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为战胜癌症而加力
中国民营医院协会会长
中国卫生部原医政司司长 于宗河
大家知道，癌症己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近年来癌症死亡占我国城乡居民总死亡构成的２４%，即目前,我国每死亡５人，几近有１人死于癌症。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一直在积极探索癌症治疗的方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手术、放疗、化疗治疗肿瘤的局限性和给患者带来的伤害，努力探索、研究在这三大“常规武器”基础上，创造出更有效的治疗手段造福人类。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藉早诊而治愈；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可改善症状，延长生命。卫生部在《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中提出：８０%以上的癌症因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所致，早期癌症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只要高度重视，措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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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癌症对人民健康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预防和减轻的。
现代医学的靶向药物治疗引领着未来治疗癌症的趋势是人们战胜癌症的一种努力，而王振国以他艰辛的努力，也成为攻克癌症科技队伍中出色的一员。他编著的《挑战—创造生命奇迹》一书提出的以中医药和西医药结合的综合疗法，具有创新性思路和经验，会为人类征服癌症做出新的贡献。
从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算起，王振国从事抗癌药物和临床工作近40年，他是从长白山走出的抗癌专家。这个“小人物”凭着朴素的救治癌症患者的思想，坚韧不拔，苦斗前行，勇敢地担起抗击癌魔的“大课题”。书中围绕追求攻克癌症的“承诺”展开，集中反映了作者从事抗癌药物研究的艰辛与喜悦，眼泪与鲜花，挫折与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渴望挽救癌症患者生命的“医者仁心”。王振国从底层做起，不断接受新事物，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创新。在癌症治疗的手段上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并把细胞治疗、心理治疗、接力治疗、康复文化等融为一体。临床证明，用这些方法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
几年前，在一次民营医院论坛上王振国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关注。之后，我曾经多次到他们医院考察，亲身感受到振国肿瘤医院像一个大家庭，医患之间亲如一家的亲情氛围。我曾与他治愈的100多名患者亲密接触，真实可靠，个个是奇迹。这些康复患者的乐观、激情、爱心、感恩和甘于奉献的精神，使我常常在想：是在什么力量下促使他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并以极大的热情回报社会？读完这本书，或许您能找到答案。
2011年1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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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亲临长白山药物研究所指导科研工作
2001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盖谛 · 塞克访问长白山药物研究所
王振国教授在日本讲学
1989年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大会主席为王振国颁发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
王振国与外国肿瘤专家交流
2002年王振国在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作 “ 肿瘤防治 ” 科普讲座
2004年王振国荣获全国十大科技英才
2005年 “ 全国肿瘤防治 ‘ 千百万 ’ 工程 ”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
王振国获2006 “ 公益中国 ” 十大公益人物
2009年4月中央电视台走进振国肿瘤医院大型公益活动
260名抗癌爱心大使感谢救命恩人王振国
王振国与小抗癌爱心大使程思羽
2011年1月王振国荣获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 中华爱国华表奖 ”
第一篇 渴望与追求
我是长白山脚下一名普通的医生，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竟使我产生了向癌魔挑战的念头，并做出了人生的第一个许诺。
直至后来我才知道，这许诺是那样沉重，那样艰辛，又是那样令人难以摆脱。除了长白山这座巨大的绿色宝库之外，我几乎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经济的拮据、条件的简陋、资料的匮乏、世人冷眼以及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然而，每当我的耳边响起那个被癌魔夺去慈母的女孩哀怨的呼喊;每当我收到一封封为救助亲友而哭诉的信件；每当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患者被癌魔所击倒；每当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企盼我能解除他们的痛苦时，都激励着我不能动摇，不能退缩，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力地跋涉。
1989年12月7日，当我登上布鲁塞尔国际领奖台，全场响起一片“振国—中国”的欢呼声时，我心里明白，在十八年的征途上，鲜花与眼泪一样多，成功与失败的负荷一样重。但每当看到被我救治的患者一天天地康复活下来的时候，感到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也体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让生命尽可能无忧无虑地延伸，这是人们最基本、最美好、也是最艰巨的渴望与追求。抗击癌魔是全人类的事业，我的成果理应归属于全人类，但我的根基在长白山，在中国，在这片生我养我给予我智慧和勇气，我也曾为之流过血洒过汗的土地上。我愿以全部至诚、心血和智慧回报给这片土地，奉献给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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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的哭救声
中国，吉林省通化市，一座因长白山中药而驰名的中国医药城。
这是我的故乡。记得刚当医生时的一个偶然契机，使我产生了向癌魔挑战的念头，并许下人生的第一个承诺。
那是1972年10月，刚刚从通化卫校毕业的我被派到通化县六道沟医院实习。有一天，我刚刚走进病房，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扑通”一声跪在脚下，小手紧紧地搂住我的大腿：“大夫，救救我妈妈吧!救救我妈妈!求求你了!”
