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盲人教育漫漫路

盲人教育漫漫路

在普通人的视线之外，存在“不被看见”的盲人群体

他们少有出门，因为盲道不通

他们少有娱乐，因为平时忙着按摩营生

而这一切要从盲人教育的起点，开始追究

撰稿人/ 王露 苏婷 王彬 王琳 曹霞 白雪

封面封底图源/ 视觉中国

或许他们不能看见世界，但是世界理应看见他们

从盲人群体的学校教育、到社会上创业经历、再到以盲人电影院为核心的社会教育，我们从这三个层次逐渐深入，发掘其中的个体命运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探讨盲人教育的现状、困境、未来。

在这些盲人群体中有少数幸运儿，比如成为云南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盲人彭斌，也有遭受意外失明，却成功创业开出连锁按摩店的周兴松。但更多人都只能接受盲人特殊教育，被给予极为有限的选择。在记者了解过的昆明盲哑学校，针对盲人学生也仅有音乐、推拿理疗这两三门专业课程。

除了少数幸运儿，更多盲人的教育有限的，选择是有限的。因此，盲人的大多数的理想，可能都是“当盲人按摩店老板”，在他们眼中拥有一家按摩店就是成功的标志。从学校教育到走向盲人按摩店，成了一种现实。

与此同时，承担着社会教育的电影对于盲人也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但在心灯盲人电影中，我们找到了每周六赴约“看”电影的盲人们，他们多是老年人，更是退休按摩师。电影为他们看不见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精神文化之窗，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文化盲道。但更多盲人观众呢？可能在中国广阔的乡村上，甚至无法接触盲人教育。

教育，就是解决这种死循环的起点。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仍看到了融合教育带来给盲人教育进步的希望，盲人电影院朝快手、抖音线上平台，又使电影照进了更多盲人的精神世界里。

卷首语

“看见” 盲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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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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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成夫妇乐观又正常的生活态度很难让人察觉到他们有何特殊，只是当他们需要把手机凑到眼前，恨不能让眼睛贴着手机屏幕时才会让人意识到，“噢，原来是盲人啊”

噢，原来是盲人啊····························································

P03—06

彭斌说自己是幸运的，他既是90年代云南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盲人，也作为老师，一步步见证了高考向盲人考生的开放，彭斌的个人经历刚好映照了中国盲人教育的发展

融合教育：一条走了很久的路·············································

P07—10

“没能成为另一个马云，但我是幸运的。”王经府参加过高考，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并不是每个盲人都有这样的机遇，高考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而他们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家按摩店。

盲人高考：少有人走的路··················································

P11—14

余紫权和周兴松不一样，前者先天性全盲，眼前从未有过色彩，后者看过世界，而后坠入黑暗；余紫权和周兴松又一样，皆为盲人教育的受益者。谁又可以说，余紫权不会成为下一个周兴松呢？

寻找自我——盲人教育的力量·············································

P15—18

这天，吴国庆为了“看”一场电影，拄着盲杖穿越汹涌人潮。他早早从家中走出，踏上盲道，和同伴相互搀扶着，走进心灯影院

拄着盲杖穿越城市，只为127分钟········································

P19—20

每周，帅帅都会从呈贡来到市区为盲人讲电影，一部电影他要练四五遍。辛苦，但听到观热忱的掌声他又总是再次出发。他说，他有个心愿“如果听电影可以下乡就好了”

“如果听电影可以下乡就好了”·············································

P20—21

先天性视障的文平成视弱已是第36年，从事按摩行业接近10年。如今他在吴家营街道的柏枝营小区一排排的蓝房子中已有一家自己的按摩店，因店面属于居民小区改造成的商铺，所以位置并不好找。文老板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妻子王学艳商议后，在2020年年初接过了这家要转手的按摩店。

文老板和妻子2007年在曲靖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按摩时相识并相恋，在此之前，两人都是在农村家里帮着干点农活，并未上过学。王学艳回忆，在技校的学习机会是由当地的残联通知并介绍的，学费和食宿费全免，由国家补贴。主要是学习按摩的穴位、认识人体部位，大量的实践技巧还是她出校后在店里和师傅学的。

对于我国有着1700多万人口数量的视力障碍人士来说，按摩推拿不仅是创业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抓手。

而在众多盲人之中，尤其是在盲人按摩这一行中，能像周兴松这样接受过正常教育还有机会升学，接受进一步教育的盲人并不多，现在社会上大部分的盲人技师们只接受过短期的特殊职业教育。

他们日复一日地守在几平方米的店面里，从早晨开门营业一直到晚上客人各自离去，闲时侧耳听着路过的飞鸟与行人或是专注在手机朗读屏幕的声音之中，忙时便在顾客身上重复着那些他们早已牢记于心的动作。

“也不会觉得累，因为早就习惯了。”来自曲靖市马龙区的二级视障人士文平成边给客人做足疗边说着。

噢，

原来是盲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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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校学习期间，待人真诚又风趣幽默的文老板“追求”到王学艳的半年后与她成家，两人各自在曲靖当地的按摩店上了两年班，自己筹钱开了一家按摩店，生意全靠邻里关照。2008年，王学艳怀孕。两人也因为自己的先天性视障有过担忧，到医院做产检的两人，有好几次都被医生建议到大城市的医院做做检查，先排除孩子今后视力会出现问题的可能再决定是否要孩子。“现在想想，当时胆子是真的大，医生让做的检查都没做”王学艳自嘲似的笑着说，随后又马上舒口气接着说：“不过，还好还好，视力都没什么问题。”也就是在这一年，夫妇二人有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2016年两人赶了“二胎”热，生下了小儿子。王学艳介绍，在她怀孕期间，都是文老板一个人照看店里，有时候孩子生病，两个人只能关了店带着孩子去看病。做生意时常闭门关店，一来二去，光顾的客人也就少了。两人也想过找个员工帮衬一下，但曲靖人口少，自己当时在技校的同学也都选择了离家打工，加上生意不好，“存不下来钱”，两人决定到昆明发展。

