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专栏第六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纪念专栏

北京大学日语系友会

目录

1. 徐启新：我的几位日本朋友

2. 郁志荣：记中日一件海上外交趣事

3. 王莉莉：满江红 • 友谊长存

4. 李凡荣：追忆工藤俊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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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在常驻日本的10年中，我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他们中有的是通过采访认识的，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虽然我已离开日本多年，但仍和一些朋友保持着关系，其中的几位朋友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虽然是一般的日本国民，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对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却是真诚的，通过与他们的交往使我深信，两千多年的中日友好的潮流中，有时会出现一股逆流，但在两国普通民众中蕴藏的友好的热流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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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位日本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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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一次酒会上我认识了在日本颇有名气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家守屋洋先生，当时他已50多岁，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闲聊几句，我马上对他发生了兴趣。虽然他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但他却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与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用《三国志》的战略来指导企业的经营，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采访题目，我马上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守屋先生欣然答应。几天以后，我从东京乘了2小时的电车来到了位于千叶县松户市的他的工作室。使我吃惊的是，这间不大的工作间，除了书还是书，而且大部分是中文版或日文版的中国古典书籍，《三国志》当然不再说了，什么《贞观政要》、《孙子兵法》、《十八史略》、《菜根谭》等书籍，这里一应俱全。

日本的《三国志》专家

守屋洋毕业于东京都立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又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所翻译和著述的有关中国的文学书籍在东京的书店里随处可见，每年我都收到从日本的出版社直接寄给我的他的著作，多的时候有五、六本。他还经常应日本大企业的邀请，给企业的高层领导上课，传授如何运用中国古典思想的精髓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定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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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守屋先生对我的提问侃侃而谈。他说，日本是一个严密管理的社会，不少人感到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当人们接触到《三国志》中那些乱世英雄时，情不自禁地被他们强烈的个性所吸引，目前日本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与三国鼎立的历史环境极为相似，从三国风云人物的成败中，可以学到许多在逆境中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以及作为企业领导应具备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他说，从三国中可以学到组织管理的经验，其一是严和宽的平衡，作为企业领导在这二者中间，偏向哪一边都不行。掌握好平衡才能管理好部下。二是公平无私，这是得到部下依赖的基础。三是以身作则，孔明正是这样实践的。守屋先生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听后感到茅塞顿开，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我感到惭愧，日本人把中国的老祖宗研究得如此之透，不得不令人佩服。

光阴荏苒，时间已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从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崩溃后，一蹶不振，进入了经济不景气时期。但是，在日本企业领导层中的“三国热”仍不减当年，日本各大旅行社每年都要组织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到中国进行“三国之旅”的旅行，而守屋先生则被聘为随团讲师，在当年“三国”的重要战场遗址，进行现场讲解。因此，我们也有了经常在北京会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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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守屋洋先生的著作有的已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他也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古代战略的学者，多次参加中日之间举办的研讨会。作为一名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他的儿子也继承父业，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和作家。

守屋先生还在笔者任理事的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就日本的“三国热”作了讲演。守屋先生对中日两国关系有着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日本如不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就会延误下一代。守屋先生的夫人瑞子同样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次丈夫访华时，她都争取同行。她在日本与好几个中国留学生交了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料理。

1992年初夏的一天，北京饭店顶层宴会厅正在举行一对新人的婚礼，新郎是来自日本高知县的日本人，新娘是一位北京姑娘。当主持人宣布请高桥先生讲话时，只见一位年逾7旬的老人突然面对大家下跪，并大声对大家说，50多年前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作为一个日本人，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国人民道歉，说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位老人就是曾在中国好几个团体担任名誉职务的高桥正六先生。我是在日本通过一名日本记者认识高桥先生的。据他讲，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大陆的中国人，因为以前他只去台湾。他是日本一家医院的院长，同时兼任了10多项社会公职。1990年，他在当地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并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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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迷”的高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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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时候，记得当时大陆和台湾关于在日本的“光华寮”的产权发生了纠纷，上交日本法院判决。高桥与那位记者写了一本题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书中认为“光华寮”理所当然地应该判给作为政权继承者的中国大陆。为此，台湾有关当局十分恼怒，威胁不准此书出版，但最后此书还是出版了。据说台湾方面的人，见到此书就全部收购，以减少在社会上的影响。