我怔住了。我反应过来后，赶紧跑到药房，问药房主任，有没有什么药，能救活这个孩子的母亲。可是，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药能治疗这孩子母亲的病，她得的是肝癌。
肝癌……我沉默了。其实我知道肝癌意味什么。
我失望地再次走回病房，面对孩子的母亲我惟有沉默。也许，对于一颗苦苦渴望和哀求的心，这未免有点冷酷。但我此刻实在是说不出一句得体的安慰话来，我更不忍心，当着这双清泉般渴望的眼睛吐出“肝癌”这个可怕的字眼。
就在这天夜里，我失眠了。我想起自己立志当一名医生的抱负。可是，“一个医生，面对癌症却束手无策，这算什么医生呢？医者仁心体现在哪里？”
我干脆坐起身来，脑袋里闪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能不能利用长白山的中草药，研制出一种抗癌新药呢？”
我当时并不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每相隔六秒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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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就要被癌症夺去一条生命。但我却清楚地记得七天之后，这个小女孩的母亲去世了；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女儿失去年仅四十二岁的母亲、一个家庭失去她最爱的亲人的不幸和悲痛。
望着拉着小女孩母亲遗体远去的牛车，听着撕心裂肺渐渐淡去的哭声，我的心灵被震撼了。我的思绪不由得想起两年前给母亲看病的艰难和无奈。那是1970年春节期间，我的母亲突然胃出血，我用爬犁拉着母亲到县医院看病。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县城，一身土里土气的样子，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我东跑西颠好歹等到晚上才等到值班医生，总算住进了医院。病房里，只有母亲一个病人，另外三张病床都空闲着。当时我跑的太疲倦了，坐着坐着就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突然间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把我推醒了，没鼻子没脸地训斥一顿，把我赶出病房。就这样，一连四天四夜，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度过的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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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了世间的不公平。有一天，我对母亲说：“娘，这些大夫对咱贫下中农太瞧不起了。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医生，专门为咱们农民治病！”
也就是这年夏天，正铲头遍地时，队里四十多个劳力都染上了痢疾。眼看着野草“呼呼”地往上长，队长急的嘴上起了火泡。我按照《东北中草药》上的方子，采来黄芪、白头翁等熬了一锅“止痢汤”，挨门串户地给乡亲们送去。喝下后，大伙儿的病都好了。队长高兴得要给我补助点工分，我没有要。队长看我对中草药治病有点研究，就让我当起了村里的卫生员。这期间，我又学起了针灸，先是按照书上的穴位图，在自己身上练着扎，学会后又给乡亲们扎。一来二去，我这个刚刚十六岁的小社员热心学医治病的事传到了石湖公社卫生院，院长王明德诚恳地对我说：“你有这个爱好，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学一学。”听了院长的话，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从此，我经常到卫生院帮着洗注射器，帮着劈冬天用的柴火。卫生院的医生都很喜欢我，纷纷教我皮下注射，中药制剂，也教会了我骨碌药碾子……
现在，面对癌症患者渴望生命的眼神，面对小女孩无助的哭救声，我能做什么呢？我默默地许下人生第一个承诺：今生今世就做成一件事，要用长白山的中草药救治天下的癌症患者！
据资料记载：自1941年查里斯•B•哈金斯博士(1976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使用雌激素治疗前列腺癌，1945年罗兹临床使用氮芥治疗恶性淋巴瘤有效以来，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抗癌药物的研究，（先后研究或研制的化合物已达五十余万种，） 常见临床使用的化学药物也已经有五十多种 ，化学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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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
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快，疗效也正在不断提高。由于进入患者体内的化学药物可以无处不在地追杀那些外科医师手术刀或放射线不能触及的癌细胞，现今，化学药物已成为抗癌的第一件武器。相比之下，抗癌中草药的使用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这些，当年的我并不清楚。对于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孩子来说，我还没有条件接触到这些最新的科研信息。我所在环境的闭塞，可以说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来闯进癌症这个深不可测的王国。我对癌症的认识和理解，还仅仅局限于在通化卫校课堂上所学到的那些最为浅显和抽象的概念，以及山里乡亲日熏月染留在我脑海的“癌是绝症”最为直白、朴素的印象。
