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失的電波
君子百草書屋出版社出版
永不消失的電波
君子百草書屋出版社出版
目 录
(一）红色英杰一华斌 ............................006
(二）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人涂作潮.......018
(三）我党第一部电台的制作者者李强....028
(四）半部电台与开国中将王诤的故事...042
(五)曾希圣与神秘的“军委二局”.............056
(六)“无名英雄”蔡威的故事.....................068
(七)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白烈士的故事.....084
目 录
(八)曾三：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奠基人..........098
(九)国际主义战士 -- “洋八路”林迈可............106
（一）红色英杰一华斌：隐蔽战线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
华斌是江苏无锡鹅湖人，193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入伍，1988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一生从事无线电通信事业，解放前是中国航空公司的无线电工程师、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任空军通信兵部部长。在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他革命一辈子，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革命事业与无线电通信事业相伴而行，这是他传奇人生的主脉。
机智加科技密台传情报 。抗战胜利后，华斌举家回到上海，继续做“中航”的无线电工程师，负责管理该公司的无线电发报台。1946年10月，华斌的地下党直接领导上级、中央社会部驻上海特派员吴克坚给他的新任务是，利用他的公开职业作掩护，筹设地下电台和延安党中央建立联络，传递情报，掩护上海几个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经常性集会，有必要时为组织上调度一些经费。华斌欣然接受了这些任务。
吴克坚把联络的呼号和频率交给华斌以后，华斌打算先利用龙华机
场的电台和中央建立联系，就安排自己专值夜班，只有一个人在机房，没有人干扰。机场电台是3000瓦的发报机和12灯的收报机，如此大功率的秘密电台是极少见的。华斌把备用发报机调整到规定的频率上，连续呼叫了一个星期没有听到回音。华斌考虑到长期在公开场所做秘密工作是不合适的，准备再装小电台放在家里阁楼上长期工作。当时，吴克坚已经决定将华斌的家四达邨2号作为秘密联络点，但如果电台同时设在家里就有双重风险了。他问华斌，能不能另找一个报
务员，把电台设到别处，于是华斌推荐了中航公司通信仓库主任严养田。
密台老战友1951年相逢在北京金鱼胡同（左起：严养田、华斌、温启祥）
不久，华斌带严养田到淮海中路一家咖啡馆与吴克坚会了面，接上了关系。吴克坚决定由严养田负责密台的报务工作，华斌作为中央社会部命名的密台——岚台台长，负责联络和机务方面的工作。
严养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用机场通信仓库里设的电台开始了工作，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抄收的电报由华斌交给吴克坚，发出的电报由吴克坚送到华斌家里，再交给严养田。大约半个月后，通信修配车间主任温启祥（中共党员）转告华斌，他们车间有个员工闲聊吹
牛，说他亲戚告诉他龙华机场有神秘电台信号。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华斌从这个与军统特务有关系的职工那里得到消息：警备司令部怀疑龙华机场电台有被中共利用的可能，要进行搜查。中航公司主管通信的美国人也透露出要搜查发报台的消息。为了安全，华斌小组只得暂停联络，拆掉了电台天线。到解放后华斌才知道，由美军装备起来的特务侦察电台就设在龙华机场附近。
机场电台不能再利用，只得另想办法。华斌和温启祥商量，要温启
祥以搞电台试验为名，在车间里装配一部晶体控制的小型发报机。当时物价飞涨，公司工资直接发大米，华斌他们把发报机零件藏在米袋里，混出机场。严养田在仓库借用一部当时算是质量优等的12灯收报机，运到斜土路自己家里安装起来。电台用的是室外天线，发射效率比较高。
1947年秋，吴克坚获悉我党设在西安的秘密电台遭敌破坏，特务追查电台设备的来源，知道是上海中航公司吕吟声（即吕福田）代办的。当时华斌和吕吟声虽然没有直
接工作联系，但他一直知道华斌的政治面貌，万一他发生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华斌的工作安全。情况紧急，华斌立即用拉丁化新文字写了封信，暗示警告吕吟声，一面和妻子带了些礼品，装作串门的样子，避过特务的监视，到吕家去通风报信，要他设法离开上海。经过活动，吕吟声被调到中航公司驻泰国曼谷办事处工作去了，就此华斌他们的秘密电台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得以继续。
情报传递除空中电波往返外，还有电报交换这一关，地下党传递电
报是项极其危险的秘密工作，起先由吴克坚亲自到华斌家取送。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为了配合解放军渡江南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华斌小组电台与延安中央社会部联系，改为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总部联络。电报交接改为华斌和中央社会部派驻上海负责电讯联络的莫止同志在街头进行，交换难度就大了。两人一般都是约定了时间，在西藏路跑马场同一侧的人行道上，相对而行，边走边看，20分钟内终会在街道某一点上碰头，从来没有失约过。接着，华斌再赶到徐家汇
路比较僻静的街头和严养田交接。那时国民党在国统区加强镇压人民的民主斗争，特务机关疯狂地到处抓人，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吼叫着驰过，搅得人心惶惶，马路口、公共汽车上经常要对过往行人搜身。就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华斌独自驾驶着中航公司的美式吉普车，身着美军皮茄克，有时还戴着墨镜，派头十足，往来自如，从来没有受到过阻拦。
临解放前，上海地下电台与第三野战军总部在空中联络频繁，直到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华斌小组胜
利完成其历史使命。由于任务完成出色，党中央于1949年5 月1日曾去电嘉奖，周恩来特加表扬，吴克坚也说华斌电台小组是他领导下工作得最好的地下电台。
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华斌襟怀坦白，作风正派，宽厚待人，严以律已，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团结同志，关心部属，爱护子女。他既是为鹅湖争光的一方英杰，也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英雄。
（二）传奇木匠造电台——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建人涂作潮
涂作潮，190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曾用名涂保生、唐宝生等。他家境贫寒，从小做木工学徒，这也使他在以后的特殊工作中，本名少有人知晓。1921年1月，年轻的涂作潮参加了长沙的“湖南劳工会”，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涂作潮，190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曾用名涂保生、唐宝生等。他家境贫寒，从小做木工学徒，这也使他在以后的特殊工作中，本名少
