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嘉峪关市分行老干部学习通讯（第十期）

2024年12月

老干部学习通讯（第十期）

目录

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05

08

11

14

17

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05

08

11

14

17

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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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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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0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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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略说人心

第四章主动性

第五章灵活性

第六章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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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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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论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作用，把学习贯彻纪律处分条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检视、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

习近平强调，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作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划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

习近平强调，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好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一级带一级，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切实担负起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责任，及时全面了解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纪律建设情况，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要敢管敢治、严管严治，责无旁贷当好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

习近平最后强调，明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加以解决。（来源：共产党员网节选）

习近平：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自序

说明

作者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发表后不久即立意为儒家伦理思想建立心理学基础，且与西方流行之心理学相对勘。1923～1924学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孔家思想史”时开始作心理学讨论。1926年写成《“人心与人生”自序》(附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以后又就此题在北京及山东作过三次系统的讲授和演说，并留有讲录两册(现已收入《全集》第七卷)。本书正式写作始于1960年，“文革”中一度辍笔，1970年重理旧著，1975年7月完成。成书内容较五十年前立意已有很大发展。1984年9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后由池田笃纪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现在根据《全集》第三卷文本收入本卷，并校正个别错字。《全集》出版后又发现作者于1957年所写序文一篇，现一并补入。

自序

1955年7月着手起草《人心与人生》一书，特先写此自序。于此，首先要说我早在1926年5月就写过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了。——此序文曾附在1929年印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八版自序之后刊出。——回首不觉已是三十年的事，这看出来此书在我经营规划中是如何的长久。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的第二年，我很快觉察到其中有关儒家思想一部分粗浅不正确。特别是其中援引晚近流行的某些心理学见解来讲儒家思想的话不对，须得纠正。这亦就是说当初自己对人类心理体会认识不够，对于时下心理学见解误有所取，因而亦就不能正确地理会古人宗旨，而胡乱来讲它。既觉察了，就想把自己新的体认所得讲出来以为补赎。于是从1923年到1924年之一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新开“儒家思想”一课，曾作了一种改正的讲法。在一年讲完以后，曾计划把它分为两部分，写成两本书，一部分专讲古代儒家人生思想而不多去讨论人类心理应如何认识问题，作为一书取名《孔学绎旨》；而把另外那一部分关涉到人类心理的认识者，另成《人心与人生》一书。这就是我最初要写《人心与人生》的由来。

　　1926年所写那篇序文，主要在说明一点：一切伦理学派总有他自己的心理学作基础；所有他的伦理思想(或人生思想)都不外从他对人类心理或人类生命那一种看法(认识)而建树起来。儒家当然亦不例外。只有你弄清楚孔子怎样认识人类，你才能理解他对人们的那些教导；这是一定的。所以，孔子虽然没讲出过他的心理学——孟子却讲出了一些——然而你可以肯定他有他的心理学。但假使你自己对人类心理认识不足，你又何从了解孔子具有心理学见解作前提的那些说话呢?此时你贸然要来讲孔子的伦理思想又岂有是处?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便是犯了此病。在1923—1924年开讲儒家思想时，自信是较比以前正确地懂得了孔子的心理学，特地把先后不同的心理学见解作了分析讨论，再来用它

　

阐明儒家思想，其意义亦就不同于前。但我所相信孔子的心理学如是者，无疑地它究竟只是个人对于人类心理或人类生命的一种体认——一种比较说是最后的体认罢了。所以将它划出来另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是适当的。

那次同这次一样，书示成而先写了序，手中大致有些纲领条目，不断盘算着如何写它。1927年1月我住北京西郊大有庄，有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会组织的寒假期间学术讲演会来约我作讲演，我便提出以“人心与人生”作讲题。那时我久已离开北大讲席，而地点却还是借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计首尾共讲了四星期，讲了全书的上一半——全书分九章。讲了四章。当时仍只是依着纲领条目发挥，并无成文讲稿。记得后来在山东邹平又曾讲过一次，至今尚存留有同学们的笔记本作为今天着手写作之一参考。

为什么着笔延迟到今天这样久呢?这便是我常常自白的我一生心思力气之用恒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人生问题，另一个可说是中国问题。不待言，《人心与人生》就是属于人生问题一面的。而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向中国讲逼一天紧似一天，直到“七七”而更大举入侵，在忙于极端紧张严重的中国问题之时，像人生问题这种没有时间性的研究写作之业，延宕下来不是很自然的吗?

