,自己这剧烈的头痛,这虚弱的身体,将能否吃得消,坚持到最后?还有,今天一旦不去警察厅,这公然的违抗是否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而影响到自己如期归国;而一旦不能如期归国,那早已排下的国内上海、南京、武汉的义诊行程,将不得不被迫取消或延期。到那时候,“我——王振国,将要愧对多少双渴望的眼睛哟?”
难!
牵一发而动全身。王振国这一刻,像握着千钧重的担子,这一撂,或者是“风卷残云”,或者是“风声鹤唳”……周围都静悄悄的。林正道焦虑地看着王振国,王振国痛苦地看着林正道。沉默,沉默。足足有十分钟后,王振国“霍”地站起身来,果断地对林正道说道:“我还是去大邱市!看警察厅的态度,我是不可能如期回国了,也许还要坐牢。但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去大邱市,否则韩国的民众也会认为我是假王振国,是假医生!这样吧,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我带李钟宽翻译去讲座,你和许影翻译去警察厅,我的情况他都清楚。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是福是祸,我们都得承受。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韩国的老百姓骂我们失信!”
下午两点,王振国微笑着走上讲台,台下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他感动地向台下望去。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这场面不由地让他百感交集。这一刻,他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尤里卡”领奖台上那撼人心魄的骄傲;还是情同此景地忆起中学课本上学到的都德先生那令人心碎的《最后一课》?
讲座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 。有一阵子,王振国感觉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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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片模糊,他趁着放实验幻灯的片刻,悄悄转回身子,赶紧又上了一点眼药水。掌声再一次响起。上千人的会场,上千双眼睛真实的感动,上千颗心的强烈的共鸣。这时候,王振国微笑着与大家告别。没有谁知道他微笑的后面那正在滴血的伤口,那苦痛,那委屈,那失望,那愤怒,那伤感,那迷茫,那酸楚,那无奈……没有谁知道啊!是他,以柔弱的微笑撕裂这强大的突如其来的厄运。
这稍后,大邱的宋国平院长才在饭桌上了解到王振国“横遭不测”。如此的险恶,如此险恶下的仗义和凛然,让宋国平钦佩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马上订购机票,让弟弟宋国焕陪同王振国一起飞回汉城。紧接着,宋国焕迅速地通过关系了解到这个案子背后错综复杂的背景,一切竟离奇得让人匪夷所思。
原来,王振国在韩国商场已成“众矢之的”。有一家韩国的制药厂正筹划着明年上市一个抗癌新药,惟恐天仙丸成为他们争夺市场的威胁,便“先下手为强”,诬告天仙丸是“假药”。另外有一家医学会,眼瞅着压不住阵脚,原来的癌症患者纷纷投奔“天仙麾下”,也心生不平,拔刀相残。还有一家曾经同“大景公司”争夺天仙药品在韩国的独家代理权的公司,因为与王振国谈判未果,也恼羞成怒,恶脸相向,一心置王振国于死地而后快……
都说商场如战场,商场呵,你有着太多阳光下的竞争,你也有着不少黑暗里的龌龊;你有着太多的诚信和诚实,你也有着不少投机和取巧。正直与阴谋同在,卑劣与道义同在,鲜花与陷阱同在。“白天不懂夜的黑”,那只是因为我们对商场还没有很深很深的体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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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在汉城依然吉凶难卜地继续着。
10月29日,是王振国在韩国最危险的一天。下午,警察去卫生间时,许影偷偷地翻看了他们的立案报告,顿然失色:“坏了!他们要往死里整我们,说什么都是假的,连治好的姓崔的病人也说我们的药没有效果。”王振国愣住了。在他清醒的意识里,原本打算必要时请崔先生出庭作证的。现在怎么办?他赶紧叫许影想方设法一定和崔先生联系上。真相大白。竟然是警察在立案报告上公然作假。从下午两点到七点,又是五个小时过去了。这天的审讯结束时,警察问王振国还有什么话要说的,他斩钉截铁地只回答了两句话:“遗憾访韩治病违法,无悔医生救人坐牢!”
随后,他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被看押起来。
接下去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对王振国不利。宋国焕又打听到一个可怕的背景,据说此案有韩国最高一级的官员支持查办,他们接连求助了不少朋友,包括国会议员出面都没起作用。许影也偷偷地告诉王振国:“形势不妙啊,从种种迹象看,可能要很快拘捕我们了。”王振国痛苦地点点头。他去卫生间的时候,趁机用手机接连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打了电话,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了,也许还会在韩国坐牢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怕,怕是没有用的,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乱了阵脚,我坚信自己没有错的。”话还未说完,电话遥远的那一端,妻子哽咽地答应着……王振国听得分明啊,妻子这时候早已泣不成声。
这天晚上八时,警察送来晚餐。林正道、许影、王振国,三个人坐在桌子前看着饭菜谁也吃不下。许影最先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独自地流泪 , 突然,许影和林正道一下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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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跪倒在王振国面前,抱着王振国的大腿,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对不起啊!我是个小人物,这一回就是死了也没什么,可……可是,我不该把你也连累进来呀!”林正道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哭诉着,这每一字、每一句,都仿佛骨肉撕裂般的刻骨铭心呀!
此情此景,让王振国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也不由得潸然泪下,大滴大滴的泪珠冲出眼角,顺着脸颊无言地流淌下来,此刻啊,所有的失落、委屈、伤感、惆怅……都这样无言地流淌着,流淌着啊——语言,此刻,即使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语言,在这一刻也显得那样的苍白和无用。
就在这个深夜十一点三十分,案子突然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那个姓金的警察跑进房间将一叠材料都放在桌子上,然后高兴地握住王振国的手说:“因为证据不足,你们可以回去了。”
后来,王振国才知道,原来是韩国的金泳三总统亲自过问此案,又亲自打电话让警察厅放人,这重重迷雾才终于烟消云散,柳暗花明。
王振国在归期被无端地拖延六天后,1994年11月6日上午九时三十分,终于又登上了飞往祖国的飞机。
第二十一章
十年磨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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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月来临了。
当年嚷嚷着要在天池边爬山的王磊,已经出落成细细瘦瘦的小伙子了,言语不多,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子内秀。爸爸特意将他送到离珠海不远的中山市“中山中学”读书。在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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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铜像的身边,或许儿子会得到更多的“天下为公”的熏陶。滕咏也渐渐喜欢上了珠海这座年轻的城市,一年四季,都是满眼的碧绿和缤纷,吹拂的人心里暖洋洋的。可是,自从1986年成立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至今,这是年里——即使在珠海的香洲北堤,王振国心底孕育许久,投资两千万元建成的八千平方米“振国大厦”——振国集团总部,在今天——1996年6月26日已交付使用;他们全家人每年的八月都是在家乡长白山度过的。这是王振国每年马不停蹄般穿梭的行程中唯一固定的“驿站”。这也是给自己安排的一年里与家人团聚最长的“假期”。
但1996年这个八月,他格外地忙。
让我们也跟着他忙碌的脚步,走进一个新的所在吧。
湾湾川,地处通化县西南,走出通化市区西行五公里处。一个风景俊秀却荒凉的地方,一个荒凉却孕育着神秘和传奇的地方。
据《通化古今奇观》描述:“浑江北岸,湾湾川村外,临江向阳的高坡上便是采参师祖孙良的坟冢。花岗岩石砌成的墓基,上覆黄土,呈馒头状。墓前竖有刻着‘采参祖师爷孙良之墓’的石碑,碑前设一石桌,石桌上有一石香炉。幕后东侧横置一块状如卧牛的巨石,石上镌刻着老把头的绝命诗: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站河往上寻。三天吃个蝲喇蛄,不见兄弟不甘心。”
又据《通化县志》记载:“民间传说把头张良乃山东莱阳人氏,结伴张禄踪影,躲过兵台,闯出柳边,历尽艰辛,来到长白山采参。每日二人分头进山,日暮而归。可是张禄却一去数日未回 。孙良盼弟心焦,便重返来路寻找。就这样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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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涉水,忍饥挨饿,找了七天七夜,也未见张禄踪影,倒把孙良累倒在蝲蛄河边。待他苏醒过来,只能捉只蝲蝲蛄充饥,又咬破食指,在一块卧牛石上留下了那首绝命诗。后认为纪念他,在这里给他修了坟,并以坟为名,直到1966年才改为‘湾湾川’。”
一个被李时珍称为“神草”的人参的神奇的传说。一个“中华采参第一人”的活着是穷人死后却成了专门保护穷人的“神”的故事。传说中的孙良白发银须,面容慈祥,死后终年手持“索拔棍”在山林中引导进山的穷苦百姓挖掘到顶着红榔头的大“棒槌”(人参),并常常将迷路的山民带出森林,惩恶扬善。这个故事,小时候的王振国肯定不止一次地从母亲的嘴里听过,但王振国小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命运注定他要为这个谜一般的故事再续上一段新的传奇。
1994年的一天,他去郊外采药。站在湾湾川最东面这块“传说中的孙良当年挖到第一颗人参的地方”,他望着正在修建着的向这里延伸过来的公路,竟烂漫地突发奇想: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修建一座绿意盎然的长白山药用植物园呢?
立即斥资一百万元,购地一百亩。
这是一场怎样的“愚公移山”式的“克隆”呀!一连三个月,每天川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整整二万立方米肥沃的土壤的移植,硬是把一座遍布黄沙的贫瘠的不毛之地,整个地进行了一番铺垫和改造。两千六百棵树扎下了根,一千多种中药材破土而出。两年过去了,王振国投资三千万元建造的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集科研、生产、示范和观光基地为一身的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药用植物园,在轻轻拂去她神秘面纱的这一刻,又将带给人怎样的惊喜和感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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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王振国在吉林通化庆祝他创建民办研究所10周年。参加庆典的通化人搞不清这大山里什么时候竟有了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去处,三座楼依坡就势,错落有致,白墙琉璃瓦,熠熠泛着光芒,地上绿草荑荑,怪石中卧,绿树间各种药材列队组成姹紫嫣红的花海,远看四面青山环抱,面前是平缓的大河……
“令人称奇的是王振国亲手设计的这个‘皇家’园林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厂,从这个工厂生产线下来的是抗癌新药‘王振国牌’系列”。
他把他的生产基地设计成‘乌托邦’式的乐园。用他的话概括起来就是,这个企业要有日本人的严格管理,美国企业的自由度,还要有中国人的人情味。
王振国称他的工厂是科学灵感的再生地。”
这是《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亲临其境后的真实感受。
让我们也走近植物园吧,走近这一片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独具中国古典特色的崭新琉璃瓦建筑群。壮观的门楼左右两侧墙壁上,分别雕刻着古人采药与制药炼丹的场景,大门正上方是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1月10日来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视察时亲笔题写的风骨遒劲的所名。门楼背面则是王振国写下的“为自己生存,为人类健康”的企业宣言。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长十六米、高六米的古色古香的“中国医药”壁画。上面栩栩如生地雕刻着我国古代著名的六位医药学家:中国古代农业和医药创始人神农;战国时期第一个创造了中医“望闻问切”治疗方法的扁鹊;东汉时期弃官从医、爱民如子的“医圣”张仲景;东汉末期将外科手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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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个崭新阶段的“刮骨疗毒”的华佗;唐朝开创中华医德思想第一人并被后世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明朝出身贫寒却历尽艰辛27年终成《本草纲目》巨著的李时珍。一幅幅逼真的画面后,是一串串充满人生韵味和恒久魅力的感人肺腑的故事,和故事后一颗颗为科学献身的先驱者的心灵。此刻,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清风徐来的壁画前,独自领受着由历史深处传来的静穆悠远的回声,与园内的这些花朵、树木和岩石一起呼吸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祖国中医药文化的芬芳。壁画静静的,不着一言,但在人们眼前,它仿佛是诞生在传统土壤里的一株伟岸的大树,树本身以不可抗拒的光彩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壁画默默的,不著一字,但在客人伸手可及的触摸下,它如同一座历久弥新的立体的历史丰碑,至今仍呈现出如此深刻而丰富的姿容,让多少后来者发现的眼睛痴迷,也让一颗颗曾经喧嚣、热闹的心灵宁静。这痴迷,这宁静,此刻是否又化作了壁画不远处路旁的巨石,横亘在员工上班必经的一段路上,上刻“志当高远”四个醒目的大字!——这是对历史的回应,还是对明天的回答?这是创造者自己的抒怀,还是一个企业不停地向上登攀的精神的激励?
置身园区,满目的苍翠欲滴,郁郁葱葱。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大楼和通化振国药业有限公司一尘不染的厂房掩映其间,错落中透着别致,起伏间叠写着和谐。由红顶白墙的专家公寓侧身东望,大片的中草药园里,天花粉、威灵仙、急性子、血见愁、月见草,以及清热解毒的射干、提高免疫功能的黄芪、具有抗癌作用的狼毒,还有那开着小蓝花的益母草,那一团翠绿的地肤子,那串串紫花的千屈茶,另外,那蛇葡萄 、狗蛇草、穿龙骨、绒背蓟,窃衣、防风、龙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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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一棵棵,一棵棵的,天下竟会有如此多的中草药植物生长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竟会有如此多的生灵相依相伴,上演着喜悦与忧伤;这种横陈在人心里的众多怀想,一时间,如一根根尖细的银针,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情感,让缕缕情丝从心底油然而生,在灵魂的底衬绣上葱笼和金黄。
让我们也随着走进贯穿园区整整二百六十米蜿蜒不尽的植物长廊吧。徜徉其间,青藤从天而降,古典得像一首长诗,在游人的思绪中辐射出几分浪漫。有清风吹过,一串串葡萄摇响着风铃,长廊顶部一颗颗结实、饱满的棒球瓜,也仿佛嗔怒地睁大了眼睛。游人走过,被惊动的“小精灵们”迅速掩上小脸,甚至可以听见它们彼此交流的声音。顺路乘兴而上,到了中途是个稍稍歇脚的“驿站”,然后往北,再往西,顺势而下,一路曲径通幽,满目奇瓜异果,脚下是高低起伏坎坷不平的鹅卵石路。王振国笑着对大家说:“这长廊就像曲折跌宕的人生之旅,脚下崎岖坎坷,头顶却硕果累累,没有付出,又怎能拥有秋后丰收的喜悦呢?”
此刻,站在植物园最高处虎啸亭上,与它遥遥相望的,是矗立在草药园里的药王亭。药王亭遍体铁灰,古朴、拙雅;虎啸亭头顶明黄,粗犷、豪迈。药王亭左右对联:传统医疗千载业,扶危仙药万人心——神秘、幽远,像一首诗;虎啸亭对联:虎踞险峰雄四野,啸惊古塞震长空——犀利、短促,像一曲歌。药王亭常常香烟缭绕,虎啸亭日日云雾蒸腾。两亭对峙,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两亭探望,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对接。药王亭与虎啸亭就这样地矗立着,这中间,谁能说不是一副担子,在沉沉地挑着历史交给这一代人的责任? 这中间, 谁能说不是一座桥,在驱赶和推动着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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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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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这一天,王振国醒得格外早。天还在阴沉沉地黑着,雨,撒着欢儿在空中尽兴地追逐和扑打着。他伫立在药王亭里,望着不远处即将成为今日焦点的露天会场,眼神里充满焦急和不安,心底却悄悄地祈盼着。
也真是神了,时间正七点一刻,天上的雨好像突然间接到一道“退兵”命令似的,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山谷里汹涌起氤氲乳白的雾,大团大团的,又渐渐的或浓或淡,或暗或明……最美是山坡上、松林间,时不时有一缕薄薄的细细长长的雾带飘过,轻盈如烟如梦,又仿佛九天仙女的丝巾被风吹来,飘飘舞舞,缠绕在山头,山也竟如秀丽恬静的美女子了。小草也会心地扑闪着露珠般的晶莹,眸子里映射着太多的渴望和温情。
乌云还没有散尽,太阳使出全身力气地凿出一个圆圆的洞,让一道金色的光线斜斜地射来,正好打在“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创业十年庆典”会场的主席台上。
十年了。光阴荏苒。
然而,就是在短短十年间,王振国依靠科技进步创造了多少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从最初两个人的民办研究所,发展到今天的振国集团;从当年借款四万元搞科研,发展到现在累计创产值三点一亿元,创利税一点二亿元,产品出口创汇列同类中成药之首;从昔日四十平方米的实验室,发展到一点四万平方米的科研生产大楼、四万平方米的长白山药用植物园。这一年,振国集团旗下有: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 、通化振国药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振国医药科学研究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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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济特区天仙保健品有限公司,和香港振国集团实业公司。同时在国内外四十六个城市设立了防治肿瘤门诊部。一个以通化为资源、生产基地,以珠海为科研桥头堡和总部所在地,以香港为产品外销窗口,集科、工、贸、医一体化的民营科技实业已初具规模。正像王振国所说的:“我感到,中国目前急需有一批集科学家和实业家于一身的新型人才,只有科技兴国,实业强国,才能使中华民族真正地走向世界!”
十年风雨,一卷春秋。
就在这一天,在蜿蜒曲折、绿意盎然的长白山下,在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创业十年庆典上,王振国向千余名中外嘉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为实现跨世纪的癌症康复工程开始新的创业!”
志当高远。
就是这样啊,王振国心旌摇荡地站立在植物园最高处虎啸亭上。背后起伏连绵的莽莽长白山,眼前清澈的镜子般平静的浑江水,远处一片片梯田拾级而上,头顶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天空如此的明净和辽阔。可是,这时候啊,只要你心有所动,果敢地向东一个转身,居高临下,再回首整座植物园,随着山峦的走势,恰恰像一艘前窄后宽的舰船,与浑江水流逆向而对。此刻,王振国仿佛站在颠簸的船头,奋力带着它,认准一个方向,由西向东,逆水而上,劈波斩浪!
第二十二章
上海,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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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新的创业,第一仗就选在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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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打开市场,在中国最难的城市打开市场。
王振国这一次去上海,特意没有乘坐飞机。他要和几位员工坐在一起——坐在拥挤的车厢里,伴随着火车隆隆的车轮声,他给员工讲起一个发生在上海滩的“买猫和卖猫”的故事。
“有一位古董鉴赏家,一天走到一家店铺门口,看着几只猫正在那儿吃食,好漂亮好可爱的样子。不禁被吸引住蹲下来看。看着,看着,哎呀,原来比猫更吸引人的是那只碗。那只碗分明是明朝的瓷器,怎么说也能值几万元钱。就心里想,我怎样才能把那只碗弄到手呢?他站了起来,朝店里走去,‘老板,买盒烟。’顺水推舟地就接上了话头。‘我看你这小店生意也挺清淡的,闲着没事儿,咱们就聊聊吧。’老板说:‘行呀。’就拿来了两只板凳放在了门口。聊着,聊着,他就有意无意地扯到了猫身上,说:‘我看你这只猫蛮漂亮的,能不能卖我一只?’老板说:‘何止是一只,你要是喜欢都买也可以。’‘多少钱呢?’‘二百元。’‘这么多的猫,你养着也不容易,我就付你三百吧。’说着,就把这几只猫装进篮子里,拿走了。走出了也就三十米吧,他突然又返回来了,说:‘我担心再给猫换一只吃食的碗,可能会不习惯。老板,既然你把猫都卖了,这喂猫的碗也就没用了,不妨就送给我吧。’大家想想老板是怎么说?老板说了:‘我只卖猫不卖碗。奇怪吗?告诉你吧,就因为我有这个碗,我每天才都卖出了不少猫。’”
什么意思?
王振国意犹未尽地继续发挥道:“这第一,买猫的人识货, 这就是眼光。这第二,为达到目的,他有办法,这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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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这第三,大家都看到了吧,你聪明,可这世界上还有比你更聪明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大市场,首先要有眼光;要有胆识,有胆识才会不惧怕任何风险。进军上海,大家都感到心里没有底。难,我也知道它难。”说到这里,王振国停顿了一下,“所以,我才要给你们讲故事。希望你们沿着它,都再往深里思索思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呀!什么叫水平?
别人没有办法,你拿出了办法,这就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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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果然是个聪明的城市。
一开始,联办“振国肿瘤专科门诊”的计划便四处碰壁。精明的上海人对王振国这个从大山走出的教授,最初的眼神里多多少少还带有几分疑虑和排斥。接连几次和肿瘤医院的医生、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后,门诊部终于办起来了,却又“应者寥寥”,一个月只卖了两三万元钱,连日常开支的费用都无法应付。急得梁志仁经理——这个被王振国力邀出山的当年通化的“老商业”,夜里牙痛得睡不着觉,干脆在屋子里一圈圈地来回踱着步。
怎么办?
1996年12月末,即使上海也已经到了零下五六度了。王振国和梁经理带上七八个人,站立在繁华、喧闹的南京中路童涵春药店前,一双双手热情地向来来往往的行人们散发着免费的宣传单。没有谁知道他早已经功成名就,没有谁知道他现在身家上亿……风,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地袭来;五千份,一万份,两万份——两万份资料都发出去了,换来的——不,唤来的 , 只有一个客户。一个来自东北鞍山的中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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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腿疼,要买三帖蟾酥镇痛膏。一帖三元钱。那人递过来十元钱。王振国干脆给了他五帖。开张了!
局面还是没有被打开。
但王振国决然地一下子投资一百万元,为“明天”预支了两套房子。就为给自己不留退路。
冬去春来。王振国找到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的袁正平会长。对合作意向,袁会长只字未答。他只是给王振国介绍了一个病人:上海浦钢公司的一名工人,叫康铁刚。王振国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5月10日。他是被七十多岁的岳父和妻子搀扶着来到王振国义诊的地方的。他3月13日在上海中山医院做的肝癌切除手术,被切除的肿瘤面积达12×10cm。谁知仅仅一个月后肝癌术后复发转移,又入住解放军第八五医院。这时候的他,门静脉出现癌栓,全身黄疸,肚子肿胀得老高老高,每天高烧都三十九度八,持续不退。因为体质虚弱,已经无法化疗,医生宣判顶多也就一个月的生存期了。
王振国仔仔细细地为他检查了半个多小时,然后诚恳地说:“我看你年龄比我大几岁,就让我叫你一声大哥吧。说句实话,你的病情确实很严重的,我也不能说治疗完全有把握,但我给你拟定一个天仙冲击疗法的方案,你可以试试看。”
王振国把他从病床上搀扶下地,接着对他说道:“你看,你的岳父都这样的年龄了,还要亲自陪同你来看病,老人家把女儿交给了你,你在他老人家眼里,就是他生命的希望。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放弃!”说着,王振国又拿起他的病历,“你看,你的名字多好啊,有‘铁’,有‘刚’,到头来赢来的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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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幽默的话,让康铁刚和妻子都笑了。
可是呢,药拿回家,家里的意见却出现了分歧:父母不同意用,担心雪上加霜,儿子会死得更快。妻子思前想后,还是拿不定主意。三天后,她把一枚硬币塞在丈夫枯瘦的手上,然后让丈夫攥紧。“掷吧。”两双眼睛本能地牢牢盯住地面,“字面!”是妻子意念中祈求的那个答案。那一刻,妻子铁心了:“宁可治死,不能等死。”“豁出去了,再最后‘搏’它一次!”
一个月过去了,腹水最先奇迹般消失,高烧也下降为三十七度二。到九月份他去医院复查,AFP由313ng/ml下降为18ng/ml,肝门静脉左右支癌栓奇迹般消失,其他检查值也均为正常。1999年9月7日,他独自一人远赴九寨沟、三峡等地旅游,前后20天,心舒气畅。他说:“身体康复后,我已经不准备上班了,我愿意做一名志愿者,为宣传抗癌事业尽一点点义务。”
一个“劫后重生”的癌症患者的影响,远远胜过一千张,甚至一万张宣传单的辐射力。这谜一般的市场,路在哪里?有时候,你走了好远好远,你甚至费劲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到头来才发现,太阳,其实就在它早上升起的地方。是的,最近的路就在你自己心里,最好的市场承认就是癌症患者真诚的信任。
由此,王振国拿到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这个最具广泛基础的民间组织“颁发”给他的直达癌症患者心田的“通行证”。
由此,王振国改变了宣传策略,在上海电台的“名医坐堂 ”节目中专心开设“ 防治癌症的科普知识讲座”。每次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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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一时打进来的电话此起彼伏,进而是余波荡漾,常常要在讲座后连续接到三百个左右电话的咨询。就在这样的最直接的倾听和最直接的交流中,一个抗癌新药的研制者完成了他与癌症患者群的成功的桥的对接。不。这是市场的对接!
这一年,天仙系列抗癌药在上海销售额高达一千万元。
这一年,“上海振国肿瘤防治研究所有限公司”成立。
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听说王振国又来到上海义诊,康铁刚特意赶到上海科学会堂。他不是来看病的。他悄悄地坐在癌症患者等候的队伍里,透过明净的玻璃窗,专注地望着里面的王振国怎样看病,怎样和病人交谈。时间,虽然已过去了一年,可他至今回忆起5月10日这一天,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我见到王教授的第一面,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亲切、平易近人和对病人的这份耐心细致。我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对我却这样好,这发自肺腑的一声‘大哥’,真的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感动和激励。”
他擦着脸上不由自主地流下的热泪:“这才是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大夫!”
第二十三章
王振国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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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铁刚依然虔诚地坐在长椅上守候,望着屋里的王振国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郑州,有一个人也这样地坐着,也许坐着等待的时间太久了,他悄悄地站起来,走向靠近窗子的地方,从侧面的方向,像康铁刚一样地注视着诊室里的王振国大夫 。只不过这样的一刻要提前到五年前——1993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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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郑州铁路技校的王枢伦老师,第一次走近王振国大夫的时候,眼神里充满着渴望和焦急,还有些许隐隐的不安。
他是早上7点提前赶到这里的,还是排了个“23号”。他这样地站着有八九分钟吧,又沉默地回到他刚才坐着的长椅上,不时地低头看着腕上的手表。
等待的人流渐渐向前涌动着。趁着他焦急等待的间隙,让我们去认识一下他的妻子。
周秀英,也是郑州铁路技校的老师。和丈夫不同的是,她从二十六岁到四十二岁,整整与病魔和医院打了十六年的交道。记得是1984年,医生清清楚楚地告诉王枢伦:“你妻子的肝硬化已经转为肝癌了。”那一刻,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漫漫的两个“八年抗战”,最终收获的是如此无奈的结局。“不要再瞎跑了,想吃点啥就给她吃点啥,你已经尽力了啊。”大夫的宽慰,这宽慰后的画外音,他都听得明白啊。可是他从噩耗中惊醒的刹那,他心中的全部念头依然是:“我要让妻子活下来!”
劫难并不因此放过他们。
1991年10月的一天,他因为胃癌去医院看病,诊断为胃窦癌,必须尽快施行手术。可是,这时候家中又偏偏收到岳父病危催女儿速归的电报。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天气阴沉沉的,好像上苍也在为他们危机四伏的家庭和接二连三的不幸而哀伤。他和妻子都哭了。她是为垂危的父亲流泪,她是为挚爱的丈夫流泪。而他,一个原本全力挽救妻子生命的丈夫,现在竟然变成同样需要被人挽救的生命;一个柔情宽慰着丈夫的妻子,却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其实早就是和丈夫同样的绝症。 天啊!如果谁不是置身其中,谁能咀嚼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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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的一种摧残一种压迫一种无法承受又无以言说的辛酸与苦涩呢!他们哭着各自上了路——妻子赶到宝鸡与七十八岁的老父亲匆匆见上最后一面;他则住进了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待着手术台上与死神的一搏。
丈夫11月11日做了手术,当月28日出院。那时候,妻子的病情也恶化到了崩溃的地步,肚子鼓胀得小山一般高,躺下来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大儿子在河北工作,二儿子在江西读书,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孤零零地你陪着我,我伴着你,似乎只有时钟的“滴答”声,在随时提醒着他们生命的延伸……
清楚地记得是12月24日,丈夫去学校借来辆三轮车,又拉着妻子上路了。依然是这家那家医院地寻觅,依然是这种药那种药地尝试。一个癌症患者手术后休息不到一个月,一个手术后体重只剩下九十斤的男人,吃力地,近乎步行般缓慢地骑着三轮车,拉着同样身患癌症的皮包骨却偌大肚子的女人,这是怎样的一幅凄凉的情景呀。
丈夫手术后胃部一直反应强烈。骑着,骑着,胃液不住地涌上来,他便一边吐着酸水,一边随便地抹一下,仍不停地往前骑着。12月份是郑州最冷的日子,那吐出的残迹顷刻间便结成了冰。有时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停下车来,蹲到路边一连串地呕吐个没完。每每遇到上坡路,他又说啥也不让妻子下车,却是他下车后,一步一步像拉纤似地向上使劲地拽着。那段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关口。那种情景,妻子什么时候只要闭上眼睛,就立时显现得异常清晰。太难了!那个时候,她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可是,为了丈夫的绝不放弃,她这句话怎能说得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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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妻子这些年受的苦,并不比丈夫吐出的酸水少;妻子的生,也要比丈夫活得更为艰难。她肝部的腹水始终下不去,必须间隔不长时间抽液一次,每次抽完,都要像上刑似地在腹部一圈圈地紧紧箍上绷带。可是没过几天,带子还是被撑开了,系不住啊,肚子又大起来了。即使这样,她仍然坚持去广场晨练,做健美操,“蹦迪”。一次,旁边的陌生人好心地劝告她:“你还不小心点,都快生了,还这么使劲地跳!”听到这话,她的心里该是怎样的酸楚,脸上却要尴尬地挂着感谢的微笑。1993年春天,她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病是癌症。有一次,刚刚喝下熬好的汤药,即刻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丈夫看不下去了:“赶紧叫救护车吧。”一边说着,一边眼泪“哗哗”地顺着脸颊滚下!
