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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革故事

远强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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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革故事

岑远强编写

作者简介

岑远强,1953年6月出生,西师中文系毕业.长期进行少儿艺术创作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任重庆市渝中区红岩村小学校长。

前言

“文化大革命”

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指导。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中共党内、政府内，文化等部门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盛市、自治区和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些论点后来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分别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错误斗争，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中央很大部分权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稍后，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在全国制造大规模混乱。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并与林彪、江青等人展开斗争，却被试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压制和打击。

不久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党政机构几乎全被夺权或改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第二阶段，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 1970年至1971年9月，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粉碎了政变。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全国形势有了转机。 1972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但被毛泽东否定。中共十大继续中共九大的“左”的错误，并让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第三阶段，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全国再度陷于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全国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作出错误判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疯狂的焚书年代屁说与小人书的情愫收音机的乐趣拉练新媳妇“过门”文革购物二则“文革”小故事四则小故事文革记实放山奇遇文革趣事：学习《纪念白求恩》受罚文革趣事：偷书受表扬文革趣事：俺说的是俺这脚文革趣事：斗争活扒皮文革趣事：不准结婚文革趣事：贴对联风波文革趣事：演戏挨打文革趣事：擦茶壶“文革”荒唐事：因說殺鵝拔毛被打為反革命面对一张打倒他的标语疯狂年代的焚书“文革”时的爱情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中的“语录仗”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刑文革时期的女神冬妮娅我与一本书的奇缘文革”二三事文革照相馆文革”轶事（两题）文革旧事遇到文革冲击的《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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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我的中学时代渴望学习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早请示背语录的高手文革日记文革奖状万寿无疆文革中的初恋红小兵 “文革”中形形色色的帽子 “文革”那些事儿养鸡一本字典露天电影割肉红卫兵破四旧抄家见证武斗 1967年的鸡血疗法造反张二狗遇见女鬼我参与的一场“语录战” 与书为伍江边游泳吃忆苦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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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神经病不堪回首的初中时代外语课武斗中买肉大表哥的武斗遭遇1967——1968年重庆大武斗惨绝人寰的67年重庆百日大武斗沉寂的文革青春墓地出错的忆苦思甜会重庆武斗的几个阶段重庆武斗的两大特点烈火涅槃舍利重生重庆文革武斗往事攻打重庆交通学院的825战斗重庆“七二五”武斗事件攻占工业校亲历记江北下横街小学828事件残留在记忆中的武斗坦克就是当推土机，也要碾死一片文革拾零重庆建设厂清水池的战场火烧重庆交电大楼重庆八八海战

1969年9月，我小学毕业三年后，才重新进了学堂，叫东方红中学，是一所新成立的厂矿子弟中学，条件非常简陋，教室是由职工宿舍改建的，教师是从职工中有文化的人挑选出来的，我初一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以前就是一名工人。我们实行的军事化管理，不叫班叫排，我在一排，学校共有七个排，工宣队（全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学校。学生刚进学校纪律很成问题，打架斗殴的事每天都会发生，维持学校秩序的是红卫兵团，看什么人不顺眼了，把他抓到“红团”去痛打一顿，可将女生打得脸肿。以暴易暴是通行的做法，但结果产生更多的暴力。红卫兵不行的话，就要靠工室队师傅了。有个老师傅，每天早上在校园练功，把胞脯撞在大树上砰砰作响，据说还会玩三节棍，九节鞭，小流氓见他都怕，有个男生，被工宣队员揪着头发，一直揪到头皮和头骨分离。那时候，男生女生互不说话，女生不满意了,其人体语言一般是翻白眼,最多骂一句肮话。男生从没想过要尊重妇女，但碍于“好男不跟女斗”的民间口决，一般不去生事，同在一个班上彼此都看见了。彼此无言。背后自然有点交流，传来传去的无非是给某男某女偷偷起了绰号，起完嘿嘿一笑。

校服是没有的。男生邋蹋一点，女生的打扮很朴素。那是物资十分匮乏的时代，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许多人老穿同一件衣服。上衣，裤子打补丁，补丁上摞补丁。屁股后面的两大块补丁，手艺高的家长，用缝纫机踩出一道道圆形的线迹，像打靶用的靶纸。裤脚太短了，把边放下来或接上一截，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穿得破点没人笑话，但穿得太好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了。要挨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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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两年也干过一些蠢事。整治社会秩序，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以红卫兵团的名义晚上去捉那些“耍朋友”的学生，严重的进行剪头发，在衣裤上泼墨水。帮助厂里去动员那些顽固不化，不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人。并把高音喇叭安在他们家里进行宣传，把严重的拉在街上游街示众。在学校也上过一些文化课，物理化学课是没有的，称为“工基”“农基”的课，教我们装日光灯之类的技能，还有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学到的知识实在非常有限。那英语只能说认识了A、B、C、D再加几句政治口号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到后来，干脆半年学工，半年学农，没有什么课不课的了。那时学校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蓝球队，经常外出宣传，比赛。学生会演样板戏，会乐器，会打蓝球成为一种时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学演唱革命歌曲《八角楼的灯光》，我们边唱边跳，“全世界都仰望着东方，东方有个红色的井冈山。我们的毛委员，开辟了革命路，照亮前进的方向嚯嗨。” 毕业以后和同学玩，我考考他：“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几？”他想了想说：“半只大饼加小半只大饼……反正一只不到，比半只多点。”他算不出来。我有点得意，我是会算的，知道要先通分。这个通分约分不是学校教我的，是我自己在一本残破的旧教材上看来的。我的小学和中学教没有毕业文凭，也没有毕业照。1971年底，我被分配到农村插队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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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

想起我们的童年，确实是一群饥饿的孩子。肚子的饥饿让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美食王国的国民又发明了许多菜式：榆钱饭、槐叶窝头、清蒸观音土、生吃黑煤球……。而脑子的饥饿可以把一个孩子变成白痴或者书痴。我就是那个年代一个饿出来的书痴。

在语文课上小和尚念经一般念了领袖语录之后，在历史课上奇怪了那么多农民起义之后，在政治课上将上个学期赞扬过的大好形势又批判了一遍之后，我们走在放学的路上，滚铁环、抽陀螺、用弹弓打麻雀、手忙脚乱而脑袋空空，一路晕回家去。日复一日，我们在最需要精神养料的岁月里，像无土栽培的植物、清水中抽条的豆芽、纯洁得苍白，空虚得通透。全中国的同龄人，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彼此肚子里几行可怜的文字，像土匪的暗语一样流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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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生活停在街角，街角的租书摊。因为饥饿而更灵敏的嗅觉让我发现了这个地方，我苍白的童年唯一花花绿绿的所在。连环画，巴掌大小一本，每页上图下文，时称“小人书”，大约纯文字的书是“大人书”。摊主为防“孔乙己，”将图书用铁丝绑在长方形的木板上，一板绑两本。普通图书一分钱一本，两分钱一板，《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唐》等则价格翻倍，看完一套几十本常常要许多分钱。图书不能带走，看客围聚摊旁，坐小板凳或铺一张报纸席地而坐，大人小孩济济一地。这里比学校幸福，是我放学后隐秘的欢乐之地。那时候，城市平民孩子的口袋里是没有零花钱的。拥有一分钱，而且是每天拥有，是巨大的幸福。我父母都是一般工人，家看娃娃书，要想看书就得靠自己挣钱。当搬运工，卖冰棒，割牛草卖，做得最多的就是在嘉陵江边筛鹅卵石。人到少年，家无藏书，是真正的穷人家的孩子。我的中学时代，有两本藏书的同学就是精神贵族和明星，而我就是追星族，嗅到一点书的味道，必然软磨硬泡得手方罢。在那个禁书的年代。稍微正常一点的书籍都是“毒草”，借书成为一种地下活动。是比早恋还要隐秘的事。要瞒着家长和老师。而读书的效率，要像间谍交换情报一样快捷。许多书只能课上翻阅。现借现还，阔气点的允许带回家过夜。如果有好书来不及细看，我的办法是连夜抄下来。在我中学时代连夜抄过好几本书，现记得最清楚的是《孙子兵法》。我同学的一个远房哥哥在部队，不知怎么回家探亲带回一本《孙子兵法》书，我一晚末眠把它抄完。还有一本是《钢笔行书字贴》，我也是用了两天时间，用透明纸蒙住拓了下来，现在这个草本我还保存着。

渴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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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弟弟一起擦锑锅，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锑锅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我当时年仅12岁，被这一幕造反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听路人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随着游行队伍的汹涌澎湃，随着那些疯狂的学生往空中散发传单的吆喝声，我居然兴奋得拣起一根树枝敲打锑锅，像海燕那样呼唤“革命”风暴的降临。4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还记得当时是这样宣传的，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的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遂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此，蔓延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6月24日，他们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与北京遥相呼应，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又连续8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1200万红卫兵，更是将“革命”的情绪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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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念小学五年级。“文革”伊始，从校长、教导主任到教师，人人脸呈恐惧、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红卫兵队伍来学校点燃“革命”烈火后，一批高年级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弟便成立了红小兵，他们顿时将学校弄得一片红色恐怖。红小兵们戴着红袖章、胸挂宝像（毛泽东像章）、手挥木棍和电线鞭子，将校园里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课桌椅被拆毁，然后红小兵们搞“集团冲锋”和“车轮大战”，对许校长、王教导主任以及众多老师进行残酷批斗，他们高呼“狠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狠批师道尊严”、“打倒反动的学术权威”等口号，将师长们往死里整。很快，许校长被整瘫痪，因参加过三青团的封老师被活活斗死……

学校经过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课堂秩序已不复存在，学生们基本上处于“放羊”状况，我们随心所欲地去上学，不想去就在家玩儿，或跟着红卫兵后面，看他们抄家、“破四旧”、打群架……

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文革”的重灾区似乎在中学。我家对面是长江中学，“文革”烈火烧进该校时，几乎一夜之间，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课桌椅、甚至厕所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被捣毁。该校红卫兵和“红联司”（造反派组织）将几间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为他们练习摔跤、打拳击，关押、折磨“黑六类”的暗室。

我清晰地记得，从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风暴”期间，是上海市长江中学闹得最厉害的日子。该校红卫兵几乎天天揪斗老师，或者从外面抓进“黑六类”肆意摧残。他们将高帽子里灌满浆糊，套在翁世宝校长头上，不断地让他坐“喷气式”游斗，不出一个月，翁校长便被斗疯。入夜，他们将右派分子李庚生老师当作练习拳击的靶子，在暗室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发出一阵阵毛骨悚然的惨叫；李老师被打昏后，他们便用冷水将他浇醒，再继续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断他4根肋骨。李老师因不堪凌辱，在一个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尽……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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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学生不要读书，社会一片混乱之际，我于1969年春天，糊里糊涂地进了东方红中学，成了一名中学生。谁料，进入中学正逢上全国批判苏联凯乐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仍然是教师无法教，学生不愿学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风气恶劣，许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习气。我校就有十几帮男女流氓阿飞，成天在校园里游荡；老师讲课只要脸转向黑板，背后马上会飞来一口浓痰。至于校园里打群架、赌博、抽烟、酗酒、偷窃、乱搞男女关系简直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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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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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那时学校按军队建制称班长为排长）：全体起立！排长：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排长：敬祝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排长：跳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预备齐——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边跳边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剧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后四字高八度）排长：翻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排长：翻开《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排长：翻开《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排长：唱毛主席语录歌，目前正当春耕时节，预备齐——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抓好春耕生产，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重复）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排长：唱毛主席最新指示歌：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预备齐——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重复）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排长：唱革命歌曲：反帝必反修，预备齐—— 红卫兵和革命同学：反帝必反修，坚决打倒美帝！反帝必反修，坚决打倒苏修！排长：坐下。红卫兵和革命同学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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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革时期向别人问路什么的都时兴先背一句语录。一青年要结婚，去供销社买糖，男青年和售货员都是背语录的高手，而且能活学活用，便产生了下面一段对话：男青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要买五斤糖果。售货员：“要斗私批修。”买这么多糖果作什么？男青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我准备结婚用。售货员：“抓革命，促生产。”农忙结婚影响生产。男青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婚期都定下来了。售货员：“要节约闹革命。”只能卖给你三斤。男青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就要五斤。售货员：“革命不是一团和气。”别说了，卖给你四斤。男青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卖给我五斤吧。售货员：“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好吧，卖给你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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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中学生：“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啥了不起？” 我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背语录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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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4日星期日永生难忘的1966年11月3日。昨天毛主席接见了我们。

早晨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带着千万个人的红心，从早晨3点就起来，顶着星星去见我们日日夜夜想念的毛主席。①有五六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拿着主席语录站在路旁，好像早就等待着我们了。当我们经过时，听到她们高声朗读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千上万的先烈……还有什么不能抛弃呢?”看!一片热烈的掌声马上响了起来，她们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孩子啊!她们从小就热爱毛主席，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她们长大后一定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当我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45分了。我踮起脚尖，仰着脖子，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瞪着湿润的眼睛，张望天安门。我紧张地盼望能看清毛主席，我只觉得毛主席走向西侧后又走了回来。只见他摆着手向我们召唤……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还听到了陶铸同志的讲话(同学们，我们这次……)，还听到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好同志好同学好战士……)，语言是那样的亲切。晚上，在回来的路上，又有小朋友把早已倒好的水送给我们喝，我心里一个劲地赞许人家。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见到毛主席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忘记了原来的住处，迷路掉队了。

重庆文革故事

晚上11点来钟，我到了北京市西直门外索家坟20号。我往住处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万分着急不知怎么办才好。正在值班的同志热情地询问后，让我进屋清楚了还用车子把我一直带到原来住所的门口，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句“麻烦你了，我得向你学习!”直到我写这篇日记的时候，才想起当时忘记问人家叫什么名字了。但没问名字我也知道，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党培养的结果。归根到底，应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回想昨晚问路的情况，使我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都是那样可尊可敬。不论是老大爷、小朋友、解放军、民警，人对人都十分热情。特别是我亲眼看到解放军亲自主动地要求送迷路的人。还有一个人(大概是工作人员)听到我问路主动上前耐心地讲解……1966年1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一夜。这让我联想到主席接见的时刻，我想一切的一切，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

文革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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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幅“文革”时期的奖状。

从这幅奖状的表面看，整个画面都充满了“文革”的印记。首先是上框中间印刷的毛主席像，极醒目地突出了那个年代的特点。其次是奖状中间的一个大大的空心字 “忠”，鲜明地告诉人们，那是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贴“忠”字窗花的年代，是在开会前、工作前和吃饭前，都要举行“三忠于、四无限”仪式的狂热时期。再次是颁发奖状的单位名称为向阳区革命委员会，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落款日期是1969年3月30日，此时“文革”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最重要的当属其内容：“ ×××同志：在伟大的斗、批、改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绩显著。被评为五好宣传队员。望发扬成绩，为人民再立新功。”现在，多数的老年人，再提到“斗、批、改”运动，会表现出一种无奈的情绪。年轻人谁还知道“斗、批、改”为何物？

其实，这幅奖状就是我父亲当年参加“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时所得的奖励。1968年冬季，已接近半百年龄的父亲，因是贫农成分，在生产队又积极肯干，被选中当了“宣传队员”。到本公社相邻的生产大队蹲点，指导“斗、批、改”运动。父亲在那蹲点时，吃的是派饭，住的是大队部。虽然离家不过十几里路，但不经常回家。每天晚上要组织社员们学习、开会和批判修正主义。就是那年春节，也是仅仅在家住上两天，就急急忙忙回去工作了。到了第二年春耕前，运动结束才回家。在区里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上，父亲捧回了这幅奖状。

重庆文革故事

时光荏苒，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父亲也已经是年近9旬的老人了。前几天，我帮父亲镶照片时，把镜框的后板起下，发现了这幅奖状。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再看到它，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它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背负着民族的伤痛。我与父亲说：这幅奖状，记录了那个年代，也记录了您的生活轨迹。如今仍有继续保留它的价值。它可以提示我们要冷静地面对人生，可以让后来人了解那段荒诞的历史。父亲用那浑浊的双眼看着奖状，简单地回顾了那年当“宣传队员”时的情景，而后即沉默不语。我猜测：父亲是在回忆他年轻时所走过的道路，反思在“文革”中的所为，感叹人生的无奈……

文革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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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初，我从碗店里买了四只饭碗，是处理品，价格很便宜，但质量不错。碗的内里纯白，外面则绘满了带“粛”字纹的图案，四周等距离有四个红圆圈，圈內顺次写有“萬壽無疆”四个正楷红字。民国时期不大会生产这种饭碗，估计是淸末的东西，一直积压着，尤其是解放了，更没有人要，所以削价处理。我将它们作为工艺品放着，并不使用。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在我家门上贴了一纸吿示，叫“革命通知”，限我在三天之內自动除“四旧”，三天以后如发现我家四旧未除，即对我采取革命行动。当时我是讲师，除四旧的风头首先对准教授们，还抽不出时间到我家搜查，故先发“革命通知”警告。红卫兵到一位一级教授家里翻箱倒柜，把解放前的东西一概视为四旧，或反动的东西，接着拉这位教授在校內游行示众，小学生不懂事，还廹教授下跪，向教授身上吐口水。在这种气氛下，我当然赶快“自动”除四旧，把一些线装书，英文书，明清小说等当废纸称斤卖掉，那段时间每天都有收买旧货的车子到各家门口收购。不宜作废品处理的如京剧唱片则敲碎，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书画条幅，如马一浮的字，狀元的条幅，徐悲鸿的奔马（水印木刻）干脆撕碎丢棄，以免他人完整地拿去，成为放毒，以示我同封、资、修彻底决裂。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那四个“萬壽無疆”的饭碗，我认为是典型的封建物品，不好卖给废品收购的，放着又怕成祸根，于是偷偷地将它们敲碎，晚上丢到垃圾箱里去。

重庆文革故事

除四旧不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一批又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手持“红宝书”，列队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彊！”欢呼声此起彼伏，十分壮观。以后，我们每天的早请示、晩汇报，和各种大小批斗会上，都要呼“敬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和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据毛主席的警卫李银桥回忆，抗美援朝结束之初，金日成送给毛主席二十四箱苹果，打开一看，每个苹果上都写有“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很不以为然，说人那有万岁的，他叫李銀桥把苹果分给警卫员们吃了。可是，后来毛主席不论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围观高呼“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慢慢地也喜欢听了。于是那种狂热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彊，万寿无彊”的欢呼声成为当时不可缺少的政治表达，而且不分斗人的或挨斗的，都同样可以喊，这是唯一的平等待遇了。想不到我当初认为是四旧的那四只饭碗上的“萬壽無疆”，后来会成为革命导师的颂词，而我没有这种先见之明，竟然将其打碎，幸好当时不是当众敲碎，偷偷处理后也没有人知道，也就混过去了。

如果当时被人看到过，“揭发”出这件事，不知道红卫兵将对我怎样处罚，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吧，想起这事，不觉得还心有余悸。

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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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毕业那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当时，我加入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章。走在路上，自己觉得神气十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实在幼稚可笑。

1966年秋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写大字报，外面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姑娘慌慌张张地走进来。她说自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请我们去制止街道主任去抄她家。

“我爸是贫农出身，因为以前得罪了街道主任，所以他现在借运动要整我爸!”姑娘十分焦急地说。

我觉得这姑娘有些面熟，便仔细打量了她一番，她也正盯着我呢。在对视中，我和她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原来，她是我的小学同学——荣。听说她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一直在家待业。几年不见了，没想到我们竟在这个场合见面。

有了同学这层关系，再加上我对街道主任挟私报复感到气愤，几个同学急匆匆地随荣来到她家。当我们赶到时，果然见一个中年男子领着一伙人，张牙舞爪地正要冲进荣的家。我一下子跳到那中年男子面前，大声喝道：“不许胡来!”然后，我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其中一段，至于是哪一段，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中年人大概心中有鬼，见到这阵势，露出疑惧的神色。我趁热打铁，与几个同学使了个眼色，高举起“红宝书”，喊道：“谁打击贫下中农，就叫他灭亡!”几个同学也随着我高呼口号，引来了一些人驻足围观。中年人见事不妙，说了一声：“撤!”便领着他的同伙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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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那件事以后，我和荣的距离明显拉近了。荣常来学校看我，有时和我闲聊，有时帮我贴大字报。荣很温柔，人也长得漂亮。她多次请我到她家做客，荣的父母对我很好，我每次去她家，他们都给我做好吃的。荣与我逛街时，多次倾诉了她对我的仰慕之情，委婉地向我表白了爱恋之意。她的那些话，使我脸红心跳，心里像喝了蜂蜜似的。在和荣相处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很高兴，连走路都在哼革命歌曲。那段日子，我特爱照镜子。有一天，我在家里翻出小学毕业时的合影，在那张发黄的照片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梳短发的荣。在那个年代，我和荣的恋爱，毫无浪漫可言，我和她甚至连手都没拉过。 1966年冬，我和同学组织了一支“红军长征队”，准备从沈阳徒步走到革命圣地延安。荣很羡慕我能有这次机会，为自己不能随同我一起去“长征”而感到遗憾。

那天晚上，由7个人组成的长征队在学校里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议，研究“长征”的路线，并准备第二天从学校出发。散了会，当我走到荣家那条胡同时，荣已在路灯下等着我。当时，她送了我一条手帕和一本日记，日记本里还夹着几张邮票。她让我把“长征”沿途的趣事都记下来。那天晚上，我和荣在那条胡同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也不知唠了多少嗑儿。她叮嘱我，一路上要保重身体，每天睡前一定要用热水洗脚。她慢声细语地说着，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1966年11月24日早晨7时，我们的长征队从学校出发了。我高举着红旗走在队伍前面，在冬日的寒风中，红旗猎猎，引来了不少行人异样的目光，不时还有人凑上来，问我们要到哪里去。经过荣家那条胡同时，荣站在家门口，朝我摆手，我冲她笑了笑。

在后来“长征”的日子里，我在锦州、天津曾给荣寄过信。在信中，我叙述了“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也表达了我对荣的思念之情。

1967年春节过后，我“长征”归来。回到家的那天晚上，从母亲口中得知，在我离开沈阳的那些日子里，荣常到我家看望母亲，而且每次都不空手，不是买水果，就是买点心。母亲对荣的印象挺好。

文革中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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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见到了荣。她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我把从延安带回来的一枚毛主席像章送给荣，她高高兴兴地把像章戴在胸前。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

1968年9月15日，我和同学们胸佩大红花，要到铁岭农村插队了。临行前荣送我到学校，望着我登上汽车，挥手与我告别。

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因为对林彪、江青的倒行逆施看不顺眼，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关进了监狱。那年冬天，一个飘雪的日子，我从乡下回沈阳探亲，才知道父亲的事，当时只觉得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心里难受极了。

那天傍晚，雪花纷纷扬扬。在荣家门口，我把父亲的事告诉了荣。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眼泪也簌簌地流出来了。我和荣在马路上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天黑。

我在家只呆了两天，就回知青点了。临走，我没有去和荣告别。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怎么能再去连累别人呢?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系。

就这样，在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告别了我朦胧而苦涩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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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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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小学的儿童组织不是少先队，是红小兵。我们坚信：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虽然年纪小，可也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因为那时的宣传画里除了工、农、兵、下乡知青、红卫兵以外，都少不了我们红小兵。我们也要和大人们一起参加革命斗争。我们写儿歌，写黑板报，写批判稿参加革命大批判。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搞社会调查，听先进人物做报告。我们还参加很多其他的集体活动，比如游行、学校文艺汇演、歌咏比赛、排演样板戏选段、小小班、学雷锋小组、学马列小组。从中我们充分体验到了集体生活的乐趣，集体主义观念由此在头脑中扎根。我们从小就被灌注了这样的理念：生活就是工作、学习、斗争，而且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充最有意义的。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正因为国际国内还有阶级敌人，还有对手，才会有斗争，才会有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的事业壮烈牺牲的可能，才会有激情、悲壮和崇高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体验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感冲淡和平衡了那个时代食物和物质的简陋和匮乏。现在回头看来，也许这种有着一致的信念和利益的同质群体中的充实感和彼此的认同感正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精神美味吧?这里且不论这种信念是否激进、虚妄、愚昧、荒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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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被斗的“牛鬼蛇神”戴的纸制高帽子，是圆锥形的，个别为筒形。帽子高度一股半米至一米，少数两米。彭德怀戴过用铁皮和纸制作、高两米的帽子。马识途戴过一丈即三米多高的竹制帽子。据冀石记述，河北省深泽县一个农村一批“牛鬼蛇神”在街头示众，戴的帽子高达1丈8尺，帽子用四根竹竿协助固定在人身上。 1998年任仲夷对当年拍照他头戴高帽子挨批斗照片的李振盛说：“你给我照的这张照片中的高帽子还不算是最长的(笔者按：约1．5米)，有一次在省委机关造反团和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一万多人的批斗会上，给我戴的高帽子比这个可长多了，还很重很重。造反派故意折磨人，他们给我戴上又高又重的高帽子，让你既抬不起头来，又不准让它掉下来。” 被斗者大都戴过高帽子。一次，李先念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回国，一下飞机，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至于基层的“牛鬼蛇神”，就更普及了。王任重被游斗以后，造反派还给他写了一副对联：“壮志已成泡沫，高帽挂牌还乡”，予以嘲讽。经常出现群体戴高帽现象。1966年8月5日至7日三天，复旦大学遭到揪斗的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8月27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次批斗会，学部所属的各研究所之戴高帽者，共七八十人(其中包括翁独健、钱钟书、陆志韦、顾颉刚)，可谓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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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上还要搞花样。如在圆锥形的帽子上，配一对帽翅，或在帽尖上加一条长辫、一绺纸甚至一个纸蝴蝶。还有按官位区别的，成都的小官外加的是短短的两个圆翅，大官的长翅长到拖在地上。帽子经常有“就地取材”的，厕所纸篓、办公室废纸篓和痰盂、浆糊桶甚至尿罐、尿盆、尿桶，都上了头顶。

特制的帽子大都沉重或者形状特殊。1967年1月12日批斗张霖之，汾西矿务局制作的60多斤铁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不到一分钟，就把他压趴在台上。沙河县委书记耿喜谦在农村挨批斗，戴的是13斤重的铸铁帽子。四川云安造反派的高帽子，暗藏玄机：外观是纸帽子，里面是铁皮尖帽，帽里还塞有一二十斤的干泥。

福建省体委党组女书记李威被戴上抽掉竹叶的斗笠，斗笠上挂着死老鼠、死蛇。红卫兵给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牛鬼蛇神”戴的是清代官帽、乌纱帽、博士帽。

帽子上面，常常用毛笔醒目地写者被斗者诸如“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等等罪名及姓名或口号。姓名通常被打上红x(表示对此人的政治否定或“判决”：此人已被打倒)，有的字倒写(表示轻蔑、敌视)。

有的单位的高帽子由“牛鬼蛇神”用纸自制，可以折叠或卷成简形。他们一般将它藏在口袋或挎包里，快到单位才戴起来。当时传说，侯宝林自制的帽子能够伸缩，被批斗时，他自己变换帽子的高度，说：“够不够高?不够可以再拉。”当红卫兵喊“打倒侯宝林”时，他“不打自倒”，立即趴下，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文革”后方成问过侯宝林，是不是真事，他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

“文革”中形形色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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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中国卷入疯狂，发生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笔者那时在一个县城工作，运动虽不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但也看到或听到过一些奇闻轶事——

新人游街

“文革”初期，社会上掀起一股“破四旧”风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七八月间，北京一部分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小将到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串联，正赶上一对青年农民举行婚礼。这对新婚夫妇虽然向毛主席像鞠了躬，行了礼，但仍然按照过去的风俗习惯，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红卫兵恰恰看到了这个场面，他们当即串联并采取“革命行动”，把这对正拜天地的新人拉出来，给他俩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在脸上涂上黑锅灰，进行游街，理由就是要把过去流传下来的一切旧风俗砸个稀巴烂。只可惜，一对新人还没人洞房，就被红卫兵们敲锣打鼓地押到街上，低头弯腰，走街串巷，边走边不停地呼喊口号：“我们是封、资、修的孝子贤孙!”

抢“走资派”

我们县的县委书记是一位解放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年龄近50岁，“文革”开始不久即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站板凳、揪头发、扇耳光、坐喷气式，什么罪算是都受过了。每次他到机关食堂打饭时还要违心地先报姓名：“我是走资派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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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书记曾经在北区村蹲点，北区村的老乡们听说书记遭此磨难，于心不忍，便想了个办法：你们造反派不是要批判、要打倒他吗?我们就以“他在我们村蹲过点，得肃清他在我们村的流毒”为名，把他救出保护起来。

一天，该村的群众三五百人在村干部们的带领下，列队走进县委大院，高喊着“坚决打倒XXX，彻底肃清他在北区大队唯生产力论的流毒”，从造反派手中把这位县委书记“抢”了出来。书记开始还不肯走，恐怕造成农民群众和红卫兵的矛盾，引起不良后果，但北区村的群众不怕，他们架着县委书记连拉带推，前呼后拥地奔出县城。出了

红卫兵的视线，紧随着书记的一位小脚老太太小声地安慰书记说：“别怕，他们批你，我们保护你，看他们敢拿我们贫下中农怎么样，我们就不信他们能翻了天……”

早请示，晚汇报

有一段时间兴起早请示、晚汇报的风气，不论机关单位还是居民家庭，每天早晨都要面对毛主席像进行请示，背诵毛主席语录，晚上则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进行汇报：今天干什么工作了，有没有“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有没有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有没有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走资派进行无情斗争……

那年，我儿子刚刚7岁，他妹妹刚一岁多。儿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站在毛主席像前进行检查。有一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又让儿子站在毛主席像前检讨自己，只见他脸上挂着泪水，抽抽噎噎地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我今天听话了，给小丫(指他妹妹)扫屎了，只是把她放在炕上，我自己到外面玩了一会儿，这样不对，以后我不这样做了……”

隔壁王嫂家也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一次，她不满10岁的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了，她让儿子站在毛主席像前检讨，儿子非常虔诚地吭吭哧哧地说：“毛主席，我对不起您，没有听您的话，今天小朋友小光骂我爸爸是走资派，我就把他给推倒了，我没有和爸爸划清界限……”

“文革”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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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开始后，父亲不许我出去“闹革命”了，在家闲着无聊，一个朋友随父母躲武斗，把他的一对小鸡赠送给了我。我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小院里喂养，每天给它们吃食，给它们喝水，吃菜叶子，有时还捉些虫子给它们加餐。没几天，它们就和我混熟了.每天早晨，只要我把房门一开，它们就欢天喜地地跑进来向我讨食。我上厨房它们跟到厨房，我上洗脸间，它们跟到洗脸间，伸着长颈子，瞪着亮眼睛望着我，直到我撒下一把米。像小孩找大人要糖吃一样，每当我从外面回来，首先迎接我的就是它俩。

两个月后，它俩长成了一对“俊男靓女”，那公鸡一身火红羽毛，一副火红的冠子，英武雄健；那母鸡一身芦花色羽毛，充满青春活力。我给它们各取一个名字，公鸡叫：小红，母鸡叫：小花。这时，小红和小花开始谈情说爱了，小红张开翅膀，伸去长腿，一边舞蹈，一边歌唱向小花求爱，开始小花羞答答地跑开，小红跟在后面追赶，又从地上啄起一粒白米“咯咯咯”的献给小花，啄起又放下，放下又啄起，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小花温顺地领了它的情，它就用翅膀将它的“情人”揽在杯里，啄着“情人”的冠子做爱。

不久，小花开始下蛋了。产蛋前的一些日子，小花的冠子迅速变大，变厚，变红，接着就开始跳窝，到处跳来跳去，东张西望，情绪亢奋，最后在我为它准备的一个稻草窝里趴下来。静静地趴了一个多小时后，小花曲着腿半蹲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嘴里连声“咯咯咯”，忽然，吱溜一下，生下了第一个带着血痕的鸡蛋。按民间传说法，这第一枚带血的鸡蛋营养丰富，大补，可治头晕。蛋生下来后，它并不马上离窝，而是抱着它的“处女作”在窝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下窝来，连声“咯嗒！咯嗒！”地向我报喜，我当然要赏它一把白米，以示慰劳和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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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母鸡一年有三次产蛋高峰期：第一次在春节过后，百草萌发时，称“清草蛋”，第二次在麦子收割时称“麦黄蛋”；第三次在秋下，五谷丰登时，称“谷黄蛋”，小花在次年第一批“青草蛋”后便想做妈妈了，羽毛开始蓬松，整天趴在窝里“咯咯咯”地叫唤。开始我以为是产蛋，结果不是，又以为是它病了，仔细观察也不是。邻居王妈妈告诉我，它是要抱窝（孵小鸡）了。我赶紧找来十几枚打过水（受精过）的新鲜鸡蛋让它抱，它抱窝很用心，很辛苦，夜以继日，一天只下窝吃一次食，喝一次水。等到小鸡孵出来时，母鸡瘦成一个壳。 “鸡儿鸡，二十一；鸭儿鸭，二十八。”这话千真万确。到了第21天时，小鸡就孵出来了。那天中午，我看到个个抱蛋都在动，小鸡们用嫩黄的小嘴将包裹自己的蛋壳啄开一个口，然后慢慢地向外面挤，挤呀，挤呀，终于冲破蛋壳脱颖而出。初出壳的小鸡，浑身的绒毛湿濡濡的，细细的爪子歪歪倒倒地挣扎着站起来，一会儿就站稳了，身上的绒毛也干了，像一个个绒球，唧唧喳喳跟着它们的妈妈玩耍，可爱极了，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呵护有佳，若是晴天，就领着小鸡们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觅食，若是阴天雨天就在室内把小鸡们搂在它的翅膀下面取暖，真是合格的母亲。一年后，我成了鸡司令，我把小鸡送给亲戚朋友.我们这条街的家禽迅速发展起来，我们想办法为家禽广开饲料门路，我们到农村拾稻谷，麦穗，红薯，到河边，池塘，水田摸贝壳田螺，到污水垃圾堆坑边挖蚯蚓，买米糠做混合饲料……收益颇丰，饱了口福，练了思维，学到了不少知识。

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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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微微透着寒意的夜晚，月光如水，万籁俱寂，我站在窗前，就着月光，翻看着字典，这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一元，1970年翻印的新华字典，淡黄色硬壳封面。它经过我三十几年的成千上万次翻看，展现出岁月沧桑，变形破损卷角，沾染墨迹，纸张暗淡泛黄，它旧了，发黄了，感觉也就更温暖了，我爱极了它这份洗尽铅华之后的质朴，用手抚摸总觉有一种特别的温馨，看着它，浮躁的心不由得趋向纯净，一种久违的感觉渐渐漫溢开来……

当年，我家生活拮据，父母的工资相加起来不到八十块钱，要养家糊口，还要供我们五个子女上学，两个老人的吃穿。从懂事起我就喜欢读书，家里有一本字典，哥下乡时就把它带走了。我很渴望有一本字典，查查书中不认识的字，但在当时一元钱能买几斤米，吃得饱是父母最大的心愿的情况下，能拥有一本字典只能成为我的奢侈梦想。有一次，放学后我在河边拾了很多煤碳，父亲非常高兴，在这时候，我向父亲提出了想要一本新华字典的要求，父亲爽朗地答应了。几天后，父亲拿出一本半新的字典给我说：“书店没有字典卖，我徒弟知道后就把他的字典拿来了，你要好好爱护它。”

重庆文革故事

就是这本字典，它伴随我度过了初中，特别是下乡在农村时，它帮了我的大忙，没书读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字典，读字典，抄字典，农村人说我有文化，其实我就是比他们多认识一些字，多理解一些字词的意思，靠这点功夫，我早早离开了农村，参加了工作，还真成文化人。

时光如流水匆匆漫过，几十年过去了，各类字典从简装，精装到豪华包装，定价从数十元，数百元，甚至到数千元，但这本字典还在。我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从学校到农村，从农村又到学校，变换过几个工作单位，搬过几次家，整理更新扔掉过许多杂物，旧物，唯独这本字典难以割舍，每每见到这本字典，心里总感到有一种东西在闪烁。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越珍贵，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正是这个东西。

一本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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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人们尚无电视概念，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日子里，惟一的文化娱乐就是观看露天电影。露天电影就是在单位的广场上扯一方银幕，到了天黑时，一般8点多钟就放映电影。自己那时虽然还不当懂事，却跟那些大人娃儿一样，对露天电影津津乐道。每逢星期六，家家户户都要倾巢出动,涌向工厂附近的广场大饱眼福。

数千观众汇集银幕跟前，或坐着或站立，或骑“马马肩”，或爬树枝上，场面甚为壮观。

那时的影片少得可怜，除了样拍戏，就只有《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寥寥几部，总是反复放映，观众也百看不厌。也有一点进口片子，如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等。有趣的是，每次放映正片之前，都要加映几条报道我国时事新闻的“新闻简报”，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雷雨风暴”。

即便如此，大家对看电影依然争先恐后，只要消息传开，下午三四点钟就去广场抢占位子，或摆一张木凳，或放一块石头砖块，然后回家扒完晚饭，趁天未擦黑就去“对号入座”。有一次我先在广场叠了三块砖头，算是划定“势力范围”，后来因为去得太晚“砖头”已被别人占据。。我欲讨回，对方竟把脑壳一甩：“白毛猪儿家家有。”

看露天电影当时还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鼓掌！凡有红旗，红星、伟人及子弟兵出现的场面，凡是我们打胜了的时候，观众们都得竟相用掌声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尤其“八影”厂出的影片，当作厂标的八一红星出现，必定是掌声雷动，满场喝彩！

重庆文革故事

在那物质和精神都极端匮乏的年代，看电影也是一种享受，听说要演好看的电影这一个星期都很兴奋，特别是看见那些年轻的哥哥姐姐，早早地奔走相告，看电影成了他们操练感情的温床。我们这些娃儿们看电影，不像大人那样全神贯注，而是凑到一起图个热闹好耍。

一天晚上，广场放映《英雄儿女》，我们几个小伙伴窜到广场边沿，一会儿望望电影银幕，一会儿相互打起泥巴仗。每人手头捏一团稀湿的泥巴，不时揪下一点投掷对方。李二娃最好耍了，当看到银幕上王成疾呼“向我开炮”的情景时，他也禁不住喊起“向我开炮”的口号来。于是乎，大伙将雨点般的泥巴团全部砸向李二娃，打得他脸上额头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累累伤痕。回家后，由于李二娃挨个告发,家长们统统实行“武力镇压”，我和其他几个伙伴无一幸免。

时光飞逝，世事变迁。而今，露天电影已离人们越来越远了。但它曾经带给我们许多精彩情趣，伴随我们走过一段难忘的人生旅程……

露天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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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一到公布了肉票号的日子，面露喜色的母亲便偷偷躲在阴暗的蚊帐后，轻轻揭开常年蒙满灰尘的大红皮箱，从箱底摸出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来，凑到眼前反反复复的数。于是，睡眼惺忪的我们几兄妹，便从被窝里伸出眼睛伸出耳朵来偷看、偷听——那快乐不用说了，饥肠辘辘的我们知道那沙沙声意味着什么。之后，母亲便小心翼翼地抽出几张钞票和肉票裹在一起，轻轻摇醒详睡的我，压低声音说，“走，老二，起来割肉去......”黎明前的昏暗中，母亲轻手轻脚寻菜篮开门的动作令我暗自好笑，我知道弟妹们早已醒了，有一种期待，有一种过节的感觉，早已在他们心中融化为一团欢乐了。

出得门来，天已麻麻亮了，母亲割肉从不就近去猫儿石，而偏要到走远的江陵一村去割。她说：“一村有个杀猪场，肉多又肥！”从我们家住的猫儿石到一村够远的。有四五里路。等我们一高一矮的母子俩走拢，肉店前已黑压压地排满了人。我和母亲慌忙挤上去，不一会儿，队伍后面便长出了长长的尾巴。

等了好久，终于开始卖肉了。一个嘴角叨着香烟的刀儿匠从里屋走出来，只见他多毛的壮手提着亮刀，饥饿的年月瘦人极多，那般粗壮的毛手是极令人羡慕和敬畏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刀儿匠便用那手指着人群，长声吆喝：“排好——排好——该哪个割？”弯弯曲曲的队伍正如在冬眠的小虫被震醒了似的蠕动一下，立即又安静了，大家一齐呆呆地看着那把架在猪屁股上的亮刀。肥肉最厚的猪屁股，不知被谁割去了，刀口下露出一长溜暗红色的精肉，瘦得叫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该哪个！”一身油腻的刀儿匠又鼓起眼睛，大喝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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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答，排在队伍前面的几个人铁青着脸，一个个悄悄往后缩。“就该你——割几斤？”怒火中烧的刀儿匠用刀尖指着排在最前边的那个瘦小女人：“你不割就派到最后边去！不割的都排到最后边去！” “不不…… 我,我还要上班…….”那瘦小女人害怕地乱摇着头，但又无可奈何地颤抖着，将肉票和钱摊开来，极不情愿地递了上去。只见刀儿匠闪光的利刀将精瘦的猪屁股割得滋滋作响。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割到瘦肉的人叹息着，涉一回头，骂咧咧的离开了。突然，我的手被母亲狠狠捏了一把，“宝肋！”我听见母亲的声音激动得变了调。

“宝肋！宝肋！”人群骚动起来。

“宝——肋——肉——哇——”一个沙哑的声音歇斯底里地惊叫着，在人群的呐喊中分外刺耳。

刚才还退缩的队伍潮水般开始了涌动，只见各种各样的手，疯狂地将捏紧的肉票和钱递到刀儿匠眼前，只听各种高高低低的声音拼命呐喊着：两斤，一斤，三斤......

好端端的队伍一团糟了。

我的耳膜被震得嗡嗡直响，夹在人缝中的瘦腿可怜地乱抖，胸闷胀得有一种被挤瘪，被撕裂的感觉！生怕被这股强悍的人潮冲散的我，紧拽着母亲的衣角，奋力往前钻。此刻，在这不顾一切的拼命冲刺中，我才第一次充分领略了母亲的力量。如果家中没有那六双黑亮的饿眼睛，瘦小文静的母亲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么？只见母亲一手拖住我，一手高举肉票往前挤，只挤得披头散发，气喘吁吁，臭汗满身，母子俩一副狼狈相。

“该我割，三斤宝肋！三斤！”面孔也有些挤歪了的母亲，小女孩一样尖叫着，挤到最前面时，她突然疯狂地用手拖住了刀儿匠那只持刀的毛手——

“不要命了！”壮悍的刀儿匠咬牙切齿。

人群更加骚动。乌发散乱的母亲两眼浸红。毫无惧意，一把将我拖到肉架下，“看，这么小的孩子，半夜就来排队还没有割到肉，你们安心欺负小娃娃不成......”

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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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人！我第一个来排队的，鸡都叫了！”独眼汉子大叫。

“你第一？我才第一！”一老妇推那汉子一掌。

“要打嗦？”独眼汉子怪目圆睁。

我怯生生地站在人群愤怒的目光中，大约，我那吓懵了的小狲猴般的行象也实在太可怜了，壮实的刀儿匠使劲盯母亲一眼，冷哼一声，不顾周围的喧嚷和抗议，将手中割下的一刀肉，使劲丢进了母亲的菜篮.....