以下试把上面所说我当年对人类心理的体认前后怎样转折不同，先作一简括叙述。

首先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表见的我对人类心理的那种体认。而这一体认呢，却又是经过一番转折来的，并非我最初的见解。我最初正像一般人一样，以意认为心理，把人们有自觉的那一面认做是人类心理的重要所在。这是与我最初的思想——功利派思想不可分的。如我常常自白的那样，我的思想原先倒很像近代西洋人，亦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菲薄的墨子思想那一路。及至转到出世思想，即古印度人的那一路，又是其后的事。再转归到中国固有思想上来，更是最后的事了。因为我少年时感受先父影响，先父平素最恨中国旧式文人，以为中国积弱都是被历来文人尚虚文而不讲实用之所误；论人论事必从实用，实利作衡量；勉励青年后进要讲求实学，因而在我就形成了最初以利害得失来解释是非善恶的那种功利派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总是把人类一切活动看成是许多欲望，只要欲望是明智的那就好(正像近代西洋人那样提倡开明的利己心)。欲望不就是在我们意识上要如何如何吗?所谓明智不又是高度自觉吗?意识、自觉、欲望……这就是［我］当初的人类心理观。

自己好久好久运用不疑，仿佛是不易之理的，慢慢生出疑难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卒又把它推翻，这才进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一时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表面上好像站儒家一面批评墨子，站在中国一边批评西洋，其实正是我自己从一种新的体认转回头来指摘其旧日所见之浅薄。

那么，此时所有新的体认是如何呢?那恰是旧日所见的一大翻案。人类一切活动不错都是通过意识来。——不通意识的是例外，或病态。然而人类心理的根本重要所在则不在意识上，而宁隐于意识背后深处，有如所谓“本能”、“冲动”、“潜意识”、“无意识”的种种。总之，要向人不自觉、不自禁、不容己，……那些地方去求。因此，人生应该一任天机自然，如像古人所说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那样；若时时计算利害得失而统驭着自己去走路，那是不可能的，亦是很不好的。——这便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思想。

如上所说由人心体认到人生思想这样前后一个翻案，好像简单的很，却概括了那全书大旨；一体《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从这里来。这在原书中曾不惜再三点出。——原书第五章指证世界最近未来将从西洋文化转变到中国文化的复兴，分了三层来说明。其中一层就明白地说是由于现在心理学见解变了之故。

01

02

(上略)如果单是事实(社会经济)变迁了，而学术思想没有变迁，则文化虽有转变之必要，而人们或未必能为适当之应付。然西洋人处于事实变迁之会(资本主义经济要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其学术思想亦大有改变迁进，给他们以很好之指导，以应付那事实上的问题，而辟造文化之新局。这学术思想的变迁可分为见解的变迁(或科学的变迁)和态度的变迁(或哲学的变迁)之二种。见解的变迁，就是指其心理学的变迁说，这是最大的、根本的，(中略)差不多西洋人自古以来直到最近变迁以前，有其一种心理学见解，几乎西方文化就建筑在这个上面；现在这个见解翻案了，西方文化于是也要翻案。(中略)这就是一向只看到人类心理有意识的一面，忽却那无意识一面；……不晓得有意识之部只是心理的浅表，而隐于其后无意识之部实为根本重要，(中略)以前的见解都以为人的生活尽是有意识的，尽由知的作用来做主的，尽能拣择算计着去走的，总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的……如是种种。于是就以知识为道德，就提倡工于算计的人生。自古初梭格拉底直到一千九百年间之学者，西洋思想自成一种味调态度，深入其人心，形著而为其文化，与中国风气适相反对者盖莫不基于此。