有人知晓。1921年1月，年轻的涂作潮参加了长沙的“湖南劳工会”，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等同在这个支部。他把自己的名字“涂保生”改为了“涂作潮”，意思是“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涂作潮还参与创建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后担任杨树浦支部组织委员和上海总工会第一办事处庶务。
等同在这个支部。他把自己的名字“涂保生”改为了“涂作潮”，意思是“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浪潮”。涂作潮还参与创建了沪东工人进德会，后担任杨树浦支部组织委员和
上海总工会第一办事处庶务。
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愤怒。惨案发生后，涂作潮与夜校师生们到龙江路、韬朋路（今通北路）、扬州路等地，向群众宣讲顾正红被东洋人杀害的事件，号召各厂工人、群众起来参加声援斗争。接着，他又积极投入五卅运动的斗争中。
1925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涂作潮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苏联后，他刻苦钻研机械制造技术。1927年夏天，他被安排在贝克瓦基地培训，学习信鸽传
送、密写、印刷、车辆驾驶、有线通信等课程。1928年6月，涂作潮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指示他要加紧学习掌握先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并亲切地称呼他为“木匠”。同年11月，涂作潮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学校学习。此后20年，“木匠”这一称谓就成为涂作潮从事地下工作的代号。
1930年3月，涂作潮奉命秘密回国，在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特科工作，先后任机务员
和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电台政委、军委材料厂厂长，参与红军各期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教学工作，破译敌军电信，监管被俘后留用的技术人员，为红军技术侦查输送人才。
1939年冬，涂作潮与红军第二期训练班学员李白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行”。涂作潮手把手地教李白机务和修理的技术，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进步很快，只用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成为一名全能报务员。经过涂作潮的改
装，李白和延安通报的发报机功率从100瓦降低到了业余电台的10瓦，隐蔽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涂作潮还利用普通收音机装配了一部隐形电台，巧妙地改装了里面的一个装置，使“电台”可以迅速变回“收音机”。1942年9月，正是这一设计骗过了日本专家的眼睛，使得被捕入狱的李白8个月后被保释出狱，继续为党工作。
为避免更大的牺牲，党组织及时通知涂作潮紧急撤离上海，去新四军工作。临行前，他才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1943年，涂作潮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电台机务主任。不久，江苏省委派人把他的妻儿也营救出上海。
1944年秋，涂作潮调赴延安工作，与家人终于得以团圆。
1949年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作为军代表奉命接管上海两大电讯公司——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他发现公司下属研究所有20名工程师，便建议将这批精英全数调至北京。这20人中，有10人后来转入国防部五院，有4位成为工程院院士，还有荣膺两弹一星的元勋。新中国成立以后，涂作潮先后在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
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因病逝世。“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
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人民日报》在他的讣告中如此写道。
1981年陈云同志接见涂作潮
（三）我党第一座电台的制作者--“风语者”李强
引子：3月10日下午，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张显丰书记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意义重大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要突出重点的重要部署，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要务求实效的重要安排。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在党中央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不断发展壮大，回首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一部部珍贵的无线电台，一道道划过长空的红色电波，为我党、我军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李强
经历了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来的白色恐怖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创立了红军，并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加强对各地党委和各红色区域的领导。而此时党内联系全靠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速度慢且不安全。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以加强中央对各
地党委的领导和联系。同年秋，电台开始筹建。筹建电台原本不是特科的工作职能，但当一件特殊任务其他部门无力进行时，中央往往会交给特科办理，所以中央特科承担了这项非常重要而又难度极大的任务。周恩来知人善任，“六大”一作出建立秘密电台的决定，他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央特科四科科长李强。
李强，原名曾培洪，“曾”在当时李的老家江苏常熟是个大姓，乡绅世家出生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富家子弟。但这个公子哥却“与众不同”，打小骨子里就流淌着“叛逆”的
血液。他爱读《新青年》，喜欢写文章抨击旧礼教，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李强在这段时间，火速入团、火速入党，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李强就想办法为工人搞武器。李强在学堂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对化学和炸药制造一窍不通。李强跑到书店、地摊上找制造炸弹的书，靠着几本英文的原版书，边琢磨边研制，硬是造出了手榴弹，还自行成功试爆。