2019年，趁着女儿小学毕业的契机，王学艳把女儿交给自己视力正常的弟弟看养在老家曲靖市陆良县，与文老板带着年幼的小儿子来到昆明。两人在盘龙区一家按摩店上了一年班后，有朋友介绍在呈贡有一家设备齐全的按摩店要转手，两人又以每年三万元人民币的房租和两万元的转让费接手了这家按摩店，一家人的吃住都在店里。如今，小儿子在小区附近的幼儿园上学，平时由文老板负责接送。说起孩子，总是笑颜待人的文老板和王学艳总是会皱起眉头，略微抬头挤出微笑说“孩子的学业辅导真的是个问题，虽然现在还是幼儿园，平时也没什么作业，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意见，意见指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被称为“双减政策”。政策出台后，引发了社会的一片热议。然而，被忽略最多的其实正是诸如文平成和王学艳这一类有着视觉障碍的父母。

     

王学艳的儿子今年5岁，有着和文老板一样的圆脸，和王学艳一样小巧的鼻子。夫妇二人在忙着按摩时，不上学的儿子就一直在客厅里看电视，时不时被电视上的动画逗笑，夫妇二人听见了便也跟着笑。“问他有没有作业，他也都会说在学校就写完了，倒是轻松，回来就一直看电视”王学艳说着说着便把头歪向了左边，随后叹了口气又接着给客人按摩头上的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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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孩子在家里的课余时间增多，意味着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将承担更加严峻的责任。这不仅会让平时工作繁忙的家长头疼，更是给像文平成和王学艳这样没有办法更没有“能力”监督孩子功课，辅导孩子学习的家长下了一道难题。  

吴家营街道地处呈贡大学城和昆明火车南站附近，而文老板按摩店所在的柏枝营小区又毗邻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四所高校及火车站附近的商业区——“第七街区”，因此，店里平时主要的客户就是学校里的学生。

然而，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店刚接到手没多久，就一直处于停业状态。为了开辟客源，今年6月，文老板在朋友的介绍下自学了美团APP的操作与使用，紧接着就上线了包含保健按摩、足疗+全身按摩、养生足疗、肩颈保养、肠胃保养、刮痧、火罐等十二个店内消费项目。

据文老板介绍，自从在美团上线了店铺以后，开始有少量要坐高铁动车，住在附近酒店的游客通过美团找上门来做按摩。      

      

行动开展两年来，已帮助6919家盲人商户实现数字化，线上订单量共提升147%，为盲人商户创业、就业贡献力量。虽然文老板并未进行关爱行动中的标准化互联网经营培训，但也体验到了该行动为店铺营销推广的便利。

 6月正式在美团APP上线的“博源盲人按摩店”有着“5.0”的高分。据记者观察，周末时到店的客人较多，其中晚上七点以后又是文老板和王学艳最为忙碌的时候，常有刚按完上一位顾客，马上就接下一位顾客的情况，人流量大时他们一个人一天会接客十到二十人。不是周末，每天最少也有一两位客人，多是附近的居民，腰或颈椎不舒服到店里找文老板做理疗，用文老板的话说就是“基本的客源还是能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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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一次到店里按摩的顾客基本都是从美团上搜索以后，找到了排名第一的“博源盲人按摩店”。店里的老顾客除了是附近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也都是通过美团来了一次以后又常来的。

即使是老顾客，文老板也会在熟客担心美团会扣去夫妇二人一些费用，从而询问是否需要直接扫码转账付费时建议使用美团，“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想走量，这样比较能吸引到更多的顾客。”文老板和顾客解释着。有很多次，眼前的文老板和王学艳会让记者恍惚，“他们也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呀”。

       

 问起自己的生活爱好时，文老板会说：“就和大家一样嘛，也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聚会，玩一玩。”问起和朋友聚会干些什么时，文老板会说：“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嘛，大家一起出来吃个东西呀，聊聊天呀，唱唱歌呀，就和大家是一样的。

”问起就业创业过程中有什么困难时，文老板会说：“困难这个东西肯定大家都差不多嘛，你就说最简单的，钱呀，是不是，资金啊，就正常人开店也会有资金问题嘛，没什么区别的，就和大家都是一样的。

  

”问起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观念时，文老板会说：“我和他妈妈就是没办法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嘛，所以当然还是希望孩子以后能多读些书，多往高的地方走，和大家一样学些有用的知识嘛，这点上我们和正常人肯定是没什么区别的，谁都想能有个好的教育嘛。”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在视力上不如常人的“正常人”却逐渐要与这个急速发展变迁的社会与时代脱节。或许是我们看待他们时来回避让的眼神，让他们变得“特殊”；或许是我们与他们交谈时的小心翼翼，使他们处于“弱势”。但我们也应该思考，是否给予了他们能与我们平等“对视”，融入数字时代的机会。

中国盲协主席李庆忠曾在光明网的采访中表示，“盲人群体的就业创业是他们提升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水平的最重要途径，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在数字经济时代，让他们融入数字经济可以帮助他们创业和就业，希望更多的企业关心帮助残疾人特别是盲人群体的就业创业。” 

而在就业和创业之前，盲人群体的教育问题或许也是亟须社会各界努力的方向。

文/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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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一条走了很久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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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岁的彭斌进入昆明盲哑学校入读，从此一呆便是11年。高中毕业之后，他一边兼任昆明盲哑学校的老师，一边学习针灸推拿，以便日后能够有一技之长，进入社会谋生。