好不容易从狂呼怪叫的人群中挤出来，兴奋得声音也在颤抖的母亲，不住用手拨弄着菜蓝里的肉：“老二，你快看，好肥哟，正宝肋！”

我望着母亲，望着她被挤得皱巴巴的衣服和乱糟糟的头发，心中不由有些酸楚起来，为了割肥肉，为了我们能吃点肥肉，那一幕永远地被我的童年锁进了记忆。

重庆文革故事

红卫兵破四旧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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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始阶段，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第一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我原名叫岑远富，排行三，兄弟岑远贵，改名岑远强，岑远国，把旧的荣华富贵改为荣华强国。记得吗？当地旧名都来了个彻头彻尾的革命化，我们所有在地苗儿石街道更名为永红街道,我们所在的学校叫东方红中学。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重庆的抄家重担是由根正苗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承担，在公安机关配合下，打着“破四旧”的旗号，上街入宅。对工商业者、统战人士、 “五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及“有海外关系”者进行了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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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姐姐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回来说起很自豪，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没有人敢乱来，公饱私囊，市领导还慰问他们，给他们吃麻饼，可好景不长，没多久，他们的组织站错了队被定为保皇派（称麻子兵）。抄家物品都一一登记上册，有的物品进行贱卖，凭票选购，我们家分了一张票，父亲去给婆婆选购了一件旧的狗皮袍子，算分得一点战利品。

从1966年8月22日开始的查抄活动，红卫兵采用抄家、封门、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殴打、砸毁文物古董等手段。给“专政对象”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损失和伤害。

据重庆市相关区志记载，重庆市中区共查抄5307户，抄走各种财物估价396万元；江北区查抄1445户，抄走财物折价27万余元；北碚区查抄1240户，抄走财物估价43.956万元。南岸区和沙坪坝区也各查抄住宅1000余家。市公安局史志办的累积数据是全市共查抄“牛鬼蛇神”13160一尸。

重庆市中区著名佛教名胜罗汉寺“破四旧”时，五百罗汉塑像全被砸毁，一尊纯金小罗汉像被盗，不知去向。北碚区缙云山和北泉公园等寺庙的大小泥塑神像均被彻底捣毁，全区共砸毁神像2000多尊。

当红卫兵到南岸区老君洞、真武山等道教佛教名胜地“破四旧”时，搜查出真武山住持和尚有一把练功用的刀剑，认定其有“变天复辟”阴谋。不由分说地把他当作“反革命”分子扭送到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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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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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年轻人怎么也想象不出40多年前，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竞需要付出生命代价。在荒诞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个朋友为了领取粮票，差点命丧黄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7年7月到9月，山城重庆的武斗从最初的钢钎拼杀，发展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热兵器战争，到处都是死人的消息，我们老百姓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随时都处在巨大的惊慌和恐惧之中。

　　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联合下达“九五命令”，要求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上交武器弹药。重庆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反到底”和“八一五”在驻军督促下，象征性地上缴了一部分破损武器。眼看老家战事稍缓，我们这些在乡下避难的普通老百姓纷纷回到家中，采取自救措施，在家里挖避弹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当时，我朋友在化龙桥虎头岩下的重庆市二中（现在的29中分部）高中部住读，户口和粮食关系均在学校。因为停课，每个月必须在5号那天到学校找伙食团的黄团长领取当月粮票，若提前去则领不到，延后去又不好找人。没有粮票，哪怕家里有钱，也无法买到那份口粮。

　　从我朋友家到学校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乘公共汽车到河运校（重庆的一所中专）下车，再通过石油学校（重庆的另一所中专）、五一技校步行到虎头岩，这是一条大路；二是从草房街（现在叫红育坡），顺着长石坝，通过六店子到虎头岩，这是一条乡间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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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5号那天，我朋友去学校领取粮票前，先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武斗双方刚刚上缴了武器，慑于“九五命令”的余威，正处于休整观望阶段，暂时不会有大规模的摩擦和武斗。所以我朋友决定走大路去学校。

我朋友下车后顺着石油学校前的大路疾步前行，路边上歪歪斜斜立着一幢大楼，那是8月份被武斗人员用炸药炸裂的邮电515厂的办公楼。它仿佛在提醒路人，这里前不久才爆发过一场恶战。

　我朋友快步走过寂静冷清的石油学校大门，一拐弯，便来到五一技校门前的岔路口，突然，从路边跳出来几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技校学生，厉声喝道：“站住！哪里的？”

　　“二中的。”我朋友战战兢兢地回答。

二中在武斗中默默无闻，且一直与五一技校关系比较好，在上山下乡政策出台前，我们这些普高学生还是他们技校生崇拜的对象，所以我朋友才敢这么回答。

　　“哪一派？”

　　“逍遥派。”

　　“妈的，你胡说！你娃肯定是工业校的！有证明没有？”

两名学生端起步枪，枪尖上明晃晃的三角刺刀逼得我朋友往后退了两步。工业校与二中毗邻，该校“反到底”派的“红岩兵团”在武斗中赫赫有名，发生在该校的“七二五”事件，揭开了重庆造反派武斗大规模使用军用武器的序幕。

我朋友知道五一技校“第四野战军”是“八一五”派，但拦截我朋友的几个学生没有戴袖章，无法肯定他们就是“四野”的，只好坚持按照原来的思路说：“我原来是保守组织‘思想兵’的。‘思想兵’垮台后就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了。”这样回答，在当时最多只会挨几下枪托子。

一个学生上前来把我朋友的衣服和裤子口袋搜了一遍，骂了一句：“狗日的逍遥派，空包包，没得搞头（方言：收益、好处）。”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枪来，大喊一声：“杀！”三角刺刀突然就向我刺来，急得我一个后仰翻倒地，“哎哟哎哟”地叫起来。几个学生娃娃见状乐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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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危难之际，来了一个腰佩“五四式”手枪的家伙。他向那几个学生了解情况后，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笑嘻嘻地说道：“对头，他是二中的，没有撒谎，放他走！”

　得到赦令，我朋友大感意外，条件反射般地翻身起来就跑，远远听到那人向同伴们解释说：“他跟我们班打过篮球，他狗日的打球技术太好了，投篮很准，给我的印象很深。”

　呵，我朋友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班与五一技校的某班打过一场篮球，当时我们班大胜对方，我朋友在那场球赛中发挥得特别出色，他们也输得心服口服。想到这里，我朋友却咽不下这口气，心里直骂道：“妈的，风水轮流转，硬（方言：确实）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胡传魁呀！看你几个龟儿子（方言：骂人语，王八蛋）能吆喝得到几天？”

　到了11月5号，我朋友又得回学校领粮票了。这次，他怕又遇到五一技校的那帮学生，不敢走大路，只好走小路。这条路“文革”前他走过多次，每次都十分惬意，周围是十足的田园风光，远处山峦起伏，茂林修竹，梯田层染，金桂飘香。田问路旁有些许坟冢，墓前有石狮，墓碑上刻的“大清乾隆”、“大清道光”等建墓时间清晰可辨。

　中途要经过六店子，这里有一处庄园，里面古树参天，围墙坚固高大，听说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的粮食部首脑机关，不远处有医院和车队，还有冯玉祥在抗战时期修建的抗倭楼。刘伯承在大革命时期策划川南起义的指挥部也隐藏在这里。更妙的是途中有一条小溪，溪上架着一座小石桥，石桥旁边有一间低矮的小草房，掩映在一棵参天黄葛树的巨盖下，小草房内设有石桌、石凳，还有一个小茶摊，行人大多会在此歇脚。

　但这次回学校，只见寒风萧瑟，路断人稀，周围一片冷清。他也没有心思欣赏风景，只希望早点到学校，顺利领到我的粮票后安全回家。

　走上最后一个山坡，可以望见抗战时修建的高高的警报塔了，这是虎头岩的标志。时至中午，农民们早已回家做午饭了，四野空无一人，他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被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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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远处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啪啪啪”，又是几声枪响。我朋友赶紧趴倒在地，仔细一辨听，方知大事不好：不知哪一派武斗人员正把他当成活靶子射击呢！　　子弹先是“嗖嗖嗖”地从他头顶飞过，不一会儿射击者调整了射击距离，子弹便“噗噗噗”地落在他四周的土壤中。我朋友不敢跑，那样更容易被子弹击中。

我朋友一个翻身，扑倒在道旁的田埂下，脸、嘴紧紧地埋进泥土里，双手抱着脑袋，心“咚咚”直跳。这段田埂较低，他穿着新棉衣，那是他利用好几个寒暑假打猪草、卖牛草攒钱换来的，因为惊吓，肩膀一耸一耸的，目标很大。这时，只听到“蹿”的一声，感觉肩上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扭头一看：遭了！一束棉花从肩上蓝色咔叽布里翻冒出来。简直不敢想象，刚才那颗弹头打破了我的新棉衣，然后从他耳边擦过去……

　妈呀，今天完了！绝望中，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我朋友作最后努力。趁着枪响间隙，拼命用两条腿和两只胳膊匍匐朝前爬了十几步，一个筋斗翻到另一条田埂下。就在翻身的那一瞬间，枪声再次响起。

　我朋友在田埂下躺了好几十分钟，仰天凝望灰暗的云层，心中一直“咚咚”打鼓作响，蚂蚁、小虫在他身上乱爬乱咬，他也不敢动一下。也许是那些武斗分子过足了枪瘾，也许认为我朋友已经中弹身亡，他们停止了放枪。我朋友凝神聚气，一跃而起，以百米冲刺速度迅速跑下山冈，离开了危险区域。

　晚上回家后，我朋友怕大人受惊吓，谎称肩上的破？同是在学校寝室看同学下棋，被取暖的聚光灯烤糊了所致。

　他母亲十分心痛，一边骂他，一边找出针线，用一块旧蓝布将棉衣肩上的破洞补上。棉衣上的补丁很明显，穿上后显得非常滑稽。

　从此，他母亲将此事与他“文革”初期大串联时丢失长裤一事联系起来，常常当着街坊邻居和亲戚们的面，责怪他不珍惜衣物，叨念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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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鸡血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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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经被点燃，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鸡血疗法。对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父亲长期受支气管炎困扰，对这些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首次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并没有放弃这个冒险的实验，民众的热情此刻已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的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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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经不住这样的诱惑的，终于参加到这支大军之中，我家喂了三只健康漂亮的小公鸡，轮换着为父亲治病。由于医院的注射室人多太打挤，父亲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得知学校校医也能胜任此项工作，就舍近求远，叫我天天背着小公鸡跟在父亲身后屁颠屁颠地到学校完成此项养生治疗重任。

谢天谢地，好景不长，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忽然一天，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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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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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当我们唱着这首毛主席语录歌曲静坐在市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过道旁时，我们心里无比激动，我们要革命，我们要造反，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首都的大哥哥大姐姐声援我们来了，市里的红卫兵造反派声援我们来了！我们静坐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都是小学66年毕业生，看着哥哥姐姐造反，他们去抄家，去大串联，写大字报，撒传单，坐免费的火车去北京受毛主席接见……不！我们也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西南毛泽东思想红闯将。

　一天，两天，三天，通过静坐示威，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吃着免费的饭菜，睡在舒适的床上，在雄伟壮观的重庆人民大礼堂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我们佩带着鲜艳的红袖章，坐着免费车，在大街上散发着五颜六色传单，自豪呀，满足呀，我们终于能造反了。

　失踪了半个月的我，回到了家里，父母才松了口气。当时我才13岁，家里子妹多，经济条件差，出门时身上没有带一分钱，跟同学一起说走就走。现在回来了，组织挂靠在厂技校重庆中学生红卫兵门下，我们唱着语录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帮助哥哥姐姐贴标语，贴大字报，搞油印，发传单。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一幅干革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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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厂里形成了两大派，我们是造反派，还有一派我们称他们是保皇派。那天保皇派正在召开批判会。我们红闯将得到命令要冲击他们的会场，要从他们手里把被批斗的当权派抢走，砸烂他们的会场和队部。我们被大哥哥大姐姐当作盾牌冲在前面，被称为保皇派的多数是优秀工人师傅、劳动模范，他们对我们的造反行为不理解，认为我们造反太出格，不按照政策办。他们手挽手阻止我们前进，我冲在前面，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常，革命师生齐动员，文化革命当闯将……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学生和工人师傅越集越多，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出了：“打倒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场乱了起来，我凭着个儿小没人注意第一个冲上了主席台。“你这小兔崽子，敢胡来，还不给我滚！”不好了，我老爸来了，我平时最怕老爸，在这紧急关头，我只好打退堂鼓草草收兵。

回到家里，父亲暴跳如雷，向我吼到：“你胆敢再出去胡闹，当心我打断你的双腿。”父亲是优秀工人，造纸厂六车间车工组组长，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对文革造反有他的见解，他见造反派多数都是不好好工作的人，共产党的江山不可能让这些人来坐，这些人迟早都要倒霉的。父亲不许我跟着这些人胡来，把我关在家里。

随着运动的升级，武斗开始了，先棍棒钢钎，接着步枪机枪，最后大炮坦克炮艇。幸好在老爸严格的管束下，我退出了革命熔炉，我们一个较好的战友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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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狗遇见女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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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是没有鬼的，可是张二狗真真切切地见到过一个女鬼。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川东涪陵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有盐有味的离奇真实故事。

　文革武斗期间，井冈山纵队与红联师团发生了战斗，双方战死了不少人，由于战斗处在激烈之中，顾不上死人，把战死的人停放在学校一间教室里。

　那正是七月天气，有个叫张二狗的小伙子到四和镇去看姑妈，路过学校边。突然乌云密布，雷声滚滚，眼看一场大雨即将来临，张二狗只得赶快找地避雨，正好附近有一间教室可避雨，张二狗没办法，只得来到教室，里面有几口棺木，阴森森地，在闪电雷鸣地衬托下，越发令人毛骨悚然，幸好张二狗胆大，他找了块儿干净的地方坐下来，吃了点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水，加上走了半天路累了，不一会儿他就进入了梦乡。

　突然嘭地一声巨响，张二狗从睡梦中惊醒，只看到离他不远的一口棺木盖子居然飞了出去，接着棺材里的女尸竟直挺挺地站了起来，那女尸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在找有没有可疑的地方，突然她的目光在张二狗的身上停了下来，并且双手齐肩平举飞奔向张二狗，看样子是不把张二狗掐死不罢休。张二狗虽然胆大但还是被吓得浑身颤抖，就差尿没吓出来了。只见张二狗拼了命似的在教室里上蹦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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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天阴沉沉地，虽然现在是下午的两三点钟，教室里面还是有点黑，这时一道闪电照在女鬼惨白的脸上，只见女鬼面目狰狞，更增添了几分恐怖。外面的雨下得正欢，女鬼追张二狗到教室前的大字报专栏旁，张二狗累的够呛，于是他绕着专栏躲避女鬼的追杀，女鬼似乎急了，伸开双手手就像专栏扑去，似乎想把专栏给撕碎，指甲居然深深的插入了专栏里面，任凭女鬼怎么用力都拔不出来。张二狗趁这个机会赶紧喘了几口粗气，脑子也在飞快的想办法对付这个女鬼，他想起自己来的时候带了根粗粗的绳子，他找到绳子壮着胆子把女鬼给捆了个结结实，女鬼在疯狂的摆动着，不知怎么地女鬼的手居然从专栏里拔了出来，对着张二狗的后背就是一抓，直痛得张二狗呲牙咧嘴啊，张二狗此刻顾不上疼痛，用力地将绳子打了一个死结，这下女鬼怎么张牙舞爪也摆脱不了绳子了。

渐渐地雨下得小了，雷电也没有了，那个女鬼也昏死了过去，张二狗不敢在教室里停留太长时间，赶紧溜出教室向四和镇方向跑去。

后来听一些老人说，张二狗遇到的是诈尸，人死后不久会在闪电的作用下站起来，而且力大无穷，见人就追，就像张二狗遇到的那样，幸好张二狗命大，否则一定命丧于此事。也有人说尸体被闪电击中后带有一种电，这种电跟人体的电是相会吸引的，所以会出现女尸追张二狗的那种情况，具体真相还有待科学考证。

　一晃几十多年过去了，张二狗背上的抓痕至今仍然很清晰，每当给别人谈起这段经历，张二狗依然会惊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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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的一场“语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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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开始是破“四旧”，随后各政府部门、各工矿企业即进入内部的揭、批、斗阶段，进行揭批斗过程中，各人因对批斗对象有不同看法而产生了意见分歧，这就出现了大辩论。

　大辩论是动口不动手的文斗，文斗中双方使用的武器是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所以当时群众之间的大辩论，实际上是一场“语录战。”笔者当年也因为与身边同事对批斗对象有不同意见，所以也经历了一坊‘语录战。”

　有一次，有人写了一张所谓揭开单位阶级斗争盖子的大字报，其中列了多位领导人的名字，在事实未清、材料不足的情况下硬说他们是“走资派”，是叛徒、是黑帮、是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好些人都在大字报上签名。我不但没有签名，还对这种轻率地把人家定性为阶级敌人的做法有所非议。有人同意我的意见，也不在大字报上签名。这就激起了几个很有造反精神的人的不满，他们直骂我是保皇派。在第二天的政治学习会上，他们以帮助我提高认识为名，用毛主席语录对我进行了围攻。

有人指着我说：“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你在对敌斗争中缩手缩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

　我说：“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对敌斗争中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你还没弄清楚，斗争目标不明确，这样你就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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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从农村参军复员回来的人耐不住了，狠狠地冲着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对眼前的敌人恨不起来，这只能说明你比我们多念了几年书就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从几年前你胡说什么‘三面红旗顶多是粉红色的’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好好地进行思想改造，缺乏无产阶级感情！”

　我还是平静地说：“还是毛主席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我只恨我们的敌人，一个人在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他是敌人的时候，我不会无缘无故去恨他。”

　复员军人咆哮起来了：“我也会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只希望你不要认敌为友！”

　我也大声回击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只希望你不要指友为敌！”

其实在“文革”中类似这样的语录战到处上演，尤其是在人数更多、场面更大的大辩论中，双方都会借用一大堆毛主席的教导来轰炸对方。而我这次却以一条语录舌战群“愚”，也颇感得意。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异常发展，我慢慢认识到，自己也是群“愚”中之一员，都是愚忠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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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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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我刚小学毕业，在家没事就去参加了造反组织“红闯将”。当闹革命闹在老爸头上时，老爸一气之下，把我揍了一顿，不准我再出去胡闹了，我闲在家里找了些小人书看，慢慢来了兴趣，看上了小说。

我家附近有一所中学，搞武斗那阵双方激战，拉出学校另立聚高点，学校成了空城。我们趁机窜进学校，捡了不少的图书。就是这些书使我度过了那一段无聊的日子。特别是在农村当知青那几年，我细细品读了《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我的大学》、《猎人笔记》。改革招生制度的第一年，我就凭这点底子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

是书，赋予我人生最大的快乐，置我于幸福的峰巅，在我温馨的家园中，早已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了！我视它为“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在这方小天地里，任凭它社会上高潮迭起，市声阵阵；任凭它大自然雷鸣电闪，雨骤风狂。只要拉上窗帘，坐拥桌前，一书在握我便会感到无限的快乐，享受到人生最大的安祥。而最为惬意的是“一窗明月半床书”的那种境界，那份况味;一窗明月的夜晚，高枕半躺于被子，枕头叠得高高的床上，从堆满半床的书堆里，随兴之所至抽出一本本书来细读，读累了，就熄灭了电灯，然后推窗——静静地读月。不一会儿，就会进入一种宁静，淡泊,幽远的境界。这时候你就会听到一种平时根本无法听到的声音：如朝霞之流溢；如根须之吸水，如春草之萌芽，如庄稼之拔草；如流水之汩汩;如晴空之鸽哨；如空穴之来风……这时冥冥中高尚的智者在向你娓娓倾诉，倾诉中交织着多少深沉的思想和睿智啊！这时，一种巨大的幸福感的袭来则置我于幸福的峰巅，超然于俗世之外，个中三味，难以尽述矣……

家有藏书用不尽，腹有诗书人自华。罗曼.罗兰有有惊世名言曰：“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息”。我深深地明白了，此乃人生之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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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嘉陵江边玩耍大的。每到夏天河滩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每天午饭后上学前，小伙伴们便满着大人，相约溜到河边。我们有专用的手语，不用开口，只须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交替下下弹动，就是表示要下河“洗澡”(游泳)了。到了河滩上，用最快的速度脱光衣服，把衣服随意地仍在沙滩上，就欢跳着扑进江里，去享受沉浸在凉凉的江水里的感觉。那时每天河滩上都有数以百计游泳的人，大多是少年，也有少数中老年人，当然都是男性。大家都像约定俗成似的，一律全裸体，想都没想过要穿裤子，大家在一起赤裸相对，没有一点别扭，没有一点羞涩，真实极了。在滔滔流淌着的江水里，我们尽情地游啊游，游够了，带着满身湿漉漉的水珠跑上岸四仰八叉地倒下去，在柔软的沙滩上来回滚动，全身便沾满了银沙，一会儿太阳晒干了水气，轻轻一拍，银沙又全抖掉了。有时，我们会在浅滩中挖出很粘的潮泥，去岸上筑出一道几米长的滑道，就像公园里的梭梭板，然后光着屁股坐下去，嗖的一声，身子就从滑道上滑入了江里，激起一阵浪花。有时，我们会把银沙和水调成“湖湖”棒在手中让“糊糊”慢慢从指缝往下滴，滴成各种造型，有的像高塔，有的像山峰，然后用水冲掉又来。

游泳时如果有帆船经过，小伙伴们便迅速游出去，偷偷接近帆船，敏捷地抓住船尾的木舵，这叫“巴舵”，抓住木舵后就毫不费力地跟着帆船往上游漂去，直到被船老大发现后在船上臭骂，才大笑着往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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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游泳都是自己学会的，没有老师教的，待本领提高一些后，我们喜欢去江中斗浪，只要有机动船经过，我们就游出去靠近船，船一过那浪子一起一伏，把你送上顶端又把你落入深渊，很够刺激。我们还喜欢去放滩，特别涨水季节。我们先步行一段路程，然后下水，在激流中放过三、五里没有问题。水越流越刺激，两岸青山一晃而过，那感觉真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江边游泳印象最深的一回是文革中搞武斗，对门工业校打响了山城第一枪，我们几个小伙伴当时只有十二、三岁，把短裤绑在头上，居然游过江去，看打枪后的情景。

游泳能增强人的体魄，更能锻炼人的心灵。每年河边都要淹死人，学校也颁布禁令，可我们照游不误，游泳使我们胆大心细。轻松愉快;游泳教会我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江边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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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地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地主的鞭子抽得我鲜血流。

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播放，保准这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有一个重要的程序——吃忆苦饭，在我的印象中吃忆苦饭在当时确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虚实结合声情并茂，往往成为活动的诗眼，高屋见瓴，要解放全人类者有之；抚今追昔，痛斥黑邦狼子野心者有之，痛苦流涕，哭诉旧社会的苦，地主老财非人道的剥削者有之，苦口婆心，规劝我辈浪子回头者有之……忆苦饭不是“写实”而是“写意”的，朱取“象征”手法：全糠变成半糠，野菜也以烂菜取代，糠饽饽三个为“下限”，多则不限，以为“左派”表明路线觉悟程度。仅从这苦心孤诣的安排中，就足令人们“思甜”一番了。

吃忆苦饭就如同过革命大节，广播里不断地播放音乐，批判文章纷至沓来.吃忆苦饭前要举行忆苦大会，请那些苦大仇深的人讲旧社会吃的苦受的罪，讲地主如何剥削穷人，穷人如何受苦，最好笑的是有一个老农说到说到把自然灾害他们家饿死了人诉苦出来，结果被拉出了会场罚站了半天。诉苦会上庄严肃穆。只听到一片抽泣声，有的“左派”还大声呜咽起来。

重庆文革故事

糠饽饽就在这时以不快不慢的节奏或是“吞下”或者说“品下”,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便是被点名发表感想，因为“好吃”还是“难吃”是个“两头堵”不由分说的问题，否则，便会美化了旧社会或丑化了新社会。吃忆苦饭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要结合运动的需要。在农村搞社教时，正遇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队长脸色铁青，说起话来嘴皮子不停地颤，可见他气坏了！“社员同志们，那个邓小平，掀起右倾翻案风，胡说什么金不如锡，这不是把我们贫下农当个卵在弄吗？金子和锡哪个好些，未必我们都不知道吗？他硬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日头讲成月亮，把黄牛讲成驴子，说金不如锡。社员同志们，我们一个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赞成！”我不知当时是否有人清楚，“金不如锡”其实是“今不如昔”，当时会场气氛严肃，没人吭声。忆苦饭总算成为了历史，让我们记住这一历史好好反思吧。

吃忆苦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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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始于1966年6月，“破四旧”在八、九月达到高潮，至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以后，部分地方仍有焚书现象。

那个时期，红卫兵、造反派将抄家、抄部分文化馆、书店、图书馆、寺庙、教学和文艺团体所得的大批图书，包括国内外文学名著与美术作品，宗教书籍，还有文稿画稿，教材笔记，家谱族谱，历史照片，民国时期的书画报，政经资料，明清等朝代的书籍、字画，以及戏装、易燃文物等等，除了集中管理和私分的以外，大都进行焚烧、损毁。许多图书被随意抛弃、践踏，有的被当做手卷烟、糊墙的用纸和厕所手纸、垫马桶盖的纸。

这场浩劫，毁灭了大批珍贵图书、资料。被焚毁图书的总数，无法计数。

我父母是造纸厂工人，有幸见识到正要制作成纸浆的大量图书、字画。记得我们利用到厂里洗热水澡的机会，悄悄地溜到堆得像小山似的纸花里，选用我们喜欢的书籍。可以说纸花堆里要有尽有，大量的线装书，旧古画、旧杂志画报、我们一点也不关顾，我们要的是娃娃书，小说书。我们太没有文化，不知道这些从各地图书馆、寺庙、教堂、名人家里查抄出来的封资修藏书，它的真正价质。

人呀，有文化真好，有文化才能慧眼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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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说

重庆文革故事

“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

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当是时也，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朔，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撅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

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是觉得日头更毒了。

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这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朔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

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

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

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疯狂的焚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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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是我童年、少年时代的至爱，它伴随我成长，是我平淡生活中欢乐的源泉。

我的童年和少年正处在“文革”极“左”时期，对“封资修”的批判，导致没有也不可以有任何娱乐活动。那是一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我的父亲除了烟和茶，不要说电影票钱，就是家家张贴的一分钱的巴掌大的“忠”字画都舍不得买。父母是厂区里一对被贫困压垮的小人物，对我们5个子女除了打骂和分派事务，就没有别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了。那是比沙漠还寂寞、枯燥的年代。大概7岁的时候，我从比我大三岁的邻居那里第一次看到了小人书，我和哥哥立即被吸引住了——它是我们想看而看不到的小“电影”啊！我们总是等人家翻过了，趁人家吃饭的空隙拿过来翻阅，永不厌烦。可人家嫌烦了，我们哥俩就决定把它买下来，邻伴慷慨地答应了。我们拿出过年时攒的两毛压岁钱，花了1角2分，第一次买了一本小人书——《刘胡兰》。翻旧的小人书按原价卖出，他可以再买一本新的。他很高兴，还说以后上新华书店带上我们。由此，我们也开始了逛书店和攒钱购书的生涯。

攒钱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的想法。为了魂牵梦萦的小人书，我们很快就钻研出了几条“生财之道。”初夏，我们去大街上拣桃核，砸去核壳，取出里面的核仁来买；早上到树林里，寻找树干上锐变的蝉壳，卖到医药公司。暑假割草晒干，拿到牛奶场去买。到河边去筛鹅卵石攒钱。秋冬之际，我们就拎着篮子，趁学校放学，天将黑之际，到附近的小学垃圾地拣废纸拾破烂，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我们卖的钱还要上缴，但我们都要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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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乐把攒钱、买书，我们辛劳而幸福地等待下一个周日、下一本新书。因家务繁忙，我们哥俩就一人做家务，一人去书店买早几天就看好的小人书，买的人在路上就先睹为快了。不管有什么烦恼，有多少委屈，只要有小人书看，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战争题材的《小兵张嘎》、《虎口夺粮》、《拔钉子》；讲抗美援朝的《杨根思》、《黄继光》；说越南故事的《阿勇》、《阮氏三姐妹》；根据前苏联小说改编的《列宁在十月》、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当然还有更多反映那个时代的《一支驳壳枪》、《春风杨柳》、《扎根》等。每一本小人书就像一杯醇香的美酒，让小时候的我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不知道是因为那时的日子太过平淡灰暗，还是我孤寂的心太渴望遥远的故事和美妙的文学滋养

我陶醉在这份美好的享受中，不能自已。

在小人书的影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和绘画。书中的故事和意志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常描摹小人书上的画，并制成简易玻璃幻灯片，招引小朋友们观看。后来，我还成了学校的小画家，阅读面也从小人书扩展到了大书的小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影响和爱好至今都没有改变，并将一直伴随着我。

小人书，见证了我的童年，少年的时光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记忆。

与小人书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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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电视、MP3的出现，收音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收音机在我的文化生活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经给我带来不少的乐趣，忘不了的中午12点半小说电影广播剧连播.

小说连播节目是我的最爱之一。70年代末我上初中,每天中午放学后都赶回家,边吃边收听电台12点半的小说连播,每天只有半个小时,听过后总是觉得不过瘾,还会感到些许的落寞,然后一边回味着当天的情节,一边猜度和盼望着第二天的情节赶回学校上下午的课.如果中午没听到,那晚上就一这要听重播。

对我印象深的有，金乃千播的《万山红遍》、《东方》、曹灿播的《李自成》，关山播的《红旗谱》、《林海雪原》、袁阔成播的《烈火金刚》。播音员那极富磁性，抑扬顿挫的声音出神入化地把小说的内容渲染得淋漓尽致，还可说我就是这样爱上文学的。

我喜欢听广播里的电影录音剪辑，尤其是外国片的录音剪辑，像《简爱》、《叶塞尼娅》、《冷酷的心》、《追捕》等。特别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那批配音家的配音简直让我着迷，他们的浸淫着洋气的、带有南国韵味的普通话配音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着实风靡了一阵。他们的声音给那个年代刚刚走出情感荒漠的人们带来的新鲜的审美体验和冲击是难以言传的。我忽然发现，人的声音竟可以这样美！声音所表现的情态竟是这样美！人们还可以这样用声音表达自已！释放自已！最开始似乎只是片中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其实这方式正是透露出了中国人潜在的情感表达的欲求，这方式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已演绎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外文化交融所产生的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潜移默化中，国人被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抛弃了略带压抑的内敛，那是这样一种境界：率性，热烈、深挚，激情和百分之百的浪漫。我就是那时喜欢上了配音和朗诵的。

重庆文革故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还是广播剧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品，许多当时的获奖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广播剧，比如路遥的《人生》，陈建功的《飘逝红头巾》。印象比较深的科幻广播剧《珊瑚岛上的死光》，是1978年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家邱岳峰、乔榛、杨成纯等演播的。说的是两位华裔科学家在国外研制成功高能激光器和高效原子电池后，为避免这些成果被外国势力制成杀人武器，经过一番殊死捕斗，为维护尊严与和平，最后与他们的成果同归于尽的故事。

我喜欢听广播剧，喜欢听里面人物的充满磁性的说话声和笑声，并且根据丰富的音响想象着剧情的画面，那种享受是看电影和电视所得不到的，那创造性和艺术氛围,新鲜的审美体验简直美得无法形容。

抱着收音机或躺在床上，听得专注凝神，如痴如醉，那真是一种享受，一种重陶，一种心灵的进化，收音机的功能不可忽略。

收音机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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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与苏联的战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队从1969年起开始大规模野营训练，到了1971年，全体人民被紧急动员起来，公路上到处是野营拉练的队伍。上海当局更是别出心裁，把工人和学生组合在一起，展开“结对子”式的训练。革命时代的政治创意层出不穷。

这是少年时代最艰难的徒步行旅。我穿上全套军装和军用跑鞋，斜挎军用水壶和军用书包；被子用军用布带扎成九宫格状，背在肩上。我们在操场上集合，互相打量和起哄。几乎所有同学的装束都一模一样，俨然就是对方的精密镜像。这是神圣而又壮观的场面。我们是毛泽东麾下的少年军团，除了枪杆和杀气，我们几乎拥有军人的一切。

在开过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之后，两个年级共28个班级、1700名学生，跟徐汇区部分工厂的1200多名工人合为一个以“团”命名的编队，开始向上海郊区庄严进发。我们的路线将经过上海县、奉贤、金山、松江和青浦，绕上海西南郊走半圈，全程达800多公里，需要花费两周以上的时间。革命地理学的逻辑，就这样戏剧性地展开了。脚足和道路的关系变得亲昵起来。

我们每天需行走20-30公里的路程，最多的一天，我们居然步行了40公里。正是梅雨时节，我们在田埂上行走，目击秀丽如画的乡村风景。沿着铁路线行军时，火车排出的粪便总是飞溅我们一身。一个长得很傻的女生甚至失足掉进了粪缸，成为所有人耻笑的对象。这些细小的喜剧，像雨—样滋润着我们的政治苦旅。

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压缩饼干，宿营后还要吃生虫发霉的米饭、没有油水和烧煮过度的青菜或者发僵的淡而无味的馒头。我的脚肿胀起来，布满了水泡，疼痛难当。

重庆文革故事

在农民的宽大堂，在潮湿的稻草上，像小猪一样倒头就睡。有一回，一位同学在半夜大呼小叫起来。我们都被吵醒了。他揉着眼睛说，梦见了伟大领袖，于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幸福。我们的编队是按性别进行的，男生跟着男工，女生跟着女工。工人阶级们身穿藏青色工装，言行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用那些江湖口吻互相打趣，说谁谁看上谁谁，谁谁跟谁谁上了床，如此等等。起初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也就慢慢的惯了。他们还阔论时局，分析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的黑幕。工人的价值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个因派系斗争而失势的前造反队头头，当年曾跟党的副主席一起举事，现在沦为一个普通电工，每天都在抱怨弊政，嘲笑那个造反新秀，说他的鸡巴长得跟花生米似的。说罢朝我们挤眉弄眼。我所遇到的农民，另一个伟大的领导阶级，跟报纸打造的形象也毫不相干。我们侵占他们的住宅，踢他们家的狗，掏梁上的燕窝，在屋旁撒尿拉屎，踩坏地里的油菜和稻子，把秸秆撒得到处都是，女生甚至把花裤衩晾在了骨灰盒边。他们怒气冲天，对我们充满敌意，却又不敢发作。一次我听见房东老太太在柴间里祈求灶王爷菩萨保佑，叫那些“假解放军”赶紧滚蛋。我心里一愣，像是发现了个天大的阴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文革”年代的“领导阶级”他们的粗俗、坦率、机智、油滑、玩世不恭，跟学校里道貌岸然的“工宣队”大相径庭，彻底解构了我们心中的政治传奇。

拉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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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我亲见过革命化的新媳妇“过门”。老贫农刘庆菊大娘的二小子邓志红娶媳妇的事一传开，人们都说向阳生产队搞的婚礼特别，紧跟形势是一次革命化的无产阶级婚礼。

新媳妇过门这一天，按照刘庆菊大娘预先和新媳妇娘家达成的“协议”，新媳妇进门带的不是嫁妆．而是毛主席的画像、毛主席的四卷宝书和锄镰锨橛四大件。新媳妇进门之后，主婚人刘庆菊大娘先让小两口去抓革命，促生产。志红和新媳妇挽了挽裤腿就下了地。

晚上，全队社员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集合在刘庆菊大娘家的院子里，婚礼开始了。这个婚礼，他们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新学员入学仪式”。

在“仪式”上，新媳妇的讲话引起了大家的高度注意。她一条语录只背了半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就羞得低下了头。这时候，向阳人没有嬉笑，更没有讽刺。他们想到的是教育新学员的义务，是怎样把新媳妇的思想染红，做到来一个红一个。于是，结婚典礼变成了教育新学员的第一堂政治课。

嫂子李红花，针对兄弟媳妇刚过门的活思想，讲了自已是怎么通过读毛主席的书，在头脑里闹革命，打掉旧脑筋，树立新思想的体会。

老婆母刘庆菊大娘用自己切身体会，生动地讲了三个问题：一、批判了旧婚姻制度，旧风俗，旧家规，还特别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保护下来的“千年小沟冲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婆媳不平等的旧思想；二、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三、让毛主席思想当家。

重庆文革故事

年过半百的老贫农高声朗诵：“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青年们纷纷“献宝”：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男女老少纷纷针对新媳妇的活思想向新媳妇送语录。他们说：千珍贵万珍贵。毛主席的话最珍贵。

条条语录现红心，阳光雨露育新人。新媳妇的心红了，志坚了，她大方地同爱人志红一起同声高唱了她刚才没有背完的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在这个特别的婚礼上，使我们集中地看到了向阳人头脑里装着什么，时时刻刻想着什么，事事处处干着什么。正如社员自己说的：“毛泽东思想放金光，照的家家变了样，人人有了好思想，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向阳生产队的革命步伐又前进了4个月。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新媳妇怎样了?

这一点可以放心，向阳人有个“规矩”：来一个红一个。由于全家盯得紧，现在的新媳妇很快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现代的新媳妇，已被全队评为五好社员。

新媳妇“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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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时有一段时间，人们出门，无论说什么话，只要一开口，就必须说一句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说要办的事。　　一天，我去供销社，进门就听到一个中学生和售货员的对话，堪称经典。　　　中学生："关心群众生活——给我拿支钢笔。" 　　　　售货员："为人民服务——你买哪一种？" 　　　　中学生："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多拿几支让我挑挑。"　　　售货员："反对自由主义——不让挑，买哪支拿哪支。" 　　　　中学生：“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你就多拿几种让我挑挑吧。”　　　　售货员："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说不挑就是不能挑。" 　　　　中学生："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为啥不让挑? 　　　售货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为啥，不让挑就是不让挑。"　　中学生："注意工作方法——有这样卖东西的吗？" 　　　　售货员："一切权力归农会——爱买就买。" 　　　　中学生："打倒土豪劣绅——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售货员："友谊，还是侵略——咋的，你想打架？" 　　

中学生："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以为我怕你？" 　　　　我见两人的战争一触即发，就急忙上前调解："要团结不要分裂——你们有话好好说。" 　　　　中学生："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看你还能咋的？" 　　　中学生："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当个售货员啥了不起？"

我看他俩谁也不肯停止舌战，我便劝中学生一走了之："敌进我退——你先走吧，明天再买。" 　　　　中学生听了，就顺势下了台阶，转身而去，他边走边说："别了，司徒雷登——哼！" 　　

重庆文革故事

　　　　售货员如得胜的将军立即回敬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呸！”

（二）

记得那天是我10岁的生日，父亲和我一起到肉食店买肉。

不知为什么，父亲在肉案前显得有些犹豫，我就偷偷拉了拉父亲的手，父亲弯下腰来轻声对我说：“你回屋把那本毛主席语录拿来。”我非常奇怪地问：“做什么买肉还要拿语录呢?”父亲有些生气地说：“叫你去，你就去，莫去，肉买莫成的。”我只好跑回家拿来了语录本。

我看见父亲恭恭敬敬地站在肉案前，打开那本语录，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我买肉。”

“为人民服务。你买多少?”

“备战备荒为人民。我只买半斤。”

售货员操起刀割下块肉，连称也不称地“节约闹革命。这是半斤，六角钱。”

父亲拿着那一点点肉，左看右看又忙去翻手上的语录本，本来说话就口吃的父亲，这会儿急了起来，说话也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门：“要斗私批修。你这肉少秤。”

只听售货员硬生生地丢来一句：“反对自由主义。莫信你回屋称一下。”

回到家，父亲气愤地把那一点肉连同那语录本一起丢到地上，还使劲踩了几脚，母亲一看，急忙走过来慌慌张张地捡起语录本，胆战心惊地说道：“天呀!踩莫得呀!要被别人看到那还得了呀!”

谁知这件事真的被别人发现了，不大一会儿，父亲就被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给抓走了。

倔犟的父亲死也不承认踩了毛主席语录，结果被红卫兵们往死里打了一顿，还被关了一个月。

这件事过去30多年了，每当跟父亲提起这件事时，他总是淡淡地笑笑说：“还提它做什么，唉!讲老实话，我还是蛮想毛主席呀!”

文革购物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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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文革”时期，我身边发生过一些小故事，在此，我撷取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四则小故事，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当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教育受到干扰、公平正义缺失、干部作风漂浮、经济发展倒退、思想受到禁锢、精神受到压抑、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特征。下面让我将这四则小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一、县委书记女儿上“清华” 1971年暑假，停止了几年招生的大学又开启了招生的大门，招生的对象是有三年以上工作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招生的新办法是废除原来的高考制度，采用一律由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部队连队等基层单位推荐上大学的办法。我当时作为一名下放教师已在南方某省的一个边远县的红旗公社光明大队爱国生产队插队劳动已有三年时间了，并同生产队的干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晚上，我正准备要睡觉时，生产队的吕队长手里拿了一张表格似的东西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并带着恳切和信赖的目光对我说：“钟老师，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不知你能不能答应我？”一边説着，一边把这张《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推荐表》递到我的手上，我看后惊喜地对他说：“是你的‘俊辉’还是‘俊秀’要去上清华大学？”（这两人是吕队长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妹，1966年两兄妹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后，运气不佳，正巧碰上‘文革’，全国高校一律停止招生，所以兄妹俩只得回乡务农。）吕队长被我这一问，顿时触动了他的心思，带着一份尴尬的神情苦笑着对我说：“你再望下看，这是谁的名字？”我仔细一看，推荐对象的名字上赫然地出现“王秀英”三个字，家长原来是该县的县委书记。

重庆文革故事

我顿时一头雾水，疑惑地问吕队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吕队长叹口气说：“唉！我家哪有这么好的‘风水’，是公社陈书记要给县委王书记的女儿推荐上‘清华’，陈书记就把这张‘推荐表’交给我，要我以生产队的名义在表中的下方‘工农兵基层单位考核意见’中写上王书记的女儿王秀英在生产队插队劳动的现实表现，我想你是教书先生，这个‘忙’只有请你来帮最合适，而且这件事情决不能外传！”我说：“在生产队连王秀英的影子我都没有见着，叫我怎么去给她写鉴定呢？这不明明是要给她‘造假’吗？”吕队长说：“对，就是要你用‘笔’来‘包装’一下她，让她符合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条件。”听吕队长说后，我沉吟了好一会儿，思想上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想“这个‘忙’我到底帮还是不帮？如果我要帮这个‘忙’的话，这就意味着要挤掉一名真正‘风里来雨里去’，长年与广大社员打成一片，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踏踏实实参加劳动的‘下放知青’的名额，而让一位‘双脚不沾泥’的‘县大爷’的‘千金’轻而易举地上‘清华’，这样做自己的良心也会受到谴责；如果‘不答应’，我与吕队长三年来建立起来的友谊将会‘毁于一旦’，今后我在生产队也就难以安身了，何况吕队长对我如此关爱和信任，‘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只有‘咬咬牙’违心地办这件事好了。”

想到这里后，我便爽快地答应说：“好吧，我来帮您填这份‘推荐表’！”至今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基层群众评议”栏里，胡编乱造了我从未谋面的王秀英的如下三点优点：一、王秀英同志插队三年来在思想作风上能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半点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能坚持与贫下中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出勤率高，劳动中做到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二、该同志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甘拜老农为师，认真向老农学习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三年来由于自己的勤学苦练，掌握了播种、插秧、割谷、耕田等项基本劳动技能；三、该同志对贫下中农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还能利用劳动之余，帮助“五保户”干农活，并能帮助队里的青少年学文化、教唱革命歌曲，为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然后又在“推荐基层单位意见”栏里又写上了这样两句话：“根据生产队群众评议意见，经生产队队委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该同志到清华大学继续深造。”我把它写好后，再给吕队长过目，吕队长看后高兴地频频点头说：“好，好！就是这样写可以了。你算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好去向公社陈书记交差，谢谢你了！”

“文革”小故事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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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吕队长告诉我说，这份“推荐表”交上去不久，这位“县大爷”的“千金”顺利地进了清华大学；过了不久，又听吕队长说，自从王秀英上清华后，县委王书记还知道“知恩图报”，凡是红旗公社申请调拨的种子、化肥、农药的数量，只要报上去，王书记都会照批不误地签字。我真没有想到，我一介书生写的这份“推荐表”，还会对发展红旗公社集体经济开辟出这样一条神秘的“绿色通道”来。

二、吕队长导演的一场“迎检”闹剧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我县全面铺开，我所下放的红旗公社又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所以县委王书记，隔三差五会来公社检查指导工作。当时把“大力发展集体养猪事业”也作为一项评选“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重要条件。

我记得1972年公社“双抢”刚结束不久的某天上午，公社的广播站通知说：“今天下午公社的陈书记要下到光明大队的各个生产队参观生产队的养猪场，希有关生产队作好准备。”当时生产队的吕队长听到广播后，急得大汗淋漓、不知所措，因为他心里清楚，凭生产队养猪场饲养的那20只瘦得像“狗崽子”一般的猪，如果让陈书记看到，他不但要狠狠地挨一顿批评，连他的“脸面”也无处放。突然吕队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拍着手对我说：“有了，有了，我何不把生产队养猪场挂的那块牌子摘下来，挂到刘满仓私人的养猪场的门上去，他那30头猪头头长得膘肥体壮、耳大项粗的，陈书记看了一定会满意的，我想现在只有给陈书记来检查打个‘马虎眼’，才能求得‘平安过关’。

你说，我的这个办法可行否？”（刘满仓，该队年过六旬的老农，他家三代有12口人，劳力多，在自留地、自留山上种了大片红薯和南瓜，加上三个孙子放学后给他打猪草，饲料饱足。）我说：“事已如此，也只有采取这‘瞒天过海’的‘下作’之举了。”吕队长与我商量好后，我们立即去找刘满仓商量此事，还要他扮演生产队的“猪倌”，刘满仓理解我们的意图后，爽快地笑着答应说：“好，生产队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很好配合，演好‘这出戏’！”接着我和吕队长就去把那块黑漆写的“爱国生产队养猪场”的木牌挂到刘满仓养猪场的大门旁，直到把“养猪场”布置得“天衣无缝”后，吕队长才算松了一口气。

重庆文革故事

当天下午两时许，公社陈书记在大队支书和大队长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爱国生产队参观生产队的养猪场，生产队的吕队长邀请我一道陪同他去接待陈书记，当陈书记和大队干部在我们的引领下，走进这间经过我们精心安排的“假冒”的“爱国生产队养猪场”的时候，没想到虎娃这个机灵伢子（该小孩是社员刘满仓9岁的孙子，上小学三年级）也好奇地尾随我们一道进来了。正当陈书记看到猪圈里这三十头猪、头头长得膘肥体壮、活蹦乱跳的时候，便对吕队长连声称赞说：“好！好！你们生产队的集体养猪事业真搞得不错！”这句话，恰好让站在陈书记身后的虎娃听到了，俗话说“童言无忌”，虎娃突然迸出一句：“这不是生产队的猪，这是我家爷爷养的猪。”当刘满仓听到他孙子这句话时，顿时脸胀得通红，气得狠狠地“瞪”了虎娃一眼，说：“你出去玩去，不关你小孩的事！”陈书记清晰地听到虎娃这句话后，又观察到吕队长和刘满仓不自然的尴尬表情，似乎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就立即板起一副严峻的面孔问吕队长：“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与我实话实说吧！”吕队长顿时被问得无地自容，羞得满脸通红，一时不知所措，尴尬得支支吾吾地说：“这—这—这是我们的不对，我实话实说吧，我们生产队那15头养得‘皮包骨’似的猪，我怕陈书记看了，我们会挨批评，所以想到‘偷梁换柱’，把社员刘满仓养的猪拿来冒充生产队的猪，是我欺骗了您，我要向您作检查！不瞒您陈书记说，我们生产队社员的口粮都不够吃，哪有粮食去发展集体养猪？我们只有先顾人吃，所以只有让猪‘半饥半饱’了。”此时，我看到吕队长说着时，眼眶里还含着泪花。当郑书记听完吕队长心酸的申诉后，也便默不做声了。郑书记被虎娃的一句话和吕队长委屈的申诉，搅得心灰意冷，很快走出了这个“假冒”的生产队养猪场。当陈书记与吕队长告别的时候，我看到陈书记单独与吕队长秘密地耳语了几句。