1928年，周恩来找到23岁的李强，希望他制造一短波电台，加
强上海党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李强兴奋起来，他向来对新东西充满兴趣，又特别迷恋自己动手研制。但想想又有些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让我造铁路公路、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我从来没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周恩来不以为然，他对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李强研制的黄色炸药和手榴弹记忆犹新，说：“我看你倒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
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说：“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就这样，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春的近半年时间里，李强在特科除了参与一些营救被捕领导人和惩处叛徒的重大任务外，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研制电台中。
李强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结交了很多无线电行业和商界的朋友，他常常出入亚美无线电公司及大华科学仪器公司，在那里购置无线电器材、工具及制造收发报
机的线路图样。经朋友帮助，李强还曾混进亚美无线电公司，若无其事地在车间闲逛，眼睛却盯着工人的操作，技术就这么被他“偷”到了手。在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他找到“内线”借到一台发报机，将零件一个个拆下，然后画出草图。接着就是制作收发报机，市面上只能买到一般零件，重要部件得到外国人办的洋行订货，在洋行里也买不到的零件如紫铜管绕的线圈，就得自己来做。
在李强接受任务的同时，在上海担任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
川也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学习无线电报务。1928年冬，张沈川化名考入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六军用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
1929年春末，李强研制成功第一台收报机。当年冬天，第一台收发报机研制成功，刚好张沈川学成结业。张沈川用这部电台，从抄收国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逐步证明这部自制无线电台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研制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成为中共无线电台的
创始人，自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滩，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和通讯技术人员。
我党第一座电台
1929年初冬，在城西极斯菲尔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内，我党第一个地下电台建立起来了。虽然当时报务员的技术还不熟练，自制的机器效率也不很高，发射天线装置又受到环境的限制，操作起来往往事倍功半，但总算结束了党内机要交通靠两条腿的时代，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1929年底，李强带着和张沈川共同培养出来的第一个报务员黄尚英，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2月11日，沪港间实现通报，密码由周恩
张沈川
来亲自编制，名为“豪密”。第一份电报是邓颖超译出的，内容为“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使用的正是邓小平在香港与李强当面约好的呼号、波长和时间。李强称之为“我党通信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党的无线通讯事业由此方兴未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在今后的岁月里，博识善学的李强一直活跃在党的军工、无线电、外经贸领域第一线，1983年李强退居二线，把机会留给了年轻人。 1996年9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李强去世后，中共中央给予
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和经济专家，是我党一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在科研领域、军工生产领域、广播电讯领域和外经贸领域都做了奠基性或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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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年
李
强
（四）“半部电台”与开国中将王诤的故事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当时把革命根据地称为“红区”，把革命政权称为“红色政权”，而这支由农民武装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叫“红军”。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所到之处，贫穷百姓纷纷响应。由于红军的力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国民党军队多次进攻革命根据地，但都遭遇失败。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了10万重兵对红区进行第一次“围剿”。国民党虽然在兵力和武器上比红军都
明显占优势，但是对红军的第一次大“围剿”还是彻底失败了。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全歼了国民党军张辉瓒第18师，缴获半部电台（发信机损坏）。
因为在此之前红军队伍中没有电台，红军战士也不认识“电台”为何物。出于对敌人的仇恨，一名红军战士捧起电台一摔，零件散落一地。这部第一次缴获的电台，被摔成了只能听不能发的“半部电台”。
在这次龙冈战斗中俘获的国民党士兵里，还包括王诤等10名电台人员。4天后，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了主动要求加入红军的王诤等人。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勉励他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王诤原名吴人鉴，共产党一心为
民的宗旨，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好作风，让他深深折服。他毅然加入红军，并改名王诤，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
王诤的那部电台在清理战利品时被不知它为何物的红军战士弄坏了，只能收听，不能发报，被称为“半部电台”。王诤决定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军动向。这半部电台就成了中央苏区与外界联系最便捷的渠道。在随后追击国民党军时，红军又缴获到一部电台，王诤和他的战友就靠着
