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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九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承办单位
九江市博物馆
九江市民俗博物馆
石器是人类祖先生存斗争的基本武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见证了人类从原始到文明的漫长历程。石器上保留很多人类生存行为的重要信息，是史前人类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是今人了解历史、破译远古谜团的密码。
玉是温润有光泽的美石，是美好事物与高尚品德的象征和代表，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玉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石器是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古人类生存的利器。石器的使用是古代人类生产工具的重大变革，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人类最早的历史阶段被称为石器时代，是文字被发明以前的史前时代，这个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 99.9%时间，是人类这个物种形成、演化、发展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代又被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大约始于二三百万年前到大约 1 万年前，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居无定所的生活；新石器时代始于约 1 万年前，人类发明了磨制石器和陶器，开始进入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石器，使我们有了历史，有了根基，有了科学，有了文化，有了底蕴。让我们静下心来，古老的石器在说话……
石之美，谓之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悠久，经历了7000 多年的发展，从简单的装饰品发展到古代宗教祭拜、礼仪用品，再到象征高尚道德品质的装饰品，最后上升为丰富的艺术鉴赏作品，绚烂夺目，底蕴深厚，在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上首屈一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深深影响了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 2万年前的陶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来，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就已出现了原始，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江西吴城商代遗址、江西鹰潭角山窑
址均发现了原始瓷。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先民把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器物，这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陶器的发明，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它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并继续扩大到工具的领域。直到今天，陶器始终同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人类历史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
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
三彩"。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能够制造陶器。首先，人类从实践中认识到粘土掺水后具有可塑性，从而可能塑造一定的形状。同时人类在长期用火的实践中，必然得到成形的粘土经火烧之后可变成硬块的认识，这些都是产生陶器的先决条件。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谷物的贮藏和饮水的搬运，都需要这种新兴的容器——陶器,于是它们就大量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陶器的发明，主要是人类认识了如何控制和利用这种物理化学作用。但是，这和其它发明一样，在实际应用上，还必须包括许多方面:如要使粘土能够塑造，就需要加入水分，成型的器物在经火烧之前，必须晾干，否则火烧时升温过急就会破裂。另外，钻土还必须加以选择和进行必要的处理，如经过淘洗后可制成较精细的器皿，或加进羼和料则增强它的耐热急变性能。在烧成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粘土的性质，还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而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
