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专栏第二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纪念专栏

北京大学日语系友会

编者按

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恢复邦交的协议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十年来，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系友们，为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倾心竭力，奉献出了各自的力量。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到来之际，北大系友会为此举办《纪念专栏》，以展示日语系友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及诗词、书法。很多系友纷纷发来稿件，甚至不顾年迈和身患重病，令人十分感动。感谢广大系友们的一贯支持！为投稿系友们的精彩作品点赞！

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之际，北大系友会将一如既往，不忘两国复交时的初心，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民间的积极推动作用！

目录

1. 李孙华：寄语                                  

2. 贾蕙萱：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后的亲身经历                                                   

3. 马成三：难忘的往事                      

4. 王    利：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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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编委会

寄语

纪念中日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我在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致力于中、高级日语人才的培养，他们在众多领域为中日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八十年代我参与了中日两国政府共建的大平班（现在为日研中心）的工作，她为我国日语师资的培训和提高，以及日语科研活动的开展，发揮了积报作用。我愿继续为合作、共赢的中日关系，尽一份微薄之力！

李孙华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后的亲身经历

本文主要回忆我亲历以及亲耳所闻的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后的事情。我深知自己是个古板的人，此次想幽默一下，恕我将我想要汇报给大家的用恋爱、结婚、蜜月三个时期，说明那时中国对日外交的方针政策。恋爱期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结婚时则是“复交三原则”；蜜月期为“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可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日本宽容大度，原则与实情灵活变通的外交智慧，赢得了日本人民好评，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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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1年金秋时节，我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被指定学习日本语言文化，由于当时懂日语的人不多，学生时期就多次被借调做生活翻译，1966年毕业以后，就职于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从事对日民间友好工作，当时中日友协是对日工作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我有机会亲历中国对日外交。

日复交前已经形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局面，使以上三个时期较为顺利完成，体察到那时周总理的主题外交思想：国与国的交往，同人与人的交往也有共同之处，关键是做好自我，加之也站在对方立场思考问题，富含人情味与个人魅力，方能捕获人心。

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1945年，日本战败后，该国昭和妖怪岸信介以及亲美反华的佐藤荣作分别担任过首相，俩人是亲兄弟，其兄过继给岸家，所以两人姓氏不一样。两兄弟因为是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岸信介还

一、新中国初期中日关系的时代背景

是侵华战争的一名战犯，所以经常抹黑中国，加之中日仍然处于冷战、战争状态。他们宣扬中国是共产、共妻、锯齿獠牙，如洪水猛兽，没有人性的国度；并说新中国就似竹帘后面未知世界，看不清摸不透的国度；毛泽东是否真有其人不得而知等云云。

周恩来总理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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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说过：“外交就是让中国的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承认了新中国就是外交的胜利。”

周总理针对这些妖言惑众的说法，决定把日本民间有识之士请到中国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都有信心，深知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充满人情味，绝非违背世之常理、人之常情的，相信日本右翼的叫嚣是苍白无力的。让日本人亲眼看看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就能改变他们错误的认知，百闻不如一见嘛。这便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新中国初期对日外交总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外交的总方针，可谓尽可能团结、争取日本人中最大多数，让日本更多的人知晓真正的新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日工作是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而且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人。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三区分的政策：“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

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一般官员区分开；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周总理说过：外交就是使中国的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宣传画

新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正因为有如此好的方针，获得了日本国民的支持，如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就选择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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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一周年之日成立，后该会发展为47个都道府县都有其分支机构的全国性友好组织。由此，日本前后成立了日中友好七团体。这与新中国领导人正确的对日外交方针不无关系。

1、毛泽东对日侵华战争不寻常的见解

     据本人所知，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日本民间访华团时，日本人会主动对其侵略中国行为道歉，毛主席却说：“不用道歉，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之类的话，至少有三次。例如：1956年，他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侵略了我们，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

周恩来总理会见远藤三郎

1956年，毛主席在会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资本家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1961年1月24日，毛主席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如果

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毛主席会见日本前中将远藤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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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里面多处记载毛主席以上类似的言论。