原来是陈书记向吕队长交代说：“明天是县委王书记会来红旗公社考察‘农业学大寨’的集体养猪情况，到时我也会陪同他来参观你们的‘养猪场’，你今天‘导演’的这场‘戏’，希望明天再‘重演’，但是要做到绝对不能‘露馅’！晚上要召集社员开个会，要确保男女老少‘口守如瓶’！”当晚吕队长就按照陈书记的“指示”召开了社员大会，严肃地向社员们强调：“大家要封住嘴，决不能‘捅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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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县委王书记等县委一班人马，在公社陈书记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前呼后拥的陪同下，又来到了爱国生产队检查“集体养猪事业”，仍然是检查这个经过精心布置的刘满仓的养猪场。令吕队长高兴的是这次由于工作做到家，县委王书记来检查生产队集体养猪事业，不仅没有“露馅”，而且还得到县里的通报表扬。县委王书记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是公社陈书记和生产队吕队长两人合谋“导演”的一场“瞒天过海”的检查“闹剧”！

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

1973年暑假，我在下放五年后，重新回到教师队伍。我当时荣幸地被县教育局调派到该县教育战线上的“红旗学校”——横山中学任教。接到县教育局的调令后，我立即去该校报到。该校的校舍建在一个名叫“老鼠夹”的山坳里，校园四周都被苍翠的青山和校办农场的农田环抱着，可以说，那是一块空气清新、山清水秀、风光宜人的“乐土”，对该校师生来说，实在是个“教书育人”的好地方！接待我的新任校长，也是一位前不久才从他下放的公社抽调上来的原来就相识的五都中学的郑校长，他此时已年近花甲，从教三十余年，有着丰富的办校经验，在县教育界的同仁里，享有很好的口碑，可以说是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见到我的到来，很高兴地说：“我们能聚到一块来共事，这是一种缘分，希望你今后多支持我的工作！”在郑校长的麾下工作，我心里也很高兴。

“文革”时期，各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学习都抓得很紧，规定每周至少要保证安排有一次两小时以上的“政治学习”时间，而且县教育局领导，还会经常来检查学校的“政治学习记录本”。所以，学校领导和教师，对“政治学习”从不敢掉以轻心！

学校规定是星期六下午学生放学后，从三点到五点组织教师参加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学校制度规定这是“雷打不动”的时间，老师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决不能请假！即使家住县城的教师，也要等“政治学习”结束后，才能回家。我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政治学习”，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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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那天一大早，郑校长就骑自行车到县教育局去开“校长会”去了，（学校距离县城有30华里，不通班车，平时全校师生都在校膳宿，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一直到下午学生放学后，还不见郑校长返校，全校50余名老师只得在校翘首等候郑校长返校后，尽快完成“政治学习”任务后好回家。等呀，等呀，一直等到老师们在食堂吃完晚饭后，还不见郑校长返回。老师们又继续等呀，等呀，一直等到晚上七点钟左右，才看到旅途劳顿、风尘仆仆的郑校长拖着一部自行车疲惫不堪地返回校园。接着看到郑校长回家吃晚饭。（郑校长的家属长年住在学校，我们几位外地单身汉老师也住在学校）正当郑校长吃完晚饭，正准备很好躺到床上休息的时候，政治学习中心小组的组长余老师，（负责政治学习时准备学习材料、召集老师参加并作好考勤和会议记录等职责）急匆匆地跑到郑校长那里问道：“今天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吗？”我住在校长隔壁房间，听到余老师的声音，也立即跑出来探听是否学习的消息。我分明看见郑校长皱了一下眉头，苦笑着回答说：“要学习，要学习，你去通知一下老师们吧，我就到会议室来！”余老师立马到广播室通知全校教职员工到会议室参加“政治学习”；犹如“军令如山倒”，不一会儿，50余名教职员工齐刷刷地坐进了会议室，先由郑校长传达校长会议精神，再由余老师向大家读了有关学习材料，然后还组织了讨论，但是讨论会上只有一两个教师发言。此时，我还看到会议室里几乎有一半人员坐在位上打瞌睡，学习一直进行到10点多钟后，大家才精疲力竭地散场。散场后，我问郑校长：“您今天到教育局去开会，这么晚才回来，政治学习就不能改天再进行吗？”郑校长回答说：“我今天到县里开会也的确很累，本来也是打算今天不学习的，让老师们很好休息；可是既然余老师提出要‘政治学习’，你想想，我作为校长能回答他‘今晚不学习’吗？……”听了郑校长的回答，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我心里百般责怪余老师‘脑子进了水’很不灵活，为了“政治学习”，竟把校长和老师们“折腾”得够呛！第二天早晨当我与余老师在食堂共进早餐时，我忍不住问余老师说：“昨天郑校长县里开会回校那么晚，你为什么还要‘假积极’问校长‘要不要政治学习’呢？你这不是‘犯傻’吗？”可是，余老师却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学校制度规定星期六政治学习是‘雷打不动’的，我又是‘政治学习中心小组组长’，如果这周没有组织老师学习，到时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余老师解释的这番话，我似乎觉得也颇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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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甘蔗林里的“肉市”

“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乡、镇，在“四人帮”所谓“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的歪理鼓吹下，很快地刮起了一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歪风，连农民自己搞家庭副业生产的农副产品，如肉类、禽蛋等也不敢拿到集市上去销售，如果贸然拿到集市上去卖，一旦被工商管理人员发现了就“没有好果子吃”——不是罚款，就是没收所售产品。所以，那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为地造成了农副产品的严重匮乏，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莫大威胁！

记得76年我老伴在她娘家“坐月子”，儿子降生后，因为老伴平时缺乏营养滋补身体，所以奶水不足，看到刚出生的儿子，那嗷嗷待哺的凄惨景象，内心感到无比揪心！此情此景，我的岳父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也只能无奈地叹息不已。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下午，老岳父突然从外面提着一串猪肉兴冲冲地跑进来对我说：“我今天碰到好运气，到集市上卖完烟叶后，在回家的公路旁的甘蔗林里，看到有三三两两的人从甘蔗林里买出肉来，我也‘钻’进去，原来里面摆了两家肉摊，我于是买了两斤肉回来，可以炖点肉汤多发点奶水。”老岳父对女儿的一片爱心，使我深受感动！

亲爱的读者，我想你们看了这四则小故事，一定会对“文革”发生的上述荒唐故事，哑然失笑，但是你们却要知道这是一个个“笑中带泪”的故事。我期盼生活在今天“太平盛世”下的当代老人和青年人，更要牢牢铭记“文革”的沉痛历史教训，从而更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加坚定在党中央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壮丽蓝图、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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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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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革”初，批斗“走资派”大会，一个老贫农领着喊口号。老贫农长得若画上的关公，声若洪钟。喊了“打倒XXX”多次后，想了一下，振臂挥拳大喊：“打倒阶级斗争！”众人跟着振臂，却无了声音。老贫农很纳闷，会议主持人赶紧把他劝了下去。成为一个笑话。 “文革”结束，不再搞阶级斗争。十几年过去，老贫农逝世。街邻帮忙办后事时，提起这件事。有文化的人站出来，说追悼会的悼词必须写上这一笔。于是，就有了：“他老人家没有文化，在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喊出了‘打倒阶级斗争’的口号，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眼光和勇气……”

（二）

一个学习班上，张金钟想立功，就把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悄悄地压在王实有的床席下，然后去工宣队长告发：“张金钟反对毛主席！他竟敢把毛主席像压到他的屁股底下。” 张金钟和工宣队长到了屋里，指着王实有义正词严骂道：“你胆大包天，竟敢……”边掀床席边说“把毛主席压在屁股底下”！不料，那张报纸没了。王实有指着张金钟问：“你再说一遍，我竟敢咋？”张金钟脱口而出：“把毛主席压在屁股底下”！工宣队长一听，“啪、啪”左右开弓，就甩了张金钟俩耳巴子，骂道：“真是贼胆包天！晚上开你的批斗会，你要老实坦白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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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天深夜，有人从市里回到乡下，叫起王解放，说赶紧写一张“打倒李德生”的大字报贴出去。王解放问：“咋回事儿？”答：“城里都这样贴了，咱得跟上形势！”王解放是村里这一派的写家儿，写了贴了又睡了。

次日，王解放睡懒觉刚起来，就有人过来对他说：“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过去一看，紧挨着他写的那一张，又贴了一张，一排字写着“打倒王解放革命群众。”旁边站着另一派的写家儿张建国，瞪着眼看着他。都是一个村的，互相熟悉套路儿。王解放问：“打倒我弄啥？”张建国问：“你打倒我舅弄啥？”王解放问：“你舅？你有恁大官的舅！中央副主席？”张建国说：“我舅是李庄儿的，就是这名儿这姓！你要打倒我舅，我就打倒你！”

王解放知道张建国文化低，就说：“你要打倒我，也不能这样子写。按照语法，你写的不是打倒我，叫人一看你想打倒的是革命群众！要写你得这样子写……”

第二天，村口又贴了一张大字报，正文是“打倒革命群众！”落款是“王解放”。是张建国的字迹。大字报前围了一群人，都是怒气冲冲。王解放过去一看，汗就出来了，他上去就要撕，被人拦住：“你想毁罪证不是？现场就开你的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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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实

重庆文革故事

文革后期，家乡当时有一片城区叫老家族。因为年代久远所以得此名。经过几代的时间房屋早已破败，只剩下半山的几间屋前后相连，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老家族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切似乎都没了秩序，而这片破败的房屋更像是被遗忘的角落。要不是找房困难她怎么也不会选择这里。第一次来到这里，周围杂草横生，门前土路崎岖，就连房前屋后仅有的几家也是屋檐低矮，两排房中间一条狭长的土路稍稍抬头就会被伸出的屋檐碰着，实在不是一个好住处。看到这番景象她心理不仅一阵懊恼，但最叫她迟疑的是门上赫然贴着两道封条。当时动乱期间屋子被封是常见的，尤其是这片屋区年代久远，不一定住过什么人物被封也就自然没什么奇怪。她横了横心一把撕去封条抬脚就走了进去，屋子里没什么异样似乎没有多少灰尘。有的地方居然还残留着人住过的痕迹。里间炕上还铺着一条大红的枕巾，厨房的用具也一应俱全。莫非有新婚的住过？她的心里嘀咕着，也许是搬家搬得急也许被人抄了家，想到这她轻声叹了一口气，那个年代还有什么是说的准的事情？她的丈夫本来是某县级干部，前途无量，文革一来却由于成分不好被下放去乡镇改线，只剩下还没满月的儿子和她。家里被人抄了三四回，砸砸烧烧统共没剩下几样像样的物件，她也带着儿子住到了这荒村野郊。不免心下凄然，眼中落泪。忽然想起里间炕上的儿子，赶忙进屋。可是走到厨房门口猛的撇见那窗口上似乎有一张人脸向里窥视，脸上还挂着隐隐的笑意。她后背一惊赶紧回头一看却只透过窗子看见院子里那盘石磨静静的安放在那。仔细一看那木头窗子边缘参差不齐泛着风吹日晒的棕黄，一层一层的木削像翻开了的皮叫人恶心。她来不及多想就冲进了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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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惊魂

夜色慢慢涌上来像一张口吞噬了天与地的边界。乡村的夜格外的静，只有偶来的几声犬吠听了让人心惊。身旁的儿子已经熟睡，睫毛上还闪动着几颗泪滴。厨房里有一口破旧的水缸，白天她就发现里面满满的一缸水。也许是缸太深黑黝黝的不见底，似乎会猛的窜出什么东西似的。她将水缸里的水换了，倒不是急着用而是她记得老人说过旧屋里的水是不能留的。水属阴，房子没有人气久了难免会聚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她起身拉亮了灯泡，呆呆的望着窗外的夜幕。咚咚！两声急促的撞击声将她的思绪打断，咚咚咚咚响声继续持续似乎更加激烈，她感到浑身的皮肤都紧绷起来，是什么人？在这里他什么人都不认识，如果是邻居不会这么晚拜访，如果来者不善那年久失修院门能禁得住这般撞击吗？她越想越怕一骨碌爬起身来，下地想找件可手的家伙哪怕自己出了事屋里还有没满月的儿子！佟佟佟佟屋外的撞击声有节奏而激烈，每一下似乎都撞击这她的心房。拿着铁锹的她慢慢向院门口走去，可是随着声音越来越响她手中的铁锹突然掉到了地上。她的心也随之快速的跳动了起来，因为她听出了响声是用头重重的撞门的声音，可是又是谁用头撞门，更可怖的是门虽然被撞得咚咚响，但是纹丝未动！！！是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除非门外不是人！她只觉得口干舌燥上唇贴着牙龈下不来。恍惚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屋里的，只记得佟佟声持续到后半夜，天明时方才退去。那一夜的声音每一声都如针挑动着她马上崩溃的神经。

墙角

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黑暗的天幕，她拖着一夜未睡疲倦的身体做了早饭。临近中午惴惴不安的她还是没能理清头绪，昨晚到底是谁？这时邻居的李嫂正在院里洗衣，猛然抬头看见她，露出了一抹不自然的笑容甚至可以说还带着些许苦相。李嫂大概30多岁头发却早已斑白，人很瘦，脸颊深陷颧骨隆起，青白的嘴唇深深的几道裂纹渗出丝丝血痕，竟带着些肃杀之气。尤其是刚才那出其不意的一笑让人陡然生惧。此刻她正在想着怎么搭话以询问一下心中的疑问。可是李嫂似乎早已知晓她要问什么还是抛给了她一个苦笑端着衣服转身进了屋里。

重庆文革故事

傍晚时分天阴沉起来黄沙滚起，整个院落寂静而神秘，不到一刻竟骤雨疾风铺天盖地而来。狂风卷着雨丝如皮鞭一样狠狠抽打着窗户，整个天黑沉沉的从上而下，似扼住喉的手让人喘不过气来。她看着怀里熟睡的婴孩，心理却止不住的凄凉，丈夫不在身边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都没有。今晚又不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夜深，只有淅沥沥的雨声。而这雨声愈发衬得周遭死一般的寂静。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这时身旁的儿子突然睁开了双眼，先是预知一般将整间屋子环视了一圈。突然，用小手指着墙角的房梁下侧放声大哭，抽噎不住声音惊惧而悲凉。这哭声瞬间划破了这宁静的夜，她翻身坐起迅速抱起儿子不住哄逗可是孩子的眼一刻也未离开那墙角，杏仁般的眼睛里满是恐惧，似乎有什么难以名状的物体就在这他的面前惨笑。也许是从搬来就一刻不曾安稳，也许是孩子的哭声使她悚然。她的身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隐隐中感觉到就是那张脸，那张在窗口窥视面目模糊的脸，就在这屋里注视着她，脸上带着似有非有的笑容。可是她看不见，这时突然她感到脚腕处冰凉一片似被蛇缠身却又动弹不得。但是马上她就感觉出这是一个人的手紧紧的握住她的脚腕，五个手指的关节都感觉异常清晰。但不消一会这种感觉便消失了。她坚信这里一定除了她还有其他的人，不，那不能称之为人！她看不见可她的儿子能看见，颤抖得小手从未离开过墙角，透明的眼睛里布满了惊惧。她突然愤怒起来，她不允许别人伤害她的孩子，谁也不行！她疯狂的绉起扫帚冲向墙角拍打着谩骂着，把这些天来的恐惧化作无尽的愤怒，儿子的嚎啕大哭声和她的拍打声响成一片，打破了这村庄的宁静！当凌晨微露天光的时候墙角的东西才慢慢退去。儿子也慢慢停住了哭声带着已经哭哑的声音睡去，整个瘦小的身体还微微的颤动。她突然胸腔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怨，恨谁，怨谁，她亦不知。折腾了一夜整个人如同水洗了一半。她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死也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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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她快步来到李嫂家，李嫂一家正在吃早饭对她的到访似乎略显惊讶，但也起身热情的迎接。她开门见山的问起了这两天发生的怪事。李嫂沉沉的叹了一口气，似乎欲言又止，脸上阴晴不定。“这件事，李嫂开口说道，这种事我们外人是不好提的，你们什么房子不好找偏找来着。咳，不是我不跟你说只是那房子里的东西太厉害。”说到这李嫂并不看她只是将眼睛向别处看去，“先前住过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也是个男孩大概也就有个三四岁。来了不到半年那孩子竟然淹死了，那叫一个怪事。”李嫂接着说到。“听说那孩子就在厨房的水缸边玩，孩子还没有水缸高，把这缸沿往里看，眼看着双脚就离了地，就像被什么拽进去了一般。扑通一声就再也没上来。孩子他爸眼看着掉进去转眼捞上来就没气了。尸首青白青白的身上的皮都泡胀了好像死了很久了一样。可怜呀！你说，你说这不是怪事吗！”说到这李嫂那青苍的脸上更加苍白没有一丝血气。后来呢？她赶忙问道，后来呀“ 咳！死的死疯的疯，孩子他娘从地里回来就疯了，后来就都搬了。”听到这她想起了家里那口大水缸，乌青的边缘黝黑不透明的井水，天呐！她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看来，为今之计就是早点搬走，可是今晚怎么办?李嫂这时从自家的炕柜里拿出了一匹红布，说道；“晚上睡觉后把这个给你儿子盖在头上他就看不见了。明天赶快搬吧，那东西厉害着呢。别的什么也别说了。”从李嫂家出来正是中午，大太阳下她也觉得自家的院子鬼气森森。晚上依李嫂所言，一夜无事。第二天她便打包了行李抱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临下山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那屋子似乎与其他屋子并无两样，只是更显破旧一些。但猛的一看房角处似乎有女人半掩着面在看她。她大叫了一声跌跌撞撞跑下山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几年后那片屋区拆迁，她也听说了关于那幢房子的故事。文革伊始的时候一对新婚夫妇入住，男的因为是地主出身被工宣队打死在房后的山上，尸首烂了一个月都不让收，面目全非阵阵恶臭。最后才一卷草席扔到了乱坟岗。女的怀着孩子吊死在墙角的房梁上。从此每到夜晚总有怪响。

多年以后她想起这段经历似乎也还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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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山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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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文革”末期，有一年夏季的一天，龙卷风像一只巨大的黑色漏斗，上顶天，下接地，旋转着，呼啸着，直奔果子沟村小学教室而来。民办教师李林像一只老母鸡，又像一只鸵鸟，撅着屁股，把他的学生们护在身下。　　教室在强烈的震撼中，差点儿拔地而起，还多亏墙是大坯的，只是把房盖席卷而去。李林被社员们紧急送往医院，学生们完好无损。　　李林是长春知青，因为父亲是“地主”加“走资派”，县里几次招工都没他的份儿，他也就一心朴实地当他的民办教师了。　　生产队一个“工日”六角八分钱，社员们吃粮都得靠国家返销，哪有钱建学校？被大风刮跑的教室，还是村里每月十元钱租军属马老汉的民房呢。　　学生们上医院看李林，师生抱头痛哭，教室没了，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失学了。看着孩子们那渴望学习的眼神，李林下决心，无论多难，一定要建学校，让孩子们读上书。　　李林出院那天，正赶上“红榔头市”。村里“赵把头”偷偷组织人上山挖参，李林也想跟着去，挣点钱，为村里解决校舍问题。人家不带他，嫌他近视，眼睛“不杀草”。他只好“单棍撮”，背上三十斤小米，一串咸菜疙瘩，也偷偷跟着进了山。　　因为是“初把儿”，就得比别人多跑路。傍晚时分，李林用“快当斧”砍来木棍，搭一简易戗子，上面盖上“油布”，苫上草，压上树枝，里面铺上厚厚的草，再铺上“狍子皮”，躺在上面倒也舒适。只是没有安全感，一手拿“快当斧”一手持“快当刀”，不敢入睡。　　天完全黑了，李林除了害怕还有孤独。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狼嚎，树上的猫头鹰突然发出凄厉的叫声，使人毛骨悚然，浑身打了个“激灵”。他不由说了句：“倒霉催的，挨这么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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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道黑影围着戗子转了一圈，接着一股浓烈的臊臭味，热乎乎的直往鼻子里钻。李林知道，这是豺，听老猎人讲，豺是真正的森林之王，它能轻而易举地杀死一只八百斤重的斑斓猛虎。但它是人类的朋友，如果你在山上露营，豺会在你的四周撒一泡尿，任何凶禽猛兽都会望而却步，你尽可以放心大胆睡大觉就行。

一连在山上转了二十天，连个棒槌毛儿都没看见，愣是“没开眼”。晚上总有一只豺，围着戗子撒一泡尿，李林才得以安然无恙。小米快吃完了，李林准备再干最后一天，然后就下山。

天刚放亮李林就走出了戗子，心里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只毛茸茸、胖乎乎的灰黑色小狗，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在这荒无人烟的大森林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只小狗令李林感到亲切，爱不释手地抱在怀里。

这祸可惹大发了，这是一只小狼崽，它的妈妈，老母狼，眼睛都红了，张着血盆大口扑上来了。李林抱着小狼玩儿命地跑，母狼怕李林伤害小狼，不敢痛下杀手，把嘴插在地上发出“呜呜”的叫声，远处有四只公狼奔过来，李林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放下小狼，一边跑，一边端着“索拨棍”蹲一下。听老猎人讲：“狗怕哈腰狼怕蹲”。因为你一蹲，狼以为要开枪，就赶快趴下，这样可以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狼越聚越多，李林被狼包围了，几只健壮的公狼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李林看见了狼凶狠的眼神和闪着寒光的牙齿。

突然，狼群轰然一声四散奔逃，有一只狼发出狗一样的哀嚎。李林睁开眼睛一看，一只“头排”斑斓猛虎驱赶着两只狍子（一只头上长角）、一只鹿。大摇大摆地迎面而来，头上的“王”字特扎眼。在长白山林区，老虎有一雅号叫“放牛的”。人们老远发现老虎就说“放牛的来了”。老虎专抓母鹿、母狍子，甚至母牛。因为这些动物的爱情是最专一的，一旦雌性被抓，雄性动物会挺身而出，自愿替心爱的它献出生命。有时一只老虎赶一大群动物，饿了就吃一只。老虎还专吃雄性动物，对雌性，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大发慈悲，高抬贵爪，放它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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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狼可能吓傻了，照直奔老虎冲过去。朋友，您见过“猫戏老鼠”吗？只见这只老虎伸出一只爪子，很优雅地一挑，这只狼惨叫着，像陀螺一样翻着筋斗，滚进草丛里了。　　李林这回可开了眼了，亲眼见识了“兽中之王”的八面威风。老虎不屑一顾地用眼角斜了李林一下，可能嫌太黑太瘦，没有食欲。赶着它的“战利品”脚没停步，威风凛凛地走过去。　　李林不乐意了：“干啥呀大猫，瞧不起谁呀？”他还以为动物园里的那只老虎呢。突然回过神来，狠狠给自己一个嘴巴子：“傻呀，跑吧！” 　　李林拿出吃奶的力气跑。突然发现无路可逃了，因为慌不择路跑到悬崖边上了。但是，李林还是做着跑的动作，有几只狼想冲到前面形成包围，这下可上了李林的当了，收不住脚，冲下了悬崖。狼越聚越多，呈三面包围之势。　　李林又一次看到了尖刀似的狼牙。他感觉到死亡的恐惧。他选择了跳崖，因为他意识到，与其喂狼，还不如孤注一掷，没准还有一线生机。　　常言说：“临死还抓一棵救命稻草呢。”李林也不例外，在他跳下悬崖的一瞬间，两只手拼命划拉，结果让他抓住了一棵悬挂在悬崖边上的圆枣藤子，于是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挂在半空中了。　　有两只性急的狼也许是饿急了，看见到嘴的肉要飞，就同时向李林扑过去，它们的爪子可不会抓藤子，后果可想而知。　　李林挂在半空中大难不死，也只是捡回了半条命。出于求生本能，厚厚的“瓶底”后面两只小眼睛，不停地“撒目”，突然发现，悬崖的中间有一块凹进去部分，上面有些树和一片红红绿绿的植物。李林没有别的选择，上去不可能，一群饿狼在上面“守株待兔”呢，下去也很难，圆枣藤子的末梢距地面至少还有三十米。　　李林抓住圆枣藤子，像荡秋千一样把身体悠起来，等接近凹处时，两手一松，人就落在悬崖凹进去的一块不大的缓坡上了。　　啊！不得了啦，李林差点儿晕过去，缓坡上红红绿绿一片野山参，全都顶着红榔头，李林自己喊了山，自己又接了山，挑了一棵最大的六品叶，用了一天时间“抬”出来。用青苔包好，用桦树皮打好包，背在身上。　　有人一定说，李林傻呀，费这么大劲，差点儿搭上命，为啥不都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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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在这里咱先不说资源保护，也不说放山的规矩，一苗大山参一天时间才能“抬”出来，这一片得抬多少日子？况且在这没吃没喝的地方，要不，您去试试？更重要的是还得留点力气爬砬子吧？　　这一天折腾的，好在这半空中没“小咬儿”，李林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这些饿狼在悬崖上嚎了一宿，第二天感觉没希望了，就争先恐后跑到山下吃死狼肉去了。　　天亮了，李林听了一会儿，确认上面没有动静了，这才抓住藤子爬上悬崖。　　这苗野山参重一百克，公社收购站给价两万元。这是全村一百零八个劳动力一年的总收入啊。生产队杀了一口猪，敲锣打鼓放鞭炮，社员们自发地抬着猪头到村外临时搭起的“山神庙”供奉“老把头”。尽管村支书一百个不乐意。　　生产队盖了全村唯一一处砖瓦结构的学校，孩子们终于可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　　四年后，李林的父亲平反、复职。李林可以回长春了，三十岁上了大学。　　又过了四年，李林大学毕业留校，给村里的朋友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他进山的经历告诉了村里的朋友。　　至于那块巨石和那座悬崖，以及悬崖中间的缓台、那一大片人参，方圆千里的长白山，“巴山嘴子”全都一样，村民们找了四十年也没找到。倒是发现了不少百年野山参，其中不乏国宝级的大家伙。　　朋友，神奇的长白山钟灵毓秀、物华天宝，是一座天然立体宝库，您不想来看看这美丽的长白山吗？保您高兴而来，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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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趣事：学习《纪念白求恩》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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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在一块说话也要调着墨线说，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被人抓住把柄，就会上纲上线，甚至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天天挨斗，游街。有一天，造反派开会，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有一个人，为了显示自己学得好，他要给大家背诵《纪念白求恩》，大家听说他能够背诵，都为他鼓掌。他得意洋洋的背了起来：“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从延安来到中国……” “慢！”造反派头头打断了他的背诵问：“你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中国共产党员，这是篡改毛主席语录；你说他从延安来到中国，延安就不是中国的土地吗？这是卖国！” 从此，这位造反派就遭了殃，被扣上了反党、卖国的帽子，开批斗会，哪一次也有他，还天天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一块扫大街，连家中的子女也受到了牵连。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给他平了反。他深有感触地说：“今后，不管搞什么运动，我啥派也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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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本各式各样，精装的，简装的，几乎人手一册。有一天，一个小偷来到了一个书摊前，拿起一本精装的、袖珍式的毛主席语录，爱不释手。他一边看，还一边用眼斜视着卖书人。买书的人非常多，一会儿问问这本书的价钱，一会儿又要买哪本书。摆书摊的人忙了这边，又忙那边。那个小偷，趁摆摊的人不注意，把那本书揣进怀里，扭转头，若无其事地走了。一个买书人，轻轻的拉了拉摆摊的人，又指了指那个小偷。摆摊的人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便大喊一声：“抓小偷啊！”一边喊着就去追那个小偷。这时，两位警察拦住了小偷的去路，那个小偷看看没处逃了，便急中生智，冲着那两个警察高喊：“毛主席万岁！” 一个警察问小偷：“你为什么偷书？” 小偷说：“我这不是偷书，这是毛主席语录，我非常喜欢，我又没有钱买，所以就从卖书的那里拿了一本。” 警察问：“你拿了去干什么？” “学习呀！不信我背几条给你听一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制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还没等小偷背完，警察说：“好了，你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应该受到表扬。书款我们替你还上，你走吧。” 小偷拿着书，高高兴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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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趣事：俺说的是俺这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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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会议特别多。白天开了晚上开，大会开了小会开。但是，所有会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开会前，要先学习一篇毛主席著作，或者学几篇毛主席语录。

这一天，造反派又召集中老年妇女开会，开会之前，先学习了《愚公移山》，学完后，那位造反派头头问：“你们说，现在是什么社会？”

老太太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回答。

造反派头头又说：“你们是怎么学习的，连啥社会都不知道？”

“谁不知道？是半疯汉半吃米的社会！”一位老太太说。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什么？严肃点儿！什么半疯汉半吃米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反派头头纠正说。（他把“殖”zhi 读成chi ）

“对、对、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家齐声附和。

造反派头头一拍桌子气愤地站起来说：“对什么，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是过去，是旧中国，我问的是现在，现在是什么社会？”

一位中年妇女说：“现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你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地、富、反、坏、右说的话，你和他们是一丘之貉！”造反派头头生气地说。

那位中年妇女连忙脱下鞋子和袜子，把脚一伸说：“俺说的是俺这脚。”

原来，那位中年妇女，过去蘸脚没有蘸成，使自己的脚变成了“二不像”。

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那位造反派头头也哭笑不得。

文革趣事：偷书受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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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天天游行示威，日日开批斗会。斗争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都称他们是“黑六类”。

有一天，村里又开斗争会，会还没开了一半，主持会议的收到了下面递上来的一张纸条，主持人放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请把活扒皮，揪到台上去批斗。

原来村里演的戏是歌剧《三世仇》，剧中的地主叫王龙翔，外号叫活扒皮，为了霸占虎儿家的几亩地，买通官府，把虎儿的妈和爷爷逼死了。虎儿和姐姐小兰被迫流浪街头，逃荒要饭，后来虎儿参了军，回家报了仇。

当主持人念完纸条，就有两个红卫兵，拧着扮演活扒皮的演员上了台。

扮演者问：“我是贫农，为什么斗我？”

红卫兵：“因为你演了活扒皮，逼死了人命。”

扮演者说：“那是演戏！我演得活扒皮。”

“演戏也不行。”说着，又有两个红卫兵上来，把一顶高帽子戴到了他的头上，上面写着：打倒地主活扒皮！

扮演者还要辩解，这时人群中响起了口号：打倒地主活扒皮！为虎儿的爷爷和妈妈报仇！

喊完口号，扮演者还要争辩，“啪、啪”一些滚烫的浆糊抹在了他的脸上，疼得他“哎呀！哎呀”的直叫。

一会儿工夫，大字报就贴满了身，然后和其他“坏分子”一块游行示众。

事后，他说：“今辈子也不演戏了，没有办法，就演正面人物，就是死也不演反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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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趣事：不准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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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村排演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在排练过程中，扮演鸠山的演员和扮演铁梅的演员，由于互相指导，互相学习，产生了爱情，谈起了恋爱。

后来，他们就到民政部门登记，准备举行结婚典礼。

这件事被村里的贫农主任知道了，便把他们叫到了村革委会办公室里。贫农主任问道：“我听说你们二人登了记，要准备结婚，是真的吗？”

二人回答：“是真的！”

贫农主任又问男青年：“你在《红灯记》里扮演的是谁？”

“鸠山。”男青年回答。

“鸠山是什么人物？”贫农主任又问男青年。

“他是日本宪兵队队长，是侵略者。”男青年回答。

“你在红灯记里扮演了谁？”贫农主任又问女青年。

“李铁梅。”女青年爽快地回答。

贫农主任又问：“李铁梅是什么人物？”

“她是李奶奶的孙女，李玉和的女儿，他们都是革命者。”女青年回答。

贫农主任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两个，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侵略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得不是一条路，你们能登记结婚吗？”

“那是在戏里扮演的角色，也是革命的需要！”男青年争辩说。

“不行，坚决不行！”贫农主任生气地说。“你们这么没有立场，一个革命的后代，怎么嫁给一个侵略者的头子，不行，绝对不行！”

文革趣事：斗争活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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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登了记，这是法律允许的！”女青年也争辩说。 “什么法律，那条法律规定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结婚，那你们是欺骗了上级，欺骗了党，欺骗了人民！”贫农主任三顶大帽子扣在了他们的头上。男女青年还没有听完他的话，愤怒地离开了办公室，回去后，按时举行了婚礼。贫农主任多次向上级反映此时，也没有结果。后来人们编了几句顺口溜，讽刺那位贫农主任：某村演得戏，铁梅鸠山登了记，贫农主任生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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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趣事：贴对联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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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老张，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二十多棵桃树和苹果。由于老张精心管理，果树都长得非常好，每年除了分给邻居外，自己还买不少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看到老张家中的果树，收入不少，就向造反派反映，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造反派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把老张家的果树全部“割”掉了。

从此，老张家的日子就走了下坡路，越来越穷，还借了一屁股债。

这一年春节，老张家连一斤肉都没钱割。老张看看自己的处境，眼泪辛酸，贴对联时，便根据自己的情况写了一幅对联，贴在自己的大门上。对联是：

拆东墙，补西墙，墙补墙

借新债，还旧债，债还债

横批：越过越穷

老张刚贴出去不久，就被造反派发现了，便把老张叫到革委会办公室谈话。

造反派说：“现在是社会主义，你写的这幅对联，看起来你比旧社会还要穷，你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老张说：“我这是根据我家的情况写的，和党、社会主义没有关系。”

造反派说：“你不用辩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反党分子。”

从此以后，老张就加入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天天挨批，日日挨斗，还和“黑六类”一块扫大街。

直到粉碎四人帮，老张才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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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某村排演了歌剧《刘胡兰》，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刘胡兰英勇就义一场，刘胡兰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她慷慨陈词，最后被狗子军大胡子连长用铡刀铡死。看到这里，人们都义愤填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同时也对大胡子连长恨之入骨。有一天，扮演大胡子连长的演员老李，到集市上去买鱼。卖鱼的老人抬起头，仔细的看了看他，爱理不理地说：“不卖！” “为什么？”老李不解的问。 “为什么？”卖鱼的老头气愤地说，“因为你是敌人，是你杀死了刘胡兰。” 老李解释说：“那是演戏……” “演戏也不行！”还没等老李说完，老头打断他的话说，“快走，快离开这儿，我是不会卖鱼给你的！” 老李站起来刚要走，一位中年汉子走过来，二话没说，抓住老李的衣领，“啪啪”就是两个耳光。 “你为么打我？”老李愤怒的问。 “打你是轻的，你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中年汉子说。老李还想讲理，这时又过来几个人，围着老李喊打，吓得老李拨开人群逃走了。从此，老李再也没有赶过集。

重庆文革故事

文革期间大力普及样板戏，村村演样板戏，人人都能唱两口样板戏。

某村，排练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在排练的时候，用一个没有嘴的茶壶顶替红灯，有时大家相互之间还闹几句。扮演铁梅的演员看到李奶奶在擦红灯时，就说：“奶奶，你又擦茶壶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次，正式登台演出，也是演出《红灯记》，扮演铁梅的又说：“奶奶，你又擦茶壶了！”

扮演李奶奶的演员接着说：“铁梅，这茶壶——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

演到了鸠山为了骗取密电码，逮捕了李玉和后，又假惺惺地来到了李玉和家，一进门应该喊，老人家，而他却喊：“老朋友……”演员也知道喊错了，稍一停顿又喊：“他娘，你好啊！”

台下又是哄堂大笑。

文革趣事：演戏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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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大力普及样板戏，村村演样板戏，人人都能唱两口样板戏。

有一次，正式登台演出，也是演出《红灯记》，扮演铁梅的又说：“奶奶，你又擦茶壶了！”

扮演李奶奶的演员接着说：“铁梅，这茶壶——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

台下又是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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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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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殺鵝，后拔毛”

“大躍進”辦食堂時期，某人抓了一隻大肥鵝，皺眉說：“這怎麼弄呀？”另一個說：“這還不容易，先殺鵝，后拔毛嘛。”就這樣一句普通的話，在“文革”中被檢舉出來，曲解為“先殺鵝（俄），后拔毛（毛主席）”。因而此人被扣上“含沙射影、惡毒攻擊”的“反革命”帽子而入獄。

取名惹的禍

一中學教師，按時間的先后次序，為三個孩子分別取名為：“建國”、“建民”、“建黨”。“文革”中，有人檢舉說他想“建立國民黨”。因為其三個孩子名字最后一個字連起來就是“國民黨”，所以，這位教師被冠以“反對共產黨，妄想變天”的罪名，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而判刑八年。

小心也惹禍

有一農民挑了一擔箕上街，買了一尊毛澤東半身石膏塑像。這尊不大又不重的塑像，拿在手上不方便，放在箕裡又怕搖晃碰破，於是這位農民想了一個主意，用稻草繩捆著毛澤東塑像的頸脖子，吊在扁擔頭上。他以為這樣萬無一失，故而在街上東瞧西看，招搖過市。此人被紅衛兵當街抓了起來，被扣上“用心惡毒，反對毛主席”的罪名而戴上高帽子游街示眾。其后被押送回公社監督勞動。

文革趣事：擦茶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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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倒刘”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几何时成为我们60后学生必须“天天读”的课文，文中那些“一言九鼎”的“警句”，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毛泽东号召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红卫兵大造刘少奇的反，把他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最后给他定的罪名一大串：“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被打倒后，惨遭迫害致死，死时不仅在京城没有“葬身之地”，而且在外地火化时连真实姓名也没有。一个堂堂国家主席竟然如此被“打倒在地”——九泉之地，可谓也是史无前例。

　　刘少奇面对一张打倒他的标语

　一九六一年初春，刘少奇主席轻车简从，回到老家炭子冲。这天，刘少奇在山边小路散步。路过一根电线杆子时，发现上边贴着一张上面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纸条。

　刘少奇一愣。字迹歪歪斜斜，笔画稚嫩，显然是小孩子写的。刘少奇忽然产生一股冲动，他希望见见小纸条的作者。童言无忌，也许他能说出许多大人不敢说的意见来。

　回到住地，他交代工作人员，纸条贴了就贴了，不要大惊小怪。如果有可能，他倒希望见见这位小朋友。工作人员连忙跑过去，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却忽然不见了。

　小纸条是让一位早起的民兵揭走了。民兵报告了公社公安员，公安员又向随同刘少奇回乡的省公安厅长李强报告。李强指示：暗地侦察，不要扩散，也不要向少奇同志汇报，等查出眉目来，再视情况而定。

重庆文革故事

不到半上午，案子就破了。作案嫌疑人是花明楼区完全小学四年级学生肖伏良，一个10岁的孩子。　　学校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刘少奇主席38年才回家一次，老家的学校却有人张贴打倒他的标语，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为了挽回影响，校长提出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肖伏良学籍，交司法机关处理。二、班主任郑淑梅管理不严，要追究政治责任。三、对全校学生作一次摸底排队，及时发现苗头，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这同时，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向上级写了报告，检查自己严重失职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一时间，花明楼区完小人心惶惶，草木皆兵!第二天傍晚，刘少奇记起电线杆子上那个纸条，忙去省公安厅长李强住的屋里，说：“李强同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不好对我讲?”

李强分明在躲闪着什么，支吾着。刘少奇说：“电线杆子上那个纸条是怎么一回事?”

　李强连忙解释说：“我见少奇同志这几天很忙，想等破了案子再向您汇报!”

　“那个人找到了没有?”李强说：“我们在花明楼完小和大队小学都作了调查，对了学生们的笔迹，是一个叫肖伏良的学生写的，他本人也承认了!”

　刘少奇着急地说：“嘿，把学校也搞得很紧张!”

　李强说：“学校已作出决定，开除肖伏良的学籍!”

　刘少奇摆手说：“不要开除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班主任，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我倒想见见这个肖伏良，他写那个条子，一定事出有因!”民兵很快把肖伏良带来了。

　刘少奇诧异地说：“怎么，是你?一个小不点儿的孩子!”

　肖伏良使劲往后蹭。一抬头，站在面前的却是一位和善的白发老人，他恐惧的心理稍有缓解，说：“您就是刘主席呀，我不反对您了!”

屋里的人都笑了。民兵训斥他：“纸写笔载的东西，贴了出来就由不得你了。写反动标语是要坐牢的，你知道吗?”

面对一张打倒他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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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还要坐牢?”肖伏良哭了起来。

　刘少奇对李强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请你告诉学校，校长不要检查了，班主任也不要停职反省了。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刘少奇微笑着踱了过来，把肖伏良拉到自己身边，又说：“小朋友，不要哭。怎么会叫你坐牢呢?那是人家故意吓唬你。你说说心里话，你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

　父亲去修水库，他和妈妈在公共食堂每餐三两老秤米，实在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妈妈得了水肿病。小伏良很难过，他作过许多设想，一定要使妈妈吃一餐饱饭。前天放学回家，妈妈病在床上走不动，叫他去食堂打饭。那会儿，食堂开饭的高潮已过，又恰巧炊事员不在厨房里。肖伏良爬上灶台，饭甑里有两瓦钵饭。一瓦钵是他家的，另一瓦……他将那不属于他家的一瓦钵饭塞进了书包，一溜烟跑出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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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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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书

1960年10月，我和丈夫刘传钦从河南日报社下放到原阳县工作。搬家时我们只带了两小箱衣物，剩下的全是书。为了把这三百多册书带到原阳，我们特意找了些木板，钉成几口箱子。就这么不辞辛苦地把书运到了原阳县。但是在原阳县的日子并不安稳，我们几次调动工作，也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掉书。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忙碌一天的夫妻俩，坐在屋里各看各的书，感觉自己既有温情的陪伴，又有知识的同行。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5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当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钟爱的书籍已经成了我们的负担，因此我和丈夫商量把家里的书卖出去一部分。于是我们在家里几经挑选，留下了两箱书籍，剩下的都折价卖给了原阳一中的图书馆。在那时也只有学校和图书馆敢买书。

缴书

1966年“文革”开始了，既然是文化的革命，就要从文化上开始。那时候党内号召群众“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除了毛主席著作以外的书，都被视为“四旧”的一部分，要被破除。“破四旧”运动来势汹汹，以前所有的书籍都被视为旧文化，都在破除之列，谁放旧书就是思想有问题，就是有罪。如果被红卫兵抄出旧书，那一场批斗在所难免。我的丈夫刘传钦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虽然文革前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在那些“根正苗红”的文革分子看来也是个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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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只好狠下心把书籍上缴，我最喜欢《红楼梦》，舍不得缴上去，于是留下了《红楼梦》。只是要费尽心机藏好它。那时候家里的家具少得可怜，也没有什么陈设可言，藏东西的地方自然也很少，都是一搜就能找到的浅显位置。我和丈夫因此每天都提心吊胆。我单位有个同事，也是爱看书的人，他私藏了一套《三国演义》，很小心地藏在家里天花板顶棚上，饶是这样还被发现了。当时正值革命派别互相斗争的阶段，他藏书这件事被红卫兵借题发挥，大肆批斗了一番。我站在人群里，看见他的悲惨模样，只觉得心慌腿软，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被批斗的对象，于是回家后我就把《红楼梦》上缴。并再次检视家里：除了丈夫多年来搜集的剪报和写下的读书笔记外，就只剩下各种横排、竖排、精装、简装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毛主席语录等等革命书籍。我和丈夫都长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可算彻底干净了。

焚书

安定的日子没过两天，我们家就迎来了新的问题：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开始了。刘传钦作为“摘帽右派”被关在粮站隔离审查。我去探望他时，他交代我回家一定要把之前所有的笔记、日记、剪报等文字作品全部销毁，省得被人抄家后，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上线，酿成大祸。

当时我住在离城十里外的农村，是个没有院子的房子。我回到家关好门，立刻开始清理。我翻出了一本本日记、一摞摞剪报，仔细翻阅了一下，真把我吓了一跳：剪报里居然有关于刘少奇的报道，笔记上也摘抄过刘少奇的讲话。这要是让红卫兵抄出来，那还了得。肯定是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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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恐惧的心情，在屋里把这些资料堆成一堆，用火柴开始烧。不一会屋子里就火光闪闪，纸灰飞扬。当时夜深天黑的，火光很显眼，我害怕被人看见火光起疑心，于是赶紧熄灭了火。想了又想决定把资料煮成纸浆。我烧了一锅水，开始把资料扔进去。但有些本子质量太好，居然煮不烂，我只好又把它们捞出来，用手撕碎了再扔到锅里煮。就这么一边撕一边煮，忙活了大半夜。结果虽然不理想没有完全煮成纸浆，但是字迹已经看不出来了。我赶紧趁天没亮把它埋进粪坑。我环视家里，再三确认，家里除了毛主席著作外，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没有文字上可能被抓住的罪证，这才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虽然我的皮肤过敏了，起了一身红疙瘩，但我可以睡安稳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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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友姚兄宝生去世后,他爱人端女士,把记录他俩爱情的几段微信,传给了他们的熟人和朋友,以资纪念。　　宝生和端的爱情故事,在单位闹得满城风雨,我略有所知,这回算有了更多了解。这一对小人物的传奇爱情,在当时来说,堪称惊世骇俗。在如今摩登青年看来,爱情当然正常不过,但那爱情的遭遇,却如天方夜谭。读了端的微信,我立即联想到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　　“文革”时期,“爱情”哪有“位置”?其时社会风气,在疯狂的“革命”外衣下,呈现出“保守”和“禁锢”死相。端写道:“1971年,我17岁,初中毕业,分配到月坛公园。周围都是三四十岁的老工人,他们聊的全是家长里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处处抬不起头,心想这辈子就这么混吧……”　　幸亏,她在人群中发现了“一身学生打扮”,又能交给她技术的宝生,于是“找各种机会接近他,不是借书还书,就是提问……下了班在传达室瞎转悠,希望宝生能从宿舍出来,假装跟他偶遇”。　　她的举动引起宝生注意。宝生托人告诉她,“感谢我对他的好感,但他可以把我当小妹妹看待,因为我们年龄相差近9岁”,“听到这儿我伤心地哭了……因为我真爱上他了”。　　周围的人,更向端泼来凉水:“不到18岁就谈恋爱?女孩儿应该矜持,不要太主动!”　　端说:“但是我不在乎,除了向宝生表白,别无他途。”　　领导的态度,当然是决不允许!端写道:“那时的我就像个跟屁虫,跟宝生形影不离,弄得领导很不高兴。班长老田找我谈话,说你不想入团吗?不怕造成坏影响吗?”　　

