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是发表顶尖思想家和作家文章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文杂志之一

研究者沃尔斯利(Wolseley)说:“《大西洋月刊》在1857年创刊于波士顿，它宣称其关注的核心领域是文学、艺术和政治;后来又加入了科学。如今它依然深切关注着这些领域，实际上也关注着其他所有的范畴。”

王栋: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是一本伟大的人文杂志，刊登最先锋的思想和最优美的文字，但《哈泼斯》《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也是这样的媒体，您能否具体讲讲《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哲学以及与其他几本人文杂志的区别?

托比·莱斯特:我们创刊时间非常早--悠久的历史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操作。当时，波士顿还是美国的文化中心。彼时的想法是，做一本杂志，可以提供一个地方，里面有最优秀作家写的新闻故事，有最出色的专家讨论一切重要的事情。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成一个聚会，和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哲学家、一个鉴赏家，

或者一个科学家一起共进晚餐。那个时代，真的可以做到。你好像坐在一张餐桌旁，聆听专家——那些你很想听他们对事物看法的人——发表意见。显然，现在的情况变得很不同，但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东西具有全国视野。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来到这里你就能够找到关于几乎所有事情的睿智言论。现在每样东西都是非常的专业化，所以很难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能让你扩展自己的综合教育，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面知识。

相对于《纽约客》、《哈泼斯》或者《纽约时报杂志》，我们更像是一种终身性的人文教育。我们做的东西，《纽约客》、《哈泼斯》也做，但是对《纽约客》而言，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用一种很有文化的方法来娱乐读者。其次，他们才对教育受众感兴趣。我们则不同，我们有一项使命，或者说

传统，那就是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通晓时事、文学、政治和科学。其次，才是娱乐。我们曾以刊登冗长沉闷的文章闻名，我们努力不让这种说法成为事实。这些年来，就像很多其他杂志一样，我们经历了荣辱兴衰。但我认为，公正地说，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已经成为一本易读的杂志。

和《纽约客》、《哈泼斯》不同，我们这里不仅仅是作家的天地，我们也出版科学界的专家、政界人物或者政府官员的文章，如果他们要向大众传播一些重要信息，我们会非常努力地把他们的言论编辑得更具有可读性。通常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纽约客》、《哈泼斯》这些杂志可能会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纽约客》有很多专职作者，编辑完全有把握这些人写

出来的东西都是具有《纽约客》风格的。但对我们而言，有时候一个政府官员突然辞职同时说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话，这会出现在我们的杂志中。该官员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但我们认为这个人说的东西的实质，他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帮助他更加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一本意见领袖杂志。我们希望成为这样一本杂志:能够把新观念介绍给普通读者;或者，我们会颠覆他们固有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直以来，这两者已经成为《大西洋月刊》上主体文章的标志。我们永远站在潮头，第一个向人们介绍用新角度去思考政治或者克隆。显然，这些话题并不会成为所有人关心的新闻，而是和政治家、科学工作者比较贴近。我们希望能让《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觉得，尽管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但他们读后又能够理解明白。接着一年之后，各种各样相关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纽约客》或者其他地方，读者会说，哦，我去年就已经在《大西洋月刊》上读过了。

我们也喜欢一些主题:或者人们在新闻报道中有所耳闻，或者是所谓的传统智慧/常识，我们会把事情翻转过来再次仔细考量，然后告诉大家:你知道吗，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所有人都在用同样的思路讨论这个话题，但就是没有人能站在更高的层面，纵观全局地进行思考。

王栋:“纵观全局地进行思考”，这是关键，《大西洋月刊》给我的印象就是力图把事情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在更高的层面进行思考。

托比·莱斯特：是，非常对。我们每月出版一期，时间方面使这样做成为可能。但事实上，我们的出版周期也给了我们很大限制，很多文章我们不能出版，因为我们出得不够快。我们不能用《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那种方式去跟踪报道新闻，我们至少得慢三个月，所以有些报道不得不忍痛割爱。有时候真的很难放弃，都是极其出色的故事。