最早的陶器是摹仿其它材料所做成的习见器物——如篮子、葫芦和皮袋的形状，后来才发展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器皿。在制作上也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首先用捏塑造型或局部的模制造型，然后用泥条圈筑或盘筑成型，口沿用慢轮修整;最后才使用快轮，制成规整的器形，这个发展过程至少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烧陶方面，最初是从平地堆烧到封泥烧，后来发展为半地下式的横穴窑和竖穴窑，可将温度提高到摄氏一千度左右，这就提高了陶器的质量。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青铜时代早期，各地均有精品陶器产生。红陶在中国出现最早，烧制温度在 900 度左右。到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以灰陶为多，黑陶次之，红陶已极少见，还有少量白陶。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出现了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龙窑，使商代陶器有了很大发展，开始了我国由陶到瓷的过渡，创制出了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瓷器——原始青釉瓷器。西周时期，由于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烧制与使用，白陶便不再烧造。西周是硬陶发展的兴盛时期，其胎质原料根据化学组成分析，基本接近原始青瓷。汉代出现了一种在釉料中加入铅作助溶剂的釉陶，又称“铅釉陶”。铅釉陶的制作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杰出成就，也为唐三彩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陶器以明器为主，其中北方地区还出现了陶塑的镇墓兽，认为放于墓中有镇恶辟邪的作用。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经过长期酝酿逐渐进入鼎盛期，唐代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全盛期，制陶工艺发展迅速，其中最能表现盛唐气象的是唐三彩釉陶。宋元至明清，陶器生产锐减，但各代均有特殊品种，如宋三彩、宋紫砂壶、辽三彩、明清紫砂壶、琉璃、珐华等，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技巧和智慧。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瓷器最早的国家，瓷器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大约在商代中期，我国就成功创烧出原始瓷器，最迟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成熟的青釉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比较安定的南方，青瓷器得到较好发展。北方由于连年战乱，瓷器的生产起步较晚。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北方时局趋于稳定，制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隋代在青瓷基础上烧制了白瓷，唐代将白瓷烧造技术进一步发展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进入了发展兴盛时期，创烧出了许多新的品种，由单色釉发展到多种彩色釉，装饰纹样繁华复杂，名窑此消彼长，最终使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写到关于瓷器的制作工艺。“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但后来定盛而邢衰，至宋时人们已只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器是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定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定窑宋代以烧自瓷为主, 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釉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河北曲阳定窑首创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盌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一,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更高。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为多、为早，其早期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如河南的鹤壁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的曲河窑都创烧于唐。唐代北方民窑烧白瓷而外兼烧黑瓷、花瓷、青瓷、低温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宋代磁州窑系诸窑仍然保持了唐代民窑这个特点。此外，磁州窑的釉下黑、褐彩器，有明显的唐代长沙窑的影响。长沙窑的釉下彩画以及在器表题写诗句作装饰都为磁州窑所继承。磁州窑本身烧瓷历史据现有材料考察不能早过北宋。但磁州窑延续最久，也最知名。江西吉安吉州窑于宋南渡后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则是北方瓷窑工人因受金人压迫，南迁江西烧瓷的结果。磁州窑系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
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创烧于唐，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入宋以后青瓷得到很大发展。北宋中期以后为鼎盛时期，以刻花印花装饰为主，尤以刻花的刀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同时或稍晚仿烧耀窑青瓷的有河南省境的临汝窑、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广州西村窑和广西的永福窑等，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有别的北方青瓷窑系。广州的西村窑与广西永福窑仿烧耀州窑青瓷则是为了外销，可见宋时耀窑器影响之广。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