重庆文革故事

端说:“看着他一张一合的嘴,我都当成耳旁风,依旧成天和宝生在一起。我们的心情就像三月的桃花一样盛开怒放。那时我们一起给桃树浇水,每人管一片桃林。我常常蹲下看宝生的进度。活儿虽然很累,但我们的感情像久旱的树苗一样,吸吮着甘甜的清水。”别说班长,更高领导几番向端施压,她也没屈服。　　端又在妈妈那儿受阻。她写道:“妈妈希望我继续读书,把文革中失去的损失补回来。她是位大学老师,最担心孩子没文化。我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只有大姐刚结婚。妈妈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的要求。最后我决定私奔吧!小说里形容私奔都特别浪漫,我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性格,为了追求爱情我从家里搬到月坛,后来索性住到宝生家了。那是我最感充实的日子。”

那时,“革命文艺作品”取消爱情,生活中的爱情,也转入地下,哪有像端这样公开、如此“大逆不道”的?居然跟领导和家长“对着干”,实属罕见。这丫头,够坦诚,够率性,够浪漫,够勇敢!

　当然,也不是没有开明长辈,宝生的父亲便是一位。爱情之花既放,便不能无情地掐灭她。端写道:“70多岁的老公公成天看着我和宝生甜哥哥蜜姐姐地分不开,就打算趁他健在把婚事办了。”姚老伯我见过一面,一位慈眉善目、潇洒飘逸的美髯公,膝下儿孙众多。他还率领儿孙在自家院子里给宝生和端盖了一间在当时来说十分排场的新婚房。端说:“房子大概有30多平米,大大的玻璃窗,真亮堂啊!我特知足,整天蹦蹦跳跳的,不知干点儿什么好。”姚老伯落实政策发了几千块钱,交给端300块结婚用,“在1973年,那可是个大数儿”。

　端和宝生的爱情,来得不易,修成正果。端妈妈后来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婚姻。二人从此恩爱到老,令人艳羡。

　刘心武说,他的《爱情的位置》发表后,一位插队知青给他写信说,“觉得简直是发生了社会剧变”,时在1978年。而端和宝生70年代初的平凡爱情,比刘心武笔下的,要浓艳得多——只是他们没把它写成小说发表罢了。

“文革”时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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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正式开始时，也就是1966年8月5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候，我小学还没毕业，十一二岁。

不久，学校里就停课闹革命，学生开始批斗老师，批斗校领导，一部分革命积极性高涨的老师也参与批斗校领导的运动中，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出炉了。

文革前，我有幸成为班里的学习尖子，考试中时不时得些高分，还被老师高看，当了班干部，又在学校文娱活动中时不时的滥竽充数。那时候，我可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在家听大人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老师让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学校里张榜表扬学生或者开大会表彰学生，也时不时会点到我的名字，每一次看到或听到我的名字，我心里都喜滋滋的。有时候，我走上大会主席台去领奖，或者做完典型发言从主席台下来，许多同学们向我行注目礼，或者使劲鼓掌，那时刻，我真觉得自己被笼罩在幸福和荣耀的光环里。

但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炮声一响，就把我炸蒙了。我还是我，但我又不是我了，我被摇身一变，变成了“小白塔”下“五分加绵羊”的反面典型。

这是一个老师写的一份批判学校W校长的大字报里提到的内容。

所谓“小白塔”，是学校大门口穹门两旁上方左右对称的一对儿三层圆塔造型，外面用白石灰泥抹平，每次上学，大老远就看见那对洁白的圆塔，觉得挺好看的。据说，那个造型和颜色是W校长亲自拍板决定的，W校长也经常站在大门口附近，仰望那对儿小白塔，满脸荡漾着笑容。

重庆文革故事

但是，那个老师在批判W校长的大字报里就对圆塔为什么是白的而不是红的痛加鞑伐，红的象征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和左派，而白的象征反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右派，我们学校的大门口竟然树立这么一对儿白色的圆塔，校长的立场完全站到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一边，其资产阶级立场反革命用心昭然若揭，我们学校想培养的接班人就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而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是“五分加绵羊”的驯服工具！那时学校实行五分制，一般做作业，全对了，又写得工工整整，老师就给批五分，五分就是最高分。因而，五分就是学习成绩好的代名词。绵羊，大概是从鲁迅先生那里拾来的牙慧，是驯服工具的代名词。

写到这里，那老师还举了一个例子，譬如学校有一个规定，学生上课不准外出，这就是反动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上课时，有些同学尿憋急了，急需上厕所，但因为被驯服成绵羊一样的性格，怕违反学校纪律，就不敢向老师请假，经常有学生生生尿在裤子里，顺着裤腿哗哗流。对我们革命的后代如此残忍，是可忍孰不可忍！

说老实话，生活中确实有这种现象，我就丢过这种丑。不过，细想想，还真不是因为“五分加绵羊”的驯服工具的原因，而是怕羞爱面子，不敢向老师请假出去，结果，因小失大，小丑没遮住，反丢了大脸。

也亏得那老师想得出来，搜肠刮肚，竟然搜出这么一颗重磅炸弹。

本来，我和同学们一起看老师写的大字报，虽然懵懵懂懂，却也是好奇心驱使，大家嘻嘻哈哈，热热闹闹，正看到兴头上，看到这里，一个同学就指着我：“哈哈，XXX,你不就在课堂上尿过裤子吗？”

经他这么一说，好像老师就是专指的我，而我羞得浑身像着了火，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止不住委屈的掉眼泪。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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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第二天，那个写大字报的老师竟然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暂且叫他z老师吧，对我说：“xxx,你是五分加绵羊的典型，光知道学习，不知道革命；光知道听话，不知道造反。”

听了Z老师的话，我吓得想哭。

Z老师看见我紧张的样子，又笑着说：“没事儿，你只是个小孩子，从今天开始，只要你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大胆揭批走资派WXX,就是革命的红小兵！”还拍拍我的肩膀，“都知道你的作文写得好，好好表现表现吧！”

又递给我几份大批判材料，让我照着写。

我本听话好孩子，今日何敢不听话？

回去后，就老老实的读材料，然后，老老实实地动笔写。大段大段的抄一些自己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套话口号，又结合我们学校，我自己，写一些批判文字，既然老师说了，也就鹦鹉学舌，自称“五分加绵羊”的典型，就把自己与反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与W校长扯在一起，自我否定，自我丑化，洋洋洒洒，写了好几张，交给老师。

那Z老师看看，又叫来另一个老师，俩人一起进到里间屋里，让我在外间屋等着。好大一会儿，才一起走出来，告诉我，“你的稿子放这里吧，老师给你修改一下。”

我如释重负，匆匆与Z老师告别，惶急慌忙跑了出去。

第二天，早晨一上学，我就看见学校门口又贴了许多大字报，其中一份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才发现，名字是我的，其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句子是我写的，也修改了不少，其他都不是我原创。只是，文章的火药味儿更浓了，“打倒、炮轰、斗争”等字出现的频率更高了。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这样闪亮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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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时,我只觉得非常荣耀，缀着自己名字的文章上墙了，那可比今天摸彩票摸中了几千元的奖都要令人兴奋不已。一旁的一个同学指着我的名字对我说：“啧啧，xxx,你的名字！”话语里，满含羡慕的汁液。我喜得浑身发热，脸发红，离开大字报栏，往校园里面走去，觉得许多同学又在向我投来羡慕和敬佩的注目礼。以后几天，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要多看一眼我的名字，都被荣光和喜悦重新浸泡一遍。而且，每次遇到那位Z老师，我都觉得他对我太好了，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后来，那位Z老师成了学校教师群里的造反派头头，还当了学校革委会头头，红火了好几年。现在想想，那时，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只是被人利用的一颗炮弹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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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拍摄的故事片《戴手铐的旅客》中，有这样一个颇有趣味的细节：一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姑娘在水果摊上东挑西拣地选大苹果，售货员大嫂不耐烦地对她喊：“要斗私批修！”红袖章姑娘则回敬她一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从总体上说，这部电影表现的“文革”是不真实的，有许多从政治概念出发图解“文革”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但前面提到的那个细节却十分真实。不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或外国人在看到这个细节时可能会不知所云，不明白买卖双方在嚷些什么，而每一个“文革”过来人都会明白，她们嚷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是在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毛主席语录”打“语录仗”。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里，除去“最高统帅”毛泽东和最底层的“牛鬼蛇神”、“专政对象”外，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几乎人人是《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变成了“毛主席语录”统帅一切。因为事事离不开“毛主席语录”，在民间就出现了许多“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新花样。比如：利用“毛主席语录”行乞。乞丐向人乞讨时，先振振有词地背诵：“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然后向你伸手。利用“毛主席语录”卖艺贩药。跑江湖卖艺贩药者，在乡场上拉好了圈子，表演之前，不再说以前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之类的套话，而是先恭恭敬敬捧出《毛主席语录》，请围观者跟他一起诵读“最高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中去”。这段被称作“六二六指示”的“语录”，虽然在《毛主席语录》中没有收录，但“文革”时期经官方媒体一再宣传已尽人皆知。但在诵读时也得照例捧着《语录》本做做样子。有了这段“语录”作为铺垫，江湖艺人的贩药就似乎成了“贯彻落实最高指示”的革命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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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毛主席语录”治疗精神疾病。当时有一家精神病院曾总结出经验推广介绍，他们组织精神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使得精神病人的治愈率大大提高。这说来有些荒诞，不过，在实际生活中，那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毛主席语录”和与此有关的信念，确实也曾支撑着一些受到打击迫害的人们战胜了精神崩溃的危机。在大量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中，最常见的是“打语录仗”。

“打语录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独具特色、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文革”时期的中国，几乎人人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说出一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是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

由于“毛主席语录”已经渗透到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小孩们耳濡目染也会背许多段，在挨家长打的时候，便会无师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似是而非的语录口号，而家长们也多半会因受到这一“最高指示”的制约，忍气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样以一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撑腰。

最缺少文化的农民，也学会了用“毛主席语录”与人争论。著名作家陈白尘《牛棚日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五七干校”时，一次有公社鸭群进入中国作协连队的地盘内，干校的人去制止，却遭到放鸭农民义正辞严的反击，“牧鸭人蛮横甚，说土地是国家的，谁都可以放牧；你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打击贫下中农等于打击革命云云”。陈白尘叹道：“毛泽东思想谁都可以用来作自卫武器，可笑之至。”那位农民所运用的“毛主席语录”，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话是：“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段“语录”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体反复广播、刊登，在农村则到处都写在墙上、石碑上，每当开会（不论是学习会还是批判会）前都必定要读上几遍，即使不读书的农民也耳熟能详了。

“文革”中的“语录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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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两派辩论或争吵中，还有用“毛主席语录”来骂人的。比如，若要想骂对方“不要脸”，就可以引用这段“语录”：“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这段“语录”出自毛泽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还有一句常被用来辱骂对方的“语录”是：“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出自同一篇文章，原也是骂反共顽固派的，其前边几句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的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接下来才是“死皮赖脸……”这几句）那时，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词还没有公开发表，要不然，那首词中的“不须放屁”肯定会成为两派辩论或争吵中使用率极高的“语录”。

“打语录仗”之风，居然还影响到了七十多岁的历史学家顾颉刚，顾老先生从来不大过问政治，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跟不上形势，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学会了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1967年，他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反共老手”，但在群众组织卷入派性斗争，对他疏于看管时，他又忍不住旧习复发，阅读古籍，并将所想到的古史问题记入笔记。他的老伴怕他又因此获罪，进行制止，他则以“毛主席语录”“抓革命，促生产……”来作抵挡。一年后，顾颉刚又被迫作检讨，检讨中承认自己这个做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当时著名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里写到这样一次“语录仗”：

广播学院的红卫兵要冲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揪“走资派”，而“保守派”和负责保卫广播电台的士兵们则不准学生进入，双方对峙并各自读起了《毛主席语录》。一方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方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让。

李敦白说：那是毛泽东与毛泽东的对抗。他感叹道：没有任何权威，任何双方都承认的党领导人或任何一个人能告诉我们，这些引自毛语录的话哪一条能适用于目前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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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少小离家老大回——童小鹏回忆录》一书中回忆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当时，中央办公厅由戚本禹领导的造反派——“中南海红色造反团”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团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团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造反团的人就搬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语录：“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们在这里开会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其中关于“纪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关于用“毛主席语录”来作为武器保护自己，还有一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流传甚广的趣闻。据说，陈毅元帅在一次接受造反派批判时，要造反派跟他一起翻开《毛主席语录》271页“共同学习最高指示”。他带头诵读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可是，《毛主席语录》并无271页，造反派发现上当，欲批判陈毅“伪造最高指示”，但在会场上的周恩来却证实毛主席说过这句话。对于此事，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作了添枝加叶、生动具体的描述。但据当年陈毅的秘书杜易说：“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众所周知《毛主席语录》总共只有270页，陈毅在挨批的时候，造反派们无中生有地横加‘罪名’，他怎么能再编造这么一条‘语录’作为挡箭牌呢！如果编这么一条语录，岂不是又要罪上加罪！我认为，当时流传这个故事，是正直的人们肯定陈毅是一位好同志，为陈毅挨批抱不平，希望毛主席出面保护陈毅，为陈毅说句公道话。”当时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的柯华也说：“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这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却可以说明，人民群众对陈毅不屈的精神是多么敬佩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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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的故事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了。大概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思想无罪”的道理，真的认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捅破了这层纸的是监号里的一个老犯人韩栓紧，他笑着说，啥鸡巴“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这号里刚走了一个‘反革命’，又进来了一个。” 接着，他就给我讲了刚走的那个“反革命”的故事：那个人姓王（他说了名字，但我没记住），许昌东面扶沟县（或太康县，记不准了）的农民，是拉煤路过许昌时被抓进来的。河南的煤矿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顶山、禹县、密县等地，而广阔的豫中、豫东平原上很少有煤矿。那里农村的生活用煤、生产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别是产烟区，每年为了烤烟（当地叫“炕烟”）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产队和社员家都要组织架子车队，跑几百里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车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极少，来回一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最隆重的远征。我在那里“插队”时就跟着跑过一趟，看到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在路上来来往往，一眼望不到头，十分壮观，有点像现在电视上非洲大草原角马群大迁徙的镜头。这个姓王的农民就是一匹那样的“角马”。如果他只是拉煤，尽管很苦很累，也不会带来囹圄之灾；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重庆文革故事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主席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这个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马三立的相声所言。“请”来的主席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主席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们的原谅。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主席的瓷像。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记得听到这里时，我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直到笑出了眼泪。那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笑。结果是，他进了看守所，和韩栓紧住进了一个监号。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被带走了，韩栓紧说，可能是移交给他家乡的公安局去处理了。

文革妇女因误用图钉钉毛泽东照片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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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故事

上面说的那个倒霉蛋，我没见过。我只是继承了他的铺位（一个稻草窝）。下面要说的这个，我见过，还听她亲自说过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个禹县的农村姑娘——看守所里平时没有女犯人，1975年底，突然关进来两个女犯，一个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勾结奸夫毒死亲夫的杀人犯。她在里面住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个月，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个就是这个禹县姑娘。她的名字我和其他犯人都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花”，犯人们就都叫她“一枝花”。这个外号虽然有点轻佻，但她所表现出的血性和刚烈却让人不能不肃然。她是带着一连串的哭喊和怒骂声进到监号的，“冤枉！”“我不是反革命！”“有人陷害我！”她不停地嘶喊着，夜以继日，声音时高时低，一刻不停，一直喊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嗓子哑了，喊声才渐渐消歇。开饭时，她把发给的菜汤和馍从窗口扔出来，宣布绝食，谁劝也不听。这样的反抗在看守所是少见的，各号的犯人们都屏气谛听她从最东头的监号里传出的哭喊声。一个多月后，我意外地获得了接近女号窗口的机会。

冬天要到了，负责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县中队营房里开始准备取暖用煤。几卡车的煤被拉进大院，看守从监号里提出两个犯人，让他们把煤粉掺土加水，和成煤泥，然后用钢模打成一块块的蜂窝煤。这虽然是个重体力活，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机会。因为，一是可以在大院里活动活动，享受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二是在开饭时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馍，算是劳动补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等好事居然会轮到我！（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王所长旁听过对我的审讯，对我这个“思想犯”有点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就用这种方法给我一点照顾。这人不错，1976年“四人帮”打倒后，他给我纸笔，让我写申诉材料，还偷偷把材料传给我家人，鼓励她到北京去上访，这是后话。）

重庆文革故事

煤堆就在女号的窗下，晒蜂窝煤的场地也离那里不远。我注意到，在女号的窗口不断出现那个女孩的面孔。原来只闻其声，现在才见其人。这是个很清秀的面孔，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当哨兵走开时，她小声问我：“大哥，你是犯了啥事呀？” “思想犯。”我头也不抬，闷声回答。 “噢——”她沉吟片刻，说：“是被别人告了吗？” 我回答：“嗯。有几个同事检举了我。” “那咱们的事差不多……” 利用来回走动的机会，我们断断续续地悄声交谈着。她的案情简单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可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跌落到这个终日难见阳光的牢房里来，而事情的起因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她问我，估计她这事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平时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她家有什么仇人没有？在村里和生产队里有没有和她争夺权力的人……

她两眼迷惑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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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她，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许昌县的犯人，案件归许昌县公安局管。只有少数是许昌地区下辖的其他各县的，那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直接办的案子，委托羁押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地区公安局近。比如我，就是从长葛被转来的。你从禹县转到这里，肯定是当成大案，上交地区一级处理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由上一级来处理，也许比下面的水平高点。我只好这样来安慰她…… 半个月后，蜂窝煤打完了，我就没有机会出监号活动了，也就再没见过她。只知道，半年以后，她忽然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不知道是判刑了，还是无罪释放了，或者是转押到她的老家禹县去了。反正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关于伟大领袖眼睛的故事。

鼻子的故事在看守所里住久了，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这一天和那一天，这个月和那个月，这一年和那一年，都是那么相似，在记忆中成了一片混沌，无法区分。但是，这个关于领袖的鼻子的故事，还有清晰准确的日期，绝对不会记错。因为那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1976年9月18日，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九天，也是全国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那天下午三点半钟追悼会正式开始，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整齐列队，向毛主席致哀。同时，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同时举行了追悼，可以说全国都是一个超大的灵堂。我在牢房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街头大喇叭传来的哀乐声和华国锋致悼词的声音。

当天深夜，我久久无法入睡，心里在想着毛泽东的去世可能会对我的案件和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我刚刚被调到一个单人小牢房，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我的头上。大约是19日凌晨两点多钟，我所住的监号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一个人被投进来。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本应明亮光滑的大背头已经散乱不堪，在监房里的长明灯的照耀下，面孔呈铁灰色。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脚下，半天不吭一声。我看他没带被褥，应该是刚被逮捕的，就说：“先和我盖一条被子睡吧。别想了，有话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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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头对脚地躺下了，脚上的汗臭气直冲我的鼻孔，令人窒息。我调过头去想睡，可他却嘤嘤地哭诉了起来。他叫李伟森，是许昌豫剧团的舞台美工师。18日早晨上班时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立即替剧团制作一个大花圈，中午以前送到地委礼堂的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下午那里将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步举行追悼大会。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他连忙行动起来，搭架子，做纸花，裱宣纸，写挽联，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多高的大花圈。这时，美工师身上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了，他想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创意的作品。别的单位的花圈都是周围几层纸花，再插上些松柏枝，而中间都是一个巨大的“奠”字，河南农村的花圈至今都是这样的。李伟森想做个独特的设计：他把那个俗气的“奠”字去掉，换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他老人家围在花丛中，他觉得这才是给敬爱的毛主席献上的花圈。

花圈做好了，单位领导审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派人送进了地委礼堂。下午开会前，地委秘书长来审查会场布置，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不合规格”的花圈。一看下款署名是豫剧团，就派人通知剧团：立即来人现场修改花圈。

李伟森匆忙赶到会场，硬着头皮聆听了地委秘书长的一顿臭骂，然后赶紧动手修改。怎么改呢？回去重新制作一个“奠”字吧，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灵机一动，他用一张宣纸把毛主席像覆盖起来，然后，匆忙制作了一朵特大的纸花，缀在花圈的中央。地委秘书长看了，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如此了——李伟森终于擦着满脸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下午，追悼会开完，他回到家里，才端起饭碗，门就被踢开了，几个警察进来，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地区公安局，立马就开始了审讯。

一开始，李伟森完全蒙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但随着审讯的进程，他才渐渐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当他用宣纸覆盖了毛主席像，又缀上了一朵大花的时候，那朵花的铁丝穿透了宣纸下的毛主席像，正好在毛主席的鼻子上钻了个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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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得了！在举国哀痛的追悼日，你居然敢在他老人家的鼻子上钻个窟窿！何其猖狂，何其反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就这样，李伟森在被审讯了半夜以后，被扔进了我住的监号。从此，他和我在一起住了一年零四个月。1978年初他获得“免予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家。到1979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才最终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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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女神冬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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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毛喻原先生结了一本集：《再见冬妮娅》，看这书名就知道，某些人又要怀旧了。“冬妮娅”是谁，“90后”以前出生的人多少知道一些，用现在的话说，冬妮娅，那是“文革”一代心里的女神，那时女神没几个，衡定的标准也高，不像现在货源充足，佳丽如织。女神是女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娅有点尴尬，她本不是小说所要极力拔高的人物，至少按照五十年代的马列主义阐释，她是为衬托高大全人物保尔·柯察金所设计的。按照那种阐释，冬妮娅应该更像一块试金石，检验主角是不是能守得住大是大非，经得起资产阶级趣味的诱惑。可现实情况却是冬妮娅成了女神，也就是说，那一批十几二十岁的中国男读者（不知道女读者什么感受），刚好吸收了被禁止吸收的、被污名化了的东西。当然，常识告诉我们，被禁止的总是最有魅力的。与毛喻原同代的文人哈金说，“文革”后半程，几乎每个小年轻都读《钢铁》。当时的背景是，市面上自然没有几种可看的书，在1972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六年时，宣传部终于下令重印两本“文学经典”：一是高尔基的《母亲》，二就是《钢铁》，企图借此恢复图书出版业，缓解读者饥渴，同时也保住对图书出版的监控权——你不出东西怎么能显示自己的控制权呢？大家如饥似渴地去抢来读。爱读书的人，每人设法给自己攒一个类似“私人书架”的东西，再悄悄地交换，结果换来换去，发现看的书都差不多，选择的面特别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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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几句话：“我不知道《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就像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讲法国“五月风暴”的电影《戏梦巴黎》里面，特奥说他梦想毛主义的革命中国，打破一切旧秩序，实现个人的解放，马修告诉他，中国人解放的结果就是千万人只读一本书。可读的书太少，《钢铁》就成了仅剩的漏网之鱼，意义被无限拔高。而实际上，在1950年代，《钢铁》这种标准的“红色经典”还被划作初三以上学生才能读的书，到了“文革”期间，年龄门槛才有所下调。仅仅开了这么一个小口子，人们就发现了冬妮娅的脸蛋；爱情，哪怕弄一个单恋对象，都是对俯首低耳、苦挣苦熬的一种赏赐。

看过好几个人写他们的冬妮娅，毛喻原是最诚实的一个：冬妮娅对他而言，最大的意义就是验出自身的保尔属性：“在我看来，她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想去保住、留住什么的‘贵族小姐’（中国的冬妮娅），而我则成了一个在所谓的共和岁月中总想去否定、反对什么的‘勇敢斗士’（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意思是，因为有了一个爱的女子（爱情这东西总是私人的，消极的，不革命的），所以我更应该用外在的漠视、淡然和抵抗来应对这个女人和这场感情——对《钢铁》的极左阐释，植入了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毛喻原说，他是这么享受这种从天而降的“赏赐”的：

“我觉得我的生活与我的同学比起来，更具有一种双重、另类、‘反常’的性质。一方面，我把它视为一种天赐恩宠、伊甸美景，是一种人间最应该经历的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我又把它看成是一种极不道德、极不体面的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情感流露，是一种自私自利的非事业、非英雄、非无产阶级式的欲望表达。因为这种做法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符，与家长和老师所要求的相背，更是与整个社会所提倡、所弘扬的那种东西相抵牾……”

重庆文革故事

写冬妮娅的人很多，但坦率地承认自己当初如何荒谬的人，则并不多。我看那些人忆旧，大多在写自己的人性是如何不死不灭，而且春风吹又生的，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处境虽苦、情欲未泯，一个私底下的正常人，至少对社会之不正常有所怀疑。好像革命话语、极左思潮消退之后引起了一股自证清白的大潮：我的良心是抵抗过的，我没有屈服，我的人性还在。爱情故事成了这种自证的主要素材。那代人的英雄情结、冬妮娅情结乃至样板戏情结等等，我都很感兴趣，不过在读他们的回忆文章时，我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写这些东西并发表出来的，是极少数已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诉苦，也可以诉甜，无论记忆怎样修改，都可以形诸圆润动人的文字。

所以，毛喻原的坦率仍是有价值的，既没有美化自己，也未美化“冬妮娅”，仿佛有个女神主动投怀，证明了自己多有魅力似的。他的追悔见于字行之间：“不知是由于自己年轻无知，还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毒太深，反正，自己想做的、该做的总是与实际所做的南辕北辙、截然对立，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想给女神写封情书，结果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一篇战斗檄文《农民颂》，高调颂扬了“黄昏的暗影中，那躬身耕作的人”“幽深的山谷里负荷趔趄的人”“日落的坡地上洒汗挥锄的人”。回忆这等一二三四的糗事，而不是讲如何在政治高压下发展出秘密的、心向自由的爱情，需要一点勇气。

大概十四年前，文艺和出版界“大炼钢铁”了一回，一批新版本的《钢铁》印制出炉，社会上发起了“盖茨和保尔谁更伟大”的大讨论，《钢铁》还被改成了电视连续剧播出，男女主角都用了早就告别了“红色时代”的乌克兰演员。为了顺应形势，电视剧让保尔和冬妮娅在一起了：肉食者们终于承认，革命与爱情可以并存，否则太对不起吃糠咽菜、爬冰卧雪的革命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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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冬妮娅故事，另一位那个年代出来的知识分子蔡翔，说过一段极透彻的话，他说，这类故事很可能掺杂了一些挪用、错觉和幻想；爱情的作用，与女神的交往，在回忆中是被夸大了甚至虚构了的：“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

为了给自己的命运作合法化处理，虎妞和冬妮娅都成了女神，因为苦大仇深的男主人公同“革命”一样，已经从公共话语和意识形态体系里卸载掉了。但你会觉得《再见冬妮娅》是毛喻原自己的故事。曾经“毛左”的他，对自己荒谬的个人历史采取了诚实的态度；任何人想要救赎自己，就得从诚实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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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一本书的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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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灵性。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提高一个人生命的质量。就有这样一本书，它给了我人生强大的精神力量，至今还激荡在我灵魂里，蕴含在我取得的一切成绩里。为了拥有这本书，我几乎用了30年时间在查找，当大家都说不可能找到时，它却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我了……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初中毕业没学上了，就回老家种地。当时农村里很乱，没有多少书可看。长我三岁的侄子李其超好看书，他那里经常出现“漂流”的书，我就“隔窝取蛋”。那是1969年麦收后的一个雨天，他那里有一本没有封面与封底、没有开头与结尾、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的书。当时我饥不择食，抓过来就读，谁知不看则已，一看被强烈地震撼了，完全彻底地被书中的人物征服了。　　那书虽然读得匆忙，没记什么笔记，可故事情节深深地烙进脑海里。它讲了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飞行员阿历克赛的故事。在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被击中，他跳伞落到一处森林里。当时他伤得很重，天又寒冷，他随时可能死去。他在雪地里顽强地爬啊爬啊，渴了就吃雪，饿了还吃过蚂蚁，一个偶然机会他获救了。由于严重冻伤，他被截去了双脚。作为一名飞行员，这无疑是最致命地打击了，这等于彻底毁灭了他上蓝天飞行的梦想。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却凭借假肢，不但能站立起来行走，而且还能重新驾机飞上蓝天，奋勇击落了敌机，成为一名战斗英雄。那时候像此类励志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曾经多次被保尔英雄行为感动过，至今还会背诵“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的经典名句，可是为什么没有这本书给我冲击强烈呢？因为我有两次体检飞行员的经历。第一次我在体检室外被尺子量下去了，因身高不够。第二年我又参加“飞检”，这一次被刷下来连原因也不清楚。两次飞检失利，让我更感觉到飞行员身体条件的神秘性。飞行员要达到极高的标准，对一般人来说是高不可攀的。可是这位“阿历可赛”双脚没了，竟然还能重上蓝天，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这本书给了我坚定的信念：人要积极进取，勇于超越自己，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与毅力。只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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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村里派我参加基干民兵武装负重渡海演习，可我蛙泳不行。我一定要练会它，先是在沙滩上堆起埂子，俯卧上面，两头手脚悬空，揣摸水中技术动作；然后再下水一遍遍反复练习，呛了水呕吐不在乎，身上起水泡晒黑了也不在乎。白天晚上不停地练习，一周时间我蛙泳速度显著提高，完全合格了。牛刀小试成功，我信心大增。

在“文革”期间，农村收入很低，温饱都困难。招工、上大学都需要找“关系”，农家孩子可能性很小，我深感前途迷茫。怎样才能不虚度一生呢？究竟干哪一行呢？哪一行能够不需要大的资金投入，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取得成功呢？我原本喜爱数理化的，可是当时的农村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籍与材料、也没有实验设备与资金投入，只有改弦更张了。当时我认为写作——唯有写作这一行，一张白纸与一支笔就可以。我也清楚，写作是十分艰难复杂的脑力劳动，是一种孤寂的生涯，写作犹如登山，那又是一座看不见顶峰的高山，要有文胆慧眼，需要长期努力，短期也不会见效。可是我想，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就不如一个身体伤残的人？写作是很难，再难也不会难过无脚上蓝天飞行吧？只要有阿历克赛的精神，长期坚持下去，定能水滴石穿，铁棒磨成针。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写作路上的艰难跋涉。我先是到处找书看，甚至抄书读，背《红旗》杂志上的文章，钻研八个样板戏“三突出”的原理。为了写好一个小故事，我成宿地不睡觉。就这样，两年后广播电台就广播了我写的稿件，后又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大块文章，这令我兴奋异常。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虽然没读过高中课本，我还是大胆报名参加考试，因为作文得了高分而顺利被录取，我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之后，获得名师指教，得到系统训练，视野更加开阔，才真正理解了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与社会价值，走出了为生存写作的狭隘天地，文学创作成为我的人生责任，成为我安身立命的方式与人生的精神支柱，下定了“长期坚持不懈，目标始终如一”的决心，树立起“无日不动笔”的写作信条，于是有了现在的一个个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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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历克赛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力系统工作，无论遇上多么艰巨的任务与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求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动摇后退，要坚定地向前再向前。1992年10月，单位让我负责筹办《山东电力报》，对开四版的大报只安排了两名专职人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到其他报刊学习取经，并寻找有办报经验与写作能力的人才，同时，还要做好采访、写稿、编辑、校对等等工作。我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想休息就休息，想过星期天就过星期天，只要睁眼醒来，脑海里总流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翻腾着几篇要写的文章，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熬煎。多少个夜色笼罩的晚上，鸟儿睡了花儿睡了，我们不能睡。困了，就喝浓茶提神，浓茶不管用了，就喝浓咖啡，浓咖啡不行了，就喝酒强刺激自己，直至完成任务。我们认真对待每期报纸与每篇文章，始终遵循我办公桌上立着的座右铭：再写一遍、再看一遍、再改一遍。就这样，我们坚持多年之后，付出终获回报，《山东电力报》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被评为山东省与全国电力行业的优秀级报纸。

当然，这一切要归功于当初那本书对我的启迪，归功于阿历克赛的精神。

　那本书在我生命进程中的影响太大了。当时我是用了一个下午与一个整夜看完的，天亮这书就还给了人家，我多么想拥有那本书。可是，我不知道书名，如何买呢？一年后，我走亲戚发现一本破旧的连环画，封面上有钢笔写着“空中无脚飞行将军”几个字，一看内容与那本书的内容一样，我确信那本大书也应该是这个名字了。从那以后，只要进书店我就点名问有没有《空中无脚飞行将军》这本书。由于“文革”期间文学书籍很少，我找书的一切努力全都付之东流。我上大学报到的第二天，就到校图书馆找那本书。那时候学校里的图书还没有整理，像堆放粮食一样全放在地上，整整三大垛。馆长问我书的作者是谁？哪个出版社？我一问三不知。馆长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专讲外国文学的教授。那教授肯定地告诉我：是有这样一本书，不过书名不叫《空中无脚飞行将军》，而是叫《一个真正的人》。那位老教授还说：“‘文化大革命’烧了好多书，这本书有没有很难说了。半年后，校图书馆馆长告诉我“还真没有那本书”。不过我并没有失望，我要用阿历克赛精神来找这本书。只要坚持找下去，一定能找到它，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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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我因公务经常出差。每到一地，我就去新华书店去逛旧书摊，细心查找那本书。可以说国内几家大的书店、大的书市都去过了。有一年我去俄罗斯考察，我也先查问那本书，由于我的外语水平太差，无法与之交流，加之行程太紧，再一次铩羽而归。有人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苏联过去的书还能存在吗？我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可是我还执拗地认为：只要坚持找下去，那本书只会离我越来越近、不会越来越远。

1999年5月3日一早，我妻子与我讲，电力研究院要搬家，图书室里的旧书要当废品卖掉，你看有无你需要的书？她不经意的一句话，如同一道闪电令我眼前一亮，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喊出来：那书在那里!这个判断来得如此迅捷，连我自己都惊奇。因为电力研究院是搞电的，图书室里会有文学类图书吗？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净是些书虫子，他们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可我还是相信那书就在那里。我迅速赶到研究院，上到一座老楼的二层，我妻子指着说“到了”。我一看房间门朝北开着，里边已经有好多人在弯腰忙碌着，我紧两步地走过去，令我难以置信的现象出现了：在门口一堆书的最上面，一本书面正向着我。我几乎是扑上去的，紧紧将书抓在手里。我捏捏书、翻翻看，一切真实无疑了，兴奋得将书放到嘴边轻吻起来。

30年了，第一次完整地看到那本书：那书名也不是教授说的六个字，而是只有四个字，叫《真正的人》。封面是浅蓝色的，封面图案是位人物素描像，他头戴飞行帽、斜挎着一个飞行包，手正在系手套，眼正望着远方，看那动作是准备登机的。这位“真正的人”的全名叫：阿历克赛?密列西叶夫，作者是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鲍?波列伏依，全书380页，字是繁体的，连纸张的颜色都与记忆中的一样，就是30年前看过的那个版本。

　我将这书取回后，没有插到书架上，而是拿到我办公室，放进上层抽屉里。每当我拉开抽屉，就能看到这本书。我期望这本书继续启迪我的人生，激励我的灵魂，努力超越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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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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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批斗会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由“破四旧”，转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向“走资派”夺权，纷纷建立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运动中，上自国家主席，下到公社领导，极少能躲过批斗、戴高帽、挂黑牌和游街示众，蒙受种种羞辱。年初，还发生了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惨遭关押、批斗和毒打，被折磨致死的事件。那时我是中学生。一日家有客人来访，大人们说话，我坐在远处静静地听。一位在某部委机关工作的客人，讲述了一机部批斗会的情况，在座的人无不钦佩和赞叹副部长沈鸿同志的睿智和胆识。原来批斗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时，一个单位开批斗会，通常其他单位和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都来支援，会场红旗飘扬，口号震天。那天，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和几位副部长被押上台，他们低着头，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名字上划着黑“×”。群众组织代表首先声讨“走资派”的滔天罪行，接着在一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勒令“走资派”交代、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种情况下，如果“走资派”沉默时间稍长，情绪冲动的群众就会冲上台，轻则来个喷气式，重则拳脚相加。这令许多理智的人们不免担心。就在台上“走资派”集体沉默、会场气氛趋于紧张时，只见“走资派”中一人举手要求发言，抬眼望去，是副部长沈鸿。主持人：“你要交代问题吗？”沈鸿：“我要揭发段君毅。” 听说副部长要揭发部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主持人：“什么罪行？” 沈鸿：“段君毅对毛主席不忠。”会场一阵骚动，沈鸿是机械专家，学者型干部，行事一向严谨，人们感到事态严重。反对毛主席属罪大恶极，副统帅林彪说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这时有人带头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倒段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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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革命群众欢迎你反戈一击，快说具体事实。”

沈鸿：“段君毅对毛主席不忠，具体事实是，去年我和他一起出差，他忘记带毛主席语录，不过我也没带，也不忠。”

台下的情况可想而知。无论主持人怎样呼吁会场安静，都无济于事，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嗡嗡”的声音掩盖了主持人声嘶力竭的呼喊。无奈，主持人在勒令“走资派”回去老实交代问题后，宣布散会。

有一说一的老班长

1968年7月，我调到航空兵某师指挥所当标图员。标图班老班长1963年入伍，山东人，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中等身材，腰板结实，军容风纪好，喊操声音洪亮，新兵都喜欢他。他结婚早，元旦他爱人带着孩子来探亲，请我们去吃饺子，还喝了酒，着实热闹了一番，嫂子也在农村，蛮漂亮，懂礼数。司令部有干部说他是军务参谋的好苗子。

但老班长过于率真，有一说一，直言不讳。他的这一性格，在那个非常年代，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他的遭遇，在我脑海中几十年挥之不去。

1969年初，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采用办学习班的方法，

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审查。一日，老班长被请进了学习班，再也没有回来。

协理员开会通报，说老班长反对“四个伟大”，错误严重。原来，那时候早起床、晚睡觉以及开会、学习甚至吃饭等各种活动，都要高举语录，集体背诵“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一次开会，老班长发言说，“敬祝”时能否只说一个“伟大领袖”，其他三个“伟大”不说，以免繁琐，节约时间。当时没人反驳。清队运动开始后，有人就写了揭发材料，说他反对“四个伟大”，就是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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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动员大家起来揭发，结果，他的“问题”被一一亮了出来：一、攻击毛主席。这是老账了，1965年学习“一分为二”的观点，批判“合二而一”。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老班长说，按这个观点，对毛主席也应一分为二，大家说毛主席特殊，不能一分为二。当时人们简单地认为，一分为二就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大家非要他说说如何对毛主席一分为二，他被逼急了，说长个痦子算是缺点吧？二、攻击林副主席。“文革”初期，有一次传达特大喜讯，说是敬爱的林副主席视察空军大院，健步从一楼走到五楼，非常健康。他说这不能算喜讯，总不能让人背着上楼吧？三、攻击江青同志。他与别人评论钢琴伴唱《红灯记》，说“梆梆梆”真难听，人家告诉他这是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他说江青同志抓的又咋样，就是不好听。四、攻击毛主席和江青同志。机关传达中央文件，内容是“七个保卫”，第一个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第七个是“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他不赞成誓死保卫江青，说江青和毛主席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人家与他辩论，问为什么不一样，他想不出来，急了，说男女总不一样吧。这些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错误，但在那个年代，足以定成反革命分子。一个多月后，对他有了处理结果：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军籍，按非正常复员回原籍。部队没有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好人，但谁也救不了他。离开部队前，有人陪他回班里收拾东西，我们默默站在远处，目睹这令人心酸的一幕，他的黑发已变成灰白，看得出饱受羞辱后的委屈、无奈和悲怆。据说，部队派去送他的人在县武装部交接时，请求不要把他的问题透露出去，武装部同意了。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公社和大队很快就知道了。从1969年起，他被监督劳动，多次被群众当成反革命分子批斗。他爱人经受不住打击，得了抑郁性精神病，自杀未遂。为了家庭和孩子，他承受着屈辱和痛苦，硬是挺了过来。1977年，有人在军区空军大院看到过他，他得到了平反，但失去的、毁了的，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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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破鞋好得很

“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流行的革命口号，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一次我到某部出差。该部营区分内、外场，内场是办公区，外场是机场。内、外场之间是公共场所，社会车辆和过往群众频繁。那时派性严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曾暴发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弹药。毛泽东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1970年后武斗逐渐平息，但文斗仍如火如荼，部队营区围墙上贴满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互相攻击的标语。

那天，我们由内场去外场，看见一派群众在营区围墙上贴标语，内容是“×××是破鞋！”原来，对立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是位女同志，这一派也许掌握了人家的什么隐私，才写出这样的标语。我们议论这种做法有些无聊，也实在想不出对方如何反击。下午，我们返回时看见另一派贴出了反击标语，令人目瞪口呆，内容是：“革命的破鞋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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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从清末进入中国，最初一直是属于达官贵人专属的奢侈品。那时的人们照相必定会穿上时下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长袍马褂、旗袍等，穿西装还要打领带，非常注重拍照时的形象。　　解放后，光顾照相馆的人已不再只是那些达官贵人了，翻身得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也纷纷换上最好的衣服，到照相馆来留下自己的影像。那时照相最时兴的服装是中山装、列宁服，还有从苏联传入的布拉吉、鸭舌帽。到照相馆拍照的人整天络绎不绝，摄影师们忙得不亦乐乎。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大多数的照相馆都相继合并，成为了各地饮食服务公司的下属单位。不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摄影需求，还担负起了用镜头记录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国营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和学校的各种活动、大小会议、毕业留念也由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照相馆包揽，甚至还承担了公安部门的刑侦摄影工作。　　文革初期，各地的照相馆为了响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当时因革命需要和条件局限，许多地方的照相馆还担负起了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华书店统一销售。由于该项任务大多需求量动辄数十万张，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要求高，照相馆的职工需不分昼夜、加班加点、保质保量的完成，经常晒相晒得手都僵硬了。由于这一政治任务的特殊性，稍有纰漏就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阴谋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而成为批斗的对象，因此在工作中需格外小心。　　

文革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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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虽然各行各业都停业闹革命，但照相馆的生意却格外红火。不管是文攻武卫，各个造反派都纷纷前往照相馆去拍照留影，争着请照相师傅外出拍照，记录自己的革命行动。所以照相馆始终灯火通明，门庭若市。　　当时前往照相的，不管男女老少，多是中山装和绿军装，胸前毫无例外地挂着毛主席像章，手中挥舞红宝书。忠字舞姿是当时人们最流行、最喜欢摆弄的姿势，那满脸的狂热和愚忠都清晰地留在了“海鸥”的镜头里。

1979年姜昆和李文华曾说过一段相声，名叫《如此照相》就说的是文革时期照相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年代有许多照片是不许照的，比如结婚照是不许照，属于低级趣味；逆光像不许照，逆光像发黑象征黑暗；烫发的不许照，象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照相必须摆出革命姿势，不摆革命姿势也不给照。进门还得喊革命口号，否则也不许照相。

当时的照相馆里甚至还贴出了一份极具革命意味的顾客须知：凡进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相之革命群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需先高呼革命口号。否则，我革命职工一概以革命态度，坚决不给予革命回答。此致，革命照相馆。

作为当时的时代特征，那时的照片上大都会印上各个照相馆的LOGO并附上那个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那个时代的结婚照，可以说就是双人“大头照”。新郎新娘都是清一色的蓝色制服，时髦一点儿的则穿上绿军装式的“红卫兵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男的还在上衣左上侧的口袋插着一支钢笔。两人都不化妆，只是简单地梳理一下头发，按照男左女右坐在一起，将头微微靠向对方，表情严肃。这样一张双人“大头照”便成了记录年轻人爱情生活的一个符号。

　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新的照相技术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引进，各类照相馆不断出现。各地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照相馆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在了。

重庆文革故事

抄“四旧”时的“四旧”传播　　　　

世上事，有时以怪的形式出现。一场大革文化的命，使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摧残（当然不只文化）。但让主观意志料想不到的是，在某个方面或某种意义上，又使文化得到了传播，扩大了影响。那时，一切创作，除了“三突出”的“样板”模式，都不允许；一切书———不管古今中外，除了毛主席肯定的鲁迅作品和《红楼梦》等那么几种，都是要消灭的“封资修”，要一扫而尽。有小将们不知道《石头记》与《红楼梦》是一回事，在大抄“四旧”中，也抄了。抄的书都归向了哪里？真都被灭了吗？上了造纸厂的是少数，那都是被人拣剩了的。而造纸厂，也不是上去就粉碎做纸浆，同样是被先悄悄做了挑选。我就有位朋友将从造纸厂弄来的旧本《金瓶梅》（三本，不全）、《水浒后传》、《九尾龟》等送给了我。“文革”时流传说“收废品的比废品多”，他们收去，也是分门别类选出来，有的作包装纸用，有的如得了宝贝似的存了起来。造反派一面在抄，一面在悄悄拣些拿回家，使许多人得到了一些从未得到的书，读了许多从未读到的书。人们在口头上，大打倒特打倒“封资修”，实际上，心底里并不真恨“封资修”。文化就这样，在被消灭中被普及了。这是一种特别的形式与方式。这种自觉自愿，似乎比强硬灌输要更有效得多。

文革”轶事（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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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被批斗的一个重点，也有些造反派朋友，了解内情。我的书被抄后，造反派中一位好友悄悄告诉：“你看看有什么重要的，再拣回些！”我去那一大堆中看了看，发现没有多少重要的，只拣了一两本回来。到了家，我才知道我的一些在抄之列的书，漏网许多。我的一些古旧书，早让老伴烧了一部分，不舍得烧的弄上封皮，上写《政治读物》、《历史故事》等名，放在房内显眼的三角台上，抄时没人去理睬，有人还说：“老苗的书，在生活困难时都卖了！”这也真，但也就恰在生活困难时，我又得到了一些古旧书，这一点好些人不知道。后来在专抄我个人的东西时，把我放在孩子床下一包发表稿剪贴和出的书样本等等，被一个细心人掏出来，当“毒草一兜”抄走了。末后归来时，我发现我那个木箱里有高高一捆书，上面写明是我的，人说：“都是你的，拿走吧！”我扛回家一看，那一捆有一部分是我的，有一部分不是我的，包括《中国电影史》这样的稀罕书。就这样，我这个被抄户，也有“塞翁失马”的收获。继而又通过其它各种方式，使我得到的“封资修”比失去的“封资修”还多。这个现象，看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事实，如今品来也觉得很有意味。

