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进期刊

跃进期刊

总第01期

2024年10月

YUEJIN                      JOURNAI

主办：仲达

技术支持：KE

【本期导航】

谈古论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开眼看世界

经典重温

科普解释

目录

【经典重温】

因为人员不足导致未做

【科普解释】

因为人手不够导致未做

【谈今论古】

 论加班问题，及八小时制

为什么要反对奥运会

P04/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古巴革命是走向社會主義嗎

【开眼看世界】

印共毛的采访

IMT创立革命共产国际：格兰特的“大跃进”，除了吸引人的广告活动以外，没什么新东西

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犯，受到惩罚！

乌克兰，仍然是战争......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祝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20周年

2024年10月

总第01期

 论加班问题，及八小时制

为什么要反对奥运会

P04/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古巴革命是走向社會主義嗎(1)

谈今论古

由于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工时问题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不同人群面对的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态度。

比如在今年5月，在无锡的比亚迪工厂发生了罢工，工人们对工厂推行四班倒，5 天 8 小时的工作制度不满，要求工厂重新恢复夜班等原有的工作制度。在工厂里这种罢工时有发生，十年前的富士康就有过为要求加班而发生的罢工。当然工人们并不是真的想上班，而是为了挣加班费，以比亚迪为例，比亚迪工人的工资分成两部分，基本工资+加班工资。无锡比亚迪工厂的底薪是2490元，平时加班1.5倍——21元一小时，周末加班2倍——28元一小时，法定节假日3倍——42元一小时。如果按照现有的两班倒，平时和周末加班，工人一个月可以拿到5000—6000元，这个收入是勉强可以维持生计的。但如果按照新规定四班倒、5天8小时制，工人一个月就只能拿到基本工资2490元，根本维持不了生计。

任何有过工厂工作经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现象在工厂中是常态，基本工资很低，工人全靠挣加班费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有意思的是，工厂也算是国内为数不多真正落实加班费的地方。

但是靠加班来维持生活是当前中国的特殊情况。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拥有大量的制造业订单，使得工人有班可加，可以通过加班这种形式来挣钱。在其他国家，工人通常面临的是无班可加的状态。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所有制造业工人都愿意加班。

其实在国内其他很多行业，工人无法通过加班来挣钱，因为工作量只有那么多，继续加班都是在做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企业根本不给加班费。在很多白领工作或者脑力工人工作中我们能看到这一现象，虽然企业强迫加班，但要么是进行洗脑式的会议，要么就是单纯侵占劳动者的时间逼迫离职，真正做有意义工作的时间少之又少。这些工作的收入尚可，因此主要的矛盾点集中在减少工作时间上，比如前几年著名的“996.ICU”运动。

而服务业工作在这一问题上更加明显，只有有顾客时才有工作，工作时间也不固定，根本谈不上加班。这些工作有不少是采用兼职的形式，或者是用招聘老人等方式来维持低工资水平。

所以当前国内的情况异常复杂，但是这并不是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对立，而是各部门发展阶段的不同产生的不同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团结最广泛的工人群体，而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将其他人视为工贼。在当前，我们应该反对强迫加班，争取自由加班的权利。

随着我国工业的产能过剩，制造业工人也渐渐开始面临无班可加的情况。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其他国家工人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曾经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她发现对于美国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腰酸背痛却只有最低报酬的工作，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交通费和伙食费的。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或者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才能生活得下去。芭芭拉写道：“在西屿时，我一个月赚1039美元，其中517美元花在食物、汽油、梳妆用品、洗衣、电话及日用品上。房屋租金是害收支平衡破局的祸首。如果我一直住在月租500美元的经济房，就应该能付得起房租，并结余22美元。

◎ 来源：佚名

若我试图再继续多过几个月，这会是一个很险恶的情况，因为迟早我会需要花医药费、看牙医或买布洛芬止痛药之外的药品。但我搬到拖车公园后，一个月光是租金就要付625美元，其他用品还不包含在内。也许我可以不要开车，花50美元买一辆二手脚踏车或走路上班来节省开支，但无论如何，两份工作都是必须的，而我发现，我无法在同一天做两份都非常耗费体力的工作，至少若是要称职地做好就没办法。我在缅因州波特兰的时候最接近收支平衡状态，但之所以能如此的唯一原因是：我一周工作7天。我做两份工作，一周扣掉税后的收入大约是300美元，一个月付480美元房租，等于把收入的40%花在房租上，这个比例算是可接受……然而我却不确定自己能月复一月每周工作7天都不休息，也不确定自己不会跟清洁公司的同事们一样受到工作伤害。”

这不单是作者自己的情况，据作者的观察：“有一天晚上，我和莲妮一起坐在休息室里，那时我才得知，沃尔玛只是她其中一份工作，她的班是6小时，一天中还有其他8小时的时间，她是在工厂担任时薪9美元的工作。这样难道不会累得要命？她说不会啦，她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广播放送站的厨师另外还做两份工作。”

由此可见，对于底层体力工人来说，兼职才是常态，中国这样的加班只是个例外。而中国的底层服务业工人之所以还能维持生活不至于像美国工人一样，要么是靠前些年经济繁荣期攒下来的钱，要么是家里人还在做相对收入高一点的工作。另外中国廉价的房租和农产品也降低了不少生活成本。但即使这样，也有很多老年人聚集在日结工市场，比如郑州的刘湾劳务市场，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因为很多人的养老金根本不够养老，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留下多少积蓄。

再说回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工人的生活却如此辛酸，这应该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但也正是因为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企业的利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所以工人还有一定的讨价还价空间。在2012-2013年间，纽约的快餐业工人在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组织下率先发动集体抗议，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这一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席卷全美，渐成燎原之势，家政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甚至大学助理教职等低收入工作的工人都被动员组织起来，声势不断壮大。“争取15美元时薪”从一个示威游行的口号变成了一场多元运动的标志，带动了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大讨论。2016年5月26日，一位收营员在芝加哥麦当劳总部抗议年度股东大会时对媒体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现在是时候团结起来，变得更强大，因为现在我们不是说要体面的工资，而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不管我们住在哪个区，我们都是在贫困中，而麦当劳今年前三个月的利润就有10亿美元”。由此可见，“争取15美元时薪”运动能够赢得一般美国人的民心有着深刻而现实的社会背景，有42%的美国工人小时工资低于15美元，其中女性和有色族裔占了很大比例，低于15美元时薪的工人中近一半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上，这样的收入水平无法满足他们家庭基本的生存需要。

在这场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多个州和城市将15美元时薪列为地方选举的公民投票议案，并最终获得通过。例如，2013年11月在西雅图机场工人的抗争下，选民投票支持将他们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时薪，这次行动的成功促使西雅图市议会在2014年6月通过了美国第一个15美元时薪法案；而旧金山市在2014年11月的选举中也通过了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提案，最终到2018年7月1日起实现15美元时薪。其他已经通过15美元时薪议案的地方还包括洛杉矶，华盛顿特区以及纽约州等，这对“争取15美元时薪”运动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工人的时薪增加了，工作时间自然可以相对减少了。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有这样的斗争空间，那么对于欠发达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况？众所周知，如果工人要求的工资份额超过了企业利润，那么企业就会倒闭。但工人必须要求一定量的工资，否则就无法生存。这在很多欠发达国家是个两难困境，因为企业的利润本身就很少，针对这种情况，工人应该怎么办？