这下面举出麦独孤W.McDougall《社会心理学绪论》之盛谈本能，罗素B.Russell《社会改造原理》之盛谈冲动，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著作为例，证明好多社会科学社会哲学的名家学者们通都看到了些点，而总结说：

(上略)虽各人说法不同，然其为西洋人眼光从有意识一面转移到另一面则无不同。于是西方人两眼睛的视线乃渐渐与孔子两眼视线之所集相接近到一处。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的，孔子与墨子不同处，孔子与西洋人的不同外，其根本所争只在这一点。西洋人向不留意到此，现在留意到了，乃稍稍望见孔子之门矣。我所怕者只怕西洋人始终看不到此耳。但得他看到此处，就不怕他不走孔子的道路。

其中最明白的倒是罗素。罗素这本著作是世界第一次大战后写出的，他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说他从大战领悟了“人类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个大道理。自来人们总把人类行为看做是出于欲望；其实欲望不如冲动之重要有力。如果人类活动不出乎种种欲望，那么，他总是会趋利而避害的，不致于自己向毁灭走。而实际上不然。人类是很可以赴汤蹈火走向毁灭而不辞的；请看大战不就是如此吗?酿成战争的都是冲动——不管怒火也罢，野心也罢，都是强列的冲动。大凡欲望亦为有一种冲动(罗素名之为“占有冲动”)在其中才有力。冲动不同，要事先注意分别调理顺畅，各得其宜；抑制它，或强行排除它，不是使人消沉没有活气，就是转而发出暴戾伤害人的冲动来。“要使人的生机顺畅而不要妨碍它”，我认为这就是罗素终会接近于孔子的根本所在了。

其他类此，不再多说。

这种改变不独见之于当代西洋人，而且同时还见之于中国主张学西洋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脑人物陈独秀先生。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和他本人的文章中均供给了我很好的例证，原书也一同作了征引，这里且从略。

以上只是说出了从我最初的见解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见解的转变，而要紧的还在此后的第二个转变，以下将进而叙明它，亦即指出我对人类心理最后作何认识。

为了说话简便易晓，我每称此第二个转变为“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转变。什么是二分法?二分法就是把人类心理分做两面来看：本能一面较深隐，而冲动有力；理智一面较浅显，却文静清明。人类行为无不构成于这两面之上，不过其间欹轻欹重各有不同罢了。除此两面之外不可能更有第三面，所以是“二分法”。

　

所谓三分法不是通常所说的“知”、“情”、“意”那种三分，而是指罗素在其《社会改造原理》中提出的“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恰又是对“不可能更有第三面”来一个大翻案的。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我曾表示不同意罗素这种三分法。罗素建立灵性，说它是宗教和道德的心理基础，我以为远不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正确。克氏著《互助论》一书，从虫类、鸟类兽类以至野蛮人的生活中，搜集罗列许多事实，指出像人类社会所有的母子之亲、夫妇之情、朋友之义等等早见于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中，而说之为“社会本能”，这不恰和孟子“良知良能”之说相发明相印证吗?他还同孟子一样把人们和善和恶比做口之于味、目之于色，从切近平实处来说明道德，而不把它说向高不可攀，说向神秘去。何需乎如罗素那样凭空抬出一个神秘的“灵性”来呢?我恐怕由于“灵性”在人类心理上缺乏事实根据，倒会使得宗教、道德失掉了它的根据吧!

当年既如此斩截地否定了罗素的三分法，其后何以忽然又翻转来而肯定它?这不是随便几句话可以说明得了的，要看完我这全书才得圆满解答。看完全书亦就明白“三分法”并不是一句正确的说法，《人心与人生》所为作亦绝不只是为了阐明三分法有胜于二分法。然而在此序文中却不妨姑就此问题引一头绪。

