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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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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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天是九· 一八事变忌日，作者将力所能及收集到的有关史料呈上，以满足嗜好这段历史的读者作参考。本文仅是《中国这一百年》一章节，恕对文中未附注释致歉。

九·一八事变

    松柏

1931年3月，时任中国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注1）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看到的满蒙》讲演，称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国防第一线”。5月29日，在日本部长会议上板垣征四郎再次发表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鼓吹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是日本“当前的急务”。6月19日，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拟草《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中，拟定1932年春采取军事行动，而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主张立即行动，“要亲自制造机会”。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板垣和时任关东军作战科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共同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书》，但文官内阁反对现在用武力夺占中国东四省。

1931年初夏，东北发生了东北军枪杀日本间谍案。1931年5月24日夜，东北军兴安屯垦区屯垦军第3团第1营营长陆鸿勋巡夜时在丛林深处捕获携带有枪支偷越军事禁区四人，其中两名日本人：关东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蒙古人俄罗斯人各一名。团长关玉衡即对四人进行了询问，在询问中，中村承认自己是日本帝国陆军大佐，井杉亦是日本帝国陆军军官，并威胁说：“阁下若敢乱来，无端杀我二人，我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必将东四省夷为平地。片甲不留。”关玉衡从他们夏天穿棉衣棉裤发现破绽，欲撕棉衣夹层检查，遭中村、井杉反抗，中村在抢夺大刀时被中国士兵用枪托锤昏，井杉亦被揍成半死。光玉衡从他们棉衣棉裤夹层中搜出：十万分之一日文、俄罗斯文辽吉黒三省军用地图各一张，奉天测量局十万分之一辽吉黒军用地图一张，三张地图皆经红蓝铅笔作了勾改校对印证；自测自绘兴安屯区兵要图一张，洮索铁路线图并沿线桥梁

涵洞断面图一张；表册二份：一册载明兴安屯垦区兵力部署，一册载明沿途地理水文情况。从所获的文件物证表明中村、井杉显系日本军事间谍。依据国际法通例，可在军事禁区处死间谍，但中国太弱，“弱国无外交”，该如何处置却使关玉衡犯难。于是关玉衡召集各营连长开会商议，会上提出了五个解决途径：一、放走中村一行；二、交由屯垦公署处理；三、明证其罪，公开枪决，明告于世；四、假借释放，于路派人伪装成匪賊将其击毙；五、立即秘密处决，毁尸灭迹。争论一天意见都未统一，大家待关玉衡决断。关玉衡分析道，中村、井杉在缠斗时被打伤，若放回去日本人亦不会干休，若交屯垦公署事情会进一步扩散，更加被动。依照国际法通例在军事禁区的间谍可公开枪决，但对弱国这是自寻外交纠纷，于路伏击又恐有疏漏，于是只得秘密枪决毁尸灭迹。关玉衡告诫大家：“此事重大，不但关系我等身家性命，也关系我东四省三千万同胞命运，诸位务必做好保密工作切不可走漏一丝风声。”5月27日深夜，中村一行被秘密处决灭迹，

天亮后关玉衡亲赴屯垦公署报告处置中村案件始末，又派专使上报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张学良。

那时东北东四省正掀起收复国权运动，要日本人交还东四省所占土地并赶离东北全境，中日间纠纷不断。板垣、石原的占领满蒙计划此时正被搁置，但二人不甘寂寞，利用此空闲完善东四省情报，对他们尚未亲自去过的兴安屯垦区作一番参谋旅行考察。1931年7月中旬，板原、石原二人化装后即由旅顺乘火车北上，无意中从日本妓女植松菊子口中听到关东军中村等在兴安屯垦区被枪杀灭迹事件，但苦于没有证据。二人急忙赶回奉天，请陆军奉天特务机关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设法尽快搜集物证以证实中村案件，并强调夺占中国东北、蒙古的机遇皆在此中。于是土肥原化装成货郎，挑着货郎担，带着一伙特工径奔兴安屯垦区第3团驻地。土肥原在马车上从马车夫口中听到中村等被杀的经过，因马车夫的亲表弟是关团长的贴身勤务兵。随后土肥原又在镇上当铺里获得刻有中村震太郎名字的手表。日本人又用