在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后，不少企业破产。但这其中许多企业的工人，并不是坐视企业倒闭、老板跑路，而是联合起来接管和重开了自己的企业，通过工人集体自治的方式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截止到2018年，总共已经有近400家企业被占领，并被工人们改造成工人运转的合作社。鲍恩酒店的工人成立巴乌恩合作社、接管并继续经营酒店的故事，就是阿根廷这波工人自治浪潮中的一个范例。2005年，合作社使得鲍恩酒店重新对外开业，一直运转到2020年新冠期间国家强制要求其停业。在这段营业期，巴乌恩合作社顺利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从2003年初创时期的30名成立者起，巴乌恩合作社迅速壮大，很快就拥有了上百名成员。多年来，由于鲍恩酒店在组织方面做出的努力、地处于中心位置以及主办活动、新闻发布会和接待其他团体访问的能力，它也成为了工人自治企业运动的领导者。

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下巴乌恩合作社内部的一些创造性福利措施。由于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力量还是制约着合作社，因此虽然工资是平等的，但合作社成员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合作社通过创造性地开发一种生存性融资的系统，在低工资的条件下保持了对同工同酬的承诺，也帮助工人解决一些经济困难。这是人们为应对低工资工作和不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而制定的各种经济生存策略。

当合作社第一次在工人的控制下重新开业时，它通过平均分配波动的利润来支付成员的工资。随着其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稳定，工人大会最终制定了正式的基本工资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大会还制定了额外的津贴，这造成了实得工资的一些变化。当其他工人自治企业放弃薪酬平等计划时，巴乌恩合作社修改了其薪酬结构，同时保持对平等的正式承诺。例如，合作社对职位进行了分类，并根据经理、协调员和理事会成员以及出纳员或管理员需要承担的额外责任分配津贴。对于那些轮班时间较长的成员，他们可以获得加班费，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出勤和准时的奖励。地位差别决定了其他津贴。相对于成员在合作社的任期，以年为单位获得补偿;有孩子的成员因其家庭状况而获得加分;合作社的创始成员获得少量津贴。最后，所有成员都获得相同的旅行津贴，以抵消他们日常通勤的费用，并在他们的生日，母亲节或父亲节，孩子出生时，在年底假期之前，以及在学年开始时获得一次奖金。除了薪水之外，巴乌恩合作社的成员还享有相同的带薪假期，他们必须在年内使用这些假期，并享有合作社共同的利润共享福利。每年两次，财务主管对合作社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向大会提出利润分成数额，然后按相同的比率将奖金分配给全体成员。

更重要的是，工资率是由工人大会集体决定的，这就形成了对工资结构的广泛理解和合法性。成员们定期公开讨论合作社的财务状况和工资水平。合作社的工资勉强能跟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成本。

接下来是针对工人的信贷。巴乌恩合作社在形式上是一个工人合作社——一个由其成员平等拥有和经营的组织，而其运作就像一个混合组织。通过发放个人贷款，它模仿了信贷合作社提供的服务，通过提供大宗商品的折扣，它像一个消费者合作社一样运作。这些内部信贷机制至关重要。首先，他们向被排除在传统工资报告之外的成员提供福利。其次，他们在工作场所引入了一种额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成员在合作社的所有权股份产生的，而是由他们对合作社的债务产生的。巴乌恩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无息贷款，提供贷款是为了支持成员的基本需求。除了提供贷款外，巴乌恩合作社还以第二种方式向其成员提供信贷: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购买食品和住房的机会。就像食品合作社的成本节约策略一样，人们可以通过批量采购来获得更低的价格。成员们定期要求将牛奶、奶酪、肉和其他杂货随合作社每周的供应一起送到。当成员想要购买商品时，他们会写一份备忘录，把它交给一名库存经理，后者在每周的订单中包含了个人的要求。然后，她把这些备忘录交给行政部门的成员，由他们计算支出的金额，并从成员的月薪中扣除。这种做法不仅帮助成员以更低的价格进行购买，而且还将其分散到付款中，以减轻财务上的冲击。因此，大宗采购在两个方面使合作社成员受益:一是降低家庭开支，二是提供短期信贷额度以支付购买的全部直接成本。

除了工资和信贷，生存性融资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涉及赚取时间:具体来说，是带薪休假。多年来，巴乌恩合作社建立了一个内部时间库。作为在特定场合和节假日工作的交换，成员可以与其经理协商，要么获得加班费，要么获得时间银行未来的带薪休假。换句话说，合作社之所以盈利，只是因为周末所有的加班劳动都在未来的休假中得到了补偿。在很多时候，加班是存在的，除了经济需要外，一些成员认为加班是他们对合作社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在一个长时间加班已成为常态的服务性工作场所，理想的自我管理的工人冒着为了集体利益而剥削自己的风险。例如，在一次活动结束后，一个成员回答说:“我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了合作社。我把自己更多地投入到合作社中，而不是其他任何事情，今天合作社做得很好，所以我必须继续维护它。我不能辜负它。”成员们长时间工作不仅是为了赚取额外的工资，也是为了帮助合作社维持运转。另一个成员解释说，他长时间的加班是对合作社的“投资”。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状况极差的欠发达国家中工人是如何保障自己生存的，这时候工资和加班问题本身都已经不重要了，都是工人自我管理的从属命题。当然，这些手段的作用始终有限，毕竟市场经济对每个经济体的压力都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合作社到后来也变得和资本主义企业毫无区别。只有在工人国家，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才能既保障工人的收入，又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

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震撼了全世界，引发了舆论的两极撕裂。保守主义者暴跳如雷，不断咒骂开幕式是群魔乱舞，叛经离道毁人三观。进步左翼受到鼓舞，认为体现了对自由、平等、多元、开放、包容、解放的追求。不错，这场开幕式拥有多彩的旗帜，将革命作为正面叙述贯穿始终。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从女性主义到性多元和变装表演，从新浪潮电影到酒神狂欢，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感受到革命与爱的激情。

当然，开幕式只是一个梦幻气泡，是一个被裁剪的革命叙事，从五月风暴到黄背心运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镜头。现实与狂欢之间的裂痕也让开幕式的精神能量大打折扣，在平等的旗帜下有上万名弱势群体被马克龙政府驱逐，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清洗。至于那些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工人们——其中有一位甚至在2023年6月的建筑工地上因为缺乏足够的安全措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运输、物流、餐饮或服务业不得放假，他们不体面的住宿条件和光鲜亮丽的奥运村形成鲜明对比，也没有为无证工人做任何事情，尽管他们对于奥运会建筑工地和餐饮行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巴黎当局最初承诺在奥运会期间免费提供地铁票，但地铁票价几乎翻了一番，从2.15欧元涨到了4欧元。像著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这样备受喜爱的公共场所现在充斥着俗气的体育商业主义，耐克广告在建筑的传奇外墙上闪闪发光，就像拉斯维加斯赌场一样。即使是每天工作8小时的45000名志愿者也从未得到过很好的计划，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无法免费观看奥运比赛！工人们并不能从高达100亿的奥运预算及其附带收益中获益，那是专属于大型建筑公司、酒店、餐饮公司、设备制造商以及赞助奥运的跨国公司的东西。难民代表团和失能火炬手显然为奥运会增添了人道主义的色彩，但与此同时，法国和奥委会一边张开怀抱亲吻以色列、一边拒绝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不遵守奥运休战的抗议、一边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又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官方解说中一边歌颂殖民地的斗争，一边还大张旗鼓地禁止法国穆斯林女运动员佩戴头巾也是非常讽刺。在变装皇后吸引全世界目光的同时，跨性别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面临的限制和不公正对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来愈多。

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不管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如何出色，我们都必须反对奥运会本身，是时候废除奥运会了。

为什么要反对奥运会

现代奥运会是十九世纪末由贵族优生学家顾拜旦男爵作为世界博览会的附带活动而创立的。其目的是加强法国民族主义，同时进一步填满顾拜旦和他那些已经很富有的朋友的腰包。顾拜旦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厌恶女性的人，喜欢表演和炫耀。奥运会与古希腊的联系更像是一种神话般的营销策略，而不是历史事实。但奥运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让穷人流离失所、对城市进行军事化管理和从事投机性房地产，以及权贵们的权力积累。