这“一部半”电台，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王诤指导学员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组建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队长。在江西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的土楼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正式开课了,王诤亲自担任教员，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为我军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为随后的反“围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疯狂的“围剿”。成立不久的红军无线电队里，刚刚被任命为队长的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利用那部只能收听的残损收报机，
日夜监听着敌军的动向，终于截听到了重要情报。敌师部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留守处的敌人问道：“你们到哪里去？”敌师部回答：“东固。”这条重要的情报被立刻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手中，根据侦测到的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和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必经处设置了伏击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大会上，毛泽东把年轻的王诤请上了主席台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
大法宝！”
王诤与战友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苏区已经有了6部电台，保证了各部队联络的通畅，并且取得了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络，沟通了苏区与白区的空中联系。王诤遵照苏区中央局的决定，在保证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
同时，增加人员抄收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经过翻译、编辑，定名为《参考消息》，这即是现在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初创。同时，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被命名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并且由此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CSR”。1933年8月1日，在庆祝建军节的大会上，经朱德和周恩来的提议，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所建立的功勋，中革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
9月，王诤升任军委负责通信联络的三局局长，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22岁参加红军到26岁入党，王诤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转折，也以自己的突出贡献开创了红军通信事业的新局面。
时至今日，国家无线电办公室、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产业集团，都尊开国中将王诤将军为行业的奠基人，是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他曾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者，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他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为开拓我军无线电技术侦察、电子对抗，开创我国新闻广播和邮电事业，发展电子工
上世纪70年代，王诤在通信地面站建设的调研中
业和导弹、航天等尖端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78年8月13日，王诤将军病逝于北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亲笔给王诤的题词是：“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
［王诤将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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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希圣与神秘的“军委二局”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军队相继对中央苏区发动了4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大批兵力，亲自部署了第5次“围剿”。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5次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在长征两年的时间里，红军转战14个省，时时受到重兵围追堵截，但每次都
能从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包围圈中找到空隙，在这方面，情报部门军委二局功不可没。
军委二局是红军总司令部中一个极为机密的单位，成立于1932年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其前身是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参谋部情报科，是专门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的机要单位。当时，红军缴获了敌从的大量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为此，中革军委决定将情报科升级，成立情报局，因其在总参谋部序列中位于第二，又称“军委二局”由
曾希圣任局长。
曾希圣，1904年出生于湖南兴宁的一个乡绅家庭，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1930年，曾希圣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谍报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曾获取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1931年，他又奉命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是红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军委二局成立以后，曾希圣和二
