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子牛休闲文存 之 人生自述

写在前面的话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逾三年。为了克服退休后的寂寞，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吾在散步遛弯、买菜烧饭之余，仍然坚持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读书写作习惯。只是从以往功利性的职业读写，转向非功利性的休闲写作和习书练字。

三年来，在总结人生、散读先秦诸子、古典诗词及《史记》的基础上，围绕“人生自述”、“老牛杂思”、“牛眼观史”三个主题，竟然写下了几十篇随笔文字。今年7月始，又在习书练字的基础上开始自学绘画，自谓“丑牛书画”。再精选若干张“生活剪影”，尝试以电子书形式分册辑录于此，供自娱自乐并同诸位好友分享。

二〇二四年八月

鲁子牛休闲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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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生活自题

鲁子牛休闲文存

职业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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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4年7月大学毕业至2021年9月中旬，从事公安教育三十七年有余，先后供职鲁、吉两省警察学院，教书育警数十万人。期间，认真履职尽责，注重与人为善，于事业问心无愧，于人生聊以自慰。

休闲留照

鲁子牛休闲文存

目 录

鲁子牛休闲文存

2021年9月中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及时调整心态，转入休闲生活轨道。除买菜烧饭、散步遛弯外，醉心于阅读先秦诸子、古典诗词及历史典籍，有感而发写点散读随笔，读书法名贴习书练字，自学画画等，闲人之所忙，忙人之所闲，自嗨自娱，乐此不疲。

生活剪影

生活剪影

鲁子牛休闲文存    之

人退休后，随即变成典型的闲人。既然是闲人，就要学会并适应过闲散的日子。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说过：“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清人张潮《幽梦影》有言：“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人生除了用头脑和文字记述外，还可以摄影和视频记录之。无奈平生不喜欢照相、不习惯录像。故在此只选择退休前后的部分照片，借以留存些许休闲生活片段。

题字：闲人鲁子牛；闲者便是主人

1. 休闲时光

2. 天伦之乐

3. 殷殷山大情

4. 健康成长的外孙女

5. 全面发展的外孙女

6. 拜年与国风写真

7. 学前教育毕业

8. 换牙的小美女

生活剪影

生活剪影

人生自述

人生自述

鲁子牛休闲文存    之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述乃人类文明史上最简洁、最丰富之自传，乃中华儿女人生成长之标杆。吾虽无法达到至圣之人生境界，但正如太史公司马迁所言：“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史记•孔子世家》）

耳顺之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经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与絮叨之中。于是围绕以往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以及退休前后的心态调整等，从不同角度写下几篇自述性文字，并整理、汇集夫妻二人以往留存下来的若干打油诗于此，权作半生总结，以励余生。

题字:孔子自述；人生似花

1.  孺子牛传

2. 学以成人 感恩于心

3. 学以成人 诗以咏志

4. 无心插柳柳成荫

5. 平凡•平淡•平静

6. 半生功名纸上写

7. 勤劳忠厚，耕读传家

8. 物质之“牛”与文化之“牛”

9. 粗了耕债，卧草夕阳

10. 风光不与四时同

11. 闲世人之所忙，忙世人之所闲

人生自述

人生自述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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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传

东晋诗人陶渊明早年曾短期出仕做过几年小官，最后一次在彭泽县令任上仅83天即辞官归隐。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宅边有五柳，自号五柳先生。晚年作《五柳传》，自述其生平志趣。虽家贫，仍以好读书、嗜酒、著文、赋诗自娱。读写此传，顿觉潇洒澹逸、悠然自得之田园生活气息跃然纸上、扑面而来。今仿《五柳传》作《孺子牛传》，以示余生志趣。

2023-12-06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孺（鲁）子牛者，生于鲁地，属牛，崇读鲁迅诗文，故自以为号焉。少时家贫，曾短时务农。十四年寒窗苦读，学以成人；三十七年杏坛育警，跨黄河泰山与白山黑水。与人为善，为而不争；喜言善写，笔耕不辍。退而休之，仍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提笔。不胜酒力，不喝正好；棉布衣衫，粗茶淡饭。常著文舞墨自娱，乐此不疲，时与故友分享之。风清云淡，忘怀得失，随遇而安，以此自终。

学以成人 感恩于心

——六十年人生述略

2023-02-07

人一旦步入老年，尤其是退休后，便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与絮叨之中。作为活了一个甲子的属牛之人，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家庭，总体顺遂且小有成就，颇为知足欣慰。近两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经常反思自己“学以成人”的人生历程，其中回忆最多的莫过于不同人生阶段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诲、家人的支持、同窗的友谊和同事的帮助等，从而使自己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成熟人格的，能够对家庭和社会小有贡献的人。每忆及此都使我充满了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

父母养育 家人支持

生而成人，父母的养育及家教自然是第一位的。1961年11月，我出生于鲁西南东阿县姚寨公社东新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身强力壮的爷爷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挨饿积劳成疾中年早逝，父亲作为独子成为全家的顶梁柱。父母生育了我们弟兄五个，加上祖母全家八口人，全靠父母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是当年生产队里有名的“缺粮户”。当时，村里不少人都在看我父母的“笑话”，说是五个儿子每人娶一个媳妇、盖五处房屋，就得把你们累死。父亲年轻时除忙生产队农活外，寒冬跨地区用人力车为县里物资公司拉媒挣点微博的外快。由于过于劳力、劳神，到中年之后已经落得浑身筋骨神经酸疼，以至于陷入常年失眠唠叨之中。聊城卫校毕业从医的二哥有时回家给他打封闭、针灸。在如此艰难条件下，父母一方面坚持以自身的勤劳善良言传身教，养成我们弟兄忠厚老实、与人为善的品格；另一方面，无论家庭多么困难，都坚持供养孩子们上学，除最小的五弟初中肄业在家务农外，上面弟兄四个都通过求学走上了不同工作岗位，逐步改变了命运。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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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道信息，也会提醒我本本分分工作。母子之间的相互牵挂之情油然而生。工作至今近四十年间，每年五一或国庆节回家看望母亲、大年三十回家陪母亲过年，是我们夫妻雷打不动的行程。母亲始终是引领我人生的一面大旗。

父母均高小毕业，有点文化。父亲虽然做事脾气有些急，但多才多艺，乐于助人，既是生产队里干农活的老把式，也会做些瓦工、木工和修车补胎之类的技术活。弟兄中我给他打下手最多，受影响也较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小的五弟结婚之后，父亲曾到我在济南洪家楼山大二宿舍的小家短住过几天。他当时对我说：“老三，我什么时候不用干农活了，到你们弟兄几个家中轮流住住，就轻松了。”我当即说：“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只要你不要太操心、太着急。”没成想三年后父亲即查处胃癌晚期，尽管弟兄几个陪着他到聊城人民医院动了手术，但半年后便在63岁上恶化病逝。父亲辛苦大半生，孩子全部成家立业之际，没有享到半点清福过早去世，是我们弟兄永远的心疼。父亲写得一手规范的柳体楷书，每年春节前夕忙着为家族和邻居写春联时，我都帮他割纸、扯联。后来，他老是为提笔忘字着急，干脆就任有从未练过毛笔字的我代为涂抹，人家也不好意思嫌弃。前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正式练习柳体楷书，现在写得基本成型，并连续两年为老家写春联，以此缅怀父亲，算是赓续他的一点文脉。

母亲属马，生于1930年，今年已届93岁高龄。她是一个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人，家族和邻里遇到什么事情或矛盾都喜欢找她说说。她年轻时短期做过类似村卫生员的差事。上世纪70年代，县里驻村干部认可她的人品能力，想发展她入党，做妇女干部。无奈因祖母思想保守反对女人在外抛头露面而作罢。我们这样一个弟兄妯娌五个、四世同堂、三十多口人的大家庭之所以长期和睦相处，全在于老母亲头脑清晰、与人为善、处事周全。她老人家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灵魂和主心骨。在我“天命之年”面临人生抉择的关键时刻，看到愈发忙碌的我，老人家顺口说出一句极富哲理性的俗话：“记住：人过五十天过午。”意在提醒我，年纪不算小了，太拼容易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我远离山东到吉林工作十年间，回家看望母亲的次数大为减少，只有通过电话向她问候。每次通话，母亲总是抢先说她很好，夸我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对她很孝顺，让我放心。每次通话都要问候我的妻子女儿及岳父家人好。有时听到电视上关于某些干部出事