……

这根本变化是什么呢?这就是被掩蔽关锁在物类机体中的生命，到了人类却豁然透露(解放)。变化所由起，还是起于生命方法之改变。当人类生活方法转向于后天理智之时，其生命得超脱于本能即是从方法手段中超脱出来而光复其主体性。本能一一是有所为的；超脱于本能，便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一切生物都盘旋于生活问题(兼括个体生存及种族蕃衍)，以得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而人类却悠然长往突破此限了。他(人心)对于任何事物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不必是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为了生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只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当做营求生活的手段或其一种变形来解释。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这便是罗素说的“灵性”而在我名之为“理性”。理智、理性不妨说是人类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密切相联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属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属理性。数目算错了，此心不容自昧，就是一极有力的感情。这感情是无私的，不是为了什么生活问题。——它恰是主宰而非工具手段。

本文至此可以结束。关于人类社会之心理基础问题，书内有阐明，此不详。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关儒家思想一部分所以粗浅、不正确，从上文已可看出，那就是滥以本能冒充了人心，于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能分辨。其他试看本书可知。

1955年7月着笔而未写完，1957年8月12日续成之。梁漱溟记

日文译本弁言

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1975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1926年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1984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焉。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曷胜心感，谨致衷心感谢之忱如上。

1985年7月

梁漱溟识于北京

03

04

第一章绪论(上)

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

科学发达至于今日，既穷极原子、电子种种之幽渺，复能以腾游天际，且即攀登星月(1)(此书着笔时美国初有地球卫星上天之事。)，其有所认识于物，从而控制利用乎物者，不可谓无术矣。顾大地之上人祸(2)(曰“人祸”者，人为之祸，盖对天灾而言之也。)方亟，竟自无术以弭之。是盖：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也。“人类设非进于天下一家，即将自己毁灭”(Oneworld,ornone)；非谓今日之国际情势乎?历史发展卒至于此者非一言可尽，而近代以来西方人之亟亟于认识外物，顾不求如何认识自己，驯致世界学术发展之有偏，讵非其一端欤?当世有见及此者，非无其人：或则以“人类尚在未了知之中”(Man,theunknown)名其书(3)(此为法国人AlexisCarrel所著书，有胡先马+肃译序一文，见于1946年上海《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或则剖论晚近学术上对人的研究之竟尔落空(4)(潘光旦有《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剖论学术上对人的研究竟落于三不管地带，见于1946年上海《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值得一读。)。盖莫不有慨乎其言之矣!及今不求人类之认识自己，其何以裨助吾人得从一向自发地演变的历史转入人类自觉地规划创造历史之途邪(5)(此请参看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末一大段。)

讲到人，离不开人心。要必从人心来讲，乃见出人类之首出庶物。非然者，只从其机体构造、生理运行乃至大脑神经活动来讲，岂非基本上曾无以大异于其他许多高等动物乎?纵或于其间之区别处一一指数无遗矣，抑又何足以言认识人类?更要知道：所有这些区别看上去都不大，或且极其细微，一若无足轻重者，然而从其所引出之关系、所含具之意义则往往甚大甚大。诚以些小区别所在，恰为人对动物之间无比重要巨大的区别--例如人类极伟大的精神气魄、极微妙的思维活动--所从出也。质言之：前者实为后者之物质基础，亦即其根本必要的预备条件；前者存于形体机能上，为观察比较之所及，或科学检验之所可得而见者；后者之表见虽亦离开形体机能不得，然在事先固不可得而检验之，只可于事后举征而已。前者属于生理解剖之事，后者之表露正所谓人心也。人之所以为人，独在此心，不其然乎。

讲到心，同样地离不开人心。学者不尝有“动物心理学”、“比较心理学”之研究乎?心固非限于人类乃有之者。然心理现象毕竟是一直到了人类才发皇开展的；动物心理之云，只是从人推论得之。离开人心，则心之为心固无从讲起也。

总结下来：说人，必于心见之；说心，必于人见之。人与心，心与人，总若离开不得。世之求认识人类者，其必当于此有所识取也。

心非一物也，固不可以形求。所谓人心，离开人的语嘿动静一切生活则无以见之矣。是故讲到人心必于人生求之。而讲到人生又不可有见于个体、无见于群体。群体谓始从血缘、地缘等关系而形成之大小集团，可统称曰社会。人类生命盖有其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之两面。看似群体不外乎个体集合以成，其实个体乃从社会(种族)而来。社会为本，个体则其支属。人类生命宁重在社会生命之一面，此不可不知。即人生以求人心，若只留意在