民间创作仍在

　在正经八百的创作处在“鸦雀无声”状态时，据我所知，民间创作没有休闲，虽然不像有领导有组织的那样活跃。那样的活跃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不能留下什么，相反民间的一些东西，有许多却传开来，也有不少让人久久记住。如故事方面，说一位坐直升机上去的，在一个卫生工作会上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还有一位同样坐直升机上去的大报“总编”，见到夏鼐问好：“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一听吓一跳，“把我的乃子去掉了，还问我好是不好！”

至于“四人帮”———尤其那位“女皇”的故事就更多。歌谣方面，没人搜集过，一个天安门事件就集起了那么一大本子。我听到一些，只是不曾在意记录下来。如有关文艺方面，讲“三突出”的人物是：“穿着花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讲当时的电影是“三战，一努克”，“三战”指《地道战》、《地雷战》和《反击战》（因为看的遍数多，又叫《翻鸡蛋》），“努克”指西哈努克来访问。还有：“越南电影，机枪大炮；朝鲜电影，有哭有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重庆文革故事

“文革”后期，我们的《山东文学》准备复刊（但直至1977年才复成），收到一首歌谣体诗，我看了内容说：“不能发表，但这作者写得合乎歌谣特点！”篇幅不短，历数了尚在台上的一些人，如“种花生的管文化，因为花中有个化；炼钢铁的管政法，因为镣铐是钢铁打……”还在早些时候，那位造反起家混上了“新政权”的一把手垮台后，我见过一本流行歌谣，其中不少写得很精彩，如“山东工总一统天，金海权力大无边，拿起铁壶打三打，大小头头都姓韩。”韩某，打铁壶出身，造反成了一大派的头目，混到那个“一把手”的左右位置，领队伍去剿过反谓“马陵山游击队”，清算时受了处理。还一首是：“靠上效禹就做官，铁路大桥××管，谁说大夫不顶用？钢梁断了胶布来缠嘛！”这位××是个医生，管交通怎管得了？这里说管得了，人家有胶布战术。这一首济南味很浓，末一字“嘛”尤有味，是一首俏皮的幽默讽刺诗。我当时想，民间真有人才。很想打听一下作者是谁。有的我知道作者，如“万寿无疆，除了萝卜，是汤！”作者是老家民歌手邱西文。群众对领袖是拥护爱戴的，但对那种敬神式的做法“早请示、晚汇报”并不赞同。　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喜好随大流，才不是呢，人们内心多数是有主见的，口头文学的表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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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德山外号“侃大山”，大家都评论他是个好人。缺点就是爱说，有时云苫雾罩，让人分不清真假，听他说话就当听笑话，千万别当真。　　他当过几年兵，经常跟大伙炫耀：自己在部队立过几次战功，市委书记还是他的战友哩。你说相信吧，几近荒唐；不信吧，说的有鼻子有眼。甚至市委书记哪一年当的兵，老家在哪儿，家里有几口人都说得清清楚楚，信不信由你。　　他本来在传达室，负责来宾登记、分发报纸信件之类的普通工作，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老阚可不那么看，他总是在众人面前拍着胸脯说：“咱是复员军人，领导把咱安排在门卫，大小也算个保卫干部。”你也别说，看他平常嘻嘻哈哈，关键时刻还真是六亲不认。谁要是拿了公家一点东西他这关你就过不了。　　刘猛是他的好朋友，为了做火枪，偷了厂里一根铁管，然后穿上棉大衣，揣着手一步一挪地想混出厂。老阚从窗户里早就看见了，于是迎了出去，笑着对刘猛说：“进来，进来，”硬是拉着刘猛进了传达室，“坐坐，先暖和暖和”。刘猛弯不下腰，直直的愣着。老阚一脸严肃：“兄弟，咱哥们不错，你可别砸我的饭碗。家里要是用嘛找领导。千万可别弄邪的歪的。”说着，伸手就把铁管从刘猛的棉大衣里抽了出来。　　从此，一对好朋友反目为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猛当了造反派的头头，在“吐故纳新”时期要求入党。书记靠边站了，造反派控制了党支部，在讨论刘猛入党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首先发言：“刘猛同志，你谈谈入党动机？”刘猛根本不懂什么叫“动机”，所答非所问地说：“我出身是公羊（工人），我爸爸在旧社会受了一辈子苦，没吃没喝，临死前想吃个铡刀（炸糕）都没吃到嘴……”说着几乎要掉眼泪，大伙听了捂着嘴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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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老阚不笑，他认为，这样的会议应当是严肃的，对刘猛这样的人想加入党组织心里愤愤不平，他了解刘猛的底细，于是打断了刘猛的发言：“你先别谈入党动机，你先说说……” 　　刘猛听了先是一愣，他的回答，又使参加讨论会的人一阵大笑。　　主持者为了挽救会场局面说：“大家不要笑，刘猛同志没文化，亲不亲阶级分嘛。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散会！” 　　会议草草结束了，这只不过是个形式，刘猛的入党不会受任何影响。由于打、砸、抢有功，最后还是“火箭入党”———“文革”中诞生了不少这样的怪胎。

刘猛入党后，难解的心头之恨就是阚德山好几次让自己下不来台：“阚德山这个王八蛋，一点情面也不给我留……”他突然想起来了，从前两个人喝酒，老阚曾说过：“我才苦了，八岁我就挎盒子。”

“盒子？”———盒子不就是盒子枪吗？私藏武器那可是阶级斗争的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刘猛马上召集造反派全体人员，宣布：“据我最新掌握的材料，老阚是个潜伏特务。”于是，带着手下一班人马，兴冲冲地跑到传达室，把老阚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然后关进了牛棚。

　过了几天，刘猛提审。他嘴上叼着烟卷，手里拿着皮带，围着老阚转圈，每说一句话，总是习惯地举起《毛主席语录》，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才步入正题。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停了一下，可能是由于激动，毛主席怎么教导的，他竟然忘得一干二净。他看了看老阚，话题一转：“你他妈的好好交代你的问题。”

　“我没什么好交代的。”

　刘猛听了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吼道：“不老实！马上召集群众开批斗大会！”

　于是，老阚被反剪双臂押到了大礼堂的台上。在台上他揪着老阚的头发问：

　“你从小在哪个反动军队当兵？”

　“我从小参加的是革命队伍！”老阚理直气壮地回答。

文革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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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猛为了显示自己是革命派，反手给老阚一个大嘴巴，然后按住老阚的头。只见他唾沫横飞，扯着脖子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阚德山！”大家真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一激动再把麦克风咬下一块来。

　刘猛恶狠狠地说：“阚德山平常张牙舞瓜（爪），散布了很多荒胶（谬）的言论。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啊，人类的狗……”他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这句话，可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于是急切地翻着书，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一页，但是———他不认识后面那两个字，“啊”了半天才挤出一句：“早晚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狗尿苔（狗屎堆）！”话刚说完，批斗会场就成了沸腾的一锅粥，一个个乐得直不起腰来。

　他十分严肃地说：“革命的同志们！别笑了！阚德山是个从八岁就挎盒子的反革命！”

　老阚这才大梦初醒，挣扎着直起腰来，朝刘猛啐了一口唾沫：“呸！我八岁挎的是嘛盒子？我八岁要饭，挎的是罐头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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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文革冲击的《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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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初版于1953年。2004年版的《新华字典》是第10次修订。半个世纪来，《新华字典》重印200多次，累计印行逾4亿册，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在最近的《中国图书商报·导购周刊》中，吴小莉向读者披露了《新华字典》之外的故事——— 　　1965年修订的《新华字典》在1966年遇到文革的冲击，遭到了书被封、版被毁的厄运。1970年秋，周恩来总理排除了很多干扰，亲手抓《新华字典》的修订出版工作。但在当时的非正常情况下，对《新华字典》做常规的修改非常困难。包括当时修订小组的很多专家，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遇到与所谓“封资修”相关的条目，几乎都作了改动，提出了四百多条修改意见。但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之外，其他的不需要改动，就这样，只修改了六十四处。　　据说专家们发现“背”字条有一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认为有“背着红太阳（毛主席）”之嫌，删掉了这个义项。总理问为什么要删？听到回答说怕有影射之嫌，说了一句“神经过敏”，告诉专家们，要正确处理删除与批判，这一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又如，“役”字条，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以两者并提可能使人联想到“苦役”，删除了“兵役”一词。总理认为“兵役”还是应该保留的。征询其他人的意见时，郭沫若在后面添上了一句“服兵役是保卫伟大祖国的光荣义务”等词句。周总理还是觉得不妥，最后同意了修订小组提出的另立“兵役”一条义项，但不加解释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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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附录“化学元素周期表”时，修订小组根据科学院化学所资料列了103种元素。汇报时总理说，又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是105种，并让修订小组再去化学所了解。化学所说，确实有两种新元素，但是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所以没有提供。结果修订小组采取在表上列出但暂时不写名的办法来解决。　　九十年代，随着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时尚潮流的追求，很多字的意思都拓展了，以前一些政治思想方面的义项也逐渐淡化了。比如，在《新华字典》1998年版的修订过程中，如何解释新收录的词条“火局油”，让修订人员着实费了心思。他们两次到美发厅向老师傅请教，还亲身体验了两次，反复讨论修改，终于在以前释义后面，又加入了“火局油：一种染发、养发、护发方法。在头发上抹油后，用特制机具蒸汽加热，待冷却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这一新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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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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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在呼唤红卫兵们出来道歉忏悔，可是昔日广大的红卫兵们不是沉默，就是继续以前的错误理念，大有和善再度倒悬红色恐怖再度再度来临之势。当有知之士喋喋不休的与红卫兵余孽们辩论，试图让他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时，百草止水慢慢看出了些门道。　　红卫兵们就是一群神经病，跟神经病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他们心中的病源就是一股执念，那就是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的神坛，就是他们的精神动力之源！你告诉他们说，他们错了，这无疑就是宣布他们精神空间的崩塌和毁灭，出于本能的维护自己精神体系的完整和存在，他们会继续疯狂的向你进攻，直到你不再影响到他们的自我精神世界为止。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他们总是跌跌不休的讲毛的好话，说邓的坏话。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的重复着。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他们总是缅怀毛时代，说那时候没有腐败，百草止水就纳闷了，那时候那么穷，如何能够滋生腐败？说那时候很公正很公平，的确划出一小部分地富反右坏来，供多数人批斗玩耍，这就是公正这就是公平？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在那个时代居然疯狂地跳忠字舞，乃至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亲”。父母若有不同意见，就连父母都会被亲自打倒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如此丧尽天良，百草止水不仅怀疑，爹娘养育你们一生，毛养育你们了吗？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打倒领导打倒师长，令他们热血沸腾。就好像冲破了某种禁忌，令他们兴奋不已，以至于至今念念不忘，渴望再度无法无天的再来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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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就是神经病，他们渴望无知，不以零分为耻，反以交白卷为荣。高唱着“知识越多越反动”，将人类长期凝聚而来的知识传统文化统统践踏在地，乃至付之一炬。这种神经病，逆历史潮流，具有强烈的暴力破坏因子。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这群神经病发病均在年轻时期，歇斯底里的潜伏了很长时间，至今无法摆脱和痊愈。这群神经病人数众多，依据人群理论，当某类人群居过多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就代表了真理，自己的病就是正常的，反而那些未曾得病的在他们眼里就成了非正常的怪物。　　红卫兵就是神经病，这种病很难治。之所以那么难治，就是因为有强力的后台态度暧昧，不想强力纠正她们的荒谬，任他们继续误作非为，结果病情迁延，并最终病入膏肓，于是终成难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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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的初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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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我是在处理家里旧物时，从抽屉里面找出这些东西，都过去50年了，怎么几次搬家都没被丢掉呢，看到这几件东西，心里还真是酸甜苦辣，沉滓泛起。这也是我在少年时代，年仅14岁到16岁时的初中学习生活的点滴记忆了。正巧，前不久和同在一个学校学习的初中同学有一次聚会，大家互道寒暄，在交谈中免不了提起初中时的一些同学，一些趣事，一些糗事，无知无识欲望求知求学的少年，在文革时期，能学到什么，套用一句话：泱泱大国，广袤无垠，怎么不能安放下一张课桌！我是在市中区放牛巷小学启蒙的，那年.是1962年，我7岁了。放牛巷小学在金汤街下面的放牛巷，现这所小学改名金马小学。本来是一所五年一贯制试点小学，该校是原市中区最好的四所小学之一( 其他三所分别是人和街小学、人民小学、巴蜀小学〉，区教委试点只要求上学五年，学完六年课程，但是，就在上完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活生生地扼断我们求学之路，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批斗校领导……从那时起，再也不上学了，耍，疯耍，社会上更是乱得安逸，武斗，大喇叭广播，文攻武卫，忠字舞，游行，撒传单，八一五，反到底，你方唱罢来我登场……这些已经有好多人用文字叙述过了，那段经历，现在还能回忆其中部分，就打住吧！不揭伤疤，不然越说越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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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篇

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荒废了三年，又不晓得那个家伙喊出要复课闹革命，于是就有了1969年9月的开学，我们肯定不会再去读那没有读完的小学五年级了，直接就小升初了，开始读中学了。我们这批放牛巷小学的小学生，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进和平路上的十二中，或者是邹容广场的二十九中，但是我们全部学生(共三届学生)却进入了七工中，看官可能要问，啥子叫七工中哟，硬是不晓得，对头，你不晓得是对的，我们当时也不晓得，这样说吧，重庆主城能喊得出名的中学校有125所，就是从1中一直到125中，当然不包括附中、技校，更不包括民办中学，把这125所中学归一类，那么二类则是各类附中、各民办中学，简称民中。比如解放碑民中，南纪门民中，捍卫路民中，官井巷民中、七星岗民中等等，而为了好听又好记，以上几个民中就可惯喊成解中、南中、捍中、官中、七工中，而七工中全称叫七星岗半工半读中学校，最初成立是解决市中区调皮捣蛋的学生就学，这种孩子只是调皮捣蛋，还够不上进少管所。所以说，七工中只能排到三类了，那么七工中在哪点呢，在重庆市中区九块桥，与王爷石堡、马蹄街、放牛巷挨倒起的，这所学校还没得近在咫尺的南纪门中学好，嘿多人只认识南纪门中学，不晓得七工中，据了解，以后七工中(红旗民中)又变成重庆经贸职中，再以后又叫杏林中学。

那么为什么作为一个市中区重点小学的学生会分配去这么差的中学呢？这些学生文化水平不差呀，文革前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呀！这得拜当年区教委某些人所赐，他们当时仍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觉得放牛巷小学的学生，那几届都是区委领导人的孩子，都是区级机关各单位的孩子，或者是医生、工程师、教职员工的孩子，甚至还有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没有工农兵的小孩，就应该是分配到七工中，和七工中附小工农兵的孩子一同学习，一同进步，还美名曰：掺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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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成份这东西，都是没得耍事的人搞出来的，为什么要分成这么多等级，这么多名堂？那年月，祖宗三代赤贫最光荣，父母工人出身最伟大，升迁，入团，入党，参军，就业……唉，反正啥子事情都容易些，而十四、五岁祖国的花朵，那里晓得这么多嘛。啥子贫农，下中农，富农，地主，工商业兼地主，工人，资本家，店员，伪职员，还有一种成份叫城市贫民……晕死了！

1969年9月入学，七星岗半工半读中学校，摇身一变，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改名为红旗民中，寓意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红旗插遍全球。当时学校里除了老师，教导主任，校长以外，还有几个硬角色，一个是军宣队，另外两个是工宣队，三副颜色权力好大，军宣队那位来自那个部队，我记不得了，反正神神秘秘的，怕我们知道了，暴露了军事目标，而工宣队两位是来自重庆市印制三厂(就是枣子岚垭那个厂，在改革开放时倒闭破产 )，两位中一位姓李的有点厉害，随时马起一块脸，背着手在各教室门口来回踱步，看学生们是否在认真听课，至今为止，同学们聚会的时候，摆谈起，都说工宣队李师傅凶得很，同学们背地里喊他“松井”。

学习篇

首先说学习：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知识，包罗万象，各方面的学习，但身处文化大革命运功中，就算学生想学，老师想教，也仅仅是按图索骥，课本，早已是规定了的内容。现在的学生，接受知识的渠道好多，但在1969年到1971年，初中只开设政治、语文、数学、英语、工业基础知识 (简称工基 )，农业基础知识 (简称农基 )，军体，共七门课程，每天早上的晨读，一般都是读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里第一篇的林彪题词“再版前言”，或者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英语课只学会用英文说：老师好，爸爸，妈妈，毛主席万岁；数学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化学、物理统统归在工业基础知识里，而地历，历史则在农业基础里找到影子；语文课里有点鲁迅文章，还有类似《八角楼的灯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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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篇

两年的初中学习，还有多次去工厂劳动，美其名曰学工劳动，有去九块桥更生劳保厂踩缝纫机的，打劳保帆布手套，我们称为打拆拆缝，你想嘛，一个个14岁~15岁，楞个会踩缝纫机嘛，又还是电动缝纫机，用现在话说，还是童工哟，当然就把帆布手套打得一塌糊涂，打了拆，拆了打，所以叫拆拆缝。

除了劳保厂，我们还去上安乐洞红旗民中校办工厂劳动，做翻砂厂，这个厂生产小型空压机，有一些翻砂活路儿要我们去做。

我们还去了重庆印制二厂(鹅岭公园附近，现在是网红打卡处)、重庆市印制三厂(中一路中山医院旁枣子岚垭)，重庆市印制五厂(原昇平电影院旁)。

上了两年初中，去了五处工厂劳动，还不只一次，几乎每个工厂两次，在各印制厂劳动都是折书，把印制好了的书按线缝折，然后交下一工序。

学农篇

不光学工，还得学农，我们去过两次农村，都是在跳蹬公社劳动(原属巴县铜罐驿辖，1995年归大渡口区管)。

去农村劳动，一般都是一周时间(那阵没得双休日哈，一周六天，礼拜天休息一天)，我们得背铺盖，带席子，各种生活用品才行，往往是春夏之交，农忙双抢时期，具体做了些什么，真还记不清了，即没学会什么农活，反而同学们一个个被蚊子，跳蚤咬得血迹斑斑，那时已经开始下农村插队落户了，那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三届高初中生，已在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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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军篇

再说说学军嘛，学军就是用体育课来进行，在学校操场上练站队、齐步走、队列进行、葡匐前进，还有就是冬天清早八晨，喊同学们在学校集合，出九块桥到中兴路下端，向较场口方向跑步，经轻场口转盘转三圈后回到学校。好象有同学端过枪，拿过训练手榴弹，反正我没有，成份不好，不能摸的，那些是根红苗子正，红卫兵团干部呀，勤务员呀才可以摸的哈。

参与篇

这个参与篇，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会实践或者是社会调查，那么我们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是跟随工宣队师傅(各班轮流去)，在地段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的指点下，来到老三届应该下乡但没下乡的家里做动员工作，督促他们尽快将子女送到农村去，因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并且一伙人去了那家，赖着不走，非要家长承诺什么时候一定走，记得有一次去一家，家里一位女同学对我们说：“小兄弟，别这么咄咄逼人，过段时间，你们也要下农村，那时候，火铯落到自己的脚背上，才感觉到痛”。哇，真的是个预言家也，不出一年，支边的，下乡的，也哭成一团，各奔东西。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兴割资本主义尾巴，总的安排是当时中央当权者，落实到具体，老百姓能看到的是农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不许栽菜，不许养鸡、鸭、鹅，养猪要上交一半给政府……到了城市，那更不能养鸡了，见到就杀，所以，工宣队又带着我们这群无知的毛孩子，拿起棍、棒、刀，冲出校园，游走在放牛巷、马蹄街、九块桥、王爷石堡、中兴路上段、下回水沟一带，割资本主义尾巴，课都不上了。而中兴路下段、厚慈街、柑子堡之类，包括山城巷归南纪门民中管，由他们去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全是区教委那几爷子搞的灯，可恶！可恨！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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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篇

两年初中学习，除去寒暑假、礼拜天、元旦、春节等假节日，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再就是动员别人下乡，上街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有好多时间来学习，说良心话，课本上的东西真是学而无用！时间到了1971年，我们学校有批同学已满十七岁了，他们面临去云南支援边疆(简称支边)，而且是知识青年，他们真的是有知识吗？他们小学没读完，欠一个五年级，初中也没读完，也欠一学期，在火车站，离别去云南的同学登上南行的火车，送别的同学站立在月台上，一声鸣笛，火车缓缓起动，车上的人儿，月台上的人儿，哭成一片声嘶力竭，现在回想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到了1972年我们的初中两年终于也混完了，也面临就业，升学问题，结果，成份好的上了高中，不论好坏学校，总是读了高中。我因为成份问题了，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沒有办法，顶着“知识青年”的帽子，走向广阔天地，去那点大有作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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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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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那些年，不谙世事的孩子日子过得很愉快。课越来越少，考试走走样子。“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句话也讲，但那是“供批判用”的，并不是用来调侃的。小学，中学，课程一再“精简”，课本越来越薄。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独独没有外语。直到初一的下半学期，英语课才姗姗来迟，还要注明是“试用”。原来，闹了几年“文革”，发现被视为“洋玩意”，欲彻底逐出校园的外语还有能“打击敌人”的功能。于是，试着恢复了外语课——英语课。 “试用”的英语课本只有区区七八十页。开卷第一篇，不是ABc，而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学好外语》。记得，光这一篇文章，英语老师就讲了一堂课。翻开书本，没有日常用语，满篇revolution(革命)，thought(思想)、class(阶级)等词汇。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第四课…… 直到初二的上半学期，英语课好像才纳入了正轨。何谓“正轨”呢?就是开始学课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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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更多些的，是陈老师。陈老师个子矮矮的，圆眼睛，齐耳短发。她嗓音很粗且圆润，说南方味儿的普通话。现在想，她或许是可以唱女中音的。她的眼神儿挺“抓”人：傲气，慈祥，还有一点点凶。记得，第一堂课，她上来就是一串英文： “(Xood nlorning class!Now class begins(同学们好!我们现在上课)。”弄得大家面面相觑(实际上把同学们给“震”住了)，然后让把课本翻到中间的英语字母表。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响起来：陈老师：“A——” 同学们：“A——” 陈老师：“B——” 同学们：“B——” 可是，字母表没念几遍，有的男生就开始捣乱了。将“A”读成“嘿”，把“B”读作“屁”，怪腔，怪调。有的还嚷嚷： “念字母表有啥意思啊，直接学课文吧!书上就这样安排的。” 那时，学生大多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叛逆心理，不习惯的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又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而我们那个班——有幸又是全校最能捣蛋的班，老师也没辙。20世纪70年代初，学生在老师眼里就是些“祖宗”，想讲点师道尊严是很奢侈的事儿。既然“祖宗”们想先学课文，那就学吧。于是，课堂上齐刷刷的英语朗读声响彻云天： Long live Chaii·man，Mao! (毛主席万岁!) A long long li名to(：hairmanMao! (毛主席万万岁!) AⅡ reactionaries are Papel‘Tlgers．(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整整一堂课，就这样“干念”。外国话怪里怪气的发音，惹得全班嘻嘻哈哈，纷纷鹦鹉学舌。我们就这样学下去。讲了“weare(；hailarian Mac， s Red Guards(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和“]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课文。也学字母和单词，可是，教材如此“删繁就简”，上课又如此“稀松”，能学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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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随着大形势的平稳，英语课真的开始正规了，老师也颇为严格了。默写字母、单词。英译汉倒好对付，考试时偷看课本，甚至能互抄卷子，唯有被老师提溜起来朗读课文，张不开嘴觉得怪没面子。

那一溜溜洋文，用教数学的黄老师挖苦同学们的话叫“它认识你，你不认识它!”

不认识就“硬”认识，在英语课文下标汉字揣摸着发音，也差不离儿。

那节课，张呜不幸被老师点到，于是就有了这样磕磕巴巴的济南式的英语朗读：

“维尔柴尔曼帽斯ruai德嘎瘩(We are(~hair"man Mac)’s Red(；uards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奶油福盖特克拉斯抓扣(Never f0I'get class stI"uggkj．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师觉得那发音怪怪的，拿过张鸣的课本一看，那英语课文，一行行都被汉字填满了——课文“What are these!?They are doors．Are thos~j doors． t007 No，they are not．”下标的发音是“瓦特啊仁咬人死?咬人啊到死。啊肉死到死吐?闹咬人啊闹特”。

这种“英语”，大概除了张鸣自己，外国人，中国人，任谁都看不懂。其实，班上同学的课本大抵如此。

“文革”大戏一落幕时，称年轻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一定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句话很是流行。可是，从1966年的“史无前例”到1977年的恢复高考，被误了青春的又何止一代人呢?

耽误了就耽误了，对于因之改变了命运的人生来说，那时间，夺得回来么?时风之中，许多人对外语拿起放下的，踟蹰蹒跚，心情很复杂。世事枯荣，外语“不大行”，成了人进步的一道门槛儿。

人生如稼穑。春分，谷雨，芒种，当种啥时种啥。人常常是难以胜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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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天，武斗的枪炮声几乎使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购买生活用品成了老百姓最大的难题。肉食品站已经有三个多月没供肉了。一天，听说新占领这个地区的造反派大发慈悲，为了买获人心从专县弄来几头猪，宰杀后，准备明天供应。我便和几个熟人一起趁半夜枪弹稀疏时前往肉店排队买肉。夏天的蚊虫特别厉害。不一会儿，我的脸上，身上几乎全被咬起了疙瘩，又痒又痛。好容易熬到天亮,当火红的太阳爬上房顶,终于盼来了开门时间.营业员从闹闹嚷嚷乱了套的人丛中挤到店堂门前,拿出钥匙打开大门,人群便一哄而进,这时,力气小的便被挤到了后面.我因站在前面,便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往店堂里挤,“咣铛”一声，大门关上了，幸好我最后一个挤了进去。二、三十平米的店堂内，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人，许多人脸上淌着汗，但从表情看，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庆幸挤进了店堂的得意，因为维护秩序的红卫兵说：“肉太少，外面的人就买不到了。” 这时，一个背着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小伙子叫大家把队排好，开始发号票依次买肉，每人凭肉票只能买两斤，可有许多人又因争前后吵了起来，那红卫兵便朝人群吼道：“再不排好，我开枪了！”这一来，队伍似乎更乱，人们开始一个劲的朝前挤，拼命把钱和肉票往柜台前递。由于怕外面的人挤进来，店堂的木板窗户早已关死，整个屋子就像密封的罐头，人们的叫嚷声，怪骂声以及刺鼻的汗臭味使我感到窒息……突然“砰！”一声巨响，整个店堂似乎飞上了天，烟雾立即弥漫了所有空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有尘土瓦砾掉在我头上，脸上。一梅没有暴炸的炮弹把屋顶打了好大一个洞！我感到耳朵里“轰轰”作响，什么都听不见了。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门外，有的人脸上挂着泪水，有的在回处寻找着亲人或伙伴，我也被人流挤出了门外，很快刚才还是人头攒动，闹闹嚷嚷的肉店，一瞬间便成了一座“空庙”。

重庆文革故事

我紧紧攥着手上的钱和肉票，使劲揉着被枪炮声震得几手失去知觉的两只耳，木纳的朝家里走去。肉没买到，还虚惊一场，我禁不住一阵心酸……那年，我十四岁，正值多梦的花季。

武斗中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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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区蔬菜公司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每年要队里生产各类时令瓜果蔬菜1万斤，分别送到邻近的河运校、党校、515厂等企事业单位，保证这些单位食堂的蔬菜供应。

武斗刚开始那阵，几支武斗队伍在公路上用钢钎大刀往来厮杀，菜农给单位送菜时只得赶紧避让，有时一避让就要耽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把菜担到单位食堂，这些单位却停课的停课，停产的停产，单位上的人为躲避武斗也跑光了，找不到人过秤开票。菜农怕把菜蔬倒在食堂以后单位不认账，只好又将菜担回来喂猪。

重庆的“八月战争”中，“三坪”地区整天炮火不断，枪声不绝。精良的武器射程又远，子弹不长眼睛到处乱飞。一次，大家正在田里挥镰收割庄稼，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串子弹落在田里，溅起朵朵水花，吓得社员们齐刷刷地扑倒在水田里。又一次，几发炮弹落在长石堡一带，堡上腾地冒起硝烟，树木被拦腰打断，天上的高压线也掉到了地上，电灯再也亮不起来了。为了社员们的安全，队里不再安排集体出工，也不往单位送菜了。

菜农们不敢上街买火柴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只好填好清单委托个别胆子大的人，趁两派武斗间歇时前去购买。购买者一路提心吊胆，快步如飞，回来后把采购物品照清单分发给大家。红光大队副食店的货品卖光后，社员们只好到石桥铺街上去买。一个大热天，社员张树清上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被冷枪击中头部，歪倒在田坎边，被人发现时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大表哥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全队老老少少衣食住行的重担。为了安全，他吩咐各家各户不得轻易出门，将桌子搬到靠近墙角的地方，还在桌面上放上木板、棉被、蓑衣之类的物品，然后铺一床席子在桌子下面，危急时大人小孩都躲在那里。

重庆文革故事

“三坪”地区每晚武斗双方都要用大炮互射，空压厂一个单位一晚上就打了1万多发炮弹，比战争年代某些战役打的炮弹都多。家里的土墙瓦房不安全，表哥就号召大家躲进防空洞保命。长石堡附近有一个抗战时期留下的防空洞，2米多宽，近百米深，可以作为避难所。全队几十口老少，无一例外地前往洞里躲避夜战。我们两兄弟也把凉板抬进防空洞，与社员们一起躲避战火。

家家户户早早地吃过晚饭，关好鸡圈鸭圈猪圈，天黑以前就离家进洞。虽然防空洞里提前用烟熏火燎，但里面依然有蚊虫肆虐，老鼠乱串，洞顶不停地滴水，寒气逼人。大家全然不顾这些，铺上篾席就在那里过夜。表哥把养伤的老队长背进防空洞，老队长不停地叫唤：“这是啥子世道哟？硬是前世造孽，现世遭报哟！”

在防空洞里过夜实在恼火，除了霉臭熏鼻、蚊叮鼠咬、空气混浊、黑暗嘈杂之外，大小便也不方便，全队当时只有一只灯光微弱的手电筒，其余照明全靠非常珍贵的火柴。特别是到了后半夜，防空洞里冷得人根本无法入睡，年轻人便出洞活动筋骨，爬到山堡顶上的庄稼地里观看“三坪”地区天空中纷飞的曳光弹，那场面居然还有点壮观。

在防空洞里住了两夜，大家都不愿再进去当“山顶洞人”遭罪了，就都躲在自己家里睡觉。大表哥没办法阻拦，只好听天由命，幸亏后来并没有大的灾难发生。

造反派武斗队伍主要靠面包、饼干、杂糖之类的干粮充饥，时间一长，由于缺乏维生素，个个口腔溃烂，急需新鲜蔬菜。造反派派人下乡来收购新鲜蔬菜，表哥说：“我们安全得不到保障，不敢给你们送菜。”双方几经交涉达成“协议”：队里只将蔬菜送到公路边堆起，由造反派打收条，自己开车拉走。坡上田里栽种的藤藤菜、白菜、莴笋、茄子、海椒、豇豆、南瓜、丝瓜等不断送到造反派食堂去，这才没有烂在地里。

中央“九五”命令（编者注——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后，重庆武斗中止了一段时间，我们两兄弟就抬起凉板回到了家中。

大表哥的武斗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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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题：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山城重庆开始逐渐陷入亢奋、狂热和迷乱的状态之中。造反派力量迅速成立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革联会”），开始夺取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不断推动混乱无序的状态升级。很快，随着造反派内部意见分歧逐渐扩大并激化，造反派分裂成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在文革这个荒谬混乱的大背景下，重庆市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更为残酷的大“内战”，造成的人员死伤和财产损失难以估量。重庆的大武斗，是有过亲身经历的山城市民心中的一道伤疤，它给许多重庆人心灵上造成的创痛至今仍然没有愈合。

　本文拟从武斗发生的背景、起因、过程以及重庆市民心态等角度对这场狂热而残酷的武斗做浅近的分析。由于资料的严重匮乏，本文采用了一些当事人及目击者的口述史料，并力求真实。但由于年代略远，若与事实有出入，敬请不吝赐教。

一　文革初期全国武斗形势

　在文革初期，中国各地就出现了不同派别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的小规模冲突。1966年9月，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为反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学生在地质部的静坐，动了拳头，这是早期派别斗争的实例。与文革中对被批斗者的暴力打击和惩罚不同，这种武斗在性质上属于派别武斗。同年12月，上海发生了“康平路事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向闯进上海市委大院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的两万名工人发起暴力进攻。两派工人在上海的其他地点同时发生冲突。这是最早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之一。

重庆文革故事

早期武斗，多发生于积极夺权的造反派和反对夺权的所谓“保皇派”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原因在于两派都坚信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从而对另一派产生发自内心的愤怒。但随着“保皇派”陆续被打倒，造反派开始全面夺权。武斗成为造反派内部争夺权力的工具。因为派别一旦形成，就要争夺自己的政治利益。1967年造反派全面夺权以后，遍布全国的群众组织派别斗争异常激烈。两派争论的问题，诸如左派的地位，对军区“支左”的评价，结合哪一位领导干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分配等，实际上都是为了攫取权力，这是比“捍卫毛泽东思想路线”更加直接，更加现实的。在很多省份，如湖北、河南、广东和四川，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地方“支左”部队在判定哪一派是左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全国的大环境下，四川各地形势日益严峻。1967年5月6日，成都132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六血案”。在武斗中，两派共死亡50余人，伤者数百。此时，在与成都相邻的另一座大城市重庆，武斗之风也已经开始蔓延。

二　重庆两大派的形成

　重庆市的造反派在1966年文革初期并未分裂，其正式定名是在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轻骑”和“排炮”两组织请求得到重庆大学造反派组织的声援。当天，重大学生黄XX，吴XX,及周家喻[2]等率领重庆大学，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及市六中学生4000余人去重师声援“排炮”和“轻骑”两派，与该校其他师生发生摩擦，黄XX等4人赴中共重庆市委要求给与支持。市委派辛易之书记去重师，因表态未满足黄、周、吴等人的要求，引起不满，双方僵持到深夜12时才返回。8月26日，周家喻等为了纪念这次事件，遂把他们的组织定名为“八一五”。短短数月，重庆出现了大量以“八一五”命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重庆市机械兵团八一五”、“财贸工厂八一五战斗团”、“红工八一五”、“红农八一五”等[3]。

　重庆市造反派的分裂始于1966年12月，是月4日，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4]”在会场中发生激烈冲突，互有伤员。12．4事件，导致了“工人纠察队”等组织的瓦解，导致了重庆市委的完全瘫痪，这个事件也成为造反派分裂的导火索。由于对12．4大会如何造反，及事后如何进行调查、宣传、包括如何对待“尸体问题”等方面造反派内部难以达成一致，分歧逐渐加大和激化。

1967——1968年重庆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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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8日，46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公告号召造反派继续全面夺权，由于对此最高权力机构的看法存在巨大分歧，造反派正式分裂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两派各立山头，笼络群众，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规模最大的“八一五”集团总部有：“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八一五兵团总部”，“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总部”、“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2分团总部”等，“反到底”集团总部有“重庆工人革命到底司令部”、“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财贸井冈山总部”等。从1967年初武斗端倪出现到1968年10月15日两派组织宣布撤销各自总部为止，重庆武斗持续了长达20个月的时间，由争执到拳脚相加，升级到动用钢钎、铁棒、匕首，直至大规模使用枪炮武器，重庆市陷入了空前惨烈的血雨腥风。

三武斗初起

《重庆日报》上对“武斗”情形最早提及是在1967年3月1日（当时《重庆日报》已经改名为《新重庆报》）第一版摘要《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坚决反对“砸”风》所加的编者按中。内容如下：最近以来，本事也出现了一种很恶劣的风气——砸风，并已刮到农村。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从小团体利益出发，自封老子天下第一，任意给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革命组织安上“保皇派”、“假造反”的帽子。然后带领一班人马，“杀”到这些组织的工作地点，进行围攻，砸烂家具，抢走物品，甚至引起武斗。

武斗在重庆的第一次升级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市石油学校两个派性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动用了钢钎、铁棒、匕首。互有人员受伤。是月，武斗之风在全市蔓延。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大学等地区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解放军指战员横遭毒打。

重庆文革故事

6月5日至8日，西师两派性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揭开了重庆市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各派均扣押了部分对方人员并出现人员受伤。此时，随着武斗的升级，生产开始急剧下降，城乡市场已经极度混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市革筹）、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不断发出通知，要求制止武斗。先后有《6月12日联合通告》：提出制止武斗8条禁令；《7月2日联合通知》：要求制止武斗，呼吁各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6月12日，针对这场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新重庆报》在头版刊登了社论《立即制止武斗》，并于6月15日刊载了市革筹及警备司令部联合通告。全文如下：一、革命群众组织、全市人民、驻军、必须学习中央的《七条通令》。二、对所抓的人必须保证人身安全，立即释放。三、严禁武斗，号召群众组织将打人的凶器进行收缴。四、严禁拦路打人、抓人、绑架。五、不准拦截和动用车船等工具参加武斗。六、不准绑架、扣留解放军人员和专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准拦截军车，妨碍军人外出执勤。七、惩处煽动、策划武斗，乘机捣乱的党内走资派、坏分子及反革命。八、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虽然资料不详，且报纸也没有明确报道西师武斗事件，但从这八条详实、细致的通知内容中，仍然不难看出西师武斗的巨大规模、恶劣影响以及在重庆市引起的巨大震动，也可以看出武斗从一开始就受到官方的严令禁止。然而党政军各界的数次禁令并没有阻挡住武斗风潮的蔓延，武斗自七月份以来，更是升级到双方使用枪炮，开始有大规模流血事件发生。

四浅析武斗因由

重庆武斗的原因，决不能脱离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正是在这种举国陷入个人崇拜的狂潮，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维持，国家机关几近瘫痪的大环境下，重庆武斗才会因由某些特定原因而迅速发展并演变到无法控制。

通观“文革”时期全国形势，重庆的武斗无疑是规模最大，动用枪炮最早，死伤人数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武斗初现端倪时未能被及时压制，从而演变成全市范围内大混乱的局面，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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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造反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原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在文革初即被批斗，党政部门陷于瘫痪，大权掌握在革联会等造反派手中。致使制止武斗的政令不畅。

二、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江青对武斗煽风点火。1976年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讲话中，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迅速被重庆两大派组织接受，刺激武斗急剧升级，演变成“全面内战”局面。此后，周恩来总理多次对重庆大规模武斗表示强烈地关心和愤慨，而江青却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和重庆驻军的领导成员时说：“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并说：“可以改进技术。”[5]8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提出两项任务：一个是要武装“左派”，一个是要实行群众专政。8月5日，林彪在北京主持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来信精神。此后，开始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向群众组织发枪。一些地区的群众组织得不到枪支或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武器，干脆抢劫军械枪库。因此，虽然在周恩来总理的干涉下，中央多次发布禁止发动武斗的文告。（影响最大的有《九五命令》、《三一五指示》《七条通令》、《二六命令》、《七三布告》、《七二四命令》等[6]。内容均为要求各派收缴枪支，制止武斗，实行革命大联合。）但混乱仍然难以平息。

三、与重庆市本身具备的客观条件有关。解放以后，八家大型兵工厂建在重庆，分别承担从枪支弹药到水陆两用坦克、四联高射机枪（为当时援助越南的先进武器）等一应俱全的生产任务。如在武斗最惨烈的杨家坪地区，就有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空气压缩机厂等数家兵工厂。建设机床厂（今建设集团）大量生产半自动步枪及四联高射机枪。空气压缩机厂（今西南车辆制造厂）生产水陆两用坦克及装甲运兵车。两厂比邻，又分别由不同派别控制。武斗开始后，很快大量武器散失民间。1967年8月5日，正是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以强抢建设机床厂仓库为目的的“清水池”武斗。双方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杀伤性武器。至少死亡22人，伤人不计其数。[7]一派控制清水池后，砸开仓库大门，数万枪支被哄抢，造成了空前的隐患。

重庆文革故事

四、虽然武斗一直受到以重庆市警备司令部为首的军方力量的坚决干预，但在武斗高潮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却一直受到“反到底”一派的仇视。多起袭击警备司令部车船的恶性事件发生。比较典型的有1967年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军分区交通艇，艇上3名解放军战士遇难。1967年8月22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市中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遭到枪击，造成处长一人被打死，副处长以下5人被打伤。其中因由，莫衷一是。民间最为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当时重庆军界对“八一五”派存在着一些袒护的行为，例如虽然严令禁止抢劫枪支，但若遇“八一五”派，往往存在一些默许和迁就，导致了“反到底”派的极度不满。警备区和驻渝部队为制止武斗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终止武斗的直接原因之一，但却在执行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反到底”坚持认为军方偏向对方一派，用重庆方言即是 “一碗水端不平”，而拒绝合作。事实上，当时的军方力量也并非完全是铁板一块，少数人在文革中受到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的各种影响，在制止武斗上出现了某些偏差。武斗发展到高潮时，有人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落到群众组织手里，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在武斗中，军队为了掌握在当地的权利，往往支持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军方介入受阻，是武斗难以平息的重要因素。

五、造反派势力分裂成两派以后，山头林立。许多造反派组织头目派性思想严重，为了维护私利，各自拥立山头，互相倾轧，笼络群众，扩张势力。百姓为求自保，纷纷加入在自己生活，工作的范围内实力较强的一派，以求安宁。分裂局面在全市范围内扩展。到武斗大规模展开以后，两派的分歧实际上已经不再仅仅是对信仰的固守，而是双方对权力的极度渴求。争夺权利成为两派的利益冲突上的根本对立。已经掌握某单位、地域大权的造反派组织首领往往为了一己私利仇视对方，发动挑衅，以求进一步扩张势力。一旦造成人员伤亡，往往引起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频频见诸文革小报的“血海深仇”及引用毛泽东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青天。”作标题的讣告即可见一斑。由于在旷日持久的武斗中双方互有伤亡，仇恨与日俱增，是以局面逐渐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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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可忽略的一点是重庆的地方风俗对市民性及市民心态的影响。一直深受码头文化熏陶的重庆市民自古就禀性耿直，脾气火爆。遇争执时往往不耐细细说理，尤其男子多喜诉诸拳脚。即使在今天，这种彪悍的民风仍然存在。武斗的大规模爆发，参与者最初无疑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绝对拥护和狂热崇拜，认为自己是在坚定不移地捍卫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在派性组织强大的宣传攻势不遗余力的煽动鼓吹下，无不偏执地认为对方是反对毛主席，偏离毛主席路线的。出于誓死捍卫毛泽东的激情，大批受到蛊惑根本无法清晰认识当前形势的人疯狂地投入到这场混乱的武斗中。同时不可否认的事，武斗的大规模爆发，也触动了一些市民内心深处的躁动心态，他们只是渴望宣泄自身的情绪，有的更是抱定了“以血还血”的决心。今天，不少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回想起来都说自己当初处于懵懂状态，只知道跟随革命的大潮流。“那时候只要听到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就恨不得立即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天天都看的报纸上一直都说‘反到底’那些人是反对毛主席的，那时候我们只晓得保卫毛主席，其他的哪里想得到那么多？”[9]实际上，在全市都处于极度的无序和混乱中时，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地被牵扯其中，根本没有平静下来仔细思考的可能。

五血雨腥风的20个月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武斗这个文革时期的特殊产物在重庆这个特殊的城市里愈演愈烈。1967年，两个派性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这次武斗，首次使用了枪弹。开始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1967年8月3日　重庆望江机器厂造反派武斗成员抢劫长江上航行的客货轮船，据不完全统计，至五日，共抢得百货356吨，食品504 吨，生猪2378头以及医药，香烟，罐头等。损失近百万元。导致重庆至上海、武汉的内河客货轮运输中断近40天。 1967年8月5日　重庆两个派性武斗组织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动用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22人，“反到底”一派完全控制清水池后，哄抢建设厂枪库，造成枪支在民间的泛滥。

重庆文革故事

1967年8月8日　国营望江厂造反派武斗组织，用改装炮船3艘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江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同年8月12至13日两派武斗人员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加人员500多人，参与人员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及机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同年8月14日　　嘉陵江大桥武斗，死亡8人。同年8月18至20日　沙坪坝区潘家坪地区武斗，死亡上百人同年8月22日南岸上新街大规模武斗，死亡22人，伤数十人。

同年8月中下旬　两个派性武斗组织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与人员上千，动用了枪炮及坦克，持续一周左右。其中某日一夜打了1万余发高射炮弹，杨家坪地区街道房屋近半数被毁，双方死亡上百人。一派完全控制了杨家坪地区及国营空气压缩机厂。

1967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和坚决要求下，9月上旬，中央文件《九五命令》下达，要求各派上缴枪支，禁止武斗。[10]两派开始上缴枪支，武器，弹药。但是随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推波助澜，加之此次禁令力度不强，还有大量武器散失民间，隐患极大。到1968年4月，本来已经有所平息的武斗之风，再次兴起。

1968年4月7日　　重庆两派武斗组织在国营长安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轻重机枪，大炮等武器。致使全厂停产。

1968年7月9日　两派武斗组织在国营江陵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武器。4个车间遭到破坏，附近住宅被击成千疮百孔。同年7月上旬两派组织在大坪，杨家平地区的国营建设厂，国营空压厂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校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期间使用水陆两用坦克，三七炮，四联高机，野炮等重武器，给上述各单位的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并使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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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的沙坪坝沙溪公园中，有一座全国唯一的文革墓群，其规模之大，埋葬死者人数之多，是属罕见。埋在这个墓群里的大多是“八一五”派在“正规战斗”中死去并得以收敛尸体的人，还有一些是在武斗中死于流弹的冤魂。从墓碑上雕刻可见的名字，超过四百人。青石筑成的墓碑多高达数米，正面雕有“八一五”各组织的标记，反面雕有悼念和缅怀的碑文。虽然风化严重，但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墓碑基座上刻着某组织在某次“战斗”中死难者的名字。大致上每座墓碑都集体埋葬多具尸体，最大的一座墓碑下埋了超过30人。死者的身份包括各行业的工人、学生。还有红小兵和小闯将（小闯将年级不会超过12岁，多在武斗中散发传单）。挖这些大坑和埋葬死者棺木的人，大部分是当了俘虏的“反到底”。从碑文上可以看出，两派彼此的仇恨之深切，“八一五”派给与死难者英雄般的崇高礼遇，称他们为“烈士”，对“反到底”派的仇恨上升到是否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从那些要为死难者报仇的誓言中，可以重现那个年代的激情和残酷。重庆市武斗的持续和蔓延，也给国家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武斗初期的1967年5月，重庆全市工业总产值已经比四月份下降了4.85%,1967年8月的嘉陵机器厂武斗，直接损失达到357万元。1967年第3季度，由于全面内战，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全市工业总产值仅完成2.4亿元，相当于三月份一月的75%。1968年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线武斗升级，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中断，师承粮食、煤炭供应呈极度紧张状况，出现抢购风潮，全市人心惶惶。重庆四大煤矿（天府、南桐、松藻、中梁山）生产急剧下降，由一月份的平均日产6272吨，锐减为4706吨。4月，四大煤矿继续减产，平均日产量降至3451吨。5月，重庆四周专线武斗激烈进行，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依然阻断。计划调入重庆的粮食为4.79亿斤，实际调入2.52亿斤，至月底，全市粮食库存仅8000万斤，其中大米仅够7天供应，大量粮店脱销，整个城市人心惶惶。

1968年上半年，四大煤矿6个月仅产煤755752吨，比去年同期下降50%，从而导致全市用煤极度紧张。由于缺煤，重钢焦炉从3月份起停炉，冶金系统其他用煤的生产几乎全停，火车因缺煤无法启动。民用煤近郊221个供应点，脱销147个，近74个时断时续供应。

重庆文革故事

武斗使得无辜的百姓纷纷逃离“灾区”，四处躲避。武斗两派为泄私愤，大肆枪毙对方俘虏，写下了武斗最为沉重残酷的一幕。给重庆市武斗的亲历者心中造成的恐慌和伤害，至今仍然难以愈合。

六痛下决心，力挽狂澜

　武斗刚刚开始呈现出大规模，全方位蔓延之势就引起了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市革筹）以及重庆警备司令部的高度警惕，6月12日发出的《联合通告》是重庆官方最早的一份制止武斗的文件。此后，由于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原因，武斗开始大规模爆发，9月1日，当周恩来总理听到空压厂武斗期间一夜打了1万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1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中央制止武斗的著名文件《九五命令》下达，强令参与武斗的市民向解放军上缴枪支弹药，9月27日，新重庆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且第2版刊发社论《革命大联合只争朝夕》，文中提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以奔腾澎湃之势，迅速涌现在山城。”号召群众“增强党性、克服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尽快实现。[11]可见，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也没有料到重庆的武斗会演变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毛泽东本人，也对重庆武斗的大规模爆发表示出了急切的关注和焦虑。当日，两大派组织在学习毛泽东指示后，闻风而动，两天之内，统一的革命组织——重庆市财贸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两天之内，由五十多个革命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如：大溪沟发电厂，重钢五厂等大型企业，全市生产一度恢复。1967年10月26日，《新重庆报》再次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毛主席论革命大联合》的毛主席语录，文摘汇编。1968年3月29日,新重庆报在第二版刊登了《重庆在京学习的两派全体同志给重庆两大派的公开信》，号召“两派的革命同志们，坚决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要相互进行派性的攻击，坚决支持和积极协助警备区和驻渝部队为制止武斗所采取的一切有效措施。”直到1968年3月，重庆市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第一次制止武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武斗从1968年4月起再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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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损失都不压于1967年，此时，中央政府终于开始痛下决心，加大力度惩治武斗。1968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指示四川省领导人张国华等立即找重庆造反派头头谈话，向他们严肃指出，抢枪是违反“九五命令”的，直接影响战备和抗美援越任务，要求立即停止抢武器的错误，抢去武器统统交回，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第2天，周恩来总理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问题做出四点强硬指示，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办事。这是中央的意见，是军委的意见。[12]5月2日，重庆警备区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和总理4月份两次指示，严令各造反派武斗组织于5月7日18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予以强制取缔。从六月份起，中央和重庆市制止武斗的力度进一步加大，6月6日，市革委做出了《关于维护革命新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严令解散武斗组织，召回武斗人员，拆除武斗工事。上缴所有武器，否则以窝藏军火罪论处。解放军有权随时搜查。9月23日，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武斗、上缴枪支。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由于武斗造成的巨大影响，全市的百姓怨声载道，一些渐渐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的人们，开始反思武斗的危害。军方强力地介入到制止武斗的行动中，强制收缴枪支弹药。各区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权力不再掌握于造反派手中。两派的头目均受到通缉。此时，规模巨大的武斗已成穷途末路之势。10月15日重庆两大派组织在市人民礼堂集会，宣布从即日起撤消各自总部，解散组织。“八一五”派宣布撤销的组织有：重庆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八一兵团总部、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等。反到底派宣布撤销的组织有：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中学生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军工井冈山司令部、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等。

重庆文革故事

11月，在北京举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中央“八一五”会议，派性头头、打砸抢分子国营望江机器厂的邓长春（系反倒底派）、国营空压机器厂的方文正（系八一五派）等被逮捕。后被撤销一切职务。随后，规模盛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大量青年人开始分散到农村，武斗的声势逐渐消失。到68年底，重庆武斗基本结束。

七　直面历史，重庆市民心态微妙

近年来，一直紧缩大门的沙坪坝文革墓群在清明、春节等时节总会有人设法进入，怀念为在武斗中死去的亲人。其中有一座墓碑上的文字在1995年清明节，被死者后人翻新重刻，上面文字大意是：家父虽死于武斗，虽葬于此地，但其死因确是在某晚夜归途经某武斗现场被暴徒袭击，意外身亡。其用意在于将父亲和文革中参与武斗的人员区分开来。反映出重庆市民对于文革武斗的微妙心态。多数人不愿意再谈起此事，尤其是有过亲身经历的参与者，对于当时的狂热行为今天仍然表示无法理解，只是认为在当时对毛泽东狂热崇拜的大环境下，个人力量太过渺小，实在身不由己。有亲人死于武斗的家庭，许多都对武斗讳莫如深。因为在重庆，武斗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的伤痕。伤疤仍在，不愿意被人轻易地揭起.