任意选择一届奥运会，你会发现它也包含了这些永恒主题和毁灭性现实的版本。1904年在圣路易斯举行的奥运会可能更难确定，因为奥运负责人此后一直试图将其从官方叙述中抹去，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一项他们称之为“人类学日”的活动，组织者邀请土著与绅士们竞争，“野蛮人”会模仿他们的白人同行，这样富有的西方人就可以“展示世界土著人民固有的劣势”。

1932年，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举办了奥运会。举办奥运会的决定是由房地产大亨比利·加兰和洛杉矶五大报纸的反动的、亲开发商的负责人提出的，他们承诺要让洛杉矶“名声大噪”，将其宣传为热带中产阶级天堂。他们看到了奥运会的真正面目：投机性房地产交易和政治恩惠的机会。支持者们建造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家大型酒店——如今，无论奥运会在哪里举行，猖獗的酒店投机活动仍在继续，他们为伊丽莎白公园的洛杉矶警察学院等机构奠定了基础。

国际奥委会对1936年柏林奥运会至今毫无歉意，这届奥运会引入了奥运火炬传递机制，希特勒和他的宣传者利用它帮助他在国内和全球扩大权力。这些比赛最近引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和博物馆的愤怒，因为国际奥委会于2020年在推特上发布了“怀旧星期四”纪念纳粹奥运会的消息；该组织后来为这条推文道歉，但奇怪的是，奥委会并没有为其与希特勒的长期合作道歉。种族主义，就像更广泛的政治一样，是国际奥委会强烈反对承认的东西：运动员抗议在国际奥委会章程中一直被禁止。

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左翼人士对奥运会的反对也随之增强。社会主义工人体育国际于1920年正式发起了工人体育运动。到1928年，其成员已超过200万。

第一届工人奥运会于192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1931年，维也纳举办了第二届奥运会。这届奥运会吸引了25万名观众和8万名参赛运动员——参赛运动员和观众人数超过了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同年，在芝加哥，共产党员发起了自己的反奥运会运动。1937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第三届也是最后一届工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比利时举行。战后，国际劳工体育联合会成立，接替了社会主义工人体育国际。

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有组织的劳工越来越远离奥运会抵抗运动，转而支持奥运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运会问题的规模和范围只增不减。1984年奥运会催生了如今的美国警察城市的雏形。里根称赞了这届奥运会，为洛杉矶警察局最臭名昭著的局长达里尔·盖茨提供了一个全市范围的舞台，这位以残暴著称的警长在1992年罗德尼·金起义后辞职，并在1984年奥运会前夕被赋予完全的自由，将所有帮派成员拘留，以进行奥运扫荡。由于盖茨的存在，洛杉矶几乎一半的25岁以下黑人男性都登记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帮派数据库中。

1988年首尔奥运会上，人权侵犯现象普遍存在，包括将穷人、残疾人和无家可归者关进残酷的监狱，远离公众视线。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促成了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为持续、加速的中产阶级化和旅游化铺平了道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又一次对穷人施暴的展示，人们记住的更多是媒体对保安理查德·朱厄尔的报道，而不是对公共住房的破坏或反无家可归运动。

但国际奥委会并未对此予以谴责，国际奥委会表示，奥林匹克宪章中唯一的人权保护就是保护运动员和会员本身。一片被许多韩国人视为神圣的古老森林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被夷为平地，为一条将使用两次的滑雪道让路。

2021年东京奥运会更是丑闻不断，尽管在开幕式前几天，东京只有大约20%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尽管包括奥运村本身在内的50多名奥运相关游客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尽管有报道称新体育场内出现了性暴力事件；尽管出现了大量公关灾难，从东京奥组委创意总监因称一名女性为“奥运猪”而辞职；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也是前首相因发表言论称女性在会议上说话太多而遭到强烈反对后辞职，他被一名深陷性骚扰丑闻的人取代；再到一名举报人站出来指控奥运会作曲家的霸凌行为，以及后面日本奥委会一名高级会计主管跳轨自杀，但奥运会仍在举行。在这之后，我们听到国际奥委会呼吁日本居民做出“牺牲”以确保奥运会继续进行。

尽管83%的东京居民希望取消奥运会，尽管医院人满为患，日本医疗官员和护士已经呼吁取消奥运会，尽管数十名奥运会运动员和官员的检测呈阳性，而且许多运动员自己也没有接种疫苗，但奥运会仍在继续。尽管最主流的反对和要求追究责任的呼声不断，尽管对运动员进行了种族主义的惩罚，尽管它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和历史，但国际奥委会仍在继续前进，并像往常一样威胁任何在比赛中越界的运动员。

每届奥运会都有数以万计的运动员、工人和志愿者因奥运会而受苦。所有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其中许多是儿童，都遭受了过度剥削——心理上、身体上、性和经济上。奥运会对数十年来运动员虐待事件的自我改革反应是“安全运动”，但它什么也没做。

赛场外的工人剥削同样猖獗。对非正规经济的打击激增，从街头小贩到性工作者。从东京奥运会所需的大约10万名志愿者到匆忙赶在严格期限前建造奥运建筑的工人不必要地死亡，在奥运会前几年，各种可以想象到的剥削都在激增。小企业遭受重创，因为城市被重新规划为只为全球品牌服务。工会受到奥运赞助商的破坏，因为公寓楼被改造成非法的事实上的酒店。事实证明，奥运会对劳动力来说是糟糕的，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它们最终只是取代了现有的旅游业。

2013年，就在毁灭性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地震以及海啸发生两年后，东京这座城市被授予2020 年奥运会主办权。日本右翼政府争取举办奥运会，并将其作为该国的“回归盛会”。问题是福岛地区尚未恢复。与此同时，日本的奥运会花费已超过260亿美元，远远高于最初估计的约70亿美元。

奥运会运营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并不代表奥运会所需的全部资源和基础设施漏洞。除此之外，它们没有考虑到多年来从未包括在预算中的国家资源浪费。1998年在日本长野举行的上一届奥运会超出预算的金额将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审计人员在拿到文件之前就将其销毁了。这些数字可能会破坏整个经济，就像1976年蒙特利尔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一样。执政者只是选择忽略它。

自从东京获得申办权以来，从选定城市到奥运会本身的举办时间已经大大延长。203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公布后，不会像往常一样大张旗鼓地进行竞标，因为几乎没有城市愿意再竞标这些赛事。过去十年中，通过全民公投或其他方式被否决的申办数量激增；绝大多数城市根本没有兴趣进入竞标周期。申办周期与赛事本身之间的时间间隔——几乎是2013年的两倍——仍然令人不安：城市流离失所、暴力和军事化背后的群体可能会加倍艰难。

但这还表明了另一件事：国际奥委会很害怕。他们正在失去竞标者，并试图锁定尽可能多的比赛。他们到来的危害已经变得太明显而无法忽视，对奥运会的抵制正在变得司空见惯。

申奥城市的努力被用来对付穷人，无家可归的人被迫离开公众视线；公园和其他珍贵的文化空间被抹去并商品化；整个国家都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和他们所服务的企业品牌、警务、政治和开发商利益。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开幕式临近或申办过程开始时，一个城市或地区的民主受到严重侵蚀。

这一切都发生在新冠疫情之前，发生在奥运会成为2020年世界上最后一个推迟或取消的重大赛事之前；发生在日本政府为缓解公众健康担忧而混淆疫情现实之前；发生在它将无数资源从全球卫生紧急情况转移到奥运项目之前；发生在日本奥委会主席因厌女症下台之前；发生在国际奥委会因吸食大麻、戴泳帽或激素水平不合格而惩罚无数黑人和双性运动员之前。