但这种情况确实也让我们摆脱了很多束缚，把眼光放得更远。我们总是倾向于观察这样一些变化: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这些变化发生得很缓慢，慢得不大会被人察觉，但事实上这种变化比我们平常每天在新闻中听到的东西意义更重大。一个好的类比是就像冰川一样，你每天看到的是冰面上的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冰面下的部分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将影

托比·莱斯特:政策上的价值?我不知道，我们努力不让它成为一本政治杂志。

王栋:我个人觉得《大西洋月刊》更关注政治，而不是叙述性报道，或者说文学。

托比·莱斯特:我们做的关于政治的东西是很多，但多数时候我们试着用叙述的方式操作，它们是长篇的叙述性报道。所以，如果说我们以牺牲文学为代价，偏好政治性的东西，那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们想让我们要强调的东西非常有可读性，有故事性，要把这种风格做成我们的标志。当然，在过去的五年里，《大西洋月刊》关于文学及文学性的东西减少了，尽管我们给书和小说更多的页面。我们关于图书的信息比其他任何杂志的都要多，如果你将四期《纽约客》加起来，关于书籍的信息量和一期《大西洋月刊》差不多。我们关于书籍的文章数量比《哈泼斯》多，不过，我们的确没有对小说的大量评论，我们更多地评论推荐非小说类的书籍。

我们和《哈泼斯》的区别在于，我们尽可能地包罗万象，做最大限度的采访。我们非常不希望被看成是一本有预设政治倾向的杂志--如《国家》、《标准周刊》和《新共和》这些杂志。我们喜欢通过出其不意的行动，使人们保持警觉。如今，你可以说《哈泼斯》也有一个固定的立场。除了几个例外，《大西洋月刊》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立场。我们可能会刊登一篇对某件事观点鲜明的文章，但那并不代表我们这本杂志的立场。我们喜欢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的论证睿智有深度，我们欢迎你来这里发表文章。我们不介意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互相矛盾，在同一期杂志上，我们可能会刊登一篇支持攻打伊拉克的文章，同时又会刊登对同样问题观点截然相反的言论。

回到我说的那个晚餐聚会的类比，我们邀请很多有趣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会发表很多有趣的言论，这就是精神食粮。

多少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变化，有时你会见到更多的保守派文章，少一些自由派文章，

但我们杂志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只刊登一种观点的情况。

在创刊初期，《大西洋月刊》被认为是一本废奴主义的杂志，的确，我们创刊时就反对奴隶制并始终坚持这一立场。我们还发表了很多支持女权运动的文章，支持她们获得选举权，我们为此而自豪。

不像很多杂志，我们没办法报道大量的新闻。和《哈泼斯》不一样，我们更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不是以文学为中心--但我们还是很关注文学。对比任何其他杂志，我们更少明确固定的意识形态倾向。

为一篇文章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并不是件稀奇事。

王栋:我们刚才提及的这些人文杂志都擅长做长篇幅、有深度的大文章，但《大西洋月刊》解读事物的方式与它们不同，“通常把事件放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叙述”，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托比·莱斯特:我们比其他任何人更愿意做长篇文章，有些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但事实上这样做让我们给作者更多的空间，去挖掘，去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尽管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会有一万五千字长的文章，有时我们会连续出一系列的文章，最后加起来就成为一本书。

我认为，比起大多数杂志，如《哈泼斯》和《纽约客》，我们可能给了作者更多的空间任他们发挥。那些杂志有时也会刊登篇幅很长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能做得更多。

因为我们没有专职作者，所以我们杂志的取材

范围非常广，看一看今年的选题:这是一个长篇系列的第一篇--一个法国人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它是用法国式的写作风格写成的，这是一个旁观者对美国的独特看法。可见，比起《哈泼斯》和  《纽约客》，我们文章的涉及面要广一些。比起其他几本杂志，我们的重心更多地放在高度概念化的长篇封面报道上。同时，杂志中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每个月，你都会读到关于书，关于诗歌的东西，读到短篇报道、长篇报道。但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封面故事应该报道什么?这个故事是否真的是人们期盼的那个东西呢?因为这本杂志会在报摊上摆上一个月，所以在理想状态下，我们的封面故事应该做到:两年后你拿起今天的《大西洋月刊》，读起来仍然很有趣，那么这本杂志的“保质期”就有保障了。