个体生活上而忽于其社会生活间，是失之矣。(于体则曰生命，于用则曰生活；究其实则一，而体用可以分说。)

动物界著见其生命在群体而不在个体者，莫如蜂、蚁。蜂蚁有社会，顾其社会内部结构、职分秩序一切建筑在其身之上。说身，指其生来的机体暨本能。人类生命重在其社会生命之一面，曾不异乎蜂蚁也。顾所以形成其社会者，非同蜂蚁之在其身与身之间，而宁在人心与心之间焉。试看蜂蚁社会唯其从先天决定者如是，故其社会构造形态乃无发展变化，而人类不然。人类社会自古及今不断发展变化，形态构造随时随地万千其不同。夫人类非无机体无本能也，然其机体本能曾不足以限定之矣。是知人类社会构成之所依重宁在其心也(详后)。说心，指人类生命从机体本能解放而透露出来那一面，即所谓理智理性者，将于吾书后文详之。

“生物学者达尔文是在同兽类密切关系上认识人类，而社会学者马克思则进一步是在同兽类大有分别上认识人类。”--语出谢姆考夫斯基。应知：达尔文之认识到人兽间密切关系者是从人的个体生命一面来的，而马克思之认识到其间大有分别者却从人的社会生命一面来的。此所以恩格斯在悼念马克思时曾说：正如达尔文发见自然界中有机体的进化法则一样，马克思发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法则。达尔文所观察比较的对象是在人身。马克思所观察比较的对象在古今社会，虽不即是人心，然须知人心实资藉于社会交往以发展起来，同时，人的社会亦即建筑于人心之上，并且随着社会形态构造的历史发展而人心亦将自有其发展史。

达尔文马克思先后所启示于吾人者，有其共同处，亦有其不同处。其共同处则昭示宇宙间万物一贯发展演进之理，人类生命实由是以出现，且更将发展演进去也。其不同处：泯除人类与其他生物动物之鸿沟，使吾人得以观其通者，达尔文之功也；而深进一层，俾有以晓然人类所大不同于物类，亟宜识取人类生命之特征者，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功也。设非得此种种启示于前贤，吾书固无由写成。

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乎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在此焉。

人心，人生，非二也。理想要必归合乎事实。

在学术猛进之今世，其长时间盘旋不得其路以进，最最落后者，莫若心理学矣。心理学的方法如何?其研究对象或范围如何?其目的或任务如何?人殊其说，莫衷一是。即其派别纷杂，总在开端处争吵不休，则无所成就不亦可见乎!盖为此学者狃于学术风气之偏，自居于科学而不甘为哲学；却不晓得心理学在一切学术中间原自有其特殊位置也。心理学天然该当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

心理学之无成就与人类之于自己无认识正为一事。此学论重要则凡百学术统在其后；但在学术发达次第上则其他学术大都居其先焉。是何为而然?动物生存以向外求食、对外防敌为先；人为动物之一，耳目心思之用恒先生认识外物，固其自然之势。抑且学术之发生发展，恒必从问题来。方当问题之在外也，则其学术亦必在外。其翻转向内而求认识自己，非在文化大进之后，心思聪明大有余裕不能也。此所以近世西方学术发展虽曰有偏，要亦事实之无足深怪者；而古代东方学术如儒家、道家、佛家之于人类生命各有其深切认识者，我所以夙昔说为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品也。关于此一问题后有专章，此不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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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心理学家失败在自居于科学而不甘为哲学；而一向从事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者适得其反，其失乃在株守哲学，不善为资取于科学。