有人提议在永久地点举办奥运会，但这样做会使奥运会的设计变得毫无意义。奥运会一直是发展、掠夺和社会清洗的工具。而奥运会和运动员一样，只是让有钱有势的人掌控局面的道具，他们对权力的兴趣远比对团结和体育精神的兴趣更多。国际奥委会或任何相关人员从未表现出丝毫迹象表明这些机构能够进行谈判或改革。

既然无法改革奥运会，我们也应该要求废除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奥运会的主要问题不是“在哪里”而是“为什么”和“按照谁的需要”。如果我们能想象一场由社区和工人控制的国际体育赛事，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在哪里举行其实并不重要。在此之前，奥运会不应该在任何地方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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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薛涛 

——写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法日。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新时代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监督取得重大成效，全党全社会宪法意识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丰硕，开创了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实践证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就能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律依据，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提高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必须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要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基础性工程。要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威。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增强领导干部宪法意识，促进领导干部带头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现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提倡一种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但是：a.任何知识分子，就其理论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而言、就理论活动本身构成一种实践而言，都可以是“有机的”；b.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将文化领导权的夺取设定为首要任务和在社会主义政治下进行文化普及和意识形态斗争工作却有着根本的差别。

我们要区分葛兰西在前期进行的政治实践以及在《狱中札记》中阐述的实践路线：后者已经被历史证明为是必然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包括绘画、戏剧、舞蹈、音乐，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全球资本主义局势下从未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时期，涌现出大量的革命艺术作品且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确占压倒性的地位。但不要忘记葛兰西的前提：夺取文化霸权应该在取得政权之前。

 甚至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也在进行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必然的，因为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的资本构成与性质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必然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器，在国内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也会自发地被生产出来。更何况，我们不能将国家机器、政府想象成一个无限的大他者：国家机器的实存是由维持其运转的经济物质、公职人员（劳动力）构成的；不管是预算还是人力，都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于人，特别是某种意识形态之中。这一点将把我们引向本文中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在理论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往往是由于错误的前提，因此我们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界定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界定之间的差异开始说起。对于马克思而言，市民社会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当然，葛兰西从自己现实的政治活动出发而描述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这一变动：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也获得了相应的独立性；葛兰西从中得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二重特征”。

对葛兰西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但是国家机器也是来自“市民”的。一方面，国家机器的运行需要得到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就这一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将文化、哲学全部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中）——精神的东西也具有其现实性。因此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意义上讨论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物质”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诸多作品中都强调“现实性”，因为精神的东西一旦取得其实存，就会转化为现实中的力量；精神在最低限度上必然依附于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因此，精神的东西是可以具有物质性的。

    相反，物质的东西也包含着精神：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再生产，必然依托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从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都包含于生产力之中。葛兰西把握到了市民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固性，却将这种结构仅仅归结为文化、意识形态——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归结为与国家并列的“上层建筑”。葛兰西对十月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结果差异的分析是中肯的：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的确是由于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一旦夺取国家机器，就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市民社会已经取得相对独立性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就应该将夺取文化领导权作为首要任务。

 我们是否可以反思：葛兰西本人也陷入了一种意识形态之中？是否他通过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机器设置为二元对立，从而将十月革命后接管国家机器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首先俄国城市有大量的无产工人，他们在革命之前事先已经结成了一定规模的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次，在事后政党将国家的生产机器也一同接管。而且，武装夺取国家机器的革命范式还有一个前提：掌握这个国家机器的统治阶级必须是虚弱的，如列宁所说，是资本主义锁链上最脆弱的一环。西欧无产阶级武装在根本上是否有能力夺取国家机器，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

    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从根本上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原则是相抵触的。从事什么样的生产，作为其再生产的一个环节，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就永远都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忠诚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许可以在一些阵地上展开意识形态斗争，但是敌对的、与革命形成对抗关系的意识形态会自发地从社会生产中生长出来。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困难的，而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现实的人——也就是有限的人，维持通过文化宣传而不停地许诺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这一活动本身是不现实的，而且更是在透支左右摇摆的市民社会成员对于社会主义的期望。并且，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阵地。难道他们的“理论”对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人来说并非更有亲和力吗？

 葛兰西开出的药方存在偏颇，是可以谅解的；毕竟在狱中条件有限，不允许理论家介入到社会“在其中”观察。但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葛兰西主义者在今天的实践也是必然失败的。大学知识分子在小积累的、时常具有投机性质（如果不具有投机性质，为什么会有“应试教育”这一说呢）的教育环境下被培养出来的。在一所高等院校中，可以涌现出百分之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各大平台的意识形态宣传也是失败的：对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革命文化的任何不恰当的援引，都会使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征召能力完全透支。一旦左翼的公开形象被完全推向“网左”、“旺座”，这种战略就完全失效了。

    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在这一阵地上采取死缠烂打的战术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路：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地否定那种现存的生产关系，并且以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作为根基，以生产为起点来恢复自身的征召力。但对于行动者而言，意识形态工作或许已经不是首要工作了。

1956年的古巴革命把卡斯特罗推上了台，它的发生和发展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革命。

1956年12月的古巴起义不是由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因为当时古巴根本还不存在这样的政党。古巴修正主义集团（人民社会党）多年以来就执行一个反革命政策。

1938年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就和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勾结起来，在他的内阁里弄到几个部长职位。在1944年的总统大选中，他们支持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总统候选人卡洛斯·萨拉德里加斯，而反对反帝国主义的候选人拉蒙·格劳·圣马丁。在那些年，人民社会党领导集团盲目追随主张取消共产党，鼓吹劳资调和，坚持可能“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美国修正主义者白劳德的理论。在1950年和1951年，人民社会党和巴蒂斯塔联合庆祝“五一”节。在哈瓦那塞罗体育场的主要演讲者有巴蒂斯塔的阿尔贝托·萨拉斯·阿马罗和人民社会党的拉萨罗·培尼亚。巴蒂斯塔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政变前几天，《今日报》上登出了一张占整版篇幅的照片，表现巴蒂斯塔和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共产党”机关报编辑部内的情景。1955年人民社会党通过科斯梅·托里恩特领导的一个号称“共和国之友”的资产阶级组织，参加了美国——巴蒂斯塔搞的选举骗局。

因此，当1956年12月起义运动爆发时，人民社会党在其报纸《每周来信》上把起义运动斥为“冒险”，并坚持反对，在这种条件下，古巴革命的领导权落到了一伙激进民主主义者手里，即落到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集团“七·二六”运动手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的思想（包括在他上台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左翼基督教社会党的思想”。在那个阶段，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他们的战友代表农村小资产阶级群众，既反映了这一部分劳动群众的反抗精神，也反映了他们的动摇和不坚定性，而不是反映无产阶级的精神。当时巴蒂斯塔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所以把卡的游击队叫做“共产党”，仅是因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把一切反对他们利益的政治运动都称做“共产党”，哪怕它们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运动。

研究了古巴革命最初几年的动摇和不坚定，菲德尔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也就清楚了。卡斯特罗上台的时候，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今天的美帝国主义代理人乌鲁蒂亚担任国家元首，并且对米罗·卡多纳之流的“民主主义者”委派高级职务，此人后来成为美帝国主义头子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在迈阿密搞的一个反革命委员会的头头。第一个土地改革法是巴蒂斯塔倒台后六个月才颁布施行，是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虽然和以前的半封建大庄国土地制度相对来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菲德尔主义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打击对象是最大的庄园主，把面积超过402.6公顷的庄园大部分充公了。那次土地改革的缺点和不足在于：一、剥夺大地主财产时给予赔偿（这和卡里明修正主义分子在其纲领中建议的一样），即意味着那些一辈子凶狠剥削雇农为生的残酷的地主可以拿到一笔丰厚的赔偿金，从而继续在国内或流亡国外过奢侈生活。另外，古巴政府付出的这笔巨款取给于财政收入，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二、仅仅剥夺多于402.6公顷土地的庄园，这是够宽的了，但是，还允许很多例外，某些经营得法，生产率高的地主可以继续拥有其经营的产业，最多可达1342公顷。三、至于被剥夺土地的地主，不是剥夺他们占有的全部土地而是剥夺402.6公顷之外的多余土地，也就是说，他们仍旧占有大量土地，仍然是庄园主。