菊子作钓饵，绑架了屯垦公署军需官，获得了所需的详细材料。土肥原速回到奉天，很快就写出了案情报告并发往东京参谋部，又将案情透露给报界，一时东北、上海、北平、天津各处日文报纸及东京各大日本报刊皆以头版头条报道，报端竟出现要出动百万陆海军，荡平中国南北三十省区，为中村报仇的字样（注2）。

日本中村等间谍案，加剧了东北紧张局势。8月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来电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乃勿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注3） 当时虽然东北军精锐部队已调入关内，但在东北还驻扎有17万军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张作霖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到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奉军不仅有了制造重炮的兵工厂，而且还组建了拥有270架飞机的空军，多艘舰艇的江防舰队，从整体军事实力来看强于日本关东军。

1931年9月11日午后，在北平的张学良忽得蒋介石密电，令其速赴石家庄一见，

面谈中村案善后及东北外交难题。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就说：“有人说关东军中有人想借中村案为由，乘势发动战争，夺我东北各省，我不能不信。”张学良问：“战争开启时，我方是否仍不能抵抗？”蒋介石道：“仍不能抵抗。”张问其详，蒋反问道：“东北我军兵力现有几何，如何部署？”张学良答道东北军与日军10400人的兵力比是10:1，人枪占优势，可以一战。当时东北军虽有20个旅20万人枪，但分布分散，其中黑龙江5个旅，吉林9个旅，辽宁6个旅，沈阳却只屯一个旅。蒋介石分析道：“反观关东军，虽只有10000人枪，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又沿南满铁路集中部署，可以一当十，随时在决战地点形成局部优势，是以若真开战，东四省不消一周，便将陷于日人之手。”张学良不服道：“由北平经北宁铁路线到沈阳，可朝发夕至，我若由关内紧急调东北军回援，或可与关东军一战，也未可知。”蒋介石回复道：“眼下东北军驻屯关内，涉及全局，万不可调回关外。”蒋接着说：“现在阎锡山、冯玉祥虽败，并不甘心，若东北军回撤关外，

其必卷土重来。广州方面，汪精卫李宗仁等人另组国民政府，割据一方。犹有甚者，是共产党势力坐大，已成心腹之患。”末后蒋介石归结道：“如今我国四分五裂。党内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汪精卫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制造分裂。党外有共产党组建红军，武装割据，欲摧毁我民国根本，国家既不能统一，又如何对日作战？是以莫说关内局势复杂，不允东北军撤回关外，即令东北军回撤能战胜关东军，亦是徒招日本倾其全国大军来攻，届时我又从何处抽兵增援东北军，与日本全国军力抗衡？”张学良不禁叹道：“如此说来，东四省千里沃野，是注定要丢给日本人了！”蒋介石道：“也不尽然。···如我稳忍持重，处处退让，日人仍以武力占我东北，届时理尽在我方，‘国联’必为我伸张正义。”并说明已令我驻国联代表向国联申诉，请国联出面调解纠纷。张学良道：“国联并无军队，即是如此，便未必能约束日本。”蒋介石道：“国联虽不能强制日本如何如何，但国联由英、法诸国主持，现在又有美国与国联合作。英法并美国在东

四省皆有利益，断不允日本独占东四省。”蒋介石稍顿又转言道：“况日本陆军一向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国。田中奏折要旨，其实是如何准备与苏联决战。是以日本占领东四省后，必激化日苏矛盾，酿成日苏决战。届时我蓄力数年，工业化初成，尽可坐收渔人之利。···若不作抵抗，静待国联解决，不但可保存国家元气，争取时机统一国家，且可以夷制夷，使日本与美英苏矛盾激化，尽得渔人之利。”张学良恍然若悟道：“总司令一番分析，由浅入深。令我茅塞顿开，学良当尽依总司令将令，部署东北对日交涉。”