钧窑及钧窑系诸窑
钧窑在后世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禹县，瓷窑遗址遍及县内各地。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钧窑瓷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油釉，釉内还含有少量的钢，不同于耀州窑，也不同于汝窑，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虽然色译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和突破。北宋时钧窑已影响河南省内一些瓷窑，金元时期影响面更为扩大，不仅今河南省内钧瓷的瓷窑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且影响及于今河北、山西两省，形成了一个钧窑系。
景德镇与青白瓷窑系
青白瓷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因为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和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一般又习惯称之为“影青”。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这些窑址都遗留有大量的碎片标本。胜梅亭的烧瓷始于五代，烧青瓷及白瓷,青白瓷还没有出现，到了宋代，青白瓷在这里大量生产，并在景德镇形成风尚。由宋迄元，青白瓷盛烧不衰，形成了一个大的瓷窑体系。属于青白瓷窑系的还有吉安吉州窑、福建德化窑、广东潮安窑等。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属南方青瓷系统。从窑址遗存的早期标本可以看出，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以后，龙泉窑为应付南宋宫廷、官家的需索，也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仿官瓷器,在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龙泉青瓷，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成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瓷窑系。元代在烧大件器物的技术上有突破，明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
宋代的汝窑与哥窑都是后世所谓的宋代名窑，两者只有瓷器传世，而并未发现烧造的确实遗址，且都未形成独立的窑系。汝窑由于烧瓷时间短促，传世品稀少，弥足珍贵,故为后世谈瓷者所津津乐道。汝窑为北宋宫廷烧制瓷器历年不久，中经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南宋人已有“近尤难得”之叹，流传至今者不足百件。从传世品看，汝窑瓷胎多数像点燃过的香的香灰色，透过釉处呈现出微微带些粉色,其色调与官窑有些近似，传世宋汝窑瓷器的器底都留有支钉痕，无一例外。传世哥窑瓷器为数不少，其造型有各式瓶、炉、洗、盘、 盌和罐。论胎有薄厚之分，其胎质又有瓷胎 与砂胎两种，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士黄多种色调：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各色。
宋代瓷窑众多，绝大部分是民营制瓷手工业，在众多的民营瓷窑之中，少数产品质量好的，地距两宋都城较近的瓷窑被宋宫廷看中，在烧民用瓷器的同时，也为宫廷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瓷器，这类瓷窑有定窑、耀州器、钧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宋代还有三个瓷窑产品为两宋宫廷所垄断，烧瓷全部供宫廷专用，失去的商品瓷的性质;三个瓷窑分别是浙江余姚越窑、河南开封的北宋官窑和浙江杭州南宋官窑。
骨角器是古代先民们利用兽骨或动物头角等磨制而成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骨角雕刻器的产生，是人类在和自然作斗争中战胜了凶禽猛兽，获取肉类用以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利用剩余的骨、角制成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各类装饰品。在考古学中骨角器的出现常被视作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磨制骨角器需要更多锯、切、削、磨、钻等相关技能。木器材质易得,又易加工,比骨器、石器、铁器的使用更加广泛,所以木器制作也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人类早期的日用器皿多为木器,后来才逐渐让位于陶器，但木器始终没有被陶器淘汰，一直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笏板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执于手中的器具，又称朝板。笏板的作用为大臣上朝面君，记录君命或旨意，亦可将上奏的话记在笏板上。古代自天子至
士大夫均执笏,不过笏的质料因执笏人的地位不同而有区别:天子执美玉之笏,诸侯执象牙之笏, 大夫执鱼须文之笏。到后代就只有品官才能执笏, 一般人执笏便属违例。唐武德四年以后,五品官以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明代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执象牙笏,五品以下不执笏;到了清代,就废除了大臣执笏的制度。
牙骨角器多为小件艺术品，器物形体虽小，却精致绝伦，尽善尽妙。其中象牙是一种比较珍贵的物品,用象牙雕成的各种工艺品，称象牙雕刻,简
称牙雕。我国的象牙多系从南亚和东南亚诸国进口。唐代以前的作品较为少见，明清时期随着海路的开通,增进中国与南亚乃至非洲的经济、文