科学主于有所认识；认识必依从于客观。其不徒求有所认识，兼且致评价于其间者便属哲学；而好恶取舍一切评介则植基在主观。人生哲学既以论究人在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评价而昭示人生归趣为事，其不能离主观以从事固宜。然世之为此学者率多逞其主观要求以勖勉乎人，而无视或且敌视客观事实，又岂有当乎?资产阶级学者较能摆脱宗教影响矣，顾又袭用生物学观点，对于人生道德以功利思想强为生解，非能分析事实，出之以科学精神也。秉持科学精神，一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之事实出发，以论究夫社会理想、人生归趣者，其唯马恩学派乎。马克思、恩格斯资借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虽曰“从头至尾没有伦理学气味”(1)(列宁曾说：“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见《列宁全集》第1卷《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北京1955年版，第398页。)，要不失为较好的一种伦理学也。其得失当于后文论及之。

第二章绪论(下)

吾书盖不啻如一篇《人性论》也。客有以人性论为疑者，辄因其致问而申论之如次。然其中某些问题非此所能毕究，读者必待全书看完，乃得了然也。

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人无敢以人性为言者。盖右派每以蔑视人性、违反人性诘责于领导，领导则强调阶级性，指斥在阶级社会中离阶级性而言人性者之非。客之所疑，即在人性、阶级性之争如何斯为其的当之解决也。兹没为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试求其解答。

一、何谓人性?--此若谓人之所不同于其他动物，却为人人之所同者，即人类的特征是已。人的特征可得而言者甚多，其见于形体(例如双手)或生理机能(例如巴甫洛夫所云第二信号系统)之间者殆非此所重；所重其在心理倾向乎?所谓心理倾向，例如思维上有彼此同喻的逻辑，感情上于色有同美，于味有同嗜，而心有同然者是已。其他例不尽举。

二、何谓阶级性?--此谓不同阶级便有其不同的立场、观点、思路等等。而阶级立场、观点、思路云者非他，即其阶级中人处在社会上对于问题所恒有的心理活动倾向也。

三、阶级性其必后于人性乎?--人类原始社会无阶级，阶级为后起，则阶级性必后于人性而有，是可以肯定的。时下不有“阶级烙印”一语乎?正谓阶级性是后加于人者。

四、人性果出于先天乎?--通常以为与生俱来者即属先天，所以别于后天学习得来的那种种。凡言“人性”者似即有“先天决定的人类心理活动倾向”之涵义。然此从生物进化而来的人类，即其远者--人类从猿的系统分离出来时--言之，既一千万年以上乃至三千万年以上(1)(人类从猿的系统分离出来的时间，现今一般都认为是在地质时期的第三纪中新世，或其前后；就绝对年代来说，至少在一千万年以上。美国耶鲁大学自然博物馆古脊椎生物学馆馆长西蒙斯教授，是关于灵长目进化方面的专家，据他证明在三千四百万年前就存在大猩猩和人类的分别派系。又学者称能制造工具的人之出现，直到现代人，为“真人阶段”。)，即其近者--能制造工具的人出现时--言之，亦经一百万年。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类，无论从体质形态、生理机能或其心理倾向任何方面来说，自都是又在此百万年间逐渐发展形成的。其发展形成也，大抵体质、形态、生理机能，或总云身的方面，多为在自然界斗争中从生产劳动愈用而愈有所改进；而意识、语言、心情，或总云心的方面，多为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彼此之交往相处愈用而愈发达。又不待言，身心之间自是交相促进，联带发展的。既明乎百万年间人类在其活动改造外界的同时改造着其自身；其自身且为后天产物矣，则人性又焉得有先天之可言邪?不可见其此时仿佛“天生来如此”而遽认为先天也。世俗一般之人性论，殆非通人之见欤?