在第二次土地改革和最近一次土地改革留到后面再谈。卡斯特罗政权最初几年在古巴采取的其它革命措施，就其性质来说，从来也没有超出民主革命的范畴。这些措施是针对扼杀古巴的美国托拉斯和依附帝国主义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古巴革命初期没有采取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任何措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古巴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该分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来实现，第一个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应该批评的只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不够坚决，动摇不定，这说明了革命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例如古巴对美国垄断资本采取措施前曾犹予再三，举棋不定，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封锁和打击古巴，才毅然下手，作为报复。由于这种敌意与日俱增，迫使古巴领导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妨碍他们大胆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的国民经济。）倒向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强大的压力使菲德尔不得不在投降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之间作出抉择。同时，古巴人民内部的斗争正在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阵营，站到反动派的一边，为他们效力。为了挽救其政权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卡斯特罗不得不给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个打击。另方面，这也是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的要求，卡斯特罗一伙由于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也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另一个重要因素。

古巴革命是走向社會主義嗎

古巴革命是走向社會主義嗎(1)

卡斯特罗集团把“七·二六”运动和声名狼籍的修正主义的老人民社会党合并，成立了统一革命组织。这是大杂烩式的合并，不是思想上的联合。因此，修正主义政客（布拉斯·罗加、胡安·马里内略、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拉萨罗·培尼亚、毕金·奥尔多基等。）控制了统一革命组织和政府机关。虽然人民社会党的前任领导人和菲德尔主义者之间也有矛盾，但后者总是动摇和软弱。例如，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以搞阴谋和个人野心被谴责后，尽管人民要求枪毙他，却批准他跑到布拉格去避一个时候，事后回来又去外交部担任了一个高级职务。

老人民社会党的修正主义政客把持了国家机关，并在统一革命组织里（后来改名为古巴共产党）成为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无条件的代理人。他们推动卡斯特罗进一步乞求苏联政府的保护和“援助”。老人民社会党修正主义政客开始给古巴政府的声明增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使古巴革命新阶段更具有社会主义的面目。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外表并不确切符合现实。卡斯特罗政府1963年10月3日颁布第二道土地改革法令时（大部分农村资产阶级倒向武装反革命的事实迫使他们这样做），没有动那些拥有土地不足五卡瓦耶里亚（即 67.1 公顷）的富农。剥夺农村资产阶级的土地，也和对待地主那样，是给予补偿的。在颁布第二道土地改革法令时，卡斯特罗坚持“古巴革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通过合作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古巴修正主义头目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语，见《古巴第二次土地改革》一文。）。这就意味着卡拒绝在农村经济中实行社会主义。今天古巴10%的可耕地还是富农占有，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根本不事劳动，完全靠剥削短工的劳动生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化也是通过购买进行的，这就使资产阶级得以作为剥削阶级继续存在。另外，没有建立由集中规划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实行一套将古巴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负盈亏”的修正主义办法。

因此，古巴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前后不衔接的。是局限的和片面的。卡斯特罗集团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根源，它的非无产阶级本性，以及它于1961年秋突然表面上“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表现的局限性、前后不衔接和流于形式，这一切基本上说明了这个集团后来为什么走上修正主义轨道：因为它不可能充分发动群众，也不可能采取自力更生的原则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它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苏联领导人。

1962年10月出现了所谓加勒比海危机。卡斯特罗错误地屈从赫鲁晓夫的要求，允许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在古巴建立战略热核导弹发射台，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头子，早在1961年4月就组织过对古巴奇诺斯湾入侵的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利用建立导弹基地的借口，搞了个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动，封锁了古巴。赫鲁晓夫在三番五次否认在古巴建立了远程导弹基地之后，突然答应撤出导弹，事先并未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并且允许美国海盗监督和检查苏联船只。赫鲁晓夫还企图强迫古巴损害民族主义，接受美帝国主义操纵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监督。

面对赫鲁晓夫之流统治者这种无耻的背叛，卡斯特罗的反映应该如何呢？正确的反应应该是毫不含糊地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背信弃义、改弦易辙，不要苏联的“援助”，要自力更生，并且同世界革命的主要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关系，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及全世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加强关系。但是，卡斯特罗不是这样做，却走了一条痛苦的错误道路。在1963年的头几个月，他对苏联统治者还提出过一些软弱无力的批评并重申武装斗争的原则。但是在1963年春天访问苏联期间却来了个大转变（当时正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以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激化和四处蔓延的时候）。在这次旅行中，卡斯特罗在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经济讹诈面前完全投降了，并且同苏联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在卡斯特罗同赫鲁晓夫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古巴方面”（即卡斯特罗本人）明确地肯定“完全（！ ）赞成苏联的对外政策。”在1963年5月23日于莫斯科发表演说时，卡斯特罗贩卖了各国人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和对抗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论调，并且美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例如他说：“通过我们代表团这次访问苏联，帝国主义看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古巴革命的声援达到何等地步……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另一个相似的榜样。这是国际主义。”这样，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恬不知耻的行径，在美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面前丢人的屈膝投降，背叛古巴人民，以及对哈瓦那政府狂妄的言行，这一切，在卡斯特罗看来却是声援的榜样，却是国际主义。而更加登峰造极的是，卡斯特罗在结束讲话时说：“我在结束讲话之前，不能不表达对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不倦缔造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最深厚的感谢。我们古巴人要感谢他，因为无数声援和友好的表示都是出于他的主动。”这个高谈阔论的小丑、反革命阴谋家、“和平共处”和“苏美合作”统治世界论的头号吹鼓手赫鲁晓夫，被那个自称“拉丁美洲革命领袖”的人阿谀奉承，捧到天上去了。

自1963年夏天起，卡斯特罗集团走的道路是越来越滑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泥坑，我们可以指出他们迈上这条道路的几个步子。

——华金·奥尔多基案。他是修正主义人民社会党的旧头头、著名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和马科斯·罗德里格斯一起受到谴责，但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有希望得到修正主义者的宽恕。

——1964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修正主义党代表会议。参加这个大会的有下列臭名远扬的叛徒：阿根廷的柯都维亚，智利的科尔巴兰，巴西的普列斯特斯，哥伦比亚的维埃拉·怀特和乌拉圭的阿里斯门迪等……人数占绝对多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像秘鲁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都根本没被邀请。在这个会议上，卡斯特罗在修正主义同伙的面前为帮助过“分裂主义集团”（即革命者）而做了“自我批评”。不用说，那次会议做出的宣言也是最腐朽的修正主义货色

从这时起，卡斯特罗同拉丁美洲最坚定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断绝了一切联系，停止了一切援助，相反却完全支持那些跟着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指挥棒转的人。例如：在智利修正主义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尽管这个党的领导集团是最腐朽、最反动、最声名狼藉的国际修正主义集团之一。），卡斯特罗同路易斯·科尔巴兰（智利修正主义的最高领导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肯定”他的臭气熏天的论调。

——古巴领导人参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分裂主义阴谋活动，并且参加了1965年3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分裂会议，这个会议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决定性标志。