但恰恰是这种无知给了我狂妄，给了我敢于蔑视框框、敢于向癌魔挑战的胆量和勇气。也恰恰因为无知，我才选择和走上一条与那些专家、学者们所迥然不同的探索道路。
后来我才知道，我选择的是一条最原始也最笨拙的道路；是一条最简便也最复杂的道路；是一条没有“铁杵磨成针”的意志，没有小卒“一拱到底”的精神，绝然不应该踏上的道路。
但我还是绝然地踏上去了。我从寻找一个个癌症患者做起，我从走访一个个民间医生做起，在广泛搜集民间治癌秘方、验方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研究和提高，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白山中草药资源，来研制出新的抗癌中药。
这时候，十八岁的我，还不知道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承诺，将要付出整整十八年努力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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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访张学良的保健医
时隔两个月，我当上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并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部队的卫生员。
紧张而有序的部队生活，终于让我有条件系统学习医学知识，从一本本《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古典医籍中汲取智慧和养料；利用节假日到海城的图书馆查阅有关癌症药物的医学专著；身边战友看到我如醉如痴般学习和研究中药治癌知识，主动给家里写信把一个个治癌偏方送到我的桌上，一张张来自天南地北的民间药方的信笺，如同一颗颗滚烫的心激发着我的热血，驱动着我前行的力量；而野营拉练、巡诊医疗，更为我搜集民间秘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便利。在部队的几年里，我从不放弃任何一次能够捕捉得到的机会，更不放弃任何一点与抗癌药方有关的“蛛丝马迹”。
一次，部队拉练经过一个村庄 ，只听说这一带有位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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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治癌，可究竟在哪个村子，谁也说不准。到了宿营地一打听，原来已经走过了十几里路。经过一天一百多里的急行军，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一双腿像灌铅似地挪不动步子。这时候，天上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本来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但又不甘心错过这个机会。于是，我放下背包，请假后返回去找这位中医。说明来意，老人看着从漫天风雪中钻出的我，一副诚恳期待的神情，二话没说，痛快地把一个祖传秘方交给了我。我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还有一次，听说哈尔滨有位老中医专门用蜈蚣治癌，我利用节假日，自费去了哈尔滨。时值三九天，气温降到零下40℃。穿着薄薄的棉袄，拖着一双鞋底冻上了一层坚硬的冰的大头鞋，一溜一滑地走着，手和脸都像被刀子刮似的。那是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又不知道老中医的准确住址，就这样，上午十点钟下车，空着肚子，逢人就打听，到晚上九点多钟，总算找到了。这时我已经是冻得说不出话来。
老中医七十多岁了，饱经沧桑，是抗日将领张学良先生当年的保健医生。他当即找来毛巾，用冷水给我擦脸擦脚，一边感动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太不容易了。好，我就把自己会的偏方都告诉你吧。”
一整夜的旅途，一整天的严寒，一粒米没有下肚……可就凭这句话，我身上所有的劳累、寒冷和饥饿都一扫而光。
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偏方抗癌热的年代，一切都得益于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淳朴和温暖。我没有钱，但凭着这诚恳、这热情、这执著，便精诚所至地叩开了一扇扇真诚的门，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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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我还一直珍藏着好几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许多药方的笔记本。字迹虽然幼稚，却抄录得工工整整。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笔记本的纸虽然已有些变黄，可那不变的，则是我苦苦寻觅的足迹。就这样，四年的军旅生涯，我已经收集到民间治癌偏方、验方八百个。这八百个民间治癌方凝聚着诸多战友间无私帮助的深情，寄托着老一代中医对民族中药传承和发展的希望。