虽兴趣不在此，但那时，一个全盲的人能自食其力，成为按摩师傅，也是很高的成就了，纵然他的兴趣点并不在此，他那时最崇敬的人是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直到1987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开办，彭斌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通过单招考试，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一偿夙愿。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残疾人总数约5164万人，其中肢体残疾约194万人、听力残疾约1770万人，智力残疾约1017万人，视力残疾约755万人，综合残疾约673万人。其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具备条件的优秀残疾青年，因身体条件的限制得不到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广大残疾人乃至全社会对创办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家开始了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探索，长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纷纷招收残疾学生或开办特殊教育专业。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是新中国第一个残疾人高等教育学府，也是由甘柏林一手推动创办的学府，这是彭斌多年后才知道的。

01 从推拿师傅到盲协主席

他可能是当时云南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盲人

“

“我可能是云南当时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盲人。”

彭斌既为自己的这段经历感到骄傲和幸运。在90年代，如他一样能够接受完中等教育的盲人已是凤毛麟角，更遑论接受高等教育读大学。

1992年他乘坐着从昆明开往哈尔滨的火车，跨越4603公里，历经67小时，纵贯中国的西南和东北，彭斌北上，在长春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四年求学之路。大学四年的时光令他难以忘怀，他在那里学习了自己最感兴趣的键盘乐，不用再一遍遍按着穴位图摸索，和同学们谈论的话题也变成了莫扎特和贝多芬，唯一的遗憾是，东北银装素裹的雪国风光，他只能在脑海里想象了。

大学毕业之后，彭斌接受分配，到母校昆明盲哑学校任教，先是教授音乐科目，后来又兼任信息技术科目的授课，所教授的学段也越来越广，从小学、初中、中专都有。

08

回到昆明，一做老师就是二十几年。彭斌教授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初中或者中专毕业之后，成为了盲人按摩师，极少数学生继续他当年的道路，读大学继续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天，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盲人也不足千分之四。

彭斌所成长的80——90年代，偏远地区出生的盲人很少有能够完整接受义务教育的，而2000年以后的部分盲人都能在所在地区的特教学校接受教育，有当地户籍的适龄儿童直接就近入读当地的特教学校。

截至2020年，盲、聋、培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到95%以上，全国特教学校达2080所、在校生达49.2万人……

对比彭斌所在的年代，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在如今，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是盲人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和能够提供高等教育的资源之间的不匹配。

“随着教育水平的普及，盲人都在渴望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义务教育是可以满足了，但高等教育的资源还比较少，高等的教育来说还有发展的空间。”这是彭斌对于盲人教育的担忧。

“每年最多有10个云南盲人考生考入大学，全国有三百个左右的盲人考生考入大学。”这是彭斌成为昆明市盲人协会主席后了解到的数据。作为一名盲校的老师，彭斌坦言，是道德在驱动他教好每一堂课，盲人学生的家长们其实并不特别在乎成绩，反正读不读大学，最后都是要成为按摩师傅的。他只能尽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保护学生们为数不多的梦想。

彭斌所教的音乐课采用个别教学的方式，他会特别关注那些对音乐有爱好感兴趣的孩子，把他们挑选出

02 高等教育还有发展空间

作为培养对象。另一门由彭斌所教的信息技术课程，则旨在教会盲人孩子们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适应信息生活。

昆明盲哑学校每年招收的视障学生在50——60人左右，初中每年招收24人左右，分为两个教学班，12个人一个班，最后升入高中的不足5人，而彭斌所教的学生当中，像他一样就读针灸推拿以外专业的，也就一两个，即便进入大学，盲人所能学的专业仍然还是以针灸按摩为主，这仿佛是一条既定的道路。

在普通高考向盲人开放之前，全国可供盲人报考的本科院校只有四所，分别是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滨州医学院，能报考的专业非常有限。通过单考单招进入大学，是当时唯一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

“

对于视障群体，目前存在两种教育路径。一种是在隔离式的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从盲校一路念上来，之后可以选择参加普通高考，也可以选择单考单招；一种是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高考，这就是所谓的“融合教育”。

这种模式被称为“单考单招”，彭斌当年就是通过单招考试得以进入长春大学学习。单考单招也只是满足了盲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求而已，要想报考更多专业，还是必须参加普通高考。

能报考的所有专业及学校。主要集中

03 融合教育要走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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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2014年普通高考首次向盲人开放。“融合教育的发展空间比较大，特别是到了高等教育这一阶段，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的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如果我们（盲人）能够到这些院校里去接受融合教育的话，我们可以选的专业就很多了。

但对于有志进入大学学习的盲人而言，单考单招和普通高考，只能二者择其一。彭斌的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单考单招。

4月份，学生参加完四所高校独立组织的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的盲人学生就会收到学校发来的确认函，学生确认后其状态会变成“拟录取”，学校会在普通高考录取前从各省提走档案，再想参加普通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年来选择普通高考这条路的学生极少。

一面是单考单招报考专业的有限，一面是普通高考考核知识的陌生和难以适应，两条路怎么选都很难有个明确答案。

彭斌对盲人高考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基本人权。“从2014年，国家首次开放对盲人统一高考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都有盲人都能在6月7号、8号参考高考，也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被一些重点院校录取，以后的话，我觉得盲人能够参加统一高考的会越来多，盲人能够学到的专业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前景是比较好的。”

根据国家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就读的特殊学生约有79万人，其中以融合的形式（包括随班就读、普通学校里的特教班）接受教育的特殊学生约有39万人，占比49.15%。而其中视力障碍的孩子并不算多，小学随班就读的人数为7547。