局的技术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侦听能力迅速提高，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到1934年7月，二局累计破译敌人密码本400多本，获取了大量极其准确可靠的军事情报。可以说，在长征前，二局已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在前4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之所以能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军委二局提供的大量及时准确的情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红军进入四川后一度陷入强敌包围中。为了扭转战局红军发起了土城战役。土城战役是红军与国民党军打的一场恶仗，在土城战役打响前，曾希圣在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时发现，敌人对红军的合围有一个不大的口子没有合拢，这个口子就是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的贵阳。摸清了敌人的虚实之后，毛泽东带领红军从敌人包围的空隙成功突围，最终脱离了险境。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此后，毛泽东亲自掌管“军委二局”，利用曾希圣破译密码掌握的重
要情报，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运动战的胜利，使红军走出了困局。
红军四渡赤水河之后向乌江方面移动，蒋介石派周浑元和吴奇伟两员大将，率领国民党六个师从枫香坝经泮水和新场方向，向乌江逼近。当时的红军正处于人疲马倦之时，如果与敌军交战，就是能把敌人打败了，红军也不可避免要损兵折将。蒋介石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率兵攻打红军的情报是“军委二局”截获的，曾希圣深知，这是一场对红军极为不利的战斗，如果正在渡河的红军遭遇敌人的强攻，红军
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怎么办？得知这一情报后的毛泽东也是忧心忡忡。曾希圣想，既然蒋介石发电报派遣周浑元和吴奇伟来追击，那么何不利用红军掌握敌人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蒋介石再发一份假电文呢？曾希圣的大胆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肯。于是，曾希圣冒充蒋介石又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报，将敌人两个纵队的主力调开。曾希圣冒充蒋介石的假电报发出后，不知内情的周浑元和吴奇伟，果然把主力部队向泮水和新场偏西的三重坝方向开进，红军安然
渡过了乌江。曾希圣利用熟知敌人密码来破译敌人军情，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让红军在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的空隙间灵活穿插，让国民党军扑不着，打不到。
红军四渡赤水后进入云南，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围剿红军。1935年初夏，蒋介石调派万耀煌攻打红军。可是，万耀煌想保存实力，不愿意孤军深入尾追红军。于是，他就发电报向蒋介石谎报军情。万耀煌向蒋介石谎报军情的电文是5月4日发出的，而此时红军已经到达金沙江边。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万耀煌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矛盾，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当蒋介石于5月10日重新发电报要万耀煌“围剿”红军时，红军已经全部胜利渡江。蒋介石随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滇军
飞夺泸定桥
川军配合，一定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结果这一情报又被“军委二局”破译，毛泽东利用掌握的情报，放弃原来“用船只渡江”的计划，抢先在泸定镇夺取“泸定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让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再一次成为泡影。
研究长征历史的学者们表示，长征一开始并没有确定终点，都是边走边探索的。那么，长征确实像摸黑走夜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环境中，二局成了烛光，怎么走，往哪走，跟着二局准没错。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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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六）“无名英雄”蔡威的故事
蔡威，原名蔡泽鏛，福建宁德人。192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年仅20岁的他离家奔赴上海追随党组织，并化名蔡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四个月后，他饱含着对家人的思念给刚刚生产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在外一切安好，家中勿挂念”“吾有必行之事，恐难尽孝，亦有愧于你”，信中，对于自己的去向，仅用必行之事一笔带过，也未提及改名的事，从此，音讯全无。1930年参加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1年10月，受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创
建无线通信工作，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1932年，红四方面军第一、第二部电台先后建起来，蔡威参与了两部电台的创建工作，并担任第二台台长。电台建立后，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很快就在战斗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军队利用电台很快同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取得了联络，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远离中央、孤军苦战的局面，借助无线电通信手段与全国苏区连成一片。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毛主席一生指挥过许许多多的重大战役，但他最得意的就是在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河的那段传奇之作，在毛主席看来，用兵真如神的背后，是红军无线电情报工作人员的伟大贡献。在红军顺利到达延安之后，毛主席曾说过“红四方面军电台有功劳，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四渡赤水和云、贵、川、湘一带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在当时红四方面军负责前方电台的电台长，是我党出色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者蔡威。
徐向前