化交流，象牙也输入进来，牙雕工艺更为成熟。
青铜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中铜镜文化更是青铜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其制造、使用和传承可谓源远流长,其内容、风格和特色可谓博大精深。铜镜的背面饰有各种不同的图案和铭文,这些装饰的内容及其生产和流行,又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息息相关,可以说，小小的镜背是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缩影。在普遍使用玻璃镜的今天,铜镜作为生活用品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铜镜中所凝聚的中华文明的传统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部铜镜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不仅可以从铜镜不同的形制、表现题材、装饰图案等方
面中追忆逝去的风韵与情怀,还可以从它的冶炼、制造等工艺领略古人的高深智慧,体会古时的生活方式,感受古人的生活智慧。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大约在东汉中期，随着铸镜业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几个铸镜中心。这些中心都在离铜矿区较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今四川广汉北)，蜀郡(今四川成都)等。
唐代铜镜在造型上已突破了汉式镜，如葵花镜、菱花镜、方亚形镜等。图案除传统的瑞兽、鸟兽、画像、铭文等纹外，还增加了表现西方题材的海兽葡萄纹，打马球纹等。盛唐以后，以花为主，多为吉祥图案，自由豪放，清新活泼，表现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装饰方法有浮雕、彩绘、镶嵌、鎏金等到，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
在铜镜发明之前，古人是借平静的水面鉴形，以水为镜，称之为“水鉴”。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磨光的金属平面映像更清楚，并且比水盆盛水用来更方便，于是一种古老而又先进的镜子--青铜镜便应运而生。
古人用铜镜能起到修饰作用,所以常借镜来比喻自省,并出现了这方面的一些专门名词, 如“镜考”、“镜诫”、“镜鉴”,等等。《唐书》记载:“太宗谓群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征殂，犹一镜亡矣’。”这是把人比作镜子来自省的一例,后世传为名言。
从实物资料看，一九七六年在河南安阳殷墟五号墓内发现了五面镜背有弓形小钮和简单弦纹的商代后期铜镜，作风粗拙朴素,应该说这是铜镜的初始形态,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镜,说明在商代已使用铜镜。
战国时代,铜镜开始盛行,制作特点是形制轻巧,多圆形，也有方形的，镜钮细小。故宫博物院珍藏一面背钮为蛙形的战国镜，世所罕见。战国铜镜大都无铭文;镜背有无纹饰的，也有有单层或双层花纹的,主题纹有兽面纹、山字纹、花叶纹、龙凤纹等。
西汉时代，所制铜镜逐渐厚重，纹饰有几何形图案，出现了半球形镜钮，镜背开始有铭文，多通俗的去祥语，一般为三字或四字一句,其中“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是常见的。在铸有“内清质以昭明”或“见日之光”铭的铜镜中，有的有透光效应,这种铜镜一般称作“透光镜”,其外形与一般铜镜无异,但当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象。关于这种透光镜,前人早有记载,但不明其原理。近年来有关单位研究认为,铜镜在铸造过程中,镜背的花纹凹凸处凝固收缩,产生铸造应力,镜面产生与镜背花纹相应而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率,从而引起透光效应。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又出现了规矩四神纹镜,镜面上还常有“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铭文;还有神兽和画像镜，后者多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越王、范蠡等人的画像,镜钮是柿蒂形和蝙蝠形。有些还有纪年铭文。
唐代所制铜镜较厚重，洁白光亮，有圆形，八棱形、菱花形、带柄手镜等各种式样,纹饰有花蝶、葡萄、鸟兽、人物故事以及打马球等画面,还有用金银箔和螺钿镶嵌成花鸟等纹饰，工艺水平又提高了。
宋代多菱花形镜,还有方形委角、亚字形、葵瓣形等镜;纹饰以缠枝花草牡丹纹为主。镜上常附有制镜作坊的标记，如常见的有“湖州石念二叔炼铜无比照子"字样。
元、明、清几朝仍制作铜镜，除仿照汉、唐铜镜上的纹样外,元代的特点是双鱼纹镜较多;明、清时代的镜,镜背常有填漆或用漆作的画。有的镜上也有铭文，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面镜上就有“月样团圆水样清，开匣当如见故人”一类的诗句。
清朝乾隆时期,我国玻璃镜出现与广泛采用后,铜镜才逐渐退出人们生活用具的行列而成为历史文物。
岁华流转、翰墨抒怀。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多喜好以翰墨抒怀表意，书写之时用毛笔蘸墨在宣纸、绢本等载体上摩擦，以墨的多寡和浓淡及运笔的轻重和快慢，创造出一幅幅行云流水，韵律生动的书画作品。中国书画艺术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从人类文明出现起，人类便绕不开对对事物进行记载表述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方式慢慢变得多样化，从起初的结绳来记事演变到用图形来记事，这就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汉字从甲骨文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形体不断简化，从起初的图画演变成的一种具有更容易理解与记忆的记事符号，所以在存世的甲骨文和金文里面，大多都是图画文字。而这些字同时也具有了相当的绘画因素在里面，当这些图画随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表现能力的提高、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些像是画一样的文字慢慢化繁为简，逐步演变成用线条来表现文字。