……此刻,王枢伦又一次站起来。这一次却是循着门口的一声召唤,略带几分拘谨地坐到了王振国大夫的面前。
王振国仔细地为他检查着。这检查的时间有多长,王枢伦的视线停留在王振国眼前的时间就有多长。这是搜寻、企盼、等待;还是疑虑、这是揣测、这是不安。随着王振国的目光慢慢地从他以往的病历上移开,他终于看清楚了王振国眼睛里的清澈与沉静。
“这样吧,”王振国把开好的处方放到王枢伦面前,声音也轻轻的:“我听这里的人说了你们夫妻的事儿,如果你信得过我,可以把妻子也领来,我给她也看看病。不容易呀,命运对你们夫妻实在太不公平了。”
王枢伦点头答应着,一时间只觉得心里头敞亮了。他这么多年里见过的大夫少说也有上百人,可今天第一次见到的这个王振国大夫 ,让他感觉着有些特别,特别是王振国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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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句话,他们夫妻俩不知在心里说了多少遍——你想想,中国这么大,能够称得上“癌症夫妻”的有几人,这样的概率偏偏就叫他们夫妻遇上了,他们能不仰天长叹吗?可是今天,面对面地听这个大夫说出,自己这心里自是翻腾着一股别样的滋味……究竟是什么?突然而至的思绪,让他还很难马上梳理得清楚,他只是突然间想伸出手去,和王振国大夫紧紧地握一握。这在他多年与大夫的交道中,是为数不多的一股子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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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王枢伦夫妻开始一块儿服用“天仙丸”。
两年以后,丈夫又一次住进医院,大夫告诉他是前列腺增生。可是,妻子周秀英本能地警觉会不会是癌症转移了?怎么办?必须到权威的大医院进行复杂的血液检查,才能够回答她的疑惑。
那一天,下着瓢泼似的大雨,她带着丈夫的血样艰难地去大医院求援,可人家不同意接收血样。那一刻,她恨不得要给大夫跪下了。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了,并告诉周秀英:“明天下午两点来看化验结果。”
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她早早地去了。心跳加速,那种既想赶快知道结果又怕听到无情的宣判的矛盾心理,使她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火烧火燎般左右难捱,又如履薄冰地小心翼翼般惊慌无助。
大夫直到下午两 点十五分才来。她赶紧接过化验单,薄薄的一沓,少说也二三十张吧。可查了一遍,又查了一遍,再查了一遍,一连三四遍了,却怎么也找不到“王枢伦”这个最最熟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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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她找到大夫:“帮帮忙,我实在找不到了。”
只见大夫变戏法似地,从那一沓化验单里眨眼间便扯出了她需要的那张,生气地扔给了她。
她紧张地注视着。
“大夫,我弄不懂,这化验结果,到底怎样?”
“没事。”
她不相信。又问了几遍。
“没事就是没事。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呢?难道非说有病你才满意啊?”
那一瞬间呀,她的心,仿佛有千吨巨石从高空坠下般轻松,轻松得难受,她终于放声哭了出来。转过身子,还只走了几步,就不行了——瘫坐在离化验室不远的楼梯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足足有半个小时,她才慢慢站起来。围观的人们问她:“你为什么事哭?”
“我真感谢上帝,我老头确诊了,这回他不是癌!”
这样的大悲大喜,这样的喜极而泣,这样的情景,也许只有这世间的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人,才会淋漓尽致地体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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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是什么?美国国立肿瘤研究所曾以非常有趣的方式说明癌症:“所谓癌症,就是细胞的异常增殖而导致的一百多种疾病之总称。”因为从细胞学观点看:癌症是一群杂乱无章、群龙无首的只会吸取营养而不能成熟地履行职责,又不懂自我节制只管无休无止地增殖和无序地分裂而霸占空间的不务正业的异常的细胞 。其实人体内每时每刻都有一些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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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产生,幸而我们体内有完善的免疫监视系统,及时把它们消灭掉了。但一旦人体机能受到诸如疾病、忧虑过度、精神创伤或年老等打击,而被影响和破坏,这些不正常细胞就会“趁虚而入”,迅速“占领山头”而扩展势力范围,直至最终形成癌症。
那么,我们的癌症患者又是怎样看待它呢?
以一本《生命的留言》和永远灿烂的葵花,坚强地告别这个世界的陆幼青,这样的写道:“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有点像生了个败家子,纵使你万贯家产,总有耗完的一天。让一个人耗尽精血、用尽体能而死。”“癌症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它坚定不移、日积月累、聚沙成塔地对着你侵削剥蚀,从肉体到精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发觉自己控制不住地每天丢一样东西,他心里的失败感就会有多强。”
在陆幼青看来:“癌症是真正的惩罚。”
是呀人生在世,谁都难免生病,世上疾病也无数种,可是没有那一种疾病比癌症更深刻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了:从肉体到心灵,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癌症,它绝不单单是致命的疾病,它且令癌症患者如同惊涛骇浪中漂摇的小舟,在不断的恐惧、愤怒、焦虑、痛苦、希望和沮丧的混乱交替的颠簸、倾轧和煎熬中被最后无法抵抗的摧毁。这是一股残酷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亦强行俘虏人们闯入一个未知的领域。难怪,古希腊的一代名医希波克拉堤斯要以“螃蟹”(希腊语Carcinona)一词作为“癌”的名称了。你瞧吧,那五对短足,叫人一下子联想起肆虐的癌细胞的扩张;那甲克表面的坚硬,那双钳铲齿般的尖利,那瞠目怒视的得意 , 那十爪横行的霸道,都活生生是对人类的一种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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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嘲弄,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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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挑战是残酷的,残酷地压迫着人在最初“知情”后,无论有多么的坚强,都常常不可避免地坠入绝望的深渊,有多少病人还没有开始治疗,精神就已经崩溃了。
还是1993年的冬天,王振国去山西太原义诊。这一天,来了一个女病人,患的是乳腺癌。三十五岁手术后,医生告诉她,也就两三年生存期了。这时候,她的儿子才十岁,自己刚刚被提拔为副处长。可是,这所有的美好的灿烂的一切,都因为这个可诅咒的癌症而光明不复了。
她坐到王振国的面前时,只顾低着头摆弄着手指,沉默无语。王振国问她一句,她勉强地回答一句。再问她一句,她不知怎的突然间发作了:“大夫,你看病能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判断,少问我几句,行不行啊?”一脸的沮丧和黯然。
王振国平静地迎着她烦躁的目光,一直等着她没头没脑地发泄完毕,才温和地对她说:“我建议你服用天仙丸,试一试,我这里还给你拟定了一个五年期的康复方案。”
病人态度仍明显的冷淡。
“还有,像你这样的病情,我觉得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效果会更佳,我建议你不要排斥西医的化疗和放疗,做得适量有好处的。”
“不做!化疗吃不消,放疗受不了!”
撂下这短促的、硬梆梆的十二个字,她多一句话也不肯再说,拒绝地离开了诊室。可就在走到走廊尽头时,她突然又返了回来,冷丁地问了一句:“大夫,你告诉我实话,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心里也要提前有个准备 。”说这句话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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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神是那样的迷茫和无助。
作为一个医生,王振国曾经多少次面对这样的提问,他知道自己无法也不应该打保票。但是,一个癌症患者如果不能首先从恐惧和绝望的心理障碍的阴影中摆脱,她就永远也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他想了想,一改平素的温和,用一种几乎不可质疑的充满着威严的语气说道:“我想,你是不可能死于癌症的!”
病人惊呆了。她看来对这样的回答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片刻后,她突然笑了,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不是!”王振国依然毫不含糊地回答她说,“请相信我这个大夫的话。不过,这需要你积极配合大夫进行治疗,要坚持科学用药。”
第二天,谁也没想到,这个病人又来了,还带着她的宝贝儿子。她说:“王大夫,我今天来,是要感谢你。可是,我不感谢你的药,我要感谢的是你的一句话,是你告诉我‘死不了’,这句话给了我心灵无比的震撼。我相信了。告诉你,王大夫,我明天就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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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从1993年开始国内巡回义诊,到了1999年,光是王振国亲自看过的癌症患者有多少人?五万人。1997年前,平均每年看五千病人;1997年后,则上升为每年看一万病人。
这一年的3月,王振国又一次出现在昆明。
上午八点钟,走进诊室的第一位患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乳腺癌术后复发。是她的老伴陪同来的。
往椅子上一坐,解开胸前的衣扣,有一股腥臭挡不住地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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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开来。旁边的护士赶紧递过口罩和胶皮手套。王振国接过来,又随手搁在了一边。
王振国拿起镊子,小心地揭开病人胸前的纱布,眼前,一串串葡萄粒大小的肿块不规则地分布着,红肿,流着脓血,溃烂得有的深处都触及到了骨头,眼镜仔细地看着,白赤赤的。
王振国不禁抬起头来,看到老太太满眼的忧伤都在眼眶里打转。
他小心地消毒处理后,一只手往肿块的边缘触去——病人本能地躲闪了一下,说:“大夫,你还是戴上手套吧,你不戴手套,能不能感染你呀?”
王振国摇摇头,说:“没关系的,大娘,我这样检查着,心里会更有准头。”
病人也摇摇头,不安地说:“我都走过几家医院了,人家看一眼都嫌臭。大夫,只有你还要用手摸一摸。你这样做,我这心里真是不好受啊,你这哪里光是看病,你真比我的儿女对我还要亲呢!可是,大夫,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夜里闭上眼睛,有时真想一死了之,省得连累一家老小都不得安生。”
老太太还是摇着头,感慨地说不下去了。
“大娘,你千万不要悲观,我琢磨着给你专门配制一种外用药,首先让创伤尽快愈合,你看好不好?”
老太太笑了:“大夫,你真能治好我的病?”
王振国这时候站起身子,让一直悲痛地站在老伴身边的老大爷赶紧也坐下,他说:“大娘,既然你们能把我看作亲人, 就像相信儿子般地相信我吧,我会尽力的。两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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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外用药如果不见起色,我还会给你想新的办法。”
老太太激动地站了起来,拉着老伴的手摩挲地说:“终于有一个大夫说我有希望了。”
这时候,王振国看到老太太身体虚弱的样子,又给她开了一个食疗的偏方,用熟地、大枣、女贞子、黄芪和鸡一起熬成滋补汤喝。王振国嘱咐道,一定要坚持多喝一段日子,会有很好的补气养血功效。
第二个病人四十多岁,是附近城市一家企业的厂长。他是躺在小车子上送来的。车子停到医院门口时,四个人又赶紧用一副担架抬着进了诊室,还前前后后簇拥着十几号人,兴师动众。
王振国看过他的病历,肝癌,已经出现腹水。他沉吟地瞧着躺在床上愁眉不展的病人,说道:“你的病确实很重,但要我看,你即使死了也够本了,瞧你又是车又是担架的,有人抬着有人跟着,来这里看病的病人,有谁能像你这样的福份呢?不过,要我说,你的病还根本没有重到不能走路的地步,完全可以不用担架抬嘛!”
说到这里,床上的病人使劲将胳膊往下支了支,也许想挣扎着坐起来,旁边的人赶紧上前帮忙,让他换了一个侧卧的姿势。
“你瞧,你的员工对你多照顾,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还能对你这样,说明你这个厂长很得人心的。可是,你清楚不,他们关心你,是希望你好好活下来,活着把这个厂子搞得更好,也好让他们有个更好的依靠。你想到过这些吗?你想到过吗,如果你自己没信心,就是华佗此刻站在你面前,也是照样治不好你的病的。你说,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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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床上的病人无声地流下了眼泪。旁边的员工也都被王振国这一番情真意切的话语,感动得直抹眼睛。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厂长看完病后,坚持着自己慢慢走出了诊室。
王振国无言地看着,看着这虽然缓慢却是终究落到了实处的脚步。
这天中午,王振国只吃了一点盒饭,仅仅用了十五分钟,又继续给患者看起病来。
下午的病人中,有一位是扬州的房地产公司老板,食道癌。他本来知道王振国一个半月后将去南京义诊,但他还是觉得等待的时间太漫长,他和妻子一道飞来,专程来找王振国看病。
他执意要送给王振国一个一万元的“红包”。
王振国坚决不收。
他疑虑地问道:“王教授,是不是我的病没法治了?”
王振国回答他:“我给你治病,只因为我是医生,你是患者。我不收‘红包’,可一样要为你拿出最好的办法治疗。请你放心,我这就告诉你我的手机号码,你治疗、用药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来。”
听到这发自肺腑的质朴的话语,陪同他前来的妻子当时就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她说:“我们已经跑过不少医院,你是我们遇到的为数不多的不收‘红包’的专家。”
王振国听了人家的这一番赞美,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下午四点,一天的义诊终于结束。休息片刻,王振国便要赶往机场了。这时候,一个在医院诊室门口徘徊了许久的女孩悄悄地推开了门,悄声地说道:“ 叔叔,我能不能和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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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话呢?”说着,她“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哗哗地说:“叔叔,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这一刹那,仿佛就是二十七年前那令人揪心的一幕的重现。他赶紧扶起女孩,让她坐下来慢慢说。
原来,女孩叫任晓莉,家住贵州省盘县盘江镇胜江村一队。她十八 岁,刚刚高中毕业,没有工作,弟弟念初中,父亲瘫痪在床,全家四口人就靠着母亲干活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可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在不久前被诊断为宫颈癌。她们借了一万元钱从贵州赶到云南省一家医院做化疗、放疗,结果钱花光了,肿瘤却没有消失,无奈之下,只好准备回家等死。就在动身前,她突然从报纸上发现了王振国前来昆明义诊的消息。
这时,王振国从衣兜里掏出五百元钱,递给女孩,说:“拿上它去给你母亲取药。我一共给你开两种药,你好好带上吧。”他又似乎想起了什么,接着说道:“我再给你写一张条子,如果你母亲服药后感觉疗效不错,你就将它邮到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找孙全祥院长,他会按时免费给你母亲邮去药品的。”
女孩似乎愣住了,好半天才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叔叔,你不会骗我吧?”紧接着,又是不着边际的一句:“叔叔,你这条子真的好使吗?”
王振国笑了:“孩子,你放心吧。要不,你现在就在这里往通化打个电话,听听对方会怎样答复你。”
这回,女孩相信了。她终于相信了这个社会上还会有这样的好人。“我母亲有救了!”她毫无顾忌地大声地一连喊了三遍, 那被压抑了好久好久的少女的天性一朝爆发,快乐得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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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去机场的路上,王振国又顺道做了一回“不速之客”,去看望一位拒绝手术、拒绝服药的乳腺癌患者。
她四十二岁,自从被诊断为乳腺癌后,接连吃了一个月的安眠药,再就是每天不停地为十三岁的孩子做着手工,准备下了足够孩子五年穿用的衣服,按春夏秋冬四季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一个特别为孩子备下的大衣柜里,然后无奈地等待死亡。
王振国从办事处的员工那里听到这件离奇的事情。他让办事处抓紧安排一下,他说,他一定要去看看这位“母亲”。
门被敲开了。走进屋子里的第一眼,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装满着春夏秋冬衣物的大衣柜上。柜子的门是透明的。目光越过透明的玻璃,看到玻璃后面的春夏秋冬的衣物,此刻仿佛都在生动地飘舞起来--那一刻,王振国觉得鼻子酸酸的,酸楚得直想落泪。“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这时候,才开始好好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主人。
女主人长着秀丽的身材,个头不高,一眼看上去很“小鸟依人”的那种美。许是在屋子里呆得太久了,脸色明显有着一种病态的苍白。
王振国张口说话了:“看到你为孩子准备的这些衣服,我真的觉得,应该为你的孩子感到骄傲和幸福。”
紧接着又是一句:“可是,你能够为孩子准备这么多,为什么你不能为自己打理一下,哪怕是做出一点点努力呢?”
女主人勉强地挤出一丝苦笑,问王振国:“做,还有用吗?”又仿佛喃喃自语的,“对于我来说,死神在每个人的最后时刻都安排了一段孤独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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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王振国接着她的话头,不依不饶地说,“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身边是相濡以沫的丈夫,你想想,你应该说孤独吗?说穿了,你是害怕孤独。你想想,你就这样无奈地走了,你能对得起谁?你觉得为孩子留下了这么多的衣服,尽心尽力了,可是,你能给孩子留下温暖,留下慈爱,留下欢乐吗?你这是把孤独留给了孩子,你能够就这样放心地走吗?”
一连串的责问,一连串的敲打,一连串的启发,一连串……不,是一连串的热泪,打湿了她的脸颊,也湿润着她一颗干涸的心!
王振国接着因势利导地说:“我认识一个病人,他六岁就得了癌症。别人说他活不过十六岁,后来说他活不过二十六岁,再后来说他活不过三十六岁……可是,他今天已经活过了六十六岁。我曾经问过他战胜癌症的秘诀,他说,‘很简单的,别人成天都在议论着我的死,我这心里还会怕死吗?正因为我不怕死,我才有信心战胜它。’所以,你不要吃安眠药了,只有你自己心情放松了,给自己一张笑脸,你才能真正踏实地睡个好觉。”
她终于笑了。
那天,王振国还特意给她讲了一个“开花的脸”的故事。
“说的是一个卧床十四年的残疾女孩,十四年里,她为自己终日坐着而不能健康行走而愤慨。她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我早晨洗脸是一天的开始,晚是洗脸是一天的结束。’她在写给自己的日记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脸上长出青色的苔藓。’
“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整日都生活在一种湿漉漉的空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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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上能开出漂亮的花朵吗?
”
“很简单,不能的原因就是培植花朵的土壤没有了。
“
“她的父亲是个农民。农民所能做的就是开垦土地。她不知道,父亲用他的锄头如何能抹去女儿的悲伤?
”
“可是,就有那么一天,父亲用他的锄头在她的窗户外面挖呀刨呀。
”
“她说:‘父亲,你要做什么?’
”
“父亲说:‘我要种植一棵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开花的脸。’
”
“脸能种植?还能开花?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她看见父亲找来锄头,先用锄头刨开石子,然后,又跑到很远的地方担来粪土,就像做棉被的师傅絮上棉花那样铺上厚厚一层。然后,再在上面撒上花子儿。
”
“父亲撒的是葵花子。
”
“过些日子,到了早晨,打开窗户,她看到的不光是今天天气晴朗,她还看到了一棵棵小苗正拱出土层,它耸动着‘肩膀’一天天长大。
”
“突然就有那么一天,她打开窗户,看到的真的是一张笑脸,一张恰似圆盘一样的笑脸。
”
“那脸在她每天打开窗户的时候准时冲她微笑。那微笑簇成一团大花刻在她的脸上,至今,人们见到她都说她有一张开花的脸。
”
“这脸是她的父亲用泥土培植出来的。”
故事讲完了。静静的,许久许久,女主人——不,是王振国的病人,才从满面泪水中抬起头来,她小声地问道:“你能告诉我这个可爱的女孩的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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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孩叫张玉真。我其实也不认识的,我是被女孩用笔讲述的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才想起也应该讲给你听的。”
这时候,她不再言语,轻轻地走到窗边,轻轻地推开窗子,外面——外面已经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这场艰难的谈话整整进行了四十分钟。病人终于笑着答应抓紧时间做手术,然后找王振国服用中药治疗。
王振国走了。当他走到街口,又一次回过头来,望着六楼窗口的她,还有她的全家人,依然远远地挥着手,和他依依惜别……
第二十四章
希望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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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王振国从昆明奔往郑州。只停留了两天,又不停蹄地直飞沈阳义诊。
这天下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带来一张CT 片,也带来了他们卧床不起的父母“请王振国到家里给看一看病”这个人生中最后的愿望。
王振国问起他们的住址。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是远在两百多里以外一个偏僻的乡村。
在没等王振国露出为难的神色,两个年轻人已经感到再难启齿,但他们还是鼓足勇气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父母已经多次昏迷过去,但只要醒过来,每天总要念叨起你的名字,说能不能找王振国救我一命。我们也知道这病没法治了,但只想请到母亲最信任的医生当面给看一看,也算尽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一片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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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去了。先是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出租车,一直开到前面再没有能过去的大道了。又坐上了当地农民专门走乡道的毛驴车,三个人坐一架车,花了六元钱。就这样,曲折颠簸地又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老太太六十来岁,已经是病入膏肓。她使出全身的力气握住王振国的手说:“我吃了你的药死了,也是治到家了。因为我相信你,我看到了许多介绍你的文章。”
说着,她从枕头底下颤巍巍地摸出一本书来,是一本不薄不厚的的《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我看完后,又让儿女们看,我要他们都像你学习。能把你这个名人请到乡村来,这是我一世修来的福分。我今天有了你的药,死了也安心闭上眼睛了!”
说着,老太太吃力地往炕头挪动了一下,非让王振国坐下多聊一会儿,她说:“大夫,你坐近一点儿,让我好好看看你。”
王振国清楚自己回天无力。他留下十贴蟾酥镇痛膏,和十盒天仙丸,他悄悄对老太太的儿女们说:“我也就能做到这些了。如果这会是你母亲人生的最后一个安慰,那么,这也就是我心里的安慰了。”
无独有偶。三个月后,王振国来到石家庄。火辣辣的天,透不过一丝凉风。可是,有三个儿女模样的人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从上午十点一直痴痴地等着,说非要等到王振国给患者看过病后,好接他给他们的父亲看病。
已经到了中午,可是谁也不肯去吃口饭,晒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望在眼里的王振国不能不感动得在心里默默地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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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累了一天的王振国跟着他们匆匆上了路。从石家庄到张家口附近的一个小乡村,小车足足开了两个半小时。感动得那为“父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一个劲的抹着脸上的眼泪。这天晚上,当王振国返回到石家庄时,都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办事处的员工还在等着他,看到他疲惫不堪的样子,心疼地劝他说:“所长,你就是心太软,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去了。”
王振国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他说:“真的很累了,累了大劲反而没有睡意了。这样吧,谁叫你们是我的员工了,就陪着我在这里多座一会儿,我不发加班费,奖励给大家一个故事吧。”
那是在“文革”年代,一个知青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们连队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右派”,大家对他都很歧视,特别是这个知青对他更是刻薄。有一天,沙漠上风暴骤起,扬长而来,刮得这个知青迷失了道路,走不回家了。大伙赶紧分头去找,找到第二天,仍然没有寻到,便只好放弃了。只有那个“右派”拿这个手电筒,还坚持着继续寻找。到了第三天,这个知青累的实在走不动了,趴在冰凉的沙子上心里想,完了,今晚即便不被狼吃掉,也要渴死在这里了。可就在这时,他抬眼一看,对面的山头上有一束微弱的光亮闪烁着,他拼劲全身的力气使劲地喊着:“喂!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呢!”对面的人终于听到了他的呼救声,摇晃着手电筒向他跑来。他太激动了,什么也不顾地和来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间清醒过来,黑暗里摸索着刚才被他激动中打掉在地上的手电筒, 他要看一看,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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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到底是谁?原来救他的人竟然是那个“右派”。他惭愧地低下头去,说:“我平日对你那样的不好,为什么别人都放弃了,你还要坚持不懈地寻找我,救我?”那个“右派”只回答了一句话:“我救你的想法很朴素,因为你是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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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个生命被悄然亮起的“红灯”挡在了十字路口。
她叫孙玉晶,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镇的农家女子。爱人从粮库下岗后拉着三轮车打零工每天只能挣上十多元钱,她含辛茹苦支撑起一家小小食品杂货店。他们算计着,到了1998年年底,就差不多把结婚时和给孩子治病欠下的五千元债务都还清了。到那时,全家人都换上一套像样的衣服,好好享受一下没有压力的轻松。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的丝丝缕缕编织起的一个家的追求和梦想,却在1998年6月,在二十七岁这个人生最灿烂的季节,被骤然间冷酷地“叫停”——她被黑龙江省肿瘤医院确诊为右支气管肺癌。
丈夫不肯告诉她真相。但从大夫“哎哟,才二十七岁呀”的轻轻惋惜声中,她其实隐隐约约什么都明白了。她走到医院的门外,蓝天下,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回到家里,她悄悄问儿子:“你说,妈妈会死吗?”还只有五岁的儿子告诉妈妈:“妈妈,会死。”幼小的心灵还没有学会安慰呢。可是,即使面对着丈夫的安慰,她能够说什么呢?
她因为肿瘤部位的限制无法手术,只好住院化疗。一天长达十四个小时的输液,伴随着呕吐、心烦和剧烈头痛的化疗反应。有一种减轻反应的药,很小的一片就一百五十元。她跟丈夫说:“我不用吃,我能挺得住。”其实呢,那可真是漫漫长夜黑暗中煎熬的感觉 , 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好像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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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漫长。实在难受得躺不住了,就让丈夫帮助提着点滴瓶一次次地上便所,心里想:走这一次,要是时间能过去几小时,该多好啊。
白天终于捱过去了。伴随着黑夜而来的却是赶也赶不走的一连串的梦靥:突然被惊醒,手一伸,顷刻间,一个穿白衣服的护士站在面前,长长的、粗粗的针管正恶狠狠地对着自己。承受不住的心灵的刺激。承受不住的肉体的疼痛。“挺吧,”她跟丈夫说,“咱们可说啥也得挺住啊!”
可是,化疗只进行了一个疗程,上万元的费用(那可都是借来的债务)便已经承受不住。为此,丈夫急着要去卖血,要去卖房。她咬紧牙关,两个字:“不行!”
她出院了。因为无钱,放弃了化疗。放弃了化疗,意味着选择了死亡。
那一天,她背着丈夫,悄悄地到镇上的照相馆照了两张照片。心想,我的头发就要没了,我也要没了,照张相片留作我人生最后一个纪念吧。照片上,她双手抚弄着心爱的长辫,身上是红红的艳丽的衣服。这是诀别,还是怀恋?这是珍惜,还是遗憾?记得结婚时她和丈夫只照了一张四寸的新婚照。可这次,她决定将两张照片都放大,花掉了三十元钱。
她将两张大大的照片高高地挂在家中墙上,好照亮她黑暗里的每一天。
那段日子,她还特别喜欢回忆,回忆起中学时代许多开心的日子来。记得,学校的花坛栽了许多花。一场急风暴雨,把花摧折得七仰八歪的。她对同班的吴金凤说:“我带木杆,你带绳子 ,咱俩下午把这些花都扶起来。”第二天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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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俩还特意早早赶来看花。花开得格外美,花开得格外香,让她感到有无数的生命在对自己微笑。
她最喜欢的一样东西是录音机。从小就喜欢,却一直没有钱买。她病重时,丈夫说什么也要满足她心底深处这个美丽的愿望。
她说:“买那种便宜的随身听吧,也就几十元钱。”
可丈夫说:“咱们不买小的,买一个大的。”
是丈夫带着她一块儿选的,一百五十元。还买了两盒磁带。录音机成了她生活中最好的伙伴。这在她眼里也是丈夫送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
她不甘心呀,不甘心年纪轻轻就这样了无痕迹地逝去,何况,在她心中还有着太多太多的牵挂。记得儿子六岁时突然发病,要做阑尾炎手术,可家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了。妻子看着丈夫,丈夫看着妻子,谁也没有言语。眼瞅着儿子肚子疼痛得挺不住了,方正大脸的汉子不得不出门想办法,可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一家家走过去,丈夫还是两手空空地回了家。能借的都借过了,借过的都没有还上,他这个时候又怎么好意思再张开嘴呢?这时,儿子疼得一阵阵地哭喊着。孙玉晶紧紧地搂住孩子。丈夫急了,却只能孤独地躲在院子里无声地哭泣……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丈夫开始变卖家中所有的东西,狠心借起了高利贷?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丈夫做出了将自家的两间土房抵押出去的苦涩决定?
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保住这个家,也要留住妻子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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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十点,孙玉晶疼得无法忍受了。万念俱灰中,她对丈夫说:“我不行了,你干脆给我打一针,让我快点儿过去吧,我这样活着也太遭罪了。”
丈夫一言不发的只是摇着头。就在这一瞬间,她心中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绝望、所有的不甘,像山洪暴发似地狂泻而下:“我不对呀!我还年轻,我还有父母、丈夫和儿子的牵肠挂肚,我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死,即使是死,我也要把它看作一个战场,不能让敌人轻松就把我打死。只要我还能站起来,还能够和它面对面,我就要拼尽全身力气打它一下!就是死,也要站立着死!”
没有生存的奢望,却有面对死亡的勇气。从这天以后,她时刻都在告诉自己:“不要躺下。只要能坐着,你就要站着;只要能站着,你就要走着;只要能走着,家里的零活你就干着。”丈夫不让她做,但丈夫前脚走出家门,她后脚照样我行我素。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擦擦抹抹。日子依然是清苦的。小锅里烧上水,蒸屉上热上饭,锅里的水开了,淅淅沥沥地下点面汤就算是饭了。有时,回娘家、婆家捎带点咸菜回来,对于他们,这已经是有滋有味的生活了。
风雨飘摇,但毕竟是一个家。
就在这时,她悄悄地往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寄去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王振国所长收”。她在信中诉说了自己不甘绝望的心情和家境。
这一天是1998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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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王振国在成都机场。
下一个目的地,是武汉 。然后呢?又是沈阳。如此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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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般地奔波,使得王振国义诊的间隙常常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有一个统计数字:王振国1995年前后平均每六七天坐一次飞机;1996、1997两年平均每四五天坐一次飞机;到了1998年,平均每三四天坐一次飞机了。这几年里,他的老毛病“虹膜结状体炎”一直都没有痊愈,像现在这样频繁地乘坐飞机,直接影响到眼压升高,血管充血。没有办法的,反反复复地治,又反反复复地犯。到了1998秋天,眼病愈发严重了。
9月13日,他来到沈阳,三天时间里看了三百多病人,也无奈地打了三天“点滴”。等赶到哈尔滨,刚下飞机,两眼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接他的人赶紧搀扶着他坐到车上,眼睛如同辣椒面拌盐花洒满伤口受刑般地疼痛。止痛药,不顶用;消炎药,不好使。只好半夜十点又打上“点滴”。第二天一早,大伙儿都逼迫他住院治疗。可这么多的癌症患者怎么办?有的患者竟然从千里之外的黑河赶来的。他狠狠心,让人在诊室临时加了一张床。他一边躺在床上打“点滴”,一边专注地听着出诊的教授向他口述病历,一边闭着眼睛伸出手为病人摸脉。有的“片子”讲得不清楚,他便强迫着自己睁开眼睛看一下,火辣辣地疼啊!有一百多病人都在等待着,看到这情景,有二十多人不忍心悄悄退去了。一些病重人和外地人赶来的排着队等待,谁也不出声,静静的,静静的等待。
一个老太太领着女儿走进门来,最先传入王振国耳膜的是不停的哭泣。
“你痛得厉害吗?”
“你怎么哭了呢?”
一睁眼 ,原来不是生病的女儿在哭,而是陪着母亲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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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直抹眼泪。
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
这天晚上,他回到宾馆,执意让跟来的人在门口分手,自己坐着电梯上楼了,走出电梯,然觉得周围似乎漆黑一片。停电了?怎么停电了,电梯还好用呢?疑惑间,感觉着自己已找了整整一圈,就是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可昨晚分明住在这里呀,分明记得清清楚楚。找啊,找啊,半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弄明白自己上错了楼层。漆黑一片中,他怎么也找不到电梯了。只好顺着墙一点一点儿地向前摸呀摸呀,到底摸到了那个方形的按钮,一按,电梯上来了!
就这样,硬是坚持了两天。
又上路了。从哈尔滨到吉林市,停留两天,又赶到长春。一天后坐车赶回通化,在那里有专程从日本东京赶来的食道癌患者关根进等候着。
还是病倒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心疼地给儿子熬了一碗滚烫滚烫的姜汤。妻子滕咏火急火燎地从珠海飞来了。看到丈夫红肿的吓人的眼睛,妻子在气头上在飞机上准备的那些话,此刻,也不知道从那里说好了。
“振国,你还记得那年接到天津‘实验有效’的来信吗?你一高兴掏出俩钢镚儿,要给儿子买两个冰棍吃。咱们的王磊咋跟你说的啦?‘爸爸,我不买,你还是留下钱作科研经费吧。’”
丈夫也不由的感慨起来:“可不,儿子那年才四岁,蹦蹦跳跳的讨人喜欢的样子,想起来似乎就在眼前。”
“可是,儿子今年都十八岁啦。”说着,妻子把一片削好的苹果塞进丈夫嘴里。
“今天3月7日,是王磊十八岁的生日,那一天,你在郑州吧?”