除父母外，祖母和外祖父是对我人生历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长辈。祖母是一位没有文化、甚至没有独立姓名（家堂折子上称“张孟氏”）、旧社会缠足的、身体柔弱的小脚老太太。她除了逐一将我们弟兄五个带大和负责在家做饭外，到老都在教导我们父子在外面不要与人争强好胜。1976年夏天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被推荐上公社高中（村里17名同学只有几名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子女被推荐，我家为上中农），先后在村里和公社“农业学大寨专业队”务农一年多。一年后，从专业队刚回到村里不久，恰巧住在我家同院的三奶奶娘家的一位曾担任过牛角店联中校长，退休后在东阿二中管理学校后勤仓库的叔辈哥哥来探望她。谈话间，祖母向他说起我孙子刚刚从专业队下放回村干活，他的身体瘦小，还没有长大成人，干农活还有点早，你能不能给俺操点心，让孩子再到你那里学习两年？没成想，这位蔡姓舅老爷欣然应允。经他老人家疏通，很快大哥就用自行车驮着被褥和玉米面，送我到二中插班学习。此时我同期初中毕业推荐上高中的同学已近毕业。虽然晚了一些，但此后却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历史机遇。祖母无意之中的助力改变了我的历史命运，可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祖母活到81岁，她大病和终老期间，母亲携大嫂对老人家的伺候和孝道为全家树立了楷模。

民国时期，外祖父丁世祯出生的湖西渡村丁氏家族在外求学做事者较多。他中学阶段即到济南求学，后来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黄埔军校十四期（2017年秋，我利用主持云南警官学院审核评估的间隙，专门带领评估组成员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参观西南联大旧址，我告诉接待我们的时任云南师大党委书记说，我外祖父就毕业于此西南联大，校方赠送了西南联大相关纪念图书画册。2003年秋后，我利用为所在山东公安专科学校专升本到广州市拜访教育部评估专家的机会，专门游览了黄埔军校旧址。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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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激励着我学习前行的重要精神力量。

这些都是为了踏访外祖父学习的历史足迹），之后在国民政府兵役局工作（没有上过前线），1949年起义后在宜宾一家中等学校教授经济学。1957年被打为右派，又因历史问题到硫磺矿接受劳动改造（老人家后来曾向我讲述过其在硫磺矿巷道差点被砸死的惊险经历。我的两位哥哥也因为他老人家而影响入团）。1975年结束改造，离别家乡几十年后，落实政策先后安排到东阿县顾官屯农场劳动和县文化馆主修地名志工作（改革开放后，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艰辛亲自跑济南、四川、北京有关部门，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并由济南军区有关部门重新认定其起义身份），晚年由我父母接回村里养老。我在高考复习阶段，曾聆听过他老人家的教诲。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老人家乘到省城参加地名志工作会议之际，专门跑到学校看望并鼓励我好好学习，同时向我展示济南军区重新颁发的起义证，借以解除我在政治上的思想顾虑。大学暑期他运用主持编写县地名志的“特权”邀我到县城帮助抄写地名志卡片，并得到一笔90余元的酬金作为学费，人生中赚到的这“第一桶金”在当时着实不算少。老人家经历新旧社会、国共两党，活到九十一岁，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息规律和学习习惯。他每天早起后，先是打扫院子，连家中养的几头牛身上都扫得溜光。接下来打一套完整的太极拳，然后用温水洗头洗脸。吃过早饭后开始阅读定购的《参考消息报》和《团结报》（是村里唯一读报的文化老人），有时写写书法。我在大学学习和参加工作后经常应外祖父的通信要求，为其在省城新华书店购买先秦诸子经典和山东大学主办的《文史哲》杂志。每年春节回家过年，便是我们祖孙二人长谈的最佳时光。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睿智的眼神至今深深镶嵌在我的脑海。他晚年专门用蝇头小楷抄写其西南联大毕业论文《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赠送予我，并给我讲当年在西南联大听陈岱孙和辜鸿铭等老先生讲学的生动情景。1997年秋，我的第一部著作《警察文化学》出版后寄给老人家一本。他连夜阅读，逐一指出优点并仔细标明错别字词和需要进一步修改之处，列出勘误表，用信函回寄给我。我一直保留至今，并在其后再版时逐一参照修改。他阅读的诸子经典划满了圈圈杠杠，写了不少眉批。外祖父留下的这些文化遗物

兄弟之中，两个哥哥对我的成长也有较大的影响。大哥现已七十多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唯有的两个高中生之一，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忠厚老实，好说而豁达。他高中毕业后，先是在村里务农，并担任过生产队副队长，后在牛角店镇食品站工作至退休，劳动、工作极为认真。二哥身材高大、敢闯能干，初中时喜欢读鲁迅杂文和谈论青年理想，写“革命化日记”，夏日晚上经常和同学在屋顶上隔空用竹笛吹奏革命歌曲。父亲在集市上花十几块钱讨得一辆邮政用绿色二手自行车供哥俩到邻村上初中共用，二人总是为争骑自行车干仗。哥俩学工学农还在家里比赛编席子。二哥偷偷在牛角店新华书店买了两本现代革命京剧彩色剧本，大哥嫌他乱花钱给强行撕破扔得满院。现在这些带有撕裂痕迹的剧本均被我收藏。多年来，母亲一直跟着大哥大嫂在老家生活，大哥的儿子、我的大侄子张磊曾得到过二哥的悉心培养，现在村卫生室做乡村医生，为乡里乡亲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奶奶长年提供着保健服务。大哥大嫂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五个，一家生活幸福美满。我的其他兄弟离家较近经常回家看望母亲。正是弟兄们的一片孝心，才使得我能够放心远离家乡工作。

二哥上世纪70年中期聊城卫校毕业后先后在附近三所公社医院当医生，其医术和态度在老百姓、亲朋好友中赢得良好口碑，为家庭服务贡献较大。我在中小学阶段喜欢画画，他专门花钱给我买《怎样画连环画》《素描选集》等美术书籍和炭笔、画笔等美术材料，还买来《杨朔散文选》供我作文参考。高考复习阶段，我有时也会和在同校上初中的四弟周末到二哥医院改善一下生活，他在医院同行面前也以有两个勤奋学习的弟弟为自豪。1980年夏我参加完高考后，即回到家中干农活，对高考结果并不十分关心，村里不少人认为我没有考好，信心不足。二哥却急得要命，时常到二中打听高考成绩信息，并及时回家报喜。当年9月2日，二哥又亲自送从未出过本地区的我到济南山东大学报到，并在山大附近的洪家楼百货商店给我买了一件军绿色褂子穿在身上。当时上大学时从二哥医院拿了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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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药纸箱装被褥，到第二年才在洪家楼土产店里买了一只简易的梧桐板箱子，家庭条件之窘迫可见一斑。二哥在50多岁时不幸染上绝症，经历了一场大手术后，变得更加豁达和坚强，但终究在58岁那年病逝，给老母亲和我们弟兄留下了沉痛。二哥的女儿、我的大侄女张斌是一个很要强、很孝顺的孩子。由于高考发挥不好，成绩不够理想，在我的建议和帮助下，先后在菏泽医学专科学校读专科、专升本，在泰山医学院读硕士，毕业后在聊城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工作，期间又在职攻读山东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如今已是育有两子、事业有成的年轻母亲。能够告慰二哥在天之灵的是，从医的侄女、侄子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村，他的医学事业在我们家总算得以薪火相传。

母亲，并不时给我打电话通报或问候。四弟的儿子非常优秀，在我的建议和推荐下，报考并毕业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现在聊城市公安局工作，孙子也马上读小学了，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我从事公安教育三十八年，侄子学以成人、光荣从警无疑是值得我骄傲的一大幸事。

五弟生性老实，且有些倔强。在后八里联中读初中时，教室屋顶突然脱落的一块砖瓦砸得他头破血流。他哭着回家，父亲爱子心疼，跑到学校跟校长老师大闹一场。他自己坚决不再去上学，父母也生校方气不让他去上学，自此辍学在家开始务农。后来，在父母主持、哥哥们协助下，给他单独盖了一处房屋，结婚生子，分家单独过日子。他本人结婚成家，儿子创业、结婚，我都力所能及地给予过帮助。老母亲虽已九十余岁高龄，但在心里却一直牵挂着五弟一家，一直认为他没有其他兄弟过得好，甚至为没有供他上完学而自责。我们有时也会嗔怪母亲对五弟的偏爱，母亲则会理直气壮地以“天下的父母向小儿”作挡箭牌。五弟一家现在村里和聊城两地生活，膝下已经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

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家人特别是妻女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无私支持。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我结婚生女的艰难时期，岳父岳母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了无私帮助。岳父为我在山大张罗婚房，联系购置打家具的木材。结婚后，老人家又托人凭票为我们购买了当时刚刚上市的两件奇缺品牌家用电器——虹美牌彩色电视机和万宝牌电冰箱。女儿上幼儿园之前有近三年时间吃住在岳父家中。十年前岳父岳母已先后因病逝世，我永远怀念和感激两位善良仁慈的老人。2011年下半年当我决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远离已经学习、工作31年之久的山东济南市到吉林长春市工作时，母亲和兄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刚刚失去父亲、还要和哥哥姐姐共同赡养90多岁母亲的妻子，虽身心极为疲惫、压力重重，却仍以一句“只要你自己觉得能实现理想，我不拦着你”放我而去，此后我们夫妻便开始了聚少离多的十年“牛郎织女”般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是何等的自私！2022年夏等到妻子退休，我们终于能够长年生活到一起后，望着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伴，我从心底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我的女儿高中毕业后只身前