王栋:我觉得你们做到了——我曾经用几个月时间浏览了近十年来每一期的《大西洋月刊》，发现几乎每个封面故事我都想仔细读一遍。

托比·莱斯特:是啊，那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的东西。我们总是在考虑，此时此刻，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当读者翻起以前的《大西洋月刊》时，他们会认识到这是一座指引未来的知识宝藏。读一读十年前《大西洋月刊》做的各种专题，对很多社会现象作了预见性的报道，真的能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在我看来，我们可能比其他杂志更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纽约客》不怎么考虑它的封面故事，应该说没有封面故事。《哈泼斯》有封面故事，但它会把几篇文章一起推给读者。而我们就不同，我们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认的封面报道。

王栋:我个人的感觉是，和其他人文杂志相比，《大西洋月刊》更严肃，更像是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托比·莱斯特:的确如此，我们努力让我们的文章具有权威性。杂志每个月都非常不同，比如会出现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但我们一定要让读者感觉到:我们正在提供关于某个有特色的主题的指引，而且这个指引非常具有权威性。

王栋:这一期杂志对封面故事的处理非常特殊——有很多注释，像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我不喜欢这种形式，因为我认为阅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插入这么多注释，阅读变得支离破碎。

托比·莱斯特:这是那位作者特有的写作风格，他就是喜欢这样写作，这是他审美观的一部分。他写过小说，同样充斥着各种注释。他也写过其他非小说作品，也是带着大量的注释。在这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他这样做的原因是:首先，他写的东西都是这种风格;其次，他想通过这种不连贯的表达形式来表现广播行业--一个不连贯的、非线性的世界。在广播包围的世界，你被四面八方飞来的信息所冲击，作者就是力图在文章中营造出这种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美学工具。我们将这作为一次性的东西来对待，并不会一直这样做。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者，但这不会成为《大西洋月刊》的常规风格。

王栋:随着时代的变迁，《大西洋月刊》发生了很多变化，什么东西是定义这本杂志、一直没有改变的?

托比·莱斯特: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不少--这不是一本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杂志，而是一个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全美国最优美的写作和最出色的思想--我们也有很多国外的撰稿人。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人文教育。如果你读上一年的《大西洋月刊》，你可能没有读到可以在《时代》或其他报章杂志上看到的所有新闻报道，但到了岁末年终，你会发现自己对世界有了一个更好、更完整的理解。你也可以用很多其他方法做到这一点，但可能阅读《大西洋月刊》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我们挖得更深，故事更完整。

我们对一些话题的探究远远超越了“周”或“月”的概念，这是《大西洋月刊》一贯的特质。还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品味--我们总是关注重大事件，但《大西洋月刊》也刊登一些能给人留下印象或意义深远的小文章，这也是贯穿多年的传统。我们每个月不仅仅发表十位著名作者的文章，我们非常努力地引入新作者，我们寻找、推荐来自各个角落的天才。我们花费非常多的精力阅读所有的来稿，我们确保阅读所有的稿件，因为有时会发现一些惊世奇才，他们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只是在信封上写上“致尊敬的《大西洋月刊》”，我们一直坚持那样做。

王栋:您的职业生涯很有意思:曾为和平组织服务，之后自愿免费为《大西洋月刊》工作，然后才正式加盟这本杂志。为什么进入传媒界?又为什么选择《大西洋月刊》?

托比·莱斯特:我是《大西洋月刊》的长期读者，在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时，这本杂志就对我意义深远。我曾在和平组织、联合国工作了七年，但是最后对这项工作不是很满意。那时我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尝试创作，写点东西。来《大西洋月刊》工作看起来比其他方法都要好，可以使我清楚了解到，在我想要为其工作的杂志是怎么回事。大多数的杂志我都不会想去工作，但从我开始读这本杂志时起，我就认为我会喜欢这里的编辑。我来到了这里，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在新闻业没有任何经验和训练，我认为这反而帮了我，我只是有一系列不寻常的经历而已。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有编辑要写一本书，正好要离开这里，而当时又逢互联网热潮，这本杂志因此也出现了新的岗位，这就是我当初是如何加入的，现在算来已经有十年了。

王栋:你曾经负责《大西洋月刊》的网站，这个网站上有非常多的杂志内容，这会影响杂志的发行吗?