彭斌说融合教育能够帮助这部分孩子拓宽知识的视野，从小树立自己和普通人没有差别的意识，更为重要的是消除社会对盲人孩子的隐形歧视和偏见，帮助他们适应社会。

谈及未来的盲人教育，他认为也许需要更深地推进融合教育，更多为盲人学生提供和明眼人学生一起学习的机会。

       文/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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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末，昆明的深秋也不算冷，翠湖边的景色依旧盎然，旁边的省图书馆里更是座无虚席，春城还是适合读书的，只是最近的省图书馆里来了一群特殊的读者。

10月30日下午，和彭斌老师约好了在云南省图书馆四楼的盲人阅览室进行一场采访，之后才知道这里正在举行盲人读书分享活动，也正是在这场意读书分享活动中我们认识了王经府——云南省盲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省图书馆毗邻翠湖，下午三点翠湖的阳光刚好，省图书馆阅览室的采光很好，窗外便能看到翠湖的熙攘人群与昆明独有的秋景，而窗内是一群年过半百的盲人读者，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阅读。

与彭斌老师的对话很愉快，无意间拍摄下了这张图片，图中戴着帽子口罩的便是王经府，与周围盲人阅读的书籍不同的是，他拿的是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字版书籍，戴着厚重的镜框眼镜，整个读书过程中近乎贴在书本上进行阅读。

与王经府的交谈也让我们对于视障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从社会再教育，到视障群体高考的现状，甚至包括盲人群体的互联网触网教育，我们都有了新的了解与认知。

“我是昆明人，土生土长的昆明人。”一口浓重的昆明话，瞬间拉近了采访的距离，他是1983年出生于昆明，“我是先天性弱视，视力只有0.1”。

相比较与其他的盲人朋友，他笑道“我已经很幸运了，我还能看得到一点，只是弱视，他们很多人是看不到的，甚至先天性全盲”。

也因为能够看见，让他也有着一段与其他视障群体与众不同的求学经历。

在2002年，国内的互联网刚刚开始发展起步，各大高校开始培养大量的计算机人才，而这一年也正是王经府参加高考的一年，并且凭借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了云南大学，进入云大信息学院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彼时，国内互联网方面人才需求量非常大，这个专业在当时来讲前途无限，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他的前途更为广阔，发展的更好。

“我那会学的是计算机，但我是从农村来的，进入到学校之前连电脑都没摸过，但我那会的同学还是很厉害的，那会兴趣还是有的，也很想学下去，毕竟对于电脑还是新奇的，就业前景不错，我有几个同学现在发展就很好。”王经府笑道。但是后来随着视力问题的加剧，无法面对电脑屏幕，甚至对于日常生活都开始造成影响，不得不在2003年选择转学去了云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按摩专业。谈及那会的选择，他感慨道：“那会的选择还是有点冒险的，视障群体的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很少有学校愿意接收，感恩母校当初接纳了我。”

少有人走过的路

01 感恩母校当初接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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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经府的求学经历对于视障群体来说，是极个别的。视障群体的高考难度大，很少能够像他一样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基本都是学习短期的技能，然后培训上岗就业，就云南省来说，目前还没有一家愿意接受盲人群体的专科以上院校，只存在像华夏中专、昆明盲哑学校这类职业教育学校，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

目前云南省盲人群体54.7万，而我国每年大约新增45万的盲人，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但是能够受到正规教育的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盲人都无法走王经府的路，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已是一种少之又少的幸运，因此谈及这段经历，王经府无不感慨。

“现在科技发达了，方便了，如果当时知道有彭老师他们用的这个读屏软件，可能我就不会选择转学了，会继续留在云大学习计算机，要是坚持下去，可能我也是另一个马云呢。”

未能成为互联网大潮中的“弄潮儿”，但也由此开启了王经府的盲人社会再教育工作，盲人大部分无法走高考这条路，但是学习这条路从来都是殊途同归的，因此盲人的社会教育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由于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就凭借机遇进入文山州残联工作了一年，后来工作认真负责，表现出色，机缘巧合之下调往云南省残联，目前在四家单位任职。

他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关注这个群体，其实我们和正常人差不多，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枯燥的，我们也在学习，也离不开手机。”

对于盲人群体而言，无法通过高考使得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社会的再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了融入社会生活的主要渠道之一。

从2008年开始，王经府从事盲人再教育工作，采访中向我们展示了他最近通过联系残联得到的资助——智能听书机。

“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就去找了云南省残联，目前已经拿到了这个资助，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下一步就是免费提供给盲人朋友们使用。”

在昆明，智能听书机的推广与使用主要从2018年开始，主要响应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项目，用于视障群体的阅读休闲需求，一个小小的智能听书机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根据视障群体的使用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每一步操作都有声音提示，便于触摸键盘，并且通过网络无缝对接中国盲文出版社的数字图书馆，智能听书机的内容涵盖有声书、网络听书以及音频播放等学习系统。

在盲人群体中，高考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但学习不是，他们也在用不同方式学习着。据王经府介绍，此次的捐赠将全都免费供视障群体来进行使用，实行实名制免费出借服务，以方便他们日常的阅读需求。“我们这个群体的生活比你们想象的更为丰富，我们每周基本都会在省图书馆举行一次活动，例如这次的读书分享活动，每周都会有的，一起读书交流心得体会，现在来看智能读书机的使用会让他们的阅读更加流畅，也能让他们更好满足他们阅读需求，更好融入社会。”

令人意外的是，很多的视障群体实际上早早就步入到了互联网使用大潮中，手机的使用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在昆明，智能手机在盲人群体中的使用培训早在2010年开始了，电脑的使用培训在2013年也就开始了。“现在都有读屏软件和语音播报，也比较方便，年轻人接受的比较快，但是老年人就比较困难，平常我们会联系一些志愿者去设立社区流动点帮助老年盲人使用手机，你们可能觉得我们压根不使用手机吧，但实际上我们跟你们一样，都离不开手机的，使用微信、群聊、导航和点外卖都是可以的。”王经府笑道。