人民日报介绍毛泽东主席会见南乡三郎的情景

2、毛泽东主席给日本人赠送墨宝最多

     中日建交前，毛泽东不仅亲切地会见日本人，而且应来访的日本朋友们请求，当场挥毫，日本是他赠送墨宝最多的国家。

毛泽东写给中日友好协会鲁迅的诗

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会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团，黑田寿男团长请求毛主席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书写了鲁迅的诗作。毛泽东对日本朋友说：“这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也是我最喜欢的诗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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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表态

1960年6月6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北京会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团长野间宏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伤害了中国人民进行了反省，陈毅副总理说：“过去的事就让它如流水一样付诸东流吧”。日本客人异口同声说：“哪能付诸东流，我们将永远牢记这一大错误。”在场的中日双方人士一致认为：当中日两国人民都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真正的中日友好。

毛泽东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与日本侵略者多年、多次真枪实弹交锋过、接触过，领略过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然而他们竟如此宽宏大量、胸怀若谷，使日本 人民深受感动，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恋爱阶段中国对日外交方针是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从新中国诞生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我认为是中日两国恋爱阶段，长达23年,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做了大量中日民间友好的工作。

1、第一个日本民间贸易小组访华

1952年5月15日，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日本国会议员以贸易小组名义，第一次从莫斯科辗转踏上新中国大地，虽然仅签署了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但已是美国的对华“封锁禁运”政策的突破，他们成为了第一个“破冰者”。也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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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中日第一次签订贸易协议

2、日本各界人士陆续访华

三位政治家破冰访华之后，日本各界人士陆续访华，如1952年10月，13位日本学者和文化人士，在日本外务省未发给护照的情况下，前来北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域和平会议”，实现了第一次中日文化交流。

亚洲太平洋地域大会执行主席宋庆龄在会上致开幕词

（1）1958年3月，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演出《白毛女》，他们的精彩演绎，深受中国观众欢迎。《人民日报》以三篇报道文章详细作以介绍。

松山芭蕾舞团团长

松山树子扮演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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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喜欢中国的西园寺公一全家移居北京

由于中国对日外交非常得体，日本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文化人相继访华，日本华族名人西园寺公一，于1954年绕道莫斯科访华。1955年代表日本出席在奥地利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进一步与中国交往。

邓颖超会见西园寺一家人，

右2是西园寺、右3是夫人雪江

活起居，他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西园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的先驱。周总理誉他为“日本民间大使。”每次中国领导人会见日本人时，在新闻报道中都有一句“西园寺公一在座。”可见这位民间大使的作用非同一般。1970年8月，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回到日本,但他及其家人仍然不忘初心，积极促进日中友好。

（3）政治家、企业界人士访华

A、政治家松村谦三的兰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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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会见松村谦三           

松村谦三曾经13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多次担当内阁大臣。20世纪50、60年代，由于1958年5月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中日间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酷爱兰花的松村谦三，以兰花为媒介，改善中日关系。他先后5次访华。尤其是1962年10月他第二次访华后，廖承志与同年11月访华的高碕达之助之间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取廖承志的"廖(Liao)"和"高碕(Takasaki)"字头的"LT"二字母，简称为"LT贸易"，或者"备忘录贸易"，高崎是日本官方代表。

  后来“LT贸易”遇到一些问题，1963年，极具智慧的松村谦三，决意在中日间采取“兰花外交”形式。是年4月，松村谦三以日本爱兰会的名义邀请中方派遣兰花代表团访日。翌年春，趁热打铁，松村谦三第3次访华，成功商定在双方首都互设贸易联络处，以顺利推行“LT贸易”。

廖承志（右）与高碕达之助（左）

高碕达之助是日本政府高官，科学技术厅长官。

“兰花外交”从友好贸易发展成为长期贸易，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一举推向“半官半民”阶段，不仅推进了中日贸易，而且成功签署了两国互派记者的协议，为后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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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村谦三的肖像