托比·莱斯特:我不这样认为，当时，像所有的杂志一样，我们苦苦挣扎，寻找适当的互联网策略。最初几年，就仅仅是试验的性质，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试着发现哪些做法奏效。然后我们就稳定下来，走上了轨道。就这样我们做了几年，从经济角度来讲，这样做好像有问题: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样做会降低杂志的销售量，事实上，很多海外读者在使用 Google搜索时，会很偶然地搜到一篇从来没见过的《大西洋月刊》文章，他们会喜欢并开始阅读。所以我们的做法并没有影响纸质杂志的订阅。

但后来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会在吸引新订户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于是我们把一些内容变为只对订户开放，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很多读者以及我们的编辑对此做法不高兴，但最后的数据显示，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改变做法后，马上就从网站上发展了大量的订户。网站基本上没什么变化，但我们每天从四面八方收到约五千两百个订单。

传统的杂志发行模式是不断地向潜在读者邮寄推广信件，这种吸引订户的方式非常昂贵，而从网络上吸引订户的做法，实质上是免费的--和杂志的传统做法不同，我们不需要花钱去买订户。

渐渐地，我们希望这个网站不仅成为我们获得订户的新渠道，而且还能方便读者续订我们的杂志，更要让读者从我们的网站上得到比传统纸质杂志更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收益更多，他们因此会更加关注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在那儿，网站变成了读者很好的资源库。

我们对转变做法产生的效果非常惊讶，当然，改变做法(网站内容只向杂志订户公开)初期，网站的浏览量有所下降，但并没有预计的严重。相反，新订户的数量比预计多。我们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网站，我们力图在网络上保持《大西洋月刊》一贯的风格，但我们希望做得更多:我们刊登了一些额外的文章;我们提供了很多历史档案服务;我们试着审视当下的新闻，然后找出过去相关的文章--这样做就回到了刚才那个关于杂志“保质期”的问题--十年前我们做过的一篇报道，突然又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把有关的东西都放在一起，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王栋:说回杂志的日常运作，我听说世贸大厦那篇报道花了《大西洋月刊》二十万美金和九个月的时间，真有这回事吗?

托比·莱斯特:我不是很清楚具体花了多少钱。(王栋:那是不是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呢?)是的，前前后后加起来是九个月。前面的五六个月里，作者所有的时间都在纽约，一直在观察和做笔记。然后他开始动笔写文章，把稿件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进行编辑校对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在做其他的工作，但把全职工作和业余的时间加起来，他这篇文章是写了九个月。

王栋:在《大西洋月刊》，做一个长篇专题报道通常需要多少时间?

托比·莱斯特:每个作者都有所不同，他通常会去某个地方并在那里待上一长段时间。对《大西洋月刊》的作者而言，为一篇文章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并不是件稀奇事。我们很多自由撰稿人会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做几件事情——我也曾经有过这种经历。我可能在某篇文章上花三个月的时间，但不是一直只写这一篇。每天我都会做一点，但我同时也在做其他的工作。因此，很难说《大西洋月刊》杂志的封面故事要花上多久时间才能完成。我们刊登了很多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写的关于军队的报道。他在写一本关于军队的书，并已经写了好几年。在他四处出游采访、写作期间，他会写一些适合杂志发表的文章，我们会采用。很难说写这些文章需要多少时间，因为这是他写书--这项更大工程的一部分。他的文章包含非常多的采访报道、文献检索和调查性工作，他通常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这是他一系列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前面的一篇文章为后面的报道做准备，会让后面那个少花点时间，所以很难精确计算具体的时间。

王栋:据说是平均三到四个月?