最早的文字，尽管其本质作为字的用途表象上还是画，其实质是字和画已融为一体。由此来看，图画和文字作为最早的记事工具，他们都来自一个源头，并以此图画和文字为依托演化出了后来的书法与中国画艺术。书法是汉字特有艺术，它是按照文字结构书写，但是赋予了文字更多的内涵，用独特的笔法、结构和章法让文字变得有法度成为艺术作品。中国画也称为国画，历史悠久，它的演变也是从起初的记事图形开始的，在周朝就出现了人物画像，春秋时期出现了很多大型壁画。到了秦汉时期各种绘画作品题材出现了多样性，造型生动，善于用简单概括的笔法动态传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较大的变革，佛教艺术的传入给我国绘画翻开了新的篇章，专业画家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隋唐时期绘画名家辈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趋于成熟。中唐是中国绘画史上最为繁荣的一个阶段，尤其是人物画，在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尤为注重。晚唐时期又出现了疏淡简洁的花鸟画。中国画在唐代五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局面。直至五代两宋的写笔记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堪称达到了的顶峰。到了元代则崇尚以书入画，强调笔墨情趣的形式感。
书法与绘画交融发展
无论是书法还是中国画，都要用到的工具那就是毛笔，而在毛笔的运笔技巧也是大同小异，书法练习中以“永字八法”为基础的练习方法最具代表性，赵孟頫画中题诗中说“写竹还应八法通”，指的就是书法中的“永字八法”。中国画的特色是毛笔和水墨，这是其特点也是其精华所在，离开了毛笔和水墨那就不是中国画，在绘画时对毛笔的运用技法更加讲究，笔法也更加丰富。中国画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分类，诸如:根据笔墨的运用技法分为工笔画、大写意和小写意画，还有按功能和用途分、按作品主题分、按工具颜料分、按题材内容分等。工笔画历史悠久，自战国时期到两宋，工笔画逐渐走向成熟。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是书法的用笔，它脱离不了书法的用笔，所以中国画的本身就有强烈的书法趣味。
书画艺术的意义
书画作品都必然有着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烙印，结合时代背景对作品进行研究才能更多地了解作品的内涵，反过来也有助于通过作品了解作者所处社会人文环境，只有将作品与历史背景相互参照才能深刻地了解其中更深层次的含义。书画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书画家思想的载体，宣扬的是艺术家对时下社会现象的 善恶、美丑的阐释与评判，和对美好事物的期盼与追求，是一种对思维情感潜移默化从而影响生活行为的教化方式。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情，描绘时代风采、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对大自然的赞美、讴歌当下美好生活，将书画艺术融合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织锦是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丝织物，用彩色的金缕线织成各种花纹的织品，织锦因此而得名。在中国七千多年养蚕缫丝的历史里，织锦作为丝绸中最美丽的部分，也曾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驼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团队，走遍当时的世界。这种前所未见，光彩夺目的织品，让那时的西方世界对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充满了古老的神往。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数千年生活创造的过程中，织锦也呈现了多种多样的风格，如南京的云锦，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湖南的土家锦，云南的傣锦，贵州的苗锦，海南的黎锦等。数千年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织锦由最初作为布料的存在，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珍宝中一个美丽的门类。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其历史可追溯至东晋在国都建康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至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云锦因其色泽光丽灿烂，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其用料考究，在继承历代织锦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会了其他各种丝织工艺的宝贵经验，达到了丝织工艺的巅峰状态，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南京云锦集历代织绵工艺艺术之大成，列中国四大名锦之首，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贡品，因其丰富的文化和内涵，被专家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蜀锦是织锦种类中历史久远的一种，它兴于秦汉，盛于唐宋，繁于明清。汉唐以来的 1000 多年里，蜀锦南北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向外输出，加快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和传播，也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三国时期蜀锦曾一度是蜀汉和东吴、曹魏的主要贸易商品，是当时蜀国的经济命脉，而发展到明清的繁盛时期，史书记载成都有机房两千处，织机万余架，当时的成都是举国文明的织锦生产地。流转的时光带走了古城的风情，成都几乎被人们淡忘了他曾经数千年被称为锦城。在中国历史上把一种手工艺与一座城市联系起来的并不多，从而看到蜀锦与这座城市意味深长的关联。