“

02 我们也离不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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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再教育为视障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盲人群体的触网，手机的使用也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就像王经府说的“我们生活也丰富多彩。”但是视障群体走王经府这样的“高考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大部分盲人的观念中认为，视障人士不能参加普通高考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甚至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盲校，也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一门手艺活养活自己，对文化课的学习没有报任何期待。因此大部分盲人不会走高考这条路，也就无法接受高等教育学习更多的专业技能，所以大部分盲人最终的归宿——按摩店。就业面的窄化是视障群体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成为一家按摩店的老板也就成为了很多视障群体的理想和目标，甚至成为了一种成功的标志。

王经府介绍盲人群体中很大一部分在接受了短期的按摩针灸培训后，就会去按摩店，学习按摩后就业率可以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可以说，从事按摩针灸业是他们较好的去处了，日后再去开个按摩店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了。除了按摩，在该群体中只有较少一部分从事特教学校教学工作，但是从事学校的工作甚至也是需要考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的体检审查这块又很难通过，在两方面的矛盾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特教老师的很少，而按摩师就成了他们大部分人最好的去处，而这似乎也成了盲人群体一条理所当然的路，甚至带有一种宿命的意味。

在谈及大部分盲人的理想和目标，王经府认为“大部分的盲人在学了基本的技能培训之后，直接上岗就业养活自己，后面的目标大概就是去开个按摩店，做大然后成为连锁按摩店的老板，像昆明这块做的较好的有个叫周兴松的，目前听说有三家店了。做其他的确实会很难，因为身体的残疾局限，很多行业做不了，也不被接受。”在谈及盲人群体是否愿意参加高考，接受高等教育，王经府介绍“盲人能够受高等教育很难，高考难度大，很少有人愿意去考，也很少有学校愿意接收。”

“

盲人的理想是什么？

“拥有一家按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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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21年全国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的人数破了纪录，达到1078万人；而同样破纪录的还有这样一群人申请使用盲文高考试卷的人数，然而也仅仅只有11人参加。

这相比普通人的高考，更为难上加难，学校的限制，试卷的难度，本身身体的局限与束缚，多重压力使得高考这条路对他们来说可望不可及。

因此，即便是得之不易的机会，真正会去抓住机遇的人却寥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视障者不懂得珍惜，而是珍惜机会的成本太大。

原本视障者面前只有一条路，一条笔直的路——即学习按摩针灸，从事按摩行业，凭借按摩的技术，安稳的过着一生；而现在多了一条路——高考，却是一条荆棘满布、不知通往何方的路。未知，也就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不可触及的可能性。

相比身体健全的人，盲人群体的试错成本很低，走高考这条路是一种无法承受的未知风险。

比起冒险，安稳谋生更是他们所需要的活法。

“按摩和针灸是我们这些视障群体比较好的出路了，也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条路，我是幸运的了，能够参加高考，但遗憾也是有的，毕竟那会计算机人才培养正开始，但是想想至少我还上过大学，而他们绝大部分人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也是幸运的吧，现在能够帮助更多的盲人朋友了，也挺好。”王经府说。

虽然社会的再教育，也在满足着视障群体教育需求，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但是系统性的学习不仅仅是单纯技能的提升，还有心理的建设与成长，打破盲人世界的苍白与自我束缚。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教育对于盲人群体而言是有限的，选择也是有限的，甚至一些农村地区的盲人还不知道如何寻求教育之路。

或许我们可以反思，如果盲人教育和普通人一样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可能性，普适性更强一点，是否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否就不需要像宿命一般的选择做个按摩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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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多，冬日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周兴松站在按摩店门口，整理着白大褂袖襟处的纽扣。我们远远朝他走去，见他微微倾斜着头，似乎在听脚步声。离他越近，越不敢辨认，他比照片看上去年轻不少，脸上多了许多精神气。

今年41岁的周兴松是一级视力残疾，目前本科在读于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针灸推拿系，在昆明经营着三家按摩店。同时，他还是云南省盲协副主席、中国推拿按摩学会会常务理事、中国盲人按摩学会小儿推拿分会副会长。这些头衔，都多多少少与按摩勾连在一起。

7岁时，周兴松与同学打闹摔倒，导致震荡性视网膜脱落。“疼，眼睛非常疼，非常疼”，周兴松形容当时的感受。家在农村的周兴松没有能够得到及时医治，这场意外最终导致其右眼失明，左眼感染。从事故至今，周兴松接受过三次眼睛手术。

1991年，在昆明电气科学研究所打工的父亲将周兴松领到省城来医治眼睛，当时的手术费将近2万，这对于周兴松的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知道后发动职工捐款，并向昆明市工会反映周兴松的经历，发出援助呼声。之后，滇池晨报发表《让大凉山的孩子以拥有一份光明》一文，为周兴松进行公开募捐，“我印象非常深刻，大到有80多岁的老奶奶，小到有六七岁的小朋友拿着糕点、水果来（昆华医院）看我，第一次住了46天，治疗费用完全来自于社会捐助”。

周兴松至今留藏着当年那份《滇池晨报》，“晨报已经发黄，但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让我印象深刻。”周兴松反复说起当年受到的捐助，表述流利，细节清晰可见，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身处困境得到无私援助，回馈社会的火种在周兴松心中悄然种下。他通过按摩店免费教授盲人按摩技能、接收盲人实习生、为视障人群提供就业机会。余紫权就是周兴松店里的一名按摩师傅，先天性失明，没有光感。跟周兴松相比，他眼前从未有过色彩，也不如周兴松那么幸运。