托比·莱斯特:有时我们会派遣作者去世界各地，比如，一个作者去伊拉克，我们主要是希望他能够报道一些战争时期的审判，特别是关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但我们不知道最终的审判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也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所以这名作者会利用在伊拉克的时间，一边做关于审判的报道，一边做其他文章。在五月份的这一期《大西洋月刊》上，他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巴格达酒店》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住在酒店的记者们的生活的故事，很明显这不是他去那儿的目的，但既然去了，就把握机会写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尽量让大量的人始终在做一些有深度的报道。无论作者花多少时间，我们都不会说“你必须在三月份之前交稿”这样的话。我们清楚，他正在做一篇大手笔的文章，他已经尽快在赶了，我们会一直等下去，直到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始终有很多作者同时在写文章，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刻都会有源源不断的稿件。

王栋:我不厌其烦地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想告诉中国的媒体投资者、传媒专业人士，高质量的报道非常花时间，也非常昂贵。

托比·莱斯特:当然!你完全可以把我们作为一个例子，一个高投入高回报的样板。如果不认可“只有支付高额的稿费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报道”，不给作者提供足够的采访经费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就无法做出出色的报道。《纽约客》也是一本愿意这样做的杂志。《哈泼斯》的经费就相对少一一些，但即便如此，《哈泼斯》的稿费在杂志行业也非常有竞争力。不仅仅是给作者的稿费，我们有些东西，别的杂志可能会觉得太庞大太费钱，比如我们的编辑队伍很庞大，因为我们花很多精力去校对文章，任何寄到我们这里来的文章，都会有一个人，逐字逐句地核对文章，以确保其准确性。

我们要写的是当下还没发生，但很快会来临的事情

王栋:我明白您说的是你们的“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环节，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的工作流程吗?

托比·莱斯特:我们有五个工作人员，他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核对文章的真实性。如果你给我们写一篇文章，我们会要求你在手稿中注明所有涉及资料的来源。如果你从一本书上引用了一些东西，你要注明资料来源，以便我们核对。如果你采访了某个人，你或者给我们采访笔记，或者是采访录音。如果是一个没有录音的采访，请给我们被采访者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对方，对他的话进行核实。因为工作量很大，每个月，每位核查员只能核对寥寥几篇文章。这是一个非常花时间的过程，有时候会使作者很沮丧。发现人们会犯如此多的错误，让我们很吃惊。他们出错，因为不习惯做笔记，因为粗心。他们在笔记中草草记下一些东西，然后就忘了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就弄错了。所以我们发现，核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但可以确保文章的准确性，而且还会提醒作者--你们正在进行的写作，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他们必须不断重新审视自己所写的文章，确保是准确无误的。这不是一种敌意的做法，事实上我们是要给人建立一个安全体系。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即使过程让他们倍感挫折。

对于比较敏感的文章，我们总会给律师过目。因为费用很高，我们不会每篇文章都这样做，但如果某篇文章特别尖锐地批评了一个人，我们必须先过律师这一关，只有当他们觉得该文章的陈述很公正，不构成诽谤时，杂志才会刊登。

所以，文章真实性的核对和法律上的审查两者相结合，让我们最后能坚定不移地支持捍卫我们的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不会产生争议，这没关系，我们不介意有争议的东西，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无论如何，准确性对我们无比重要，尽管错误时不时会突破我们的层层防线，生活中没有完美的事情。但我们保持着良好的纪录，为此我们感到骄傲。

我们的事实核查员要校对不同的东西，首先是浅层次的核对，如名字拼写、日期或者书名是否写对了，以及其他这样的细节。很多杂志核对到这里就会打住，但我们走得更远，会让人仔细阅读报道中提及的文章，会让他们和该篇文章涉及的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就像是学术界的“同侪审阅”。但和“同侪审阅”不同，我们不会把整篇文章发给另外的人，我们可能会把文章的一整节选出来，比如关于经济学的理论，我们会让几个重要的经济学家过目，并问:“我们的一个作者有这么一个观点，总体而言，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作者在这个地方突破常规，自成一派，你认为他的观点有道理吗?"《纽约客》和《哈泼斯》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这就是这里的制度，我想这么做的原因来自《纽约客》--我们的一位前任总编辑，比尔·惠特沃思(Bill Whitworth)过去是《纽约客》的总编辑。他引进了很多自己在《纽约客》时的工作制度，带到了《大西洋月刊》。

王栋:我想那是中国的杂志最迫切需要学习的--我们现在很多杂志徒有其表，无有其实，形式远大于内容。

托比·莱斯特:我们杂志做经营的人也总会发问: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编辑来做内容?编辑部和广告部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支持这种操作方式的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我们能够持续不断地刊登高质量的文章，保持一贯的声誉，没有人可以与我们竞争。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没法想象有第二种可行的方法。

王栋:您能详细描述一下《大西洋月刊》的运作流程吗?特别是选题的过程?