——卡斯特罗在1965年3月13日在哈瓦那发表的演说中赞成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领导者鼓吹的“联合行动”，主张停止修正主义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公开论战，当时，正是论战的形势开始对挑起这场争论的修正主义者不利的时候，他们急于停止论战。

——利用哈瓦那三洲会议达到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修正主义目的，并通过分裂主义达到破坏革命斗争的修正主义的目的。为了阻止参加会议，他们做了无数肮脏的勾当，不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拒之门外，而且把那些不听从修正主义指挥棒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拒之门外，卡斯特罗甚至不让已经抵达哈瓦那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团参加会议。于是，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其它四个革命组织一起组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代表团，它们自动退出会议，以示抗议卡斯特罗这种不堪言状的做法（相反，玻利维亚修正主义叛徒代表团却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多米尼加人民运动（直到当时还在马克西莫·洛佩斯·莫利纳的领导下执行一条革命路线）代表团由加耶塔诺、罗德里格斯率领，他和卡斯特罗合谋要在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内部发动修正主义的“政变”，他在回圣多明各后实现了这个阴谋，从而把多米尼加人民运动变成古巴修正主义的附庸。后来，在马克西莫·洛佩斯·莫利纳同志被非法排除出党以后，多米尼加人民运动积极地参加了帝国主义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骗人选举，使特鲁希约的继承者华金·巴拉格尔合法地上台。

——在三洲会议的前夕，卡斯特罗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堡垒人民中国发动恶毒的攻击。他把贸易问题，具体地来说就是大米问题作为攻击的借口，中国外贸部发言人进行了辟谣并详细地反驳了卡斯特罗关于这个问题的诽谤。用事实说明了，和古巴总理的非难相反，中国1966年向古巴输出的大米超过1962年、1963年的输出额，而和1964年的输出量大致相等。

卡斯特罗后来也承认，大米问题只不过是借口。卡斯特罗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一方面在本国人民面前为古巴采用修正主义技术官僚建议的措施产生的经济困难辩护，把困难的责任推给曾一贯给予古巴兄弟般的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各方面大量援助的中国同志，另一方面，在这个时候攻击中国，是为了在三洲会议上孤立中国，使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守中立，让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理论通行无阻。

接着，1966年2月7日，古巴总理更加猛烈地攻击人民中国，诬赖中国“颠覆”古巴政府，实行“讹诈、压力和扼杀，以及海盗、压迫和捣乱的卑劣手法”。另外他还攻击了革命人民的伟大舵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著作的天才继承人毛泽东同志，指责他“自奉为神明”、“搞个人迷信”，并大肆漫骂。

︻开眼看世界︼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如何

是的！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下的现任政权与以前的政权不同。我们党承认印度封建主义是种姓封建主义，婆罗门教是其意识形态。所有早期的政府都是印度统治阶级的代表，这些统治阶级由封建主义者和买办资产阶级组成，他们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婆罗门教。但是，根据我们党的理解，印度国家目前的形式是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它在RSS和BJP的领导下。目前，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印度教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他已经担任印度总理十年了。现在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想以“新印度”的名义将印度变成一个印度教-拉什特拉邦（国家），这只不过是买办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主义。印度人民党政府甚至不允许“正式民主”的运作，并且每天都在逐渐加强攻击。

印共毛的采访

在国会和国会领导的联盟联合进步联盟的领导下，前几届政府也实施了反人民政策，无情地镇压了群众运动。所有的印度统治阶级政府都给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老板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莫迪政权比前几届政府更积极地实施亲帝国主义政策。与此同时，它正在积极实施分裂的印度教议程。

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上台后，加强了针对我们党、人民解放军、联合阵线和革命群众的反叛乱计划。为了铲除我们的党和革命运动，印度人民党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镇压政策，特别是在我们的斗争地区。他们的公司化和军事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一种新常态。无人机袭击和空中轰炸革命斗争地区和部落村庄是印度人民党政权下的新常态。安全人员正在犯下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国家却逍遥法外。

因此，党、人民解放军和联合阵线这三大革命“法宝”正在采取一些战术计划来抵抗婆罗门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在我们党的指导和领导下，一些群众运动正在革命斗争地区建立起来，反对婆罗门印度教人民党政府的政策。即使在印度人民党在中央上台后，我们的PLGA红色战士也成功地进行了几次英勇的军事行动。最近，2024 年 1 月 16 日，我们的 PLGA 同志在数百名革命群众的参与下，对恰蒂斯加尔邦比贾布尔区的 Dharmavaram 营地进行了英勇的突袭，作为对印度政府新开始的 Kagaar 行动的回应。在这次突袭中，35名安全人员被消灭，其中约40人受重伤。在镇压和包围升级的同时，对它的抵抗也在增加。

印共毛的采访

IMT创立革命共产国际：格兰特的“大跃进”，除了吸引人的广告活动以外，没什么新东西

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犯，受到惩罚！

乌克兰，仍然是战争......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祝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20周年

今年六月，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将转型成立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t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CI）。新国际并不是每天都会成立，更别说承诺成为一个自列宁的共产国际以来的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了。IMT这一彻底变革的背后是什么？已故泰德格兰特创立的趋势是否解开了新时代的列宁主义密码？

RCI 宣言总有很多分析，但是，除了抽象地呼吁共产主义之外，它没有提供解决震撼世界的重大冲突的前进道路。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加沙正在遭受饥饿和轰炸，但宣言中却没有包括解放巴勒斯坦的计划。乌克兰战争是二战以来欧洲最重要的冲突，工人们当前的任务又如何呢？什么都没说，连一句话都找不到。

另一方面，有点奇怪的是，宣言花时间解释说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因为

以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广大群体（专业人士、白领工人、教师、大学教授[！]、公务员、医生[！]和护士）已经向无产阶级靠拢并加入了工会。

但如何对抗右翼反动势力的崛起呢？这可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还是什么都没说。但是不用担心，大学教授和医生肯定会来救援。

关于争取黑人解放、妇女解放和跨性别解放的斗争，宣言提出了“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歧视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的陈词滥调，然后又明确表示

我们的态度是本质上是消极的。也就是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

换句话说，他们对于如何具体推进今天的这些斗争没有什么积极的说法。

那么关于反帝国主义方面又是怎样的呢？新国际的宣言肯定谈到了如何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从外国金融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吗？除了“打倒帝国主义强盗！”的空洞口号之外，就没再说一字了。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提到过民族压迫。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IMT/RCI 总体上对所有这些问题只字未提（后面会详细介绍）。而是在于，面对世界危机，“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构成革命共产国际的基础。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建立这个新国际的基础是什么？

回答“革命共产国际的时机合适吗？”的问题时，宣言解释道：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最新民意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即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迅速传播。共产主义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的任务是通过组织表达来将这种潜力变成现实。

这是IMT大变革的关键。一篇又一篇文章重复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共产主义所吸引，并且他们“不需要被说服，他们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marxist. com，4 月 5 日）。换句话说，RCI成立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某些小资产阶级青年阶层的联合左倾运动。这并不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解释道：

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显然，RCI 的自命不凡的大胆只是基于其内容的空洞而已。

IMT创立革命共产国际：格兰特的“大跃进”，除了吸引人的广告活动以外，没什么新东西

科尔宾：他们的教训和我们的教训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IMT 的彻底重新定位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政治格局变化（首先是英国）的印象主义和机会主义反应。最先开始鼓动共产主义的是 IMT 的英国分部“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 SA）。国际的基调正是在伦敦中心定下的。

正如 RCI 文件所明确的那样，IMT 转向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旗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科尔宾、激进左翼联盟和桑德斯等人的幻灭。为了解释 IMT 当前的转变，我们必须看看它在科尔宾时期的行动，更具体地说，是它从这次经历中吸取的教训。