周兴松把余紫权拉到沙发前前，帮他整理好略微凌乱的衣服，余紫权坐下来，两只手直直地杵在沙发上，乐呵呵地笑着说：“衣服上工具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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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内心之困与生活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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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奔波于各个医院的日子，余紫权在保山市昌宁县的一个村子里度过了人生的前23年。

生来就看不见，反而让余紫权少了很多期待，他不觉得自己要去上学，也没有憧憬过校园生活；特教学校只是听说过，但并不知道在哪儿；他身边总有一群玩伴，在村里也常常被乡邻和蔼待见；他不知道盲人能干什么，也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

这23年，余紫权从未接受过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但他行走在农村老家的方圆之中，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周兴松则不同，第一次手术后，他留在了昆明，经历着大部分年轻人都会有的故事。第一份工作用自行车载着鲜花沿街叫卖，之后送过报纸、桶装水和煤气罐，待过餐馆，卖过衣服、皮鞋和手机，修过下水道……他的人生从这些经历中起步。

0.03意味着，即使是面对面的距离，周兴松也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无法辨认大致轮廓，眼前始终伴随着杂物感。

0.03同时也意味着，眼前的黑暗越来越深，周兴松已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由此，在老师的劝导下，再加上一技之长傍身的考虑。2005年，周兴松下定决心进入盲哑学校初级培训班学习。

刚进学校时，周兴松非常压抑，他早已不适应学校生活，且再次回到学校时自己已失去正常视力，得以视障学生的身份学习，这让他内心倍受煎熬。

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艰难求生之际，周兴松的视力每况愈下，必须接受第二次眼睛手术。在周兴松的自述中，他总是在关键节点遇到好心人。

知道能进入特教学校，便是来自一位老师的提醒，那位老师告诉他，视力越来越下降，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得学会一技之长，可以去学盲人按摩。当时的周兴松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盲人按摩，但他知道学习按摩费用昂贵。因此，3000一年的培训班学费拦住了周兴松进入学校的机会。

放弃入学念头后，周兴松转行干起了蔬菜销售，在拉运蔬菜的过程中，因为使力太重再次导致震荡性视网膜脱落，他紧接着完成第三次手术。在这之后，周兴松的左眼视力下降为0.03。

小时候，父母带着余紫权兜兜转转去过不少城市检查眼睛，与大多数先天性盲人一样，他从医生处得到的答案是原因未知，也不需再花费力气就诊，不如留着钱过好以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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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2014年，盲哑学校的中专课程已改为三年。这一年，周兴松已毕业7年，余紫权在亲戚的引荐下进入昆明市盲哑学校，成为他的学弟。余紫权表示，特教学校的文化课主要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特殊学生，中专学生涉及文化课较少，只用学习基本的语文、数学、英语知识，以技能课为主。他学习的专业为针灸推拿，2017年，余紫权从盲哑学校中专毕业。

对余紫权来说，学校是上天为他打开的一扇门。“进入学校有很大的启发，也是改变命运的转折点。知识改变命运嘛，在农村的时候只能靠父母养活，或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就做也行不做也行的这种状态。到了盲哑学校，对人生、命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你就只能从这里开始，能够真正地挣钱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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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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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第一年，余紫权在另一家按摩店工作，后经盲人朋友介绍来到周兴松的店里，一干就是两年。余紫权通过学校和按摩，逐渐摆脱20多年来没有目标与追求的日子，他融入视障群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拥有稳定的按摩工作，收获更多社会资源。

未来，余紫权想当老板，成立自己的按摩工作室。

或许，不是每一个盲人生来就想要成为按摩师，毕竟余紫权拥有这个理想，就花了24年的时间。而按摩师对余紫权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另一种人生，那是充满希望、光明且灿烂的明确目标。

如果说，学校教育赋予周兴松的，是绝处逢生的内心力量。那么，生而乐观的余紫权从学校获得的，便是生活转机。他通过学校进入社会，改变浑浑噩噩、缺少方向的混沌人生，习得一技之长，与更多人接触，在日复一日的按摩中立稳根基。

拥有众多头衔和称号，按摩店实现连锁，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周兴松可以被理解为盲人群体中的成功人士。从没有任何目标理想到规划自己的人生未来，从个人意义上来看，余紫权也是成功的。

周兴松和余紫权身上，都加注着学校教育的力量，也凸显着盲人按摩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学校，通过按摩，于困境中寻得对自我的认识，“看”到生活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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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即使在“盲人必须成为按摩师傅”的宿命论里，教育也给了他们无限可能性。盲人看不见这个世界，但也有像明眼人一样的需求，那就是听清内心的理想，明确人生的目标，找到自己的活法。而如何听清内心，规划未来，学校教育无疑是重要力量。

正如问及周兴松为什么会选择继续攻读本科时，他说道：“知识改变命运。人不能做井底之蛙，我们人就跟植物一样，如果你不拼命往上长，别人就会把你的阳光遮盖掉，你就吸收不到最好的阳光和养分。人也一样，如果停滞不前，可能两年、三年就逐渐被社会淘汰。书本上的东西始终是死的，走出去才能看到更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特殊教育作为视障群体进入社会的跳板，按摩难免成为教育的必选项。但成为按摩师或许可以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性。因为于他们而言，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的不仅仅是从盲人变为盲人按摩师，而是从盲人变为快乐的、内心充盈的盲人按摩师。

在“盲人除了按摩师还能干什么”的社会追问中，我们大抵应该思考，广阔的中国农村大地上，还有多少盲人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按摩师傅。又或许，不管最终要不要成为按摩师傅，亦或是成为任何人，他们是否得先触及教育，拥有选择的权利，走出内心与生活之困，继而去“看”到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文/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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拄着盲杖穿越城市