我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知道研究抗癌药物的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部队复员后，到了1979年，我开始把视线转向全国中药治疗肿瘤的权威单位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要目的是想将自己搜集到的民间验方与大医院开的处方作个“土洋对比”，以验证自己收集药方的真伪，也考量这些药方对癌症治疗有没有作用。
当时我的经济拮据，光是买硬座火车票就几乎花去我一个月的工资。于是，我带上准备好的干粮 、大葱和咸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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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军人照片
带上部队里用的大搪瓷缸子，再带上一块塑料薄膜，车上人多，就铺上它席地而坐。夜间太困倦了，就躺进座位下悄然而睡。就这样，我多次往返于通化至北京之间。
第一次怯生生地走进北京大医院的诊室，我很紧张，就怕让大夫看出我的意图。大夫看到我诚恳、焦急的神色，朴实、又让人怜悯和同情的目光，终于，顺顺当当地讨来了医生开下的处方。
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诊室去“讨方”。就这样每一次我都如愿以偿地讨来了治疗各种癌症的药方。这时，我欣慰地发现，偌大的医院还没有一味药超出我已往搜集到的对治癌有效的中药材名单。
从1972年到1982年，我走遍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辽宁、浙江等地，共搜集到民间治癌秘方、验方一千二百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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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研究资料、医学书籍和一千二百个药方带到学校。白天，我是一个学生。到了每天晚上六点至十一点，在那间空荡荡的寂静的教室里，我开始了一场亘无天日的摸索。一千二百个验方，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扬弃和选择下，终于组合成了一个个抗癌良方。
根据《医宗必读》肿瘤病因所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主要是正气虚损、阴阳失衡，以至气滞血瘀、瘀凝毒聚、相互胶结，孕育成肿块。所以在治疗中常取“扶正固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治则，并注重平衡阴阳、调整身心等。传统医学理论对肿瘤的认识，特别强调恶性肿瘤不单纯是局部病变，而是全身性疾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把整体治疗与局部治疗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注重提高机体的整体抗癌能力。
祖国传统医学这一整体观点、辨证施治的治则，正是西医放疗、化疗为突破自身局限而一直探寻着的方向所在。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世界再一次回过头来，许多发达国家以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了中药的抗癌研究，天然植物的开发利用正在兴起。因为，人类对疾病防治的认识水平越提高，对单纯化学药物疗法给人带来的伤害所产生的顾虑就越大，无创伤、无毒副作用的中草药，自然就成为国内外抗癌学界的瞩目点。
我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去思考中医药治疗癌症原理：有很多疑难病症，为什么只需要吃几副中药就好了？这说明中草药并非无所作为，关键是怎样整理，怎样提高，怎样上升到现代科学方法来提炼，有发展才能继承，有扬弃才能发展 。“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 解毒去瘀，邪去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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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仅仅是收集抗癌药方，我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搜集一个个药方过程中，一步步去实现我心中的梦想。1982年5月，我被送进通化县党校学习半年。这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 事 就 是把全
王振国在研究药物
安”传统中医理论为我的研究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方向就是：“攻邪而不伤正，养正而不助邪”。这六个月的党校学习，我最意外的收获是完成了自己抗癌新药30多味的大复方，还有一篇《用哲学思想指导医药科学研究》的论文。
药碾子与现代化工厂
中药抗癌理论研究上的新进展，让我欣喜、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自己手里除了整理出来的30多味药方，却根本没有买药材的钱。没有钱，没有药材，再好的治癌方也无法变成药。怎么办？只能到山里采药。