首先，说社会主义呼吁，或者说现在其改名成的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深入参与了科尔宾运动，这还太轻描淡写了。他们甚至整个存在都始终是由工党定义的，所以当杰里米·科尔宾当选党魁时，这是梦想成真。社会主义呼吁的头条新闻是“完成科尔宾革命！” （2016 年 7 月 15 日），“投票给科尔宾！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2016 年 8 月 22 日），“我们面临生命中的战斗——为科尔宾的胜利而动员起来！” （2019 年 10 月 30 日）。目标很明确：支持科尔宾并将他推向左翼。

即使在科尔宾 2019 年灾难性的选举之后，当他通过竞选第二次脱欧公投来背叛工人阶级时，IMT 领导人艾伦·伍兹在一篇题为“大选后：继续科尔宾革命”的文章中解释说，“失败的不是科尔宾主义，而是布莱尔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心立场”（2019 年 12 月 18 日）。

然而，在科尔宾失败后的几年里，工党左翼一直在不断倒退。基尔·斯塔默爵士清洗了工党左翼，并特别指出了驱逐社会主义呼吁。归根结底，正是这些客观的打击，而不是对之前路线的批判性重新评估，促使社会主义呼吁彻底重新定位。直到最近，他们才开始谴责科尔宾，声称“所谓的左派发挥了特别有害的作用”（RCI宣言）。

虽然这些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现在的RCP从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是错误的。例如，它已经关闭了对工党、工党左翼或当前选举采取任何策略的大门。相反，RCP正在从事空洞的激进主义，与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意识完全脱节。

必须指出的是，在科尔宾领导工党期间，社会主义呼吁并不是唯一为他喝彩的人。整个左派都做了同样的事情，包括我们工人之锤。然而，与 SA不同，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试图从中吸取重要的政治教训（参见《工人之锤》第 247 号，2021-2022 年冬季）。我们不是简单地谴责工党、改变我们的名字、挥舞危险信号，而是明白，从根本上来说，科尔宾时代所谓革命者的失败是没有为与左翼工党决裂而斗争。

这不是通过简单谴责科尔宾就能做到的，而是通过展示需要与他的纲领决裂的必要性，这个纲领总是将与右翼的团结置于原则之上，成为击败布莱尔派的障碍。这就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意义：一起同改良派斗争，并在实践中展示与机会主义决裂的必要性。

然而，整个“马克思主义”左翼都溶解进统一战线中，拒绝提出与布莱尔派斗争的根本不同战略。这不仅使党内最激进的元素从属于科尔宾及其团队的失败战略，而且还背叛了争取工党一部分人转向共产主义的任务。

新的RCP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现实，也没有试图理解他们在工党内部的战略观点是如何错误的，便翻开了新的一页。现在它讽刺地体现了他们不久前还在谴责的极左宗派的最坏典型。

罢工浪潮的教训

在科尔宾之后，塑造英国左翼的最重要事件是2022-2023年的罢工浪潮。通过观察其英国分支的疯狂摇摆，我们也可以理解IMT/RCI的总体轨迹。

在罢工高峰期，SA支持了统一工会（Unite）总秘书长沙伦·格雷厄姆，一位自豪的北约傀儡，也是导致罢工浪潮失败的主要人物之一（参见《沙伦·格雷厄姆或列宁？你不能两者兼得》，《工人之锤》2023年夏季第250号）。整个冲突中的紧迫任务是在工会内建立左翼反对派，基于组织与令人厌恶且软弱的保守党政府的真正对抗。但SA与大多数左翼团体一样，只是简单呼吁工会之间更多的协调，或在这里那里增加几天罢工，同时与官僚机构的一翼结成同盟。

没有比SA拒绝提出基本口号“永不越过罢工线”更能象征这种与工会高层的不抵抗协议了。不仅这个口号对建设罢工至关重要，而且它直接反对工会领导人的摆拍策略。鉴于他们的加拿大英语同志围绕“罢工线意味着不越过”口号组织了整个运动，而在英国，他们坚决拒绝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SA在这个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在罢工浪潮已经失败，RCP谴责了沙伦·格雷厄姆，并终于提到了她对“支持北约的乌克兰政权”的支持（《共产党人》（RCP党报），4月10日）。与RCP的新左转一致，该文章宣称，“所需的是建立一个既战斗又民主的革命共产主义领导层，基于工会基层的激进性。”这在形式上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你如何具体推进这一观点？

工会中的革命领导永远不可能通过挥舞红旗并宣称无论面对何种障碍都需要需要采取激进行动来建立。但这却正是RCP所谓的“革命领导”的含义。《共产党人》在4月5日关于NEU指示性投票结果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篇文章不仅否认工会内的情绪比去年要消沉的非常真实的事实，而且其“大胆的观点和激进的策略，将我们捍卫教育的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的内容，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政治要求，但却与教师面临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联系。当然，有必要“推翻保守党及其捍卫的腐败制度！”，可他们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工会如何在邀请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其会议的同时做到这一点，而教师在面对繁重的工作量、破旧的学校以及两年封锁和社会衰退造成的行为恶化时感到完全无力。

在英国的社会局势爆炸时，SA仅提出了最低限度要求并支持了左翼官僚。而现在，当气氛沉闷和消极时，RCP谴责所有的工会官僚并呼吁采取激进行动。新旧路线之间的连续性在于，两者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推动阶级斗争向前发展或建立对官僚机构的真正反对派。

层压式推销还是列宁主义？

革命政党的建立是通过指导阶级斗争，帮助工人和被压迫者克服阻碍他们利益发展的障碍。在英国，亲巴勒斯坦运动陷入困境，因为其领导人一脚踏入运动，另一脚则与斯塔默站在一起。对于北约乌克兰行动在英国几乎不存在的反对派来说也是如此，它之所以无力，是因为它依赖于被斯塔默吓倒的左翼工党议员。在工会中，基层工人正在受苦，而工会领导拒绝组织任何真正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革命者的任务是打破束缚运动的链条，并具体地表明推进各种斗争需要从没骨气的工党人手中挣脱出来。这是列宁主义的本质，也必须是所有策略的目的。

几十年来，IMT的策略是推动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官僚向左转，从未争取推进革命性决裂。而现在，RCI 不承认之前的任何失误，并宣称将通过自身力量的迅猛增长来建立一个革命政党。问题在于，他们提出这样做，却没有认真回应任何将工人和被压迫者同他们的改良派领导者（包括他们现在似乎特别喜欢的希腊共产党这样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联系起来的论点。

对于巴勒斯坦的解决方案？直到胜利的起义。对于乌克兰的解决方案？革命。对于妇女和黑人的压迫？废除资本主义。对抗莫迪的统治？全国大罢工。对抗斯塔默？共产主义。这些都不是答案。这些是空洞的口号，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吸引一些青年，但在实际推进阶级斗争中完全无用。

RCI选择不直接面对困扰IMT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左翼几十年的问题，而是向左转，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吼向虚空。但由于他们无法提供面对工人阶级的问题的答案，他们选择通过粗俗的层压式推销来建立他们的党。公式很简单：培养狂热的能量并施压每个新成员每几个月招募一个新成员。通过这种方式，RCI将从数千人增长到数万人，最终达到数百万。你就算不懂马克思主义，都能知道这将如何结束。就像每一个类似方案一样，它最终将因自身的重量而崩溃。

从我们自己对宗派主义、崩溃和重新定向的经验来看，我们只能敦促RCI的同志们直面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严峻现实，扎根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教训（见《斯巴达克》第68期，2023年9月）。RCI并没有更新任何新东西——除了一个吸引人的广告活动。只要以开放的眼光查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到RCI的轨迹已经被反复追踪和分析：

就像前一个时代的改良主义一样，宗派主义将历史趋势转化为无所不能且绝对的因素。‘极左派’在分析应该真正开始的地方结束了他们的分析。他们用一个现成的方案对抗现实。但由于群众生活在现实领域，宗派方案对工人的心态没有任何影响。从本质上讲，宗派主义注定是不育的。——列昂·托洛茨基，《一般极左派和无可救药的极左派》，1937年9月28日

昨天早上 6 点 50 分左右，Roselyn Jean Pelle 指挥

部新人民军 （RJPC-NPA） 的一个分队在布格里的 Sityo Hoybesan 成功处决了溺水的 54 岁的反革命犯罪和军事情报刺客丹尼·巴索纳。马塞洛，卡拉特拉瓦，西内格罗斯。

May taas nga rekord sa utang nga dugo ug krimen sa kalihukan ug masa si Barsona.