小我四岁多的四弟，自幼少言寡语，皮肤微黑，长辈们喜欢称他“黑四”。他小时常跟着我割草、拾柴，学习不偏科。我在东阿二中学习期间帮助他通过借读跨公社到二中新创的初中班学习。在其后的复课和备战高考期间，四弟成了我和学校及家中的联络员，他每个周末回家，周日下午带着我们哥俩一周的粗粮干粮回到学校。赶上天气炎热，用不了两天，干粮就开始发溲甚至长毛。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1980年上大学的第二年夏天，四弟面临着继续升高中还是上县师范（即高中师范，地方俗称“小师范”）的第一次人生选择。当时我从大学写信给家里，力主让他读高中。我觉得他学习比我全面，将来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但二哥和父母觉得上高中后能否考上大学是不确定的事，而他在初中班的成绩比较突出，在考县师范的推荐考试范围之内，而且师范毕业后能够从事教师工作，可以尽快减轻家里的负担。暑假我回家后陪着四弟去县里应考成功。四弟夫妻系县师范同学，成为我们家族史上第一对优秀的中学人民教师。2004、2005年为学校专升本跑腿流汗且在原专科学校领导班子中唯一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的我，在本科班子配置中被暂时“搁浅”，一度情绪十分低落。陪儿子到我校参加公安部部属院校招生面试体检的四弟觉察后，在回家的途中悄悄发一条短信，劝解我人生苦短，保重身体。到吉林长春工作后，由于离家较远，我一年内回家的次数有限，四弟一家经常回家看望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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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求学，通过几年艰苦努力先后读完经济学本科专业、取得硕士学位、找到工作并结婚生女。由于工作身份原因，我几年内无法办理护照出境探望女儿，2019年春节期间女儿竟然抱着刚满四个月的外孙女远渡重洋回到济南（此后的三年疫情根本无法出入境），让我在退休之前提前享受了一番“天伦之乐”。女儿的一片孝心着实令我感动。现在外孙女已经四岁多，看到女儿女婿这几年克服疫情影响，一边工作一边独立把孩子培养得如此聪明可爱，我的心里无比欣慰。

毕业，先后求学14年，是我“学以成人”、“三观”形成的人生关键期。此间遇到了一大批好老师，正是他们的“传道受业解惑”，使我逐步成长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犹记得，1969年秋初我和本家同龄的一位小叔叔抬着两家拼凑的破木桌櫈到设在本村土地庙的小学报道的情景。村小学只有两三个公办教师，其他都是民办代课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小学五年主要学习语文、算术和常识三个课目，我从小偏好语文，算术成绩不佳，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深受语文老师赏识。一位从平阴县城回村居住的汪姓女老师教我们语文，不仅课教得生动，而且像母亲一般关心学生，只是纪律要求极为严格。她儿子与我同班，有时会做一些课堂上往课桌下撒尿或用铅笔尖扎女生后背的恶作剧，学生告到她那里，汪老师那可真是往死里打。村周围池塘较多且水深，每年夏秋季节为了防止学生溺水，老师都会在下午放学前让我们在教室前排队，逐一用毛笔蘸着蓝色钢笔墨水在小腿一侧画上数字记号，等到第二天清晨上早操时再逐一检查头天晚上是否私自下水。有天晚饭后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商议一同下水，打算上岸后再相互补画记号。刚下到池塘内嬉戏不久，就见岸边有一道手电筒光柱前行。等到上岸后才发现脱在岸边的短裤和塑料凉鞋早已不见踪影。不一会就传来汪老师的命令，让我们光着屁股排队到她家去，她手持藤条逐一抽打教训我们，然后让家长领回。事情说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其教育意义却让我铭记终生。我从小生性腼腆，胆子较小，怵头出头露面。有一年冬季期末，教语文的另一位庞姓女老师刚刚给我们发过学习奖状，让我们代表班里参加学校举办的一场文艺活动，我们死活就是不愿参加。老师一怒之下收回奖状，一边撕碎扔进教室前面取暖的土坯煤炭炉内焚烧，一边厉声苛责：“这点事你们都不敢上，奖励你们有什么用！”这次激将式教育使我记忆颇深。一位当年高中毕业的李老师教我们算术并担任班主任。他联系农业生产实际，背着手在黑板前边转悠边绘声绘色讲如何步量和目测农家肥体积等算术知识的生动神态，至今记忆犹新。

在所有的人间亲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生育、培养和支持无疑是最无私的，对子女的言行也是最包容的。在个人成长、成家立业的过程中，虽然对夫妻双方父母总体上是孝敬的，但由于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已经成人成事，有时对于父母的某些过时观念甚至是岳父岳母的善意帮助和处理家事的方式，不是十分乐意接受，也有过个别的言辞顶撞。现在想起来，无疑是自己的那点虚荣心作怪罢了，其实是自己做人做事的不成熟和对老人的不敬。近读杨绛先生的一段话让我感触颇深：“当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任何人真心实意地疼你爱你了，没有人在意你过得好不好，工作累不累，胖了还是瘦了，再没有人忍受你的坏脾气，包容你的缺点。当你再去回忆和父母的点点滴滴时，你会泪流满面，心如刀割。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对于父母长辈，我们既要缅怀逝去的，更应孝顺健在的。唯此，余生才不会留下遗憾。

校园浇灌 老师教导

唐代文学家韩愈《师说》有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学以成人，自然离不开学校老师的教育。中华历史上向来有师道尊严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民间有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的古谚。儒家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从农村小学到大学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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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无师自通，喜欢涂涂画画。自己和哥哥们课本上的插图都会被我剪来作为画画模本，上课有时走神，晚上煤油灯下，周末或下雨天，都是我自由画画的时间。我连续几次从祖母床下的陶罐内偷拿鸡蛋到村供销社代销点买下中小学生图画册，那上面有革命圣地、英雄人物图像和美术字字模，成为我最早的美术启蒙教材。被班主任老师发现后，趁父亲去学校参加社员大会之际告了我一状。老师和父亲要求我停止乱画，不要影响正常学习。自然，有些任性的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一直将这一业余爱好延续至高考复习阶段，还一度得到过二哥的鼓励和支持。姥姥村里当民兵连长的一位海军转业的叔辈舅舅欣赏我画画，专门送给我二百多张十六开白纸，我将其精心装订成册，上面画了不少英雄人物画像。当时还曾想尝试用水彩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故事连环画，自然因功力不足而辍止。记得小学高年级时，我经常望着家中堂屋墙上张贴的一张展现珍宝岛英雄的油彩宣传画欣赏，就尝试着用水彩临摹。不懂得油画知识和透视原理，就通过分层次涂抹水彩来表现明暗关系。画完之后，近看斑驳陆离，一塌糊涂。但退后几米看，英雄战士爬冰卧雪提高警惕、守卫边疆之整体英姿，棱角分明的面部刚毅表情立体可见。同村有一位有相同画画爱好的高年级留级王姓同学周末到我家玩耍时，极为好奇地反复问我是如何画出这种立体感的。当时还闹过一出违背常识的笑话。本家三奶奶铺用多年的印花床单上面的牡丹、凤凰图案严重褪色。老人家见我在院子里画画，提出让我用水彩颜料染画一下。我费了好大功夫和不少颜料补染、晾晒，结果沾沾自喜没多长时间，老人家拿水一洗立马褪色且晕染。

小学时，除了春节期间放寒假外，没有暑假之说，而是根据农村夏收和秋收的农忙时节分别放麦假和秋假。小学三、四、五年级时，麦假和秋假期间，我们会根据老师的安排，分别到进出村子的不同路口参与农收保安工作，生产队专门搞农业保卫的人员称为“看坡”，我们小学生则是“把路口”。由于从小受传统教育，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很强，一旦发现收工回家的生产队员手中或口袋中有粮食，就会很负责任地加以制止。刚上小学时，读四、五年级的两个哥哥带着“红卫兵”的红底黄字臂章，他