或问：与生俱来，不学而能者，且未足以言先天，则更将向何处求先天?难道一切一切罔非后天，根本就无所谓先天吗?答之曰：是亦不然，请于吾书后文详之。

五、果有所谓人性否乎?--此一问题宜从两方面各申其说，乃得透彻：

(一)难言有人类一致之人性存在。--人类从形体以至心理倾向，无时不在潜默隐微演变中，积量变而为质变，今既大有变于古矣，且将继续变去，未知其所届；而其间心理倾向尤为易变与多变，其将何所据以言人性乎(1)(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有“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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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犹未若阶级性之掩蔽乎人性之为甚也。前既言之，人类生命实重在其社会生命一面；而阶级则发生于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其社会所必不可少的结构者。此一定阶段，盖指人类历史上有国家出现以至国家卒又归消亡之一阶段。国家--信如恩格斯所云--“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方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结构之云，正谓其在经济上同时又在政治上皆为既互相对立(剥削对被剥削、统治对被统治)，恰又互相依存，以构成此一社会内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也。此为一社会中的两大基本阶级，其他阶级、阶层则从属于此。虽论其人时代、地区曾非有异，而生死利害彼此处境不同，则其立场、观点、思路，一切心理倾向为其行动所从出者，夫何能不异其趣而相为矛盾斗争乎?此即阶级性之所由来。除原始社会外，从过去之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近代至今之资本社会，既不超外于阶级而生活之人，便无超外于阶级性之人性，乃至走向消除阶级之路如中国者，作为阶级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几已不存，而其人之种种活动仍见有阶级性(阶级斗争性质)。若在修正主义出现情况下，且可复反于阶级分化之局焉。甚矣哉，阶级性之顽固而人性之难言!

(二)人性肯定是有的。--毛泽东在其强调人的阶级性时，必先肯定说：人性“当然有的”(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1页)；其立言可谓确当得体。人性所以当然是有者，约言之其理有三：

1.生物有相同之机体者，必有相同之性能；其在人，则身与心之相关不可离也。在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人，果其身的一面基本相同矣，岂得无基本相同之心理倾向?虽曰意识、心情之发展与陶铸来自社会，而社会是不相同的(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但其发展总是在基本相同的机体基础之上的。发展到后来可能大异其趣，而当其开初则有此身即有此心，不可否认还有基本相同的心理功能为其发展之心理基础或素质。古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其谓此乎。

或问：此只是一种推论耳；此最初所有相同之心理基础或素质者亦可得而指实之乎?应之曰；可，请于吾书后文详之。

2.阶级性后于人性而有，既肯定于前；抑且人性将在阶级性消灭之后而显现，不亦为论者所公认乎?则人性当然是有的了。

或曰：原始社会之人性远在往古，吾人未曾得见；共产社会之人性远在未来，吾人复不及见之；则此又是一推论耳。其亦有及今可得而见之人性否乎?应之曰：有，兹试言之如次。

3.阶级性之在人者，纵许烙印深重，然其人性未尝失也。于何见之?此于其可能转变见之，或出此(阶级)而入乎彼(阶级)，或出彼而入乎此。彼此之间苟无其相通不隔者，其何能为此较变耶?马克思、恩格斯固皆资产阶级之人也，而为国际工人运动之先导，是其显例矣。今吾国之资产阶级分子，有的已得到改造，有的不正在改造乎?领导党以自觉地转变期之，而在彼亦以此自勉。即此自觉转变性即人性也。《论持久战》等文中早曾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在此，而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又或曰“主观能动性”(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文。)。

先生不晓得整个历史，正无非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一语。)?非第其今昔前后之莫准也。横览大地，殊方异俗。在不同的肤色种族，不同的洲土方隅，非皆有所不同乎?人种血缘关系而外，或受变于自然风土之异，或从各自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演来，而有所谓民族性者，表见其不同。说人类，信乎不失为同属人类，而见于其社会生活心理倾向间者，则求所谓一致之人性盖难言之矣。

又观于一向之国际工人运动、当前之世界革命运动，不同国度、不同肤色种族之人而共语乎一种思想主义，协力于同一理想事业，则人类所有种种分异举不足以限隔乎人性也，不既昭昭矣乎?

最后，吾愿说阶级性之被强调固自有理。人类从生物进化而来，后于高等动物而出现。其进化也，非因有所增益，而转为其逐渐有所剥除(剥除一些动物式本能)，是以人性生来乃无其显著(色彩)可见者。譬如说：虎见其性猛，鼠见其性怯，猪见其性蠢，如是种种；物性各殊，颇为显然，而人却不尔。人类盖不猛、不怯、不蠢，亦猛、亦怯、亦蠢，可猛、可怯、可蠢者也。试看：虎与虎之分别不大，鼠与鼠之分别不大，猪与猪之分别不大也，而人之与人其分别往往却可以很大很大；不是吗?人性显著可见者独在其最富有活变性(modifiabilitty)与夫极大之可塑性(plasticity)耳。是则所以为后天学习与陶铸留地步也。阶级性以及其他种种分异之严重，岂无故哉!