高桥第一次访华是在1989年的5月，当时北京正发生政治风波，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此事的反应，令我感到意外。他对我说，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是无法容忍这种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下去的。尽管政治风波以后，日本许多人对去中国旅行踌躇不前，但高桥先生却义无反顾，接二连三地访华。

1990年，高桥先生的一位在日本医科大学任医生的女儿被告知已患晚期胃癌，为了让女儿看看父亲所热恋的中国，高桥夫妇携女儿文惠游览了北京的长城、桂林的漓江、上海的南京路。文惠对这次旅行十分满意，她在来信中对我说，好久没有与父母一起旅行了，这次旅行好像使她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与父母欢聚的日子。一年之后，文惠离开了人世，她留下了大量的医学书籍，高桥先生为了让自己的女儿的医书继续为社会发挥作用，决定在中国设立“文惠文库”，经过联系，北京首都医学院接受了高桥先生的这一好意。为了丰富“文惠文库”，高桥先生在日本又采购了一批新书。1994年5月，位于首都医学院图书馆内的“文惠文库”筹备完毕，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高桥夫妇及文惠的姐妹和子女都专程来京出席，高桥先生被首都医学院授予名誉教授。高桥先生说，每当我看到我女儿使用过的书，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像看到了女儿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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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先生自从第一次访华后，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年要到中国来四、五次，他已访华51次。记得有一年春节前，高桥突然从高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到中国来过年，让我安排饭店和日程。除夕那天，我陪同他访问了中国的一个普通家庭，与他们一起共进年夜饭。当时北京尚未禁放鞭炮，除夕夜的鞭炮声，使高桥先生激动得彻夜未眠。高桥先生对北京的胡同情有独钟，好几次他来北京时，专门租了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胡同里一边转悠一边照相，后来挑选了一部分优秀作品，还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北京胡同摄影展。

近年来，高桥先生与中国的交流从一般的友好交流转向实际的经济交流，他在日本组建一家公司，出资者大部分是中国研究会的成员，从事的第一项贸易就是从青岛进口葡萄酒，第一批货物已经运抵日本。另外，由高桥先生牵线，高知港和青岛港就建立友好港口关系达成了协议。

森和风女士是日本宫崎市的一位著名女书法家，同她相识已40余年。在这40多年中，森和风来往中国和日本之间，通过书法为中日两国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

森和风毕业于香蓝女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但对书道之国——中国的向往，使她放弃了原来的专业，与书法终身为伴。她师从日本著名的书法家金子鸥亭。由于她具有美学的天赋和勤奋，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29岁时就开始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她的作品曾7次被日本最高一级的书画展“日展”展出。她现在担任“每日书道会”的审查委员、“创玄书道会”的审查委员、宫崎县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宫崎县日中文化交流实行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她还创办了“森和风书道会”，在这里培养年轻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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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风和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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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76年9月9日，当时我正陪同森和风参加的宫崎县日中友好代表团在吉林访问，此时传来了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们中方陪同人员个个都悲痛欲绝，同时也中止了一切参观活动。刚开始因为没有告诉日本人，森女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当知道事情真相后，马上向我们表达了哀悼之意。按照当时的通知，我们马上返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此次是森和风第一次访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她以后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开端。

1984年3月，森和风在上海举办了“森和风书法艺术作品展”，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重视，评价很高。1987年3月，她又在广东肇庆市举办了她的个人书法作品展，并与当地的书法界举行了交流；同年10月又在宫崎举行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佛山画院“小草画屋”的八人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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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风的丈夫森浩司原为小学校长，已退休在家，由于受到其妻耳濡目染的影响，森浩司对汉语、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0年前开始坚持自学汉语，并已达到了能够进行一般会话的程度。在日本国际协力团招募到中国的志愿人员时，他积极报名，1993年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水利工程学院担任日语教师。当年8月，森和风陪伴其丈夫来到北京，在友谊宾馆我们得以重见。在出发的当天，我送他们上了火车。可是没过几天，就接到了森和风发自哈尔滨的来信，她因小腿骨折住进了医院。原来，森和风夫妇到达哈尔滨水利学院后，森和风高兴地骑起自行车来，由于中国的自行车车体比较高，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小腿粉碎性骨折。