们从家中偷走一块父亲准备盖房用于门框上方作圈门板的木板，找木匠对开制作了两只木头步枪，天天背在身上，参加红卫兵活动，我觉得他们好不威风。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则唤作“红小兵”，手中持的是取材于长柳树棍，将一头削为梭镖样并在其颈部系上一圈用红墨水染麻丝的“红缨枪”，经常屁颠屁颠地跟在大孩子后面乱跑。春秋东南季风吹来，往往是台湾国民党往大陆施放气球抛洒反动传单的季节。每当此时，学校都会按照上级通知组织全体小学生手拉手满地遍野地搜罗传单。有一年，一颗巨大的气球低空爆炸后，气球皮遮天蔽日地盖住了村里一户人家的院子。村里的孩子们都跑着去观看这一“奇观”。这是那个“火红的年代”留给我们的鲜明红色记忆。

现在回想起来，小学阶段的学习课目非常少，毫无课业负担。春夏时节放学后，常常到饭屋取一个粗粮窝头或饼子，挑起水桶到自家菜园拔一棵大葱和洋葱在池塘水中一洗伴着吃完后，即开始浇灌菜园；有时挎上篮子去割草拔菜放羊喂养猪鸭鹅兔。秋冬时节，有时和小伙伴们用秫秸杆推铁圈，一推推到邻村，到天黑还回不来，自然免不了挨家长责骂。我们还经常结伴跑到周围邻村骑墙或爬树饶有兴致地反复观看为数不多的那几部经典电影和样板戏。有时夜晚席地而坐静听盲人说书，由于白天玩得太疯，往往听不到多大一会便倒地而睡直至散场。冬季放学后，女孩子跳房子、跳绳、谈溜溜球、翻绳，男孩子则砸宝、到冰面上抽陀螺，用自行车辐条做火柴枪打野仗等，每天晚上回家时都弄得灰头垢面，有的甚至脸面及胳膊上经常是“伤痕累累”。我们还曾在当时作为同班同学的大队书记的儿子的带领下，偷偷潜入生产队农具仓库锯掉农药喷雾器的长喷杆去做猎枪枪管。

小学时的体育主要是跑早操、课间做第九套广播体操和做游戏。1971年，此前连续缺席两届世乒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乒赛取得优异成绩，并拉开中美“乒乓外交”的序幕，通过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场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引发了风靡全国的乒乓球热。当时，学校在老师办公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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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支起一块乒乓球案子，有几位老师每天课余时间打得风生水起。校园内的树下也用砖和水泥砌起了乒乓球台子供学生使用。我们大多数小学生则用自制的木板拍子在自家房前院内的土台子或木板上学打乒乓球。

初中的老师多数是公办教师，水平自然比小学老师高了一截。其中，有一位高文通老师，上海人，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由于出身资本家家庭，被下放到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公社管区联中当老师。高老师30岁露头，白白净净，带一副窄边眼镜，穿一件青灰色中式对襟布褂，操一口上海普通话。他以上海人身份给初中二年级讲解语文课文“上海的钟声”，顿时让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给我们年级讲地理常识课，介绍西双版纳秘境令我们无比神往。还记得那年暑假高老师回上海结婚返校后给老师们分发大白兔奶糖和飞马牌香烟的喜悦情景。我们毕业后，高老师又被调到陈集高中教授如何驾驶拖拉机，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他才回到上海。高老师是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平生所见到的第一位大城市知识分子。

那时家乡生产落后，家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每天在家吃过早饭后，用粗纱布兜子装上高粱面、地瓜面窝头、饼子或一个煮熟的大地瓜，一截腌萝卜咸菜，有时甚至带几颗大盐粒，中午在联中的大锅笼屉里温热一下，灌一搪瓷缸子蒸馏水化上盐粒，就开午餐了。当时我们年级同村有17位同学，再加上二年级学生，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每天一早一晚跨越中间的南侯庄，往返于本村和联中之间，经常发生成群结队偷吃老百姓菜园瓜果、偷鸡摸狗、偷拔萝卜之举，有时被邻村民兵扣留，通知本村干部或家长出面领回。还有男同学下午放学后先行一步提前埋伏于道路两侧的高粱地里，专等天黑女生到来时吓他们一跳。也算是苦中作乐吧。

那时，大学早已停止高考招生，国家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当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决裂》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政策。“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班主任老师的所谓“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被“四人帮”树立为“反潮流典型”。我家大哥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村里推荐名额却被村干部子女所把持。不仅如此，地方也将这种“推荐”政策推广至高中招生中。1976年夏初中毕业时，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和各方面表现在班都算是比较好的，但同村17名同学中只有少数几名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子女被“推荐”到本村所属的姚寨公社高中学习，我则因家庭上中农成分没有被推荐，只能回到村里务农。同全体社员一起冒雨在村小学集体聆听党中央

我们这些人与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没有那么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没有那么多补习班和爱好学习班，当然也没有过多的课业负担和学习压力，但我们的人格成长却是健康的，学习工作也是本本分分、积极向上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教育工作者反思的问题。

1974年夏天至1976年夏天，我到三公里之外的邻村后八里联中上了两年初中。期间正处于“文革”后期，语文、数学等主要课程教学基本正常，但继小学阶段1972、1973年全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后，又经历了1974年的“评法批儒”，以及1976春夏之交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由于我的语文成绩相对较好，语文课张老师便组织我们搜集报刊资料，参与整理演讲“评法批儒”故事和撰写相关批判文章。虽然对先秦诸子特别是儒、法两大学派思想并不真正了解，对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不明就里，但参与这些活动无疑锻炼了我们。记得有一堂语文课，内容是批判“三字经”。老师正讲得起劲时，只听教室后面突然传来一声老者的呵斥：“你们不能这样批判‘三字经’！”课后才晓得是学校所在村庄一位同学旧社会上过私塾的老爷爷听孙子说学校正在批判“三字经”，故前来探个究竟，结果没听多长时间就忍不住起身指责。同村有一位小学阶段留级到我们年级的王姓同学担任我们班长，我们两个有着共同的画画爱好。受其父亲影响他擅长写隶书，我们经常合作为班里描绘板报。上学途中路过的南侯庄热衷于搞运动和唱样板戏。村里无论开什么会，都要先唱几段样板戏。有段时间该村有一位民间画家在村部用玻璃透视法创作农民起义历史故事宣传画，大街上张贴着“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漫画大字报。我每天路过时都会驻足观望、揣摩，以至于上学迟到挨批评。当时还赶上掀起教育学大寨活动，倡导青年学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还在全校大会上交流过劳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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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举办的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后不久，我便在担任生产队副队长的大哥帮助下，由生产队推荐同另外两个生产队推荐的两名大龄社员一起，按上级要求，一人一辆地排车、一把铁锹、一杆红旗，去岭子村参加姚寨公社“农业学大寨专业队”劳动。该专业队专门负责公社辖区内的挖渠、修桥、铺路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产队每月向“专业队”提供三十斤小麦做口粮，虽然劳动辛苦但能吃上小麦馒头，每周还能吃上一顿肉包子。当时的我尚不足15岁，故下渠挖泥不到一周就累跨了。已在医院工作的二哥不放心，前来看望发现这种状况后，随即找到专业队指挥部一位有点远房亲戚关系的主要领导沟通，将我从劳动一线撤下来做些辅助工作。当时，领导让我自己说有什么特长，我说能画板报。此后我被安排到炊事班帮厨，做些涮洗笼布和拾捡生熟馒头的辅助工作，每天上下午中间劳动休息间隙用地排车拉着两大瓮开水和两筐瓷碗去工地送水，不定时出点板报。领导和年龄大的队员都喜欢逗弄我玩，特别是帮厨过程中跟着部队转业的炊事班长学了不少东西。期间，还有过一次同另一位同为初中同学的队员冒着瓢泼大雨、不惧道路泥泞去几公里之外的陈集公社为专业队拉柴油的英勇“壮举”。事后专业队专门召开全体队员大会给予隆重表彰。这样大体度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至1977年秋天，专业队只保留少量修桥的施工队员，我们其他队员仍回本村务农。这就有了前述祖母认为我身体瘦弱干活太早，催促父母托人送我到东阿二中插班学习的事情。

惊人的新同学，忍不住第二次上课时就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没成想我回答得非常得当。从此，我便受这位恩师影响走向了不断提高政治学习成绩，直至高考后选报大学政治专业、大学毕业后从事政法教育工作的道路。由远房亲戚关系介绍，我开始经常到教数学的班主任董老师和语文课王老师办公室请教，顺便从老师那里给钢笔笔囊灌满墨水。

我是在1977年冬季学期中间到牛角店公社（现牛角店镇）东阿二中九级二班插班学习的。离这届学生毕业还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次插班学习及其后迎来的恢复高考历史机遇，是彻底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记得刚插班学习时，由于班里学生座位已满员，身体瘦小的我穿一件破旧的小棉袄，带一顶旧斜纹布帽子，被临时安插到教室北区第二排两条课桌四位同学的中逢，住宿则临时安排到上一年级师兄的大寝室靠北边窗户的床边。教政治课的李老师（后来担任副校长）突然发现多了一位貌不