宋锦产于江苏苏州，始于宋末，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产品分重锦和细锦(此两类又合称大锦)、及匣锦、小锦。重锦质地厚重，产品主要用于宫殿、堂室内的陈设。细锦是宋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厚薄适中，广泛用于服饰、装裱。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被赋予中国“锦绣之冠”。现代宋锦主要产于杭州、湖州、苏州等地。现代生产的宋锦又称“仿宋锦”，主要品种有大锦、盒锦和小锦。
壮锦是中国壮族的特色手工织锦，产生于宋代，在宋代，壮族称为僮族，故壮锦又称僮锦。壮锦色彩艳丽、风格粗犷，极有民族特色，在壮族民众中使用非常多。壮锦以棉线或麻线为主，按经纬平纹使用手工织机交织制成底布，用真丝线做彩纬织入起花，彩纬可以在底布的正反两面形成对称的花纹，并将底布完全覆盖。忻城县是广西壮锦的起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忻城壮锦曾经是广西壮锦中的精品，作为贡品晋献皇宫。
除了以上四种著名的织锦外，其他地方也有织锦生产，并各具特色。如傣族的“傣锦”，苗族的“苗锦”，广西瑶族的“瑶锦”，云南佤族的“佤锦”和拉祜族的“拉祜锦”，贵州布依族的“布依锦”，湘西和鄂西土家族的“土家锦”，海南黎族的“黎锦”，台湾高山族的“高山锦”以及西北地区的“回回锦”等等。
原始社会初期，纺织技术还未发明，人们用作御寒衣物不外是狩猎所得的兽皮、羽毛、或是采集所得的树叶、茅草。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创造出最早的纺织工具--纺坠，原始的织具---腰机。这些工具加工纤维，织制真正的纺织品。特别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后期,男耕女织原始分工的出现,纺织技术取得很大进步。不但能够织制葛、麻、棉和毛的织物，而且还创造出我国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所特有的丝织技术——抽取蚕丝和利用蚕丝制丝织物。
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汉代纺织品不仅产量大，花色也丰富多样。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丝织物更成为对外输出的重要物品，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唐朝中期。宋代丝织业重心从北方移到了南方，尤以江南最盛行。明中叶以后，丝织业进一步发展，丝织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丝织品品种更趋繁多，当时主要有罗、绫、绸、缎、绢、锦等品种。而且每一种又分为若干品种。
织锦是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丝织物，我国在周代丝织物中开始出现织锦，其花纹五色灿烂，技艺臻于成熟。织锦就是用染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等工艺织出相应花色、图案的彩色织物。中国丝织提花技术起源久远。到了汉代还设有织室、锦署，专门织造织锦，供宫廷享用。自汉武帝后，中国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罗马帝国）等国。东晋在国都建康设立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锦署，标志着南京云锦的正式诞生。唐代贞观年间窦师伦的对雉、斗羊、翔凤等蜀锦图案，称为绫阳公样。在织造工艺上由经锦改进为纬锦，并出现彩色经纬线由浅入深或由深入浅的退晕手法。北宋宫廷在汴京等地建立规模庞大的织造工场，生产各种绫锦。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大量生产织金锦（一种加金的丝织物）的时代，宫廷设立织染局、织染提举司，机构庞大，集中了大批优秀工匠。明清两代织锦生产集中在南京、苏州，除了官府的织锦局外，民间作坊也蓬勃兴起，形成江南织锦生产的繁荣时期。
恰逢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之际，我馆隆重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无论是古朴久远的陶器，绚烂夺目的玉石器，还是博大精深的铜镜，五彩缤纷的瓷器，抑或是行云流水韵律生动的书画作品，精致绝伦尽善尽妙的骨角器，无不承载着先民的智慧，展现了波澜壮阔、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体现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长江文明，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长江奔腾不息，文脉延绵不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衷心期望能够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深入探索、研究长江流域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地保护、展示和弘扬深厚的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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