此后她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她在医院得到了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也在住院生活中亲身体验了中国的民情，她把在医院的生活通过她丈夫的笔写成了一篇篇报道文章，发表在她的家乡的报纸《宫崎日日新闻》上。其中，有一篇写道，森和风平时总是把长长的头发盘在头上，骨折后她无法自己洗发，医院专门请了一位美容师为她洗发。这一组报道共连载了六次，题目为“森和风的哈尔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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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森和风为了感谢在这一难忘的时期给予她帮助和关心的中国人民，她率领了由20名文化界人士组成的文化交流访华团访问了哈尔滨，在当地举办了“日中书法交流会”、“日中交谊舞表演会”和“日本民俗舞蹈表演”，以表达她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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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以上几位日本朋友的交往，使我深深感到，不管中日两国之间发生多么大的风波，一衣带水的两国人民之间延续了几千年的、由东方文化所培育的友谊是难以割断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同时，更应该加强民间的交流。

作者：徐启新

198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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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日一件海上外交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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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两国商定的海上调查计划，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下属的海洋调查“实践”号，是年上半年，在日本本洲以南黑潮流域进行海上调查作业途中，可以停靠东京港数天休整补给。5月31日，“实践”船除了船上值班人员之外，所有船员和海洋调查人员乘坐大巴到富士山旅游，大家到了象征日本的富士山的山顶，看到了诸多火山灰以及像个“锅底”似的火山口感慨万千。那倒不是风景有多么优美和奇特有感而发，主要是在那个不能轻易出国的年代，能有到富士山一游的机会实在难得，非常珍贵，从而有过了把瘾的感觉，也了却了多年的心愿。靠港时间有限，大家在东京“争分夺秒”，买买买，玩玩玩，看看看之后，6月1日“实践”船按计划起航执行第二航次的海洋调查任务。

本航次由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浦晴彦先生上船，与中方海洋科学家共同进行海上调查作业和研究交流。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高正荣船长下令备航等待引水员来临之际，1967年建造已经运作22年的“实践”船，也许是过于留恋美丽的东京湾，也许知道船上120人嫌逗留时间太短，突然“不听话”主机发生故障而离不了码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高船长马上要求“船代”申请拖船把“实践”船拖到东京湾锚地修理。结果没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想法截然相反，船只有故障怎么能随意离码头到锚地去修理呐，必须继续停靠码头一直到修好机器，完全排除故障为止，至于码头的延期费用以及办理手续等全部由日方负责。事至如此，高船长只能听从东道主的意见，恭敬不如从命。好在轮机长瞿福官对主机比较熟悉，技术高超，带领弟兄们不到一天功夫就排除了故障，主机又开始正常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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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实践”船汽笛长鸣，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京湾晴海码头，踏上了第二个航次海洋调查的征程。按照惯例每个航次都有一名分局领导带队，作为航次总指挥协调船方以及海洋调查方，停靠日本港口期间拜访日方的合作机构或接待来访的政府官员、海洋科学家。本航次“实践”号的总指挥由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张志挺担任，这位浙江新昌出生的“向阳红10号”船的老船长，驾船经验十分丰富，操船技术出众。1985年1月26日，在南大洋，驾驶“向10”船与狂风大浪搏斗整整9个小时，准确判断，沉着应对，终于脱险，把大家带回安全地带。这位曾挽救过几百人生命的张志挺船长虽然当了局长，但是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非常随和。平时他是我的局长，上了船我是他的翻译，平时嘻嘻哈哈，十分轻松。但是，一旦投入工作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6月5日上午，我与张志挺局长在会议室闲聊，报务员进来拿了一封电报给局长看，张局长看完电报眉头一皱，问我：“小郁，你看怎么办？”我接过电报，看了它的全部内容，原来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发过来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意思：“6月4日，中国北京发生暴乱——天安门事件，波及上海，致使上海港被封锁。为此，我们海上保安厅将派“玄界”号巡视船在海上与贵船汇合，准备接回在贵船上的水路部海洋研究员浦晴彦。”