刚插班时的东阿二中还保持着“文革”后期学工学农的传统。学校在牛角店北几华里的地方有一片几十亩的农场，每年种植玉米和高粱，两个年级的学生每学年都轮流去参加农业劳动。校园东北部设有校办工厂，建有翻砂车间铸造农业灌溉用抽水泵件，还有195柴油机改装农用拖拉机车间，学生每学期也按照计划到校办工厂参加劳动。学校建有柴油机发电机组，自行发电抽水、照明并为校办工厂提供动力。每当发电机组产生故障，物理老师总能率部分物理爱好者及时赶去排除。校园中部还开垦有菜园，种植茄子、菠菜、白菜、萝卜、辣椒等蔬菜，供学生食堂煮大锅菜用。每日三餐，每个班都安排值日生抬着用大柴油桶一分为二改造而成的半大桶，去抬稀粥和大锅菜，回到教室前面的空地上一勺一勺地分给学生。北部院墙下有一排猪圈，学生课余时间轮流去打猪草或煮食喂猪。学校每年杀猪包大包子让学生们免费吃一次“结余”。有一块长约三四十米宽约六七米的池塘，像明镜一般镶嵌在校园的西南部院墙下，常年积蓄着雨雪之水。那是我们住校学生共同享用的“大洗脸盆”和“大刷碗池”。它每天早中晚饭前饭后都静静地映照着我们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我们每一次的轻轻拨动总能打破它的平静，引起一阵阵的波光涟漪。校门内右侧长着一颗粗壮的老柳树，高擎着硕大的树冠。门卫付大爷每天按时拉响那口高悬其上的大铁钟，浑厚悠扬的钟声日日敲打着我们学习生活的节奏。如今虽已物是人非，但树犹在，钟声仍然回荡在耳畔。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后，他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并决定当年冬季恢复高校招生考试，从而为全国“文革”期间积累的几届青年学子改变命运带来了福音。一些“老三届”的老学生开始聚集到二中自发复习备考。本家大哥虽在外祖父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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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报考，但终因时间较短，天天忙于生产队劳动，晚上犯困打瞌睡而未考上。这时直至1978年春季，我仍未意识到恢复高考对于本人意味着什么，还沉浸在业余时间涂涂画画。由于身体瘦弱，我还在牛角店街上新华书店门市部买了一册人民体育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长拳套路》，利用中午或课外活动时间到学校门前左前方的一所农村场院房子的避风处照着图解比划套路，结果因无人指导便很快“拜拜”。1978年3月5日，学习在校门内西侧的墙壁上出了一期学习雷锋墙报，墙报中间的大型雷锋黑白画像就是我受班长委托连夜描绘出来的，引来师生围观并得到栾校长的赞许。我还利用晚自习时间为介绍我插班学习的亲戚画了下山虎、上山虎、越涧虎等系列中堂画轴，甚至私下收集了部分同学的照片，尝试用碳素笔为他们画像。不久，新任班主任教数学的高个子于老师将我喊到他办公室，进门就说：“大家都开始复习备考，你却还在乱画。你是怎么打算的？”我脱口而出：“我将来想学画画。”于老师打断我的话，直接告诉我：“李校长他们已经研究了，觉得你政治、语文基础不错，建议准备考文科。从现在起不要再乱画了！牛角店街上比你画的好的人有的是，就你这水平根本考不上艺术院校。老老实实复习文科吧。”我低着头从老师办公室出来，情绪极为低落，一夜未睡好，思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从第二天起便悄悄收起画材，逐步进入备考文科的轨道。

修改的诸多建议。我回到班里立即着手按照老师的意见修改，随后又反复修改几稿，终于达到了老师的要求。过了两个周，周老师通知我，说是县教育局语文教研组要到我们班开展一次语文课现场教学，教学内容确定为讲解我的上述作文创作。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如何配合搞好这次现场教学，特别要准备一段“作者创作感想”用于最后自述。为此，周老师可谓“全家总动员”。她的丈夫政治课李老师头天晚上专门用毛笔将我的作文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在六七张大白纸上，第二天语文课前又亲自将其悬挂在教室黑板上方的墙壁上。县教育局语文教研组组织的全县部分高中语文老师坐在教室后面临时摆放的长条凳上。出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专业的周老师，手持长长的教杆，指点着黑板上方的作文内容，先是用一口标准的京味普通话抑扬顿挫地诵读全文，然后逐一分析文章的选题、结构、修辞等。最后，周老师点名我站起来自述一下“创作感想”。我当即按照老师事先的指导谈了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并自谦地说尽管这篇作文得到了老师肯定，但还有些语言拖沓，不够言简意赅，等等。这堂现场教学课引起了师生广泛热议，下课后立即有几个男女同学围上来询问我如何准备得这么好。课后，县教育局语文教研组将这篇作文推荐到聊城地区教育局语文教研组，选编为《聊城地区高中学生作文选》首篇，印发全地区高中学生。远在聊城地区防疫站工作的老姨从她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手中看到这篇作文，也为我这个外甥点赞。周老师对我作文的这次精心指导和宣讲，极大地增强了我作文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同年下半年配合学习鲁迅先生的《祝福》课文，我撰写的杂文《从祥林嫂的讨饭碗说起》又得到了周老师的指导和肯定，并悬挂在学校后边一间空旷的大教室里展读。

1978年春季学期伊始，语文课周老师将搜集到的1977年冬季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高考作文题目发给学生，指导选择相关题目练写高考作文。记得，当年山东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河北省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当时我看得最多的是邻桌同学订阅的刚复刊不久的《山东文学》和老师办公室的《大众日报》副刊，刊载有许多缅怀毛泽东主席的散文和诗歌，摘录了不少精彩词句和段落。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用了两天时间洋洋洒洒写了几千言，整个结构基本做到了起承转合，每段都迭用了若干排比句，使得情感表达有层层推进之势。不成想作文交上去没几天，周老师就将我喊到她家中，当面表扬这篇作文写的不错，同时提出了需要

东阿二中虽然地处鲁西南的偏僻农村公社驻地，但却在“文革”前后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明星”教师，可谓“藏龙卧虎”。因为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一些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省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的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专业的老大学生被下放到二中，待到恢复高考之际，这批老师的重要价值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常常和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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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个人及家庭遭遇的不幸无意之中却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来了福音。据上世纪70年代初毕业于二中的本家大哥说，就连二中学生食堂烧锅炉的那位楼姓老头都是解放前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因其父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受牵连而遭贬，难怪有学生悄悄向老人家请教。这些老师既高度敬业，关爱学生，又在各自学科各领风骚、各具风采。政治课李老师当时四十岁上下、身高一米八左右、不胖不瘦，着一身藏蓝色中山装，戴一顶藏蓝色呢子平顶帽，身板笔直挺拔，可谓风度翩翩。听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更是一种享受。每个政治概念都界定得极为明确、准确，特别是结合社会实际、历史知识、成语、谚语等解析政治原理，说的头头是道、明明白白。他记忆力超强，特别善于活学活用。1978年春，《毛泽东选集》第5卷刚刚发行不几天，我到李老师家去请教，就发现他斜躺在床上专心阅读，随后就在课堂上听到他大段大段地引用和讲解相关内容。我是最崇拜他的学生之一，回答问题和考试训练也总是让他满意。他倡导分类实施考试训练，例如一次考试就出40个政治概念，他竟然给我打了满分；有时就出20个政治简答题或10个政治论述题，我都能考出全班最高分。她的夫人周老师专门负责教授我们现代语文知识，如上所述，我在作文写作方面得到了她的悉心指导，在欣赏和初创散文、杂文方面受益匪浅。这两位恩师始终是指导我备考文科的引路人。当高考成绩出来选报学校及专业时，其他同学还在反复思考和征询老师建议之际，李老师把我叫去直接告诉我：“你政治成绩突出，适合学政治。我已经帮你选报了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你不用考虑其他学校和专业了。”其后我的学业甚至工作方向都与老师的这一指引密切相关。李老师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喜欢同学校的篮球爱好者一块打篮球。他在校园林荫道上行走过程中不经意间从口袋中掏出弹弓打麻雀的那份潇洒、精准与童趣，总是令我们惊叹不已。我们这一届学生上大学后，李老师夫妇调到淄博齐鲁石化集团公司继续从事中学教育，李老师担任了齐鲁石化总校校长，周老师举办的高考语文培训班名声鹊起。当年在二中工作时出生的小女儿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博士生，周老师自此常以齐鲁石化第一个博士妈