“国联”系指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约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故广州政府代表缺席。

双九国代表组成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制定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史称“九国公约”，“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称“国联”。 《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阻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的巩固的政府；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公约确定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蒋张面谈后，按张学良的指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急赶回沈阳，让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日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会谈。9月12日，日本人提出四项善后要求：一、道歉；二、处理责任者；三、赔偿一切损失；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荣臻取出中村间谍活动的物证，道：“这些物证，足以证明中村大尉擅自闯入军事禁区，刺探军情，又无旅行护照，故对其安全，我们不能负责。”林久治郎仔细检视了物证，见不容抵赖，急出一头冷汗，

威逼道：“日本帝国军人，一向横暴，有下克上之风，尤不听从外务官员劝告。值此之际，贵方还拿出这些证据，又有何用？”荣臻针锋怒道：“我国军人，也十分横暴，中村大尉不带旅行护照，擅自闯禁区，绘图拍照，遭下级军人自动处置。我们亦无可奈何。”李济川急道：“荣参谋长···我在北平、锦州、沈阳三处奔走，负上传下达之责，请参谋长照少帅、辅帅指示办。”荣臻大怒道：“我不管，我荣某人不能揭这亡国史的头一页。”谈判破裂。林久治郎走后，荣臻辩解道：“我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分明是中村擅闯军事禁区，刺探军情，罪有应得，日人恃强不认罪，反天天上门逼我道歉赔偿，这外交我不办了。”（注4）板垣等人故意夸大中村案情，一心破坏谈判，推动事态向战事演化，谋求趁机动用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暴露后，便提前策动了战端。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驻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第二营第三连百余人，以演习为名，乘黑夜离开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急进，至沈阳城

西北郊柳条湖散开警戒，禁止通行。河本中尉率6名爆破手，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一段铁路炸毁，史称“九·一八事变”或“柳条湖事件”。预谋就绪的沈阳城各处日军闻听巨响，两支日军按预定战争方案出击：南一支由关东军第2师第2旅第29团长平田幸弘大佐率领1500兵力攻击沈阳城。北一支由关东军铁路守备队第二营营长岛本正一中佐率领500兵力，从北西南三面合击离沈阳城北5公里处的东北军核心阵地北大营。

北大营驻军是东北边防军王以哲第7步兵旅，计辖步兵3个团，连同特种兵、辅助勤务部队约8000余人，是东北边防军王牌。9月18日这天正逢第7旅发军饷，官兵们领薪后忙着向家里汇款或外购物、下馆子。忙了一天后大部分官兵已经休息，营区防务便有些松懈。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丧事，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留在营区值班，面对攻进北大营的500余名日军，东北军将士伤亡不断增加，一部分营连长不顾不抵抗命令，令士兵取出弹药，据守各处

阵地，与日军对战，但大部分仍在执行不抵抗命令。此时双方万余兵力陷入混战，旅参谋长赵镇藩见南北两面日军攻势十分猛烈，便思道：“眼下战斗，全不成章法，既不能放手一战，又不可坐以待毙，只好如此如此了。”于是以旅长王以哲的名义，令620团据守营垣东门，阻击日军，其余各部相互掩护与日军脱离接触，由东门突围，向东大营转移。“九一八”，日军武装侵略东北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本。”这是张学良机要秘书郭淮城对“九一八事变”当时状况的回忆。郭淮城的回忆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1、事变当时身为东北边防军统帅、东北保安军总司令的张学良不再东北；2、当夜已就事变报请南京中央政府请示对策；3、南京中央政府“复电不准抵抗”。而现存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记录档案与邵元冲日记记载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是在19日下午才收到张学良的报告，得此消