B、随身携带周恩来照片的冈崎嘉平太

著名企业家冈崎嘉平太

著名企业家冈崎嘉平太战前曾在上海日本大使馆工作。1957年担任全日空总经理、中日备忘录贸易日方负责人。1964年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等多种企业高管。冈崎嘉平太倍受周恩来总理的推崇，被他誉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

日中战争爆发之时，大多数日方人士，面对侵华战争欣喜若狂，然而身为外交官的冈崎嘉平太，面对日本发动的战争，内心却非常痛苦。他对自己的长子冈崎彬说过,日本侵华战争就如曹直的诗“煮豆燃豆萁”一样，比喻骨肉相残。

日本战败后，冈崎嘉平太认为日本政府承认台北政权是“不明智而且可笑的”。

冈崎嘉平太的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在各方的撮合努力下，最终，双方签订了“中日贸易备忘录”。从1963年经过10年的风雨努力，LT贸易备忘录发挥了巨大作用，冈崎嘉平太为中日贸易奔走了13年。

冈崎嘉平太为团长代表日本访华贸易代表团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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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为经，信为纬”是冈崎嘉平太的人生信条，曾经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在这个人生信条下，冈崎嘉平太为中日友好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冈崎嘉平太还不断带领企业家及学生团体访问中国。1984年，应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的邀请，冈崎嘉平太作为领队，带领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更前进了一步。

1987年4月16日冈崎嘉平太90岁生日的这天，全日空秉承老社长的中日友好传统和意志，开通了第一条飞往中国的航线——成田至大连、北京，从此两国往来更加便捷。

冈崎嘉平太多次表示，要为日中人民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他去世后，家人尊重冈崎老先生生前遗愿，创立“冈崎嘉平太留学基金”，以促进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培养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的亚洲青年人才。冈崎嘉平太的家人把

主要遗产——全日空的原始股票12亿日圆捐献出来，为中国和亚洲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全日空为支持冈崎老社长的义举也出资8亿日圆，共20亿日圆，约合当时两千万美元，供中国、东南亚等国的获奖学生使用，竭力促进本国与日本友好交流。该基金至今仍在运作，支持着许多亚洲青年求学。

冈崎嘉平太与周恩来之间的故事非常多，周总理比他大一岁，冈崎嘉平太给周总理写信都是称周总理是哥哥；冈崎嘉平太始终携带着周总理的照片，他写下遗言，死后把周恩来总理的照片一起火化，以便到阴间去拜会周恩来总理；冈崎嘉平太曾笑着说：“世界上有四大圣人，他们是基督、释迦摩尼、孔子、默罕默德，如果中国有两位圣人，可能有人会有意见，所以请孔子委屈一下，把圣人的地位让给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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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日青年大联欢是民间外交的高潮

新中国做日本民间人士工作，应该说很下功夫，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60年代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笔者有幸参加过。

为活跃中日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中国拟邀请500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时间定在1965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为期一个月。到达中国后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方负担。

为大联欢出版友好邮票 

邀请函送抵日本后，列岛震动。以佐藤荣作为首相的日本政府借口“中日未恢复邦交、青年去共产党国家对国家不利等为由，下令拒发护照”。从6月到11月，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到外务省静坐，

要求政府发放访华护照。迫于压力佐藤政府不得不让步。 为接待好日本青年，中国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日青年大联欢纪念章

1965年8月15日，第一批获得护照的日本青年高唱《东京-北京》的歌曲，来到中国，分成23个代表团，各界青年代表共271人，在北京集体活动。大街小巷贴满了中日两国少女肩并肩的大型招贴画，显眼的建筑物都挂上了“中日青年友好万岁”的大红条幅，日本代表团成员都佩戴“中日”二字的胸针。期间日本青年在北京参观学校、工厂、农村等。8月26日下午3点，日本代表团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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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晚宴，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致词。31日，在中山公园举行了3万人游园晚会。9月1日起，代表团结束了北京的行程，分三路前往中国15个城市参观。东北线前往沈阳、鞍山、北戴河、天津、南京;西北线到延安、西安、洛阳、郑州、无锡;南方线赴武汉、长沙、南昌、庐山和杭州。9月15日在上海结束。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郭沫若等中共高层领导走进了陕西厅，在热烈的气氛中会见了日本青年。