1932年10月的一天，蔡威带领的二台跟随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右路纵队行军至平汉铁路附近。此时蔡威已经两天一夜没合眼了，电台和运输队的同志们负重行军也十分疲惫，就在他们就地休息的时候，敌情突然出现，国民党军第十师部队向蔡威所在的方向逼近，意图包围新四军，情况十分危急。“同志们！带上机器，立即撤离！”蔡威大声喊道。由于电台机器笨重，行动不方便，而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猛烈。蔡威立即下令，就地掩埋机器，并在埋藏地点做上隐秘记号。
电台的同志们抬的抬、挖的挖，在小镇边上的林子里把机器掩埋好。徐向前得知无线电二台遇险，立即命令218团团长徐深吉率部返回救援，打退偷袭之敌，挖回电台，化险为夷。
在国民党军逼近蔡威所带领的二台时，看到这支部队不像是一支正规的作战部队，气焰嚣张地一边追、一边喊：“抓活的，抓活的！”子弹“嗖嗖嗖”地在蔡威他们身边飞过，追兵的叫嚷声越来越近。蔡威急中生智，让同志们一边跑一边将口袋里的银元撒在身后，追兵
“见钱眼开”，追击的速度明显减缓了。此时，蔡威从背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密码本，一边跑，一边撕，一边还往嘴里塞，把纸片嚼烂后吞进肚子里。“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蔡威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说过的话。蔡威生前老战友、曾任总参三部副部长的老红军胡正先，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回忆说：“在万分危急关头，蔡威想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党的机密，如果不是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是不会这样做的。”蔡威遇险吞食密码本的事迹，解放后被作为经典教材，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和技侦学校里的必修课。这一幕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光荣史册上。
反六路围剿
在反击刘湘的“六路围攻”战斗中，敌人凭借军力优势疯狂向我军进攻，战斗常常出现白炽化的程度，电台处境一度十分危急。副总指挥王树声多次下令让蔡威撤退，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工作，时刻坚守在电台前仔细侦听，截获敌台情报，有时一连几天没合眼，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不解，兵力与国民党军相差非常悬殊的红军，为何总是对敌情了如指掌呢？前方的一些红军指挥员也感到惊奇，他们便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哪来的这么准确的情报？”陈昌浩神神
秘秘地回答：“我啊！房间里供奉了一尊‘菩萨’，敌人准备进攻时，这位‘菩萨’就会告诉我了。”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粉碎“六路围攻”庆功大会。蔡威因“功绩卓著”受到表彰，徐向前奖励他300块大洋，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活菩萨”就是蔡威。300块大洋蔡威一分没拿，全部分发给了电台的工作人员。
1935年初，正值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向遵义进发，敌人堵截、追击，处境险恶，这时，蔡威便主动跟踪敌电台，截获了上百封在黔北
前后堵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密电，获悉了敌人军队的部署，然后发报给中央红军，准确指出了在中央红军周围分布的17支国民党军队的位置、人数和动向，分析出了遵义较为安稳的局势，为1月15日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撑。中央红军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宿营后才能通报。蔡威每天晚上六七点钟就戴上耳机等待对方呼号，常常要等到午夜才能收发电报。为了战胜疲劳和困乏，他常常用冷水洗头或吸烟来提神，在寒冷的冬天出去上厕所有时甚至会忘记穿鞋。
恶劣的战争环境以及长期过度的忘我工作，严重损害了蔡威的健康。1936年8月，他患上胃病、肠炎，最后染上重伤寒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瘦的不成人形的他，照了镜子对身边通讯员说“你看我还是好的”，通讯员潸然泪下，他安慰道“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啊！”这极为普通的一句话，却是他对崇高理想刻意追求的心声，也是他实现革命目的坚实步伐的描绘。9月22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蔡威年轻的生命，年仅29岁。蔡威病逝后，朱德总司令以及一千多名红军为他举
行隆重的葬礼。而在可以查找到的蔡威的唯一一份档案的牺牲情形里写到“在战斗紧张时，每天日夜工作二十小时，因劳致病身死”。
由于地下工作和技侦工作的特殊性，“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新中国建立后，蔡威的事迹长期以来一直鲜为人知。而远在宁德的亲人们，只知道“蔡泽鏛”，从未听过红军“蔡威”。蔡威生前的老战友宋侃夫、王子纲、肖全夫、陈福初、马文波、李永悌等，曾一直多方寻查蔡威的故乡及其遗属。几经周折，于1985年3月在福建宁德发现
了线索。5月，蔡威的战友们委托马文波带领总参三部部史办的同志赴宁德实地调查，终于查实了蔡威的故乡和亲属。9月，国家主席李先念、徐向前元帅、王兆国同志相继作出批示。同年11月4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蔡威同志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徐向前元帅为纪念蔡威烈士牺牲五十周年，挥笔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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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李白烈士的故事
李白，湖南浏阳人，原名李华初，曾化名李霞、李静安，出生于一户贫农家庭。1925年，年仅15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四军的一名战士。1931年6月，在瑞金参加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毕业后，他调任红五军团红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从此与党的无线电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红军长征开始后，李白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政委。李白强调保护电台的重要性，提出“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
并将这句话作为一生努力践行的座右铭。他领导的无线电队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在长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的成绩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他为红四军电台台长。
李白修理电台用过的工具箱
1958年拍摄的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曾感动了无数观众，由