“嗯,”王振国点点头道。
“3月7 日,是我给儿子过的十八岁生日。那天,儿子和我说:‘妈妈,今天我过十八岁生日,咱们全家就缺爸爸一个人。过去我从来没有介意过。可是,我十八岁成人了,在这一天,我多想爸爸能在跟前,我多想当着爸爸的面,说出我一直埋藏在心中的心愿啊!’”
“什么心愿?”王振国做起来了,急着地问道。
“儿子说,他今年就考大学了。他本来要在十八岁生日时亲口告诉你的,他要报考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中医中药。他说,也要学你这样,学成后给老百姓看病。”
“好!好啊!”王振国高兴地从妻子手里抢过水果刀,他要给妻子也削个苹果,‘子承父业,真的不错,好心愿。’”
“亏你说好,你说说,你准备给儿子什么奖励?”
妻子似乎嗔怒地说。
丈夫认真地想了想,说:“明年……不,后年吧,儿子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守在家里。礼物嘛……不说了,保——密。”
妻子终于笑了。
“可是,”妻子笑后欲言又止。
“说吧,别吞吞吐吐的,今天我高兴,我,乖乖听话。”
妻子这回没有被逗笑。“振国,我知道,你给人看病是要紧的事,可是,自个的身子骨也要紧啊。”妻子一脸郑重地说,“振国,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学会悠着点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跟我说你的吗?说:‘你家的老公会不会当老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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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笑了,笑容瞬间就凝固在嘴边了。“我也知道,我这个老板是和别人有点不同,因为我时刻记着自己是一名医生,医生的责任就是看病。有那么多的癌症患者,在他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在他们生命濒临绝望的最后一刻,把生存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他是把生命都交给你了,他对你这个医生是多大的信任!
我可以不管,可以不急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最痛苦、最需要帮助的人,我能够帮一把,就是一把,不能留半截啊。”
说着,王振国顺手推开床边的窗子,外面,飘起了绵绵细雨。在绵绵细雨中的长白山谷,一只黑色的孤鸟,兀自用力地扇动着又湿又沉的翅膀,拨开沉重的雨雾和叠积的烟蔼,艰难却直线地飞行着。
王振国指给妻子看:“你说,它这样飞,是不是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是迟归的鸟儿?是迷途的鸟儿?它是要急着飞回去保护巢中的雏鸟,还是要寻觅丢失的伙伴?”王振国的思绪交织着,搞不清是在向妻子发问,还是凝视地喃喃自语。
鸟儿在王振国的视线里越飞越远了,它扇动的翅膀,缓慢有力,富于节奏,好像慢镜头里的飞鸟。他身体疲惫而内心顽强,它像一个昂扬而闪亮的音符在低调的旋律中穿行。
王振国心里忽然涌出一种类似的感觉,那种身体劳顿不堪而内心的火焰犹然熊熊不息的感觉。
他和妻子这样地一直望着,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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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晶的信发出十多天了 。有时,坐在自家幽静的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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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看着两棵蓬蓬的桃花树上碧绿的叶子,心里头愈发涌上的是层层的忧伤。有好几次,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从门前穿过,她都想上前问:“有我的信吗?”可是,话到嘴边,还是悄悄又咽下了。素昧平生的,这样的希望该是多么的渺茫。
孙玉晶没想到,这封信已经上路了,随同它寄来的还有免费的天仙五号抗癌药。回信是王振国的员工写的。在信的末尾处,有王振国提笔加上的很简单的一句话:
“寄去的药,赶紧服用。感觉着疗效还好,千万要来信,我们会继续免费寄给你的。我知道,你太难了。”
那一刻,孙玉晶读完信后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突然,她三下两下就拆开了包装盒。一次服用六粒,六粒棕褐色的天仙丸顷刻间捧在手上,捧在亮晶晶的阳光下——在她的感觉里,那是在盛夏凋谢的樱桃花失而复开,整个小院都清香啊。
孙玉晶仅仅用药四个疗程,经CT复查,三处肿块完全消失,体重也由用药前的五十公斤增加到六十一公斤。
生命的前方又一次亮起“绿灯”。
绝处逢生的孙玉晶,做下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黑龙江省广播电台记者与黑龙江省红十字会联系,要求自愿捐献骨髓和眼角膜。她在记者电话采访她时说道:“我是一个曾经饱受折磨的癌症患者,今天活过来了,自己没有什么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但我可以捐献我的骨髓和死后捐献角膜,以帮助那些像我一样饱受病魔折磨的人,以回报王振国大夫和社会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爱心不讲回报的,爱心却常常会听到它真诚的回声。
这一年的11月 ,王振国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给大学生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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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为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与校长的一次交谈中,听说有一个新生报到3个月后退学了,原因是学习中医药专业,将来前途暗淡。王振国当时非常受触动。他当即决定,出资在广州中医药大学设立“振国杯大学生优秀科研论文评奖”,并一直坚持数年。这一次,王振国作完报告后,台下照例有人提问题,有一个大学生问:“王教授,你人生中最崇拜的人是谁?”
王振国的回答是那样出人意料,以及那样出人意料的一个故事。
“那是1996年11月,我在成都义诊。有一天,来了一个在青藏公路上坐了两天两夜汽车才赶到这里的患者。这个人有五十来岁,是青藏线上某个边防站的站长。
“当我给他看病后说:‘你已经是胃癌晚期,必须抓紧了,最好住院治疗,否则,你的生命可能很短暂。’
“他问我:‘短能短到多少时间?’
“我说:‘可能只有六个月了。’
“当时他没有任何表情,说:‘好吧,你先给我开上三个月的药。因为我来一趟不容易,一路坐车颠簸,以后我可能不会再来了。’说着就要马上赶回去。
“我对他说:‘你现在需要住院治疗,不要这么着急地赶回去。’他说:‘过几天,就有一个车队要经过我们边防站。11月份大风雪的天,我不放心,路况不好,一旦出了事故怎么办?
“我说:‘不行!你必须住院治疗!’
“他说:‘大夫,你已经告诉我,我的生命只有六个月了。正因为我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才更不能躺在这里,我要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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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生命献给边防。我在青藏线当兵30年,我对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就是死也要死在那里,埋在那里。’说完,他就带上药走了。”
王振国讲到这里,嗓音有些哽咽了,他停顿了几秒钟,环视着台下熙熙攘攘的听众,动情地说:
“他走的时候,我站在医院门口送他,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好久,好久。虽然我现在记不准他的名字了,但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癌症患者,却是我人生中最崇拜的人!因为,从他的身上,让我真正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王振国的眼圈红了。
“记得那天,送走这个军人后,我告诉护士,让后面要看病的患者等一会儿。我闭上眼睛坐在那里足足沉思了十分钟,心里很难受,一遍遍地问自己:‘在中国,这样的人还会有多少?’同学们,我搞科研,我几乎跑遍全中国,给患者看病,我是有苦,我也有累,可是,再苦再累,还有这样多的名和利跟着!问问人家,人家一个患者有什么呀?”
掌声,真诚的掌声为真诚而响。偌大的会场,有许多大学生纷纷站起,他们要涌上台前,找王振国签名。
这时,有一个衣兜里挂着“随身听”、一只耳塞还塞在耳朵里的大学生,抢过了台下的话筒,他高声地问道:
“王教授,我不怀疑你对这个军人的赞美是真诚的,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才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这一代人对自己怎样看?你们又是怎样看待希望的?”
刚才纷纷站起的大学生们又纷纷坐下了,他们和此刻仍然站在那里的那个大学生一道,在静静地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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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朝着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要了一张白纸,在白纸上迅速写下两个大字,然后,用手高高地举起:
“囚徒!”
会场上许多人诧异地读出了声。一道道疑惑的目光瞬间聚焦,直视着王振国。
“是的,”王振国举着这张纸,向前跨出了一步,“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希望的囚徒,是我们的希望支撑着我们,是我们的希望激励我们成为应该成为的人。”
这时候,还是那个一直站着的大学生,又一次语出惊人,目光挑战而挑剔:
“那么,王教授,你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怎样看?你希望我们的青春也像你一样充满坎坷和苦涩,甚至是孤独吗?”
王振国迟疑着没有马上回答。他的目光徐徐地朝着台下看去,从第一排掠过,徐徐到后排,又徐徐地从后排回到前排。然后,目光笔直地迎着那个大学生,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地说道:
“我承认,是命运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的青春也必须苦难重重。我不希望青春被某一种方式囚禁,它应该是绚烂的,完全放开的。我不希望今天的青春岁月也都永远地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有人背它只是为了别人可以不背它。”
台下的大学生又一次纷纷站起,涌上台前,涌向王振国,找他签名。
第一个涌到身前的竟然是那个屡次讨教的大学生。王振国看到他两手空空,手中的笔迟疑着,没法落下。
只见他一下子脱掉外衣,露出里面雪白雪白的运动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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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弯腰背对着王振国:“王教授,你就写在我这件衣服后背上吧,我说你写,九个字……”
哪九个字?
“振兴中华!振兴中医药!”
第二十五章
为生命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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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月10日,这是北京冬季少有的一个寒冷的日子。然而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里,却欢歌笑语,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的一百名“天仙抗癌勇士”,以他们不惧厄运的微笑,别开生面地举办了“跨世纪贺千年庆新春聚会联谊”,从容描绘着他们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们在不约而同经历了人世间最凄凉、最悲惨、最绝望的一幕后,今天笑逐颜开、神采飞扬地站在人民大会堂里,从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赵南起政协副主席和他们的救命恩人王振国手中接过金灿灿的“天仙抗癌勇士”的金牌。
这一刻,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对准了他们。
这一刻,《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健康报》、《中国医药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和香港本港台、明珠台、翡翠台等中外五十多家新闻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有无数掌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如劈破坚冰的报春般的喜讯,如踏平崎岖的大海般的澎湃。喝彩!喝彩!喝彩!为生命喝彩!
为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永恒的魅力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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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铁刚来了。
孙玉晶来了。
山西太原那位乳腺癌患者来了。1993年她第二次见到王振国时,感谢的是王振国的“一句话”。而今,七年过去,她一直生活得健康和充实。这一次,她带给王振国的“感谢”,是她亲手编织的一件漂亮的毛衣,毛衣的图案是她精心选择的王振国的属相:“马”——昂首飞扬,骏马奔腾。
王枢伦、周秀英夫妻也来了。
周秀英现在已经退休,“大腹便便”的样子已成为历史,而随着肝腹水的消失,肝部肿瘤也奇迹般消失了。这一切都在服用“天仙系列”中药十个月后。丈夫呢,整整坚持用药两年之久,最后和妻子“胜利会师”。
他们见到王振国的第一句话:“我们夫妻俩等了多少年,到底幸运地等到了救命的良药!”说着,夫妻俩朝着王振国深情地鞠了一躬!
太多的感谢,让王振国应接不暇;太多的笑容,带给他的是掩饰不住的满脸的激动。
他眼圈红红地说:
“这些抗癌勇士们陆续来到北京,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活了!我活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啊,热泪盈眶。是的,对于健康人,跨世纪何等轻松;可对于这些癌症患者,跨世纪却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奇迹啊!”
1月10日上午10时,王振国站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云南厅,面对来自世界的中外宾客,面对着他心目中的百名英雄,他的讲话是那样的激昂和深情,他说:
“我是长白山脚下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 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竟使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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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向癌症这个恶魔挑战的念头,并作出了人生的第一个承诺。
”
“直至后来我才知道,这承诺是那样沉重,那样艰辛,又是那样令人难以摆脱。除了长白山这座巨大的绿色宝库之外,我几乎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经济的拮据、条件的简陋、资料的匮乏、世人的冷眼以及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然而,每当我的耳边响起那个被癌魔夺去慈母的女孩哀怨的呼喊,每当我收到为救助亲友而哭诉的信件,每当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患者被癌魔所击倒,每当人们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热诚而结实的手臂时,都激励着我不能动摇,不能退缩,只有继续向着既定的目标艰难地跋涉。
”
“1989年12月7日,当我登上布鲁塞尔领奖台,全场响起一片‘振国——中国’的欢呼声时,我心里明白,在十七年的征途上,鲜花与眼泪一样多,成功与失败的负荷一样重。
”
“让生命尽可能无忧无虑地延伸,这是人类最基本、最美好、也是最艰巨的渴望与追求,抗击癌魔是全人类的事业,我的成果理应属于全人类,但我的根基在长白山,在中国,在这片生我养我给予我智慧和勇气、我也曾为之流过血洒过汗的土地上。我愿以全部至诚、心血和智慧回报给这片土地,奉献给全人类。”
掌声响起来!
来自日本东京的关根进,这时候激动地拿起话筒。他就是王振国那年眼疾缠身、艰难的“北方义诊”后,执意赶回通化要接待的那位食道癌患者。
他最先在日本东京医大接受放疗和化疗,两三个月后,强烈的呕吐等副作用 ,使得他无法食用任何食物 ,他绝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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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生命已走到了尽头。这时候,医生认为除了手术再没有别的办法。但他拒绝了,他和妻子都希望找到一种天然药物治疗。是偶然上网时,他发现了王振国的“天仙液”。他持续服用二十天后,令医生都不敢相信的是,五六公分的肿瘤竟然消失了。但他的主治医师还是认为,他出院七个月内一定会复发或转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妻子那年一起专程来到中国通化,找王振国亲自治疗。
今天,他精神抖擞地站在这里,日本医生的预言又一次被神奇地打破。他送给王振国的礼物是一本记叙他如何劫后重生的经历的他的著作《被战胜的癌的宿命》。他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本书,让更多的日本癌症患者认识王振国,也认识神奇而博大的中国中医药。
掌声响起来!
一百名天仙抗癌勇士,扯着火焰般燃烧的巨大的“我们活了”的横幅,站在他们入住的龙潭饭店门前的雪地上,迎着扑面而来凛冽的寒风,迎着漫天飘舞的雪花:“我们活了!”“我们活了!”“我们活了!”
这样激情地喊着啊!这样忘情地喊着啊!
这是一群曾经邂逅死亡的人唱给生命的赞歌!这是一个矢志不渝的跋涉者献给生命的大爱!这一刻,王振国潸然泪下,他说:“在癌症患者的面前,我心头永远都无法摆脱那种沉甸甸的焦灼不安的责任感。我这么多年来,所以一直能潜心研究抗癌中药,是因为我知道,即使是一亿美元,也抵不过一个真正有效的抗癌处方。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是的,王振国第一次觉得,在这样的活生生的生命面前,自己真正是一个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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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晶是第一次来北京。这次来北京,还是好心的邻居拿钱给买的衣服。火车上两天两夜,她只吃了一根火腿肠、一个面包。1月11日,站在她从小就向往的圣地——天安门城楼上,眼前的天安门广场如此的壮观,如此的浩大,如此的美丽。
有一个女孩正悄悄地向孙玉晶走来。虽然,生活这时候打了个意外的“时间差”,让这个来自西北的女孩比来自东北的孙玉晶早到天安门广场三个月,但命运和爱注定了她们一定要相遇,而且,很快的……
这里,就让我们先听一听这个来自西北的兰州女孩发自心灵深处的悄悄的诉说吧——
我是在1984年金色的秋天降临这个世界的。年迈的爷爷告诉爸爸:“让孩子长大以后扬起她的风帆去闯吧……”于是我这个小小的生命有了自己的名字——杨帆!
童年的生活充满着单纯和幸福。那时候,我最喜欢童话故事,我喜欢童话世界里单纯美好的故事结局,我知道只有善良的小孩才会在遇到困难后,受到仙子或者精灵们的帮助,过上幸福的生活。于是那时候我便告诉自己:我要做个善良的小孩。
第一次看了一个不是童话的故事,那是我在电视里看《三国演义》,看到关羽在一次交战中被敌军毒箭所射伤,华佗为他刮骨疗伤,关羽竟不用华佗的麻沸散,而与人一边下棋一边让华佗进行手术。这一段让我大为吃惊!在课本里学过“坚强”这个词的含义后,这个故事便驻足在我的心里,隐隐约约地影响着我 。那时我心里想——不要哭,也许就算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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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坚强”吧——希望如此的简单。
过完第十个生日,看着左臂上别着已经换成三道杠的臂章,为自己成了高年级的学生而骄傲。然而命运并不安排“一帆风顺”的人生——忽然被医院告知我左腿部长了一个“良性囊肿”,需要做手术。
我穿着一件印有我喜欢的Snoopy图案的小背心,在1993年元月,被推进甘肃省肿瘤医院冰冷的手术室。医生、护士都穿着绿色的衣服,带上了帽子、口罩、手套,一个个只露出两只眼睛。这时我听见一个阿姨说:“这么小啊!”然后转向我,“你要求‘局麻’,要是疼了,你就哭出声吧,但不要动。”我说:“我能坚持!”可是,我刚刚闭上眼睛,一阵钻心的疼痛便袭来了,接着第二下,第三下……我的每个毛孔似乎都缩到一块儿了,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强迫着自己不要流泪,那一刻,我忘记了冷,双手抓在两侧的单子上似乎已经有些湿……
手术后第三天,爸爸忽然告诉我要出院了,可伤口的线还没拆,而且不是说好要住一周才出院吗?爸爸不多解释,只是用一块大布两头一绑挂在他的脖子上,把我兜在布里面,坐车去了机场,就这样抱着我上了飞机。两天后,我住进了天津一家医院。
又过了两天,妈妈说要给我打一个疗程的药。随着输液瓶里红色、黄色的药水徐徐地注入血管,我渐渐觉得恶心,胃里好难受,接着便是止不住地呕吐。值班大夫对爸爸说:“打一针止吐针吧,会好受些。”我摇摇头,“爸爸,我不打,我能坚持。”这时候,爸爸急忙解开衣服,指着腰里的皮夹,说:“ 孩子, 钱, 咱们有,亲戚朋友也给了咱们好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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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钱都是给你看病的。”说着,爸爸、妈妈都已经泪流满面。看着大人似乎哀求的眼神,我生病后第一次哭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费力地坐起,一扭头,竟然看见枕头上一层头发,我慌忙伸手去摸头发,只轻轻一捋,手里就是一大把!我冲着妈妈喊:“我的头发掉了!我的头发掉了!妈妈,快告诉我,我做的是什么治疗?”妈妈看见眼前的景象也呆住了,她默默地拾起枕头上那一把把头发,只是哭着…… 第二次扩切手术后没几天,春节便要到了,遵照医院的意见暂时出院,我们全家三口又回到了招待所。爸爸和妈妈天天以方便面为生,而为我悄悄买了一个小电炉、小锅,偷偷地做点面条、煮点鸡蛋为我增加营养,大年初一煮一袋速冻饺子就算迎接新春了。寂静的招待所里只有我们一家人。这是我自从记事以来最难忘的“春节”。
正月初十医院上班了,医生给我解开绷带除去纱布时,我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二十几厘米长的刀口,那时大腿已经是皮包骨头了。一刹那间,我想,我还能走路么?
1995年5月,我终于回家了。“我要读书,我要上学”的念头油然而生。然而虚弱的身体不容许我来回奔波,爸爸帮我买回课本,我只能在家一边按时吃药,一边自学课本上的知识,又坚持每天散步,逐渐改为骑自行车,慢慢地尝试练习跑步。一切的努力使我恢复得很快,期末我参加学校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一年的学业。
九月份我再一次走进向往的校园。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音乐与童话。我又重新开始练琴,半年后,我顺利地通过古筝业余七级的考试。我努力地编织着每一天的生活,继续担任着班长的职务,继续组织着学校大队部里的活动 。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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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那一年是我丰收的季节———全校演讲比赛我拿到第一;作文比赛我得第一;全市中、小学生硬笔书法比赛我获得小学组第一;全区绘画比赛我获得第二;期末第六次捧回了“三好学生”和“城关区优秀少先队员”证书;小学升初中我以高出重点中学录取线的优异成绩考入市重点中学。紧接着我又荣获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兰州市十佳文明少年”的称号。
1999年9月,已经升入初三的我,忽然有一天开始咳嗽,而且怎么吃药都不见效。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后,爸爸、妈妈突然对我说:“今年是国庆五十周年大庆,咱们全家到北京玩玩吧。”没有表情的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因为,那天大夫给我反复透视时几名大夫一起查看x光片的情景,让我似乎知道了一点儿什么。
中秋节,我们全家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度过的。我望着窗外,天上是又圆又亮的明月,我的心里却一片茫然。列车有节奏地行进着,我真不知道,迎接我的又将是一条怎样的路?我不知所措,为什么?为什么我曾深信不疑的童话世界里那些善良的人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我做错了什么?难道童话只能是童话,现实生活与童话里简单的幸福概念真就这么不相同吗?
当十五岁的杨帆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思虑重重的时候,二十八岁的孙玉晶也登上了一列火车,她不是去北京,她是听说了王振国这几天正在通化,她和丈夫双双赶来,一定要当面谢谢自己的救命恩人。从小就在乡村生活的孙玉晶,自然没有杨帆那样浪漫的、绮丽的童话世界的向往和企盼, 但是 ,就在她脚下的黑土地,生活却已经给她真实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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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个秋天的童话”。
而柔弱的杨帆,是在国庆节前一周到的北京,全家住在姥爷的一位战友家。爸爸在那位爷爷的陪同下去各家大医院遍访名医,为了找一个资深的教授给孩子看病而提前两天去排队挂号。可杨帆当时哪里知道就是那位全国知名的肿瘤专家,给了她最后的宣判:“腺胞状软组织肉瘤,现在已经双肺转移。这病,已经没有必要再花钱了。趁着五十年大庆带着孩子好好玩一玩,孩子想吃想穿什么的,就给她买,满足她一切要求吧。”
就是在那一天从医院出来,爸爸、妈妈带着她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眼前节日的五彩缤纷,少女的欢乐又洋溢在脸上。笑着一回头,妈妈正在揉着眼睛,通红的。
“妈妈,你怎么哭了?”
“是你爸欺负我了。”
她转而看着几天里突然两鬓斑白的爸爸,不相信地摇了摇头,探询的目光又一次朝着妈妈投去。
“噢,是风把灰尘吹进眼里了……”妈妈竭力地掩饰着,边说着边把系在脖子上的纱巾解开,转而蒙在脸上——那蒙不上的,却是一个母亲心底的绝望!
可是,不肯放弃一丝希望的父母,还是继续坚持着。
有一天,去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做血液分析。排着长长的队,空腹等到十一点,才终于轮到杨帆时,大夫却要下班了。
妈妈恳求的口气说:“给孩子做了吧,一早上就没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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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还没吃东西呢!”大夫一边说着,一边脱去白大褂,锁上房门走了。
杨帆早已没有了力气,头很沉,很痛。直到下午一点,嘴唇因为干燥裂开了几道口子。妈妈看不下去了,买了一瓶矿泉水让她喝,她也只喝了一小口。
好不容易等到大夫上班了。一位年轻的护士给杨帆抽血,扎了三次,长长的针头在皮肤上扎进去又抽出来,却始终抽不出血,杨帆攥紧的拳头已经彻底没有知觉了。她咬着嘴唇,只觉得眼前开始发黑。一会儿,她以为抽完了,低头一看,竟看到抽了一管子的血沫。
护士抱怨着她的血管,问她早上吃过东西没有?她老实地回答喝了口水。谁知护士竟生气地说:“谁让你喝的,抽血不能吃东西你不知道吗!今天不做了,明天再来吧!”
杨帆一听委屈极了,说:“阿姨,我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大半天我只是喝了一口水,不行,您就换这只胳膊再试一试?”说完,她急忙挽起另一只袖子。
护士看也不看她,麻利地收拾好针管,起身要走。杨帆再也忍不住了,摸着那只酸痛的胳膊,伤心地哭了……
这天夜里,杨帆怎么也睡不着了,她不禁回忆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
当时,她住进天津的医院后,医生迟迟不给进行第二次扩切手术。同病房好心的病友提醒道:“给大夫准备‘红包’没有?”爸爸说:“准备手术后再表示‘感谢’。”病友们拨浪鼓般直摇头,说:“那你们就等到猴年马月吧!”
于是,爸爸赶紧准备“红包”。一路上,爸爸都在不安地想如何才能送上去, 万一人家不收怎么办 ?结果呢,那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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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夫非常痛快地接过去了,随手揣进兜里,没有哪怕半句客气和推让的话,反而问了这样一句:“给我的助手也考虑了吗?”爸爸当时一愣,马上反应过来说:“都考虑了。”“那好吧,明天给你们安排手术。”
杨帆这一颗从小就在童话世界里浸润的美丽的心灵,又一次感到纯洁被戕害。在茫然和失望中,她这样愤懑地写道:
一次次走进医院的我,真不禁要为某些“白衣天使”的爽快、干脆而拍手叫绝!我为他们鼓掌!不过我喝的是倒彩!从那以后,一个想法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到最后根深蒂固——医院是最没有人情味的地方!这个念头被某些医生、护士独特的个人医德的表现越来越强化,让我没有推翻它的理由——如果让我只能用一样颜色形容医院,我首选“黑色”。在病人满怀希望而来,一心在医院“圣地”寻找生的阳光时,我们的“天使”站在光明处,却只是麻木地等着你挣扎着从黑暗里爬上来,这时候才伸出手来,说:“钱!”
就在杨帆一家人在这样的绝望中准备返回兰州时,偶然在报纸上发现一条信息:中国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王振国教授,前来北京劲松医院义诊。
杨帆这样记叙她第一次见到王振国的情景:
“ 三十六号”。终于轮到我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穿着白大褂身材高大的大夫。他就是王教授?我只觉得他很年轻,与父亲年龄相仿。他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他的一只眼睛蒙着纱布,我猜测是他的眼睛生病,却仍然坚持着为病人出诊。单凭这一点,我便把他和以前的许多“教授”分开了。
那天,王振国给杨帆仔细检查后,示意让孩子的妈妈留下。他一脸凝重的神色,说:“ 这孩子太可爱了,我怎么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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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办法把她救下!”说着,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我看,这孩子有希望……”接着,王振国又把杨帆叫过来,说:“孩子,我给你治病,你也要准备吃点苦,吃药苦,每天打针也是疼的啊。不过,你要坚持住,六个月,我一定要让你笑着来找我。”
杨帆使劲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微笑着。
旁边,爸爸激动得泪花扑簌簌地在眼圈中打转,他看着妻子,妻子也在看着他,两双眼睛彼此地对视着,火焰般升腾起希望的火苗……
杨帆去了陕西宝鸡的姑姑家养病治疗,她在服用的“天仙”药品说明书上第一次看到“癌症”两个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语啊!
那一刻,在遥远的东北,孙玉晶已经从同样的“可怕”中幸运地脱身。然而,因为治病,家里欠下四五万元的债务。现在,由于利息都还不上,人家收去了丈夫当时作为抵押的两间土房。“立锥之地”都没有了。面对着空旷的原野,孙玉晶——欲哭无泪!
这时候,又是王振国,从遥远的珠海寄来一万元钱,帮助她赎回已经失去的房子,还帮助她交了儿子上学的学费。“雪中送炭”。蒙胧的泪光中,孙玉晶依稀看到小院里的两棵樱桃树又窜出了碧绿的叶子,阳光下亮晶晶的,像自己的名字一样亮晶晶……
春天到了。
杨帆也长大了一岁,十六岁。在离开宝鸡回家前,姑姑带她去医院做CT检查,报告显示双肺斑点可能钙化……医生惊讶的目光, 姑姑欣喜的目光,杨帆激动的目光; 在所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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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交织中,杨帆冲动地要过姑姑的手机:“妈妈,我坚持下来了!面对癌症,我真的坚持下来了!”
她接着又拨了一个电话,北京劲松医院。可是,他们也不知道王振国此刻准确的行踪。可是——杨帆这个时候,多么想把自己的喜讯,与远方只见过一面的王振国叔叔分享:
“王叔叔,我听了你的话‘坚持住’。面对癌症,我真的坚持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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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是大儿子王磊二十岁的生日。王振国没有忘记自己两年前的承诺,他给儿子悄悄准备了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那是他在珠海海边散步偶尔拾到的一块黄褐色的礁石。拿在手里足有十来斤重。
这是一块造型奇异的礁石,整体略呈三角形。最初让王振国啧啧称奇的,是礁石的中间地带深深地陷下,仿佛一道呈沉积状的低低的山梁,而两侧开阔地顺势而起。捧在手里,这三角倒过来看,咋看咋叫人联想到,一只大鹏展开它冲天飞翔的双翼。
王振国珍视地瞧着手里奇异的礁石,耳畔仿佛响起鼙鼓般喧闹的涛声……可是,任由海浪岁月流年的冲刷——当潮水逐渐退去,礁石默默显露的仍然是不折的双翼,如此的“真我”本色。
王振国静静地注视着。他要把这块礁石——这份礼物送给儿子二十岁的生日,送给儿子未来的岁月。
这天晚上,是王振国家里“生日聚会”难得的一次“全家福 ” 。妻子在厨房轻松地忙碌着 , 王磊不时的跟着跑前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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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这家里最大和最小的“两口”,显得清闲,王硕撒娇地倚在爸爸身边,要爸爸现在就“招供”,等自己8月13日过生日时,会送给小儿子怎样的礼物?
王振国笑着回答儿子:“其实,我送给你哥哥的这份礼物,就含着你的一份。”
王硕不答应了,说:“爸爸,你可不能也学着‘偷工减料’啊!”
爸爸依然笑着:“爸爸说真话的。不信,你好好想一想,爸爸为啥要这样讲?”
王硕沉思地看着桌子上的礁石,一拍脑门:“明白了,爸爸,是不是因为我和哥哥的名字里,都有‘石头’?”
王振国高兴地拿起桌子上的礁石:“你才想的,对,但不全对。”说着,把手里的礁石递给了王硕,“你看看它的形状像什么?”