妈而自豪。十多年前，我和在济南工作的另外两位同学还曾专门到淄博去看望两位恩师，并曾陪李老师到济南千佛山医院查体。今年春节前，周老师还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退休等情况。这份师生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时，我对学习文言文抱有极高的兴致，基础打得也还不错。刚到高中插班学习时，去语文课王老师办公室灌钢笔墨水，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一本《中国古代寓言集》，简单翻阅即爱不释手，便软缠硬磨借下来用两周课余时间将几十则古代寓言原文及注释抄写到记录本上，一直保留至今。另一位教语文的李老师，是校长专门从民间发掘引进的。这位老师系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因故被下放到东阿县西部老家的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校长听说后便千方百计将其聘请到学校专门负责文言文教学，并于两年后帮其转为公办教师身份。这位李老师个头很矮，皮肤黝黑，不修边幅，着一身农村手织粗布衣裳，典型的鲁西南农民形象。李老师刚到学校时，谁都没有将其当回事。没过两天，就见他在教室东墙的外壁用规范的粉笔小楷写了满满一黑板报文言文知识。及至开口给我们讲解文言文课文时，才真正领略到其学问之深。他一边将文言文的关键句子随手写在黑板上，一边面向学生讲解，突然背在身后的那只手用粉笔在某个文言虚词下方重重一击，口中同时发出一声响亮的“啊”声，问道：“什么意思？”每当此时，我的及时回答比较多，所以很快得到李老师的关注，我也经常到他办公室请教。记得那年十冬腊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学校西北角一所透风撒气的土坯教室里，我在最后一排角落的座位上自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先生编写的《文言虚词例解》，忽觉耳根吹来一股热气。回头一看，竟然是李老师俯在我肩头看我读什么书。他有些疑惑地问我：“这是我北大的老师写的，你能看懂吗？”我说能看懂。

刚到二中插班学习时，没有分文理科。由于个人的偏好，语文、政治课入门很快，并且很快得到老师的赏识，而数学、物理、化学则因缺失一年多的基础学习，一时无法入门，期末考试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尽管如此，这些理科老师仍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影响。我的前两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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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都是数学老师，一位是接纳我插班的董老师，一位是帮我调整学习方向的于老师，他们对我都极为关心。我虽然对物理和化学不敢兴趣，但教物理的徐老师戴一副高度近视镜，几乎贴在黑板上写出的密密麻麻带有隶书味道的粉笔板书和随手画出的精美物理图形，令人叹为观止。他和教文言文的李老师在教室东侧外墙，一南一北、一文一理竞相出黑板报的情形成为当时点燃二中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教化学的邱老师，丈夫在海军南海舰队服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孩子，仍然把大量的精力用于辅导学生，像母亲一样关爱学生。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我工作多年以后应邀回到家乡聊城市公安局搞培训讲座，恰巧邱老师的儿子从我们学校毕业后在市公安局工作。她从儿子那里得知我到聊城的信息后，直接打电话给我要请吃饭。当晚邱老师亲自做东，聚集了在聊城市工作的大部分高中同学。一个化学成绩极其槽糕的文科生工作多年后竟然受到化学老师的热情款待，这是我事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只得临时买点小礼物仓促赴约。这场景未免有些尴尬，但老师对学生的那份关怀和温暖却永驻心田。

劲，学生们学得也带劲。二中的高考升学率连年提升，至1980年已经超过位处县城的东阿一中，在聊城地区也名列前茅。第二年栾校长即被提升为县教育局局长。其后，随着这批优秀老师落实政策返城或上调至东阿一中及聊城市重点高中，二中教学质量及影响力逐步下降，直至高中全部集中到县城，现在变成了一所初中学校。1981年暑假期间，我到县委招待所看望在此编写县地名志的外祖父时，遇到老校长给他打招呼，他望着佩戴山东大学校徽的我既高兴又不无惋惜地说：“培养你们有什么用，你们毕业后都不回老家！”他是希望我们大学毕业后回去建设家乡的。大学毕业工作后，听说栾校长不幸得了绝症在济南治疗，我们部分在济同学便结伴去医院探望。老校长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掰着手指非常自豪地诉说自己培养了多少届学生，那些学生在那些地方和部门做得工作如何出色等。老校长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同学永远感激他、永远怀念他！2017年正月十六，在济南工作的二中同学聚会时，联系并邀请了栾校长在济南洛口工作的儿子栾兆华参加。他出现在聚会现场门口的瞬间，看到他那副矮矮的、粗壮的身材，“前途光明”的头顶，听到那深沉的问候声，我和在场的同学恍惚看到了老校长亲临聚会现场的影子，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栾校长对我们弟兄三人的关心和培养。我的大哥早年由离家较远的陈集高中转学到二中学习，是由栾校长批准的。我个人的插班学习也是如此。随着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 1978 年夏秋之际，经县教育局批准二中开始筹备试办初中班。我深知学校师资力量的优势，随即想到让在本村小学马上毕业的四弟到二中初中班学习。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栾校长，校长说这个初中班只招牛角店公社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你们家属于姚寨公社，不在招生范围之内。但他启发我除非将你弟弟转入本公社辖区的小学借读。我当天傍晚就跑到几华里外的牛角店公社孟庄村我祖母娘家的侄子（我称表叔）家请援。担任村小学副校长的表叔当场答应同意四弟到他的小学借读。我又连夜赶回家中做通父母的工作，随后就由大哥将四弟送至表叔家随他学习。过了些日子，四弟便随表叔班的部分学生一同参加了二中考试。最后张榜公布的结果是，参加考试的这批孟庄学生

能够把这些老师聚集在一起，并充分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于二中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栾校长。栾校长个子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尊重、吸引、激励老师，关爱学生。由于我的大哥也毕业于二中，所以我有时也和栾校长套套近乎，经常为他办公室挑水、担煤。夏季酷暑时节，他会买些西瓜让我们挑几担井水冰镇好，等到晚自习后便通知指导毕业班的老师们以到会议室开会为名，犒劳他们吃西瓜。栾校长在操场训话的声音很大，纪律要求非常严格，但日常对学生却十分关爱。对于犯错误的学生，他经常脱口而出的“我要处分你”“我要开除你”的厉声呵斥，让学生感到震撼。晚上熄灯休息后，他经常到男生宿舍查房，逮住在宿舍内或门口随地小便的学生，便命令他们徒手捡土块垫干后，再到会议室罚站一夜。对于大多数安分守己、勤奋学习的学生，他又像慈父一般关心爱护。他习惯每天早晚到在教室前露天吃饭的学生中间转一转，经常摸着我们的头问：“怎么样，学习累不累？”“好家伙，都长白头发了？”正是有这样一位好校长，所以老师们教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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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四弟一人被入取。我高兴地将这一消息告诉栾校长，并说我们兄弟三人都光荣地成为了您的学生！消息传回家中，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在其后紧张的高考复习期间，四弟成了我和家中的后勤联络员，他每个周末回家，周日下午带着我们哥俩一周的粗粮干粮回到学校。

13分。其中拉分最大的弱项是数学成绩极差。对此自己心知肚明，因为平时数学成绩基本在30分上下。我只能默默无闻地回到村里继续务农。秋季开学后，四弟奉李副校长之命回家请我回学校复课。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我和部分落考同学又回到二中，低着头走进教室，情绪十分低落，感觉很丢人。看到这种情形，一周后的一天晚自习，李副校长气冲冲来到教室开会，严厉批评我们没有出息，经历了这点挫折就自暴自弃，将来能干成什么!他鼓励我们抬起头来，端正态度，鼓足干劲，去争取胜利。校长的批评教育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有序的高考复习中去。

这一次重回学校复课伊始，我认真剖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得自己的历史和地理虽是自学，但兴致高、基础牢，语文问题也不大。只有数学如果不奋起直追，肯定仍会酿成失败恶果。所以，这一年我在继续巩固语文、历史、地理知识基础的同时，将重点精力放在了突击复习数学上。跟不上理科班数学课的复习进度和难度，我就一方面请教数学老师，一方面对照数学教材和从同学手中借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简易数学习题集，学着推导基础性数学公式和解答典型题。最终在1980年冲考成功，取得370多分的好成绩，一不小心成了当年东阿县高考文科状元。其中数学成绩不多不少，整整考了60分，总算没有拖后腿。于我而言，也算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次高考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想起来很后怕的突发事故。高考两天，外祖父托人安排我在邻近一中考场的县委办公室的一间房屋休息。结果第二天下午考地理课目时，我一个人睡过了点，醒来时发现已过开考时间，猛然间拿着准考证拔腿就往考场跑。待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跑到考场门口，幸好还没超过十分钟，否则就会被剥夺当年的高考权利。经监考老师验证同意，仓促入坐便赶忙审题答卷，很快卷面就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一位流动监考的老师发现后，随即掏出自己的手绢边帮我搌吸卷面边提醒说：“时间来得及，不用急。卷面毁坏了，就难办了。”结果，凭着扎实的基础，我的地理仍然考了90多分。每忆及此，我内心都充满了对那位不知其姓名的监考老师的深深感激。