息后蒋介石才急忙赶回南京。蒋介石在9月18日上午乘“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赴南昌主持“剿共”事宜，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道：“对匪决取包围策略”。9月19日下午蒋介石的军舰刚刚抵达南昌，张学良发自北平的电报也立即被送到蒋介石面前：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从张学良发给蒋介石电文档案，由“昨晚”两字可知，该电拍发日期应是9月19日，郭淮城的回忆不符合史实。然而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询问详情，报急的电报接连不断，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知道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他感叹道：“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明知危亡在即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 则不收回东省 永无人格矣”。（注5） 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因此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目前还没有史料来支持这一结论。

蒋介石悉知“九一八事变”后，当即南京政府就采取了外交手段，把问题提交给国

际联盟。南京国民政府驻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立即向国联理事会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敦促日本立即撤军。但日本代表则声明双方只是一般冲突，国联不必重视“地方事件”。而就在此时，日军正在猛攻长春，9月19日下午5时30分日军攻陷长春。20日占领沈阳。同日张学良在北平召开新闻记者会，他再次向中外记者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到这时，中国人才从报上得知日军占领沈阳的信息：“日军昨陷沈阳 同时长春营口安东抚顺均被占据 日海军由旅顺出发分赴塘沽青岛 我决採不抵抗主义以待国际公判 外交部已向重光紧急抗议要求撤兵”。在国联会议上，24国投票谴责日本侵略行径，日本蛮横拒绝国联的调查，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国联的态度随之软化。从9月18日到25日的一个星期内，辽宁、吉林等30余座城市相继沦陷，以后又进一步侵占了东北其它地方。当时中国军在东北的兵力，据日方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

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2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辽宁军19.5万，这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迁到了锦州。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但关东军当时只有1万余，加上朝鲜军违令增援的3万余兵力，还无战胜东北军的把握；另外黑龙江还有马占山1万余抗日部队，还要担心苏俄染指，锦州所在的北宁铁路线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进攻锦州会引起国际冲突，因此关东军的局面也十分艰难。一年前张学良对苏俄发动中东路事变，企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为之震动，当时日本所占领的关东州旅顺军港和大连港，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期即将在1932年到期，日本料想中国政府不会同意续租，这就是日本一部分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起事的根由。

9月20 日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军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31年11月7

日），宣言称：“帝国主义强盗看得很明白，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什么欧联盟，什么胡佛计划，其根本都不出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更进一步实现，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掩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回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这次行动不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与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任何一派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紧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你们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过去济南惨案及万宝山惨案及一切惨案都被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出卖了！我们还要梦想国民党政府去抵抗帝国主义进兵吗？国民党军阀统治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屠杀

中国民众的保镖，我们应该一致行动起来，打倒国民党，打破一切和平改良的欺骗，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注6）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决议》，决议称：“···所谓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武装保卫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加紧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注7） 显然，“九·一八事变”为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未能通过的“对其他党派采取独立和斗争”条款提

供了重申的机会。

9月25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长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贺龙、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 署名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毛泽东在第六部分写道：“士兵兄弟们：你们必须要另找出路啊！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军官杀掉；然后你们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权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劳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做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军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你们就变成了工农兵的武装——工农红军。如果你们住房的旁边已经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参加红军。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兵的利益，

只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掉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兄弟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啊！”（注8）

9月30日，中共中央就“九·一八”事件发表第二次声明：“国民党的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实现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该声明还进一步宣告：“全中国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穷苦群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

和的死敌。”在中国抗战史上，作为中共的重要历史文献，承认了国民党在抗战前夕已经倡导“统一战线”，这段文献已明确“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一致对外”，显然由于意识形态缘故，中共的声明对“统一战线”作了不恰当的阐述和延展。

10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声明：“不打到国民党，我们就不能同帝国主义宣战，就不能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坚决的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把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心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9月19日，第十二届国际联盟理事会年会在日内瓦举行，主席里拉克斯在开幕词中就“9.18”事件质问日本代表，并告诫日本代表，日本政府应从速采取必要处理，恢复平稳状态。9月21日，中国向“国