“像张开翅膀的小鸟呗。”王硕这一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所以,”王振国挥挥手,“你去把哥哥也招呼过来,我这就要给您们讲一个‘我要飞’的故事。”
“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百多年前,有一位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替别人放羊为生。
“有一天,他们赶着羊来到一个山坡上,一群大雁鸣叫着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并很快消失在远方。牧羊人的小儿子问父亲:‘大雁要往哪里飞?’牧羊人说:‘他们要去一个温暖的地方,在那里安家,度过寒冷的冬天。’大儿子眨着眼睛羡慕地说:‘要是我们也能像大雁那样飞起来就好了。’小儿子也说:‘要是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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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人沉静了一会儿,然后对两个儿子说:‘只要你们想,你们也能飞起来。’
“两个儿子试了试,都没能飞起来,他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父亲。牧羊人说:‘让我飞给你们看。’于是他张开双臂,但也没能飞起来。可是牧羊人肯定地说:‘我因为年纪大了才飞不起来,你们还小,只要不断的努力,将来就一定能飞起来,去你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两个儿子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话,并一直努力着。等到他们长大——哥哥三十六岁,弟弟三十二岁时——他们果然飞起来了,因为他们发明了飞机。
“这两个牧羊人的儿子,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这个晚上,王振国和儿子在饭桌上聊了许多。滕咏稀罕地做了一回听众——王磊都二十岁了,难得有几回过生日时和爸爸聚在一起,就让时间悄悄地陪他们吧。王振国一碗饭还没有吃完,王磊赶紧抢过去,又盛了一碗。本来已经饱了,但他还是欣慰地吃了下去。晚上七点了,王磊当晚要返回广州的学校。动身前,他亲近地走到爸爸跟前:“爸爸,我也有一份礼物,特别想在今天这个日子送给你。原谅我,只想在我走后才让你看到。”说着,儿子颇有几分神秘地递上一个小巧的长方形盒子。
盒子里静静地卧着六条透明的玻璃小鱼,玲珑剔透,都长不到二寸,金黄色的。压在一张折叠的蔚蓝色纸上。
纸上写道:
“爸爸,弟弟告诉我,你本来在两天急着要去长沙的,和你后来还是悄悄的把机票退了。我知道,爸爸,你是不愿意伤了儿子的心。可是,你虽然人坐在家里,但你的一颗心早已远飞了 。不错,我们家出门口就是海。但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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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门口的海边留不住你的,海太辽阔了,海太浩瀚了,海太博大了,在遥远的海那边,有一条,不,有很多条金色的小鱼在等着你……爸爸,你一定诧异,我为什么要送你六条金黄色的小鱼?爸爸,你看到我抄录在下面的故事,你就清楚了。这个故事是在我们大学任职的一位美国老师讲的,是他的一篇讲演稿。我听到他后,第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将它完整的讲给你——”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一边沿海边走着,一边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他们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近在咫尺。被困的小鱼,也许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发,这些小鱼都会干死的。
男人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边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地把它们仍回大海。这个男人停下来,注视着这个小男孩,看他拯救着小鱼们的生命。
终于,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你为什么还在仍?是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鱼扔进大海。”
“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今天,你们在这里开始大学生活。你们每一个人,都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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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学会如何挽救生命。虽然你们救不了全世界的人,救不了全中国的人,甚至救不了一个省一个市的人,但是,你们还是可以救一些人,你们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因为你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从此有所不同——你们可以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是你们能够并且一定会得到的。
在这里,我希望你们勤奋、努力地学习,永远也不要放弃!记住:“这条小鱼在乎!这条小鱼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王振国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拿起儿子送给他的金黄色小鱼,然后,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仿佛感觉得出它月光下轻盈的跃动……
他推开办公室的窗子,外面不远处就是大海。此刻,海面上没有跳跃翻滚的浪花,也没有争先恐后追着的潮头,在大海的博爱和包容面前,一切似乎都显得那样宁静和细腻——可是,在这无尽的海水温柔中,有谁能说得清,他蕴含着的无穷的生命和力量在平静中怎样悄然划过!
望着大海,王振国不知道怎的又回想起家乡的长白山。那么,我站立在长白巅,我能够看到多高?那么,我此刻屹立在南海边,我将会看到多远、多远呢?
第二十六章
海那边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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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山从朦胧的薄红中醒来,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东京,从一枝枝缀着粉红、紫红的紫薇花的馨香中醒来。这是1997年的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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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由美国癌控医疗协会主持的国际癌症治疗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替代疗法(手术、化疗、放疗常规疗法以外的疗法)新时代的到来和实践。会议特邀王振国赴会,并以“中国一号天仙液发明者”的身份,与十位美国、日本的自然、心理、营养疗法等替代疗法的权威们一同作学术讲演。
由于这期间王振国在通化诸事缠身,加上办签证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他通知日本方面自己难以赴会。日本健康学会会长中泽昭南先生闻讯后,当即赶到沈阳,向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申明:王振国教授赴日,是参加重要的学术交流,恳请迅速发放签证。领事一听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急请外务省大臣以特批形式准许王振国入境。为此,中泽昭南先生又连夜赶坐火车,从沈阳直达通化,接王振国马上动身。结果,拿着日本外务省大臣“特批”下来的签证,王振国终于在开会前一天到达东京。
一到日本,美国癌控医疗协会副会长考西尼欧先生和日本癌病康复协会会长森山文仁先生邀请王振国共进晚餐。森山文仁会长说:“当时听说您来不了日本我十分焦急,因为在日本已经有一千多人每人付一万两千日元订购了您讲演的门票,还有不少专家和使用天仙液治疗的患者都希望见到您并得到健康咨询。如果您来不了,我真的很难向他们解释。”
8月23日上午,王振国作为本届年会惟一受邀讲演的中国人,被安排在会议的第一天第二个讲演。十时四十分,随着大会执行主席光彩耀人的介绍,王振国又一次站在国际学术论坛的讲台上。蓝西服和特意系上的鲜红色的领带。依然是那充满激情的声音 ,依然是那抑扬顿挫的节奏 ,依然是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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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智的神采。整整九十分钟,侃侃而谈。而随着十二张大幅幻灯片瞬间的定格和不断的转换,王振国“中药天仙液抗癌作用研究”的讲演,犹如一个探险的向导,引领着大队旅人穿过重重黑暗的隧洞,骤然间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何其开阔又明丽的前景。
一走下“幕张国际会议厅”的讲台,王振国就被记者和蜂拥而至的患者们包围了。有五百多人手持王振国在东京出版的专著《中国一号天仙液之惊异》,纷纷请王振国签名留念。一位叫永田国浩的癌症患者,说他两年前开始服用天仙液,天天都渴望着去中国拜访救命恩人,没想到今天在日本竟然如愿以偿,一时间激动得无以言表。还有一位妇女伯代千子,她的母亲患胃癌,曾服用天仙液进行治疗。为表酬谢,他们夫妻专程从横滨赶到东京,又特别选购了一套高级手工和服,非要亲手赠送给王振国不可,说在日本很有身份的人才能穿这种服装。还有一位患者抢着和王振国合影,一次又一次地,说要把照片放大后挂在家里,请王振国做他生命的保护神。
当晚,《中国一号天仙液之惊异》的出版商境健一郎社长专门宴请王振国,他介绍道:有一个人的母亲得了胃癌,一位有名的医生告诉他病人顶多活不过半年,没想到服用“天仙液”后已活了三年多。为此,他一次就购买一千册《中国一号天仙液之惊异》,分送给亲朋好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种抗癌良药。
此情此景,可曾倏然间抹去,或者让王振国从心底忘却一个日本人的轻蔑?
那是在北京的那次 “国际第一届癌化疗、癌治疗新趋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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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讨论会”上,是王振国作为一名没有大学文凭、没有专业职称甚至没有医生身份的“不请自到”的特殊代表,第一次见识了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们。其间,一位日本医学权威傲慢地对这位年轻的中国人说:“日本的中医中药研究是这个(伸出大拇指),到我们这里当研修生吧。”王振国诚恳地回答道:“去,将来一定去……”这长长的省略号也长长地留在了他的心里。
十年过去了。
恰恰是十年后的1996年7月,王振国正式接到了日本京都大学聘他为客座研究员的聘书。而在今天日本的二十五万癌症患者中,总共有五万人在接受王振国“天仙液”的治疗。
24日上午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日本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在日本久负盛名的心理疗法的权威、带津三敬病院院长带津良一先生。他在1988年初接待天津医药科学研究所李德华教授的造访时知道王振国的,从而激起了他对天仙丸研究的浓厚兴趣。紧接着,就在那一年乍暖还寒的早春里,他专程来到通化访问王振国和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他在日本出版过一本题为《健康革命》的专著,让人惊奇的是这本书的前言,专门介绍了王振国和他的民办研究所。带津良一先生写道:“王振国有着征服癌症的惊人激情,正在为争取天仙丸取得更高的疗效,而进行着专心致志的研究。”“虽然我看到的只是中国的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但人类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整个前言不长,三千多字。其中,还有一幅彩色照片,是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的六层科技大楼。从那以后,他一直在日本使用天仙液治疗癌症。在今天会议的发言中,他再次盛赞了天仙液疗效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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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1997年8月。
8月26日,王振国在国际癌症治疗学术会议闭幕后,准备从东京去大阪看望一位日本朋友。三田伟生先生开着车送他去。他们刚刚从东京出发,三田伟生先生就问道:“请告诉我您大阪朋友公司的电话号码,好吗?”接着将它迅速地输入车内的微型计算机。刹那间,一张清楚的大阪路线示意图就在荧屏上显示出来,一下子就可以看到你要去的准确的目的地。而现在车子正进行在哪条街道上,小灯便在哪里闪烁着……
这就是高科技的威力。
王振国还记得啊,1988年,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是飞往日本。在日本参观一个实验室时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黄芪。可让他惊讶不已的是,在日本,他们竟然能够将出产在中国不同省份的黄芪所含有的不同成份定性定量测试得非常准确。可是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中国的北芪比较好,出产在安徽的黄芪很地道,只能用这种模糊的概念来衡量。
这就是差距。
差距的背后是什么?
有一组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每年药用植物及其制成品的贸易额约三百亿美元,可拥有约四千种中药制剂的中国,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只占百分之五。而只批准二百一十个汉方药制剂的日本,其原料药的百分之七十五由我国输入,但在国际市场的覆盖率却达到百分之八十。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国的这个“百分之五”里还有大约百分之七十是作为原材料的中药材的低价值的出口,技术附加值高的中成药出口更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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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换一个角度,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百分之五”,它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两个数字,其一,据1990年看,韩国仅高丽参一项创汇额达一点七五亿美元,几乎等于我国中药材出口创汇总额;其二,中国的中成药出口量是多少呢?仅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六神丸”基础上仿制的“救心丹”一个品种在国际市场的销售额。
如此令人尴尬的数字,如此让人警醒的现实,如此逼人奋进的挑战。
站在东京银座高高耸立的“SONY大楼”前,穿行于流光溢彩的新品展示厅,王振国又看到了那行文字——不是在贪婪地读着的盛田昭夫的传记里,是清清楚楚地呈现眼前,那字字不同凡响的《索尼精神》宣言。
宣言的第一句话便是:“索尼是个开拓者,绝不步别人的后尘。”接着写道:“通过努力,索尼公司愿意为全世界服务。这既是既定目标也是奋斗方向。为达此目的,索尼公司将永远是未知领域的探索者。”
这一幕情景发生在王振国第一次来日本。
是不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就自信天仙液一定能打入国际市场呢?他在香港凤凰卫视一次专门探讨“中医药如何应对入世、走向世界”的节目中作为特邀嘉宾,曾经深有体会地说:“作为一个抗癌中药,走出去确实很难,一开始在日本,也是很多人都不相信的。我就先感动当地的华人侨胞用上药,然后由他们介绍给日本人,再由日本人推荐给日本的医生,最后由日本医生开药给日本的患者,就这么一点一滴地滚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患者的认可。这让我很有感触, 我们中国不光要有研究药的 ,生产药的,更要大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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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药的。我们缺少卖药的呀。要到国外去卖,不要光在家里的小圈子逞能!”
所以,这些年来,王振国每年都要出国几次,除了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会议,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应邀讲学,讲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优势,将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每逢这种场合,他总是精心选择地系上自己那条红色的领带。他相信家乡的大山教给他这个农民儿子的朴素的真理:只要你播种,就一定会有收获!
这也是发生在1997的故事。农历正月十一,中国人仍习惯地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之中,医院里相对冷清。可广州市政医院振国肿瘤门诊部,这一天骤然涌来十九位日本客人。原来,他们是东京健康俱乐部的癌症患者,事先打听到王振国这天在这里出诊,专程赶来求医。然而不巧,事情突然有了变故,王振国因为要事在上海暂时无法脱身。他们知道后,马上又风尘仆仆地追踪着飞往上海。在上海看过病后,有几位病人仍觉得“意犹未尽”,又“痴心不改”地跟随着王振国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
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有趣的故事。说的是北京一位有名的画家患了癌症,他满怀希望地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找一位日本朋友,询问在日本可有什么好药买来服用?那位日本朋友回答他说:“那你就不用费尽心力地寻找了,因为,我在北京每个月都要给日本人买天仙液,买你们中国人发明的天仙液。”难怪,那回王振国在北京遇上了同仁堂药店的经理,人家赞叹地说道:“王振国,你在日本名气不小呀!那些来我们药店的日本客人,只要一见到印有你的照片的药品,总要喜爱地带上几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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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王振国研制的“王振国牌”系列药品已发展到抗癌、保健和常见疑难病症用药总共三个系列、八个剂型、三十六种产品。在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建有十三个分支机构,在我国台湾,有销售“王振国牌”抗癌药物的三百家家连锁店,目前全球计有七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万(包括中国)癌症患者应用天仙系列药物治疗。它是我国中成药抗癌药物打进国际市场的第一个。它在我国同类抗癌药物中出口创汇也是名列首位。由于一些认识上的不同和偏见或歧视的原因,中药在西方许多国家不被承认,但王振国硬是凭着他的坚韧、他的顽强、他的自信、他的真诚,把“天仙”药物的30﹪卖到了国外。难怪,一位日本肿瘤界权威对王振国说:“你使世界认识了你和你们的中药,也使世界钦佩你不屈不挠攻克癌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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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1997年8月,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癌症治疗学术研讨会”的日子里。25日,王振国应邀到财团法人日本交通文化协会做客。该会理事长并株式会社NKB社长泷久雄,他的夫人的朋友两年前患乳腺癌,服用天仙液后,肿瘤奇迹般消失,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夫妇二人对天仙液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泷久雄先生的夫人——泷裕子女士,专程来到中国与王振国相识,并非要反客为主宴请王振国——这一切,只因为她“不知不觉深深地陷入了神秘的中医世界”。
她在日后的回忆与王振国在上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这样地写道:
“一个多么执着无邪的人!”
“这是四年前我在上海初次见到王振国先生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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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在我们这些远方来客面前,以稍带夸张的手势和眼神,专注地介绍他自己的工作。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过于直率。但先生令人信服的双眼和坦诚的言谈举止,不由得让人感到他身上的那种激情多么的纯洁无暇!
“俗话说,医,乃仁数也。如今,这种仁数在世界上似乎已不多见。对此,我曾感叹世态之炎凉,但见到王先生,看到他那种一心一意医救患者执着的热情与使命感,我感到惊奇,在他身上闪烁着一种质朴的治病救人的希望之光。”
这是日本的文学博士泷裕子女士为王振国《肿瘤防治与康复》一书1999年出版的日文版《草药的莫扎特》所作前言开头的一段。
就在上海第一次见面分手时,泷裕子女士带回二十份(每人十盒)的天仙营养液。分发是她特意附上一份调查表。一个月后,二十份调查表悉数反馈回来:十九人想继续了解这个药品,另外一个人打听它的价格。由此,泷裕子女士更加坚定了对王振国及其中药的信赖。
两个月后,她第二次直飞上海。这次,他带回了更多的天仙营养液。从那个时候起,她和她的先生都成为天仙营养液虔诚的消费者。
日本交通文化协会和株式会社NKB,在日本是交通广告行业的杰出代表。泷久雄先生,在1999和2001年两次成为日本《财界》杂志的头条人物。并在1999年被运输大臣授予“交通文化奖”。泷久雄先生与中国民间友好交往二十年。早在1984年,有他一直参与、协助的我国“敦煌美术资料馆”建成。1994年,他在赴敦煌参加日本知名画家平山郁夫纪念碑落成仪式前一天 ,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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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1996年,泷久雄先生作为唯一的日本人应邀出席北京西站开通典礼。他为北京西站无尝提供了他的广告计划,包括设置在西站中央电动扶梯大厅正面的灯光装饰广告牌,广告牌上两天硕大的中国国花牡丹。
泷久雄夫妇对中国一直心存挚诚之情。泷裕子女士亦是一位有着仁爱心肠的女人。她对日本癌症患者的日益增多忧心忡忡,她下定决心要在日本推行癌症预防工程,不惜代价将王振国的天仙营养液,将她一心神往的神奇的中医药在日本推广,让王振国的科研成果造福广大的日本民众。为此,她以她和王振国两人的名义在日本东京注册了有她担任取缔役(董事长)的王-泷综和研究所,办公地点选在东京银座最繁华地段一栋现代、气派的大楼里。她还在东京设立介绍、宣传中医药防治癌症的王振国健康俱乐部。又是她,无私地承担王振国《肿瘤防治与康复》一书日文的出版的翻译出版工作。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图案就是连绵起伏的莽莽长白山脉。
泷裕子女士在这本书的前言继续写道:
“后来,我们有见过数次,是我不由的想起电影《莫扎特》。……
正如莫扎特那种天才是从小在音乐环境中培养的那样,应该说,出生于‘草药宝藏’之地的王先生,其天才性得以创造发挥也是他所处的环境造就的。这是一个命运性的天机。如果说莫扎特是被音乐之神选中,王先生也许就是被中医之神所选中的人。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带着尊敬和感谢的心情称王先生为‘草药的莫扎特’的缘故。
“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身患肩周炎,由于此病影响,并发手麻、偏头痛等症状,有时甚至出现呼吸困难 。我试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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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医治疗方法,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请一位日本的中医针灸大夫给我看病,从那以后,我便对整个东洋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王先生相识,也缘于此。当然,我并不认为西医与中医势不两立。目前,两者均有利弊,我认为,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方可有效地治疗患者的疾病。
“略感遗憾的是,在日本目前人们对东洋医学尤其是中医的评价还不够公正。不仅一般大众如此,而且在行政方面也有一些颇为敏感的阻力,短时间是难以解决得。但想到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尤其是难以治愈的癌症所带来的痛苦,更加感到该问题的迫在眉睫。因此,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王先生,我想尽自己之所能向人们广泛介绍,并在今后与有志者一道,定期访问王先生所在的中国。
“中医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在这历史的长河中,‘草药的莫扎特’王振国先生的空间也比将不断扩大和发展,向人们展现更加宏伟的蓝图。”
1999年4月15日,她又一次专程飞往北京,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王振国向全国癌症患者赠书,暨日文版《草药的莫扎特》出版完成纪念活动”。这天中午,泷裕子女士又一次“反客为主”,在北京饭店举办盛大的宴会,以纪念4月15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宴会伊始,泷裕子女士发表了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致辞。紧接着,身着米黄色套裙的她手执两束鲜花,直径向王振国走去,献给了他和他的夫人滕咏。
这一刻,泷裕子女士谦逊的举止,王振国激情的双眸,滕咏粲然的笑容,怡然凝聚为一道美丽而意味深长的风景!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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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是没有国界的。
爱心是没有国界的。
激动中,王振国的声音是那样的昂扬,那样的充满着浓浓的真情,他说:“是泷裕子女士无私的为我在日本出版了这本书,让她的民族,让更多的癌症患者都知道中医中药是怎样预防治疗癌症的。我觉得,她这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是对这个世界人类健康所做的贡献!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我们的癌症患者,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患者,都不会忘记:在日本有一位让我们永远尊敬的泷裕子女士!”
四个月后,泷裕子女士和泷久雄先生一起来到中国,去了他们夫妇神往已久的长白山。
浩瀚的原始森林,古树参天;奇异的高山苔原,绿毯连绵;三江之源,奇水奇瀑奇泉;百药之乡,皆草皆花皆药。
置身于如此神奇如此质朴如此原始如此完整的大自然间,已经六十岁的泷久雄先生,仿佛又回到了他童年的天真,在一道横贯的沟前,飞身一跃而过。泷裕子脸上的沉静与微笑,就像山脚下的长白温泉,从远处看也是一样的沉静与安谧,可是,只要你一接触,你不能不叹服这沉静的深处是一颗怎样炽热的情怀。此刻,她就是这样静静地四处地看着,在心底赞叹大自然的造化如此这般地鬼斧神工,滋润了长白山如此丰富而宝贵的生态资源,也孕育了长白山如此神奇而博大的中医药文化。
那几天,他们就住在王振国通化湾湾川的植物园里。偌大的地方,随便地支上一张桌子,伴着满园的鸟语花香,伴着满天闪烁的星光 ,他们吃着长白山独有的山野菜,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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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香爽口,那样的饶有趣味。他们最爱吃的一道菜,是王振国亲手做的凉拌野生黑木耳。他们说:“来到中国,最好吃的一顿饭,就是在这绿意盎然的植物园里。”
短短的几年间,泷裕子女士一共六次来到中国。而王振国每次去日本,他们夫妇都要设宴热情款待。泷裕子女士还向她的员工一一介绍,这就是王振国。把她的近期朋友也都一一引荐给王振国,不管什么病症,都信任地向王振国咨询求诊。
如今,在日本东京至大阪的车站、站台,到处都可以看到天仙营养液的巨幅广告。投资是巨大的。但至今没有盈利的泷裕子女士依然不遗余力的做下去。她和她的先生都说:“一个穷人家的农民的儿子,再者近乎绝望的艰难困境下,依然不肯屈服,敢想大事,敢做大事。这种奇迹般的品格,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感召。很难得呀。我们,就是要交你这个中国朋友。”
第二十七章
“天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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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杨帆重新回到向往的学校,休学一年的她面对初三紧张的课程与气氛,渐渐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我不愿意落后!面对如此的疾病我都能坚持下来,初三这一年我也一定可以!”她暗暗给自己鼓着劲。
然而,到了中考时,杨帆的成绩却并不理想。她很难过。她中考后整天孤独地守在家里,或者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兰州大学的树荫下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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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把杨帆和她妈妈带进他的房间。他给杨帆进行细致的检查后,高兴地告诉她妈妈:“孩子身体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又转向杨帆,拍着她的肩,说:“知道吗,我们好了!”
我们?说的是“我们”?
那一刻,杨帆和她妈妈都愣住了。期盼已久的结论再一次听到,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杨帆这个一向坚强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也哭出了声。
王振国轻轻地擦掉杨帆脸上的泪水,告诉她:“你知道吗,你是英雄!”
杨帆平生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她。
王振国又接着说:“能与癌症做斗争的人都是英雄!”
杨帆笑了。她妈妈紧紧地握住王振国的手,泣不成声地说道:“我们真是太感激您了,要不是遇见您……”说着,妈妈又哽咽了。
这时候,一直站在旁边的办事处的叔叔插话说:“杨帆,你知道吧?你在宝鸡治疗时,所长多次打电话询问你的用药情况,说如果暂时没钱,也要首先保证供药,目的只有一个,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治好孩子的病!”
杨帆又一次愣住了。
“一个萍水相逢的医生,却在身后对自己如此的牵挂和关爱。”那一刻,她竟然铰尽脑汁也找不出一个准确的词儿来形容自己心里的那份感动,只在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生!”
那天,王振国又对杨帆说:“我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做我的干女儿吧!”
听到这句话,杨帆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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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王振国就要离开兰州了,杨帆全家人去送他。
回到家里,一颗心依然难以平静,一个人坐在窗前反复想着王振国在候机大厅里对她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反复体会着他每一句话里都流露出的对待生活最积极、最乐观的态度。她终于知道了,那个有着“白雪公主”的晶莹童话世界,并没有离她远去,童话里单纯美好的结局同样可以出现在现实生活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太多太多善良有爱心的人!
她再也按捺不住了,快步回到桌前,刷刷地写着,写下她十六岁的第一首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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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东北,孙玉晶正在编织着她的希望。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她活下来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孙玉晶说:“我希望身患癌症的患者能给我打来电话,我希望在每一天都能和朋友交流抗癌的体会,我希望在每一天都能给朋友精神上和治疗上的帮助。一个人只要有不服输的勇气坦然面对病魔,和选择了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治疗方案,你就有可能战胜癌症。我现在,每天接到的‘癌友’电话都很多。让我开心的是每一位‘癌友’跟我交谈后都能笑着跟我说‘再见’,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她说,她有一个美丽的愿望,救助一百名癌症患者——用她自己独特的“话疗”方式。为此,她还奢侈地买了一部旧电话串联到炕上——不管是多深的夜里,只要电话铃声响起,伸手摸起电话,这对她来讲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爱,意味着敲门声。轻轻的,轻轻的,回声却那样的悠长和浑厚……
这不,孙玉晶终于和杨帆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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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是暑假被王振国特意接到通化的家中的。他要让杨帆和自己全家人度过其乐融融的一段日子,好好享受一个东北的家庭所能给予一个孩子的质朴的热情,和长白山区的薄雾被清风吹来吹去的独特的温暖。 孙玉晶被邀请前来参加“振国集团情系长白山联谊会”。这一次她带来了上小学的儿子。小家伙满眼都是好奇。2001年8月10日晚上,他和妈妈一起坐在植物园露天舞台下,欣赏了“情系长白山联欢晚会”,也欣赏了在这个美丽的有着萤火虫陪伴的夜晚,杨帆弹奏的那一首古筝名曲《渔舟唱晚》。
杨帆这一天穿着一件圆领的白衫,一条红白格相间的长裙。长得小巧、秀气,圆润的脸上,总是漾着一股子甜甜的微笑,一双美丽的眸子亮晶晶的,像泉,像北方夏天里一望无际的绿色,让人感受到心旷神怡的清新和滋润,感受到阳光的温馨与缠绵。
一曲《渔舟唱晚》,似乎让她意犹未尽,她激动地站在台上,又激动地朗诵起了她在一个月前写下的那一首散文诗:
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是他,给了我重新扬起风帆的生命的勇气,
是他,给了我畅想未来的生命的飞舞与自信;
父亲般的慈爱,叫我怎能不激动地喊一声:
爸——爸!
杨帆泪流满面。
王振国在台下站起来了。他和妻子、两个儿子都急步拥上前去,他紧紧地拥着身边的“女儿”……这一刻啊,泪水比海水流得更真,目光比阳光照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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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孙玉晶站起来了,康铁刚站起来了,王枢伦、周秀英夫妇站起来了。一个个癌症患者站起来了。
他们在台下纷纷亮出一束又一束微弱的手电筒亮光,最后近百束光柱一齐迸发,台上台下,整个会场都笼罩在一片“生命之光”温暖的照耀下!
这一刻啊,不管是患者,还是记者和医生,不管是来宾还是振国集团的员工,所有在场的人都唱出来了,台下台上一同激情洋溢地唱着,唱着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广西电视台在一个月前刚刚播出的电视专题片《与癌症抗争的日子》主题歌:
为你的生命打开窗
让我看到你眼中的光芒
就算有泪水滑过脸庞
温暖的拥抱让我们如此芬芳
听天使的声音穿越时光温暖着你
像暖暖的炉火,照亮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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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孙玉晶和杨帆又第二次相遇了。是在通化分手后不久,在中央电视台一套《健康之路》特别节目“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一次,孙玉晶和杨帆共同成为这台节目的主角,促成她们相知相交的便是王振国的涓涓爱心。
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永恒的纽带,如果我们共同拥有这根纽带,我们的手就放在上面,抓住那根温暖的纽带,而我们的心在唱歌。”
这台节目播出后,观众反响热烈 。但也有人来信质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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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电视台,说:“你们这部片子把他拍得那样好?这可能吗?一个医生能免费给患者治病就不错了,怎么还会花钱帮病人赎回房子呢?如果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为什么我们遇不到呢?”
不相信,没遇到,不等于没有这些事。也许他们就更不会相信了,就在这时,王振国让孙玉晶种了四亩地的中药材“急性子”,等秋后由王振国悉数收购。目的只有一个,要千方百计帮助她在生活上真正“解困”。
王振国和杨帆之间充满着爱和关怀的故事,现在也仍然在继续着。王振国不光要治好她身体的病,还要帮助她从心灵上获得自由,就是想方设法要帮助她实现人生的追求,这样才能让她真正地扬起生命的风帆。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有些病种的病人无法报考大学。但杨帆心中一直有着一个大学梦。所以,王振国也就一直为她的这个梦想努力着。
王振国曾经找到南方某所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你能不能帮我办一件事?有一个女孩,很有才华,但因为得过癌症,可能不允许报考大学了。你能不能帮我安排到你们学校读书,代培也可以,有没有文凭都可以,费用我出,只要孩子能学到知识,将来到社会上成为有用人材就行了。”
教授答应帮忙,但询问女孩是谁?
当他得知是王振国救治的一个癌症患者时,这位教授感慨地说:“这哪里是你自己的事呀,可你一个医生,能管得了这么多吗?”
王振国笑了。
他是这样回答的:“ 这当然是我的事情了,因为我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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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癌症患者,都看作是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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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一年的8月10日,那个激情洋溢的夜晚。看着台上杨帆满怀憧憬灵巧地弹奏着那一曲《渔舟唱晚》,看着杨帆身边的妈妈眼里流出的无尽的关切和疼爱,坐在台下第三排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这时候默默地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女儿的照片,那是她1992身患子宫癌前和女儿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女儿一只小手快乐地勾着妈妈的脖子,一只手乖巧地搁在妈妈的掌心。“八年光景,女儿也是这般大小的年龄了。”触景生情,她下意识地往邻近的座位瞥了一眼,她想这时侯借个手机给远在长春姥姥家的女儿打个电话——但是,他的目光很快地又转向了台上;没有谁知道,短短的十几秒钟里,一个母亲的心理,曾经泛起怎样的感情涟漪?
她叫张宛秋。
1992年9月18日,正值三十三岁风华正茂的她,因为癌症手术摘除了子宫和卵巢,失去了做女人的生育权利,又接着在病床上失去了婚姻和家庭。手颤抖地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病房里,眼睛牢牢地盯着头上方的那片洁白,心底黯然的绝望的漆黑。都说爱情是人生的避风港,可此刻,对于她不啻是久远的童话般渺茫。十年的付出,十年的珍惜,换来的只是这一纸无情的轻薄。最后的一次回首啊,万念俱灰。无助的睁开眼睛,惟有父母和妹妹们心痛地守在床边,“妈”,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那个过去的张宛秋从此“死”去了。死,为了新生!
然而,肆虐的病魔,紧紧地缠住她不肯松开。四年的时间里……生生死死,期间医生下达过三次的病危通知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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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面临着医生“原发性肝癌,即使手术成功,最多延长三年生存期”的宣判,亲人们谁也不肯在手术单上签字。但她抱定“哪怕阴曹地府走一趟也不带着瘤子见阎王爷”的信念,不依不饶铁了心底要求手术。
同学、朋友们闻讯纷纷赶来。
饭店的酒桌上,气氛沉闷而压抑。她接过同学递过的浓浓的椰汁,缓缓地咂了一小口,粲然一笑:“我张宛秋虽然一声坎坷,但是,我活着的时候,我应该做到的事情,我都赶紧做完了。现在,只差这最后的一个追悼会了,自己死后看不到的。我这里想麻烦大家,帮助我完成这个最后的心愿。我爱你们,真对不起,我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面对它。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大家相信我,我会坚持的,只要我还活着,有一口气……”
同学,朋友,一个个默默地举起酒杯。在如此的坚强与豁达面前,没有谁还有勇气说出轻轻的“拒绝”二字——大家高高举起的酒杯里,此刻盛满的只有诚心与钦敬。
3月17日下午两点钟,一场别出心裁的“张宛秋追悼会”,在医院的病房举行了。床头柜上摆放的,是男同学精心选择的两束圣洁的百合花。暂且将三张病床横着并在一起,让张宛秋横跨地躺下,这临时腾空的四周,就是集体告别“遗体”的现场。
张宛秋静静的躺在床上。
她的枕边,倚着一个白色的猫咪陶瓷罐。这是曾经天天和她结伴上学的初中同学送给她的。白色的陶瓷罐上,那黑色的一弯弧线是展开笑颜的嘴, 旁边几撇是胡须,两只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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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闪着淘气的光芒。
开始吧。
第一个走上前面的,高中的女同桌:“上帝,求你不要自私的把她带走……”她伤心的走过,突然地又回转身子,俯下去,在张宛秋脸颊上深深的一吻。
“宛秋,还记得初二的新年联欢会吗?你滑稽的扮作狼外婆,还恶作剧地从身后扯下一条尾巴,逗得大伙儿捧头大笑……”
轮到几个男同学了,一个说:“在我的心目中,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
另一个此时依然未婚的男同学,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竟然冲地说道:“这么多年,十八年了,一直在我的心里,我爱你!真的,宛秋,好想好想你!好爱好爱你!”