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谁也没有遇到过，平时外事工作均由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与日本科技厅对口协商后实施的，作为分局以及现场指挥一级没有决定权，只是按照既定方针和计划履行职责和义务。张志挺局.长尽管去过南极，经过狂风巨浪的生死考验，但也从来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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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意海上保安厅在海上将水路部浦晴彦移交呢，还是继续完成海上调查作业之后按照原计划送其回国？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应该请示北京国际合作司，由于发生异常情况无人上班。看样子，只能我们现场商量决定并自行解决问题了。

虽然我名义上是张志挺局长的翻译，其实也是外事秘书，遇到如此突发的事件给领导出主意想办法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考虑了一下，给张局长出了个主意。第一，通过话报或电报询问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指挥处，上海港是否真如日本海上保安厅所言封港了。第二，得知真实的确切消息之后再做决定，封港了按照日方意见办，没有封港按照原计划执行。

报务员按照张局长指示，与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指挥处通话，确认上海没有发生暴乱，上海港一如既往正常运作。于是，我以张志挺局长的名义，给海上保安厅联系：第一，贵厅得到的信息有误，上海港一切正常，没有封港，我船继续按计划执行第二航次调查任务，不必派“玄界”号海上交接浦晴彦研究员。第二，我以张志挺局长名义保证，确保浦晴彦研究员在海上调查作业和在沪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第三，“实践”船一旦抵靠上海，我马上派人送其去机场并确保其安全回国。海上保安厅方面听到张志挺局长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就这样海上一场外交“风波”，像张志挺船长驾驶的航船那样被巨浪高高掀起，又被轻轻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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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33年过去了，张志挺局长也已经离开了我们好几年了。但是，每当看到这张照片（见图1），不由得想起89年那个航次的轶事，尤其是那场海上的外交风波，心情无比激动，我也为张志挺局长当了一次合格的外事秘书，出好主意、想好办法而感到欢欣鼓舞。

图1：1989年6月2日日本友人为“实践”船送行

张志挺（左二）高正荣（左一）郁志荣（中间领带）

作者：郁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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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友谊长存

千古长安，跨东海，金阁朱雀。

花锦簇，流光溢彩，华服赏月。

鉴真六渡扶桑国，东瀛僧侣忙游学。

惊回首，已逾数千年，情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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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莉莉

忆往昔，难相忘。看今朝，故人缺。

五十载，携手情真意切。

恩怨常有何时休，一衣带水浓似血。

莫忧愁，山河万里长，共日月。

我入学第二年，迎来了两位日本外教：年逾七十的工藤俊一先生、与小他几岁的妻子，尚子先生。引荐的中方老师介绍说，工藤俊一先生曾经在《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杂志社供职，是长期工作在中国的日本专家。

 这样的履历，对北大日语专业的学生来讲，其实算不得有多耀眼。我还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在外文楼216室的黑板上，看到“児玉先生　看病”的字样，以及下面的日期安排。那时候还以为日语专业的老师们有什么特别福利，可以请日本医学专家瞧病。后来才知道，児玉先生是周恩来总理亲笔认定的第一批外国专家，是新中国北京大学最早的外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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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工藤俊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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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原来是子弟们轮流去病床前照料的意思。我们仰为北斗的大先生，不少也是児玉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这种情境下，工藤夫妇二人尽管年事已高还来教课，确实心存敬佩，但也并不觉得什么特别。

当时工藤俊一先生教授高年级的汉译日、中高年级的写作课，夫人尚子先生教授会话和听力。两人的形象极其符合我对日本人的想象，俊一先生瘦小而文质彬彬，尚子先生微盈而热情得体。不过，与以前上完课就走的外教不同，除了教学楼以外，工藤夫妇还在自己的寓所建立了第二个“工藤教室”。

那时候外籍专家大部分住在校园最北端朗润园的北大招待所。我们上完课，老夫妇总会让学生们“陪”他们吃午饭。对成天吃食堂的学生来讲，也是个解馋的机会。周末的时候，尚子先生还会做日餐，让那时还没条件体验日料的学生尝一下“天婦羅”和“カレーライ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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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走在路上，工藤俊一先生突然对我说，李桑，如果去了比较潮湿的地方，把浴帽套在镜头上，防潮效果很好的——我那时痴迷摄影，时不时拿照片给曾经供职《中国画报》的工藤俊一先生看，求指点。两年间，受过工藤先生的教诲，关于翻译，关于写作，甚至关于照片构图，究竟学了些什么，如今早已不再记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浴帽防潮的小窍门，至今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天从文史楼出来，走过博雅塔，沿着未名湖东岸一直走到朗润园的北招，一路的树影婆娑，都历历在目。那以后，我再住酒店，都会留下一个浴帽。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而下课后“陪”夫妇俩从教学区走到学校最北端的北招，也成了大家的一种“荣幸与义务”。同学们达成默契，轮换着送他俩回到北招，吃吃饭、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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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周晨亮 