长白山，东北第一高峰，因盛产人参等天然药物而享誉中外。被联合国列为“人类与自然保护文化遗产”，被誉为“天然博物馆”和“世界生物资源宝库”。长白山药用生物资源四百四十三科、两千七百九十种，素来被称为“中药之乡”和中国三大中药材基因库之一。
大山是神奇的，大山也是富饶的。所以，只要实验用药在大山里能够采到的，无论山有多高，路有多远，我都要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有一次，为了采集到一味药，事先打听好那座山上，可当我跑了几十里路，终于攀上大山时，漫山遍野寻遍却一无所获。干粮尽了，肚皮打鼓了，眼冒金星了，两腿瘫痪般几乎挪不动一步了。
这样的失望，常常伴随着我，又时时激励着我。一夏一秋，我就是这样“蚂蚁垒窝”般采集到了研制抗癌新药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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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八十中药材。
药材准备差不多了，重要的是进行药物的炮制和研究。研究需要试验场所和必要的设备。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没有，怎么办？现在，当人们面对座落在长白山脚下的湾湾川振国药物植物园中通过GMP认证的现代化制药工厂时，谁会想到，30多年前，我又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下从事抗癌药物研究的。记得我的一家三口和弟弟一起借住在通化市北山上一处三十平方米的平房里。我把厨房作提取室，把西屋火炕作干燥室，再在屋子一角隔出个两平方米的小角落，挡上个白纱布门帘，就是实验室。几根木棍，一块门板，简单地一支，便成了一个实验台。用铁皮做成个简易的干燥箱，用药碾子作粉碎机，在院子里挖个菜窖作“天然冰箱”，沿墙垒起一间小仓库，就是动物实验室了。
屋外，寒风凛冽；屋内，我和弟弟王振利只穿件小背心、裤衩，汗流浃背。累得实在腿蹬不动药碾子了，就换上两双手骨碌，人跪着，简直就要趴在地上了。一天夜里，两人开始研磨一种含有剧毒的草药，飞扬的粉末很快溢满了狭小的房间。开始我们感到呼吸困难，继而脸部和周身疼痛奇痒。这样，有些坚硬的药材，也往往是骨碌几个小时才能碾出一两药粉！
一回回的失败，近百次的反复实验，从最初的六十多味药到最后精炼到三十味的组方；从最先的鸭蛋大的臃肿药丸，到几经曲折最后提取有效成分而成的小巧胶囊。
1983年8月，我终于拿出了自己研究的抗癌新药。共十三瓶，三百粒棕褐色胶囊。要给这个“新生儿”起个什么名字呢？想来想去 ，就从这配方中最早选用 、也是最早从长白山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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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花粉、威灵仙两味中药创意，首尾各取一字，叫“天仙丸”。
药物的毒性实验是能否进行深入研究的第一关。为了验证天仙丸的毒副作用，我自己服用了第一颗，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第一天吃了三次，没有反映。第二天开始就是每次六粒，一天六次36粒，没有大的反映。第三天，我胆子更大了，加大剂量，一天吃了六次，总共60粒。这时候，全身都出现了强烈反应，眼皮肿得像桃子，手脚麻木，头晕目眩。妻子滕咏发现后发火说：“王振国，你不要命了？小白鼠吃死了，你就拿自己做实验，脸都肿成这个样子。”“你总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万一你……你可叫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我理解妻子的埋怨和担心。可当时我能怎么办呢？决定天仙丸成败的第一步，就是毒性实验能否过关。拿到外面做实验，没有钱啊。人们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记得1985年春节，上门讨债的人络绎不绝，100、200、300元不等，这是我搞研究时借的钱。我知道已经到了还债的时间，没办法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这么一折腾就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五，全家只有十元钱了。这个年怎么过呢？两手空空是没法回父母家了。一天早晨起来，五岁的儿子说：爸爸，人家都买炮仗了，可咱家为什么不放炮呢？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手里攥着十元钱，来到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下决心买下了五毛钱的小鞭炮，又买了一点点菜。在这个除夕夜里，外面的鞭炮此起彼伏，声声震耳。儿子坐不住了，一个劲地嚷嚷着要出去看放鞭炮。我说：“咱们家不是买小鞭了吗，爸爸现在就给你放”，儿子说：“不行，我要看放大炮仗 ”。没办法，我只好穿上军大衣，把儿子紧紧裹在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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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踏着半米多深的白雪，远远地望着别人家放的炮仗，足足看了一个多小时。
就这样的经济条件，我别无选择，只能拿自己做实验了。
服用天仙丸第一个患者是四棚乡老房东李春光大爷。他一连吃了七瓶天仙丸。两个月后，李大爷来到我家中，交了一份医院病历，这也是天仙丸的第一份病历：