托比·莱斯特: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会议，在办公室的那种编务会。我们规模不大，相互谈话就够了。我们有一批撰稿人总是在工作，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题目，跟我们讨论之后就开始做了。我们不会枯坐在那儿，搜肠刮肚地想这个月做什么才好，因为有相当多的素材会自动涌现到我们面前。这方面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享有良好的口碑;我们一个月才出版一期;作者的经纪人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选题供挑选--无论是大作家还是新手;出版商会提前给我们寄来他们出版的书，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在杂志中刊登文章摘——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做……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自动生成的，我们不必费尽脑筋去搜刮。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如果创意是作者自己的而且他又特别想写，做出来的结果(和由编辑布置题目比)会更好。

我想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杂志编辑，他们都会告诉你让别人按你的想法去做，通常结果不尽如人意。因为作者会用一种不同于编辑最初想法的思路去写，或者没办法把你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或者因为我们对主题理解不够，无法知道作者能写出什么，结果就是作者写不出有趣的东西。和其他杂志一样，我们也会向作者布置作业，但可能我们比大多数杂志要好一些，因为有如此多的人给我们提供选题、稿件，还有书。但我们编辑自己也得策划选题，像所有杂志一样，去年我们做了很多政治性的报道，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决定。我们希望确保在当时大选的政治背景下，给读者提供不同的观点，有短篇和长篇的报道，以我们一贯的形式出现。比如，我们摘登了克里越战时期的日记，我们不是突然间说，哦，我们想知道克里在越战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实际上，我们和一个正在写关于克里的书的作者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知道他在写什么。他把初稿寄给我们，我们发现了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王栋:找到能吸引读者的题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有什么具体的选题标准?

托比·莱斯特:我们不会拾人牙慧。我们不会去做硬的新闻报道。如果所有媒体都在写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我们不会跟着去做。我们要写的是当下还没发生，但很快会来临的事情，这是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评判标准。

我们是这样布置选题的:编辑部每时每刻都在分配任务，每时每刻又有人交稿，很多时候分派出去和交回来的文章我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刊发。其实任何杂志社都会这么做，因为得储备一些文章，以备有些稿件不能及时完成。这些文章不能称为“后备”，我们管它们叫“稿库”，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用。打比方说，我们策划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大型报道，但我们去中国的记者交稿迟了，那我们就得用其他文章。我们手头有很多现成的、时间性不是很强的好文章。一旦确定关于中国的报道没法及时交稿，我们就会决定改用稿库里的文章，比如关于俄罗斯的报道。这里面有随机性，但我觉得，这也是杂志的魅力之---读者永远不会知道他将在下一期里读到什么内容。

管理“稿库”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稿件不能太多——如果存上几年就没意义了，但你又不能让稿库空掉，那会很麻烦。什么情况都会出现--有时是交稿迟了，有时稿子在审核过程中会发现有抄袭的内容或者失实的报道，有时事情出现了新的进展，原先的文章就不适合发表了……

我们永远都在想选题，每一周，我们要考虑当下这一期的内容，同时策划下一期，思考稿库中有什么文章，我们得在库里留下多少稿件，据此考虑我们将要采写哪些稿子，还得考虑未来几个月甚至未来几年杂志的内容。比方说，我们看看未来六个月的杂志，发现基本上都是关于政治的报道，我们就开始想，怎样让内容更加生动活泼一点?我们会审视每一期规划中的杂志，确保没有一期通篇都是政治文章，我们必须让每一位读者在每一期《大西洋月刊》里都找到喜爱看的内容。这就是说，如果一期《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关于伊拉克的大稿，我们肯定会有一篇很长的关于一本书的文章，达到一种平衡。我们尽力让每一期杂志的内容都多种多样，照顾不同读者的需求。