武斗中死者的家人，更是无法面对亲人的死亡。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死者在武斗之后找回了尸体，更多的只是和一群人一起，被随意地掩埋起来。那些地点或许家人都不知道。虽然死难者在当时都被自己的组织冠以英雄、烈士的荣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将永远作为一个尴尬、特殊的人群而存在。他们的死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的亲人，将永远在一种难言的心情中怀念这些本应该幸福生活着的人们。

但是无论如何，重庆的武斗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它需要被铭刻，而不是选择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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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在与工作组的斗争中形势不利，请示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前来支援。当天，重庆大学、重庆师院附中、重庆市六中等院校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声援。为纪念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后来，“8•15”成为两大派武斗组织中的一派。　　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8•15”与“工人纠察队”在会场上互相辩论，发展为激烈冲突，双方各有伤员。　　1967年4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先是用高音喇叭对骂，然后相互推搡，动拳头，继而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　　5月23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用钢钎、铁棒、匕首搏斗，接着，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等地均发生武斗，前去制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遭到毒打。　　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武斗一直持续了三天。接着，全市两大派先后派出数千名武斗人员前往支援，终于揭开了重庆市常规武器大战的序幕。　　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　　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　　

重庆文革故事

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一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一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一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一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一直进行到8月20日。

惨绝人寰的67年重庆百日大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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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　　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　　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一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一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3月下旬，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剧烈。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　　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伤亡。　　7月中旬，仍然有武斗事件在陆续发生……。

关于武斗中的残酷场景，大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切肤之痛。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引用了当时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在此，谨摘录部分如下：

　1967年8月，A派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某日一时左右，1000余名B派人员，身穿军装，出动30多辆汽车，开出某某城，向北驶去。凌晨三时，已经行军两天的A派分三部分，用8辆卡车来回输送。部分人步行，向某地进发。6时，接近某镇。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

重庆文革故事

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8月某日晚，C派开了机枪，攻击D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C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尔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伤D派两人。C派又手持机枪一直冲到三楼，将D派 30余人压进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D派宁死不降，一个个从二楼跳下，重伤2人。火越烧越旺，一直烧了三个多小时。次日凌晨，C派用机枪、步枪、六０炮团团围住厂院，用机枪封锁了大楼与食堂之间的所有通道，还打了迫击炮，炸开南边围墙，手持步枪、机枪的80余名C派成员冲进某车间，D派20余人立即用自制手雷将对方击退，但两人身负重伤，一人手被炸断。晨，C派集中火力要攻下大楼，用机枪严密封锁了大楼出口及楼梯，并用六０炮轰击大楼，随后用两大包炸药把大楼炸了个大口子，手提机枪冲上楼梯缺口向楼内猛扫，D派则用手雷还击，当场被打死13人……。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上述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浸满了鲜血和泪水。事实上的武斗场景，比上述文字中所描述的还要残酷得多。而且，依中国之大，武斗上演之频繁，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是不可能全面写出武斗诸多场景的。

武斗场景，活在千百万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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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1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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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1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1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1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15”的名声坐大了。“8·1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沉寂的文革青春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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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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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1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1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1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1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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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1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2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2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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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的忆苦思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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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为了配合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也不知是谁发明了“忆苦思甜”大会作为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配合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向纵深发展。　　一日，又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如期召开——用“又一场”一词，是因为实在太多。发言者中，一老太婆被众人拥上台前，只见老者一脸皱纹，头发花白，听介绍老者三代都为雇农，是旧社会农村中最为贫穷之辈，如此红得发紫（文革时，解放前的成份越底越红）的传人来诉苦，那倒出的苦水可是要催出不知多少阶级压迫的泪花来，台下听众的无产阶级斗志肯定会被提高一大截，这正是主办方的预期目的，大家对老太太的到来自然多了一份期盼。　　　经过前几位的诉苦，台下观者平静，更有甚者打起了瞌睡，主持者希望的感动场面显然没有出现，这时，大会主持使出了杀手锏，他示意把这看似苦大仇深的老太太扶上了讲台。　　老人家上台后就从她爷爷讲起，如何帮人，如何做工。细细听来，也不觉悲惨，出卖劳动力换得生存的基本物品，本是可以理解的呀？台下观者依旧平平静静。这时，老人话锋一转，说道：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就更惨了，地里没有一点收成，一家十几口，老的老，小的小，硬是没得办法。前后饿死了好几个，剩下的也只得到生产队开个证明，出门到外地讨饭吃去了，一路上，到处都在受灾，那讨饭才难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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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此时，台下依稀能见有人抹泪，有人因感动而坐立不安，有人小声议论。觉悟高者，党性原则强者，已经发现了老太发言中的时代错位，想上台制止，又怕引起众怒……这时，台上正在打瞌睡的主持人终于被不再平静的台下杂音吵醒，他也听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鉴于老人家出生正品，不宜为她的“现行行为”一下打成反革命，或立刻宣判为对现实不满份子。（这类急炒急卖的阶级斗争场景文革时太多太多，刚才还是座上客，突然就成阶下囚已经不足为奇了）只得急步上前，以最快的速度挽回不良影响。主持人一边拉下老人，一边说道：老人家，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再讲。　　　事过好久，不见革命小将专政于老太婆，这事不了了之，好险好险,老太的口误算是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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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武斗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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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转载自《昨天》105期，作者庞国义，原题《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史无前例的重庆大武斗》，此是其中的一段，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有删改。

从1966年“5·16通知”下发后至1968年10月之间，重庆武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武斗，典型事件是1966年12月4日，发生在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的万人大武斗，开全国文革大武斗之先河。造反派即八一五派，主要成员代表有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含12所大专院校和数十所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等；保守派则由重庆工人纠察队（即重庆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等“保皇四军”构成。武斗起因是造反派冲击保守派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造成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和用语录牌、标语架拆散的木棍、旗杆的打斗，致数百人受伤。此后，保守派的一些基层组织被造反派砸抄，骨干成员被揪斗、关押、殴打，保守派没有了还手之力，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在上京告状无门之后，屈从于中央上层的政治舆论“触及灵魂”和造反派的“触及皮肉”，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土崩瓦解（尽管有少量残余力量进行过抗争但已无碍大局）。而造反派各组织之间却因对此事件的后期处理方式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埋下了分裂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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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针对造反派联合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迟迟未得到中央认可，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加剧，分裂为两派，一批在夺权斗争中感到失落或不满的群众组织在市文联最早的造反派、著名作家罗广斌影响之下，汇聚在一个反重大八一五“右倾”的联络站，不承认革联会的夺权合法。拥护革联会的多数派得到军队支持，占据了造反派的主流位置，将反对“一月革命伟大成果”、“炮打新生红色政权”革联会的少数派，如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以及支持他们的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红卫兵视为“逆流”、“黑风”、“反革命”，进行打压抄砸，并借中央军委颁发的“八条命令”及“二月镇反”之机，配合专政机关抓捕了要“砸烂”革联会的部分人员。4月份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和《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后，被抓人员释放出狱，反革联会的力量借助中央上层的宣传舆论和首都三司等外地红卫兵的支持迅速恢复壮大，从八一五派中分化出更多的组织和人员要求“砸烂革联会”，形成足以和八一五派抗衡的砸派（7月中旬改名为反到底派）。4月下旬至5、6月份，两派使用木棍、石块、钢钎等原始武器进行相互抄砸和武斗厮杀，5月24日，八一五派石油学校石油兵团邹茂林成为武斗死亡第一人。

6月5日至8日，砸派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与本校的八一五派组织春雷之间发生冷兵器武斗，招致全市两派组织的数千人前来支援参与，形成大规模武斗，双方各有大批人员负伤，前来制止武斗的部队300余人挨打，36人受伤。6月下旬，重庆警备司令部乘船开赴国营望江机器厂制止武斗的军人被控制码头的砸派武斗人员阻止上岸，困在江畔达六天六夜。在此阶段，两派群众组织主办的文革小报上，开始刊出武斗人员（包括非武斗人员）伤亡情况和为死者召开追悼大会的报道，并纷纷指责是对方首先挑起武斗，这种冷兵器武斗，大致经历了三个月时间。

第三个阶段，武斗一步步升级后，形成历时一年多热兵器战争。7月1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该厂生产自动、半自动步枪）发生武斗，砸派占领全厂生产区。7月7日，嘉陵江南桥头两派发生的武斗中，防守二轻局大楼的砸派二轻兵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围攻该大楼的八一五派成员二人，被称为“七七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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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8日，北碚两派在红岩机器厂发生武斗，砸派“猛虎团”等在进攻中使用小口径步枪、雷管等武器，打死八一五派成员10人（红岩机器厂8人、西农学生1人、重纺五厂1人）、轻重伤96人，抓走154人。7月20日，国营长江电工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反到底派死3人，轻重伤100多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7月25日，八一五派使用轻重机枪、步枪、小口径步枪及木棍、钢钎攻下使用小口径步枪防守的反到底派（此时砸派已改称为反到底派）重要据点市工业学校，双方死亡10人（其中反到底派工业学校4人，二中、幼师、二十八中各1人共计7人，八一五派重大2人、江陵厂1人共计3人），轻重伤无数，反到底派被俘虏200多人。7月26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开会决定，将其所控制的国营建设机床厂成品库打开，把该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和少量自动步枪发放给市内各反到底派组织，武装该派武斗队伍。八一五派则陆续公开抢劫各地方的武装部的武器，用来装备武斗队伍（后来两派发展到抢劫野战军部队、军火仓库和军火列车）。继之双方便摆开架势，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热兵器战争。

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8月，有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战斗，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1999年编撰的《重庆公安大事记》记载：“省革委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化大革命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这个记载在2003年公开出版的《重庆公安志》中被删除）。该记载把摧营拔寨、攻垒陷阵、烧房毁楼、伤亡累累，导致全市交通中断、长江断航、粮煤缺供、平民百姓大批逃亡避难的大规模武斗案例称之为“武斗杀人事件”，显然是中国特色的轻描淡写，相信连编撰者自己对这个定义也不会信服。

由于这些大规模武斗大多发生在1967年8月，因此黎民百姓及业余文史研究者把8月份的武斗称为“八月战争”，这之后的武斗则是这场战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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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亡命从重庆两派当时传单、小报、标语、大字报所提出的一些口号上即可了解当时投身武斗的人们那种亡命的程度：“提着脑袋也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头断西南，血洒四川，不打倒刘邓心不甘！”“血里梅花开不败，老子敢上断头台！”…… 因八一五派有标语提出“要来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5月28日，砸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发表《遗书》，以大量模仿中共多年来“革命传统教育”中反复宣传的那些先烈的豪言壮语，表示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这份特殊的《遗书》中写道：“‘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从我们跟着毛主席造反的第一天起，我们的脑袋就交出来了。我们把他交给了毛主席，交给了辉煌壮丽的革命事业，我们早就是提着脑袋跟毛主席干革命！……我们，只有一个信念：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把我们的忠骸埋在红岩的青松旁。我们只有一句遗言：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战士绝不给毛主席丢脸！” 当时重庆两大派武斗中，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下属有一些普通中学和中专学校学生组成的武斗组织冲杀在第一线，伤亡惨重。九一纵队的重要成员电力学校东方红创作了一首《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战歌》：炮声隆，枪声激，风烟滚滚卷战旗。啊，“九一”战士浴血奋战，所向披靡全无敌！烈士血，染红旗，流血牺牲志不移。 “九一”战士心向党，誓死保卫毛主席！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勇敢前进！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前进！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九一纵队”誓与牛鬼蛇神狐群狗党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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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反到底派厮杀的八一五派中学生组织里，有名的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无产者战斗队也有自己的战歌，作者是其主要负责人胡明富（西师附中高二年级学生），他在1967年8月4日率队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845厂（炸药雷管厂）时中弹身亡。他在武斗中对下属有一个规定：谁也不许冲在他的前面，只能跟在他身后。那次武斗中，他和“无产者”的好几个头头都当场阵亡。他创作的《无产者战歌》歌词为：

我属无产，名为钢铁。组织如钢，纪律似铁。一举一动，从不乱越。对己对彼，都要严格。革命途中，不停不歇。革命后代，誓作钢铁！

在武斗初期就开始流传着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段语录极大地鼓舞了武斗参与者们的亡命精神。当时重庆反到底派就在市中心最繁华的解放碑闹市区交电公司楼上设立了一个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广播时都要反复诵读这段林彪语录并高呼“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为红十条而战，完蛋就完蛋！……”八一五派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1967年8月11至13日对该广播站发起进攻，因楼下铁栅门紧闭，难以攻入，八一五派先后派出两个自告奋勇的敢死队员抱炸药包前去爆破铁栅门，都在接近楼下后被击毙（其中一个中学生后来安葬在沙坪公园墓地）。最后，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下令调集了几支信号枪，从街对面的东方红电影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向四楼一底的交电大楼顶楼窗内齐射，信号枪弹引燃了楼里的易燃物，致使整幢大楼及周边的针纺公司、化工公司及数十家民房燃成一片火海……

重庆大学两派在武斗中死亡27位学生（这在全国高校中可能是武斗死亡的最高纪录），大多是在战场厮杀中身亡，个别是在被俘后遇害，还有的是因意外事故遇难。举两个例子即可见当年这些大学生是如何“视死如归”的：

重庆武斗的两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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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五战斗团成员李盛品，奉派去辅导中学生使用重大的自制手榴弹。在进行投弹演示时，因质量问题，拉掉引信后的引爆时间太短，他不幸被炸身亡。在他生前写好还没来得及寄出的给女友的信中，他把自己所从事的武斗活动看成是非常正义的，他写道：“阶级敌人随时在梦想变天，我们怎能睡大觉？……现在的问题是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夭折的问题。”“我若有什么不幸，希不要把消息告诉家里人，如果我妈知道了我遇不幸，她肯定也不会再活下去了。你若有空，希望到我家去玩，以免除家里人的怀疑。他们若问到我，你可编些话来回答，注意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要先想好。你得消息后，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我只希你不要伤心过度就行了，不要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开些，我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他老人家，我想，你只要想到这一点，可能心里就会开朗些。” 另一位重大学生辜习荣，是与八一五派敌对的反到底派井冈山公社成员。井冈山公社在重大是极少数，武斗时流落在外，辜习荣与十几个同学住在反到底派占优势的嘉陵机器厂（生产子弹的军工厂）。8月13日，八一五派调集多路人马，以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吴庆举任前线总指挥，向嘉陵厂发起总攻。嘉陵厂的反到底派难以固守，被迫从厂后山下抢渡嘉陵江撤往反到底派控制的江北区。重大井冈山公社成员都跟着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成员及家属一起撤退了，只有辜习荣留了下来。军工嘉陵兵团的杨维富是个退伍的前解放军部队“五好战士”，他正要到厂后的制高点挂榜山上去掩护大家撤退，辜习荣对他说：“你是工人，还要为国家创造财富，你赶快撤，我来掩护。”

杨维富不听他的，认为自己是退伍军人，应该由自己来打掩护，坚持要上山去，辜习荣见劝说无效，便用枪指着他，逼他撤走，杨维富相信他不会开枪，继续往山上走，辜习荣情急中掉转枪口指着自己的头说：“你不走我就打死自己！”杨维富见他态度如此强硬，只好转身撤走了。辜习荣独自在挂榜山上以一挺“127”高射机枪（发射12.7毫米口径子弹）和几支半自动步枪掩护大家撤退。最后在进攻者密集的火力中受伤，被包围上来的八一五派三十二中“四野”（因慕战争年代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起的名）的学生乱枪齐发，身中七弹身亡。多年后杨维富只要一讲起此事就说：“辜习荣是替我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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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忍在武斗中，两派最残忍的行为就是杀俘。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工作组在1971年6月5日《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22起，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作案凶手878人，已拘捕239人。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因为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经查到姓名、死亡时间或虽无姓名却有准确死亡原因的武斗死者只有1300多人，而仅仅因“杀俘”而死就有这样大的数字，可见当时武斗参与者的疯狂、残忍程度。当时杀俘是两派都有的情况。 1967年7月底8月初，北碚几十个反到底派人员乘车到杨家坪（据说是前往建设厂领取枪支）途中被八一五派拦截，车上的一个煤矿工人（被认定是反到底派北碚武斗组织猛虎团成员）和一个女大学生王兰英（西南农学院土化系学生，反到底派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后勤负责人，后来曾任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碚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抓到八一五派杨家坪地区指挥部（设于重庆市卫生学校）关押。8月4日，八一五派因争夺建设厂制高点清水池失利，从杨家坪撤退时，该地区指挥部关押的俘虏被抓出来枪毙，先杀的是一个被认定为“探子”的小学生（以“释放”为名待其走出一段距离后乱枪齐射将其打死，小孩边跑边喊“叔叔不要开枪……”），随后枪杀了王兰英和那个煤矿工人，王兰英中弹后侥幸未死，后被农民发现救活，逃到成都向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当面控告，此事轰动一时。

1967年8月18日，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发起总攻。为配合这场武斗，八一五派另一路人马向九龙坡区黄桷坪王家大山进攻，那里有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的两支劲旅——电力学校东方红和电力技工学校井冈山。电校与电技校两校背靠王家大山。八一五派于拂晓突袭攻占了王家大山制高点，消灭了在山上驻防的五个反到底派人员，其中包括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负责人、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和电技校井冈山作战部长徐其祥——据后来打扫战场时检查遗体和遗物情况分析，他们是在子弹打完后被包围上来的八一五派枪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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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激发了反到底派此后报复性的两起杀俘事件：军工井冈山负责人、“舰队”司令邓长春在“反到底一号”舰艇上为李鲁沂召开追悼会时，下令枪毙了两个八一五派俘虏（其实其中一人只是被怀疑为八一五派探子）；反到底派黄桷坪地区指挥部则为给王家大山死难“战友”复仇，在九龙坡江边趸船上由电技校和电校学生执刑，用太平斧斧背砸头的残忍方式杀害了四个八一五派俘虏（其中女俘1人）……

当八一五派攻占王家大山那天清晨，反到底派立即组织人马反攻。两派激战中死数十人。重大八一五“301部队”参战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在这次战斗中死亡10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其中的段亚伟在王家大山激战中本来未死，但在被俘时拒绝举手投降，还倔强地说了一句：“八一五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被激怒的反到底派成员当即开枪将他打死。

8月24日，生产坦克、装甲车的军工企业空压厂八一五派败退前夕，将几个关押的反到底俘虏抓出枪杀，其中有一对夫妻，丈夫邓荣是厂供应科260工地指导员，妻子刘素芳是厂家属会指导员，两人本来在中梁山老家躲避武斗，8月18日上街为小孩买鞋子时被八一五派抓回空压厂关押。这天早晨被抓出枪杀时，邓荣恳求说：刘素芳已有身孕5个月，希望不要杀她，让她把孩子生下来。但遭到冷酷的拒绝……

武斗中的残忍表现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打活靶”——以活人（并未参战的无辜者）为靶子练枪法或“过枪瘾”。

在重庆沙坪公园的武斗死者墓园里，就有因遭“打活靶”而无辜丧命的死者。

安葬于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群葬墓中的张光耀，是八一五派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负责人，一个优秀的高中三年级学生（要不是文革，他已经坐在大学课堂里了）。1967年8月3日，两派在二十九中校内爆发枪战，有外校来支援的八一五派学生被打死在操场上，外校女生找到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团部哭诉，要求去把烈日暴晒下的同学尸体抢回来，张光耀独自去了，在场同学说他“甩起两只手就去了，活像到操场去捡个篮球回来一样”，但他一出现在操场上就被对方枪手当成了“活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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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于建设机床厂八一兵团一座群葬墓中的45车间工人何心贵，是1967年8月1日去车间代同事领工资路经袁家岗时，被反到底派人员从三十五中方向射来的子弹“打活靶”打死的。沙坪公园文革墓园内另一座单人墓“黄培英母亲大人之墓”，安葬的黄培英是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职工，因住地黄桷坪成为两派武斗热点，为逃避武斗威胁，1967年8月24日黄培英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逃往八一五派控制区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所在地）投奔亲戚，途中在毛线沟（再过一道山脊就是大渡口了）突遭八一五派枪手开枪“打活靶”，黄培英不幸中弹身亡。两个孩子吓得趴在农民菜地里，大孩子席庆生拼命挥舞白衬衫高喊：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对方却冷血地继续开枪，他这才知道对方是在“打活靶”，只好躲藏于菜地里不敢起身。等两个孩子好不容易逃离险境到达大渡口找到父亲时，他们的父亲（新华书店发行所八一五派负责人）正带领几个准备上战场的武斗队员在理发店剃光头…… 有一个当时在八一五派杨家坪“捍卫红色政权广播站”担任保卫工作的中学生，武斗间隙中看了一本有关射击知识的小册子，想要实践一下在射击移动目标时怎样“取提前量”，这时正看到远处一个农民挑着水桶走出农舍，便不假思索地以此为目标试取提前量开枪，当那农民应声扔掉水桶倒下（或是吓得趴下）时，他才被自己行为的后果吓得愣了好半天。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揭发出来，反复交代、请罪，虽未坐牢，仍然被罚在学校监督劳动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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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扶风县一带流传着一个法门寺住持自焚护寺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位住持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法门寺地宫，保存了佛指舍利。那里的人们说，这位住持稍有迟疑，法门寺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种面目，更不会有今日之“一月映三江”，“世界第九大奇迹”也将化为乌有。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位主持又是如何保卫了佛指灵骨？　　自焚护寺可歌可泣　　记者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来到位于法门寺北的南阳村，寻觅着历史的足音。村里一位叫杨希哲的老人讲起这件事情时已是如诉如泣。此时，记者已再没有理由打问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了，在这里，连小儿童们都知道这位自焚的住持叫良卿。　　老人的回忆把我们带到了“文革”中。那是一九六六年夏收后的一天，几辆军绿色的解放大卡车载着一批学生娃娃，脸上都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杀气和滑稽的庄重，冲入法门寺“破四旧”，毁殿堂，烧佛经，砸佛像，揪僧人。口号声、歌声传遍了那片清净之地。小将们发难了，他们在村子里找来锹、箩筐，开始挖塔基，掘地三尺。　　这可急坏了住持良卿法师，他心中明白塔基下埋着什么。　　红卫兵轮流挖土，一个很深的土坑挖了出来，积土跟山一样高。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前殿着火了！”挖坑的小将们便丢下手中的工具奔去看“热闹”。　　浓烟滚滚，烈火中竟端坐着主持良卿法师。他身披的绦红色袈裟在燃烧着，火舌无情地舔着他衰老的躯体，但火中的良卿不挣扎，也无痛苦，合掌安坐，平静地让自己化为灰烬。　　这血腥的烈火震慑了小将们的心灵。谁还有心情、有胆量继续去挖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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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指重现好运来临

这是法门寺历史上重要的日子，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

此后，法门寺成了“扶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临时总指挥部”，并沦为武斗的战场。寺院里的僧人都逃得不知去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红卫兵不再挖掘塔基了，留有糖纸、花生皮的深坑已被人悄悄填平。听说，在一九八七年挖掘地宫的现场发现的糖纸、花生皮和地宫相距不到一尺。

老人意味深长地说：“法门寺的命运从来都是系于国运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老人们也在讲述着关于法门寺的『法难』，他们说，法门寺遭难的时候都是国家遭难的时候。听老人讲，法师自焚殉教的还有唐代的惠恭、金代的法爽。因为他们和良卿，佛指今天才有可能重现。人们都说，法门寺出土佛指的时候，法门寺的厄运就到头了，这预示着人们的好日子来临了，对吗？我眼瞅着就看着了好光景一天比一天好！”（来源：香港大公报）

烈火涅槃舍利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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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一个荒谬的年代发生的悲剧。

重庆武斗分为两派，一派叫八一五。

八一五派，是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

1966年6月，重庆大学的校长书记郑思群被四清工作组给打倒了。

郑思群是个好人。他爱护学生，从不打骂学生，甚至还把学生掉在食堂的饭捡起来吃。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重庆大学的学生饿的水肿。郑思群看了心急如焚。他找到重庆市长任白戈，硬是讨了一群黄豆给学生充饥。

对于上不起学的穷学生，郑思群会给他们发奖学金。看到穷学生连买鞋的钱都没有，他给光脚上学的学生送鞋子穿。

郑思群在重庆大学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真心爱戴。

但在文革初期，他被扣上了苏联间谍，里通国外的大帽子。仅仅因为他曾给苏联专家送过重庆的风景照片作为礼物。

郑思群被控制后，遭到了侮辱，逼供，殴打。不允许别人给他送饭。被逼着光着脚板，走在重庆1966年7月火热的水泥路上。

在受到羞辱和诬告后，郑思群动了自杀的念头。

他曾经对妻子发牢骚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立过战功的人，要批就批，要整就整，自己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重庆文革故事

于是在1966年8月2日晚上，郑思群要了根香烟，然后用藏在毛选里的半片剃须刀，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自杀了。郑思群的死，激怒了重庆大学的师生，让他们和四清工作组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于是在1966年8月15日，三千名重大师生和重庆师范专科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八一五派。另一派叫反到底。是从八一五派中分裂出来的。反到底的成员，大都很年轻，许多还是重庆的中学生，却参与到了一场荒诞的闹剧之中。重庆反到底造反派，得到了武汉测绘学院的支持。还有西南师范学院造反派的支持。那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又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

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产生了分化，“8·1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

总而言之，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权力。当时重庆市长任白戈已经被打倒了，整座城市群龙无首。

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联会”的“砸派”，俗称“反吊起”。

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最后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一开始，双方用的是拳头和冷兵器。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发展到最后动了拳头、互相砸宣传车和广播器材。

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

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在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重庆文革武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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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武斗的双方就开始用热兵器了。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打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

这一仗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重庆武斗全面升级。

从小口径步枪，到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甚至还动用了坦克，高射炮，军舰。

从巷战到野战，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死人越来越多。山城重庆，变成了战场，血肉横飞，宛若人间地狱。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设机床厂厂区劳动一村的人们，发现对面民主村屹立在山巅上的两幢苏式红砖楼，被突然出现的“反到底派”围攻。

早上8点左右，“反到底派”来了很多人。他们手持钢钎、大刀、燃烧瓶，身穿劳保服，头戴藤帽，围着红砖楼进攻，不断地向这两幢红楼投掷燃烧瓶。红砖楼于夜间被“八一五派”占领，这是建设厂“反到底派”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觉得必须夺回来。

数百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轮番进攻，不断地向红砖楼投掷汽油弹。双方展开攻防拉锯战，伤亡惨重。

“反到底派”一直攻到上午10点左右，于深夜将两幢红砖楼居民赶走并占领红砖楼的空压厂。

“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跟“八一五派”的人一样，大都是中学生和工人，建设厂以青年工人为主的“反到底派”组织——“红大刀”，驰名中外，其成员大都是身强力壮、狂热冲动的棒小伙，在钢管焊上本厂生产的三棱刺刀，人手一柄，长约丈许。他们找来梯子往红楼上攀登。

驻守大本营的“八一五派”看见建设厂方向昨夜拿下的堡垒冒起了滚滚浓烟，开始派出增援队伍。“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是工人组织，空压厂是制造两栖坦克的工厂，这些造坦克的工人从空压厂自已命名的所谓“八一大楼”内冲出来，手提砍刀、钢钎，一路喊着杀声，狂叫着朝建设厂家属区的民主村红砖楼冲将而来。

重庆文革故事

这时，建设厂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叫王林仲的建设厂工人，有人对冲过来的“八一兵团”的武斗人员悄悄说，这个人是“反到底”的。说时迟那时快，三个人冲过来用钢钎捅王林仲的腰杆，王用手去遮挡，手当即被刺穿，血流遍地。这些人又赶着去解救红砖楼的战友去了。

在“八一兵团”的猛攻下，“反到底派”迅速撤退，兵败如山倒。上午11时左右，一个“八一五派”的武斗人员看见一个“反到底派”的红卫兵退在后面，就提着钢钎从红砖楼边冲过来。这时在山下围观的建设厂职工家属都发出惊骇声，那里有一个长年堆积如山的垃圾山，大约有一幢楼那么高。“反到底派”的那个红卫兵硬是扔了钢钎从垃圾山跳将下去，追赶的人如同投掷标枪一样，奋力将手中的钢钎朝那个“反到底”掷去！中午12点左右，重庆三十五中高中一个叫宋正言的红卫兵撤到其中一幢红砖楼的背后，恰好被包抄过来的空压厂“八一兵团”截住。住在建设厂劳动村的数千人都在山崖下看见，此时两个身穿藏青色工作服的“八一兵团”武斗人员，用钢钎狠刺已经倒地的红卫兵。两条钢钎刺进去再扯出来，扯出来再刺进去。事后发现，宋正言倒地的地方是一个鸡笼，人血溅到鸡笼的木栅上，厚厚一层。战斗结束，双方撤离，这算是一次战役，以“反到底派”的暂时失败告终。身受重伤的宋正言被“反到底派”的人用凉椅抬下来，他身上护体的一层薄钢板被刺穿，藏青色工服被鲜血浸透。宋正言一共被刺透25刀，于当日午后1点左右死去。

宋正言的死让占领建设厂地区的“反到底派”愤怒了，他们回到大本营，立即在重庆两杨公路上拉起了一条钢索，这条钢索上全是钢钉。交通中断了，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1967年7月29日，传来重庆工业校发生了枪击事件。武斗立即开始升级，很快发展到动枪动炮，机枪、坦克、军舰不在话下。

建设厂是军工企业，主要以生产枪炮为主。枪战发生后极大地刺激了“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建设兵团”，立即发枪！没多久，重庆各地的“反到底派”前来筑巢，人人摩拳擦掌，发誓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斗双方都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激愤地要消灭对方，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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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红大刀”在建设厂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发枪仪式，“反到底派”发誓一定要为宋正言烈士报仇！数百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举向空中，拉开了枪机，一箱箱的子弹用刺刀撬开，分发下去。

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八一兵团”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建设厂生产的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

八一五派”占踞的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八一五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史称重庆的“八月战争”。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具，在“反到底派”的追击中，被打死的腐烂在水田里的还不在其中，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就埋在沙坪公园的“八一五”公墓里。

8月5日，“八一五派”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

“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

“八一派“进攻的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的学生，他们手持各种火药枪、“汉阳造”，朝清水池高地冲锋，均被“反到底派”各种轻重武器打死，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8月的天气，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经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150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却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死者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重庆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

不但陆地上发生了战斗，武斗双方还在长江上打了个不亦乐乎。

8月8日，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

重庆文革故事

这一次水战，八一五派遭到重创。八一五的船长江207想要突袭反到底的望江101，结果反被后者打得着火了。

一些船员想要跳江逃生。结果反到底的望江101停船，用机枪扫射落水者。见一个打一个，想要赶尽杀绝。

等到战后有人登上了长江207，发现船上的人都死完了，船员有的被打的脑浆迸裂，有的连肠子都流出来了。

这就是文革中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

同日，空压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8月13日，两派在重庆解放碑展开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

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

重庆三十五中初三学生于某，即在1967年7月25日被“八一兵团”追杀的那个“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在其后不久的8月19日，进攻潘家坪五台山重庆雾都宾馆的夜晚，即被乱刀捅死。

于某身高1.75米左右，手提一支冲锋枪，腰插一支手枪，一个人身上背着一个班12个人的干粮，于当日一个人独自摸索上五台山，因口令不对被“八一五派”活捉，最后被用刀捅死后，尸体扔下山崖。

紧跟着，“反到底派”连夜用数台14.5毫米4条枪管的高射机枪轮番攻击，他们占领宾馆后发现于某血已硬凝，抬下山来，为其举行了安葬仪式，给他穿上抢来的军装，手握两颗子弹，十数人鸣枪为于某送行。

“反到底派”占领五台山雾都宾馆后的一个中午，一个“八一五派”“机校兵团”的人身穿工作服，携56式冲锋枪一个人闯了进来，看见“反到底派”的人员正在吃饭，刚要转身，被其校友发现。只听见一阵乱枪扫射，此人当即倒在血泊中，胸如蜂窝，血喷涌而出。

武斗死难者中除了于某这样的战斗人员，也有无辜的平民。

比如重庆市民席庆生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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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沙坪坝一带是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死者的墓碑，掩埋了404人的尸体，死难者中最小的年仅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就包括席庆生的母亲。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能埋葬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席庆生的父亲属于八一五派，她是八一五的家属。

席庆生的父亲本来是汽车司机。他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八一五派在新华书店的一个小头目，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

而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席庆生，则参加了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母亲居间中立，哪一派也不参加，既要在乱世中照顾丈夫，也要保护孩子。

重庆武斗开始后，席庆生想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战斗，去战场上做战斗英雄。但父亲却极力反对未成年的儿子参加武斗，认为这不是小孩子应该参与的。母亲黄培英则跑到学校，把席庆生拉回了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守着儿子，不允许他离开自己一步。

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煮粥的时候，想偷偷溜出去参战。

但还没跑出去，就被母亲发现。为了拦住儿子，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滚烫的菜粥，脚也被烫伤了。

但黄培英还是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追上去，死死抓住了席庆生的皮带。她流着眼泪瘫坐在地上，终于阻挠了儿子去参加武斗。

在母亲不幸去世后，席庆生每次回忆到这一幕，都不禁泪流满面。

如前文所述，1967年7月中下旬，重庆武斗开始。

“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席庆生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重庆文革故事

1967年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

“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

“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庆大学“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在这天晚上，席庆生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妻子黄培英，叫妻子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一起加入了逃难的人群。

离开家的时候，时年三十八岁的黄培英带走了户口本和全家最宝贵的财产，两只老母鸡。

为了躲避战火，她还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色衬衣，以此表明自己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份。希望交战的双方能高抬贵手，不向他们开枪。

当母子三人快要走到目的地重庆钢铁厂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地一声惨叫，席庆生扭头一看，母亲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他扑到母亲身上，拉开母亲的手，这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席庆生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毫无知觉的母亲。

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黄培英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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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之后，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席庆生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扑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停歇下来以后，席庆生又跑过去，他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席庆生扑在黄培英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心中不忍想让席庆生避难。

　这喊声将席庆生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在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被枪声吓得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

席庆生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子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全部要剃成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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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父亲，席庆生才痛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

席庆生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

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席庆生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对他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席庆生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黄培英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们押来四个反到底派的“俘虏”，命令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从此长眠在这里。但这还没完，之后的一幕更令席庆生震撼，让他一夜之间长大。

　　俘虏中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了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

他得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一头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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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事后他回忆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

后来，席庆生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苏某。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苏某当时并没有因为枪击平民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之后席庆生在1969年武斗结束后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后，回到重庆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娶妻生子。

文革结束后，杀害席庆生母亲黄培英的苏某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不久就释放了。

席庆生对此很不满，觉得判决不公，想要自己复仇。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在得知苏某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

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

为此，席庆生先后三次化妆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

为了不连累妻子，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席庆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和弟弟开车驶进重庆钢铁公司医院，准时于11点半到达病房楼三楼，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推开了苏某所住的病房门，然后他呆立在那里。

病房内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更没有他寻找了整整11年的杀母仇人，病床是空的！那一刹那，席庆生紧紧攥住的拳头已经捏出了汗，他的心发出阵阵的抽搐，几乎窒息。他脑海中预演了无数次的复仇画面，此刻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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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沮丧的席庆生只能选择离开。

那次精心准备的复仇行动，为什么会失败，席庆生一直找不到答案。他怀疑是父亲报告了公安局，通知凶手躲开了。

因为行动前一天，他曾回父亲家，跪在地上向父亲告别，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明天我要去搞死那个姓苏的！”他怀疑父亲用某种方法制止了他的行动，但父亲至今仍对此保持沉默。而那个苏某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了下落。

讲完这个故事，席庆生向记者表示，如果现在自己遇到杀母仇人，不会杀人，但一定会扇他几个耳光。

1967年，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武斗的双方十分残酷，甚至互相枪毙对方的俘虏。

在八月战争中，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连郊区的农民也遭了殃。

文革”前，区蔬菜公司与生产队签订了合同，每年要队里生产各类时令瓜果蔬菜1万斤，分别送到邻近的河运校、党校、515厂等企事业单位，保证这些单位食堂的蔬菜供应。

在武斗刚开始的时候，反到底和八一五派在公路上用钢钎大刀往来厮杀，重庆郊区的菜农给单位送菜时只得赶紧避让，有时一避让就要耽误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把菜担到单位食堂，这些单位却停课的停课，停产的停产，单位里的人为躲避武斗也跑光了，找不到人过秤开票。菜农怕把菜蔬倒在食堂以后单位不认账，只好又将菜担回来喂猪。

之后武斗双方动用了热兵器，枪炮不长眼睛，子弹到处乱飞。

一天，重庆的农民在田里挥动镰刀收割庄稼。突然一串子弹落在田地里，溅起朵朵水花。吓的社员们齐刷刷扑倒在水田里躲避子弹。

炮弹落下，树木被拦腰打断，高压线也掉在了地上，电灯也不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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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农民的安全，生产队不再安排集体出工，连菜也不给单位送了。

但农民还是要买火柴油烟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只能趁反到底和八一五两派武斗间歇的时候去买。购买者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健步如飞。但还是不免被两派误伤。

一个大热天里，社员张树清上街去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被不知哪一派的冷枪击中了头部，倒在田坎边，被人发现的时候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还有人是在送饭的时候被打死的，重庆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在给守清水池的八一五派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1967年9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所谓九五命令下达后，重庆的武斗中止了一段时间。

八一五和反到底被下令缴枪，但双方都没有执行。

之后战端再开。

1968年双方再次爆发大规模武斗，这一次“八一五派”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先步步为营，占领“反到底派”的据点，然后在“反到底派”的边缘地带修筑工事，迫使其后退，到武斗打起来时，“反到底派”已无还手之力。

1968年6月29日开始，反到底和八一五激战三天三夜。

当时重庆武斗已经打了一年多，双方都死伤惨重，不免产生了厌战情绪。但还是打了起来。

到这个时候，反到底已经露出了颓势。在一次战斗中，七十名战斗员被当场打死四人。还有被俘虏的七人也被八一五给枪毙了。

只有一个建设厂的子弟，自己参加了反到底，父亲参加了八一五，被八一五派俘虏后因父亲说情而幸免遇难。

重庆文革故事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大多数俘虏被俘后无人说情，就被枪毙了。除了枪毙俘虏，还要枪毙叛徒。重庆文革墓园里有两座无字碑，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八一五派的同志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最终成了无字碑。

这次冲突后十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得千疮百孔。

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

1968年7月30日，在生产半自动步枪的一个特大型军工企业里，发生了文革中重庆一次激烈的武斗。其场地主要集中在4幢职工宿舍，有两幢被“八一五派”占领，“反到底派”据守在另两幢单人宿舍里，其中一幢被称为的“三八宿舍”。

双方都在黑夜到来时，从窗台上伸出半自动步枪朝对方开冷枪。

重庆建设厂中“八一五派”的一个红卫兵当即被击中脑袋，脑浆迸裂。

此人就埋葬在“八一五”公墓。姓刘，年约17岁，后被“八一五派”追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英勇战士”。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谁也保卫不了谁。

小刘的父亲，一个从湖北汉阳到重庆的老工人操着浓重的汉阳腔说：“个巴马，有qiu用！”刘老汉活至1999年6月，无疾而终，享年95岁。

战斗进行到次日凌晨，“反到底派”的火力完全被“八一五派”压制，陆续从几幢楼房撤出，这些人携带大量轻重武器撤退。枪炮声一直持续至天亮。

此战过后，八一五彻底控制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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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之前反到底也枪毙了八一五的俘虏，为了害怕对方会大规模报复。反到底成员及其家属数十万人分批逃离重庆。成渝铁路沿线大批的“反到底派”成员携家带口前往重庆火车南站集中。在这里，一个“反到底派”红卫兵手提一支20响盒子炮在现场指挥，火车头上架起了两挺重机枪。火车行驶到重庆大渡口火车站，被部队拦下，双方发生小规模流血冲突。“反到底派”在此四散而去，大部分人都拦下火车去了成都搬救兵，想借兵打回重庆。