联”提出控诉。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正式作出决定：要求日本政府即日撤退军队，在10月1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9.18”前的状态，并组成调查团进行调查。中国政府代表施肈基表示，日军应将所占领土交还中国政府。自9月30日国联决议后，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递交了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对于国联的决定日本拒不执行，1931年11月12日日本关东军开始进攻黑龙江，随即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由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面对全国民众一致要求团结对外的呼声，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不得不停止进攻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公开通电表示“和平统一”，但首要条件仍然是蒋介石下野。1931年12月15日，面对难以收拾的残局，蒋介石发表《蒋主席辞职电》宣告下野，而原本由蒋介石带兵北上抗日的计划也就随之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入住南京。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决心今日归乡 故昨夜喜而不寐 唯对党国未有善后之法 愿上帝保佑我继任者成功”。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

京开幕，两个政府的局面得以解决，蒋介石出席了开幕式后与宋美龄一道恭谒孙中山陵，随后乘飞机飞回浙江奉化。

1932年1月2日，张学良以等待调停为由完成了将在锦州地区的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撤入山海关内。1月3日，日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锦州，至此东北全境沦陷，兵工厂、飞机、舰艇沦于日本关东军手中。日军占领沈阳后清点战绩，“日军计得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其余弹药、粮草、被服，皆堆积如山。又俘虏辽宁省主席藏式毅并各级官员。”（注9） 张学良退到北平后，即向武汉中央政府索取巨额军火粮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飞往北平，督促他出兵关外抗日。张学良说：“我去抗日，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汪精卫气得两眼含泪说：“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张学良回答道：“交不交待是你的事。”汪精卫伤心地回到南京后即宣布辞职下野。1932年初，早已不问政事的吴佩孚专程到北平，责问张学

良为何“9.18”不抵抗：“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由英国李顿、中国顾维钧、日本松冈洋右等组成的调查团于1932年3月到了东北调查，松冈洋右一番毫无逻辑不伦不类的话（东北是日本的移民的所在地，从东北取得的铁矿、铁矿砂东北的木材、工业的原料、依靠东北，因此我们在东北有这个，别的国家所没有的，依靠东北的这个情况。）中国竟没有一页资料数据加以驳斥。自1931年9月30日国联第一次做出决定到1932年2月，国联就中国问题共召开了六次特别大会，而日本均拒不执行大会决定。对国联调停的无力令中国人十分愤怒，北平学生乘火车到南京政府请愿，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国人的一片攻击声中，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副部长相继辞职。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未能得到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国联的约束能力降至极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野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衰落，故英国至今发行的教科书认为，日本侵

略行为不仅摧毁了国联联盟，还引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欲望。对于日本的侵略行为，毛泽东则认为，“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去了政权，同时，你们（日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战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P533~534）

理清“9.18”事件前后历史，1931年9月20日报纸所载“不抵抗主义”并不是出于“九一八事变”当时，“不抵抗主义”这五个字，最早出现在蒋介石日记里是1928年5月10日，全句是“决取不抵抗主义”，其历史背景是1928年的“济南惨案”（详见第二次北伐部分）。因此，将过去针对某一历史体事件所作出的决定，牵强在另一历史事件上，将某一战术的决策看为整个战略的决策，这将使“历史”不成为历史，也吸取不到历史的精华。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强调：“已严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这与张学良在事变发生时的“不抵抗”在军

双击事上和策略上是有区别的。在当时中国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军阀时时威胁到中央政权，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军正在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军事进攻，中共更是借“九一八事变”公开号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士兵哗变”“武装保卫苏维埃”消灭“国民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如此国内严峻局势来面对国力数倍于己的日本侵略，南京政府实无力发动武力抗争。如此将东三省丢失的责任全推给南京政府而与自己毫无干系，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自然会公正裁决丢失东三省各自应负的责任。