我们所做的，可以说是对人们思维方式的修正。

王栋:我看过你们过去10年的杂志，发现有一些题材是你们一直很有兴趣的。如宗教、大学——尤其是哈佛，你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哈佛大学的报道。

托比·莱斯特:哈佛大学很有价值，因为它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代表，所有人都想了解这所大学。我刚才说过，并不总是由我们挑选话题然后让人去采写，很多文章是撰稿人自己投稿的--相比于其他大学，有更多的人去写哈佛，然后这些文章又都投到我们这里来了。你看，这篇关于哈佛的文章出自一本书，作者把它寄给我们。我们挑选的题材都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兴趣。我们选择自己要做的内容，这样说并不为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让自由撰稿人按其所好，自由发挥——很显然，他们爱写哈佛。可以这样说，通过哈佛，你可以不断了解美国教育的最新状况，在这一点上，没有别的机构可以相提并论。

王栋:还有哪些题材是你们长期关注的?

托比·莱斯特:我们一直关注宗教，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多数杂志不愿去写这个题材，如果它们报道宗教，也就是写写教皇逝世之类的事情。我们觉得，宗教方面可以做的题材非常丰富，信仰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宗教在美国很重要，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有许多东西值得去写，但似乎没有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我们很乐意继续探讨宗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常做的领域是“社会现象”譬如美国的中产阶级，你会经常读到这类文章，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最近给我们写了不少这样的文章。这类文章都是以某个观点为核心的，譬如《什么是罪恶--变化中的美国人的观点》、《当今大学生的动力》等等，都是宏大的社会现象题材，关于美国人生活状态变化的社会学问题。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冰山分析法”:这些问题就像一座大冰山，如果你仅关注一两点，那就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是没法看到整个真相的，你得退后一步看全局。

王栋:这类关于“趋势”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

托比·莱斯特:我也是，如果你在中国做这类社会现象报道，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王栋:但最近我很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关于中国的文章。

托比·莱斯特:目前我们做的的确不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在中国我们没有派驻机构，要写出好东西就很难。但我们时不时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小文章。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为我们写一篇大稿，会在六月份那期刊登，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军事评论。他认为:如今美国军方最关注的并不是中东，而是太平洋地区。中美两国不会开战，但很有可能陷入冷战状态，就像当年的美国和苏联，世界上又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任何时候，当出现两个超级大国时，它们总会尝试弄清楚自己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王栋: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尽可能去看所有能够找到的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我发现通常这些报道都浮于表面——美国记者或分析家并不了解，似乎也不想花时间了解推动中国发展的那些民族心理层面的因素。在我看来，你不能就经济谈经济，不能一写中国就谈主义，说过去中国是什么主义，现在又是另外一种主义，所以经济高速发展。你得回顾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中国本来是世界强国，后来却被其他国家侵入。美国分析家很少考虑那段历史怎样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心理和思维方式。我认为，美国人写美国时很公允很深刻，会分析宗教、人口构成、大众心理、文化等诸多因素，但在谈论日本和中国时，他们只看冰山的一角，只把对方看成经济动物。

托比·莱斯特:我同意，部分原因是多数美国记者还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别人。

王栋:描写当代中国，中国人很难做到客观，而美国人又不容易真正理解这个民族的哲学和价值观。

托比·莱斯特:很可能你适合。

王栋:问另外一个问题，你们从去年开始每年都做一个大学特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做大学特刊很多年了，其排行榜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特辑?你们怎样让《大西洋月刊》的大学报道与众不同?

托比·莱斯特:我们的大学特辑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完全不同，我们对大学排行榜也没兴趣。我们决定做这个特辑的时候是这样考虑的:关于大学教育是不是还有什么领域没人认真探讨过?美国有很多人读过大学，因此，大学系统是一块培养人们思维、塑造国家运转方式的沃土——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政治学范畴的东西，没什么媒体探究过，但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目前的认识。

大学，也是我们读者的兴趣所在。谁是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读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在大学工作学习，或者子女将要上大学，他们会思考“大学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这一类的问题。