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扮演的主人公“李侠”，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英勇献出生命。李侠的机智、勇敢和坚毅，给后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拨开历史的迷雾，电影中的李侠的确有原型人物，他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秘密战线从事通讯工作的李白。一个影响几代人的荧幕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李白烈士短暂却光辉的一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前往上海从事秘密通讯工作。1937年10月，李白到达上海，开始长期的潜伏工作。其间，为了掩护
身份，他化名李霞。在当时，电台收发报会有灯光和电键的声音，功率较大的收发报机甚至会导致附近居民的电灯忽明忽暗。为了减轻对周边的影响，避免被敌人发现，李白在精通无线电通讯的地下党员涂作潮的指导下对电台进行改造，将电台的用电负荷从75瓦降低到35瓦，发出的电波极其微弱，上海与延安相隔1500多公里，这么微弱的电波传到延安时已接近消失。经过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规律，选择在深夜人
静的零点至四点之间发报。李白还把25瓦的灯泡改成5瓦的灯泡, 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 再取一小纸片贴在电键接触点上, 这样就能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不使声音外扬。这样一来，上海和延安之间就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
李白一家三口
1939年，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怀疑，党组织派中共党员裘慧英与李白假扮夫妻，共同担负保护电台和发报任务。李白和裘慧英配合十分默契，在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两人彼此爱慕，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过党组织同意，他们结为真正的夫妻。在他们共同的守护下，党在上海的电台将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发报给延安。
1942年，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日伪加紧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形势日趋严峻。随着敌人变本加厉地追踪和抓捕，李白最
终还是没能躲过危险。1942年，在中秋节前的夜晚，当李白正在阁楼发报时，突然有一群日本宪兵和特务向他的住处冲来。裘慧英赶快跑到阁楼，告诉李白收起电台。李白发完电报后，迅速将发报机拆散藏在一块活动的地板下的空格中，然后，把用于收报的收音机内的两个线圈拔掉，放归原处。这个收音机是李白专门改装的一部特殊收报机，危急时刻，拔掉其中的两个线圈，就只是一般的收音机。不巧的是，敌人踩断了那块地板，发现了发报机，于是就将李白和裘慧英带
回牢房，对李白和裘慧英用尽各种酷刑，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李白坚称电台是“私人商业电台”。由于敌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电台有其他用途，一个月后，裘慧英被释放，李白则被转到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后来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白得以保释。经过监狱酷刑的折磨，李白身体十分虚弱，脸色苍白，然而战斗意志丝毫没有削弱。他对妻子说：“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残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的残暴，我更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
责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李白和裘慧英秘密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潜伏工作。为了防止被敌人侦测到电台位置，他先后变更了六处住所。最后一次被捕，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提供的最新设备和技术，采用在上海分区停电的方法，终于侦察到了李白秘密电台的位置。李白原本完全可以撤退，但在生命与情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镇定地向党中央传递完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情报后，从容等待敌人的到来。这
封宝贵的电报，助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突破了国民党长江防线。当晚，敌人对李白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使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李白遍体鳞伤，但只字未吐。
李白烈士牺牲旧地
1949年4月22日，感觉到敌人可能要采取极端手段的李白给妻子裘慧英写下最后一封信：“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里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在望得见生命尽头的时刻，李白留下的绝笔信，依旧如此平常、琐碎而从容。他毫不畏惧，心情平静。他深知革命即将胜利，敌人必然失败。5月7日，裘慧英带着孩子来探望李白。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当天夜里，国民党特务机关按照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等人残忍杀
害。这个时候，距离5月27日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为了纪念李白对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贡献，王萍导演以李白的事迹为基础创作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李白为革命舍生取义的精神，就如同电波般穿越时空，永不消逝！
李白烈士像
曾三：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奠基人
曾三同志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早年在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1922年开始在长沙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湘区农委，1927年初任湘区区委做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曾三同志不畏艰险，辗转到汉口，又于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
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曾三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