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第一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全体访华团成员

通过斗争获得护照的第二批日本各界青年代表139人，分15个代表团于同年11月15日抵京，16日联欢活动开始，12月13日联欢活动结束。日程安排与第一批几乎一样。先后二批日本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成员15个团，两批共

中方的宣传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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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8个团，459名日本青年参加了第一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联欢活动的成功举办，开创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局面，影响非常大。如文化人斋藤康一说：“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新中国明朗、纯正、自信、朝气蓬勃，中国人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为建设祖国与邻国日本友好。”

中日青年大联欢宣传画

（4）新中国首个访日团：一路轰动，一路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访日团

新中国首个访日团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访日团，1954年金秋时节，中国红十字总会长李德全为团长,该会顾问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访问日

本，邀请单位是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中日和平友好联谊会。该团抵达日本机场时，前往迎接的日本人汇集了3千多，其规模与热烈程度超过了以往欢迎任何到访的外国民间代表团。日本各界聚焦点集中在团长李德全女士身上。

李德全与丈夫冯玉祥 

李德全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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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基督徒。

日本报道她是政协委员，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日本人描述她既有女性温柔本色，又显男性干练性格，她慈祥、朴素可亲，内含刚毅、自信和沉稳。她对日本的态度既友好又有原则，象征着新中国女性的政治才能与温柔性情双重素质，夸奖她是新中国优秀的“形象代言人”。

岛津忠承日本红十字社社长迎接李德全一行

更为令日本人兴奋的是，遗留在新中国的日本人达3万多，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帮助他们回国，《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名册》和《日本侵华战争罪

犯死亡者名册》。这两册铅印本名簿记载者中国在押的日本战犯1068人（其中1人重名）和40名死亡战犯的姓名、原籍、住所、部队番号。这是日本相关家属与原来单位翘首以盼的，对日本而言是中国访日团赠送给日本的一份厚礼。

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总会访日团，所到之处都是夹道欢迎，日本群众争先恐后地要求会见代表团，宴会安排不过来，两餐之间安排茶会满足日本朋友的要求。日本朋友向代表团递送感谢信、赠送礼品者络绎不绝，其中有缝纫机、自行车、农耕具等。代表团只能将礼品用集装箱船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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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访日中日双方会谈确认今后帮助日侨及滞留战犯回国。据悉，红十字会访日团是由周总理精心策划的，因为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访日团，需要一炮打响，周总理还嘱咐廖承志照顾好李大姐，可谓用心良苦！

四、中日结婚时的对日外交

不言而喻，中日结婚就是指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简称中日复交。中日结婚时，中国对日外交就是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台条约”是非法

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周总理还提出过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

正如大家所知，为双方加深了解，是需要一定时日的，当双方互相认可对方以后，到了可以一起生活的程度，办手续举行结婚仪式就比较容易完成啦。

1972年9月25日，刚刚当上首相80天的田中角荣，率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人访华。中日两国长达20多年的恋爱时间里，中国坚持不懈做了大量对日民间友好工作，而且非常有效。那时在中日两国间希望尽快恢复邦交的气氛，已经形成“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局面。

 中日恢复邦交前的国际形势也大有好转，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尼克松于197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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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这些因素都成为日本决定与中国尽快恢复邦交的催化剂。换言之，中日邦交正常化业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这时，周总理选择了他一直关注认可的日本公明党，看到他们对华方针政策不错，将其作为沟通中日间信息，能够起到牵线搭桥的机构。中方知道该党是由日中友好人士池田大作所创立，在日本政坛且有一定影响力。这样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公明党访华团，为中日双方沟通，曾经三次访华，周总理与其先后会谈有10多个小时，该团忠实地把中方复交的原则立场传递给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及日本政府领导人，后在中日关系史里被称为“竹入笔记”。