李春光，男，52岁，1983年10月5日诊断，上腹痛，不适，消瘦乏力，体重下降，腹胀。胃镜检查：胃窦部4X5cm溃疡性胃癌。每餐2两。1983年10月15日服天仙丸。每日3次，每次4粒。11月10日检查，腹胀减轻，每餐3至4两。12月17日再查胃镜，恶性溃疡面减小到1X1.5cm，上述症状基本消失，饮食正常。
天仙丸治疗癌症有效的消息，在通化市很快地不胫而走。我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如果是一个知名的权威专家研究出的抗癌新药，也许他的名字就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可像我这样又土气又年轻的小人物，如果没有国家有关医疗卫生部门权威的科学鉴定，又有谁会真正承认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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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采药
第一个抗癌中药的诞生
经过有关部门的逐级申报，1986年7月9日，“天仙丸阶段成果评议会”终于在北京如期召开。我悄悄地走进会场，向服务员要了把小凳子，不声不响地倚在门口坐下了。当我充满着激情地完成了“中药复方天仙丸的抗癌研究”报告时，专家们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我的报告能被专家们认可吗？我一边向服务员要了把茶叶狠狠地嚼着，一边认真地倾听着专家们的评价。
“······鉴于以上研究工作的成绩，天仙丸治疗肿瘤临床观察与实验研究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初步成果，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这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最关键的一句，使我流下了激动而苦涩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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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的10月17日，在北京惠中宾馆又一次召开了“天仙丸研究工作会议”。会上，国家科委宣布：天仙丸研究中标，被正式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三十二岁的我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十大攻关课题中最年轻的科研主持人。
1988年1月10日，天仙丸新药审批专家审评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召开。汇报、答辩、提问、建议，一切都按程序进行。专家评审会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
天仙丸通过卫生部新药临床鉴定的消息被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多家媒体披露。与此同时，美联社，菲律宾、日本、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也迅速转载、介绍了这一科研成果。
一时间，在国内，成千上万的读者、患者来信雪片般飞向通化长白山药物研究所。在国外，又有美国、日本、南斯拉夫、加拿大、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癌症患者，也急如星火般的来电来函，求购天仙丸。
1988年8月25日，“复方天仙胶囊”终于通过了国家新药审批，成为卫生部实行药政法后批准投产的第一个抗癌中药。同年，又在美国申报了国际专利。
1989年11月10日，专家们又一次云集北京，通过了由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抗癌中药复方天仙胶囊 ”研究验收”的国家级鉴定。
我成功了！我终于为攻克癌症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并创造了三个第一：复方天仙胶囊是第一个由国内外二十五个医疗科研单位协作研究的抗癌项目；第一个由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组织鉴定的抗癌中药科研成果 ； 也是第一个列为并通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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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国在中央电视台《乡约》栏目接受访谈
收的国家“七五”重点科技医疗攻关的抗癌中药课题。
父亲 您听到“尤里卡”的呼唤吗
1989年11月26日，我从首都机场起飞，远越重洋，来到了风景秀丽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气势恢宏的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中心大厦，汇集了参加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美、英、法、意等十九个国家六百多个参展项目。
1989年12月1日，中国代表团进入展台。此前《比利时报》报道了“中国有一个天然植物抗癌药参展本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消息。
1989年12月7日晚7时，国际颁奖仪式厅。差十分钟，我才悄悄走进来，寻到后排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