因为当时成都被四川大学的八二六造反派控制，他们和重庆的反到底派交好。就给了点支持。于是从重庆逃到成都的两千名红卫兵，拦截火车到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

幸好驻军严词拒绝，避免了更多的生命财产遭殃。

尾声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重庆武斗就此结束。

两个月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重庆武斗的幸存者，包括席庆生本人，大部分都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而八一五和反到底的头目，多被判了刑。

有的人，一辈子都因此做噩梦。

在1967年7月25日的战斗中被“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刺伤的王师傅，至今还躺在床上，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刀光剑影的派性厮杀中。有朋友去看他，拉着他被钢钎刺穿伤残了的手，王师傅会情不自禁地问道：“‘反到底’打回来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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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答说早打回来了，年近八旬的王师傅马上会露出会心的笑容，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大喊一声：“拿酒来，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他还能从1967年坚持到现在，也就是40多年后21世纪的今天，全凭的就是“反到底”打回来的信念。王师傅的神志是清醒的，妻子问他：“你知道你的退休工资涨了好多？”王师傅先伸出一个指头，然后再伸出3个指头：“137块7！”

而在1967年7月25日争夺建设厂红砖楼的厮杀中，用钢钎刺死重庆三十五中学生宋正言的一名“八一五派”空压厂“八一兵团”武斗成员，因长时间被血腥的梦境所困扰，很多年一直内疚不已，于2002年3月18日患肝硬化而亡。

对于重庆文革时发生的荒唐而血腥的武斗，许多参与者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毕竟他们也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起来闹革命的。主观上并不是想做坏事。而是为一个崇高的目的献身。

正如红卫兵墓园上许多红卫兵刻得那首诗歌一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愿那个荒唐的年代永远不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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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5日凌晨，八一五派组织人马，对七公里的交院进行夜袭。交院是沟通建设厂和望江厂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打起来后，交院不知对方底细，向黄山紧急求援。那时，邓长春在黄山成立了“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将邮电学院的通讯器材抢出来，在交院、黄山、望江厂之间建立起无线电台。听见呼救，邓长春立即带领九一纵队红二连下山支援。那时。反到底派依然还没有控制住四公里，怕八一五派在那里设下埋伏，邓长春只好带着九一纵队红二连走我们去“提”枪时走的那条山路，从六公里上面的山上绕下去，结果又闯进了军库禁地。那军库属于总后勤部管，那军人的观点偏向于反到底派，竟然没有阻拦这些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反而将他们引出禁地。九一纵队红二连赶到交院的时候，战斗早已停止。交院反到底派九一五战斗团在武斗中比其他大学生能打，驻交院的其他反到底派人又多，加上枪好，虽然也死了两三个人，但八一五派不仅没占到便宜，反而丢下了十几具尸体。但是，九一纵队红二连姗姗来迟，却使交院反到底派很不高兴，害怕下次八一五派来进攻时吃亏。于是，邓长春立即决定攻打并占领四公里，以保证交通线畅通。当天下午，“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的队伍几乎是倾巢出动，集中于黄沙坎。不知与交院的联系为何中断了，几百人一直呆在山沟里不能出动。四公里的八一五派受到攻击，立即召来长江厂八一兵团支援。两边都有三七高炮，于是便对射。八一兵团的炮手厉害得多，只打了几炮，便通过修正瞄准目标，将炮弹打到反到底派炮兵阵地后面的悬崖上来了。那石头飞溅下来，正好打在黄山炮兵排那门三七高炮的二炮手头上。三七高炮二炮手是负责击发的，名叫张德裕。由于头上没有钢盔，也没戴藤帽，那样大一块石头打在头上，当场就把张德裕打死。

重庆文革故事

张德裕的妻子很漂亮，那时才生孩子不久，后来开追悼会的时候，那妻子哭得死去活来，让我也感到伤心了。张德裕死后，那妻子又嫁给柴油机厂反到底派一个叫周从军的头头。周从军把那孩子当作自己亲生的来抚养，至今在柴油机厂那些老工人中还传为佳话。当时，我们黄山红二连的人正呆在炮兵阵地附近不远处，听说炮兵死了人，又是张德裕，我和柴油机厂的那些人都要赶过去看，却被邓长春拦住。那炮兵阵地暴露在八一五派的炮口下，四公里附近的山头上，八一五派还设有两个机枪阵地，不时地往山上哒哒哒乱射。我们一下涌出去，八一五派乱打一通，我们也要死好多人。

这时，跑来一个穿着劳保服的矮个子女生，找到邓长春，三句话没说完，就骂邓长春是“怕死鬼”。我认识她，她叫邓红闯，是五十中初三学生，也是九一纵队红二连里唯一一个不是南岸学校的学生（参加“八一八”五台山战斗的十九中反到底派学生没有到南岸来）。原来，九一纵队红二连半夜就被派去支援交院，十多个钟头过去了，却没有音信，生死不明，让留守在邮电学院的战友们好担心。邓红闯是负责后勤的，不是“官”，却搭上邮电学院食堂送稀饭来的车，一个人偷偷跑到黄沙坎来。她见这么多人窝在黄沙坎，就来找邓长春，要邓长春派人下山去救她的战友们。邓长春正为四公里下面那两挺机枪犯愁，没听她的，她就开始大骂。邓长春不理她，她就跳下公路，要一个人下山去，被邓长春派人硬拉了回来。她一路挣扎一路骂，弄得邓长春下不了台。我见了，急忙叫住她，我说：“急啥子嘛？交院那边连枪声都没有了，肯定没事的。”前两天晚上，在邮电学院清洗陈世良尸体的时候，我们见过面，已经算是认识了。听我这样说，她才安静了一点。后来，有消息传来，说九一纵队红二连已经平安无事到了交院，她立即破涕为笑。直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得起她那破涕而笑的样儿。

邓长春终于下了决心，派我们黄山红二连的人先下山去探个究竟。张亮把任务交给杨广德，我和杨广德却为走哪条路发生了争执。他要我带我这个班从最近的山沟往下走，我不同意，我说八一五派万一在那山坡上安了一挺机枪，我们全都完。

攻打重庆交通学院的825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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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德争不过，就说：“我是排长，我命令你，你就得执行！”我不服，就和他争起来，邓长春见了，过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把我的意见说了，还把地形指给他看，邓长春立即同意了我的意见。可能正是这样一次遭遇，邓长春就把我记住了，过了几天，在扩编“黄山警备区司令部”部队时，点名让我当了副连长。

哪知我的担心却是多余的。八一五派攻打交院吃了大亏，又得知黄山上的人都来了，自知守不住，已经悄悄撤退。我们搜索下山，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搜索到控制四公里的二师里面，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反到底派就占领了四公里。为了免除交院反到底派的担心，邓长春派了一支部队驻到交院，又在四公里的二师派驻了一支部队。这样，南岸反到底派就连成了一片，交通线也畅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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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七二五”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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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下旬，重庆的两大派群众组织——“8·15”派和“反到底”派，将武斗从冷兵器升级为现代化热兵器战争，不断抢夺地盘，攻击对方，以达到争夺“文革左派”桂冠的目的。那年我14岁，风华正茂，虽然被父母牢牢地关在家，不准参加任何派性活动，但是每天都有武斗，每天都有噩耗，四处都能听到枪响，血腥火爆的大字报满大街都是，有关武斗的消息报道不可能不激发我的好奇心。我想，沙坪坝是“8·15”派的大本营，那里肯定不会发生武斗，便偷偷溜到那里去看大字报，了解武斗最新动向。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目睹了武斗死者的形象。那是7月27日，我刚到达小龙坎，就看见满街贴着大标语：“誓向砸派(即反到底派)讨还血债!”“向‘7·25’事件中殉难的烈士致哀!”“唐世轩、张全兴烈士永垂不朽!” 看到这些大标语和大字报，我才知道“8·15”派有人被打死了。死者是重庆大学的学生，殒命于重庆工业学校的“7·25”事件。我走向沙正街，潜入重庆大学校园去一探究竟。在重大校门不远处的空地上用篾席搭建了一个简易灵堂，正面墙壁上挂着唐世轩、张全兴两人的遗像，喇叭里播放着哀乐，棚房空间狭小，里面弥漫着浓烈的福尔马林药味。一副曾经在渣滓洞出现过的对联引人注目：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冢。另一副对联是新创作的：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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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并排的灵床上各放着一具穿军装的尸体，军帽拉下，刚好遮住额头上的弹孔，两张死者面孔都很年轻，因为整过容，好像睡着了一般安详。灵床四周摆满了各群众组织送的花圈，挽联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时髦语言。前来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但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是来看热闹和稀奇的。挽联旁边的大字报专栏里，有文章介绍了唐世轩、张全兴的生平事迹。当年重庆大学组织了两支专业武斗队伍，一支叫“301”，属“野战”性质，队员多是敢作敢为、敢拼敢打之徒；另一支为“302”，是负责校内治安的“卫戍部队”。死者张全兴是301队伍中的一名队员，采矿系三年级学生，有关他的介绍很简单。而另一位死者唐世轩的介绍内容就丰富多了，贴在大字报专栏中的一首小诗这样描述他： “他睡了．／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载着红卫兵袖章，／安详而骄傲地睡了……／不!你没有死!

校园里贴着你火辣的大字报，

大田湾留着你与保皇军搏斗的场景，

在北碚你抢救过危亡的战友，

施家墚你摄下匪徒行凶的镜头……”

唐世轩是一名“战地摄影记者”，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出身工人家庭，独子。他怎么会死掉?这得从重庆工业学校说起。

重庆工业学校原是“8-15”战斗团中的一支老牌造反派队伍，因反对“革联会”(“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简称，1967年2月成立)，于1967年4月上旬正式倒戈，加入“反到底”派的行列，并将该组织名称改为工业学校“红岩兵团”，成为铁杆“反到底”派。重庆工业学校位于化龙桥外的半坡上，“红岩兵团”经常利用地理之便，下坡到公路上拦截进城的游行队伍。于是，扫除拦路虎，攻打工业学校就成了“8·15”派的一项重要任务。

7月22日， “8·15”派化龙桥地区指挥部召开了各厂矿、学校参加的会议，确定了进攻重庆工业学校的行动计划。

7月24日下午，重庆工业学校“红岩兵团”拦截了一辆路过的嘉陵厂“8·15”派的车辆，虽然把随车人员都放了，但扣押了一名军代表，致使“8·15”派为自己的进攻行动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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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派调兵遣将，八一兵团、橡胶兵团、六中、石油校、五一技校、重庆大学等单位的武斗队伍共10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将重庆工业学校团团围住。重庆工业学校里面除了“红岩兵团”外，还驻有市二中“九一纵队”，重庆幼师、汽车22队等单位的反到底派，总共有300多人。

7月25日凌晨3点，3颗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标志着“8·15”派完成了武装队伍集结，准备从外围进攻重庆工业学校。一个小时后， “8·15”派开始用虼蚤笼冲锋枪、马克沁机枪、土制炸弹等武器进行火力试探。重庆工业学校学生彭世明趁着夜色，爬到大楼的房顶上观察敌情，当他的头部刚冒出屋脊时，便被对方射出的子弹击中脑门眉骨，当场毙命，吓得紧跟其后的人连滚带爬跌下屋顶天窗。

重庆工业学校方面除了常备的冷兵器外，仅有少量小口径步枪，其中大部分不能正常使用。“8·15”派不知底细，以为对方老练沉着，欲擒故纵，想打埋伏，不敢贸然发起冲锋，一直在外围断断续续放枪直到天亮。

到了早晨7点多钟，“8·15”派的几名军人进入“红岩兵团”坚守的办公大楼，要求带回被扣押的军代表。由于兵临城下， “红岩兵团”只得释放了被扣人员。

但“8·15”派并未撤除包围，他们了解到对方的底细后，开始大胆进攻。 “红岩兵团”用小口径步枪还击。冲在前面的张全兴被击中，倒在大楼下，成为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武斗死亡的第一人。“红岩兵团”的这一枪再次延迟了“8．15”派的进攻，其队伍散开后躲在四周安全地带候命待发。

张全兴的尸体很快被运回重庆大学，举校哗然。

在校的“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见状大怒，慷慨激昂地宣称：我马上赶去现场，拍下砸派开枪杀人的暴行!紧接着，他与同伴一道搭乘卡车前往重庆工业学校。

此时，双方呈僵持局面，没有大的动静。不知利害的“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手持120相机，为了取得最佳角度，获得最佳拍摄效果，一步步地靠近“反到底”派坚守的教学大楼，聚精会神地对着镜头调焦距，拨光圈，还没来得及按下快门，大楼里猛地传来“叭”的一声枪响，一粒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的额头。唐世轩随即倒地而亡，成为重庆大学的第二名武斗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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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派的进攻者发怒了，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子弹一齐朝防守者扼守的大楼射击，一发土制炮弹打中了教学楼3楼的一个窗台，当场炸死重庆幼师的一名女生。

7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8·15”派依仗强大的火力优势，彻底攻占了重庆工业学校。“反到底”派的防守者伤亡惨重，死亡10人，200多人被俘押到重庆大学受审。

谁也不曾想到，重庆市区内的最后一次武斗也发生在重庆工业学校。1968年9月12日那天，重庆工业学校“红岩兵团”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列队一路缓缓上坡返校，就在即将抵达校门口时，遭到留守该校的“8·15”派的伏击，当场死亡3人。

从1967年7月重庆工业学校的“7·25'’事件开始，到1968年9月，历时一年零两个月，重庆“保”“砸”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斗，使用了包括半自动步枪、全自动冲锋枪、重机枪、三七高炮、榴弹炮、加农炮、装甲战车、水陆两栖坦克、舰艇在内的多种现代化兵器装备，数以千计的武斗人员葬身于渗烈的炮火之中。我和邻居们看见过很多武斗死亡人员和被流弹打死的无辜百姓，死状甚惨。

但愿改革开放30多年后“文革”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彻底清除干净，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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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工业校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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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967年7月25日，以攻占工业校为标志，重庆的武斗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过几天就是“七二五”50周年了，转发此文以为纪念和反思。本文原题为《红岩旁边的枪声——重庆八一五派攻占工业校亲历记》，作者姓汤。原文11000多字，太长，只摘录全文最后一部分。这时应该是双方持续争战到了中午的时分了吧，我们几个人很快就把竹梯抬来仍然靠上那一扇窗户，就突然发现后面的平房的墙上有一人多高的部位上被人为地戳开了一个碗口般大的洞，从那个黑咕隆咚的洞口中就伸出了一挺机枪的黑洞洞的冷森森的枪口，这个时候我方进攻的人员基本上也都停止了向防守者投掷石块的行为。突然只听得机枪的冷森森的枪口上冒出了一点点红光，“哒，哒哒，哒哒哒，”子弹击中了楼上的砖墙，纷飞的石屑和灰尘随着机枪子弹的跳跃向四周飞速地扩散着，崩射着，这震耳的枪声在突然寂静下来的战场上更加显得格外刺耳，也肯定会更加强烈地刺激着对方防守者的抵抗意志，但是也同时刺激着我们进攻者兴奋的神经。啊，是啊，就此本已严重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就大规模地开始从冷兵器的对抗变成为热兵器的对抗了。而且还将演变成攻城掠地的攻坚战，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野战和杀戮。那是一挺“五六”式班用转盘轻机枪，一个直径约为一尺多一点的薄薄的弹盘水平放置在机枪的上部，而不是后来那比较厚而直径小的弹盘放置于机枪下部的这一种。机枪的枪口随着旁边弹壳的飞跳而轻轻地跳跃着，枪口拉长着红红的火舌疯狂地舔食着对面可怜的楼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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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哒，哒哒，哒哒哒，”的连续射击的机枪声很快的就有效地摧毁和封锁了刚才抵抗最为激烈的二楼和三楼的靠右边的两个窗口。我和另外一个人也才能比较顺利地把竹梯架设在了二楼的窗口，可是还没有等竹梯架设得十分稳固，就有一个手提大刀的矫捷身影迫不及待地首先挺身沿着竹梯冲了上去，并灵巧地从二楼的窗户上一拥而入，钻进了那一间房间。我一看，心里想道：“嘿，让别人跑在前面了哇。那不行！”我向旁边的一个人也叫喊了一声：“注意！掌好梯子！”于是也一身鱼跃，手提钢钎，沿着竹梯“噔噔噔”地跨了上去，并很快地也跳进了那个房间。我上去后一看，这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只有地上还零星地散落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投掷出去的石块，但是里面除了这些以外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前面那一位最先冲上去的伙伴把身躯隐藏在左边的门后，用右手握着的大刀拼命地抵挡着对方击打过来的钢矛和刀棍。

我双手平端着钢钎立刻扑到门的右边，同时挺起钢钎向对方凶猛地刺去。

随后陆陆续续地从后面爬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大叫一声，突然避开对方的抵抗，乘对方不备之机，冲进了对面的那一间房间，并乘势予以了占领。

这时从竹梯上爬上来的人也更加的多了，我又在其他人的掩护下，向相邻的另一间房间更加凶猛地扑了过去。

就这样我和其他的进攻者们一起向防守者展开了逐屋争夺战，而且对方越到后来的抵抗也就越弱。我很快地就发现了一个可以通到三楼的楼梯口，但是防守者还是狠命地把桌椅板凳等东西往下面抛丢，企图阻止进攻者冲上来，以图拖延时间或自保。我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就捡了一张稍微完整一点的桌子顶在头顶当作盾牌，另一只手提着钢钎，也奋不顾身地向三楼冲去。

四处传来的铺天盖地的喊杀声，还有垂死者临死前的哀鸣，和着受伤者痛苦的嚎叫，真的就像是一场人间最悲痛的惨剧在真实的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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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其他的进攻者们一道也采用这种逐房逐屋的争夺战形式，很快地就逐渐控制了整个一栋楼房，防守者们最终一见大势已去，也就被迫地放弃了无谓的抵抗。紧跟着另外的那一栋楼房的防守者也都放弃了继续抵抗。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的安静的坐在房间里的两边床上，手十分规矩地放在自己的面前。他们就像一只只待宰的羔羊，静静地等待着，被迫迎接着那马上就会到来的肯定不会好过的俘虏命运。他们中间有很多是正值妙龄的大姑娘，本来她们此时应该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接受人类几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正规教育。本来她们应该是在花前月下，神情昂然地接受那些倾慕者的赞美和求爱，但是非常非常地不幸，现在她们和那些男同学们一样成为了俘虏，成为了战场的俘虏，成为了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的战败了的俘虏。谁知道等待着她们和他们的是什么呢？男俘虏和女俘虏们被强行吆喝着和押解着从楼上到楼下坝子里集合。因为那时的气候已经非常炎热了，所以他们的身上也都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或单衣，下面一般也都是一条薄薄的裤子。他们在通过楼下原本是大门的地方，因为防守的需要而被故意改造成为了一个仅能侧身而过的小门时，他们全都被迫高举着双手，这样就被迫裸露出了他们全都一无遮掩的手臂，而在这个等待着他们出来的小门的两旁站满了密密麻麻等待着虐待俘虏的人们。

在双方血肉相博的战场上，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拼死进攻或抵抗，还不算为一种勇敢者的行为，如果面对已经放下了武器，完全失去了抵抗力的俘虏实行这样的一种暴行就确实太有违人道的本意了。

我为这种行为所不齿，也为他们所深深的不值。想当时生死血战时，可能也是那些人偷偷地躲在远远的安全地方，现在胜利了，就出来打死老虎了。真的是这样的一种“英雄行为”呀！

围在不幸被俘虏的人排成的队列两边的人们，有的手握匕首或马刀，向着举着双手的人的裸露的手臂上狠狠地砍去，每一刀砍下去就是一大片血淋淋的肉翻起来，线型的血流顺着手肘向大地涌流，不多一会儿，在这一大片的地上就积满了不幸者的血液，这些血液越积越多，最终流向了远处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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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人手执锐利的钢钎，朝着每一个不幸的俘虏们的大腿部位就是猛的一下扎下去，往往这些可怜的被害者被这一下猛刺就只能被迫痛苦无力地坐在地上。而这个行动又不可避免地延缓了后面的被害者的行进速度，又使得紧随在后面的其他被害者也受到更多的伤害和痛苦。

是的，那一天，这一种残酷的屠杀持续了很久很久。

可以这样说吧，每一个被不幸俘虏了的人全都是遍体鳞伤地伤痕累累地走出了那一道可怕的狭窄的小门。

而且这里面还有许多是正值花季的少女。

可是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更加悲惨的命运还在前面不可预测的狞笑着等待着这些不幸的被俘虏了的人们。

那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旧历六月十八，星期二，前两天还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大暑。

这一次“血洗”工业校的整个事情经过总共持续了两天的时间。

那一天应该是在重庆市的历史书上有所记载的吧。

据后来的资料介绍，在那一次战役中，反到底派重庆工业学校红岩兵团死亡10人，被俘虏200多人（全部都身负重伤）。

八一五派重庆大学两个学生也被小口径步枪击中后死亡。

八一五派也终于打通了沙坪坝到市中区的交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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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下横街小学8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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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机械系分团机五冶二（机械系五年级铸造专业二班）战斗小组8月26日上午去江北宣传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午饭后，他们准备离开江北，在米亭子街十四号旁边（米亭子小学食堂对面）贴出大字报“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并嘱咐放暑假在家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少年，要他们注意保护，不准撕毁。暑期，江北区文教局组织全区民办中小学及厂办、社办半工（农）半读中学230余名老师在江北下横街小学集中学习，搞文化大革命。江北区委派工作组领导。他们住宿在下横街小学，把教学楼临时作宿舍，吃饭和学习在米亭子小学，老师们见到“炮轰市委”。联想到反右，政治积极分子们挺身出来保卫党。当天下午二点左右，家住米亭子的中学生王和清等学生看见几个教师用像土制草纸般的低劣发黄的二元抗水纸（发黄的毛边纸）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万岁！万万岁！”把八一五的大子报盖住。当时有一个老师曾想阻止，但一个鼓眼、短头发的女老师硬要贴上去，她是203中学（长安厂办中学）的。　　江北区暑假在家的中小学生当时就有十几个学生围上去质问教师：“为什么要覆盖八.一五的大字报，空地方很多，贴在旁边不行吗？” 　　那个鼓眼老师说：“他贴得，我也贴得！” 　　旁边刷浆糊的一个女教师洋洋得意的笑着说：“八.一五贴的‘炮轰市委’的大字报不一定正确。如果是反革命分子贴的，盖上是正确的。”这个女教师也是203中学的，她中等个，穿白底蓝花衣服，扎短辫子，长得很漂亮。　　8月27日晨，中小学生们写了些质问、批判和“抗议”的大字报，说教师盖八.一五的大字报是反对和阻碍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行动，要教师作检査。还追问教师是否受了市委的四条黑指示。七、八点吃早饭的时候，学生们监视教师看不看他们的大字报。教师们不但不看大字报，还做出各种怪相嘲讽，向中小学生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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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老师们去米亭子小学集中学习，晚上回下横街小学宿舍。27日下午五点左右，一些中小学生和社会青年围住了下横街小学门口，喊着：“把贴标语的反革命交出来！”教师们表示：“我们可以站出来你们认.”。青少年们说：“我们不干，你们把人藏起了”。

　　青少年们要教师回答为什么要盖八.一五的大字报，要他们的领导出来。

　　领导人不出来。守门的人也不让学生进入学校，说：“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要保卫。”

　　学生说：“老师盖大字报的作法不对头，要写检讨。”

　　一些守在校门口的教师们不耐烦，答：“我们没有盖大字报，用不着写检讨。”一个穿对襟子衣服的男教师态度特别傲慢。

学生再次要求：“你们不讲理，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讲话。”

　　学生们久等不见教师的领导出来，到下午七点左右，喊道：“我们进去把盖大字报的教师抓出来？”大家就往校门挤去，第一次挤进去的是洗布堂小学学生贺玉良（工人子弟，15岁）等三人，第二次挤进去有下横街小学学生李和平（工人子弟，15岁）、木关街小学学生王庆和（工人子弟，14岁）、36中学生魏绍清（工人子弟，18岁）、木关街小学学生伍尙虎（小贩出身，15岁）等十几个中小学生。一名三洞桥民中姓方的学生把门打开了，几百人蜂拥挤进学校，大门也挤烂了。有些人直冲老师宿舍楼。

　　学生们一进去，教师就动手推他们，一个穿黄背心、印有17号字的老师捏了李和平一把，李的手就黑了，“17号”教师幽默地说：“对不起，我的手有煤灰，好哇，你倒给我擦了。”

　　另一个教师抱住李和平往下触，把李和平触哭了。“17号”教师转身卡住伍尙虎的左膀，伍尙虎感到浑身发麻，大叫起来了，“17号”放手就跑。伍尙虎去追，在厨房跌了一跤，起来被一个穿方格花衣服、黑凉鞋、扎短辫子的女教师当胸抓住，打了一拳就往宿舍楼上跑，伍尙虎追到楼梯口便被另外两个女教师拦住说：“你是不是追打女教师？”

　　伍尙虎气愤地答: “反革命。”

　　两位教师说：“十六条有打人的规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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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尙虎反问：“十六条有没有规定老师打学生?”　　两个老师说：“她（老师）违背了十六条，你也要违背十六条吗？再说楼上是女宿舍，你追上去干啥？”　　伍尙虎说：“老师打了我，我就要打了还，不的话要给我医。我要找你们领导说话。”　　……　　争了一阵，一个女教师指着一个梳飞机头的男人说他是领导。伍尙虎抓住他说：“你是老师的领导，有老师打学生的规定没有？”　　飞机头领导说：“既然打了，又怎么办呢？”　　伍尙虎说：“打了给我医 ”！　　飞机头领导说：“这里没有医务室”，说完就走了。　　晚上八点钟左右，外面又有一百多社会青年和中小学生涌进小学来，出现了老师围学生，学生围老师的局面，分成好几堆在辩论。学生喊着：“把覆盖标语的反革命交出来！”“不交出盖八一五大字报的人，我们就不走，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27日夜十点以后，一些中小学生、青年和一些单位职工准备不走，要守夜。他们在操场上唱革命歌曲《革命造反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学习主和十六条。

　27日夜十一点，学生要学习《毛主》，向教师借，教师说没有，学生讽刺地说：“当老师还没有《毛主》。”伍尙虎就回家去取，回来的时候，三个老师阻拦不许进小学大门，他大声喊叫，里面的学生才把他接进去了。

　27日夜12点，学生们在操场上学，正学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外面街上敲锣打鼓，是一支游行队伍，他们呼口号:“坚决反对市委的黑四条！”“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生们要去看游行的是什么人？监视的老师却不准许出去。后来挤出去了两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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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是江北城区暑假返家学生和江北川剧团的职工游行。早在8月24日，剧团领导宣布四不准：①.不准抄大字报；②.不准看街上的大字报；③.不准参加辩论会；④.不准过江看大字报。川剧团90来人，十几个党团员赞成“四不准”，七十几个职工反对“四不准”。8月25日川剧团派了七个代表到36中去问蹲在那里的工作队领导江北区文教科杜科长，市委有没有“四不准”的规定。杜答：“不知道，我在市委只看到杀！杀！杀！卖狗皮膏药的。”当天下午，剧团又派了三个代表到市委去问，市委接待人说“四不准是错误的。”

因此，8月27日晚10点以后，川剧院演完戏，剧院部分人员和返家中小学生等一些青少年学生以及饮食店的一些人员到街头游行宣传，冲破“ 四不准”，遭到剧团文艺工作组的刁难，不给游行队伍像，说：“你们要像，到毛那里去要。”要游行的职工就用宿舍挂的小张毛像游行。他们在观音桥公社门口读了林彪、周总理的讲话，宣传了十六条，散发了李井泉政委的文革讲话传单，在街道办事处门口宣称：“市委辛书记洗脸要洗二十分钟”，又说，“江北剧团领导阻碍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有问题”…….还宣传了李井泉、鲁大东的一些关于重庆文革的讲话。然后呼口号游行，剧团游行队伍在银行附近遇到了一支“暑假返家中学生”队伍也在那里宣传十六条，并揭发街道办事处阻拦返家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时，下横街小学挤出来的两个学生来向他们求援，于是，两支游行队伍汇合起来便敲锣打鼓前往下横街小学。川剧团、暑假返家学生及其它的群众约200多人聚集到下横街小学门前，剧团的人念了李井泉政委的讲话，教师说：“李（井泉）政委讲话的传单是造谣。”教师们堵在大门，他们就挤开他们，冲进小学。在小学里进行宣传，他们中有的人高喊：“‘八.一五’好得很！”“‘八.一五’万岁！万万岁！！”“打倒保皇派！ ”等口号，而且向老师们住宿楼上高呼“交出现行反革命”（指覆盖标语的人）。这时，负责治保工作的张老师 (工人出身，团员）等二人，守着学校的后门。重大佬佬等人也在人群中，他们佩戴有重大校徽和背心上印有“重大”字样，覃飒爽也跟着喊：“交出反革命！”牻ξ子说：“你们走开，我们来守门！”不准这两个教师守后门了。

重庆文革故事

川剧团及其它单位联合的游行队伍派了六个代表来准备与老师协商解决盖大字报的问题，老师与他们辩论，哄闹至8月27日夜间2时左右，协商无果，这六个代表向群众宣布了这个情况。他们就整队进了操场。由剧团一个女同志在操场教唱“革命造反歌”。　　这时老师忽然把灯关了，群众要求开灯，但老师不开。有个港务局作业区的工人跑到单位里取来两盏汽灯。集合的群众高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万岁！”老师不理睬。　　夜两点多，下雨了，渐渐有群众散去，剩下40多人。有人提议请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派人支援。3 点多，群众推出代表打电话，电话打不通，即推选川剧团周武生 (生父是国民党师长，父母均逃往台湾）、包去友、肯瑞林（临时工）、何林富、刘兴富(父劳改，本人受过批判）和理发店一个服务员、暑假中学生代表、造船广工人、饮食商店、联合医院等单位十几个代表去重大。代表们到江北汽车站以“革命串联”之名，要了一部公交11路汽车，28日晨3点10分往重庆大学开。虽然是半夜，重大八一五的作息时间是“白天睡觉，晚上胡闹”，代表们在牛角沱碰到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一支夜间活动的小分队，代表们就派两个人为那支小分队领路去江北。汽车仍往重大开，到重大，川剧团的周武生与西卡摩和李楷模联系上，西卡摩把他们带到八一五战斗团，由川剧团的肖修正(父劳改过、母右派、本人乱搞男女关系）汇报了江北的情况。八.一五战斗团的人听后很生气，立即派出西卡摩、李楷模、无线电系刘十八（背心号为18或19)等十几个联络代表，加上牛角沱的小分队，八.一五共33人前去江北区声援，任命西卡摩作为全权代表，统一协调八.一五在江北的各路革命造反行动。周武生曾是三洞桥民中毕业，参加过1961年 12月21日任白;戈主持在重庆剧场举行的市属各剧团青年演员拜师大会，女朋友是重大附一小的音乐老师水鸦雀，其祖父是“永和社”大爷。　　28日晨4点26分，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乘11路公交汽车到了下横街小学门口。下车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李楷模问：“你们这儿哪里有较大的会场?”周武生答：“会场太远”，川剧团的肖修正就提议到江北剧场去，邀请重大八一五先到川剧院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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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川剧院，在座谈会上西卡摩说：“这次我们到江北来是为了搞革命串联，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为了把江北的文化大革命的盖子揭开，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敢闯敢拼的革命精神。”川剧院来了一百多群众，分成了几堆交换情况。　　早上七、八点钟时候，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要到街头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川剧院为他们准备了稀饭，八点钟左右，“八.一五”的学生留了四个人在剧院附近宣传，其余就到下横街、中月台等处宣传，散发了陶铸同志的讲话和革命造反歌等传单。

中午，在下横街小学的二百多位教师要到米亭子小学去吃中饭，怕他们趁机逃掉，“八.一五”学生及其群众不准他们出去，叫工友送过来午餐，还送来160斤西瓜。这时，重庆儿科医院、六中等愈来愈多的单位来人，他们高唱造反歌，杀、杀、杀！并敲锣打鼓。江北区人民代表、三洞桥民办小学校长孙继珍和谢家沟小学党支部书记刘绍群就是在这混乱中，被学生认出，暴露领导身份，被学生们抓走，给她们戴尖尖帽，贴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保皇派”的标语拉上卡车游街，衣服扯烂了。孙继珍和刘绍群28日晚被斗争了一夜，29日上午又游街斗争，重大“八.一五”扬言要拉她们到解放碑去“示众”，教师们齐哄，坚决反对，一些造反的群众也不积极，但有激进者，抓着她们的头发拖，用脚往身上踩。这时，有赤卫军混入，爬上卡车把她们拉到派出所，隐蔽到近郊农村。

　28日是星期日，中午1点左右，八.一五战斗团的学生在下横街小学的操场上集会，有些吃了饭的老师准备回家，许多放暑假中小学生、工人、街道群众、社会青年等聚集在下横街小学门口，觉得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不准他们走，要求把盖了八.一五战斗团写的大字报的人交出来，但老师们说：“你们为什么当时不捉住呢？现在你们找吗？”老师们继续外挤，又没有挤出去，就说：“我们这里几百人，随便都挤得出去，但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边说边挤，但还是退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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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师找重大八.一五西卡摩出来解决问题，说：“我们集训完了要回原单位，请你们叫学生散开。”西卡摩与李楷模研究了一下，李楷模到门口看了看情况说：“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和老师作对的，是来解决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的。领导人不出面，群众不让你们走是他们的权利，这些中小学生不是我们叫来的，我们无权过问。”

于是老师们在校内围住“八.一五”的学生、暑假返家中小学生等辩论。男教师在操场，女教师在前后门内。八一五的覃飒爽在小学厨房被一群女教师围住。

　重大八.一五学生派出了代表与下横街小学与教师们交涉，提出了三个要求：⑴．请教师领导或工作组出来表态；⑵．请教师领导追査盖大字报的教师和处理办法；⑶.要求打小学生的教师作检査。教师说，工作组已于8月2 7 日撤走，领导到区委开会了，没有领导和重大代表谈判。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人说：“你们这样大的组织不可能没有领导。现在你们选出几个代表来和我们谈判，其它的老师就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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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来得突然，放了暑假，吃完晚饭后的一个晚上，马路上人声鼎沸，一些半大顽童爬到电车上面（从电车后面的梯子爬上去），相问缘由，说是赶车进城到市委去造反去。现在想来有点鲁迅“咸与维新”中“阿Q造反了，同去…同去”的味道。　　后来，马路上大字报多了，戴红袖箍的多了，起初是 “红卫兵” 三个字，后来就花样多了，有这个“兵团”、那个“战斗队”的。三、五个人也能成立个兵团，木头刻章，山头林立，比现在成立洗脚公司还方便。最后归纳成了“8.15”派和“反到底”派两大阵营。　　刚刚“文革”时还有肉卖，深更半夜排队，一老妇说：“男人关了饷，买点蹄子割点边油回去打牙祭”；一男人说，“北京大字报要打到刘少奇，说刘少奇不革命就滚他娘的蛋，滚他娘的蛋，不好，绝人不好撒，别个还是国家撒”。　　彼时，喇叭里除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造反歌》：无论男女演员，一律义正言词地在台上表演，宣传、鼓动，脚跺地板烟雾弥漫。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跟着毛，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就造你娘的反！就罢你娘的官，就造你娘的反……”（表演时，视情节需要反复多次地骂）　　看来最倒霉的不是反动，而是做娘的。　　马家堡，位于两派争斗的热点地区，因为家住于此，故自锄把、钢钎、步枪、手枪、轻机枪、重机枪、双管机枪、四管机枪乃至37炮、坦克之武斗“完整版”，本人不幸均一一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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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观察自认为，武斗起源于辩论。分成两派后，一开始并未拳脚相加，而是类似“五四”运动时的讲演，辩论。当时辩论还算文明，很少时下的日妈道娘地骂人。但后来有的人在辩论中理屈词穷，面子上下不来，就指指咄咄，拉拉扯扯，于是变成你来我往的打群架，拳头不够硬的就演化为棍棒，直至机制校开始正式动用火器。（后来参加工作后，有个叫陈红礼的人，参加过此役，对方“8.15”动用了从武装部抢来的步枪、盒子炮，他们的弹弓和擂石全无招架之力，幸亏他投降及时才保全性命）。

若说武斗，近距离观看的是冷兵器阶段，本人亲眼看到的有“8.15”派攻打重医“婊子兵团”，战场就在现在重医大门靠近正公路一侧，从早上起，一队队“8.15”人马，排着队，从大坪方向过来，身着劳保服，手持钢钎，腰挎匕首，头戴藤冒，10余人一排，齐齐整整，为首的打了面红旗，上书“xxx兵团”、或“xxx战斗队”，类似古代的帅旗，口号合着脚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一二一、一二一……”。

　一队，又一队，旗帜，又旗帜，络绎不绝，开往前线，人行道两遍挤满看热闹的百姓，很有点阅兵式的感觉。加上广播车的喇叭不断声讨，这就知道今天有好戏了。

赴死者心里如何不得而知，但面子上觉得很满足。比及远处冲锋号吹响，便呐喊着一窝蜂似地往上涌，完全没有战术，既无主帅的来将通名，两阵雁翅排开，强弓硬驽压住阵脚；也无擂鼓进兵，鸣金收兵的号令。加之战线（或称为“作业面”）又窄，有时仅仅局限在一段垮塌的围墙缺口展开厮杀，有时则局限向对方把守的大门攻击，有时就在马路上排开追逐。于是无论人多少，能够面对面接触的只是少数人，战场地太小，容纳不下这许多勇士。

　 “大规模杀伤武器”是将条凳反过来，固定在卡车上，以其2腿为发射架的重型弹弓，一次可将半个砖头发射到院墙里面去。

　待双方距离接近，才有实质性的接触，兵刃相交，火光四溅，呐喊声、叫喊声、起哄声、喇叭声交织一片，使人血液沸腾、心跳加快。但都没有现在武侠小说中的大将风度和高超武艺展示的机会。

或是边打边进，或是边打边退，逐渐地，边打边退的一方演变成转身溃逃，有些散兵慌不择路逃进围观队伍，往往被对方俘获。

残留在记忆中的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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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不择路的跑进“观众席”避难，然而“轰”地人群闪开，保持安全距离，后面的追兵一到，负隅顽抗者被当场刺杀，白花花的肠子流将出来，叫人心惊肉跳；有的跳入路边的藕田，被生擒，浑身是泥，头、脸鲜血殷殷，气喘吁吁，赤膊地被反剪了押着。一天过去，“婊子兵团”仍未被陷落，据说其盟友，河运校的“航锋“援军赶到了，侧击了进攻的一方，奇兵人虽不多，但冲锋号一响，个个奋勇向前，置生死度外，绝不停留，直追杀得对方整个进攻军团全线溃乱。但凡经历过“文革”的重庆人，不能不知道“航锋”、“红大刀”、“金猴”这些武斗明星。　　“航锋”是“反到底”一派的，据说都是由中专生组成，平日教学为攀爬，跳越的水手技艺，故胆大亡命，身手敏捷。当时算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悍勇。另外在大坪有一个民办校也有个叫“11.8”的乌合之众，虽也是亡命徒，但经常骚扰乡里，名声远不能与“航锋”相比。　　“航锋”的对面是“潘家坪”即现在的渝洲宾馆，是一个被“反到”底占领的战略要冲，于是在武斗升级后，就演出了热兵器武斗最惨烈的一仗。　　据说此仗是由当时驻军给“8.15”出的点子，潘家坪位于两派势力的三角区，是一个制高点，沙坪坝是“8.15”的老巢，由此到大坪、两路口一线基本是“8.15”的势力范围，空压厂是8.15的势力，中间夹着马家堡后工的“红总”、重医的“婊子兵团”，如拿下潘家坪，就可以直逼建设厂，那是反到底的最大据点和武器来源。

于是，战斗在夜间突然发生，说是“8.15”集中了从附近农村来的队伍和部分近郊的队伍有千余人马，手持小口径步枪，手榴弹、炸药包，部份还手持钢钎，弹弓之类，欲以偷袭之方法一举拿下该地。待前锋抵近主楼时，被哨兵发觉，于是战斗打响。守军虽说是一个班，但都是半自动、冲锋枪和轻机枪，火力占了上风。进攻的一方无法轻易得手，有的人已经冲到离主楼几步的地方被打死了，手里还攥着土制的燃烧瓶。

　后来，建设厂得到急报，火速派出两挺“四管高机”――14.5口径的；后工“红总”也派出2个火力组，携重机枪2挺飞兵驰援。待到偷袭不成变为人海战术强攻时，守军的火力已是非常强大，面对黑魅魅的冲锋人海，联发火器一起怒吼，霎时火光冲天、地动山摇，摧枯拉朽，进攻的人群如割草般一排排地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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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据我们认识的两个参战守军讲，是夜，仅他一个人就发射了一箱步枪弹，打没打着不清楚，反正枪没停过。再后来据另外一个建设厂的人讲，汽车拉着“四管高机”上去，车还没停稳，就立马开火了。你想想，打飞机的火器，准得很，可以打10000多米远；钢芯的穿甲弹，可以洞穿钢板；四根管子射速快，一分钟上千发的子弹。雨似地钢弹泼将出去，岂能是人肉可抵挡的吗？　　 82年读电大后，我到潘家坪墙外抓画眉，当地一老妪还说起当年此役：“造孽哟，那些娃儿婚都没结，啥子都没结，逗死了，二的一年，人死的地方长起的草草，逗象人睡起的样儿楞个象个人赅”。　　看来这老妪对于这些青年的死亡感到惋惜，理由是他们还没结婚。　　据说是役，“8.15”折损人马300余。　　我不知道现在地人如何看待战争，是不是限于电影和电视上的感觉？而我知道，“四管高机”实在吓人，白光一闪，如炸雷似地“咔、咔”作响地皮都颤。一栋大楼挨上一发，楼摇晃一下，子弹能把整栋楼打个对穿！　　第二天，我探出头，院子外一片平静地冷清。邻居们早已逃难走光，整个一栋干打垒就剩下我们一家人无处可去，院子外面的马路上冷冷清清。手持步枪的人出现了，我们生存在“敌占区”与“解放区”的人，大多自称“消遥派”，他们并不为难小孩，近在咫尺的是黄澄澄的14.5高机弹壳，这是我们最爱的“耍把”。弹壳里未竞的硝烟味还很呛人。　　热兵器的武斗，常有意外，对面2楼的老太太，拊窗呼儿，孰不料一发流弹正中腹部，不进也不推，卡在肌肉和脂肪中，侥幸保全性命；再有一老者躺在家中，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发炮弹就冒着烟，在床前乱转，虽未爆炸，但老人却吓得从此半身不遂。

有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参加了武斗。就在建设厂一带与空压厂的“8.15”对峙。一居民的孩子误入火线，被对面的冷枪撩倒。这位同学跃出掩体前往施救，对方一抢就打在腿上，起不来了，只好卧倒，结果臀部过高，又中一枪，对方弹无虚发，枪抢打在这“雷锋”身上，但他很冷静，知道对方使用的半自动，待数到对方要换弹夹时，连滚带爬地到了掩体前，众战友一拥而上拖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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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中七枪，一共留下了13个窟窿，最险的两枪，一是从脖子擦过；一是贯串大腿，离命根子毫厘之差。最后那个没被救回的无辜者，就成了活靶子，被狙击手从容地一枪、一枪、一枪地变成了尸体。事后死者的家属还到火线上找我这同学，然而他不愿见面，没把人救出来，再说他也需要躺在医院里等待医生施救，据说输的血大都来自被俘对方人员。

　家处在两派势力犬牙交错的地区，常有逃难者路过。有天晚上，不知谁推荐来了5、6个重医的女学生避难，乌泱泱地一圈人窃窃地围在一起，据说，她们得到了情报，明天还有大仗打，不想将自己的豆蔻年华奉献给这是非，故而欲抄黄沙溪的小道到菜园坝赶火车回家去。四十多年过去了，她们是谁，我们是谁？这成了梦一样的迷。

　又过了很久，听说建设厂的 “反到底” 前不久占领了空压厂，据说攻克制高点“天鹅宝蛋”打得很惨烈。大人们串连起来，找到两派头目和警司，开了三方的介绍信，欲到现场看看，于是我跟着去。

　从马家堡到杨家坪，路上很冷清，路边只有沙包堆起来的工事（我亲眼看到沙包里流出的是大米和白糖）和很少卖老荫茶的摊，路过“弯弯大楼”时看到满是弹孔的墙，据说现在还在，说是武斗结束时，江青说了要保留下来教育后代的，我不知道后代们受到教育没有。

　进入空压厂，把守的门口是一矮壮的汉子，戴了墨镜，手持半自动，身前架着一挺12.7高机，神色冷峻地叫我们接受检查，于是来了一个“勤务员”――当时派系头目都这样称呼，比较客气，看了介绍信后叫人带我们进去。

　有坦克履带的痕迹有随处可见的工事，在围墙的一角，看到还架着的双管高机，旁边的弹壳堆成一座小山了，围墙远处就是一个小山头，那就是刚刚被反到底攻克的“天鹅宝蛋”的地方，随后又到了主楼，下面是关押人的地方，阴暗的墙壁上血迹斑斑，还有类似革命烈士式的留言，门外薄木棺材一流十来个，天气热，散发出来的恶臭随着粉红色的血水弥漫。我蹲在路边一阵狂呕，大人问起，我便答到“中暑”。后来一直头昏昏地，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气味我都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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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斗结束于收缴武器，从早到晚人群络绎不绝，都是到警司――现在13军所在的鹅岭，除了步枪人群外，“三七”高炮和高机一直到天黑还在继续。据说警司的地方都堆不下了。

　66年始68年止，发生在中国的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战争结束，全国死于武斗的人到底多少？没人统计过。斗来斗去谁对谁错？都错了！――死了的，活着的。

　故每见到网上“红卫兵墓”之类的“文革”文章都会想，历史如何论其是非？不过他们能不为了钱，而是为了信仰奉献生命，换言之是稀里糊涂地舍弃生命，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相比现在80、90后，那实在是现实多了――“手上过”，没有钱钱是不行的。

　最后，留伟人诗一句，权做结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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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机床厂，简称建设厂，对外宣称是造缝纫机。其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老汉阳兵工厂，“汉阳造”闻名全国，抗战内迁到重庆杨家坪长江边上，50年代经苏联作为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援建，成万人大厂，是亚洲最大的步枪制造厂，生产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等，也有试枪用的子弹。7月1日，建设厂军工井冈山占领主要生产车间和家属区，815占据着弯弯大楼，那是厂部办公区和单身职工宿舍，两派割据工厂。　　8月2日，市815派“文攻武卫指挥部”调重大301部队33纵队攻打建设厂车间，以获取武器。队伍开到谢家湾，因建设厂反到底武斗组织“红大刀”最近临时调整了部署，815内应人员一时还没摸清红大刀的火力点调整情况，不敢贸然进攻。而附近制造坦克的空气压缩机厂815八一兵团略占优势，但仍被军工井冈山占领着医院和水塔一带。空压厂有坦克，八一五就改攻空压厂。空压厂始建于1941年，最初厂名为“豫丰机器厂”，1953年改叫“空气压缩机厂”，也是个7、8千人大厂。　　空压厂医院和水塔建在一个小山包上，重大八一五301部队33纵队司令鉄凿做了简单的动员：“……我们有坦克掩护，目标是医院和水塔高地，冲，冲上去！我们必胜！”红农815打前锋引路，接着就分三路往上冲了。　　冲到半坡，前面是反到底工事，有人喊：“口令！” 　　不见回答，反到底开火了！八一五急忙卧倒，双方交火。紧接着重大301部队后面发出重机枪开火攻击声，空压厂八一兵团坦克在掩护进攻，炮塔上装12.7mm重机枪是空压厂生产的水陆两栖坦克的标准配置，重机枪12.7mm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上飞过。　

重庆文革故事

　反到底的火力很快被压下去了，但301部队害怕坦克打到自己，还是不敢向坡顶冲锋，指挥乱成一团。一直等到坦克开过去了，301部队才向医院和水塔上冲，冲上去发现战壕里还留下一架127架子，枪管已经给扛走了，旁边还有很多炮弹，地下是一大滩血。

301战士董继平在向水塔冲的路上，钢盔被子弹击翻，接着又中的一颗子弹从他的脑颅斜穿而出，他没有死，坚持战斗，直到占领水塔他才昏了过去，急忙送新桥陆军医院抢救。

　815胜利了！301战士刘文举第一个冲上坡顶，高兴得蹦起来，一排子弹扫来，大腿中弹，翻身倒地，鲜血涌流如泉，他手捂着伤口，高呼“毛万岁！”另一个301战士胡参军赶紧架起机枪扫射，赶跑反到底，急急把刘文举背到空压厂医院急救。

坦克就是当推土机，也要碾死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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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装取缔

　　文革在重庆的驻军是54军，番号叫做7803部队，还有个部队是后勤工程学院，两边都是一样大级别，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现在的人绝想不到，一队解放军荷枪实弹地将另一队解放军包围起来，最后全部当成俘虏。

　　据说后勤工程学院有个叫“红总”的组织，与当时担任警备司令部的观点相左，于是就在一个晚上出动了一个师的兵力把后工围了水泄不通，然后派出突击部队，逐个清剿里面的人――也是解放军，除了“红总”的少数头目外，其它的人员，无论是不是“红总”的人，统统荷枪实弹地押着驱逐出后工。再后来，据说如果“红总”要实施武力抵抗的话将以重机枪掩护，以突击队对各个据点实施爆破强攻，好在野战军的作战计划很保密，“红总”以及不是红总的人员，在天蒙蒙亮时，就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不然那又是一场血与火的厮杀。

　　再后来，就是在现的解放碑的商社电器楼上有个砸派的广播站，于是也被但时的“警司”武装包围了，据说是上面藏了大量的杀伤性武器。上面的广播不断发表谴责的文章，类似现在电视里的“脱口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老百姓每天都在马路上听热闹，这在当时文娱生活十分贫乏的时代，成了重庆百姓的一个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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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轰动全国的“大毒草”

　《大局已定，815必胜》出来后，据说毛泽东看了相关文章后说了一句：“《大局已定，815必胜》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

　　要知道，文革期间，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无论什么人，没有敢不遵照执行的，尤其对于后来的“砸派”正名为“反到底派”，以及其势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想来，毛真的不简单，诺大中国，事情千头万绪，还能有空读派性斗争的文章，相比起来，现在的很多官员应该感到惭愧。由于有毛的这句话，所以这篇文章就成了“大毒草”，打落水狗的文章也就更多了。进而奠定了重庆两分天下的派系格局。

　重庆能够载入史册的文章，我看这《大局已定，815必胜》大概能算一篇。

三、万民景仰的芒果

　北京工人宣传队被清华的学生打了以后，毛派人给医院疗伤的人员送去了芒果，据说是某个非洲国家领导送给他老人家尝鲜的。也不多，看起来也就是现在看病人时那么一篮子。由于这是毛送的，这芒果就政治化了，北京工宣队舍不得吃，将芒果又送给全国的工宣队。一个省市还分不到一个，但是重庆好像分了2、3个，是鲁大东代表重庆去接的。全城游行，站在车上、端在手里、战战兢兢、十分虔诚，所到之处是欢呼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口号以及高音喇叭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兴奋呐、幸福呀，就像毛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再后来，普通老百姓对于芒果到底是什么？谁都没有吃过的经验，无论怎样，大家都一致认为那肯定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东西。谁能吃到这神圣的芒果呢？

　再后来，据说新鲜的芒果难以保鲜，所以送往全国各地的芒果都是蜡做的模型。全中国十几亿人为之欢呼、兴奋，景仰、膜拜的芒果却原来是假的，唉……

再后来，河南人推出了一种叫“芒果”香烟，成为了这一伟大史实的佐证；同时也证明了河南人对假的东西是敏锐的。

文革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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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至今记忆犹新。

1967年的夏天，重庆到处热火朝天，到处发生武斗。

先是重庆大学815到北碚与西南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发生冲突；继而是攻打位于化龙桥的”重庆工业学校”，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致人死命........