1977年秋后才到二中插班学习，各方面基础较差，恢复高考后仍然心不在焉。1978年春夏之交，学校开始分文理科辅导高考。那时，绝大多数同学信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而选择备考理科，全校只有我们8位同学备考文科，好像后来还给我封了个“小头目”。当时，语文、数学跟理科同学一块听课复习，而历史、地理则既没有专任老师也没有教材。当理科同学上物理、化学课时，我们“八大金刚”只好在学生寝室依靠复习提纲自学历史、地理。我将从教务处吴老师那里借来的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包括行政区划图、地形图）挂在寝室墙上，一遍又一遍地观察和默记，熟练到能够随手画出。学生寝室属于四十多人的大通铺，卫生条件极差，冬季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衣服和被褥中生满虱子。课堂上男生伸手到衣服里挠痒捉虱是常见的情形。晚自习熄灯后，学生们在寝室里点着煤油灯一边复习、一边扒着衣缝、被子捉虱子，然后用砖头碾死的“刻苦奋战”情景至今难忘。学校曾短时间从德州齐河县聘请过一位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的刘老先生给我们辅导历史、地理，但因知识老化半年多后即被我们变相炒了鱿鱼。后来在同校上初中的四弟发了人教版新编历史、地理教材均被我征用，为此他受到了被老师逐出课堂的严厉惩罚。高考复习生活枯燥紧张，每当街道上放映新电影片或经典老片时，我们也会偷偷溜出校园观看。校长、班主任老师则会在校门口堵截或到教室、宿舍抽查，我们只能翻墙潜入。虽免不了老师批评，但却得到了精神调剂。

对于参加1979年高考，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们部分同学是相当重视的。记得考试的头一天上午，李副校长把我们几个重点学生集合到二中，然后由他带队集体骑自行车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一直到县城一个部门招待所安排好住宿，并逐一交代高考注意事项。二哥专门赶到县城，连续两天中午盯着我休息，防止睡觉过头。结果这年高考成绩离本科录取线差了

人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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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复习过程中，我并不满足教材和复习提纲的那些知识点，经常自觉地去拓展学习范围。记得当时我通过学校管理杂物的一位张老师在校门口的老图书室里翻出了几本建国初期的高级中学课本《世界历史》（好像自俄文翻译而来）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太阳系”“地球”“恒星”之类的科普读物，如获至宝，便将其中的一些知识点抄写成若干条子粘贴于复习提纲相关部位。有一位同学从家中带来了一本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的大部头《新知识词典》，里面的中外历史地理知识词条极为丰富且解释精当，我硬是借过来利用一段晚间复习时间将相关条目抄写粘贴到复习提纲上。其间新华书店到学校摆摊，我又买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冯其庸教授等选注、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的1962年版《历代文选》（上下册）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版“青年文库”之一《中国近代史常识》。其中的部分篇章也被我作为阅读学习材料（从这时起，直至退休，定期不定期逛新华书店购书、读书成为我最大的爱好和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退休之前，先后向山东警察学院和吉林警察学院图书馆赠送近千册书，部分图书赠送青年教师，部分作废品处理，只保留古今中外经典、领袖著作全集及各种工具书）。我考上大学后，当地传说我的复习提纲整得好，有些学弟就托家人到我家索要我用过的复习提纲，以至于没有留下一点纪念资料。

读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专业感到有些迷茫和缺乏自信，以至于对外不称“科社”专业，而是应着大多数人的习惯含糊地称“社科”专业。我常常羡慕那些考入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的同学，觉得学历史使人深沉、学中文使人添文采、学哲学让人深刻。为此，系主任赵明义老师专门用一个晚上为我们系79、80两级学生上了一课，系统介绍了这一专业的丰富教学内容和广阔发展前景，并提出了学习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思想疑虑，甚至有些同学又产生了过高的期望，认为这一专业是专门为党政机关培养领导干部人才的。

从专业教学的实际内容看，虽然政治系一分为三，但除了相对突出本专业的核心原理课程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古代思想史等基本课目的设置和学习则是通行的，不少基础性课目都是作为公共教学共同实施的，三系的师资资源也是共享的。母校的综合办学氛围和朴实校风，养成了山大学子扎实肯干的学风。据说，建国以来国家部委和许多省市党政机关喜欢招收山大学子已成为传统，从扎扎实实写材料、做基础工作起步走向成功的山大校友不在少数。犹记得，1984年春季，我们班部分同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同学同在德州地区陵县（该县当时被确定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试点）做毕业实习调查，在与北京高校同学的短暂交往中，北师大学生的洋气和山大学生的朴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学四年，许多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系主任赵明义老师系解放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的老调干生，担任过山大党委宣传部部长，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人称“赵铁嘴”。他组织编写了全国最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本科教材，并为我们主讲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课，在开创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专业和编写教材方面独树一帜。他讲课时的旁征博引、大开大合、活学活用、神采飞扬对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创建了政治三系分家后的唯一一个博士点，被山大聘为终身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系副主任陈陆达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他结合指导阅读马列原著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授课总是那么有根有

在恩师的教导和指引下，1980年我考入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山东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历史上以文史见长，建国前后名师云集，可与北大、清华抗衡，其主办的《文史哲》杂志长期位列高校学术期刊之首。解放后，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省城济南。在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华岗、成仿吾两任老校长治校期间创办的政治系具有不凡的实力。恢复高考招生后，山大经报教育部批准，自1979年起将原政治系一分为三：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系。我所学习的正是“分家”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简称“科社”，当时全国高等院校只有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这一新专业）。刚入学那段时间，我们专业的大多数同学对于在一所老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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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条理清晰。女教授胡谨老师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和教学在全国同行中有一定名气。学外语出身的刘贝金老师操一口上海普通话讲授“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让我领略了近代欧洲思想家对美好社会的憧憬。从北京中央编译局请来的大家殷叙彝先生等讲解他们编译的马列著作名篇和国际共运史专题，使我们领略了马列经典著作编译者原汁原味的学问研究。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系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师，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盛奇秀老师毕业留校后担任我们班的辅导员，他讲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引起了我对先秦诸子思想的最初兴趣，并撰写提交过“论孟子人本思想”的短文作业。我在他宿舍第一次看到床铺一侧摆满的几十册中华书局竖排繁体点校版《二十四史》，激发了我其后购买阅读《二十四史》等经典史籍的兴趣。我毕业以后，他还曾热心给我介绍过对象。政治经济学系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著名学者周志美老师讲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是我最爱听的课程之一，他讲课时的全身心投入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让人叹服。政治经济学系的另外两位老师讲授的欧共体经济和日本经济概论帮助我们了解了世界经济概况。哲学系的肖孝武老师开设的选修课《自然辩证法》所介绍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发了我对时空相对论的兴趣。俄语第一课，主讲李老师专门请来了外文系人高马大的白俄罗斯裔教授金诗伯老先生为我们开课。金先生原汁原味的俄语开场白，让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俄语的优美韵律。金先生的女儿金颖系山大运动会的女子七项全能冠军记录保持者，她洋气的娇美面孔和跑动中的矫健身姿，成为山大运动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开创中国和谐美学学派的周来祥先生带着他的研究生在山大新校“八角楼”为全校学生开设选修课《美学概论》。周先生开篇连续几个晚上亲自讲授作为哲学研究基本方法的辩证逻辑，对我工作后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吴富恒校长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访问美国、加拿大，与加拿大有关高校建立友好关系归来后在老校大操场为全校学生所作的出访报告，让我们大开眼界。1984年7月，我们80级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之际，吴校长正式退休，化学家邓从豪教授接任校长。