然而无谓人性遂如素丝白纸也。素丝白纸太消极，太被动，人性固不如是。倘此配虎性猛、鼠性怯、猪性蠢而言之，我必曰：人性善。或更易其词，而曰：人之性情明，亦无不可。凡此当于后文指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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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成自记

《人心与人生》一书1975年7月初间草草写成，回想其发端远在五十年前，中国屡为人讲说，时有记录，作辍不常，且以奔走国事不暇顾及者实有多年，而今卒于告成，殆非偶然。记其颠末于此，有许多感喟歉仄的复杂情怀亦并记出之。

1921年愚既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发表，其中极称扬孔孟思想。1923年因又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讲“儒家哲学”一课。在讲儒家伦理思想中，辄从我自己对人类心理的理解而为之阐说。此种阐说先既用之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实有重大错失，此番乃加以改正。其改正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

1924年愚辞去北大讲席，聚合少数朋友相勉于学。自是以后，数十年来不少相从不离之友，既习闻我“人心与人生”的讲说，因之有记存其讲词至今者。据计算我以此题所作讲演约有过三次。一次在1926年5月，一次在1927年2月，一次在1934年或其前后。

1926年春初愚偕同学诸友赁屋北京西郊大有庄(其地离颐和园不远)，现存有讲词一抄本，记明其时在5月。此一次。1927年2月即为旧历腊尾年初，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联合举办寒假期间学术讲演会派人来访，以讲演相邀请。愚提出“人心与人生”为讲题，声明讲此题须时一个月，未知是否适宜。来访者欣然同意。愚又提议印发听讲证件，向各听讲人收费银币一元之办法。此办法意在使人耐心听讲，不忽来忽去，且因那时交通非便，我每次入城需要车资。似此收费取酬的讲演在外国原属常事，在国内似乎前所未闻，乃亦承其同意照办。据我今天记忆听讲证计发出一百有余，开讲地点在当时北京大学二院大讲堂(各排座位次第升高，可容一二百人)，讲期约近一月，所讲原分九个小题目，仅及其五。此又一次也。第三次，则在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研究部诸生所讲者，今存其记录而未标明年月，推计约在1934年或其前后。

如上所叙，多年只有讲词记录，迄未正式着笔撰文。不过现存有一在1926年5月，又一在1955年7月，先后两度所为自序之文两篇。从可见其时时动念著作。此书撰写实开始于1960年，顾未能倾全力于此一事。至1966年夏，计写出第一至第七各章，突遇“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用书尽失而辍笔。1967年遂改写他稿。从1970年乃重理旧绪，日常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此，虽间杂为其他笔墨，而今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书虽告成，自己实不满意。他且不说，即以文笔有时简明顺畅，有时则否，亦可见其学力才思竭蹶之情矣。盖少年时因先父之教既耻为文人，亦且轻视学问，而自勉于事功。其后知事功犹是俗念，不足取；唯于社会问题祖国外患则若无所逃责，终不屑脱离现实，专事学问。一生学识既疏且隘，写此书时屡有感触。谈古中国文化则于古来经藉未曾一日用功。甚且不能通其文字章句。谈及现代学术，则未能熟习一种西文，尤短于自然科学知识。若问其何以于自己所不能胜任的学术上根本性大问题，--人心与人生--竟尔勇于尝试述者，则亦有故。第一，年方十六七之时对于人生便不胜其怀疑烦闷，倾慕出世，寻究佛法。由此而逐渐于人生有其通达认识，不囿于世俗之见，转而能为之说明一切。环顾当世，此事殆非异人任。第二，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

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生活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1975年7月15日漱溟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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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 著作  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梁漱溟，2020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某某某

封面设计：某某某

出版发行：某某某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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