一句句真情的告白,一道道深情的目光,让张宛秋在面临死亡的招手时,又一次感到了生活中这样多阳光的温暖。
张宛秋静静的躺在床上。
也许,在明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真的已经告别人生舞台,但是,她的双眸不存一丝恐惧,不蒙一星灰尘;无需追光和掌声,只把一个平静的笑容,定格在记忆的胶片上,为爱与被爱,作证。
3月18日,这第六次手术,肝右叶和肝肿瘤切除,整整做了八个小时。因为她属于极端过敏性体质,麻药对于她丝毫无用,无奈下只好采取针刺麻醉。清晰地听见手术刀细微的划过腹部,即刻一种无法忍受的剧痛。五名护士分别按着她的胳膊、腿和头部,但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呻吟一声, 手术结束,她的舌头、嘴唇都被咬破了,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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攥的满是血印……难怪,当台的医生、护士没有谁不赞叹地叫她“钢铁女人”。
然后,病床上昏迷整整八天八夜,终于又一次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她说:“是爱的呼唤把我从地狱的入口又喊了回来。”
回来的她,有一次面对化疗无以言说的折磨。每一次父母难过的离开女儿,那沧桑的眼神里,都是一种生死离别的惆怅。
有一天,她正在化疗时,别人告诉她“你家里的人从外地来了,正在下边办探视手续呢”。她二话没说,手持“吊瓶”,马上坐电梯下到一楼。其实,由于化疗反应,她的眼睛严重充血,这时候视力几乎皆无,只是凭着顽强的记忆,才一步步摸到电梯的按钮。
爸爸和妹妹看到她能自己下楼了,当然很高兴。
妹妹递过来削成一片片的菠萝,她乐呵呵的吃下。呕吐,吐完还吃。脸上依然乐呵呵的。
可是,亲人们出门离去,她早已虚弱得支撑不住地倒在床上放声痛哭!
她是悲惨的,但又是幸运的。没有这一场“死去活来”的病,没有那一天突发奇想的“追悼会”,她又怎能听到异性同学埋藏在心里十八年的秘密呢?
那个男同学果真找上门来,帮助她做饭,帮助她洗洗涮涮,甚至帮助她缝被子。她在生活上接受了他的帮助,但一谈到感情,她拒绝了。
他说:“我在这些年一直在等你,等到你离了,等到你生病了,等到你病危了,我都没有放弃 。你要答应我,哪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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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个月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我这辈子也满足了。”
她摇摇头:“你走吧,人活着不能太自私,我想,我是不会把创伤留给你的。”
他依然苦口婆心:“就算你是一块冰,我也要把你融化!”
可最后,他还是失败了。他三十八岁的时候才结婚。这一天的夜里,张宛秋守着自家的灯火,默默的为他祝福。只有在太阳第二天重新生气的时候,她才敢说:“真的是长夜漫漫啊……”
她失去了工作。她的父母为她治病筹钱,豁出来先后卖掉了自家两处房子,至今住在外地的女儿家中,并一直为她承担着抚养女儿的责任。
这是怎样无私的爱啊!
可是,谁又能知道,在这样两颗爱的心底,竟然是怎样的埋藏了整整三十五年的秘密?
那是1992年张宛秋第一次手术时,需要输血。她是RB血型。可父亲、母亲和三个妹妹,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和她的血型相吻合。
她奇怪了。她手术后有了大块儿的时间,任由她思绪无边无际的驰骋,小时候的一些“蛛丝马迹”渐渐的滚成了一个疑团,让她良心再也无法从容。
有一天,趁着只有她和爸爸单独的守在病房里,她问了:“爸爸,小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你对我和妹妹们不一样的,今天,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总要那么的偏袒我呢?”
爸爸瞧着身边憔悴的女儿:“孩子,人有病是容易发生胡思乱想的,可是,爸爸心里清楚,我对女儿,都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女儿目不转睛的看着爸爸,“ 记得,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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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生活困难,每次煮鸡蛋时只能是人手一个,爸爸,你总是把你那个悄悄地塞进我的书包。还有,外公特别喜欢我,每次从内蒙古来家里,总要专门地带给我新衣服新鞋,妹妹们都没有份……爸爸,我现在知道了你这么多年,一直有件心事,不,是有个秘密在瞒着我……爸爸,你也看到了,医生已经下断言了,女儿的生命只能有半年的时间了……爸爸,你真的忍心看着女儿,就这样带着解不开的疑团,带上她永远的遗憾走吗?”
爸爸流泪了。爸爸让女儿削瘦的手,放在他粗糙却温暖的掌心,他流着泪告诉女儿真实的身世:
“那是1958年的初秋,我那个时候在内蒙古大草原当兵,给团长当警卫员。有一天我去街里办事,在离营地不远的垃圾堆旁,捡到了你。当时,可能出生才三个月吧,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棉花被,别的什么字条都没有。”
爸爸这时候停顿了一下,他能感觉到女儿的手冰凉冰凉地攥紧着。
“我把你带回来,就安置在团长的办公室里养大。大伙都喜欢你。你七个月时,我和团长都转业到科右前旗,团长做了副旗长。后来,团长‘命令’自己的长女,嫁给了我,他就成了你的外公。那一年,你的妈妈十八岁,我二十二岁。”
爸爸此时叹了一口气:“可惜,你这样好的外公已经过世了,是他老人家叮嘱我,这个秘密永远都不能让女儿知道。女儿,你知道吗?你的生日,就是我见到你的那一天,9月20日……是我当年的团长——你的外公,给你定下来的……”
张宛秋这时候艰难地往前挪动了一下身子,伏在爸爸硬朗的肩头,无言地沉默了好久,好久 ……爸爸顺手拾起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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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梳子,笨拙地为病床上的女儿,一道道地梳着;就像他此刻的老泪纵横,也是一道道,一道道的……
这天夜里,漆黑的夜里,张宛秋的眼前,却敞开了无限的洁白和光亮……为着爸爸的养育之恩,为着外公天堂的留恋,为着妈妈多少日的操劳,为着妹妹病床前的眷顾,“我,张宛秋,何德何能?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我胸中怎样的力量啊,当击退癌魔!”
不错,半年的“刑期”,三年的预言,这一切都被她,早早地抛在了柔弱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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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季。
在吉林省珲春市,当地政府的高层领导——她,得了和张宛秋同样的卵巢和子宫癌,已经腹腔广泛转移,到了生命弥留的日子。她也是一根长长的电话线联系在了一起的,和张宛秋长长的电话情缘。
他那时候每天都痛得受不了,终日依靠注射杜冷丁艰难度日。
张宛秋电话里告诉她:“姐,最好少打止痛针。那样,对延长生命往往不利的。”
她相信了。
她从此每天蜷缩在沙发上,专注地瞧着墙上的挂钟,贪婪地数着指针一圈圈地走动,盼望着,盼望着时间赶紧到晚上,等张宛秋回家,她每天都六点二十分准时拨通那条专属她们的心灵热线。
她聊她的一双儿女,她聊她的一生要强和努力,她聊她每天早上都吃的什么;她有一天跟张宛秋说:“ 有一句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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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当着亲人的面讲,宛秋,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帮我转告他们,我这一生,家里的事很少管,直到现在才觉得欠亲人的太多了……”事无巨细,聊着,聊着话筒里传来了朗朗的笑声;有时,又分明感觉到了,遥远的那一边早已泪流满面……一个小城官员,一介平民百姓,就这样地在共同的厄运面前,悄悄地打磨出生活它本来的质朴的光泽。
张宛秋一直在电话里说,要去珲春看望大姐。她不让来,她不情愿让张宛秋看到她被病魔折磨的悲惨。她有一天又高兴地要张宛秋来了,当即说定了时间。她兴致勃勃地叫女儿找来理发师,为迎接客人做了一个漂亮的发型。然而,阴差阳错,张宛秋有急事去了外地,等回到家中,摸起电话,已经来不及了……
那边,大姐的女儿还告诉道:“在妈妈去世的前两个小时,妈妈清醒地嘱咐我,‘赶紧给你张姨寄去四百元钱,这是妈妈应付上的电话费。’”
张宛秋哽咽了……张宛秋从邮局取出这四百元钱,马上带着去了珲春。
那边,女儿真诚却执拗地拉着张宛秋的手:“张姨,这钱,你一定收下,因为,这是作女儿的,能够为妈妈完成最后的心愿了……妈妈活着时,常常和我说到你,说你是个苦命人,是个好心人,要我以后有机会一定去看你……”
就这样,一场仅仅持续四十二天的电话热线,没有抵挡住那冰冷的逼视……可是每天,每天晚上的六点刚过,张宛秋还常常情不自禁守候在电话机前,企盼着那个有点儿山东味的口音还会传来;电话铃声响了,是她……是她的女儿打来的:
“张姨,我坐在妈妈习惯依靠着的沙发上,又在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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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妈妈一样专注地瞧着墙上的挂钟;又到了妈妈每天给你打电话的时间,六点二十分……妈妈走了,可时间周而复始,每天每天地还在,我突然间好像也在这个时间,给你打个电话,我要替妈妈问候你一声好,张姨……”
那边的声音渐渐停止了,张宛秋握着的话筒,还紧紧地贴在耳畔……爱是什么?爱是永远的美好的故事。
第二十八章
爱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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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让王振国刻骨般震撼的爱的故事,却是一封寄自湖北的癌症患者的来信。
信中这样写道:
“我患上了淋巴癌,已经是晚期,但我对活着依然充满了从未放弃的渴望。看报纸得知天仙胶囊能够缓解病情,延长生命,便给你写信想邮购几瓶。怎么也没有想到,信寄出了3个多月,至今未见回音。现在,病入膏肓的我,估摸着离‘死’确实没有几天了,可是,我死也无法瞑目!难道,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薄情,真像侵入我身体的癌细胞一样,也在吞噬着我们整个社会吗?”
读罢,王振国大惊。
他当即把全所人召集一处,把信当众念给大家。一查原因,原来是一位新来的姑娘写了回信,也包了药物,却最终忘了投寄。
那天,王振国可真是动了肝火,他语音哽咽地说:“回信与否,对于我, 对于我们,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于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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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信任与友爱,是他们生的希望、勇气和动力。人丢了钥匙可以重配,写错了字都允许再来,我们工作疏忽、马虎了,也有的是时间改正;可是,患者呢?因为我们一个环节的疏忽,他们失去的是宝贵的时间,他们丢掉的可能是整个生命!生命一去,谁还能挽回?谁能够补偿?你行吗?我行吗?不能啊!都说医生治病救人,我们的工作是治病救命!可以疏忽吗?允许自私吗?能够麻木吗?这一封信,你们拿下去,挨个地放在心窝,敲打敲打自己的良心!我们抗癌,不光要消灭人体五腑六脏的种种癌细胞,更要时刻抵御可能侵入我们自己灵魂的癌细胞,绝不能让一颗心变得冷漠无情!”
静静的……
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的四十二名员工,在深深的自责中体会着工作的意义;也在深深的自责中,学到了这如此震撼心灵的“爱的第一课”。
这一天是1988年11月9日。
这封信,被王振国一直揣在了心里。冬去春来,又几许新芽吐绿。一批批的新员工走进来,第一天听到的第一课,仍然是从这一封时间久远的患者来信,从这一个听着颇有点沉重的“爱的故事”开始的。
对新来的员工,王振国常常讲给他们的,还有这样一个殊途同归的“爱的故事”:
“有一个老板,年事已高,却膝下没有儿女。这么大的产业由谁继承呢?后来,他看中了公司的一名年轻的助理,在英国留过学,知识渊博,且为人处世进退自如。有一天,他举办家庭舞会,来的客人很多,他就当众宣布道:‘这个小伙子是我指定的接班人 。将来我老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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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事物都全权交给他来处理。’小伙子长得也很英俊,走上前给客人们恭恭敬敬地行礼。夫人也欣赏地看着他,说:‘这就是你经常向我提到的那个年轻人啊!’
“第二天,夫人早晨到超市买东西。突然发现门口聚集了一伙人,再一看,被围困在中间的那个人,不正是昨晚在我家跳舞的那个小伙子,董事长的接班人吗?就问道:‘怎么回事?’小伙子没有回答。旁边的人告诉她:‘这个小伙子把车停在超市门口最近的车位上,我们让他开走他不干,所以就吵起来了。’夫人当即就明白了。原来,在国外的超市门口,最近的五个车位都是留给残疾人专用的。夫人回家就把这件事和丈夫说了。下午刚刚上班,老板通知年轻人:‘你可以到财务部结算了。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我不可能选择你做接班人了,并且,我们的公司也不能留用这样的员工。’
“后来,这个年轻人又找了一份工作。工作之余,到一家敬老院常年做义工,接连做了三年。这件事也被原来的老板知道了,就派人找回他,说:‘我听说你现在的事了,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能坚持在行动中悔过,这很好。在我们这个公司,没有爱心的人是不能培养做接班人的,但当你有了爱心,我还是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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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炎热的夏季来临了,王振国出现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归国的这一天,他推着的沉重的行李车上,多了个与他经常带着的衣箱并不和谐的特大的旅行袋。火辣辣的天,吃力地往前赶着并不轻松的样子……有谁会想到,这会是一个民营企业的老板在亲自打理着,他为员工们所买下的礼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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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每人一条领带,女士每人一双袜子和一支口红。三百多份礼物,都是要送给他的员工的,要送给三百多名在通化工厂生产线上劳作的工人们。
这不,他从日本回到通化植物园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工厂。车间里热气逼人,酷暑难耐。只看了一眼,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喊过工厂的厂长转身就走。他告诉司机,马上去把在湾湾川当天能买到的冰棍全部买下,存放到冰箱里,工人们随时都可以取出来吃。
他对工人们说:“看到今天的情景,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时间的仓促,没能及时给生产车间安上空调,这是我的失职。”说着,他动情地面对工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天中午,这个已经有多年没下过厨房的男人,亲自去食堂做了锅红焖肉,香喷喷的,一碗碗端放在每一个工人面前。
让工人们感动的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宋微,她是通化县湾湾川村一家农民的女儿。十三岁,她第一次走出湾湾川来到县城读初中,除此之外,她还去过一次长春,这已经是她二十一年的人生阅历中走得最远的地方了。
虽然命运将宋微播撒在贫瘠的山沟,但在父亲眼里,两个女儿都是自己疼爱的“掌上明珠”。他每年都要出去辛苦地打工,挣来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女儿买来漂漂亮亮的衣服。在乡亲们的眼里,宋家的这两个女儿打扮得总是那样标致和大方。
但漂亮的衣服毕竟遮挡不住一个家庭的贫寒。1997年初中毕业,看着同班的好友考高中,读中专, 她却只能懂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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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了回家,拿来堂哥的高中课本默默地自学。
她的大娘在通化植物园做园林工。是大娘将她介绍给了振国药业的王振贤厂长。她那个时候真的很自卑,心里想如果能够让她也做园林工,就很高兴了——因为,她当时想得最多的是赶紧找一份工作,好为父母减轻一些负担。但结果呢?看着宋微的瘦弱和矮小,王振贤厂长好心地将她安排到车间做灯检工。一句轻声的“试试吧”,让十八岁的宋微在心里温暖了好久好久。
她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1998年9月21日。
转眼间已经是2000年了。这期间,她参加了通化师院中药制药专业的成人高考,有时候忙于学习,她就在同学家住下了。是五月初四,端午节的前一天,妈妈打电话叫她赶紧回家,她这才知道,父亲得了肝癌,晚期的晚期。
天,就在这一刻坍塌了下来!妹妹还小,妈妈此刻除了想到卖房卖地好为丈夫治病再无他法。二十岁的宋微就在这一天不由地长大了——是命运强迫着她长大的。她必须挺身而出,她现在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她当即找出家里仅有的四百元钱,又返回厂里。她要买药。她要想尽一切办法留住父亲的生命。这个时候,有工厂里的朋友帮她出主意,说:“你还是给在外地的所长打个电话吧,看所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宋微犹豫了。在她的记忆里,自己从没有跟所长主动地说过一句话,何况所长成年奔波在外,她都不敢想所长到底会不会认识她,就更别说能不能帮她这么一个普通的小工人了。但是,孝顺的她犹豫再三还是拨出了那个号码,“喂”,所长一声拉长的声音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竟是那样的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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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宋微一下子便没有了胆怯。她说:“所长,我是咱们通化振国药业的一名工人,我父亲得了肝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才给你打了电话,我想求你哪天回到通化能给我父亲看看病……”
声音停顿了。所有的不安、焦急、疑虑、期望都化作了长长的等待——这长长的等待只是感觉。其实,所长马上就说了:“我现在还不能回通化,但我马上给通化的孙院长打电话,让他去你家给你父亲治病,所有的用药全部免费。你就放心吧。”
这一瞬间,宋微将电话撂下后,激动得放声大哭。
一个月后,所长回到了通化,在全厂员工大会上,宋微又一个没想到,所长竟在会上提起了她。所长这样地说道:“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的员工给我打的,说她爸爸得了癌症,让我回来救救她的爸爸。这位员工把我当成了她的家人和亲人,我很高兴……”
这一次,宋微又是激动得泪流满面。
王振国专门来到宋微的家中,为她的父亲治疗,又对身边的孙院长等医生好一番叮嘱。但遗憾的是,发现的毕竟太晚了,这一年10月28日,宋微的父亲还是走了……
半年后的8月1日,振国集团在通化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振国人爱心与奉献演讲会”。二十一岁的宋微,她那天登台演讲的题目是:《亲人》。
“谁是亲人?我的爸爸、妈妈、妹妹是我的亲人。然而,在我的身边还有更多更多的亲人。我失去了爸爸,但所长和咱们药业的多少领导,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啊。他们关心我,安慰我,为我家安排下所有的事 ,让我感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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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爱。
“为迎接和准备工厂的GMP认证,我们每天加班打扫卫生到晚上十点,车间的几个同事知道我家路途偏远,天天都结伴护送我回家,一连几个月。可他们送完我再返回到自己家里,都将近夜里十一点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却说:‘宋微,你太不容易了,就让我们尽力帮一帮你吧。’
“一年过去了。6月16日那天是父亲节。我太想爸爸了,天刚亮我和妹妹就爬到了山顶,跪在爸爸的坟前。我采来一束野花,带来爸爸最爱吃的西瓜。‘爸爸,女儿来为你过父亲节了,你就放心吧,咱家挺好的,所长像你对待咱家一样,时时挂念着咱家。’看着旁边高高的大树,看着眼前的小土包,里面是什么?是我爸呀!难道我真的没有爸爸了吗?不,我有!我虽然失去了生我、养我的爸爸,但我还有一个关心我、疼爱我的王振国爸爸。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只能借个手机,为他发个短信息,我这样地写道:祝爸爸父亲节快乐,宋微。”
宋微讲到这里的时候,显然太激动了,激动得脑海一片空白,她忘掉了后面的演讲词。但她还是坚持着将演讲结束,事后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最后的几句“现场发挥”到底讲了些什么。走下台后,她心里有些懊恼。因为在这之前,没有谁想到这个一向胆小、自卑的女孩儿会走上台来演讲;当然,也不会有多少人想到,宋微这一次一心要争取一个非常好的名次。这是她走过的二十一年人生里,她为自己竖起的第一道自信!
计分出来了。宋微最后以总分第三的成绩一跃获得银奖。她以她的真诚 、质朴与纯洁征服了现场评委,她以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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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质朴与纯洁征服了现场评委,她以她的爱和真情打动了所有的听众。
关于宋微这次演讲的台前幕后,还有两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第一,演讲的头一天晚上,母亲非要听一听女儿的演讲。结果呢?听完后,妈妈搂抱着她和妹妹一起失声痛哭。
第二,演讲结束后,她将获奖证书恭恭敬敬地摆放在爸爸照片前。这样的举动,也许会被人认为幼稚,但她心里清楚,这是她能够献给爸爸的最珍贵礼物和最美好的纪念。
现在,宋微已经学会了坚强。在家里,无论遇到怎样的悲伤,她都能默默地在母亲和妹妹面前,把眼泪吞咽下去。但在外面,只要谁一问起她家里发生过的这么多事,她的眼泪怎么也咽不回去,总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自从爸爸患上肝癌之后,有一段日子,每天晚上,她都要在自家房后,悄悄地下跪半个多小时,求星星盼月亮,以保佑爸爸的生命。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天天看住她,但也没有阻挡住她不时地换一个地方坚持这样的祈祷。她跟妈妈说:“别拦我了,我这样做,也不苦不累,只觉着这样,心里面多少能舒坦一些。”
如果是在别处,听到这样的故事,一定会感到迂腐和迷信。但是在宋微的面前,有谁不曾感受到她的纯朴可爱和孝顺可敬,又有谁,能不被这样一个柔弱而坚强的小女孩的一片真情所打动,所征服。
这世上最真挚的是什么?
这世上最赤诚的是什么?
这世上最丰富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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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最持久的是什么?
都不用回答的。这里只想再告诉读者两件小事。一次在通化市里,有一个中年妇女去医院找不到路了,问到宋微,宋微指点她,看她还是搞不清楚,一向舍不得花钱的宋微竟然打车将阿姨送到了医院。这是她的同学张微讲给记者听的。还有,记者问起宋微“你怎么想到要入党的”?她这样地回答:“我从所长的身上,看到了党员的样子。因为,党员才是做好事。”这就是宋微。如此的善良和朴实,像山泉般透明,像野花般开朗。你看着她,你听着她的故事,不知不觉间,心里就升腾起一股怜爱和珍惜。是那种打动人心的痛。
所以,宋微的这个故事不仅打动了她周围的工友,也感染了宋微身边的好多同学和朋友。她们因为宋微的故事知道了王振国,她们也因为宋微的故事一定要走进振国集团工作。
就在宋微演讲后的第二天,王振国为“员工培训学校”的新学员讲课,这一天的课程别出心裁:学习怎样讲话。讲课中间,王振国要请几个也在“旁听”的员工走上前来“现场示范”。这时候,宋微当年的初中同学、振国集团驻长春办事处的员工张微,主动地站了出来。
王振国向学员介绍说:“张微来集团时间不长,只有6个月,但工作很认真……”一听到这些,张微不知怎的,竟然忘记了自己上台的初衷,一张口说的却是:“虽然,我是集团的一名新兵,但我对集团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接下来,她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宋微的故事。她说道:“我和宋微是最好的朋友,每次到她家,听到她爸爸的声音‘微微,你来了’,心里都是那样的温暖。但是,我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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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微讲到这里,台下的许多新学员都跟着哭了。
张微接着讲下去:“宋微的爸爸在我眼里就像自己的爸爸一样,看到他有病,我们都急呀!我们几个好同学都想帮她,但限于条件,我们做不到很多。所以,所长帮宋微,就是帮助我们呀,所长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亲人。我所以辞去原来的工作,一定要来这里,因为这里是一个有情有爱的家呀!”
这时,坐在台下的也是宋微的初中同学李慧,第一个鼓起掌来。她也是因为宋微的故事,而成为这一批新学员中的一名。此起此刻,掌声一片,哭声也一片。一百二十名学员不经意间,学到了如此独特又如此震撼心灵的这“爱的一课”。
8月3日这一天,宋微休息。听说所长上午在通化市区的振国肿瘤防治院义诊,她悄悄地赶了过去,默默地帮助引导病人。临近傍晚,她又出现在湾湾川植物园里,为一批刚刚到来的客人做着义务的“导游”。命运改变了她,生活也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她。从自卑到自信,从小爱到大爱。相信吧,明天的宋微告诉生活的,不光有开朗,更会有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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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爱的故事。
故事最初发生在河北南宫这个小城一所师专的三零二寝室。六张阳光般灿烂的笑脸。靠近正南窗户的上铺,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女孩,她叫吴正雅,朴实,温存。她的下铺,靓丽的长发成天瀑布般飘散着,动辙调皮地对着上铺“鸭、鸭”叫着,惹得室友效仿地也都只称呼她一个字“珂”。
是在2000年深秋,珂生病了,常常腰痛。每晚,“鸭”从她面前“鱼跃”地上床,她都要抢先拦劫下来,罚“鸭”帮她捶一捶腰。有一天,“鸭”一边答应着一边开玩笑:“ 珂,我再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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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几回,岂不捶扁成老太婆了?”珂撩起她那一头向来引以自豪的齐腰长发,往“鸭”眼前扑闪闪一罩,恶作剧的问道:“你看哪个老太婆有我这么漂亮的长发?”
这以后没过多久,珂不来学校了。听珂的妈妈说,珂病了,要马上住院治疗。
在英语考级前的周末,“三零二寝室”相约来到医院看望她们的小妹。病床上的珂依然那样调皮可爱,“‘鸭’,没有我天天吼你,寂寞了吧?”不知为啥,“鸭”听到这句话,突然间难过得想哭……她悄悄地躲进走廊,从邻近病房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孩子,你才十八岁,怎么就撇下妈一个人呢……”那悲痛的哭喊,让“鸭”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珂得的这这种病,也许,也许……”她不敢再想下去,匆匆地离开医院。
那以后的几天,没有谁再去看珂,只是偶尔会有人小声嘟嚷一句:“我的袜子找不到了,一准又是珂在调皮……”让后,就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直到考级结束那天,又一次走进病房,一下子全都愣住了, 这是珂吗?她的脸色竟然那样苍白,那一头瀑布般的长发也所剩无几,才多长时间,病魔便把一个鲜活的生命折磨成了这个模样。不祥的忧虑再次涌上“鸭”的头……“鸭”只听到珂在招呼大家坐,在和大家聊天……直到开始向珂道别,“鸭”才从混乱、茫然的思绪中慢慢游移回来。
“珂,我走了,希望下周看到你时,你已经康复了!”
“鸭”由衷地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珂沉默了。随后,又笑着说道:“‘鸭’,你再多陪我一会儿,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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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告诉“鸭”:“我患的是癌症。虽然爸爸妈妈瞒着我,但我早就知道了。”珂继续说道,“我想求你,以后替我陪一下我的父母……”
不等珂说完,“鸭”大声地喊了起来:“你会好起来的,你的父母还等着你,照顾他们下半辈子哪!”
珂苦笑着,第一次正正经经地称呼道:“小雅,都是我不好,父母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今生却没有机会报答他们……”珂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鸭”的心也乱极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样离开的珂,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噩梦,叫她始终不敢面对。
后来,听珂的妈妈说,几天后,珂将进行一次关键性治疗。就在珂治疗的前夜,三零二寝室做出一个决定:要为珂折一千只纸鹤祈福:“保佑可爱的珂平平安安!”同班的男生,也要编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环送给她。
这一晚,老师破例允许三零二寝室彻夜开灯。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桌上的千纸鹤也在一只只地增加。没有一个同学说话,只听见时钟“嗒嗒”地响着。“鸭”感觉着自己都快要窒息了,赶紧推开窗子,一阵微风迎面吹来,顿时清醒许多。这时候,不知谁轻轻地说了一句:“还有一只了!”“鸭”转过身去,只见大家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这最后一只纸鹤的诞生。
然而,“鸭”刚刚走近珂的病房,一阵悲痛的哭泣从屋里传出,那是……那是珂的母亲的哭声?“鸭”愣住了。“不会的!一定不会的!珂还没有看到,我们为她折的纸鹤呢!”“鸭”冲了进去。男生们默默无语,把连夜编好的花环,轻轻围住珂的脖颈。看着花环中珂那张平静的脸,“鸭”心乱如麻,沉默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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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捧在手中的千纸鹤,也轻轻地落下,在珂的身边悄悄地飞舞着……珂的妈妈告诉大家:“珂,今天早上走了……”
这时候,珂的同屋病友交给“鸭”一封信。说:“这是珂前两天写下的,要我在她离开时转交给你。”
还是那熟悉的笔迹,还是那玩笑的称呼,珂这样写道
“‘鸭’,这是我最后一次调皮地称呼你了,我去了,我去了我梦里看到过的那个天堂。记得有人说:‘天堂是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现在,我去了,从此不会再受疾病的侵扰和欺凌,你们要为我高兴啊。只是我希望:有那么一天,你们活着的人,真的可以让人间也变成一个没有癌症的天堂……‘鸭’我想你,我还会想着常常在梦里去看你,去听你再可爱地叫我一声‘老太婆’……”
泪水打湿了信笺……青春与青春的分手!生命与生命的辞别!“鸭”——吴正雅的眼睛湿润了……就是这封信,不,是一个十九岁生命的嘱托,让吴正雅毕业后放弃了从小向往的教师职业——她揣上珂这封信,她带着“珂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通化,找到王振国。
她说:“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儿,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薄,很有限……我也不是学医的,但是,我渴望来这里做一份工作,哪怕能给癌症患者送上一点点温暖、关怀和帮助也好。所长,是珂告诉了我不要放弃,是珂给予了我心底的这一份执着,我好想跟着你,好好做。所长,不管前头的路有多难、多苦,我们也一定要努力啊,要把人间,真正变成一个没有癌症的天堂!”