1980 年代，他成为狂热团体“巴戈兰”的领导人，该团体积极与同志们斗争，并在群众中造反。他是突袭 Sityo Kang-iro、Barangay Ani、Calatrava 的同志的人，他在 1989 年杀死了一名同事并逮捕了另外两名女性。

1992 年，在分裂革命叛徒的过程中，他成为革命无产阶级军 （RPA） 的 IF（起义力量），并参与了针对难民的各种反革命行为和罪行。

后来，他成为军阀 Baby Lumayno（2017 年在 Barangay Minapa 被绑架并杀害）的孩子。他还参与了雇佣枪支活动。他还被用作法新社的间谍资产。

2019 年，他突袭了他在 Barangay Marcelo 的 Sityo Kamaw 的同伴，导致 Ka Yenyen 和另外两名同伴被杀。在人民法院接受教育并被定罪后，长期以来一直有一项命令，即北内格罗斯人民的民主政府被颁布以反对巴索纳。

尽管如此，Barsona 还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即使在几年后。但它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充满了他的反革命罪行。

RJPC-NPA 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正在进行的集中军事行动中采取这样的惩罚性行动。这表明，革命正义的上风是无法阻止的，那些对幸存者和同伴犯罪的人无法逃避现实。

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罪犯，受到惩罚！

乌克兰，仍然是战争......

帝国主义游戏

西方大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与他们对难民的接收性质相同：支持乌克兰政府和资产阶级，但没有给人民提供自卫或仅仅保护自己的手段。正是工人阶级为这场战争所代表的经济和人类戏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对军火商和已经在战后重建市场上投机的西方公司来说是一个福音。

至于西方大国领导人对治理乌克兰的同行的支持，这是一个谁付出最少的人受益最大的问题。10 月 12 日，北约盟国的官员举行了会议，但拜登除外，他似乎忙于处理美国的洪水。他们倾诉了自己的命运，以找出他们中的哪些人在欧洲没有为乌克兰战争贡献足够的份额。至于美国，这场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武器销售以及向欧洲出售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后者必须支付其份额。正如候选人特朗普所重复的那样：“让欧洲来管理吧！在欧洲方面，他们点头默许，马克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拥护者......没有太大的成功。大家都同意一点：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必须实现军事预算占 GDP 2% 以上的目标。如果这对乌克兰人或任何其他人不利，那么对军火商来说就是好事：自从俄罗斯大量向自己出售武器以来，法国已经成功地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诚然，远远落后于第一名）。

结果如何？

乌克兰人民坚持不懈地想要击退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捍卫其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是，由代表乌克兰资本主义利益的大国组织的战争，将他们的命运与西方帝国主义利益联系起来，对最贫穷的城市和农村工人造成了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他们迫切需要成功地确定自己的阶级纲领，包括一个国际主义成分，使他们能够在俄罗斯工人中找到支持或战争的继续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么受欢迎。

2024年10月5日，《红色先驱报》（The red herald）官网刊发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 20 周年之际向其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并号召全体成员支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领导的人民运动。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 20 周年之际向其致以最衷心的问候，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共同庆祝这一纪念日，并号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这一纪念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庆典。

我们向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其总书记加甘纳同志（Gaganna）、其中央委员会、人民解放游击队、新的革命人民政权机关、民主革命运动和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以及所有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和人民致以问候。我们向建党二十年来为党和革命献出生命的所有同志鞠躬致敬。沙姆谢尔-辛格-谢里同志、苏希尔-罗伊同志、阿扎德同志、科特斯瓦鲁同志、拉马克里希纳同志、哈拉戈帕尔同志、阿努拉达-甘迪同志，以及在印度中期人民战争中献出生命的 5249 名同志，已经永垂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英雄史册。

2004 年 9 月 21 日，印共（毛主义）[PW] 和印共（毛主义）中央委员会（MCCI）联合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由加纳帕蒂同志（Ganapathy）领导。印度的同志们在武装斗争中不懈努力，遵循党的创始领袖查鲁-马宗达同志（Charu Mazumdar）和卡奈-查特吉同志（Kanhai Chatterjee）的指导，将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个党内。这个光荣的党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与印度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积累了广泛而丰富的武装斗争领导经验。党的成立标志着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转折点。

在2007年历史性的统一大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为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基础，明确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成立后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坚持不懈地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在国际上坚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的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阿瓦基扬的修正主义。在反对右倾和“左”倾偏差的其他重要斗争中，党加强了反对托洛茨基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以土地武装斗争为借口，假装否认印度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该党领导着解放游击人民军（PLGA）和统一战线，战胜了反动派残酷的运动围剿，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旗帜。

今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代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三面伟大的红旗，它们将麦子和稻谷(真理与谬论)区分开来。1.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2.坚持人民战争的道路，反对和平协议、和解和投降的道路。3.高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以农民阶级为反帝斗争的基础，反对那些否认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半封建性质的人。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我们要庆祝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并不断努力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职责和我们在本国革命中的职责，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让我们庆祝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加强支持印度人民战争以及秘鲁、土耳其和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民战争。特别是在当前时刻，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号召全体党员，面对卡加尔行动中印度革命运动遭遇的围剿，要捍卫并巩固革命的三大工具，以克服暂时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支持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革命运动，在保卫和声援印度人民战争、党及其领导的印度民主革命运动的运动中付出更大的努力。

 让我们庆祝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更加努力地团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2004年的建党决议中宣布，“党将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团结国际上真正的毛派力量做出更有力的贡献。此外，党还将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建立团结，共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派而斗争，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我们表示将全力寻求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团结，并尽一切努力，通过发展双线斗争和发展各国革命，将全世界所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之下，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为之服务。

让我们庆祝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致力于在本国发展革命，建立或重建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走向光荣的共产主义道路。光荣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印度人民战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榜样。如果我们不重申我们的承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充分准备革命战争，以夺取政治权力，那么庆祝建党周年就是一句空话。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祝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20周年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其所有创始成员——奥地利（毛主义）共产党（KG(m)KPÖ）[奥地利]、巴西共产党（P.C.B.）[巴西]、智利共产党红色支部（FRPCCh [智利]）、哥伦比亚共产党（红色支部）（PCC(FR), [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无产者-M-L-M党组织（PP-OP-MLM）[哥伦比亚]、赤道-红太阳共产党（PCE-SR）[厄瓜多尔]，芬兰毛派委员会（MKS）[芬兰]，毛派共产党（PCM）[法国]、红旗委员会（KRF）[德国]、墨西哥共产党重建委员会（CR-PCM）[墨西哥]、为人民服务--挪威共产主义联盟[挪威]、秘鲁共产党（PCP）[秘鲁]、毛派共产党（PCM）[西班牙]、共产主义协会[瑞典]、土耳其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TKP/ML）。

高举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 20 周年的旗帜！

在全世界加强支持印度、土耳其、秘鲁和菲律宾人民战争的运动！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领导下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坚持、捍卫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主要应用于各国革命！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万岁！

印度人民战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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