关于中日复交时的过程及中日联合声明，报纸杂志都报道非常多，大家都已经熟知，恕此处不

赘述。我想给大家报告周总理在促成中日两国复交所谈到的一些内幕。中日友好协会当时有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大家参加过重要外交活动后，回头向大家传达一些新信息，就是现在所说的分享，有时也把重要文件读给大家听，以便大家接待外宾时执行。

1、关于战争赔偿问题

在中日复交谈判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高岛益郎局长在中日谈判时，提出“日台条约”签订时，蒋介石国民党放弃了战争赔偿，而且在日本国际间的“条约”需要国会通过，最具法律效用，如果在联合声明中写上“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就等于日本政府欺骗了国会，回国后相当麻烦。中方照顾到日方的困难，最终在联合声明中申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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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没有直接涉及“日台条约”。 

笔者听说田中角荣首相曾经表示，中国如果索要战争赔偿，难以实现恢复邦交。主要原因除了有“日台条约”放弃外，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右翼，一直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并没有败给中国共产党，而是败给主战场的国民党。

周总理就战争赔偿也给对日工作者做过解释，他分析出多种原因，很难要到战争赔偿，就不如顺水推舟，以不增加日本人民负担和中日友好为由，给日本人情，以便得到日方经济方面援助。后来这一想法得以实现，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日本政府援助，简称ODA，对中国赠与、无息、低息、长期贷款，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起到很大作用。

2、关于反对霸权的条款

日本担心影响日苏关系，不愿意写进联合声明里，由于中方坚持，也同意了，这点日方做了让步。周总理做事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且非常注意以理服人，他在外交上的任何决断，都注意告知参与的人们。中日复交过程中，周总理说过非常经典的一句外交原则，即“任何重大外交事务的达成，都是妥协的产物”。不言而喻，只要有任何一方不妥协，事情就无法办成。

经过中日双方不懈努力，中日两国终于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可以说中日两国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即完婚。

中日恢复邦交的签字仪式场面

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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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中）大平正芳外相（右）

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干杯祝贺中日两国复交

3、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意义

1972年9月30日上午，田中首相一行从上海乘专机返回日本。在上海机场，周恩来最后一次握着田中的手话别，并特别叮嘱他一句：“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

这使田中首相感到吃惊，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毕竟是在天皇名义下进行的，不少中国人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但田中首相由此更领略到周恩来总理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和宽阔胸怀。田中首相临进舱时，转身在舷梯上向着周恩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日本记者曾经问田中角荣对周恩来的印象，他给记者书写出对周恩来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田中首相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

周总理对田中角荣也是赞誉有加：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勇气超群。田中角荣从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0天，这种势如破竹的作风，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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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见到过田中角荣首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5年2月6日，我在庆应义塾大学进修时，田中叫我去他家中坐坐。大家一起聊天、照相并为我挥毫“不动心”三个大字。不动心系他的座右铭，他对我说：何谓领导人，首先要看准对国家有利的事，看准看不准表现领导水平，看准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这才是领导人。田中说，他担任首相期间所做的最重要大事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我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交流后使我由一位右派人士，改变成为日中友好人士。

田中角荣（左2）及其秘书会见笔者（右1） 

六、中日蜜月时期中国的对日外交

      ——以民促官，官民并举

 

蜜月阶段我认为从1972年到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历时8年。那时中国对日外交政策是“以民促官，官民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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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婚之后当然应该度蜜月，对中国人而言，蜜月期最想去的热门之地，当然想去东瀛日本参观访问。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4月6日至5月18日，历时33天，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该团由55人组成，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名人，真正感到群贤毕至，精英荟萃。如政治家楚图南、张香山、孙平化；作家谢冰心、沈从文；四个样板戏的主角、文体界的明星大碗等，笔者是为该团服务的一员。

这个访日团，与前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访日团一样受到日本超规格接待，所到之处夹道欢迎，日本报纸天天头条。具体接待单位是日中友好协会，该机构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均有分支机构，组织细致入微，东京的主要日程是田中角荣首相的欢迎宴会以及他在新宿御苑的观樱会。密集的东京日程完成后，访日成员分三路奔赴各地参观访问，各地都有盛大的欢迎酒会，访日团几乎走遍整个日本，日本报纸称该团掀起了阵阵友好旋风。还有，友好城市的开始缔结，始于这个代表