立冬这天，许多城市迎来初雪，而昆明依然一片晴好。十一点，吴国庆拄着白手杖准时出门，他要先和另一位盲人朋友碰面，然后一起去心灯影院。

这是一家盲人影院，位于西山区云纺博物馆，每周六专门为盲人讲解电影。闭上眼，点亮心灯。这是影院名字的由来，也是影院对盲人的意义。影院创始人周权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心灯，对于视障朋友们来说，虽然他们看不到世界的样貌，看不到灯光，但他们心里的那盏灯时刻都在发亮。”

“只要没事，（我）都会来看电影”，吴国庆说。事实上，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影院停摆了三个多月。“今天又重新放映，很高兴，特意提早来了。”

按照影院的安排，下午一点志愿者们会去附近站点接人，两点才正式放映电影。但吴国庆按耐不住心中的急切，早早出门奔赴这场久违的“约会”。他去影院需要转两趟车，花费近一个小时，而当他到达影院时，还不到一点。他并不觉得自己来得太早会浪费时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嘛，来得早还能坐上好位子”，他坐在第一排中间笑着说。

吴国庆3岁时失明，在黑暗中度过了52年的他，认为“生活还是比较方便，比较多姿多彩的。”

他所言非虚。在读屏软件的指引下，吴国庆自己安装各种软件，也能顺利地使用它们。他常用微信、QQ、头条新闻，也会在喜马拉雅等软件上听电子书。“其实和你们都一样的嘛”，他总是微笑着说话，让人觉得真诚又亲切，“手机很方便的，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他也会在网上购物，“最近刚在淘宝上买了橙子，很甜”。但偶尔，他也会遇到不适用无障碍模式的软件，只能放弃使用。他有些遗憾，“如果会自己讲话（读屏），我就能自己操作。”

自称“很小就会摸路”的他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去得最多的就是北京。“我去参加专升本考试，录取的时候要去北京，毕业考试的时候也要去北京”。吴国庆在昆明念了成人大专，之后考取了北京联合大学，学习盲人按摩与针灸推拿。毕业后，他就在步行街露天摆摊，给人按摩。“摆了30多年，2016年才开始休息。人老了，就没有继续做了。”

只为12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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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推拿仿佛是一道咒语，禁锢着他的日常生活。如今，终于得以休息，他试图学习更多新事物，而现实是，“年纪大了，想学的东西越来越多，记忆力却一直在下降。”他最近对英语很感兴趣，却已经力不从心。“以前科技不发达，电子书也不多，但现在是学不动了。”他正如三毛所说的那样，“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

他也明白自己并不能代表所有盲人。“我的生活还是自由的，但不是所有盲人都像我一样。有一部分盲人不敢出门，特别是中途失明的”。而吴国庆并不知晓，在他坐下不久，就有两位平时“不敢出门”的盲友相互搀扶着坐在了他的左手边，与他相隔不到两米。

吴月芬之前来看过三四次电影，这次带着好友蔡海洋一起过来。

“我们是初中同学，上了一年学后又被分配到同一家单位工作。”她们的经历高度相似，18岁开始电焊，连续二十几年的高强度工作导致她们眼睛严重损伤。“我们都是老视眼，眼底黄斑、白内障。十年前还能够看清字，现在已经只能看到黑影了。”

眼底越来越微弱的光使得她们愈发局促不安，渐渐地减少出门次数。“除了偶尔和朋友去公园，和来这里看电影，基本没有什么活动。日常就是买买菜、煮个饭。”她们也几乎不参与组织的各种旅游活动，理由是“怕给残联带来负担”。对她们来说，来心灯影院就是对生活的短暂游离。不必关心粮食与蔬菜，只是感受一份辽阔，汲取一点能量。

因此，她们抱着期待早早出门，从官渡区过来，一点就已经在影院坐下。她们有些自嘲地笑，“笨鸟先飞嘛”。她们一步一步，相互搀扶着，仔细而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车水马龙间，在熙攘人群中缓缓向前。

不同于乐于尝试各种软件的吴国庆，她们对手机的使用仅限于微信和电话。“喜马拉雅？没听过。”在她们看来，手机就是用来接电话和打电话的，偶尔也听听残联群里发的语音，以及影院群里盲友们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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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院的人基本都彼此相识，主要来自昆明市盲哑学校。随着时间推移，盲友们陆陆续续走进影厅。两点不到，影院位置已经全部坐满，周权和电影讲解人熟稔地与大家打招呼。两点，盲友们的手机不约而同地响起电子播报声，提醒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四点整”。灯光关闭，片头声音响起，电影讲解人站在一侧开始对《我的姐姐》进行讲述。在大屏幕映射出的光影中，座位上的盲人都抬着头努力观影。

整整127分钟，他们都专注地听着讲解，偶尔举起水杯示意志愿者帮忙接水。在这127分钟里，现实世界被阻隔在影厅外，他们的脑海中，只有构建出来的电影画面。他们辗转于公交地铁，经过混乱拥挤的街道，穿越人流车流，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这127分钟。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道，“要记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就像头顶上夜空中的月亮，它不耀眼，散发着宁静平和的光芒。”他们静静地坐着，欣赏着电影之美，也寻找着悬在心头的月亮。

周权感叹，“视障群体其实都非常开放，他们愿意去融入社会，也愿意跟更多人去接触，只不过目前机会相对少一些，所以他们更愿意来我们这儿。也不光为了听电影，其实这里边还有很多社交需求，以及尊重与被尊重的需求。”