那一天,王振国把通化的所有员工都召集到植物园门外的员工培训学校 。随着那道沉重的红漆大门被徐徐推开,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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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眼前的是一处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建筑。员工们都亲切地称它“天仙苑”。
就是站在这宽敞的四合院里,王振国让吴正雅给大伙儿讲了这个让人心酸的爱的故事。
故事讲完了。谁也没有言语。一直站在吴正雅身旁专注地听着的王振国,悄悄地落泪了;紧紧地站在周围的员工有不少人也默默地流下感动的泪水。
静悄悄的四合院里,却仿佛弥漫着来自异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那美丽的诗句: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
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你的眼睛是早晨的摇篮
你的眼睛是繁星的王国
我的歌曲消失在你眼睛的深处
……
第二十九章 经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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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多快啊,那八月长白山也花的芬芳似乎还未散去,这南海晶亮晶亮的浪花已经耐不住寂寞欢快地簇拥着扑到脚下,仅仅四个月过去,2001年12月25日,振国集团的各路“干部”再一次聚到一起。他们鱼贯的走进会场,迎面“振国集团2002年发展战略研讨会”醒目的会标,分明在提示着他们,2001年已经被提前地丢在身后,2002,这裹挟着它所有未知的新鲜和不测,与他们交汇在碧波荡漾的南海之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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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见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这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的经典名言。
王振国一身藏青色西服,雪白雪白的衬衫,紫红色领带玲珑的圆点镶嵌在其间,流畅而灵动。胸前端正的代表证,透视出他心思的缜密和精细。只有讲桌标签上“王振国董事长”这个平素里极少用到的称呼的出现,让人体会到会场上气氛的严肃。
王振国很快地向台下一排排看去,然后说:“大家风风火火地干了一年,很累了,还有人没有干好,可能心里会有点儿紧张。我想,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我最近听到,我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都放松放松。”
“一提到旧中国的上海滩,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大世界’,有名的很呀。可是大家知道它的创始人是谁吗?有人会猜到是黄金荣,或是杜月笙。都不对。是谁呢?是一个生长在宁波附近余姚村的年轻人,他叫黄楚九。
“他是十五六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别贫寒,就拿上两件破衣服,打着一把油布伞,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上海。到上海时已经很晚,天又下雨,没有地方住,就躲避在一个店门前,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躺在那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老板一开店门,吓了一跳,还以为是看病的。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药店。老板就把孩子叫到屋里,给倒了一杯水,喝下热腾腾得水,这孩子觉得身体暖和了一点,他看到地下有积水,就拿起扫帚帮助打扫起来。老板看这孩子挺机灵的,就收下他做了学徒。
“一晃三年过去了,老板越来越赏识他,因为自从他来以后老板的药店生意越来越好 。为什么呢?那时抓一服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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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味的,要是连抓上十服,你想想的跑上多少天,何况每次来你还得排队。这个孩子都观察多少天了。有一天,他对顾客说:‘你们可不可以在这抓药的方子上面留下你们家里的详细地址,等我一一给你们抓齐后,利用早上或下班后给免费送去。’他这么一做,很多人觉得‘好呀’,一传十,十传百的,这家药店想不火都不行了。
“有几天早上,他连早饭都没吃就去给人家送药,兜里没有钱了,要道月底才能开薪呢。后来有些好心肠的老太太就借钱给他,并跟他说:‘你这个孩子起大早的给我们送药,又不收钱,挺辛苦的。这样吧,借给你的钱,就不用还了。’可是呢,只要月底他路过这里的时候,他总是一定把大洋还上,老太太对他印象特别好。
“这样,有一天,她跟一个老太太讲了:‘我的母亲生病了,想管你借七十块大洋。’老太太想了想,这个小孩子挺可信的,又是给母亲尽孝顺,就借给他吧。其实呢,这七十块大洋,他并没有用给母亲用,而使用七十块大洋在外边买下了一间小房,又找人刻了块牌匾‘黄楚九药店’。
“光买下这个药店,还要进药材,这些他都不懂,更没有流动资金。他回去跟老板将了:‘我要开一家药店。,老板心里想,你在我这打工干得挺好的,怎么又想着开药店呢?就问他:那你会吗?’他老实回答说:‘我不会,但我想把药店租给你,我还在这里打工。’
“老板想了想,又看到这个药店地理位置挺不错的,就答应了下来。于是,老板付给他一百五十大洋,他租给老板三年。
“这样,他有了一点钱儿后,就再买下一家药店,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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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又连续开了七家药店,并且都租给了老板。老板有钱呀,又懂经营。他呢,就一边帮着老板经营,一边偷偷的跟老板学。但他跟老板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几家药店到租期后,‘黄楚九药店’的牌匾不能摘,到时还归他经营。就是靠这样的办法,他三年后总共有了八家连锁店,结结实实地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那么,为什么在他后来自己经营时,他药店的生意更火了呢?还是因为送药。但这回送药是在药店里给顾客直接熬好的汤药,然后用一个一个的保温杯装上,在给每家每户送去。所以,他的药店的生意很快的就超过了原来的老板。
“他发了大财后,就建立起了‘大世界’,一百年前便扬名中外。”
王振国讲到这里,他站了起来,特意走到台下中间的过道上,探询般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故事,大家都听到了。这里,我想和大家一同思索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贫穷又没有喝过多少墨水的年轻人,到最后竟然成为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大老板?大家想,为什么呢?”
他回身重又坐到台上,沉思的,然后,目光沉静的往下一排排掠过。
交头接耳,脱口而出的,沉吟不语的。屏息等待的。
只见王振国给投影机操作员一个凌厉的手势,刹那间,会场左前方宽阔的屏幕上,仿佛一道耀眼的闪电袭来,豁然两个大字:思想!
王振国的两道浓眉也随着下意识地往上一挑:“我认为就两个字:思想!”
他随后改换一种缓冲的语调:“都什么思想呢?能够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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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服务;想到用保温杯送药,就是服务的创新。借钱,还钱,这是诚信,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在构造信用。那么,借钱开店,出租药店,是不是商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们再看,总共八家连锁店的一连串举动,何其高明的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运作’。这里,我请大家都要往深里思索,以看似朴素的故事,往往蕴含着多么丰富的信息和意味啊。”所以,王振国指点着会场的会标,“我们振国集团往年的总结会,今年改换门庭了,‘战略研讨’。研讨什么?就是思想!”
声音有逐渐地转向激昂。
“因为没有思想,一个人不可能成功;没有思想,一个企业不可能生存和发展。2002年的市场应该怎样打?加入WTO后的今天,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应该怎样地与时俱进?这都是我们今天必须迎刃而解的战略问题。要解决战略问题,就必须有战略目光;要有战略眼光,必须先有战略思想。因此,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四个字:经营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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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12月28日,振国集团第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由王振国主讲第一课。他特意带来在马来西亚买的五颜六色的钥匙链,作为元旦礼物分给学员们。
可是,正当大家拿在手里,开心地欣赏着它的小巧玲珑,和钥匙链垂着的各式各样的贝壳、海螺时,仿佛无意间,王振国让人把一张张小便笺摆放在每个人的面前,“请回答,所长为什么要送钥匙链给你?”五分钟交卷。
回答也像这钥匙链的五颜六色一样的五花八门:
“将一颗心连在振国集团的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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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头脑,管好家门”。
“取人精华,为我所用”。
“不要把青年人紧箍在一个小小的空隙里”。
“掌握开启市场的金钥匙”。
“期望”。
王振国仔细地看着这五花八门的回答,笑着说:“其实,我没有你们想得这样多,我只是想送给大家的一样小东西,应该有意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帮助你找到一把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课。”
又一个独具一格的开场。
这一期的培训班,七十名学员清一色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所长讲课。整整地听了一个上午,因为所长似乎信手拈来其实煞费苦心的九个故事的穿插和引导,越听越觉得兴趣盎然。
他们都知道,所长最爱讲故事了。他们中的不少人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平实和通俗,这样的鲜明和舒畅;有的故事似乎平常,但经所长巧妙地糅合后,顿时有了股“化平凡为神奇”的魅力;有的故事乍听挺“历史”的,三言两语,突然多出来几句时尚语言的趣味横生。听王振国讲故事,不会有繁琐和沉闷的感觉。在今天,在他们或长或短的印象里,所长那样的温文尔雅,那样的激情洋溢。
然而,生活让他们很快的穿过这片晴朗的开阔地,在前面的“短兵交接”中,他们将看到,也是很快就看到了,所长那瞬间暴风雨般的“变脸”。
是在29日的上午八时,这期学员的“竞职演讲”正式拉开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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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
机会是平等的,无遮无掩公开地敞开在面前。没有谁不跃跃欲试。他们要充分利用这有限的十分钟,他们要以自己的血气方刚,向资历,向经验,向集团驻各地办事处主任、副主任职位,发起他们走进企业的第一轮冲击。
主考席上,王振国居首而坐,眼神变得即刻间专注和威严。只不过顽固的眼疾还在骚扰着他,不得不一会儿就拿起眼药水点上几滴,闭眼的片刻也许正好掩饰他思绪的起伏。
旁听席上,各办事处主任插花比邻,一边欣慰地注视着自己部下羽翼的渐丰,一边肃然地领教着他们“脱颖而出”的挑战。
七十名学员今天的着装,可谓精心选择别具一格:男士一律西装,庄重中透出干练;女士造型多以现代、简洁为主,色彩丰富却绝不刺眼,有几个女孩儿还特意系上紫红色的领带,青春的活力纤毫毕现。
第一个走到前面的学员,讲了一件清欠催款的事情。似乎与今天的议题“南辕北辙”。王振国一直以极大的耐心倾听着,到九分钟时,他挥了一下手:“你可以下去了。”
紧接着登场的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他以“学识渊博”的风格,开始了“文采斐然”的道白:“人才者,全能者为极品,德才兼备者为上品,有才无德者为正品,无德无才者为废品,无德有才者为补品。我们集团是不会雇用废品的,更不能容纳补品。所以要求在座各位精英们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品要正,才有良性向上发展的机会,才有可能成为管理者。作为一个管理者,首先要有一颗兼容的心,不是单纯指责任心和敬业心 ,它就是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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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够了。其次……”
这时候,演讲突然间被打断了,王振国“霍”地站了起来,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失望和气愤,语调激烈地批评道:“你来点儿实在话!振国集团需要的干部就是实在,一句话一个巴掌!文诌诌的词都不要!就这么实在!就说你怎么干吧!看来你不行!现在你都不理解老板想要什么样的人,那你还能当老板么?得,你下去吧!”
下一个亮相的山东的女孩儿,“我叫xx,振国集团第二批学员,现在就职xx办事处,任现金员兼业务员。在xx办一年的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业务上x主任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启蒙老师……”
王振国又插话了:“不要表扬!不要‘讲用’!这不是‘讲用’啊。你先下去,一会儿再来讲。
一连串的三个“下去”,那干脆,那激烈,那严肃,让原本平静的竞职演讲波澜骤起,风雨变幻,险象环生。那“现场点评”的如此犀利,那“半途而退”的如此尴尬,那众目睽睽之下不留半点情面的公开和透明,那你退我进、潮起潮落竞争的如此炽烈和白热,一时间,即使谁飞快地将“残酷、严酷、冷酷”三个词交叉、叠加,也不足以准确描述现场如此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七十名学员第一次目睹到,一个民营企业选拔人才如此的直接、简捷和务实,也是第一次穿越它柔情的一面,而领略到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复合的多面体,那尚未来得及向人敞开的另一个侧面。
这时候,王振国又一次站了起来,也许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他说:“来,我在给大家讲故事,可能都知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吧 。马谡是谁?诸葛亮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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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跟随诸葛亮多年的秘书,纸上谈兵玩得不错,但诸葛亮也觉得自己的这个秘书有点儿虚,所以马谡街亭挂帅时,还是不太放心,就派了大将王平跟着。他对马谡说,这回你听王平的,守住这个山头就是红旗飘飘。因为一旦失守,粮草接应不上去,诸葛亮就没有退路了。可是到了这个山头,诸葛亮讲好了的要山下守,但马谡非要上山,说居高临下,司马懿没办法攻上来。王平不同意,争吵了起来,但马谡是主帅,他奈何不得。结果那,司马懿给山团团包围了,断了你水,还用进攻吗?马谡已经完蛋了。如果那次不失败,诸葛亮也有可能一统中国的,很惨啊。所以,我再三讲,咱们做企业,务实就是生命线。所以,年轻人一定不要纸上谈兵。上来就唠实在嗑,就将你想竞争什么,你有什么优势,你要怎样干。从现在开始,以前的都不算数。下去的,可以在上来一次,要不不公平。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没有谁来主持,你走下去,我走上来,自自然然,就仿佛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没有谁不发自内心地鼓掌,掌声是对勇气的最真诚的褒奖。
此刻,王振国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时而专注,时而沉思,时而赞赏的点点头……当来自南国的那个女孩儿压力下焦急,较集中凌乱,他及时的点拨道:“如果你想上来竞职,往这一战你就会想,现在所有的人不管是董事长还是谁,全都是我手下,我自信,我要领导你们。这样,你心里是不是不慌乱?你现在还好像在这里和领导汇报呢?当然慌了。所以我觉得,无论你们应聘也好,竞职也好,首先第一条是自信。”
王振国娓娓而谈,弥漫的硝烟似乎已然淡去,奔雷般的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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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后面,仿佛紧随而来的是春风化雨……
第二十二个走上前的,是“九分钟下场”的“第一个”。他的“失而复来”,赢得了大家尊重的掌声。依然洪亮的嗓门,也依然陈述得苍白。王振国这次换了个口吻,轻声示意他坐下再好好想一想,然后面对着大家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们就把这里当作一个研讨会,大家都帮助他分析一下,他为什么失败?”
王振国停顿了一下,接着走到“他”刚才的位置上,一针见血地说道:“我们这个学员他不会推销自己,不会推销的根子在哪里呢?脑子不活。我现在就害怕咱们的干部太死板,叫你怎么说就怎么说,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现代化的干部必须要有应变能力。真正做个好干部,应该是见山说山,见水说水,说白了,哪个阶级说话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你必须学会灵活适应。所以,首先脑子得活呀。我曾经讲过,这个世上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都不一定成功,只有半尖不傻的人才容易成功。为什么?比如这前头有一条小河,聪明人不敢跳,怀疑水深,万一淹死怎么办?犹豫半天,最终缩回去了。傻子嘴里喊‘这算啥’?‘扑通’一声跳下去,水没了脖。只有半尖不傻的人,他想跳又不敢跳,想了想,退回几步,使劲的往前跑,到底跳过去了。所以,我们集团也是这样,有时候的决策,看起来是后退,退是什么?是作为缓冲,给自己留有一个余地,然后在往上走。所以,我们的干部无论做事做人,一不要逃避,二不要莽撞,都要向‘半尖不傻’的人看齐。
整整一个上午,就在这时而端急,时而平缓,时而激动,时而冷静的“ 山重水复 ”中欢畅地划过,为这个冬天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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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股毫不退缩的生气,也留下了一缕成长中清晰的遗憾。
本来,王振国不准备再做总结的,竞职的本身,不就是很好的‘总结’吗?但到最后一刻,他突然地又改变了主意。
他说:“我是抓紧一切机会想给你们灌输呀。我是农民出身,就像一颗玉米,你给它种到荒山上,又不去施肥,你还要求它接出两个棒,那可能吗?它现在能长出玉米,甭管它结几个粒,其实已经不容易了。你们站着讲,有人腿上打颤;我坐在这儿,是心里发慌啊:用人不培养人。年轻人应聘来到振国集团,只简单的十天八天地上岗培训,都跑市场去了。火候不够啊!“
王振国坐在椭圆形桌子的一头,目光缓缓地环视着,流露出无尽的疼爱和珍惜,“坦率地讲,竞职是失败的。有人准备的挺好,一张口就紧张,就出错;有的人会干,不会讲,更不会临场发挥。要锻炼啊。什么都有第一次。第一次赶上来,战战兢兢的,讲得不好,也是一种勇敢。但我确实着急,期待着你们尽快成长为集团的优秀干部。振国集团现在缺少什么?缺成果么?缺资金么?振国集团现在最缺的是人才!王振国有更多的人才,能这么累吗?王振国有更强的人才,这么好的科技成果能做地这样小吗?增长才是硬道理?振国集团不增长是什么道理?没道理呀!那只会让人家说我们振国集团是一帮熊蛋!”
说着,王振国一只手的拳头使劲地攥紧,在半空中狂暴的挥舞着。
“今天,在座的都是振国集团的人才储备。在我们这里,没有在第一线做过的,当干部不行。跑市场没有办过‘点’也不行。因为你没有压力啊。有压力,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 。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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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集团也有过这样的年轻人,看着油光水滑的,要口才有口才,可干了几天,跑了,干不了。为啥?就因为没有钻到底下去,下面是水,他在上面浮着。振国集团干部绝对不能在上边浮着,要下去,扎下去才知道有多深!”
讲到这里,王振国激动的站立起来,“这样,等你从底下再起来时,你保准行。所以我想,要培养干部,首先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派工作,不要两个人去,那是浪费。香港的小孩十一二岁就送到英国去读书去了,到了那个地方无非是有个人帮助他安排个房子,以后就得自己洗衣服、做饭,独立生活了。可我们内地有的人家的孩子长到十八九岁了,还得老人给洗衣服。不行啊!振国集团的干部必须练就一把过硬的独立工作的能力。对年轻人要往上逼他,不逼他不出息呦!年轻人闯荡社会,他们要寻找的只是一份工作吗?起码在我们这里,要的就不是‘员工’,我们要培养的,是‘振国人’!”
王振国讲话向来“快刀斩乱麻“的风格,像今天这样,如此的苦口婆心,几番的欲罢不能,这在他的讲话中绝对是个特例。他终于又一次坐下来,讲话戛然而止。
此刻,整个会场静静的。像激战前夜的沉寂;像曲子之间的过门;向窗外南国的大海,阳光下的碧波万顷;像北方家乡的长白山巅,天池水的幽蓝幽蓝。
可是,你正真地知道长白山天池吗?
那天池本来的幽静和美丽;那溶进乘槎河初始得悠长和沉闷;那小径的梢然狭窄,而逼仄的步步迟缓;那地势突然陡斜;而激起的脱缰野马般的奔腾和咆哮;那山口喷豁而出,瀑布飞泻,扑向崎岖峡谷的大意和凛然——一时间,形如银链,声如惊雷,恰云翻雪倾,似金戈铁马 。就这样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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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息,蜿蜒北去,高山夹崎,峭壁千仞,却开始了一条雄伟壮丽的松花江如此漫长而艰险的旅程。
这是怎样的一种“凤凰涅槃”的境界?
这是天池被称作“龙潭”真正的魅力!
世上有多少奇绝的风景,它往往诞生在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世上有多少壮美的江河,它的源头如此平凡和平淡。
第三十章
我骄傲,我是“振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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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振国驱车回通化植物园的路上,看到这样的一幕情景:一个女孩子站在街边,目光正追逐着几张飘舞在空中的纸片,纸片一落地,她马上赶过去拾起来,并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王振国心里不禁一动,他想:我们企业不就是需要这样的员工吗?于是叫司机停下车,把那个女孩儿找来,并说明了这个意思。谁知,那个女孩儿笑着回答说:“所长:我就是咱们振国药业的,刚刚上班两个月,你还不认识我呢。”一件小事,却一直让王振国觉得心里暖暖的。
还有一次在珠海,司机张晓亮送两位日本客人,到了九州码头后,一位客人悄悄地将一百元小费留在车上。张晓亮发现后,急急忙忙地一直追到关口,坚决地让客人收了回去。当天晚上,这位客人在日本马上打来电话,他说:“王教授,我这回在中国,明白你为什么能够成功了。”他提起了王振国并不知道的这件小事,感慨地说:“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让我看到了你们的企业文化,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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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考察员工,总是喜欢从个人修养的细微之处入手,他觉得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觉悟。1998年,是在7月,研究所搞了一次演讲赛,题目叫做“如何孝敬父母”。一位日本记者恰巧碰上了,摇着头很不理解地问:“这对办好企业能有什么帮助呢?”
王振国回答他:“我们的企业理念,是以责任和爱心去救治更多的癌症患者。说实话,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不可能不需要利润,但我们所经营的,绝对不只是药品,而首先是一片爱心。”
他随即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演讲稿,掂量地说:“什么是爱心?我认为,孝心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爱心。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对父母的恩情都不愿报答,他还能够回报别人、回报社会吗?父母的恩情可是天底下最重的呀。所以我在录用和考查员工时,是把‘孝’字作为很重要的标准考虑的。我们的老祖宗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时间流逝都几千年了,可这句话从来没有褪去它闪亮的光泽。因为,没有谁能改变得了,这孝心、爱心和良心的一脉相承啊!”
那位日本记者听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随后感慨地说:“王先生,你是我见识的中国老板中的很特别的一个。”
王振国笑了:“其实,说特别,我们的员工可能比我,更会让你感觉特别。我这样说,你信不信呀?”
王振国笑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王炎医师,福州办事处主任。一天,有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来到门诊,嘴里还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呼喊:“胀死啦!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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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急忙奔出门外帮助搀扶,却遭到同来的老人的儿子的厉声断喝:“都是吃你们的药吃的,两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赶紧给解决,给我一个说法!”王炎听后,什么也没有辩解,只是让老人躺到床上,做起了检查。当看到病人肛门水肿,被坚硬的粪便堵塞住了,又看着病人憋得满脸铁青、大汗淋漓悲惨的样子,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王炎医师想了想,竟然弯下身子用自己的手为病人抠起大便来。终于出来了。可紧接着,就像是高压水龙头顶不住的喷射一样,稀稀的粪便一连串地喷射出来,毫不留情地溅了王炎医师一身。看到这里,病人的儿子歉疚地不好意思了。将心比心,连病人的儿女尚且做不到的事情,却让一个大夫默默地承担了,这是一种怎样无私的爱啊!
还是这个王炎,和办事处的另一位主任林启芬一道给患者看病。这个患者已经用了一个疗程的药,有了起色,但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治疗了。那天正好是办事处开工资,两个人共同拿出九百元钱,给这个患者买了药。“后来,还是我去福州义诊,才从病人嘴里听到的这件事。”
日本记者听到后感动得连连称好,可是,职业的习惯叫他依然紧追不舍:“王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普通员工,是由什么动力驱使,他们能做得这样好呢?”
王振国似乎想都没想,肯定地回答他:“因为我们是‘振国人’。”
“振国人”?
日本记者这时候疑惑地转过身子,和旁边的翻译一连串交流了几句,确切清楚了语言的翻译没有问题,他钦佩地迎着王振国友爱、沉稳的微笑,说:“ ‘振国人’,这是我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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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老板对企业员工,很独特也是很尊重的一种称呼。王先生,在你身上很有一些‘儒商’的气质。”
王振国又笑了:“我也真的要谢谢你的美誉。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他最佳的境界应该是‘德商’。做人要讲人格,做企业同样要讲企业人格和企业信仰。”
他接着说道:“所以,我们‘振国人’才有这样两句话。第一句来自中国古老的佛经:‘要想一滴水不干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大海里去。’第二句是出自民间的一句格言:‘心放到哪里,他就会做到哪里。’”
说这话的时候,王振国沉思地推开一扇窗子,仰望着高高夜幕上的点点繁星。他说:“因为仰望,我们所以看到世界的广袤、浩瀚的许多。其实,这世上最使人惊奇和敬畏的两样东西,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这头上的天空有多高,一个人的仰望就有多高;这内心的大地有多远,一个人的仰望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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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18日,通化湾湾川植物园又迎来了一批客人。他们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药考察团,一行九人,领队的是年一把十二岁高龄的美国医学博士、医学作家及西医生郝思德,和美国癌症生物协会副总裁、美国癌控医疗协会会长法兰克•考西尼欧先生。
考西尼欧先生是第二次来植物园了。回溯起他与王振国的相识,最早也是在1997年8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国家癌症治疗学术研讨期间。当时,王振国以“中国一号天仙液发明者”的身份,应邀赴会演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考西尼欧先生将“王振国牌系列抗癌中药”引进美国。后来,他们又多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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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相逢。特别是一年前的8月,他应邀前来参加“振国集团情系长白山联谊会”,第一次走进这个植物园,走进神秘、富饶的长白山,所行所感,更深加深了他对中药突破肿瘤治疗的瓶颈的希望和信心。
这一次,他们一行九人并不是直飞中国,而是先取道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专门考察海外服用王振国抗癌中药的癌症患者真实的生存状态——病人住院治疗前后“片子”的对照、对比的仔细,病人康复证据的判断的叫真和务实。一路看下来,一路的振奋,也一路的激动。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一些未接受手术、放化疗的癌症患者,能够通过中医中药得到治愈,这是癌症治疗的一个奇迹。为此他们决定将两项大奖颁发给王振国教授。
颁奖现场就设在植物园的会议室,别开生面的仪式简单和简洁。这是19日上午,王振国从八十二岁的郝思德老人手中接过“2002年美国癌症成就金奖”,又从高高瘦瘦的考西尼欧先生手中接过“第三十届美国癌症药物大奖”的奖牌。这是美国的这两个奖项第一次向中国人颁发。
颁奖后,郝思德老人依然兴奋不已,他对王振国说:“我准备以美国医学会的名义,聘请你在我们开办几所利用中药的治疗肿瘤防治院,让你的科研成果更好的造福全人类。”
考西尼欧先生的讲话充满激情,他说:“我们协会对此次的中国之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这里,我看到王振国教授面对癌症对人类无情的伤害,找到了一个独特的有益的解决方法。同样,面对癌症冷酷无情的挑战,又是你,在尝试着将医学科学与人道关怀,做出智慧而温暖的结合,我非常赞赏你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我现在就高兴的邀请你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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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今年年底在洛杉矶举办的“第三十届美国治癌成就大会”。
接下来,客人们兴味盎然的参观了风景独特的植物园。
步出“药王亭”,前头斜着又逸出一条小道,放眼望去,绿叶纷披,风姿独具。郝思德老人探询般的看着翻译,听说是“梧桐树”,老人马上就抢到树下,又突然的做出一个“鸟儿飞翔”的姿势,让夫人给拍照,嘴里还念念有词。翻译忙说给王振国听,老人这时候的目光也仿佛在问:“我说的对吗?”
王振国钦佩的走到老人面前:“真想不到,你居然能说出我们中国的这个典故,‘梧桐引得凤凰来’!不过,”王振国特意放慢语速,“我们所以要栽下这成排的梧桐树,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什么故事?“老人很有兴趣地问。
“传说在我国清朝有位医术极高的人,药到病除,治好了许多老百姓的疾病,可是没有谁知道他真实姓名。因为无论谁问起他来,他都是微笑地回答说:“就叫我梧桐吧。’他高尚的医德给我们后人做出了榜样。所以,为了纪念这位民间名医,我们特意在植物园修建了这条梧桐路。
老人显然听懂了,若有所思的踮起脚,摘下一片宽大的梧桐树叶,珍藏地夹在一个小本本里。
最后,客人又回过头来停留在植物园进门处的那幅“中国医药”壁画前。有客人问道:“壁画上的六位中国古代医学家,究竟哪一位对你影响最深刻呢?王振国神色自若地指着第五位,说:“我想,是唐朝的孙思邈。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治肿瘤的医药学家。现在的这幅壁画上描绘的,就是他利用树上的蛇蜕为民女治疗甲状腺肿瘤的情景。”这时候,郝思德老人眼里闪出一种异样的神采 ,摆着手一连说来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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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错。”
王振国这时候把目光转向郝思德老人,说道:“孙思邈不仅毕生行医,一心救人,而且晚年还专心立著,他七十岁时编写的《千金要方》一书,共三十卷,共收医方四千多,流传至今。我看过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书名蕴含的意义……”
郝思德老人打断了王振国:“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吗?”
王振国从容地告诉他:“‘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这个意思通俗一点地讲,就是……”
郝思德老人点点头,能看得出这回他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中国的中医药太深奥了,也太神奇了……”他接着又对王振国说:“等我回去美国后,我也要马上动笔写一本书,书名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这本书里,肯定要专门介绍你和“王振国牌抗癌中药”的,我要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药,要让你的这个科技成果在全世界都推广应用。
19日下午,王振国又陪同客人,来到毗邻植物园的天灵山下——他的现代化中药材种植基地。眼前的奇花异草,山间的清风习习,使得郝思德老人,竟然童心大发,时而痴迷地采集脚下的中药材,时而专注地倚着山间的绿树拍照。旁若无人,风趣毕现。瞧,这一会儿,他正一只手拍着王振国的肩膀,开心的大说:“真没想到,你这里还会有这样美丽的一个天然植物王国?怎么样,我能不能在这里也给它起个名字呢,叫‘郝思德草药园’,好吗?”
短暂的两天不知不觉间过去了。当客人们恋恋不舍地离开时,郝思德博士的夫人,这个随团同行的药剂师 、营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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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高兴地握住王振国的手说:
“你创造出来一个梦,让我和我丈夫以及全人类的梦想,都向着前头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这让我们确信,癌症是可以克服的。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把这些牢牢地记在在心里。”
他们走了。他们从通化又赶到北京,一行人继续在北京的王振国肿瘤门诊,继续着他们不辞辛劳的寻访和考察。
5月22日这一天,站在八达岭往里长城上,考察团里随行的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国际电视台及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美国好莱坞知名人士希得先生,这在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
他说:“此刻,是我们这次难忘而匆忙的‘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从神奇、富饶的长白山,到现在脚下的雄伟而古老的万里长城,让我们对中国的变化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最想说的是,长城是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但我更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世界第九奇迹’在中国诞生,那就是中医中药攻克癌症!”
就是他们在中国现场录制节目的一幕。他们要把这一期电视节目,要把一个在崎岖抗癌之路上不屈不饶奋斗的中国人,介绍给更多的美国和日本的观众。
这一刻,五月的阳光暖暖地照耀在这一行美国客人的身上。余晖也悄悄地留在他们身后,就好像这些客人,执意要留在中国大地的一个金色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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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上午九时,王振国还在忙着接待美国医药考察团的客人。那边,国家GMP认证检查组正式宣布:“通化振国药业”三条生产线、五个剂型,一次性通过国际公认的药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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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GMP标准认证,从而取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通行证”。
这个时候,多少“振国人”都拥在一起哭了。
一百八十天的夜以继日,一千四百零三份文件的孜孜以求,一个个像春天太阳般温暖和赤诚的“振国人”故事。
这一天傍晚,刚刚送走美国客人,王振国马不停蹄地赶到工厂,他要为“药业生产基地”的“振国人”庆功!庆功酒会就设在纤尘不染的工厂门前宽阔的大道上,长长的一排桌子,浓浓的、红红的、甜甜的“振国人”自己酿制的葡萄酒……
王振国站在植物园刚刚矗立起的一面大理石墙前面。
他说:“昨天,我接受泰国一位记者采访时,她问我:‘振国集团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当时沉默了。可是,我今天特意把记者请到了这里——因为,你们才最有资格当面回答她这个问题。因为,是你们在GMP标准认证工作中,所爆发的勇于吃苦和真诚奉献的精神,让我站在这里,才敢骄傲地告诉她:因为,我们是‘振国人’!”
说着,王振国将手中的酒杯高高地举起,然后,默默地俯下身子,深深地鞠躬……
王振国接着说道:“我前些天看到一个调查数据,目前的国际中药市场上,日本、韩国占据的份额高达百分之九十;我们国内市场呢?‘洋中药’进口六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出我国每年的中药出口量。发人深省啊!谁现在还敢说,中国的市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不!世界都在抢占中国,虎视眈眈!商场就是战场,商战就是和平年代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现在,打进国内市场的、和称雄国际市场的,这样的海外阵营的压力, 已经形成了对我国中药产业的合围之势。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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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中国的中医药民族产业最先面临的严峻挑战!讲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寓言:说的是非洲大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狮子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自己: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追上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而羚羊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自己,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逃过跑得最快的那头狮子。同志们,做狮子好啊。但是在今天世界的‘大草原’上,中药业还只能做羚羊。羚羊的出路在哪里?突围!首先要杀出去,然后再谈占领制高点!”