团在日本宣布了几对。

中日两国复交以后，中日友好气氛浓厚，两国政府曾经商讨过的合作发展事项，一直在不断有序推进，先后签订了五个协议：建设海底电缆的协议； 中日政府间贸易协定；《中日航空运输协定》；海运协定；巜渔业协定》等等多项经济协定。1978年7月，经历多轮艰苦谈判后，中日两国于8月12日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上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该条约的签署，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可以说中日蜜月期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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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

纵观上述内容可知，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30多年间，新中国领导人，特别在主管外交的周总理领导下，在掌舵外交的毛泽东主席支持下，对日采取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一系列政策。那时日本广大国民则对中国有负罪感和文化恩人感，少有人抹黑中国，后遇到田中角荣的当机立断，使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在上述情况下，中日恋爱、结婚、蜜月三阶段得以顺遂推进，让中日关系迎来可以高呼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国人民也有幸过了一段比较和平的日子。讲述这段中日关系的历程，是我纪念中日复交五十周年最好的礼物！

贾蕙萱 

2022.7.1

难忘的往事

上世纪70年代，是中日关系与中国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年代：

--1972年9月，田中角荣一行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同年10月邓小平为出席互换批准书仪式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中国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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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与1978年，在本人的人生路上也留下了浓重的印记：

--中日建交三个月后的1972年底，本人接到外贸部的调令，由此从渤海之滨的中学教师变成国际贸易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的1978年8月初，本人被派往驻日使馆商务处工作，两个月后参与了有关邓小平访日的准备工作。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中日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同年12月中国隆重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授予松下幸之助和大平正芳等10名外籍人士以“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翌年2月，日本广播协会（NHK）播放了大型纪录片《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在中日两国引起巨大反响。本人以退休之身，阴差阳错地参与了该片的制作，先后三次接受采访，在节目中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日经济及知识交流。

1. 为邓小平访日准备资料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副总理为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被认为是粉碎“四人帮”后进行“拨乱反正”，进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前奏曲。

对于驻日使馆来说，接待邓小平访日是头等大事，为此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的服务班子。本人初来乍到，尚未接手什么具体工作，便被商务处指派参加接待工作了。

由于工作人员有限，即使是小萝卜头，也要独立承担一份具体工作。本人的具体工作分前后两部分，邓小平到日本之前，负责整理作为访问对象的日本企业和工厂的资料，邓小平到日本后则为整理各界人士写给邓小平与廖承志的信件电话，还干过给大臣和国会议员送答谢宴会请帖等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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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参观的工厂有三家：日产的座间工厂、新日铁的君津工厂和松下电器的茨木工厂。每个参观点需要整理两份材料，一份是企业（会社）介绍，另一份是工厂介绍。当时没有互联网，主要依靠日本外务省提供的日文资料。日方十分重视邓小平的来访，提供的资料非常详尽，印制精美的会社介绍和工厂介绍垒成堆。

介绍材料要求言简意赅，每篇不超过千字，从浩繁的资料中“去粗取精”，颇费脑筋。这些介绍材料在邓小平来日前就报回国内，后来发现《人民日报》配合邓小平访日刊登的参观点介绍，几乎都取自本人报回的材料，做“无名英雄”的感觉也很好。

邓小平参观的工厂，都是日本有代表性的、拥有一流技术设备和管理体系的工厂，其中君津钢铁厂的产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国钢产量的一半。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和新日铁社

长稻山嘉宽亲自出面接待和进行说明，也应属于“史无前例”。

据稻山嘉宽回忆，邓小平在参观时不仅仔细询问技术和设备问题，还问到建设同样工厂需要多少资金。当时稻山回答了一个数字，但事后担心可能会造成中方的误解，因为稻山说的数字仅为工厂生产设备部分，而中国建厂通常要包括职工宿舍、医院以及学校等其他设施。