细读“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政治态势史料，自然对东北的丢失可获一个合符逻辑的解释。（注10） 汪蒋长期分合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谁来主导国民党主导国民政府，与御外无关。至于东北的丢失与中国的政治并无必然的关联，反倒使汪精卫广州政府找到了迫使蒋介石下台的最好证据，中共获得了“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的有力武器。当然此后谁都未出兵东北，但谁都从中获得最编辑文字

大的政治利益。

对于在一个星期内东三省就丢失，其原因张学良在台湾于1990年12月9日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东北丢失作了解释：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31年这段时间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时期之一了。在动荡不堪的1931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回顾自己经历的这多事之年，心中又有伤感之情：对国不能尽党，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对家不能尽道，枉为人世忝余所生。与他两年前最后一天日记的“幸全国已告统一 我堂堂中国必能独立自由平等于现时代也”恍若隔世。

1934年5月，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10

周年纪念日，就 “9.18事变” 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

要为自由 要为中国来争取 要死在日本人前面 这天下你们站出来 需要做我们的军人 就是做我们党国的军人 在帝国主义的暴政之下过日子 日本帝国主义时时刻刻拿着炮来威胁着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期 正是我们革命一个英勇的时期 我们的同志 我们全国的军人 我们应该在我们领袖领导之下 时时准备着拿我们的血 我们的肉 来换取我们国家民族的自由平等 这是我们今天成立10周年的日子 共同组织 共同的国家 应该要做的事 完了（影片录音整理）

 “九一八事变”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是日本两位青年军官：一位是关东军石原莞尔中佐，一位是板垣征四郎大佐，他们主张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领土扩张，减少国内的失业和人口过剩，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满洲。“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屁护所。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注11）

板垣和石原认为，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急需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但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在此后不到半年时间，日本就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关东军为达到长期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派遣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策动“便衣队暴动”，将隐居于天津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带到长春。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成立“满洲国”，扶植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后加冕为“满洲国”皇帝，日本从当初企图“完全控制满洲”到要把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分裂出去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注12 ）

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威胁到苏联的远东战略，从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干涉中国内政。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了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做出决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列任务：更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取得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

“九一八”是日本在中国实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分水岭。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行将各地散住户归并在一起，大量无偿占用劳动力，导致耕地减少，粮食产量下降，东北三千多万人口，农民占85%，而“粮

谷出荷”（即强行，征购粮食）一年强似一年，“粮谷出荷”属军用物资，一粒不能少，全东北粮食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据说需1200万吨，而“粮食出荷”就达800万吨。此时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对东北的开发，只得借助犹太人的财富。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开始遭受俄国人的迫害，经济实力雄厚的犹太人流亡中国后便逐步集居在哈尔滨。“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许诺对犹太人不采取歧视并给他们一块土地安身复兴犹太国，而犹太人则用财富帮助日本人在东北和以后侵占的土地上投资，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这就是日本的“河豚鱼计划”（注13）。

1937年，哈尔滨犹太人社区组成远东犹太人评议会，年底召开了第一次远东犹太人社区会议，会议通过一项公开决议：“我们在国家法律之下享受种族平等和公平，并将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以建立亚洲新秩序。”“河豚鱼计划”正式实施后，世界各地犹太人纷纷涌向中国东北，一时犹太社区、犹太教堂遍地涌现。在几年时间内日本凭借

犹太人的钱财，利用东北丰富的矿藏和人力资源，使东北迅速成为东亚重要的工业中心。然而东北工业的兴起，并没有圆在东北犹太人的复国者的梦：美国政府持反对态度迫使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组织否定了在中国东北的复国计划，与此同时，该计划也遭到东北人民的强力反对，一时间东北犹太人伤亡惨重，财富损失巨大，整个犹太社区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欧亚轴心国，日美关系急剧恶化，“河豚鱼计划”宣告破产。

                   2024年9月18日 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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