王振国这时候指着旁边不远处的草药园,“有外国人曾经预言:‘中医中药根在中国,长在韩国,开花在日本,结果在美国。’话说得是不是不好听?可是,如果我们不赶紧奔跑,那么中药未来的命运将非常可能被主宰在外国企业的手中——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捧着老祖宗留下的金饭碗求乞啊!‘国粹’成了‘国危’,我们就是民族的罪人!不能没有危机感啊!所以,我最近常常躺在床上睡不着,想我们振国集团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1986年研究所的艰难创立,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16年了,这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探索,都是创新。我们的今天依然在探索,不光要研究药、生产药和销售药,一个振国集团即使上交国家几亿税金,那又算得了什么?振国,振国,我们‘振国人’要振的是民族之魂!振兴中华,振兴中医药!中医今天的责任是什么?面对广阔的世界和日益对外开放,我们中医学早就不再是局限于我国疆域内的封闭性的民族传统医学。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的新使命是将中医学发展成为属于全人类并为全人类服务的开放性世界先进医学,中医的战略目标是更快地走向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们‘振国人 ’将来对中国的贡献可能有两条:一个是利用祖国源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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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为人类攻克癌症提供一条有益的途径;一个是探索加入WTO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健康发展和有效扩张的走向世界的道路。”
说到抗癌,王振国又一次加重了语气,他说:“我研究抗癌药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了,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为什么三十年后仍然坚定不移?我不甘心呀!我始终认为,中药抗癌这一方向和道路是对的,我从来没有想最终做到的,只能是缓解病情,只能是延长病人的生存期。不是的!这不是我的目标!”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目光从容而专注,语调严肃而郑重。那神情,那气氛,那不是剖白,那不是讲话,那更像是高山之巅开阔的展望,大海里激情的游弋,蓝天上自信的飞翔……
“我们的目标是,哪怕用上一生的时间,也一定要最终攻克癌症!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了像杨帆那样的孩子能够活下来,无论前头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振国人’都要风雨无阻,勇往直前,让生命无忧无虑地延伸!我要飞!因为我们‘振国人’,今天就是一道比翼齐飞的‘雁阵’!”
王振国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他的神色变得愈发凝重和庄严。突然地,他一手掀开大理石墙蒙着的神秘的幕布,豁然地,一面壮观的绿色大理石墙上,正像王振国刚刚说着的那样,是一道超低空比翼齐飞的“雁阵”!
“雁阵”的上方,是王振国为“雁阵墙”特别撰写的,题为 《雁阵》的铭记:
大雁,又称鸿雁,是候鸟的一种。它生来的宿命,便注定了它的追寻和为此而终生的飞行 ,它的视野永远都是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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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我曾经多次给员工讲起“雁阵”的故事:说的是有一群大雁在天空中飞行,不时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字形”。头雁是最累的,因为它要用翅膀最先奋力冲破大气层的重重阻力,而跟在它后面的第二只、第三只……依序向后,既是气流惯力作用下减弱的结果,更因为飞在前面的大雁总是默默抢先承受了最大的负荷,所以,排列在“雁阵”后面的尾雁,它所付出的常常是最轻松的。但是,在“雁阵”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头雁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它一旦飞累了,就悄悄地退到后面去休息一会儿翅膀,而紧随其后的依序不声不响地顶替了上来。就这样,不停地循环往复,南来北往,如此漫长的飞行中,从来没有一只大雁掉队。
我喜欢大雁,因为在今天,这“雁阵”就是我们振国集团的团队精神。希望在我们企业,也有这样一大批乐于奉献的头雁,希望我们一同起飞的员工都不要中途掉队,最后一齐到达温暖的目的地。……
这篇铭记的右面墙上,铭刻着长长的一串创业者的名字。
第一行只有两个人:王振国、王振利。
第二行,直至最后,计426人。
总共428个名字。428个普普通通的名字,被永远地铭刻在“振国人”创业、发展的史册上,而永恒地直指人的心田!
这一刻,有多少目光正急切寻找?有多少眼睛顷刻间潮湿?有多少渴望?有多少期待?有多少自豪?
这时候,王振国示意大家静下来,他说:“刚才,我身边的泰国记者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问我:‘ 大雁都是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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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蓝天上飞翔,你们为什么要把雁阵设计在下面呢?’”
会场上顿时寂然无声。
有人在思索。有人在猜测。有人在等待。
王振国说:“怎么回答呢?这让我想起十二年前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时,我回答北京大学生的一句话:‘不要问祖国给了我什么,应该问,我为祖国做出些什么?’今天,我还是想这样地回答:‘不要问我飞多高,我时刻想着的是飞多远,飞多久!”
掌声。一片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一只只庄严的手臂举起来了,一道道激情的目光燃烧着,一肩意志在凝聚,一群梦想在放飞。
第三十一章
野马无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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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王振国这个向来不喜欢饮酒的男人,却破例的喝下了许多。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再一杯杯满满荡漾着的真诚前,他真的没有理由拒绝。不过,他还是狠狠心让“庆功酒会”在七点钟早早结束了。他知道的,在经过如此的夜以继日的劳顿之后,“振国人”今晚最该享受的,是久违的早早回家的一湾灯火。
他睡不下,一个人漫步在重又回归静谧的植物园里。
药王亭对面,一直站在那里沉默地观望着的采参老人孙良,始终陪伴着他的是两株杏树。一枝枝粉嘟嘟的花儿,开得灿烂而洁净。王振国伸出手去微微摇曳着,片片花瓣轻灵地飘舞,任清香丝丝缕缕的溢出 。这是春天特有的生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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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自然最原有的气息。多好啊,王振国此刻又蹲到中草药园的小道旁,眼前的这一丛植物,纤细而孱弱,层层叠叠的辣椒般尖尖的叶子。他细心的看着,身子往前探了探,有一块土坷垃被他悄悄地移开;然后,又将被压得到伏在地上的一片叶子。轻轻地扶起——轻轻的接触间,仿佛感受着生命令人颤栗的愉悦的孕育与诞生,感受着灵魂静静地被滋润的温馨的爱抚。
他站起身来,他知道只需再过两个月,眼前的小小生命,即将神奇地蹿起一米多高,枝枝蔓蔓地攀爬和缠绕间,绽放一朵朵素淡的小白花。
它叫“威灵仙”。
我们其实已经很熟悉这个名字了。“天仙丸”总共三十味的复方里,他赫然名列第二。“天仙丸”的命名,也因为它末尾的“仙”字光彩熠熠。他是王振国心中的珍视和骄傲。难怪,有多少远方客人走进植物园,都会被微笑地引领到它面前,然后,听王振国或“振国人”一次次的讲起它——“威灵仙”背后的传奇故事。
“传说唐太宗的妃子久病不愈,宫中太医谁也治不好了,太宗皇帝便发榜广招民间名医。孙思邈应招进宫,诊断后开了一个药方。太医们看了后都告诉太宗,千万别给妃子用,说毒性较大。可是孙思邈对太宗说:‘要不在毒性大小,而在于谁。方准治病,不准致命。’结果三服药用完,妃子的病真的好了。唐太宗要授予他官位做太医博。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部长吧。可他坚决‘辞官不仕’。他说:‘我是一个民间医生,让我还是回到民间给老百姓看病吧。’唐太宗有赐给他黄金,他仍然不要,说:‘我给人家看病,都会给我饭吃的,我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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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什么用呢?’话说孙思邈返回人间一心老百姓治病,深受爱戴,悲悯见百姓称为‘药王’。可是,有许多病人痊愈后,想不出怎样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干脆在他家门前左右栽下许多杏树,一来二去地越来越多连绵成林。一天,有纸只老虎吃了块骨头卡在了喉咙,进退不得,无可奈何地只好跑到孙思邈家门前。他发现老虎的症状后,用一斤‘威灵仙’煮水给老虎喝下,结果骨头变软了,慢慢地吞了下去。从此老虎不走了,执意为他守护杏林。这就是民间传说的‘虎守杏林’的故事。”
可是此刻,王振国却是一个人沉默地站在它面前。在这样静美的夜晚,在宽厚、淳朴的大山怀抱里,头顶星月的光辉正闪烁如乐章,让他一颗曾经沧桑的心,渐渐变得透明,仿佛要融入那片乳白的光流。天籁的和声,把五月的植物园演奏成一节深感透明的音符,让王振国突然地觉出,那已逝去的岁月,原来离自己很近,仿佛伸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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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王振国悄悄叫上弟弟,开车一道去了家乡石湖公益村。
当年的“老屋”已无影无踪,“老屋”前也变成了一条不宽不窄得柏油马路。穿过清清凉凉的溪水走近山脚,他一下又回到当年的景象。小时后就在这里,春天采山菜,夏天采药材,秋天采野果,冬天打柴禾。这山里的哪一条沟有多宽,这哪一种中药材生长在山里的什么地方,这风雪掩埋的羊肠小道哪一处有猎人布下的“圈套”,他都一清二楚,他对大山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他爱大山,无论他走出了多久多远,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他要回到大山的怀抱来的 。这是他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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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最集中的一段“进山寻宝”的日子,这是他一年里最自由的一段养料的补充、滋养和释放。他说,他平均每年都要在长白山筛选五十种植物,提取后做动物实验,以从中发现新的苗头。他说,长白山的宝藏就足够他一生寻找的了。
他这次回来是要寻找家乡山里的一种病树。那是在2001年,他去广西义诊,在那里知道了一种从菲律宾移植过来的树。这种树病死后,截取它的树干和枝条,提取以后像明矾样的一块块的血红的东西,就成了叫做“血竭”的止血药,治疗半身不遂疗效很好。王振国知道后,就想,他能不能也有抗癌作用呢?经过实验,它也有百分之二十的抑瘤率。这让他练想起小时候看到的家乡的一种病树,聚集一起的好大好大的“树疙瘩”,那不就是“木肿瘤”吗。他过去进山都是采集那些新鲜的中药材,他这次回来特意要采集一些“木肿瘤”,从中做提取实验,看看他是否也有抗癌作用。他这次还要采集一种虫子,软软的,没有牙齿,却能将坚硬树干“啄”出洞来,这样的“攻坚能力”能不能与抗癌也有关系?还有,他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鼠李”。当时他不认识,误当野果吃了,肉是红红的颜色。特别苦。这次,他也嘱咐弟弟到秋后来采集一些,也做做实验。
这样的“联想思维”和“逆向思维”,常常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他说:“别看我一身多种角色在不时地换位和错位,可是我每年脑子里想得最多的还是科研,每年都会有十几个不同的思路火花般喷溅出来。举一个例子吧,有一年,我在河南遇见一个乳腺癌骨转移的患者,他竟然给自己治好了病。用的什么药? 她去放羊,羊群在前面走,有一种草羊就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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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他在后面看着,心里想,这种草可能有毒,连羊都不肯吃,那我就采集它吃,反正这样病歪歪的活着也是遭罪,万一吃坏了就当自杀得了。没想到,这一吃,瘤子居然小了。她遇见我时,特意告诉我这种草。虽然,这可能只是治疗中的一个特例,但他还是给我了不小的启示。我就想,也许这攻克癌症并不是那么难的,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发现。所以,这也给我科研中很多很多的幻想。我常常想,我们搞科研的是不是把一些东西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呢?我想,这自然界能不能有一种叶子,或者一种动物的躯体,就能治愈癌症呢?我又想我们的药里用上了牛黄、麝香这样名贵的药材,那能不能只用简单几种的草,成本很低又效果理想,让更多的病人能吃得起的药,那该多好啊!”
最近,我又发现一种治疗月经不调的中成药,成分很简单,吃下一丸才几角钱,一天不过一元钱,效果神奇得很。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又闪电般袭来个幻想:能不能将它与癌症联系起来做个实验呢?有道理吗?有的。你想想,月经不调的根源在于经络不通,肿瘤的病因是积聚,气滞血瘀,他们都同样需要活血化瘀的。像这样的事情我做过不少,什么都想试一试。有许多植物在药典里没有记载的,我担心遗漏,也采集来做了实验。这样的实验好多次都失败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神里俨然流露出一股母亲对婴儿的疼爱和怜惜,又仿佛有着一种孩童般的质朴和天真。天真是什么?天真就是热情和赤诚,天真是创造的火焰,天真是科研想象的翅膀。有一句话说得好:“我喜欢先跳起来,再找落脚点。”因为,人最大的局限就是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因为,幻想和梦想,从来都是创新和超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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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走过的科研的道路,回头看是一条如此崎岖而独特的“山间小道”;近十年,生活推着他走上宽阔、平坦的城市的“柏油马路”,他最难能可贵的是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大山赋予他的独特的科研理念。他想那个世界知名的IBM总裁郭士纳一样,非常赞赏作家卡雷恶一句话:“从书桌上眺望世界是危险的。”
他说:“真正的科学家不一定总要在实验室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民间从事抗癌,经我诊治的患者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我这样做,他们很受感动,而他们感动我的,则是将他们知道的、用过的方子甚至是祖传秘方都无私地给了我。所以说,我在民间看病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科研的过程,是在继续搜集失散在民间的宝贵的医药遗产。我昨天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吉林市的。他原来每天要打两瓶“白蛋白”,一天花销七百元,可连续用了两个月,肝癌浮肿照样不下去。我告诉他一个偏方,一条鲫鱼,二两花生米,二两赤小豆,等等。怎么样?她打来电话告诉我,神了,全身浮肿都下去了。一个方子很简单的,都花不上十元钱,但管用。这个方子就是我从民间搜集来的。所以,当这个患者感谢我时,我说,要感谢你就感谢我们的老祖宗吧,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东西。”
他这样说的时候,言语间,常常会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激动。他有一个习惯,睡觉前,总要在床头放上一个本、一支笔,睡着睡着,突然“激灵”地坐了起来,赶紧挥笔上一点什么。这是深夜万籁俱寂的惊醒,这是草原万马奔腾前的序曲。不错,他是一匹马——但是他确实一匹无缰的野马。他科研的思路“天马行空”般跳跃的发挥和无边无言的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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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都最本真地显示了大山赋予它的最初的天性和灵性。他谈起对科研的认识和理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他搞科研的“探囊宝物”,这是贫瘠而富饶的大山当年送给他的足够他享用一生的最朴素也是最珍贵的礼物。
1990年,王振国将他发现的几十味中药材带到美国做实验研究。对其中的一种植物的实验报告提示:他虽然有一定的抗癌作用,但受试动物出现肌肉抖颤反应,这样的副作用使得它不能够用于抗癌药物了。
实验失败了。
但是有一个念头在王振国的脑海里突然一闪:肌肉颤抖反应?那它意味着对人体皮肤有强烈的收缩作用——那么,如果把它使用于化妆品呢,会不会有很好的皮肤减皱功能?
一连串的问号在趋使着他。他把提取的药液涂抹在动物的皮肤上,然后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没有涂抹的周围变成了黑色,而涂药的地方像增加了一层保护层,皮肤一切正常。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科研转移方向的思路是对头的。一个新的发现,就诞生在失败终止那一刹那!
这后来,王振国又经过多次的实验,最终正是在这种“已经被宣判死刑”的植物中,含有的一种成分能够调节人体内分泌,并迅速收缩皮肤,活络血脉,抗击紫外线,有很好的皮肤减皱、增白的奇特效果。
2002年4月16日,在美丽的珠海,王振国和来自日本的美容专家高木小姐并中国的闫振国先生作到了一起洽谈合作。如果顺利,也许在不远的明天,便会有一个出自中国纯天然植物的“王振国牌化妆品”,旋风般地涌入进中国和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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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市场……
所以,王振国说了:“失败,并不意味着终止。在科学的探索中,有许多失败的结论,仍然可以利用,在创造的。”
又一个出人意料的“先走一步”。
又是一个大胆、新颖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先走一步”。
谁最先抢占潮头,谁能够在潮头上立于不败之地,谁最有希望是自己的事业永葆青春和活力。
科学是美的。
创造是美的。
开拓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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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沿着他灵动、开阔的科研思路,而走进他崭新的抗癌世界吧。
第一,王振国经多年研究推出的抗癌新药“麝蟾胶囊”(暂用名)。它和其早年研制的“天仙丸”最大区别,不再是以往30味大复方中药制剂,而是将选取的五味中药有效单一成分提取出来,然后组合成小复方。这样的组方,用一句通俗的话讲:精华的再聚集。这是王振国进行中药现代化的一个尝试,它进一步做到了质量标准的有效可控,和疗效的明显提高。目前,它已完成药理、毒理研究和工艺、质量标准,计划在2003年获得临床批准文号,同时力争在2004年通过国家三类新药审批。
第二,王振国研制的“天仙营养液”继获得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保健食品认证后,2002年再传佳音:由“健字号”提升为“国药B准字号”,并被正式命名为“参威口服液”。由此,其市场营销有了进一步的开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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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02年1月20日,“通化振国肿瘤防治院”悄然问世。这是全国首家民营的以替代疗法治疗肿瘤为主的专业医院。王振国计划以此为雏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陆续建立三所这样的连锁医院。
在遥远的珠海,继续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2002年新增五个国家的药物出口。王振国还力争在几年内与国外医院合资或合作,最终把“振国肿瘤防治院”开办到国外。
在通化振国药业,王振国又购进毗邻的山头一百亩地,计划动工兴建总计一万三千平方米的“生物工程基地”和“保健食品制剂生产线”等。同时,按照国际GAP标准,在家乡通化县采取“科研+企业+农产”的协作模式,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中药材种植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资八百万元,种植中药材一千亩。
第四,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它被认定为“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王振国敏锐的眼光已瞄准这一领域,并且迅速进入了其中的“免疫疗法”的“高地”。
那么,什么是“免疫疗法”呢?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从生命开始,人本身就有抗癌的功能。人体的抗癌功能是一个很复杂的网络,有细胞参与,也有体液免疫。参与免疫的主要细胞有T淋巴细胞、K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而B细胞主要参与体液免疫。可是,既然人自身有这么严密的抗癌系统,那么癌瘤何以还会发生和发展呢?1969年,海尔斯特朗首次提出了免疫封闭的概念:肿瘤细胞可以有多种方法如诱导产生“免疫抑制因子”等避开免疫攻击,称之为免疫逃逸。
而免疫治疗的目的, 正是要抵抗这些抑制性的因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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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免疫功能,调动人体本身的抗癌能力,从而发挥其预防癌症复发和转移的抗肿瘤作用。这正是近年来渐成抗癌治疗热点的一种新的思路。
王振国他们在从长白山定向筛选的多孔菌科的一种珍贵真菌中分离成功一种新的菌株(经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鉴定为缝裂木层孔菌),代号为PL-12,经研究鉴定易于工业化深层培养,并产生多糖体。经科研协作方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杨士杰教授验证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抑瘤率可达百分之五十。对正常小鼠有明显的免疫增强作用,而对免疫抑制药、抗肿瘤药、应激和衰老所致小白鼠免疫功能低下均有显著的免疫恢复作用。经查新代号为PL-12的缝裂层孔菌深层发酵生产抗癌免疫增强剂PUS在国内外为首家开发研究。可以说,这一研究成功将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成为一种具有我国独立知识产权的“真菌抗癌免疫增强剂”,为癌症患者提供一种安全有效、无毒副作用、便于口服、有效防止癌转移、减少放化疗毒副作用的应用前景极其广阔的抗癌新药。
目前,这项科研成果已申报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并争取2004年取得临床批准文号,争取在2006年通过国家二类抗癌新药的审批。
等待是一个过程。三四年的时间,对于有些人有些事不算长;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他们是等不起的。所以,王振国正在将这项科研成果分两条线走,在报批药品的同时,已经先期制成“天仙生物活力粉”,并获得“食品批号”,投入生产,在这一条线上首先赢得时间。“不要纠缠和强调这到底是药品还是食品 ,只要对患者救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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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帮助他们多抢出几天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就值得去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这句经典语录,王振国在自己身上体会最深。他说:“我这样做不是盲目,因为这种‘菌丝体保健食品’首先是无毒无副作用,吃起来且无异味如同吃豆饼粉似的,所以它才提供了走两条线的契机。”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振国甚为感慨,他说:“当有的患者跪在我面前,要我一定治好他时。那个时候,如果自己全身的血液都输给他,保证管用,我也绝对会毫不犹豫的。”他接着说道,“很多人毕竟没有接触过太多的患者,当然还无法体会我当医生的心情,能不急吗?心急呀!”
所以,王振国不像有的科学家那样只关注自己的实验室,他搞科研更多地关注外面的世界。他说:“一个人能活多少年,都是自己搞,你能解决多少问题?要走科研捷径。引进也行,联合也行,结合重组也行。搞抗癌药不同于搞别的研究,关键是要快,要抢时间,要把患者的生命时刻都摆在第一位。”他说:“一个科学家首先应该抵御的是来自名和利的诱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脑子里应该装的,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创新,第三,还是创新。”
他在代号PL-12的抗癌免疫增强剂(此药名称暂未定)的药品开发中,就得到了很多创新的灵感。他现在最想做的是将这种生物菌种与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这样孕育的一个“新生物”,就不再是单纯的生物菌丝体,这里面已经含有抗癌作用的中药成分。他打了一个生活中的比方说,这就好像清水煮螃蟹与盐水煮螃蟹,哪个味道更好呢,答案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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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他在通化的植物园内特意矗立了一座非常醒目的白色的汉白玉碑,其碑志刻写的是一段关于“生物科技展望”的憧憬,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犹如为人类插上生命的翅膀,将我们蓝色的星球带入人与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境界。”
他说:“我一直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我过去的抗癌思路是中药结合放疗、化疗,1+1>2;现在我想中药结合放疗、化疗再结合生物技术,那就是1+1+1>3了;或者走中药加生物的路子,用这个新的1+1>2,来替代以前的中药加放疗、化疗的传统的1+1>2,因为这个方案要比以前的1+1>2更科学,副作用更小。我还准备在北京设立振国肿瘤基因研究室,聘请国内顶尖大学博士生和国外留学生等高新人才,进入基因研究领域,计划在几年内拿出一个抗癌基因药物。总之,我要中药加放疗、化疗加生物加基因等等,灵活注入,优化组合,最终找到一条我理想中的“无伤害、无痛苦、多途径、大剂量”的最佳抗癌药物,为癌症患者带来生命的福音。”
自信。敏锐。活跃。开放。这样的神情,这样的目光,我们还曾经在哪里见过?
那也是1990年3月,王振国出席瑞士“国际癌症治疗研讨会”时,有一个英国学者在和他交流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的抗癌药物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王振国正色回答道:“世界领先地位。”
这个英国学者不屑地摇摇头,说:“在手术、放化疗方面,你们中国与我们西方国家相比,那可是差得很远呢!”
王振国说:“ 不错。可是,在中医中药治疗癌症方面,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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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明显不如我们中国了。”他接着有理有据地阐述道,“在西方国家,不能施行手术、放疗、化疗了,癌症患者就只能无奈地等死。我在美国的新西埃大学医院里,就看到过这样凄凉的情景。可我认为这些患者不应该就这样束手无策地死去。所以,在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对癌症患者,我们首先可以手术、放化疗与中医中药配伍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明显;对于那些无法施行手术的晚期癌症患者,或者身体衰弱得已经无法承受放化疗的病人,我们积极采用中药进行治疗,可以延长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这是我们中国的独特优势。在这一点上,你们谁能够与中国相比?”
“不能这样讲啊”,首先是我们自己的“西医”站出来“抱不平”了,“王振国,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我们其实是赶不上人家外国的呀!”
“是吗?”王振国依然不卑不亢地回答道,”不错,从宏观上看,我国肿瘤防治研究起步晚,差距不小,但是在许多‘点’上,特别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方面,我们中国领先,这是事实。尤其在中医药治疗癌症上,我们中国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和潜在的威力。”
这后面还会有怎样的继续?这后面还会有“我们自己”怎样的争论?都没有必要说了。王振国只想说:“我常常很奇怪,我们的许多东西为什么自己不敢说好,非要等外国人承认才说好呢?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自己挑剔自己?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自己否定自己?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自己压制自己?按照现阶段科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单一的手术、放化疗与单一的中药治疗, 显然都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有1+1>2,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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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中西医结合防治癌症,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可是,为什么有时候这中西医间好像是隔着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呢?为什么说起来容易,真正结合起来,却又有着不少的似乎难以突破的障碍呢?科学是什么?是开阔,是兼容,是拓展。科学的探索从来都不是无懈可击,科学的探索也永远没有止境,对于中医中药是这样,对于西医西药同样如此;所以,讲的是取长补短,讲的是相辅相成。中医药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一座宝库,对于它,最重要的是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对祖国传统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整理与提高,不断地把它发扬光大。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方向、这一道路,在中国,我看不见得有多少人会站出来公然反对,可就在你做着的时候,为什么常常很难很难呢?我们最可恨的是自己的‘假洋鬼子’,我们最可悲的是自己障碍了自己的视线。我常常想,搞科研有许多事,有许多时候,为什么往往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一样呢?”
“我就不信,中国人为什么干不过外国人?我心里始终都不服这个劲。‘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如果有一天,是我们中国人把诺贝尔医学奖拿回来了,把‘塑获胜者半身金像’奖捧回来了(为了尽快攻克癌症,世界卫生组织特设“塑获胜者半身金像”的神圣奖励),那该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大的骄傲啊!”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得出我们民族曾经的灿烂,它也照得出我们民族曾经的屈辱。所以,一个民族要想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妄自菲薄,也绝不能妄自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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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从十户公益村返回通化植物园的时候,车子顺路停留在通化县六道沟卫生院门前 。当年低矮的砖瓦房早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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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存在,代而起之的是近年建成的一座白色二层小楼,和门前“通化县第二人民医院”的牌子。风雨沧桑。当年王振国在这个医院实习时,那个带着他走进“癌症母亲”病房的医生张庆军还在——今天,又是他带着王振国悄悄地走进这间久违了的病房。他站在这间空荡荡的病房里,努力的寻找着那逝去的一切,那仅仅四十二岁的肝癌患者无奈的痛苦,那个十二岁小姑娘跪在他面前求助时哀怨的哭喊……三十年来!
要不是昨晚讲话时那突然而至的激情的触发,他还从没意识到岁月已经推着他,在这条没有穷尽的路上,曲曲折折地跋涉整整三十年了。
三十年,命运多么奇妙的轮回,他站在这间空空的病房里,没有言语。比起当年十八岁的血气方刚,他今天,脸上多了皱纹也多了刚毅,却是他那双眼睛,依然充满着激情——那不再是挂在睫毛下的火辣辣的明快,但眼底藏着光亮偶然的一闪,依然犀利的让人振奋。
他回来了。他又匆匆地转身而去。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始终平静地看着,平静地和相熟的医生聊着……没有谁知晓在他这个同样的突然而至的念头里,他要带回的什么,他又带走的什么?那只能是一种感觉。那还会是三十年前那样的感觉吗?——“那是不曾留意的瞬间,交出漫漫一生承诺。
第三十二章 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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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王振国已经坐在从沈阳飞往郑州的飞机上。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和他此行的目的地郑州关联的故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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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国一直将它尘封在心底。那是和镶嵌在小巧镜框里的一张黑白照片牵着的一段感人而凄清的故事。照片上,那一个美丽的19岁少女,那一肩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披肩长发,那一双泉水般清澈小溪般宁静的大眼睛,让人禁不住想起英国女作家伍尔芙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语:“安谧的精神像一朵云彩从天上降下来。”
她叫蔡高远。河南郑州人。1995年,王振国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刚高中毕业,因为是肝癌晚期,无法报考大学。她的父母告诉王振国说:“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平日也娇惯得很,可女儿生病后,没有听到女儿说一声痛苦。其实,能不苦吗?有时,女儿悄悄地把门闩上,我们躲在门外,明明听到了屋里的呻吟声,可一叫开房门,女儿又是一脸春风般的笑容出现在父母面前。”
多么坚强又懂事的女孩啊!
不光这样,她还撑着柔弱的身子,坚持着在一家公司打工。她说:“父母养活我这么大,还没能花到我一分钱。我要工作,不为别的,就为着挣一点儿钱给父母,只要是自己亲手劳动所得,哪怕只挣到一元钱给父母,我也觉得尽到了作女儿的一点责任。”
王振国感动了。他当即决定给女孩免费用药治疗,半年里疗效还不错。可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知道了这半年的药费一共两万元,虽然这钱都是王振国“花”的,可倔强的女孩还是不情愿,她偷偷地自作主张停止用药了,并且不再找王振国治疗。
1997年王振国到郑州,又想法找到了他一直牵挂在心的女孩。问起女孩的病情,女孩说只是有点咳嗽 。王振国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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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一切治疗都来不及了。
就是这天晚上,并不知情的女孩高兴地来到宾馆看望王振国。她说:“王叔叔,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是什么呢?”
“王叔叔,你治好了我的病,我认为我最有价值、最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就是我要送给你的这张美丽的照片。这是我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我送给你,希望你多少年后看到它,你也还会记得照片上的女孩,会记得这是你曾经救治的一个女孩。”
半年后,女孩不幸去世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微笑着在王振国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王振国知道这个噩耗时,他流着泪,端详着蔡高远含笑的照片,想象着她临走前,是否也如同自己现在这样眼里含着泪水,是否会感到害怕?那一刻,王振国真想拉着她的手,对她说:“孩子,走好。别怕!”他相信她的坚强。
从那天以后,王振国再没有拿起这张照片。但是,“死像一朵白色的小花,在寂静中不动声色地开放。”不知有多少个漆黑而寂寞的夜晚,他都能感觉到蔡高远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和自己的心灵沉默地对视——在那一双清澈的眼睛后面,有着不尽的惋惜和遗憾,那也有着不尽的催促和呼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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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在郑州,王振国又遇上一位奇怪的“病人”——其实,病人已经卧床不起无法出门了,是他的儿子前来给父亲买药。这个年轻人特意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一定要和王振国合拍一张照片,给父亲带回去。他还要王振国面对着录音机讲几句话给父亲听, 说这是身患胃癌的父亲在儿子要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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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时,再三嘱托的一个诚恳而美好的愿望。
王振国要过病人的病历,仔细地看着。其实,在面对的一刹那,他就知道了这个病人已经走到生命终点的“倒计时”。他借着眼睛的余光观察着面前年轻人的神态,心里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怎样真实地道出。
年轻人显然等得着急了。
王振国刚刚说道:“你父亲的病很重,恐怕时日不多了,作儿子的要先有个准备……”
“什么?”年轻人顿时坐不住了,他一下子跪倒在王振国面前:“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爸爸,你救活他一个人,就是救活我们全家呀!”
王振国赶紧将年轻人扶起来。他是一位医生,但他首先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医生——一方面,他研制的抗癌新药给多少如同坠落深渊的病人带来了重生的喜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直面现今医学所达到的高度的局限和某种无奈——人在很多事面前还无能为力。对于一些人同样珍贵的生命,我们现在谁也留不住的!