灯火辉煌的大厅出奇地安静。当大会评委主席用英文宣布获奖名单时，第一个便是我的名字：王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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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荣获第三十八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惟一的“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并且被授予“军官勋章”、“骑士勋章”和“比利时王国荣誉奖牌”各一枚。
这是中国自1986年参加每年一度的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这是中国人在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和“军官勋章”！
大厅沸腾了。“中国，中国！”“中国，振国！”“中国，万岁！”此起彼伏，有节奏的欢呼声与中国人的热泪融成一片。各国科学家也纷纷向我这个三十五岁的中国人涌来。
国际发明家协会主席冯• 勒摩特尔博士将“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证书郑重授予了我，又把两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挂在了我的胸前，然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是我发奖以来第一个这么年轻的科学家。祝贺你，祝贺你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我两眼湿润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父亲，这来自异国颁奖大厅的声音，您听到了吗？
就在不久前，父亲“脑萎缩”突然加重，已经到了晚期。临行前，我轻轻地推开父亲的房门，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床前，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看着父亲终于醒来了，冲他点点头，把那份苦涩咽到心底。
这一刻，我鼻子酸酸的。我来到厨房，为父亲亲手做一碗老人家最喜爱吃的“荷包蛋”。我一口一口喂着父亲。父亲笑着说：“你是不是又要出远门？”
“我去出差很快就回来。爹你一定好好地等着我啊！”我应邀到日本讲学，这个时间表是早已安排好的。
父亲不再吱声 ， 只是用一种异样的眼神，一种叫我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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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7日王振国在世界发明博览会荣获世界个人发明最高研究奖
我还是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也分明听清楚了，是我的名字。不知道是谁最先喊出来：“咱们中国人获奖啦！”
这时候，我迎着周围一道道赞叹的目光，沉静的迈过通道上如织的电线，匆忙中没忘记把灰色西服上衣的扣子系好，就这样一步步地走向颁奖台。抗癌中药 “ 复方天仙胶囊 ”，
今世也抹不去的眼神看着我。我不敢再呆下去了，转过身离开父亲，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父亲的生命到底没能挽留住，弥留之际，眼睛一直盯住门外，嘴里说不出话来，便一只手艰难地比划着，盼着远行的儿子马上归来。
11月24日，我匆忙赶回通化。看到妹妹臂上缠着黑纱，一时惊呆了。怎么了？父亲怎么了？我眼泪泉水般涌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晕倒过去。
这天晚上，当我终于冷静下来，清理一下这茫然、纷乱的思绪，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写下一个儿子对父亲永远的怀念和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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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没有想到，此行竟是我与父亲的诀别……当人失去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痛苦；当自己没能为父亲尽到孝心的时候，又是那么后悔呀！我不会忘记你—我的父亲，为我们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记得你已年迈六十岁的时候，还在扛木头挣钱，养家糊口。用血汗钱把我养育成人，却没有享几天福，这怎能不使我感伤呢？父亲又离去得这样匆忙，只差一天我就可以为你送葬，但孩儿却没有赶上。
父亲，你在九泉之下能原谅你的儿子吗？为了更多的人活下来，我日夜奔波在外面,却没能多关心你。父亲，我想你是能理解自己儿子的，他是在艰难中奋进。虽然道路上有险阻，但儿子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了攻克癌症而献身，为祖国，也为你老人家争光！我以为，你的儿子只有在事 业上有所突破，才是对你和母亲最好的报答。
父亲，父亲，让儿子再呼唤你几声吧。此刻，你也许还没有走多远，还能听见，还能听见你儿子的呼唤吗？
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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