2019年8月 于川崎市王禅寺

工藤先生并没有惹眼的教授法，学生也并没有在他的指导下斩获各种外语竞赛大奖。但是，他离职归国后，他在川崎市王禅寺的家，却成了北大日语专业留日学生的小小家园。在东京圈的同窗，总会因各种由头去叨扰，第二个“工藤教室”好像依然继续。每逢访学、旅行、出差去关东时，我都如同本科是那样，约几个彼时也在左近的学友，去先生家造访。俊一先生依然彬彬有礼，尚子先生依然热情好客。时空依然是那年的朗润园北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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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拜访两夫妇，是2019年2月农历春节后不久。工藤俊一先生将2018年底出版的自传，签名后送给了我。字迹有了老态，不如当年那么俊逸，却依然是批改我作文时的一丝不苟。

上学时，工藤先生很少谈及自己，只是大略知道先生青年时在上海工作，因为身体原因被免去了兵役。后来自中国媒体退休后，又经友人介绍来到北大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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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因为傍晚要赶回东京，并没有翻看内容。而在回东京的电车上，看著者简介时，却无比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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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藤俊一先生一直坚持给学生写年贺状，给我们说些近况、说些祝福。可是2022年初收到的明信片，执笔者换成了夫人工藤尚子，而且也不再是年贺状。

工藤俊一先生1922年生于青森县弘前市。1939年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在学期间，曾在上海抗日运动中遭袭而险些丧命。然而祸福相依，因这次重伤，先生免于兵役。1944年毕业后，又以满铁职员身份迎来战败。1946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84年再次回到中国，在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国画报》社历任文教专家。还作为中央编译局的专家翻译过领导人语录和政府工作报告。1995年，以73岁高龄，担任了我们的外教。从他那平静的神色和彬彬有礼的语气中，真是想不到，70年的人生里，工藤先生亲身经历了中日关系如此的激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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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生，是非凡还是平凡。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日语系的前辈们，在有远见、有胸怀、有胆识的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恢复了中日邦交，成就了中日友好的大事业。前辈们见证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令人钦佩。历史中这些“非常”人物和“非常”时刻，值得我们牢记。而维护这得来不易的友好与和平的责任感，又在如工藤俊一夫妇这样非凡而平凡的“日常”中，传承到我们这些后辈。

如今，我也成了一个教授日语的人。我也把浴帽防潮的小窍门教给了爱好摄影的学生。

作者：李凡荣

结束语

由系友会主办的中日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专栏到今天圆满结束。系友会认为，对从事对日工作的系友们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件大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际，组织系友们撰写回忆文章，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尤其是在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的亲身经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不仅是个人的人生回顾，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回顾并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面对的错宗复杂的国际关系，一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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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更加清楚，与其他一些高校相比，北大日语毕业生人数并不多，但分布广泛，遍布党政机关，民间外交机构，经济、文化、新闻、工农业，以及我们国家与外语有关的一些重要领域。我们过去认为，北大日语毕业生是对日工作的重要力量，我们今天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是对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系友会于7月11日发布了组织这次活动的设想后，得到了广大系友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多位系友不顾年迈，努力搜集整理资料，认真撰写稿件，付出了很多心血，多位系友为办好专栏出谋划策，更多的系友对这次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在此，我们向全体系友和帮助我们排版制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系友会成立以来，常务组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策划了多个活动，皆因新冠疫情的限制而未能付诸实施。系友会今后将根据客观条件的允许组织一些符合广大系友需求的活动，促进系友交流，活跃系友会气氛。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能够得到像这次一样的支持和配合。

祝系友们身体健康，精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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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专栏编委会

《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专栏》第六期

编委会

顾问：李孙华、张可喜

组长：林江东

副组长：张泉、王利

成员：姜占国、李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