承认这一点很痛苦。
而放弃——这对医生来讲,委实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情;但放弃对医生来讲,有时又是一种必须的抉择。在情感和理智的天平之间,王振国出于他“心悯苍生”的本性,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倾斜到情感的一端——就像现在,年轻人终于冷静下来,但还是执意将录音机伸到王振国面前:“大夫,无论如何,你都要最后帮我一次,对我父亲讲几句安慰的话……大夫,为了我,你就做一回‘诚实’的欺骗吧。”说着,年轻人已经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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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王振国他能够怎样做?
又有这样的患者找上门来了。是大医院的专家告诉的他们:“在我们医院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与其等死,还不如找找王振国,他要说不给治了,就哪儿也不要去了。”这样的引荐,患者当然会听从——只要还有一线的希望,有哪一个患者和他们的亲人会轻言放弃呢? 他们就这样地来了。带着最后的期望,带着莫大的信任,更带着依赖。久而久之,找王振国治疗的晚期患者多了,已经无法手术和放化疗的危重病人多了,王振国也由此多了一个称呼,被很多同行叫做“临终医生”。
这样的称呼,王振国起初并不介意。
在他单纯和执著的心里,只要在面前还有一线希望,只要病人不愿放弃这最后一线希望,他这个医生还是“有胆”!——何况,他们的亲人此刻说得多诚恳啊:“只要能多活一天,哪怕最后能安详地没有痛苦地死去也好。大夫,不要犹豫了,治吧!”
这时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
或许杀灭癌细胞奇迹的爆发,或许癌细胞反弹致命的一击;或许给病人送上关怀和安慰,也或许给自己带来风波和风险。
那一次,有一个医生,他的妻子患直肠癌,取走药后,只来得及服用一支“天仙营养液”,死神竟也当晚“驾到”。天不遂人意。这个当医生的到处地信誓旦旦,说死因就在这一支药。他索要赔偿金十万元。可是,经当地药检部门检验,药品合格无误。他又折腾到法庭,扬言“强龙难压地头蛇”,一气纠缠了好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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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王振国正在上海。接连的几个电话打过来,他那一刻什么也不想做了,喊上司机开车就走。上了高速公路,一路西北,一路狂奔,一路风驰电掣,一路电闪雷鸣……车到苏州,车过无锡,车进常州……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王振国铁青着脸,烦躁却始终一个姿势死死地盯住窗外。司机几次回过头,王振国只一句话:“甭管哪儿,只要有路,就往前开!”
天黑下来了。
进了镇江地界,王振国看了一眼前面的司机,心疼地想道:他这一天太累了。终于叫司机停下车,就近寻了一家旅馆。
七月的天,好热。心里更热。他放开淋浴,让凉水从头到脚,刷刷一个劲地往下冲着,也不知道脚怎样堵塞的浴盆的下水孔,水都冒出卫生间了,他居然毫不知觉,就这样迷茫地站在深水里,也说不上到底多久,多久,他晕倒了……
司机将他扶到床上。
他睡不着。他清醒地注视着屋顶的天花板。他一遍遍地在心里问着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做好人,做善事,也要这样的难?为什么呢?”
茫然。他委屈。茫然和纷乱中,他想起了那些伤害的记忆?
最先涌来的是“孙玉晶”。王振国拿出一万元钱“给孙玉晶赎回房子”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有的人倒是相信了,他们家里本来房子很好的,还有人开着很好的小车,却也要找王振国救助,要王振国给他们也买一个房子。他们说:“ 你能给孙玉晶买一个,怎么就不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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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买一个呢?”这件事还引起了别的麻烦,有的人来了,不用手开门,抬脚便是踢开,说:“你们这个地方不是搞救助的吗?我们家有一个人得癌症了,给我们免费拿点药吃吧。”王振国一看,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就给他拿了三个月的药,说:“你先用一个疗程,如果疗效好,再继续用;如果不好,就再换一种治疗方案。”“不行!我来一次也不容易,不给足我一年的药,我就住在你们单位不走了!”还有来自贫困地区的病人,王振国对他们说:“我想帮你们发展起来。”他们问有什么好办法?王振国说:“你们来种植中药材,到时候由我们收购,你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王振国真的就带上十几万元钱去了。可他们说了:“大热的天在外面种药材,多累,多苦呀,你真要帮我们,你把钱放在这儿就行了,你不要让我们干活。”
如此这般的许多“麻烦”,让王振国始料不及,心里更觉得困惑。而现在,伤害更赤裸裸地锋利地刺来……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他梦里抱着一只海豚,在清晨冰凉的海中游泳。一圈又一圈,直到海水慢慢变得暖和了,直到他终于累得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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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有一次升起来了。
王振国早上要离开珠海的时候,小儿子王硕交给他一封信:“爸爸,我有一些心理话一直想和你说,我都写在纸上了,这封信在飞机上看看吧。”
信是封好的。这个小小的细节,叫他瞬间感动不已。小儿子也学会用各个地方是和爸爸交流了,着多少让他感到有点儿意外, 他不喜欢孩子长大后反而在大人面前变得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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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儿子的眼里,爸爸心灵的这道门,其实是没有留下时间让儿子开启啊。
亲爱的爸爸:
这封信孩儿其实很早就在写,一直没写完,因为我想和爸爸说的话儿太多了。
爸爸,两年前,你讲给我和哥哥“我要飞”的故事,那里面最大感动我的,是牧羊人的小儿子说的一句话:“要是能做一只会飞的大雁该多好啊。!”爸爸,我今见天最想和你说的也是这件事。爸爸,孩儿真的很想换一种学习环境,现在咱们家的生活条件太好了,好到我什么事都不用去想,都不会去做,藏在安逸的鸟笼子太久了,变得孤僻,变得不再摸索什么目标。孩儿好害怕的,害怕有一天,爸爸,真的把儿子放出去了,儿子还有没有翅膀会飞呢?
爸爸,孩儿今年初中毕业就去外国读书。不要以为孩儿怕苦怕累逃避中国的应试教育,孩儿害怕的是将来没有出息,不能接过爸爸交给的担子。十五岁时一个可以照顾自己的年龄了。如果爸爸担忧孩儿出国学坏的话,孩儿曾发过誓,这辈子都不要吸烟。而且,我认为,好坏善恶,自己还能过分辨清楚的。
爸爸,孩儿的想法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想先去新西兰,用两年的时间攻下英语关。然后,再去西方发达的国家学习“管理”。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亿万富翁的孩子,都是自己打工挣钱读书攻读学位的。我相信,我也一定能行!爸爸,我还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不和哥哥去一个国家。你们大人可能要说,哥儿俩在一起,有个关照多好啊。可是,我会因此少了很多锻炼的机会的 ,这样永远都长不大。而且两个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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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互相也会有竞争,反而能促进彼此的学业。爸爸,你讲给我和哥哥的那个故事里,那个牧羊人对两个儿子说得多好:“你们还小,只要不断的努力,将来就一定会飞起来,去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爸爸,在儿子心中,你就是那个牧羊人,放你的儿子飞吧,飞吧!
……
儿子:硕硕
读到这里,王振国已经潸然泪下。周围的乘客纷纷朝他看过来,不解的看着他手中的两张薄薄的信纸。他没有掩饰,他也没有言语,头靠在向后倾斜的座位上,眼泪依然旁若无人的流着……
他下意识的摸出手机,他想马上和儿子说几句话。“不行”是窗外的流云告诉他此刻还在飞机上,他这才反应过来刚才瞬间的失态。
他重新拿起儿子的信,第二遍的读着。
儿子长大了。不再是那个每天放学照例一句“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笑着走进自己房间的男孩;不再是那个听着爸爸讲努尔哈赤的开国故事,总要歪着小脑袋提出许多疑问的男孩。在自己的印象里,小儿子结实,温和,喜欢听表扬的话——可是,是什么时候开始,儿子变得孤僻,变得喜欢思考了呢?他摇摇头。以为这么多年与病人的打交道的经历,让他一向自诩的是对病人心理洞若观火的透彻;可是,他今天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最亲的儿子的了解,原来如此的缺乏和表面。“儿子长大了。十五岁,开始学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王振国不由得心里感慨道。
他沉默的折叠着将信收好,依靠在座位上,沉思的闭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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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他想起了自己的十五岁,赶着一群猪蹒跚进行在尘土弥漫的山路上的情景。沉寂的夜色。夜色中传出的“踢踏、踢踏”的声音,单调却亲切。小时候,自己最“伟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登上家乡高高的老岭山脉,好好看一看山的外面……现在,儿子十五岁就读懂的梦想,是“飞翔”,是遥远异国那边的飞翔。
山,还是那道山。可是……
当他手提皮箱步出上海浦东机场,一路上,怎么也抑制不住岁月回荡的感觉——沉下心,再走走那条路吧。仿佛夜色中,又召唤般传出那“踢踏、踢踏”的声音。放猪——飞翔,这样的对比太尖锐,这样的反差太强烈。尖锐却单调,强烈却遥远。
这是他一生都不敢忘怀的声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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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振国肿瘤防治研究所有限公司,王振国那间简洁的办公室里,常常会发现些许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人心意的痕迹。临窗的书橱,摆放着一小块深褐色的鱼化石,阅尽沧桑,“善爱”温暖犹在。迎面墙壁紫檀底色木框,镶嵌着一方条幅,典雅沉稳的基调,三个大字“济世情”,笔锋苍劲而飘逸。
这方条幅是上海的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执意写给王振国的。
老人名叫程轩宇,退休前是上海长城中学的美术老师。他1998年4月22日被确诊患食道鳞癌,先后采用手术、放疗、化疗和王振国的中药治疗。
老人一生知书达礼,精雕擅画。也许“同是自学成才人”的缘故, 每次王振国给他看完病,他总喜欢像面对家人似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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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聊上几句家常。老人的四个儿女都很孝顺,他们讲给王振国一件往事;妈妈年轻时常上夜班,爸爸为此专门写在小黑板上一个大大的“静”字,挂在自家的楼梯口,每天随时提醒儿女,不要惊扰妈妈日间的休息。这件小事让王振国听后很感动不已,也因此对老人尊敬有加。
有一次,王振国登门到家给老人看病时,他乐观豁达地说:“我都这大把年纪了,有时想想放弃治疗也值当了。可是,儿女们尽心,你们做医生的尽力,我想来想去,还是要坚持啊。”
接着,老人颇为感慨地说道:“其实,人这一生里,最难的就是坚持,年轻的时候,谁没一个梦想啊?可后来呢?有的人放弃了,有的人还在坚持。坚持下来,就会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下一份感动或者震撼的足迹。什么叫做美好的人生?人这一生里能够始终坚持、坚守着自己最初的理想,这就是美好啊!王教授,你说是不是这样?”
那一刻,王振国心里曾经的那些伤害、委屈、悲凉和痛苦,突然间消失了。想海风掠过灰蓝的大海,起伏之后,反而是悠长、无边的平静和沉默。什么往事都没有再提起,却忽然地全部明白了。——“你为什么不喊我?再远我都听得见。”
这句话从哪里来的?连他自己也浑然不觉。但是,他“听得见”——听得见自己的心底一直珍藏着的那个年代久远的故事。
朱元璋皇帝到了晚年,最大的忧虑是将皇位传给谁?眼看着几个儿子都很平庸,却又都在背后你死我活地拼命争夺皇位,他很失望 。就想从孙子中间选一个出来。其中一个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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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特别讨爷爷喜欢,就让他每天跟着上朝。孙子不愿意,说:“我跟你上朝,看你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难道说当皇帝就是要杀人吗?”爷爷生气了,“就这样,你还能做什么君王?”可孙子并不服气,说:“宁肯不做皇帝,我也不肯去杀人。”爷爷越听越气,就下令关了孙子禁闭。奶奶来求情,皇帝说:“我就是要让他尝尝不做皇帝就是阶下囚的滋味。”
结果呢,几天后,被放出来的孙子上朝时,眼见着当年跟随爷爷南征北战的又有上百人被杀头了,就连最亲近的大将军常遇春也在所难逃。便气愤地上前顶撞,让爷爷狠狠地给揍了一顿。
当天下朝回到内宫,他把孙子又喊来了。从身边拿过一根长长的木棍,上半部用刀子削去树皮后光溜溜的,下半部还是密密麻麻布满树的尖刺。爷爷说:“孙子,你看这是什么?”孙子想都没想回答道:“这不就是一根蒺藜棍吗?!”爷爷说:“不对。这棍子其实象征着权力。你看清楚了吗,这没有用刀削皮的这一半?”说着,就一把抓起那根木棍。孙子惊呼道:“爷爷,你的手流血了!”爷爷却仰天大笑道:“就连我这只老手抓住棍子都会鲜血淋漓,你这细皮嫩肉的手更可想而知了。所以,爷爷要把这些树刺都给你修理掉,你才能安稳地坐牢江山。你以为爷爷愿意杀人吗?可是,这些奸佞小人不杀,明朝岂能太平?这些居功自傲的将军不除,你将来能够领导得了吗?”
孙子这一次悟出点儿道理来了,但内心深处还是隐约地觉着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去找老师请教。他问老师:“为什么做皇帝的统治天下,都要变得这样心狠手辣?那么,像我这样面慈心软仁义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做皇帝了? ”老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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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说:“不对。你也可以做皇帝,你也能够做一个好皇帝的。因为,人有善愿,天必宠之!”
今天,王振国把这个故事也讲给老人听。坐在他面前的老人,也是像故事里的老师一样让人尊敬的师长。
老人沉思地听完后,他沉默了。就是在这个上午,73岁的老人撑着病弱的身子,说啥也要给王振国写几个字。他笑着说:“这可是我的封笔之作,不能多写,就三个字吧。”挥毫泼墨,一气呵成。然后,老人珍爱地注视着“济世情”三个字,仿佛自言自语沉吟道:“悬壶济世,人间有情;沧桑无语,歌在人心。好!好啊!”
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在追悼会上,儿女们给父亲的悼词里,还特别当众感谢王振国为他们父亲的积极治疗。老人惟一的女儿说道:“我父亲离开时,神色安祥,脸上没有一丝痛苦。王教授,你所给予我父亲独特的临终关怀,是我们作儿女的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们兄妹还有一个愿望,希望你答应让我们请你吃顿饭,也好让我们再一次地向你表示谢意。”
王振国这时候感到很为难,推托说“真的没有时间”。结果呢,老人的女儿当即约定:“王教授,这时间可以随你的方便。虽然我远在日本,但时间定下后一个电话,我马上飞回来,绝不食言。”
后来,王振国还是“食言”了。
但让人感动的是,有一次,王振国来到上海,老人的女儿知道后,真的立刻从日本飞了回来。她看到王振国后激动地说:“虽然,我的父亲去世了,但是在我们四个兄妹的心中,你永远都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也是我们程家人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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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同样让人感动的插曲。
老人去世后,有一天,他的儿子来到王振国驻上海的办事处,拿来一箱子父亲生前的剩余用药。关于这一点,王振国早有承诺在先:凡病人去世,剩余用药一律全额退款。可是,当员工很快将二千元钱递过去时,老人的儿子着急了,他说:“我们不是来退钱的,我们把药送回来,是想通过你们,也去救助一位贫困患者,也好献上我们的一点爱心。”
是的,这世上最无价的东西就是人心,是你用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人心。所以,要赢得别人的一颗心,你只有拿自己的心去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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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的一天,王振国坐在前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车子上。他上车前朝员工要过几封需要由他亲自处理的信件。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封寄自安徽省的特快专递。
王所长:
我今天非常唐突地给你写这封信。十多年前,我出差通化,到过你们的研究所。我是受人之托顺便给工厂的一位师傅买“天仙丸”,一次买了一千八百元钱的。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我……王所长,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现在还是否记得?我想你会记得清楚的,因为这件事肯定深深地刺痛了你的心!
王振国看到这里,把信放下了。他竭力地从记忆中一点点地搜寻,好不容易才回想起这件往事。
那大概是1990年前后吧,对,是来了一个安徽人,一次买了一千八百元的天仙丸,说是为单位一个病人代买的。取走药后,第二天清早这个人又跑回来,说他不小心把药丢失了,要求研究所再赊给他一份 。一千八百元,这不是个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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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何况他又无凭无据,怎么好轻易相信呢?正在大家犹豫间,叫王振国下楼撞上了。他立刻做出决断,再付给来人一千八百元的药吧。他又对那个人说:“你把药赶紧拿回去给病人服用,你再如实向你们工厂领导汇报这件事。如果人家相信你,给你这份钱,你就寄来;要是人家不相信不给你钱,我们也就不要了。”说着,王振国还给那个人写了张条子,叫他坐上火车后找王振国熟悉的列车长,给安排卧铺。王振国为人家想的多周到啊,但人家呢?回去后就再无音信了。
后来,所里的人问起王振国:“所长,你想没想到他可能会是一个骗子呀?”王振国说:“我当然也闪过这个念头,可更多的还是担心,他如果真的把药丢失了,我们又不肯付给他药,这岂不是要耽误给病人的治疗吗?”“再说,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叫他空手而归,那他怎么好向单位、向托付他的病人交代呢?一千八百元钱,叫一个年轻人赔偿,他也不容易,他能够赔得起吗?”
这就是王振国。在真诚如此地被伤害面前,如此的大度和从容,也如此幽默地“自我解脱”。他总是愿意以自己一颗仁慈、善良的心看待这世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骗就骗了吧,反正那些药他拿回去也得卖给病人吃,他自己不能吃也不会扔的。”
那一天,他还意味深长地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这也好像养花,为什么养花?就是叫人看的啊。所以,对于真正养花、爱花的人,即使花儿被人偷走了,只要还能完好无损地活在别人家里,他就不会感到伤心的。因为,花这时候在他的心里是依然盛开的啊。”
十多年了, 王振国根本没把这件事情记挂心上。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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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封奇怪的来信,强迫他唤醒封存的记忆,也让他不知所以地赶紧往下看去。
王所长,我知道你当初相信了我。我今天还要说,我真的没有欺骗你。可是,我回到工厂,把同样的话讲给师傅和厂领导时,没有人肯相信。我又实在拿不出一千八百元钱。况且,这笔钱完全由我支付,我一直觉得很不公平,心里挺委屈的。
我知道,我这样做一定让你伤心和失望了。
一年半前,我的姑姑得了乳腺癌,手术后找到的你进行康复治疗。每次来家里和爸爸聊起,姑姑常常地说起你,好人呀!我沉默地听着,心里却愈发地不安。
有一天,我悄悄跟在姑姑身后,去了你们在合肥的医院。我站在离诊室很远的地方从侧面望着你……你送姑姑走出诊室,那一句微笑的“小心,走好”,让我瞬间冲动地想跑到你面前,可是我……我实在没有面对的勇气啊!
王所长,是姑姑的病引发我写下这封迟到的信。我还在邮局寄给你一千八百元钱。你不要拒绝,我坦诚地告诉你,我填写的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因为,我还的不是钱,我要还给你的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真诚的信任,我也要还给自己一个人心灵的绝不可玷污的清白!王所长,原谅我的不能当面致谢吧。但请你记住,有一个你信任、你帮助过的年轻人,他会永远地在远方为你祝福的!
对了,我还特意选了一盘歌带随同这封信寄上,歌带里的第一首歌,就是我,包括我的姑姑和我们全家人,要献给你的祝福……
王振国轻轻地放下信,沉默地望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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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东五环了,沿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宽阔的荣华中路,一直向南,在西环南路与建安街的交汇处,便是王振国今年初投资购买的五十六亩土地。
王振国走下车子。
在它的东面,眼下的凉水河还寂寞地流着,但在不远的日子,那里将是一片幽雅、秀美的水上公园。在它的西面,是喧闹的京津塘高速公路,那奔跑的速度,那现代的节奏,仿佛正预示着这里的明天。在它的西北,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著名的德国拜尔制药;至今,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达到三十八家。而成为其骄傲的“北京药谷”,也已经汇聚了六十多家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企业。
王振国敏锐地将目光投向这里。
这是北京的七月,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脚下的这一片土地绿草凄凄,一簇簇小花五颜六色竞相地开放。它的名字不应该再叫荒凉。因为只需两年之后,这里将是一片崭新的生气勃勃的崛起:北京振国肿瘤研究中心,北京振国肿瘤基因研究室,北京振国生物制剂工厂,北京振国肿瘤防治院,还有将从珠海迁移至此的王振国的振国集团总部。
这又是一个令人深感骄傲的开始。
王振国渐渐放慢脚步,聆听着田野上不知名的鸟叫声,有一股莫名的幸福感突然涌来,然后便是周围意味深长的寂静……
寂静之后,将是王振国更加美丽与丰富的生命体验与表达的“崭新的开始”。
这一天回来的路上,王振国显得兴致勃勃。他从那封特快专递里取出那一盘歌带,看了看,便递给前面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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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美丽地传出。
歌声深情地传出。
你是一个好人,
一看就知道有颗好心。
风雨中我想起你,
期望这好梦成真。
你是一个好人,
一看就知道有颗好心。
总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
默默地履行做人的责任。
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根。
我愿天下好人有好报,
我愿天下好人交好运。
你是一个好人,
好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根……
王振国坐在车子里,静静地听着。眼睛沉静若水,内心淡定如山。这是历经了江河湖海之后的澄澈;这是善恶美丑对峙、科学愚昧对垒。这是人的无比珍贵的生命的大安静;这是岁月倚重坚韧和诱惑的渴望与追求的血肉饱满的生动的无声的穿越。
就像这车子,一直地往前开着。
就像岁月从不会退却,它还要向前——
这道路很长很长
这日子很短很短
值得把精神全部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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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我的百合岁月
晨光熹微的植物园,花花草草晶莹地睁开眼睛,寂静沿着微风不易察觉的手指的方向温暖的延伸。“雁阵墙”上,一夜栖息的精灵重又轻轻振翅飞翔。旁边的向日漫坡绿丛中,一株株山百合清丽的扬起头,大片雪白雪白的花瓣纯洁而轻盈的舒展开,任素雅的芳香顺着它鹅黄色的花蕊袅袅地飘出,也飘出一股淡淡的草药的气息……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山百合的身边居高临下的多了一方宽大的“幕墙”——像百合花瓣一样雪白雪白的“幕布”上,流动着生命绿色的文字。这是我国台湾作家林清玄写下的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百合》。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悬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
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
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
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的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接出了第一个花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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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他们在私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接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
公开场合,他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偶尔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纵然开出这世界最美丽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呀!”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又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颗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又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和蜂蝶鄙夷的目光下,野百合努力的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他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
这时候,野草和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接的泪滴。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的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丽,感动的落泪 ,触动了内心那纯净温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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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
那里,被人称为“百合谷地”。
……
王振国最初很偶然地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当即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他真正地读懂了百合。不卑微,不浮艳,不虚美,不伪善。单单凭着生命平凡和真实的本身,确实王振国一时如对知己,心中坦然而又怀着生命一缕淡淡的如雪的忧伤。就像今天早晨,就像现在,王振国瞧着眼前的百合花,忽然想起冬日寒夜里纷纷扬扬飘舞的雪花来。一样的纯净,一样的芬芳。所不同的是,雪花铺得满满的,没有路。你踏上去了,它就是路。路随着你踏着的脚印一点点地向前延伸……身后转瞬间又是一片苍茫了无痕迹的洁白。雪野,从来不给人退路的。但是在雪野的前头,也永远都是有着雪花的晶莹的银白色的耀眼。就像今天早晨,就像现在,王振国瞧着眼前的百合花,也想要从它里面寻出一点光——它里面应该有一点光的,灵动而明亮。它就能照亮人的眼睛,它更能照彻心灵。
这时候,有一个人也慢慢地向这边走来。
孙玉晶,刚刚在“通话振国肿瘤防治院”做完十天的康复治疗,被接到“天仙苑”给“振国人”作“癌症患者心理咨询讲座”。早晨也在植物园散步。两个人又一次不期而遇——邂逅在这片百合花前。
“王教授,你知道么,今天对于我,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四年前,就是今天,我收到了你的回信,真没想到,这封信会给我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孙玉晶满脸的兴奋和激动,说起话来也快言快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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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祝福你,”王振国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手机响了,杨帆打来的。在王振国的直接帮助下,扬帆这个月刚刚成为厦门大学的大学生。美梦成真。他的声音清脆而悦耳:“爸爸,女儿祝福你,今天生日快乐!”
“今天?”
“今天是9月18 日,农历八月十二。不会错的”。杨帆又赶紧强调一次。
王振国笑了。
孙玉晶笑了。
他们不禁同时感叹道,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有时又真的很小很小。有谁能想到,命运竟然安排下如此的巧合——王振国今天四十八岁;孙玉晶四年前身患癌症绝望之时收到王振国回信的那一天,也恰巧是9月18日。命运啊,为什么偏偏要让他们在这同一时刻,诉说着各自生命的成长或珍惜?莫非真应了那一句古老的箴言:
我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
你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
王振国这时候,从脖子上摘下一枚细细的红丝线系着的玉石:这个你戴上吧,就作为我送给你生命重生的礼物……”
这是一枚盈长逾寸的长方形玉石,正面刻着的是王振国一心景仰的民间药王孙思邈的头像,于是被面则是王振国特意嘱托刻写下的充满深情的两行小字。孙玉晶高兴地戴上它,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泛着生命微微绿色的光泽。
王振国悄悄地向着百合花丛中走去,阳光没有遮拦地柔和地照射下来,在枝头跳跃着金色的欢乐,一朵朵硕大的花瓣用心地翻卷着,仿佛正斟满生命的温馨。多好啊!“ 在山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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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于山,移园则香薰移园。”此时此刻,王振国专注的目光,正好落在那篇《百合》最后的一句话: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证明自己的存在。”
生活啊,或许只能给脚步稍许的停留。百合花前,他们在一次珍重地分手。
孙玉晶朝着“雁阵墙”的那一边,继续向东,徜徉在园内梧桐树路,流连于缤纷草药园;“爱在左,情在右,坐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悲凉。
王振国这时候已经走出植物园,迎面是笼罩着一片轻纱般的浑江水。是从幽远的长白山流下的一滴滴谁啊——飞身跃下悬崖奔雷般的炸响,挺进乱石丛中急管繁弦般倔强的涛声;岁月连绵,辗转地将它送到这里,在脚下悄悄地拐了一个弯后,又安静地向前流去,生生不息地向前奔流,流向遥远的大海……
这天中午,王振国匆忙地出现在长春机场。伴着飞机强大的引擎声,向南,有一次呼啸的凌空而起。
孙玉晶坐在开往家乡安达的火车上。她摘下“玉石”,珍爱地捧在手里摩挲着;一会儿又把它翻转到背面,凝视片刻——凝视着玉石的背面,那此刻正指向自己的心田的两行小字:
“无病无灾身,有情有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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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20日——7月31日初稿于长春
2002 年9月16日——11月18 日第二稿
2002年11月22日——12月2日改定于长春
后 记
窗外雪花飘舞。当手指在键盘敲击出这本书稿最终“改定”的字符,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时间:2时26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2002年,我已经习惯了下班后迅速转换到电脑桌前,习惯了这一年几乎所有的深夜、节假日,与一个人的心灵悄悄对视,和对一个艰难却奇异的抗癌世界寂寞而专注的探访。十六年了,依然清晰地记得是1986年的6月,我第一次见到王振国。那时候,王振国是通化市政府的秘书,业余时间十几年里默默从事着一种抗癌新药的研究,现实地陷进“不务正业”、“异想天开”种种非议的围困中。我采访了他。我希望他成功。但对于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追求,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的激情和精神!这是执着于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那时候,为王振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苦斗者与抗癌新药》,发表在我所供职的《青年月刊》杂志。这也是王振国的名字和他抗癌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
十六年,时间就像一把剪刀,剪去了我的青春和激烈,但也留给了我《谁来敲响癌症的丧钟——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国际抗癌药物专家王振国的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22年9月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和日积月累的关于王振国的厚厚一米多高的采访文字、录音和资料 。十六年了,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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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久长的时间和热情,关注一个人和一件事,在我整个的记者生涯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我知道自己目光被牵引的,绝不是历尽磨难、坚忍不拔的跋涉本身所带给我的感动,我更为看重的是一个人及其一代人命运的时代意义。
我比王振国大两岁。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职业的缘故使得我总不停的询问、倾听和记录。我很少向他谈起我的人生经历。其实我们都是穷孩子出身。和他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在一家工厂的装卸队也是抬了大半辈子的木头。所不同的是,我出生在城市并且从小学到初中的学生时光,留给我的都是老师对他的得意弟子倾其所有的宠爱。1969年3月12日,我和同班的十三名同学到九台县纪家公社陶家大队张家油坊屯插队落户。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农村,第一次知道农民那样辛苦的生活和那样辛苦的做事,也是第一次在漫无穷尽的笨重的体力劳动中,在“文革”让我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特定境遇下,知道了自己十七岁的生命如此的弱小和无助。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一段“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经历。这样的青春体验,它(包括这之后我长达六年的工人经历)也独特地甚至超乎寻常地影响到我整个人生坐标。可以说,长长的九年“农民生活”,教给我苦难和挫折前的坦然面对,也教给我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弱小生命的格外关注、珍惜与尊重,和对生命不屈抗争的钦佩与偏爱。所以,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是我写得最多的“黄金时段”——那个时候,我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我们这一代逆境的奋斗者,特别又以种种压力下难以脱颖而出的“自学成才”者居多。这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遇到了王振国。我始终觉得,人生中,人与人得相逢充满着太多的偶然,人与人的相交相知 ,却常常是心灵的必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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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才是我写王振国,也是我长达十六年的跟踪采访的动力所在。
所以,就有了这本新作《雪飘无声——王振国的故事》。
“真正的写作就想一个圣徒向远在天边的圣地艰苦的跋涉。”我愿意以这句话来校正自己的创作准则,我要求自己的创作要真正依照心灵来写。所以,完成这本书,艰辛的劳动中所获得的快乐,来源于我对一个艰难却不屈的抗癌世界的生命的喝彩,同时也是自己心灵真实的寻找。快乐和感谢还来自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和发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是因为出版这本书,让我结识了本书责任编辑杨忠诚先生。我们都是那种投进去便极其认真甚至有些执拗的人,但也正是这本书最终定稿的过程中,我们相互间坦诚相见有彼此尊重的争论和探讨,特别是创作风格上差异的互补,使得本书到最终付印,实际上是该到了第五稿,让它想着永不可达到“完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杨先生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付出的独到的智慧的劳动,是我不敢忘怀。还有,这本书从创作起始到书稿的修改和到书名的敲定,其中都凝聚着我所尊敬的一位师长的一直无私的扶持和帮助——时师长对书稿提出的建设性的批评和鼓励,给了我创作上“爬坡”的勇气和自信。我知道,最深的感谢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它永远地珍藏在了我的心里。
现在,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到底怎么样?这已经不是我评价的范畴了。我只记得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谈起他创作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等“名人传”时,这样地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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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列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来没有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竟多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德曼,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舞起对生命、对人类信仰!”
我希望我写下的这本书也能够这样。
我相信:“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资历与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无论岁月怎样变迁,无论时代怎样的更替,生活里都会有一种东西因为闪耀着人类精神和时代理想的光芒,而永恒的珍存在青春的底片。
因为,我们的时代和后代,都需要这样的一笔精神财富!
柏建华
2002年12月8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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