在他看来，心灯影院所做的并非是为了创造或开辟出一种专属于盲人的文化，而是要让他们回归到社会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真正地融入社会。通过讲述电影的方式，成为盲人的陪伴、寄托，亦成为他们困顿生活里的铠甲，让生活变得可期可盼。

现实生活中，铺设不规范、被占用的盲道使得盲人出行险象迭生。而在对抗精神危机上，盲人电影院已成为盲人宽敞无碍的精神盲道。

文/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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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听电影可以下乡就好了”

11点，当电影院创始人周哥正忙活着培训三十多名志愿者时，帅帅也到达了电影院准备调试播放设备。在不大的两个空间里，他们都很忙。

周哥在台上拿着盲杖，眉飞色舞地向底下狮子会志愿者、云南民族大学志愿者讲解着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等一下，你们去接车站接这些盲人朋友，一定记得问是不是来看电影，不要上去就说你是不是盲人”

说着说着，周哥在屏幕上放出标记了一副地图，这就是今天志愿者们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负责分配人员驻守地图上的8个公交车站，把盲人安全接送到公交车站。

在其中，来自云南民族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的5名学生志愿者，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心灯电影参与活动，她们对接送盲人、在电影环节帮助盲人接热水、带盲人上卫生间的环节都了如指掌。在她们看来，这些任务并不难，难的是帮助盲人，她们得“抢”着来。

下午一点，这些穿着蓝色、黄色马甲的志愿者顶着太阳前往车站，单单在离心灯电影院最近的那个车站，就有7、8名志愿者迎接盲人，她们四处张望着，每当看到有行动迟缓、眼神恍惚的老人就赶紧迎上去，而盲人一碰到她们的手也就明白了，又是这这群志愿者。

“因为志愿者实在是太多了，连来心灯电影院这个活动都是我们在志愿者群里连忙‘扣1’才抢到的。”问及她们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她们笑笑回答“在学校里其实不太能找到自己的意义，但是来做志愿我能感受到最直接、最实在的生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盲人在志愿者的搀扶下入场，下午两点，电影《我的姐姐》开场了。帅帅已经为这部电影在宿舍练习过四五遍，但上台前他仍喝了口水来掩饰自己紧张的情绪。随着影院灯光逐渐暗下来，帅帅缓缓地配合着电影画面为盲人讲解起开头：“这是个阴天，路上有一辆搬家公司的车翻到在地，而驾驶室里有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一对夫妻抱着一个小男孩……”

早上9点帅帅坐上了从昆明大学城开往昆明市区的地铁，他的目的地是昆明最热闹的云纺商业园区。这里有昆明有名的space、OT等夜店，每当夜幕升起，就有无数打扮靓丽的男女青年聚集在此享受夜生活。

但这份热闹明显不属于帅帅，他背着相机要去隐藏在云纺博物馆里的心灯盲人电影院。

今天，帅帅不是即将毕业的稚嫩学生，而是盲人电影院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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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帅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心里十分满足。其实，因为讲电影难，又耗费精力，因此尽管来帮忙的志愿者很多，却极少有人能上台讲电影，更不用说成为长期的电影主讲人。“基本上都是我和周哥两个人讲”，但帅帅却总是扯着笑脸，在每个周末走上台前笑着对底下的盲人观众大喊：“我是你们的帅帅，想我了吗”

21岁的帅帅最终还是会离开这家电影院，但他除了挂念盲人电影院里的观众，还在思考着许多问题。

为什么普通人看不到盲人？因为盲人很难出门。为什么在心灯电影院里都是老年人的身影？因为年轻盲人周末都忙着赚钱。为什么是周末？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盲人大多数只能当按摩师，而按摩师都是周末生意好。

因此尽管心灯电影院已经在昆明有了响亮的名声，五六年来却没有再扩大规模。原来，“来来去去总是这些老年盲人朋友”周哥无奈笑着说道。

更多人呢？在家里，还有更多我们根本不曾注意的地方，在乡村。因此帅帅，最后调皮地说“如果非要说愿望的话，我希望讲电影也能下乡。”

文/白雪

电影围绕一对失去父母的姐弟安然和安子恒展开。父母离世，一直十分独立的安然突然要背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她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在自我命运与家庭中做选择......

心灯盲人电影院开了5年，她每周末从北京路的家雷打不动来了3年。她说：“每次周末来这里都非常高兴，一是能看电影，二是在这里能见到很多自己在昆明盲哑学校学推拿的同学”。

根据王丽的描述，这里近一半的观众都是自己的老同学，他们多是按摩师。当我询问她，是否有其他职业职业时，她只是摇摇头，然后接着说“成功人士是有的”，她所描述的只是那些开出连锁按摩院的老同学。现实没能让他们绕开“学推拿”“当按摩师”的小圈子。

或许，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给别人按摩了一辈子。现在终于能以电影的方式，为自己做一次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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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帅向我们介绍，盲人电影院选电影有着更高的标准，一方面，由于剧情片的镜头语言简单，故事环环相扣，因此比起有着众多心理镜头的文艺片，他们更偏向于讲解像《美丽人生》这样的剧情片电影。另一方面，电影院也更偏爱讲解传递乐观精神的电影，因此总能看到帅帅讲解有“圆满结局”的电影。

帅帅就为我们举了《我的姐姐》的案例，他说道：“这部电影的结局是姐姐和弟弟踢着足球从养父母家里踢到了大街上、天桥上，最后在草坪上相拥。但这也只是镜头，作为主讲人还要给盲人朋友讲出彼此和解、珍惜现在的意味。”

在帅帅的讲解下，不时有盲人观众为电影中姐姐的悲惨遭遇抹着眼泪。在观影后，有一名观众说道：“每一次其实都特别感动，这次这个我的姐姐也是让我感受到了家庭和谐的重要性”。

《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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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山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