刚刚参加工作一年多的我，在工厂里当“逍遥派”。天天看着工厂里的两派互相辩论争吵热闹纷繁。下班后回到位于化龙桥华村半山腰的家里（大坪浮图关的下面），入夜一大帮街坊四邻聚在院坝里乘凉吹牛谈天，交流听到和看到的各处武斗的信息，津津乐道每天如此。

重庆武斗打得最为惨烈、对两派最具决定意义的，就是发生在1967年7月杨家坪建设厂的清水池保卫战。

当重庆武斗从刀枪剑戟的冷兵器转入现代热兵器后，杨家坪就成了两派争夺的主战场。众所周知，重庆是我国常规兵器的主要生产地，其中又以杨家坪的建设厂和空压厂最重要。

建设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双管高机、四管高机、多种刺刀等。代号为“296“的建设厂是重庆军工行业老大。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大部分视察过该厂，可见殊荣备至。

当时的工人发的是兰色的“通行证”，内有一张盖有“296”字样的照片和一条毛主席语录：“要保守国家机密”，其他就看不出什么。有些人就拿着“通行证”直接进杨家坪动物园也没有人敢管。

重庆文革故事

空压厂生产两栖坦克，是当时我陆军的主战坦克之一。试想，如果这两家厂同属一派，天下谁是敌手？而历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家恰好是死对头，这才演绎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战斗。

坐在院坝里乘凉，还时常欣赏到江陵厂的四联机关炮隔（嘉陵）江炮击虎头岩上的气象塔；江北二钢的机关炮隔江炮击上清寺的重庆六中的壮观景像。

茫茫夜空中只见一串串红色亮点突然出现径直飞向目标，速度并不快，飘然而过，随后消失，稍待片刻，隆隆的炮声就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尤其是炮击气象塔，炮弹击中塔身，并发出灿烂的火花，引起观战者们的阵阵赞叹和欢呼。这样的炮战多次爆发，有时还延续到深夜。

清水池位于建设厂大门对面的一个山坡上，是杨家坪、谢家湾地区的制高点，扼两杨公路（两路口到杨家坪）、杨沙公路（杨家坪到沙坪坝）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实际上，清水池是建设厂单身宿舍人称一宿舍的储水池。当时为“反到底”占领。

一宿舍是男单身宿舍，一共四栋五层的楼房。一、二栋为“反到底”，三、四栋为“815”。一宿舍对面是二宿舍，也叫三八宿舍，是女单身宿舍，为“815”所有。

从态势看，建设厂两派几乎势均力敌。但从杨家坪整个形势看，却是“815”占上风，因为整个空压厂为“815”把持。

“815”为了拔掉重庆“反到底”在建设厂的大本营，决定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在此之前，“815”已进行了两场外围战，一是袁家岗潘家坪（潘家坪招待所是李井泉为刘少奇修的别墅群，相当于成都的金牛宾馆）之战，双方死伤很多，虽最后“反到底”还是守住了，但与建设厂的联系却被分割开来。黄桷坪王家大山之战（王家大山守在九龙坡火车站要冲和九龙坡渡口要道上），据说，“815”发起了数次冲锋都被顽强的“反到底”打了回来。

后来“815”才知道，“反到底”不过10多人，居然挡住了100多人的进攻，“815”后悔不迭，没有下最后的决心拿下来。王家山仍在“反到底”手里，但已是一座孤山，其命运和潘家坪一样，被“815”分割开了。

重庆建设厂清水池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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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说两派为争夺潘家坪招待所发生武斗，打死了好多人；有的说，杨家坪建设厂被包围了，邓长春的舰队从望江出发沿长江逆流而上救援建设厂，送去了大炮弹药和粮食，沿路打沉了好多船打死了好多人；传说杨家坪空压厂的坦克开出来了，开到对方通了高压电的铁板上就开不走了；又有传说建设厂清水池发生了战斗，死了好多人，至今无人收尸.....。我们就在这样的传言和亢奋之中热热闹闹的渡过了1967年的夏天。决定命运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上午，从空压厂开出了数辆坦克，后面跟着几百以中学生为住的武装到牙齿的战士。当他们过了杨家坪转盘到了与建设厂接壤的杨家坪供电站时，发现公路上铺满了雪白的棉絮。坦克驾驶员当即傻眼了，他们不敢再往前开，因为他们怕坦克履带被棉絮缠住。据说，这是建设厂一个原国民党上校想出的点子。建设厂在国民党时期就是重要的兵工厂，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在建设厂留下很多人员。于是，“815”的头目决定坦克留在原地炮击清水池，几百“士兵”向清水池发起冲锋。首先，“815”要肃清坚守在一宿舍一、二栋的“反到底”。 “815”从三个方向向一、二栋发起了进攻。一是邻近的三、四栋，二是从三八宿舍正面，三是从杨家坪方向侧翼进攻。一、二栋的守军本来就不多，主要起干扰作用。当“815”发起总攻后，他们纷纷退到清水池上面去了。清水池距公路大约50多米，守军只有30多人，“反到底”的主力在保卫工厂。果然工厂的造反派通知：9月30号在杨家坪体育场由警备区主持召开两派联合暨缴枪大会，要求所有造反派成员都要参加。这个消息让我们平静不久的神经又亢奋了起来。我们这些“逍遥派”喜欢凑热闹，无论那一派集会我们都要去参加。好玩不说，挤上他们的汽车，打着红旗，声势更加浩大，哪一派都欢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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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几百人发起了轮番冲锋，形势越来越对“反到底”不利，眼看守不住了。

这时一个原国民党军人提了个建议，即把建设厂人俗称的“四联”就是四管高射机枪抬上清水池进行平射，完全可以挡住进攻。

就是这个建议，救了建设厂的“反到底”，也救了重庆的“反到底”。

当“四联”抬上了清水池，一阵扫射就把“815”扫了回去，清水池下从此留下许多年轻的冤魂。“815”开始决定撤退了。后来我在建设厂学工时才知道“四联”的厉害：每秒60发，子弹有10多公分长。那是用来打飞机、坦克的，脆弱的人体怎禁得住“四联”的射击？

与此同时，“望江金猴” 开了两辆登陆艇从水路来增援建设厂，其中一辆在经过两路口——铜圆局战区时被“815”击沉。当“望江金猴”成功与建设厂会师时，据“红大刀”司令“闷得”讲，其场面壮观不压于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这场战斗除了飞机和化学、生物武器外，其他武器都用上了，可见战斗场面之壮观。

9月30号上午，我们到了杨家坪体育场。

会场上已经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放送出雄壮的音乐，两派的队伍分坐两边，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

大会还没有开始，一个同事小声的问我：建设厂清水池那里武斗死了好多人，还没有收尸，你敢不敢去看？一向爱热闹，胆子大的我立即决定：走，看看去！我们一行四五个人，悄悄的溜出会场，急急的向建设厂对面的清水池赶去。

“815”撤离杨家坪时，满怀仇恨地把建设厂的三八宿舍、弯弯大楼和杨家坪的所有高楼银行、新华书店、百货大楼等，除建设电影院外，全部烧掉了。杨家坪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就象被纳粹蹂躏后的华沙一样。

公路上到处是用米袋、白糖袋等垒成的工事，他们根本不用沙袋。猪肉、牛肉、水果罐头遍街散落。附近居民没有逃难的居然还拣了不少猪肉、牛肉、水果罐头。

这场战斗到底死了多少了人一直众说纷纭，估计当时没有人做也无法做统计。有人专门到过为这场战斗修在建设厂医院外的墓地，当时大约数了一下，应该在200人左右，大部分是初中学生，极少有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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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池之战后，“815”就以重庆大学为大本营，“反到底”以建设厂为大本营。

现在的谢家湾“万象广场”就是原来的“重庆建设机床厂”的旧址。

马路对面曾经有许多幢四五层的楼房，顺路排列，一头与杨家坪相连，一头延伸连接到重庆二十中学校，这些楼房原来是建设厂的“单身工人宿舍”。

我们从两幢楼房之间的一条小道拾级而上，登上了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山头，眼前豁然开朗，放眼望去，景色秀美。

近处，一条宽度约100多米长度约200多米的山沟就横在我们的脚下，山沟里杂草茂盛随风摇曵，已经开始枯黄了。

山沟对面的山坡高度略低，沟上面可是绵延不断的一马平川。除了种满庄稼的农田，可以看到不远处的石坪桥，那里有许多工厂和居民住宅，远处是“潘家坪招待所”（当时重庆最高档的外宾招待所，现在叫渝州宾馆）和石桥铺。

沟的右边已经没有山坡，右边远处密集的楼房是重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还有“重庆机器制造学校”，一条公路从医学院和机制校中间穿过伸向远方（袁家岗－茄子溪的公路）。

山沟的左边是”重庆工业学院”，离沟口最近的地方是工业学院的游泳池，游泳池早已没有水了，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分外醒目。

眼前是一个长宽约10米，有三四个人深的水池，水池早已干涸。

原来这就是有名的“建设厂清水池”。想像得到，这里储满了水是专门供给下面单身工人宿舍需要的。

现在水池的左右两边各开了一个约有两人深的缺口，从缺口开始就是绵延不断的分别向左右延伸的战壕。战壕沿着山脊左边伸向杨家坪，右边伸向袁家岗，看不到尽头。

我不禁感叹，建设厂不愧是军工单位，挖的战壕与电影里的一模一样，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有一群人也在这里，他们静静的在听一个人介绍，我们也凑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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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大意讲，我们建设厂是造枪的，815攻下潘家坪招待所和“重医”后，就开始攻打建设厂了。他们就是想夺取建设厂造的枪，增强自己的武斗力量。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对面的山头上用重机枪扫射封锁我们这边山头，然后派人向我们这边进攻，我们只有自动步枪、冲锋枪还击，搞不赢对方，差点都守不住了。

好在望江的邓长春给我们送来了“三七炮”。

那天我们好多大汉，个个身穿“火窑裤”斜挎冲锋枪，不畏千难万险，硬是把两台三七炮抬上了山头。

第二天，又开打了，对方又用重机枪封锁我们，见我们没有反应，又派了好多人下到沟里，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等他们全部到了沟沟里头，我们的三七炮突然开火，居高临下将对面的重机枪消灭了，然后全部向沟沟里头的开火……

我站在演说者的旁边。听着他眉飞色舞的介绍，只觉得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随后我们下到沟里，这里的荒草已经没膝了，荒草丛中散乱的摆放着一些尸体。这些死者都穿着统一的劳动布工作服——这是当时工厂通用的劳保用品；脚上是园头的褐色塑料凉鞋。

这些死者从被打死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在夏天的高温下，尸体已经腐烂得只剩下一付骨架。园园的头骨上几个大的窟窿十分显眼；两根白色的前臂骨从袖口里穿出来，手掌骨象鸡爪一样的张开，有的还两手还并在一起。腿骨从裤管里伸出来，有的脚掌骨还套在塑料凉鞋里。

死者的盆骨暴露在上午的阳光下，聚集在盆骨里的露水还没有干，阳光照射下反射出绿色的光，还有蚂蚁在上面爬。

另一个热心知情者向随行的人们介绍。

那天在这里被打死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已经接近山头了，最后还是被打死在斜坡上。他说着指向了清水池方向的山坡，但是斜坡上已经没有死者了。据说自从那次武斗后，这里就没有人敢再来了。

我们在荒草丛中匆匆走了一会，就看到好多具死者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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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心中发堵。随即招呼随行的同事们，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想必他们也有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我们一齐赶快离开了这个让人极其难受的地方。

回家后，过了好多天心情才平静下来。

同行者中有一人回家后神经失常了，后来他离开了工厂不知去向。这事成了我几十年来深深的内疚……

后记

此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我已经由一个青春小伙变成了古稀老人。庆幸尚无“老年痴呆”。觉得作为“一个诚实的中国人”的责任感，有必要将曾经的经历和记忆写出来，立此存照，以警示后人。

世事难料，我退休后又来到杨家坪居住。我曾经到过去的“清水池”、“古战场”转悠了几次，那里早已经高楼林立，找不到过去的模样了。

人们在这里悠闲的居住生活，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乐趣，到处都是安静祥和的景象，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往事。

我在这林立的高楼中漫步，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高兴，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毕竟是进步了。

祈求上天保佑国家强盛稳定，老人安度晚年，子孙后代不再遭受我们曾经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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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重庆交电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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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13日深夜，八一五派攻占了反到底派在解放碑地区唯一的据点——交电大楼。在攻打的时候使用了燃烧弹，使交电大楼着火，烧了一整天，好端端一座大楼只剩下一个光架架。那天晚上，我正好在黄山的炮台山上值班，俯瞰山城，没有亮光，没有生机，宛若一座死城。突然，解放碑那儿燃起了大火，由于相隔甚远，也不知究竟是哪幢楼燃了起来。接着，长安厂的反到底派隔着嘉陵江，也往离交电大楼不远的临江门外贸大楼打炮，夜空中不时划过一长串红色的曳光弹。长安厂也是兵工厂，主要生产高射机枪和舰艇用的小口径炮。可能因为那炮弹也是检验用的砂包弹，没有打燃那外贸大楼。在市中区，反到底派的力量相对薄弱，仅占据着两路口一带，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体育馆、工业展览馆建立有武斗据点。除此之外，就只有解放碑的交电大楼和望龙门的望江饭店两处了，但却孤零零地被八一五派所包围。交电大楼是财贸九二一的窝子，又是“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地处重庆最核心地段，成为八一五派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此前的8月4日，反到底派又偷袭了离交电大楼不远的财贸俱乐部，打死六名正在搬家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凶手被八一五派锁定为交电大楼的财贸九二一。于是，交电大楼便成了八一五派打击的第一个目标。其实，后来才知道，“八四”事件中，袭击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并不是财贸九二一，而是重庆无线电厂的反到底派武斗队。无线电厂是军工企业，隶属于军工井冈山，“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也是无线电厂反到底派主办的。当时，财贸九二一已更名为财贸井冈山，但人们依然称其为财贸九二一，交电大楼里也驻有财贸井冈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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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就完蛋”来源于林彪的话：“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当时，不知是谁还为这段话谱了曲，成为反到底派的战歌，而且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交电大楼里当然有枪，而且是清一色的半自动步枪。据说，那天晚上，交电大楼里的反到底派只有九个人(一说是七个人)，我们学校一个叫张XX的高一同学就是其中之一。几个人凭借着那坚固的大楼，进行顽强的抵抗。马路对面是八一五派占据的和平电影院（当时改名为东方红电影院），机枪步枪不停地向交电大楼射击。开始，那广播站还能一遍又一遍高叫：“强烈抗议……最最强烈抗议……”不久，便被打哑，“完蛋”也就完蛋了。双方对射了一阵，八一五派便派爆破手去炸楼。第一个亡命徒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结果还未跑过马路，便被打倒在地。八一五派集中火力掩护，才将他拖了回来。然后又有第二个亡命徒抱着炸药包冲过马路，结果还是没跑到交电大楼门边，便被打倒。第三个亡命徒继续上。这人运气好，终于把炸药包送到大楼墙边，拉燃了雷管，急匆匆跑回。那炸药包“轰隆”一声爆炸，将那砖墙炸开了一个黑洞洞的大窟窿。

炸了一个洞，交电大楼却没有垮。那洞里黑忽忽的，什么也看不见，八一五派不敢贸然冲锋。又对峙了一阵，当头头的终于下了决心，抬来反坦克枪，装上燃烧弹，向交电大楼射去。那反坦克枪口径虽然不大，枪管却很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坦克的主要武器，在原苏联拍的那些二战影片中可以看到那样子。那反坦克枪的子弹也很长，有穿甲弹、燃烧弹、爆破弹。那燃烧弹也厉害，只打了几发，交电大楼便熊熊燃烧起来，那火焰直冲夜空，照亮了半个重庆城！

后来又听到另一种说法：当时，八一五派先后派了两个人抱炸药包去炸交电大楼的铁钎子门，都在点导火绳时被守卫交电大楼的反到底派打死了。“八一三”战役八一五派的现场指挥是机制校机校兵团一个姓杨的头头，见炸门受阻，就下令集中几只信号枪，从和平电影院楼顶上向交电大楼4楼的窗口射击。信号弹带着火焰，引燃了屋里的易燃物，造成火烧交电大楼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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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交电大楼是解放后才修的，砖柱砖墙，却是木楼板、木楼梯，又正是盛夏酷暑，容易燃烧。火是从楼上燃起来的。守楼的反到底派急忙退到楼下，商量了一下，决定撤退。他们从大楼后面的窗门跳去出，穿过一条小巷，经过实验剧场，沿中华路到新华路，从文化街梭下去，最后撤到望江饭店。九个人中有八个竟完好无损，只有一人在撤退时中了一颗流弹，从大腿里钻进去，又从另一面钻出来，穿了一个洞。好在没伤着骨头，只留了两个肉疙瘩在腿上。这受伤的人就是我那个叫张XX的同学。前不久我碰上他，还问他伤口如何，他说除了要下雨前有点疼痛外，基本上没有影响。

交电大楼失守，望江饭店的反到底派怕八一五派集中兵力来攻打，于是便放弃这个据点，人员全部撤到两路口一带去了。

幸好那时还没有彩电、冰箱、空调之类的高档商品。但是，交电大楼里毕竟储存了那么多电工交通器材，被付之一炬，好可惜！交电大楼成了黑不溜秋的一个光架架，立在解放碑那繁华地带上，有碍观瞻，或者用重庆话说是太胀人眼睛了。我们下乡后不久，便匆匆忙忙修起来。由于修得太简陋，后来又拆了重修。改革开放后又重修，现在耸立在那儿的新世纪百货大楼，算起来已经是第五代了。

解放碑是重庆的中心，当然不能随便放弃。停火协议一签订，反到底派就杀了回来，占据了友谊商店，恢复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简称“完蛋”广播站），请来一个特别能说的人当广播员。此人姓谢，是黄花园豆腐厂的工人，脚有残疾，是个跛子。重庆人把跛子叫作“拜子”，因此称其为“谢拜拜”。此人嘴巴极为了得，用重庆话广播，一挖苦二讽刺的，就像如今的“脱口秀”，经常引起听众捧腹大笑，很是吸引人。

为了和“谢拜拜”对抗，八一五派就在友谊商店马路对面的群林市场新建了一个广播站，取名为“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广播站听起来很别扭，又不便简称，还容易被反到底派称为“落水狗”，八一五派在解放碑本来还有一个红旗广播站，于是人们都以为那就是红旗广播站了。重庆著名的评书演员徐X曾经在红旗广播站当过广播员，此人也极会说，甚至还略胜“谢拜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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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几年，徐勍在市曲艺场说《红岩》，说《夺印》，说出了名声，很有一些“粉丝”。因此，不管是红旗广播站还是“痛打落水狗”广播站的广播员，都极力模仿徐X的腔调，竟然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以至人们都以为和“谢拜拜”对抗的，就是徐勍了。

两边的人都会说，说八九个小时都不累，讽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骂、侮辱，什么都来，总能引起听的人一阵阵哄笑。于是，每到傍晚，那街心花园便坐满了人，尽是老头老太婆，专门听他二人打嘴仗，似乎那是一种艺术欣赏。那年月，也只有他二人的嘴仗方能称为“艺术”，不听白不听。有时候，嘴仗打不赢了，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太让自己难堪了，便有人从那窗口伸出枪来，开那么几枪。于是两个大楼间，子弹飞过来飞过去，打得个乒乒乓乓的。冬季天黑得早，还可以看到那子弹飞来飞去的红光，更是耀眼。打上一阵。然后又停火，又用嘴打。

奇怪的是，文革战争持续了一年多，重庆人竟然见惯不惊，胆儿也大了。那些坐在街心花园听他二人打嘴仗的老头老太婆早已见多识广，你打你的，他自岿然不动，泰然处之，秩序不乱，还仰着头看那子弹飞来飞去，指指点点，评价谁的枪好谁又打得好，像看西洋把戏似的。等到枪声停下，又继续欣赏两个广播员的“说书”“艺术”。那真算得是重庆历史上一大奇观一大奇事呢。

文革期间，官办的报刊杂志几乎全部停刊，要得到什么消息，只有靠看大字报，或者就是听广播。为了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两派都设了很多广播站。在一个地方，如果对方设了一个广播站，另一派也一定要设一个，而且要把声音弄得更高。于是，往往就形成两个广播站对立的局面。上新街是南岸区的中心，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都设了广播站，也在广播里辩论，当然那辩论也要变味，也要讽刺、幽默、挖苦、揭短、挑底、咒骂、侮辱，什么都来。只是没有“谢拜拜”和徐X勍那样的“嘴嘴”，辩论也就主要成为对骂。反到底派的广播站在山坡上的一幢住宅楼里，几个高音喇叭一开起，长江对岸的望龙门也能听见。那广播站是城建兵团设的。有一次，南岸城建兵团头头张XX还把我叫去客串了一回广播员。

重庆文革故事

八一五派那个广播员是大庆民中（上新街民办中学）三二一一一战斗团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是我的对手，几下就被我连讽带骂激怒了，只有用“小心老子要你的命”之类威胁的话来应付。当天晚上，他们也真的恼羞成怒，半夜时偷偷摸到山坡上来，冲进住宅楼，把广播站砸了。幸好那天晚上广播站里没有人，只损失了那些广播器材。

那大腿上中了子弹的张XX同学，后来就一直呆在那“完蛋就完蛋”广播站里。1967年年底，借口那广播站里藏有武器，驻军派部队包围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包围了，不知为何又不进入大楼，让军人站在那儿，只准人出，不准人进。楼上的反到底派却不当回事，还是继续广播。包围了几天，楼上已经没了给养，于是又准许给大楼提供粮食蔬菜等物品，于是又睁只眼闭只眼，让外面的反到底派趁机混进去。这事惹得全市、全川以至全国各地的反到底派及其战友送来各种各样的横幅布幛，挂满那大楼。那情景，与今日的广告大战相似，只是文字截然不同罢了，色彩可能没有广告那样艳丽罢了。围了一两个月，不知为何又撤了。文革中的事，总是这样前无因后无果的（当然是有因也有果的，只是一般老百姓往往不知道罢了），见多了也就不奇怪。

“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被包围期间，我也装着送东西的人，混进去过几次，从楼上看解放碑街上那人来人往的情景，真不相信那竟是战争年代。和张XX吹牛，说起“八一三”那场血战，他还把腿上的伤露给我看过，前后两个肉疙瘩，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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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8日，从宋代就命名的朝天门码头（时称红港）因非常岁月，霎时间血火纷飞-- 纪事提示 1967年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交战，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 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基本结论是，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本刊“重庆纪事”栏目，于30多年后将“重庆八八海战”疽臃割破，其目的正如百岁老人巴金所说，“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必须早日还清。”其意义就在于，要让今天的重庆人认识到：一个安定团结、稳健发展的社会局面，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多么重要！武斗战火为何燃起？要了解重庆“八八海战”的来笼去脉，就得了解重庆文革中的武斗。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因此，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武斗最终未能避免。

重庆文革故事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中。1966年12月4日，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重庆的首次大规模武斗。到1967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即“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当时主政重庆的“革联会”在《意见》中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山雨欲来风满楼，大规模的武斗已不可避免。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千、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着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组建立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7日，两派在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二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7月27日至28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大型国防企业造反派相继介入，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文革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重庆八八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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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现朝天门码头）、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压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舰队”是怎么组成的？

1967年8月1日，长江2014号轮拖挂货8-126铁驳，上水航行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到长江深沱（长寿以下30里左右），轮船接到了公司“停船待令”的指示后，继续行驶到了长寿，当天晚上停在那里。8月2日凌晨4点多钟，当地80多名男子乘一艘大木船登上轮船，随即将全船控制。

一起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八八红港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登上长江2014号轮的80多名男子，就是由长寿的反到底派组织行动的。一群人控制轮船后，先将轮船开往涪陵，8月3日又驶回长寿。

当天下午6点多钟，停泊在深沱的人民5号货轮，也遭到劫持-从郭家沱开出的炮艇望江101、嘉陵1号，一前一后地将其夹在中间，开到长寿。晚上8点多钟，3艘轮船及长江2014号轮，一起往上游驶去。

船队由嘉陵1号领航，人民5号、长江2014号轮及其拖挂的货船居中，望江101押后。8月4日凌晨2点左右，4艘轮船航行到蒋家沱时，又将停泊在这里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挟持加入。凌晨3点半钟，几艘客、货轮船行驶到郭家沱，停了下来。不久，客轮意外地得到了起锚准许，离开船队开往重庆。

在整个行动中，反到底派长航“红一方面军”总部头头邓松涛、王三恒，长江2014号轮上的头头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反到底派下属组织负责人，扮演了重要的内线角色。船队行驶到郭家沱后，行动的幕后组织者-同属反到底派的望江“金猴”及其头头邓长春，站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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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天，“金猴”将人民5号轮进行了武装：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铁板，以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50多吨小麦共800多包，也被搬运到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邓长春任舰队司令，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重庆城区。

舰队为何要开往重庆？

望江军工“金猴”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运送几门大炮到九龙坡，支援同派组织建设厂“红大刀”，并换回自己所需的半自动步枪，同时以此显示本派力量，打通两个组织间的联系通道。出发前，他们已在人民5号轮的货舱里，装载了送给“红大刀”的3门大炮，以及每箱20发、共约千多箱的炮弹。

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退休职工颜国强向记者介绍：重庆的造反派分裂后，在城区，从朝天门到两路口一带，以及南坪、铜元局等地，为八一五派控制的地盘；两路口到杨家坪一带，以及江北的观音桥等地，为反到底派控制的地盘。“在武器装备上，望江军工‘金猴'和建设厂‘红大刀'有互补性。而长江航运和陆路运输被八一五控制的地盘切断，也就促成望江军工‘金猴'选择了铤而走险-组建‘舰队'，建立联系。”

“在当时，对方有什么行动，一般都要提前通知对方。”现已56岁的王子涵，当年在八一五派一方的水运204号轮上担任锅炉工。他回忆：“那段时间，我们可能也接到了反到底派的情况通报。大家虽然不知道‘金猴'会怎样行动，但都感觉不对头。所以，在‘金猴'的舰队出动前几天，公司要求所有蒸汽轮船，必须保持气压，随时待命。”

一起双方都有准备的武斗事件，正一触即发。“不管是反到底还是八一五，在当年的背景下，都不能用对、错来评价的双方行动-因为各方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提起往事，家住永川的刘长明还带有情绪，“我是反到底一方的。1967年8月8日，我就在望江101上。我也开了枪的。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那时岁数太小-才16岁，我现在已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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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是怎么进行的？刘的朋友告诉记者，刘其实并非不清楚，只是不愿说而已。不过，刘不愿说的情况，记者从有关单位查阅到了详细资料：一个叫刘英彬的船员，当年就在人民5号轮上，事后“倒戈”参加了八一五派，介绍了“八八海战”的详细经过- 1967年8月8日下午，“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驶出郭家沱时，望江101在前，嘉陵1号、人民5号随后。3艘轮船一出铜锣峡，人民5号上的4门炮，就对准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和东风造船厂方向开炮，“当即打中人民6号轮和西南最大的修船浮坞。后来才知道，这次（炮击）不但打伤了人民6号等多艘轮船和浮坞，还打死长航职工2人，打伤多人”；到了窍角沱，“舰队”按计划改变队形：望江101在右，嘉陵1号在左，人民5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 “舰队”航行到木关沱，人民5号发出开炮信号，望江101和嘉陵1号首先打响。人民5号便打开广播喊：“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喊话结束后，人民5号也对准红港航运大楼和客运站开炮射击，现场顿时“硝烟滚滚、炮声隆隆”……长江207被打燃了，“有些船员被迫弃船跳水，而望江101却停车用机枪进行扫射，见一个打一个，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是惨不忍睹！”到了东水门，……从（长江）右岸开出施救的“水运204、104两艘小火轮被击中顶篷，被迫开进小河”。“接着，3只炮艇又向人民28号、人民30号猛烈射击，当即将人民28号打中，流至野猫溪沉没；人民30号尾部被打伤，被迫开进小河躲避。” 舰队航行到望龙门河心，望江101追上人民5号，因已完成护航任务，即得到返回的准许。“后来听他们讲，101回望江经过唐家沱东风厂时，又向该厂打了若干发炮弹，同时还联系铜锣峡山顶大炮向东风厂炮击60发，简直像一条疯狗。”而在望江101掉头回去后，“人民5号、嘉陵1号继续往上开，经过长江电工厂时，又向该厂猛烈开炮，当即打穿了岸上油库，击沉了江边一艘拖轮长江1号，以后（两艘轮船）就一直开到了九龙坡”…… 鉴于当年的特殊背景，记者注意到，刘的介绍，不可避免地带有派性色彩，甚至可能隐瞒了部分真相。所幸的是，一位姓陈的本刊读者称，他是反到底派的，重庆武斗停息后，他曾以反到底派“红一方面军”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事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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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彬介绍的海战经过“基本属实”，“但有一点情况需要更正-在望江军工‘金猴'的舰队到嘉陵江、长江交汇处江面前，人民28号就已横向停在那里，实施拦截；人民30号也开到了嘉陵江口。两艘轮船因此才遭到炮击。

望江“金猴”是如何筹备的？

在这起武斗事件中，“八一五派”一方无疑被打得“落花流水”。而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当年重庆的混乱局势，也从这起事件中凸现出来。

家住谢家湾的杨文凯老人，今年72岁，在他的印象中，武斗开始后，“（属反到底派的）建设厂‘红大刀'确实陷入了困境-许多家庭连煮稀的米都没有了，因此特别需要（本派）其他组织的支援。”

望江军工“金猴”后来的支援行动，也就因此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并最终取得了“大获全胜”的结局。

据刘英彬在“揭露”“8·8红港海战”的材料中介绍，长江2014号轮当初没有停在深沱待令，就是因为轮船上的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朱星德、刘志华、刘文荣等人，已与长寿反到底组织暗中取得联系。轮船停靠长寿码头当晚，乘木船渡上轮船的80多名男子，头戴藤帽，手里操着钢钎、大刀、杀猪刀、匕首、炸药、雷管等，每人左手手腕缠着红布。控制全船后，他们最初宣称自己是八一五派的，还吓得船上的反到底派船员刘长炳，跳进长江逃跑了。表明真实身份后，那伙人为防备八一五派抢夺轮船，又威胁说，轮船上已安装了炸药，如果八一五派有人来抢，“我们就同归于尽”。而轮船被劫不久又被开往涪陵，就是为了到涪陵与同派力量协商，如何把船送往望江军工“金猴”的驻地。

显然，劫持长江2014号轮的行动，事前就已作好安排；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文革”开始后，重庆已陷入“全面内战”、各自为政的局面，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还介绍，8月4日凌晨，船队到达郭家沱后，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轮不久被放行，原因就是由于这两艘轮船不在“金猴”的劫船计划中，而且两艘客轮都载有外地旅客，反到底派担心他们的夺船行动过早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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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彬在“揭露”材料中披露，“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出动前，望江军工“金猴”把长江2014号轮用作指挥船，“船上设立了作战指挥部、水上检查站、后勤指挥部，还设立了两个黑电台，经常向邮电兵团、交院、黄山、反到底1号等其它黑电台发号施令。”在2021号轮上，王三恒等头头还多次组织了动员大会。到8月8日下午，“舰队”出动时，在人民5号轮上的各个炮位，也已用粉笔划好了信号：“一长一短（两声）表示准备开炮，二短一长（3声）表示开炮，一长声表示停止射击。”

记者采访时,不少了解这起事件的人都感叹:对当年两派各组织的行动,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可理喻,但在当时,类似望江军工“金猴”的行动,已达到明目张胆的地步,而且到处都在发生,也没人阻止。谁还记得当年“海战”场面? “八八海战”,就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打响。当年很多人亲眼目睹了交战经过,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家就住在唐家沱。1967年,我才10多岁。8月8日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玩,突然听到一阵轰响。明白可能有人打炮后,我赶紧爬到床下藏了起来。”一位叫刘晓河的读者,给记者打来电话,“过了不久,响声息落,我跟着一些大人跑到了江边,结果开炮的轮船已驶往重庆去了,当时就听说打死了两个人。哪想到,当天晚上,我们那里又遭到了炮击……”

记者在南滨路玄坛庙附近采访时,一位姓肖的先生讲述了他当年在那里看到的“战斗”场面:“我那时刚好13岁。那天下午,我们一共有七、八个娃儿正在江边洗澡,突然听到喇叭响起来了。没等我们弄清楚喇叭说些什么,接着就看到从下游开来的3艘轮船开炮了,吓得我们赶紧趴在江边。3艘轮船中,人民5号轮上挂有‘反到底1号'的旗帜。3艘船即将驶到现在的卷烟厂附近江面,人民28号和人民30号才从小河开出来拦截,红港大楼也开始有机枪往江面扫射。我们这时才发现,在红港码头上,已垒有很多沙包,里面也有人开枪。但红港一方根本不是对手:人民28号、人民30号开出来后,人民5号轮上的大炮就对着人民28号打,后面两艘炮艇就对着人民30号打。没打几炮,人民28号一侧身,就不行了,后来就飘到野猫溪附近沉没了;人民30号挨了一阵后,就不得不躲进小河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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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回忆,红港一方可能也做了准备,“但打起来后,完全是仓促应战,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别说应战时显得手忙脚乱,就武器而言,自始至终也只有机枪、步枪和对方的大炮开战。他介绍,双方打起来后,在位于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有人向江面开枪,人民5号轮还用喇叭还警告说:“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混战中,长江207被打燃了,随后就失去了控制,往长江下游飘走了。

肖先生介绍的战斗场面,当天下午在江北咀附近洗澡的李有福也看到了。李当时22岁,和40岁的邻居陈仲良一起在江边洗澡。两人还带着一个叫陈树平的小孩,在岸上照看他们的衣裤。双方开炮后,李离岸边不远,挣扎着游上岸,拉着小孩陈树平就跑,躲到了岸边一个卷扬机的水泥柱后面。“枪炮声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而且一直很密集。其间,陈仲良游出50米左右,才返回来。跑上岸时,他浑身发抖,脸都变成了猪肝色。”李说,那天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要是挨了一冷枪,我也就没有今天了。”

重庆广播电视报美编黄勇智,当年12岁,听到炮响后,也从临江门跑到千斯门“看稀奇”:“听到子弹‘呜、呜'地从头上飞过,我才趴到了地上。只见有轮船被击中后,船员还在往江里跳。另一方船上的人,就调转枪口,直往江里打。”

市公路运输集团公司退休职工颜国强,当年在望龙门附近目睹了“海战”的经过。他回忆,双方战斗结束,人民5号打出的炮弹、机枪弹头,有的卡在了江边的木筏缝隙中。“我们当时才10多岁,马上就跳到江里去摸,感觉那些弹头还是热的。”后来,被击沉的人民28号轮,被打捞起来拖到东水门停了几个月,“我见船体遍体鳞伤,就爬到船上去,看有什么地方可以躲过袭击,结果发现:不管哪个位置,都被枪弹打过。”

令记者意外的是,给本刊打来电话的知情人中,有不少人当年在反到底一方参加了“海战”。他们零碎地介绍了过去的一些情况,但都不愿透露自己的具体姓名,也不愿详谈他们当年的经历。而在八一五一方,当年在水运204号轮上任锅炉工的王子涵,则约见记者,介绍了他在抢救长江207时见到的恐怖场面:“长江207可能想突袭望江101,结果反被后者打燃后失去控制,往长江下游飘去。我们开出施救时,也遭到了炮击,但最终仍跟了出去,并不断用水龙灭火。后来,长江207的火势得到控制,我和同事才爬上去。那艘船上的人都已死完了,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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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猴”是怎么撤回望江的? “人民5号、嘉陵1号驶过长江电工厂时,不止打燃了油库,双方还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向记者介绍当年“海战”的情况时,杨文凯老人特地强调:“当时,我恰好在黄沙溪江边,亲眼目睹了双方交火时的场面-‘金猴'想示威和打击对方,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而长江电工厂的八一五派则想把‘金猴'的两只船击沉。可想而知,战斗激烈到什么程度!”记者查阅到的有关材料,也作了印证:“在铜元局附近江面,人民5号、嘉陵1号遭到了猛烈攻击,以致人民5号上出现了多起伤亡……” 不过,对望江军工“金猴”而言,打击长江电工厂的八一五势力,毕竟不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所以,人民5号、嘉陵1号很快就通过了铜元局段江面,于8月8日下午7点45分到达建设厂,结束了从郭家沱到九龙坡共40里的行程。

两艘轮船停下来后,望江军工“金猴”的人员,立即把人民5号装载的大炮和炮弹卸上了岸,然后又在人民5号轮船身加装了两层8工分厚的钢板,准备再打回望江。然而,邓长春、王三恒等“金猴”、长航“红一方面军”头头没想到,经过刚刚结束的惨烈战斗后,两艘轮船上的大部分船员,都无心再战。尽管他们采取了威逼利诱等手段,甚至在当时物资紧缺的情况下,每天兑现两个水果罐头、一个牛肉罐头,但包括刘英彬在内的部分船员,仍最终逃离了轮船。邓、王等头头准备再打回望江的想法,也就只好落空了。“8?8红港海战”,由此才没有继续下去。

据有关方面事后统计,8月8日下午,望江军工“金猴”引发的“海战”,“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

邓长春是怎样一个人?

1967年距今,已过去36年了。当年,担任“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总指挥的邓长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在一家报社供职的于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有关邓长春的一段经历。

“1967年7月底,邓长春带领约500人,进驻位于南岸黄桷垭的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今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见到他的。”于先生的家就在四中。当年他13岁,对邓及其率领的“部队”充满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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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邓长春建立了“黄山警备司令部”,并自任“司令”。司令部设在学校实验大楼,外面戒备森严。学校的甲栋教室,则被改作了宿舍。司令部下分“红一连”、“红二连”等编队,每天都在学校操场操练。于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被叫做“战士”的那群年轻人,有工人,有农民,个个都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尤其是司令部的一些文艺女兵,本身就很漂亮,再穿着一身海魂衫、白衬衫等服装,腰别一把小手枪,看起来特别精神。”而邓长春身高不到1米7,体形偏瘦,常穿军装,扎着一跟腰带,配一把左轮手枪,显得也很威武。在于先生的记忆中,邓讲话语句简短,颇具煽动性。一次,司令部在操场集合,邓不紧不慢地讲道:“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消息:昨天,我们在长江上截获了5艘补给船,缴获了大批猪。今天,大家打牙祭。”邓话音一落,全场就“哗哗哗”地鼓起了掌。

于回忆,在司令部中,邓不仅突出地摆着“司令”的架势,遇事也比别的人老练。一天上午9点左右,邓刚走到实验大楼,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由于当时形势比较紧张,司令部其他人一下子慌乱起来。但邓很镇静,“大家不要乱!马上戒严!”控制局面后,很快查明了原因。原来,两名战士擦枪时走了火,其中一人当场被打死了。事发后,邓借题发挥,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招来一口大棺材,把死去的那个年轻人,埋在了学校一棵雪松下面;送葬时,邓有意安排高唱毛主席的语录歌:“要奋斗,就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结果,这起意外事件,不仅没有在司令部造成负面影响,反而还激发了那群年轻人的斗志。

在四中期间,邓通过电台与外界联系,并指挥“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引发了“八八海战”。其后,他又回到“黄山警备司令部”,指挥了1967年8月22日攻打上新街原大庆民中的战斗。“大约1个多月后,黄山警备司令部就撤走了。”

于后来了解到,邓长春文革前只是望江机器厂的一名工人。文革开始后,邓“造反起家”,逐渐成为了望江军工“金猴”的头头。一位当年反到底派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武斗结束后,反到底派的邓长春和八一五派的方文政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在‘8·8红港海战'中,长航‘红一方面军'被打死了20多个人。‘海战'结束,这些人被八一五派当作‘烈士',埋在当年朝天门码头一棵黄葛树的周围。一两年后,那圈墓地又被拆除了。”回忆当年的那起武斗事件,许多人叹息之余更多庆幸:“那个疯狂的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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