大学的宗旨和《大西洋月刊》的理念没什么不同--都是教育公民，拓宽他们的视野，所以两者有一个自然重叠的部分，可以让我们很快地发挥优势，做好关于大学的特辑。事实上，我们最近做的两个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消除了人们对提前被大学录取的痴迷，人们也不再狂热地要入读哈佛或者耶鲁。我们国家有大量出色的大学，去密歇根大学还是去耶鲁大学，区别并没有人们过去想象的大。最终你都会得到很好的教育--去耶鲁还是去密歇根，并不是如人们有时想的那样，会改变一生。

我们会继续探索高等教育，还有很多这类文章可做:人文教育的课程该怎样设置，科学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界该如何与高校互动，其中又涉及哪些利益关系，美国的教育系统怎样让民众进入大学就读……这是一个题材无比丰富的领域。和宗教一样，其他杂志都不会涉及这些问题，它们所做的，无非是“哦，今年哈佛第一，耶鲁第二”之类的内容，我们不想那样做。我们所做的，可以说是对人们思维方式的修正。

你得记住:纸上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别人的内心和灵魂

王栋:什么是出色的写作?

托比·莱斯特:这很难具体化，著名的爵士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有一句名言，当有人问他，爵士乐要有什么东西时，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那你就没法知道。"

王栋:在我看来，好的写作应该让读者感同身受。

托比·莱斯特:这有很多方面，我们对那些通过出色的叙述(Narrative)来展开的故事尤其感兴趣。至于语言本身，我们总是喜欢简洁直接的表达，而不是华而不实的语言。我们希望，如果作者能用一个词表达，就不要用三个词。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很注意删减累赘内容，让行文不啰唆重复。我们刊登的一些学术文章经常使用被动语态，我们和作者沟通，把事情阐述得尽量直接、清楚。我们避免使用术语。我们喜爱优美的文笔，但同时要求简练优雅，两者缺一不可。很多作者认为，简洁的风格会显得他们写得不够好，但我们希望写作尽可能直接和清楚，我们绝不希望读者因为文章意思含糊，而老要回过头去重读。

王栋:成为优秀的编辑需要哪些天赋?

托比·莱斯特:是能够看出字里行间的意思，能挖掘出作者的观点和声音，同时把自己的想法糅到文章中去，这些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对撰稿人写的东西，我会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做的是，让文章读起来像是我希望的那样——但我必须保证，这样做对稿子有提升作用。我们努力使《大西洋月刊》成为一本写作者喜爱的杂志，我们要做的就是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写出最优秀的作品，在编辑过程中把最出色的东西提取出来。

在我编稿时，如果作者说:“哇，这说出了我想要表达，但又表达不出来的东西。”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实现了编辑的使命。再比如，如果作者觉得“我本来写了一万字，觉得一个多余的词也没有，而现在减到了八千字，文章整体没什么影响”，那我们就发挥了作用。文章的长度肯定是有限度的，比如，有人交了一篇八千字的稿，你发现这个话题其实用不着那么长，有一些水分完全可以挤掉。但我们一定要妥善行事，不能让作者感到被冒犯，要让他觉得，这里面没有冲突，编辑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是在帮他，和他合作。编辑要学会一些灵活的“外交手段”，出现问题时，要能够在不伤害作者甚至激励作者的情况下和作者沟通，有时候这很难做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业，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投入了很多，你得记住:纸上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别人的内心和灵魂。

王栋:作家通常都很敏感。

托比·莱斯特:所以要注意打交道的技巧，要会一些“外交手段”。这里的编辑大多自己也写稿，我认为，这很有好处:它让你了解对方的心态，而在编辑时，它对改写文章也很有帮助。

王栋:在您看来，是不是出色的编辑一定要能写一手好文章?

托比·莱斯特:不是的，我认为，一个好编辑要懂什么是出色的写作，能发现出彩的地方，还能锦上添花。很多编辑并不写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撰稿人一般都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而很多编辑并没有这样的冲动，他们必须擅长的是理清结构，雕琢语言。

王栋:《纽约客》的创始人Harold Ross写东西算不上出类拔萃，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编辑之一。

托比·莱斯特:一点没错，这种例子非常多。好编辑都能写些东西，但他们不一定写得很多，不一定写得漂亮，也不一定很有写作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