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相对于高中时期的高考复习而言，是极为轻松自在的。客观地说，在我们专业同年级两个班80多名同学中，我属于对专业课不太用功的散漫学生之一。少年时代喜欢读书但苦于没有书读，进入大学校园，面对图书馆、阅览室、新华书店售书厅琳琅满目的图书报刊，一下子打开了封闭的眼界。于是，唐诗宋词、普希金诗集、歌德诗集、徐志摩戴望舒诗集，矛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唐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等，成了我们广泛阅读的对象，且读后还经常引发激烈的讨论。虽然没有运动天赋，但为健身每天课外活动我都会到操场打排球、踢足球，有时拉拉单双杠。我们班的固定教室是山大新校文史楼309，文史楼东侧的小树林是我们班的卫生区，每周都要打扫两次，当时林中的法桐树不够碗口粗。我们曾在小树林聆听过来自首都师范学院的著名德育演讲家李燕杰先生所作《塑造美的心灵》的演讲，其哲理、文采、口才令人折服，而张海迪在附近洪家楼体育馆所作身残志不残的励志演讲也对我们产生了积极影响。如今，这些小树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大一大二期间，在听课学习之余，晚上经常挤在文史楼一楼中文系教室中厅或九号宿舍楼干训班中厅观看日本电视剧《血疑》、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实况，以及世界杯足球、排球赛转播。期间，有两次虽属激情但不够文明的行为受到了社会舆论批评。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后，我随几百名山大同学连夜绕济南市东部大半个城市游行庆祝，串联其他高校同学，沿途利用解放路正在修路施工覆盖的草苫子燃起了许多堆篝火。这一“激情”壮举第二天受到了省市报刊的批评。观看电影《少林寺》后，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周末去长清灵岩寺春游，有部分同学模仿少林寺情节，爬上灵岩寺墓塔林摆出“功夫”架势拍照，被人暗拍后发到报社，不久报纸登出照片对这种破坏文物的不文明行为予以点名批评。这也就是发生在媒体传播落后的传统时代。如果放在多媒体、融媒体、自媒体发达的今天，还不知被炒作成什么样子，涉事同学在疯狂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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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舆论压力下肯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

赶快大学毕业找个合适工作就知足了。故大学毕业之际，当一部分同学积极备考硕士研究生时，我仍然悠闲自得（这种知足怠惰心态一种延续到工作后相当一段时间，虽然我通过个人奋斗在教学科研和职称职务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甚至晋升时间早于大多数同学，但始终没有再去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及至后悔时年龄已经不允许了）。待到毕业选择分配岗位时（恢复高考招生后的前几届学生国家包分配），平时不求上进的我脑袋突发“灵光”，去找系主任赵老师的大女儿赵姐（她本人在我们系举办的法律“自费班”学习，有时在一起听课。她丈夫是我的老乡，在山大电子系工作，婆婆帮他们看小孩，期末我受委托陪老人回老家，开学时再帮着接回来）打探分配信息，请求赵老师予以关照。我自己选择的分配去向是“山东省国防工业办公室”，觉得能穿军装做办公室工作，肯定错不了。改天我斗胆到赵老师家中去找赵姐，她告诉我：“我爸说了，你是一个不太用功、各方面都不突出的学生。但国防工业办公室不能去，可能要分配到设在山沟里的兵工厂，一旦去了有可能回不来。这几天山东省公安厅提前来招人，在省城工作，你就到那里去吧。”我欣然同意并表示非常感谢。此后几天看到其他同学仍在纠结选择分配岗位时，我已经马放南山、高枕无忧了。等到7月份参加完毕业典礼，领到毕业证学位证后，就同其他系的三位毕业同学高高兴兴去山东省公安厅所属的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去报道了。由于报到及时，还能拿到半年的完整工资。从此踏上了长达三十七年多的公安教育工作征程。

令我感到非常温暖的是，参加工作一年后，赵姐又和赵师母主动操心介绍她妹妹的女同学（山大子女，1983年在山大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留在山大图书馆工作）给我处对象。我们1986年结婚恩爱至今。这对于一个不求上进的农村大学生和家庭贫困的“凤凰男”而言，是何等的荣幸！高考复习阶段，政治老师李副校长帮我提高政治成绩、选报大学及专业，师母指导提高作文水平；大学毕业前后，系主任帮我选择就业岗位、师母师姐帮我介绍对象。这些使我“乐见其成”的恩师，是我一生永远感激的贵人。十多年前，我们夫妻曾到医院探望过住院治疗的赵师母。几年前赵老

大学期间，我和同宿舍另一位“志趣相投”的李同学最爱干的两件事：一是看电影。每当学校大操场放露天电影时，吃过晚饭后，我们两就会早早地提着马扎去抢占有利位置，时常遇到同样爱看电影抢占前面有利位置的来自一班的三名女同学，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每当学校附近洪家楼电影院有新的影片放映时，我们两个就会轮流买票一同去观看。二是每次期末考试前“临阵磨枪”，突击复习。此等关键时刻就会看到我们两人夏天抱着凉席到学校东侧的小树林、冬天到教室或阅览室，通读教材、梳理笔记、死记硬背。我们两人竟然考试成绩还都在中上游，个别学期个别课程成绩还能名列前茅。大一时，这位李同学撰写的散文《泉城柳》，被学校广播站采用，在校园午餐时间足足播送了一个星期。李同学坐在床边一边举着小紫砂壶品茶，一边听着播送自己的散文，面带微笑甚是享受。临到最后的毕业论文设计阶段，我突然意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有两个多月，开始围绕所选论文题目天天泡在阅览室查找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最后撰写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毕业论文竟然在全班被评为为数不多的优秀毕业论文之一。

有段时间，在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茶馆》《雷雨》演出的电视实况和电影，以及经典译制片《哈姆雷特》后，我突然对西方戏剧和中国话剧中的人物矛盾和语言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在大学毕业前后，不顾生活费用紧缺，硬是购买阅读了一批中外经典戏剧剧本，如朱生豪先生翻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世界著名戏剧选》，上海戏剧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包括田汉、阳翰笙、夏衍、曹禺、老舍、陈白尘、吴祖光的经典话剧剧本《名优之死》《天国春秋》《上海屋檐下》《雷雨》《茶馆》《大风歌》《风雨夜归人》在内的《中国话剧剧本选》（四卷本）。还购买了中央戏剧学院编写出版的本科教材《编剧概论》，以及《老舍论写作》和高行健的《怎样写小说》等，准备将来着手编写剧本或创作小说。现在看来，实属不务正业。

由于小农意识作崇，我似乎对专业学习和进一步深造不太上进，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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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于九十高龄病逝时，由于我远在吉林无法及时赶回济南参加追悼会，只好叮嘱仍在山大工作的妻子前往赵老师家中吊唁。

2023年12月11日，外孙女五岁多才得以回国。12月20日，我们夫妻携女儿、外孙女到山大老校、山大附中、山大二宿舍幼儿园、13号楼及洪家楼小学寻访女儿小时学习生活的地方。2024年1月7日，我们夫妻又携女儿、外孙女重访山大新校校园9号学生宿舍楼、学生大餐厅、7号筒子楼旧址、文史楼、小树林、图书馆、公教楼、大操场等场所。所有这一切，为的是让后代牢记和赓续这份山大情缘。

回忆至此，对于中小学和大学时代的各位恩师和领导，我虽然没有经常看望和拜访过他们，也没有帮助他们解决过什么问题，但师恩永远铭记在心。他们是我一生最感激和最崇敬的人！

我的岳父十几岁就到青岛山东大学参加工作。建国初期国家一度拟议将山东大学由青岛市迁往河南省郑州市。于是，岳父奉命随领导去郑州市建设新校区。待基本建设快要完成时，国家又确定山大由青岛市迁往省城济南市。于是，岳父一行人又转战济南建设新校区。郑州校区随后成为郑州大学校园。岳父在山大基建办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直至离休，山大校园的基础设施和宿舍区的家属楼都浸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基于这种学缘和亲缘关系，使得我对于母校山大校园的一草一木始终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我与夫人谈恋爱期间经常徜徉于山大校园。结婚后开始住在山大新校七号筒子楼，我女儿就出生在山大校园。后搬到山大老校二宿舍13号楼（名曰“鸳鸯楼”，系山大专门为集中解决青年教师住房困难而建筑的一栋40多平米一室一厅单体楼），女儿从入山大幼儿园开始，后来在邻近山大老校西门百年天主教堂的洪家楼小学和山大附中接受基础教育。下班后、周末、节假日，经常陪女儿在两个校园玩耍。曾经在这里一同陪孩子玩耍的留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早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知名学者、知名大学校长，有的甚至成长为省部级、副国级领导干部。我远离山东到吉林工作后，每年寒假回到济南，都会随仍在山大图书馆工作的妻子到新校校园去看看我在此就学时的文史楼、公共教学“八角楼”、九号宿舍楼等，到小树林坐一坐，看看我们结婚时住过的筒子楼，到在原大食堂地址上新落成的学生大餐厅打一份饭菜，借以重温当年的大学生活。我的女儿张嘹2008年6在山东大学加拿大高等教育基础部学习两年结业后，于当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由上海浦东登机前往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留学，硕士毕业后留在该市工作、结婚、生女，女婿为山东大学加拿大高等教育基础部同学。可以说我们一家都是山大人。2019年春节，女儿抱着四个月大的外孙女回国探亲期间，全家专门找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抱着襁褓中的外孙女到山大新校校园姥爷姥姥学习工作、结婚和妈妈出生的标志环境拍照留念。其后受三年疫情影响，女儿一家一直没有回国。直至我退休后的

同窗共读 同学之谊

记忆轻浅，只有在某个不经意的情境里，才会若有若无的想起。

当年流水，就那样一去不回头，带走的，还有一段最美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