这些工厂后来成为中国访日代表团的热门参观点，本人多次陪同参观，实现了从“书本知识”到“感性知识”的“升级”。尽管事先看过并写过介绍，但是目睹“实物”后，还是感到震惊，其先进程度超过想象。

在君津钢铁厂看到摆在高炉旁的花盆时的惊讶，至今难忘---当时中国人对炼钢厂的印象是“钢花飞舞”、钢铁工人手持钢钎斗“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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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厂的装配生产线，几乎看不到人，全面自动化。照传统的说法，企业搞自动化主要是为节省人力，参观后才知道，更重要的是保证产品质量---人工操作会因工人的技术水平不同而造成产品质量的差异；即使同一个工人，上下午的体力也有不同，只有利用机器才能保证质量均一。

邓小平访日时与大使馆人员合影，

前排右5为笔者（马成三）。

2.  陪同外资委副主任汪道涵，宣传中国的

邓小平访日两个月后的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开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内容。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华国锋总理的提议，为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管理，决定成立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与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属于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半年后的1980年元月，时任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汪道涵率团访问日本，向日本经济界宣讲《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国的外资政策，可以说是中央层面的首次对日“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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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务处派本人全程陪同，并担任汪道涵的翻译。汪道涵访问了东京和大阪，举办多场讲演会，每场讲演都是座无虚席，反映出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引进外资政策的高度关心。

汪道涵学识渊博，讲演时几乎不看讲稿，回答提问应对自如，每场讲演的表达方式及内容都有所不同。本人在国内和商务处（调研组），主要搞日本经济贸易和中日经济关系问题的调研，这次全程陪同相当于关于中国外资政策的“研修”，后来本人的研究方向扩大到中国的对外开放，这次“研修”是个契机。

汪道涵还考察了日本企业，会见了包括经团联会长稻山嘉宽等财界名人，拜访了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汪道涵非常重视对日本经济的调查，在紧张的日程中以“早餐会”的形式，与时任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进行了交流。

宫崎勇是日本著名的“官厅经济学家”，汪道涵对他评价甚高。其实大来佐武郎也是个学者，

是大平正芳的重要智囊，后来应大平邀请作为民间人士担任大平第二次内阁的外务大臣。

邓小平称他是带着“徐福东渡”寻找仙草一样的期盼来到日本的，其访日曾经在中国引发出一场“学习日本热”。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机制，中日间建立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大来与宫崎都是日方的核心成员，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献计献策，这在NHK制作的纪录片《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中多有提及。

1980年元月，国家外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左4）访日，

左1为笔者（马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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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接受NHK采访，

   回忆中日“蜜月”时代

201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中日和平条约签订40周年，同年6月由在日华人学者组成的“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举办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的发言者和听众有许多日本人。本人作为评论员，在评论各位的发言时，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日经济关系，也谈到当年参加接待邓小平访日的情景。

当时在听众席上，有一位特别听众---NHK特别报道节目的编导小柳千寻，小柳是“有备而来”的，NHK正在筹划拍摄一部纪录片，她参加研讨会是为了获得启发和物色采访对象。

小柳不虚此行，通过研讨会的确物色到了几个采访对象，本人是其中之一。小柳采访本人三次，头两次在东京，每次两个小时左右，

NHK纪录片

《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中的笔者  

内容集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日交流，本人还向她推荐了中国国内值得采访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次采访是拍摄录像，地点在北京，时间为2018年冬季。拍摄组在北京城南预订了一家茶室，制片人刘庆云主持，时间为一个多小时。本人当时重点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知识支援”以及个人参观日本工厂的感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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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的纪录片由NHK卫星频道播出，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多次重播；视频传到中国，被自媒体配上中文字幕，引发一片热议。后来NHK推出正式的中文版及英文版，成为了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中日“蜜月”时代的历史记录。

本人从网上看到中国观众的许多留言，有人总结说“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此言信哉！

NHK纪录片《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的片头 

马成三：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

(元中国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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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李孙华、张可喜

组长：林江东

副组长：张泉、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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