曾三同志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千里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三同志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37年3月回到延安。曾三同志是我党我军早期电台的报务员和领导者。为开创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机
要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曾三同志担任与友军联络的工作。1938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委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1940年3月到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同年11月返回延安。在延安，曾三同志先后任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中央办公厅机要科政治协理员、中央秘书处处长，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转
移。曾三同志和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晋绥，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历经千辛万苦，胜利的完成了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任务。为保存党的宝贵历史资料立下功勋。在西柏坡，曾三同志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记录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同志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
的“八大”代表。
从建国初到“文革”前，曾三同志致力于党和国家档案事业的开创、建设和发展。他提出了关于我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基本原则和方针任务的意见，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档案干部专修班、档案工作刊物和档案科研机构，积极倡导建立各级各类档案馆。在曾三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档案工作组织系统、门类齐全的档案馆网络初具规模，使档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三同志从1951年至1961年连续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职务，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曾三同志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渝，刚直不阿，与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三同志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中共中央顾部委员会委员和“十三大”特邀代表。曾三
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战船线方针政策，积极领导了档案工作的恢复和整顿，为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及时向中央提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意见。在退居二线后，曾三同志一如既往的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党风建设，关心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90年11月28日曾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国际主义战士 -- “洋八路”林迈可
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许多国际友人支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白求恩大夫的朋友林迈可就是其中一位。
国际主义战士 -- “洋八路”林迈可
1937年12月初，白求恩从加拿大温哥华乘船前往中国，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援助。在船上，他结识了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迈克尔⋅林赛。林赛当时正受司徒雷登邀请，前往北平燕京大学任该校经济学导师。二人相遇后，在闲聊中获悉对方也要去中国，两人便有了共同话题，成为了好朋友。在旅途中，白求恩向林赛讲述了日本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反抗，这引起了林赛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心。后来他们在日本横滨分别，并约定在华北根据地再次相见。然
后，白求恩辗转香港去了延安，林赛则直接乘船在天津上岸，去了北平燕京大学。在燕大林赛接受了教授冰心的建议，起了个中文译名“林迈可”。
林迈可与总司令在一起
1938年春天，在林迈可抵达北平三个月后，听闻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在报道中说：冀中有某个“活跃的军事组织”正在发展，他立即想到了白求恩提到过的八路军游击队。在当年4月，林迈可约了两名同事一起从保定骑自行车去乡间旅行，结果真的撞上了那个“活跃的军事组织”--吕正操将军率领的“冀中人民自卫队”。最让他高兴的是，终于打听到白求恩正在平汉铁路以西的晋察冀边区帮助八路军救治伤员，他急切要求跟白求恩相见。于是，吕正操便派人护送他越过平汉
铁路，抵达了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所在的战地医院。白求恩正忙着处理那些八路军的伤员，但还是抽出时间拥抱了老朋友。由于林迈可和同事戴德华同时患上了痢疾，白求恩也要给他们治疗，这样，林迈可和白求恩相处了一周。白求恩非常忙碌，前线的伤兵接踵而至，手术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息之机，为避免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骡子驮着医药器械，巡回到前线为伤兵做手术。为了记录这些宝贵的镜头和近距离观察白求恩的工作，林迈可也跟着白求恩一起骑着骡子奔
赴前线。
林迈可拍摄的出诊路上的白求恩
聂荣臻、林迈可、白求恩在晋察冀军区
白求恩带林迈可去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专门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向林迈可介绍了晋察冀历次歼灭日军的战绩，也谈到物资缺乏问题。驻北平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物资封锁，药品等更是严加控制。林迈可利用欧美人士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身份，可以为八路军批量购买药品。比如治疗疟疾的奎宁，药店是以克为单位出售的，而林迈可一次性可以购买几十斤。他经常利用周末的时间，以旅游为名，骑着摩托车载着药品、手术器械、通信器
材、机油等紧缺物资，一次次地通过日军哨卡，交给设在北平西郊的八路军地下联络站，再通过妙峰山交通线输送到晋察冀根据地。这条地下运输线像一条感情线串联着林迈可与根据地同志之间的友谊。几个月后的1939年11月，白求恩因手术过程中感染破伤风去世，闻知噩耗的林迈可悲痛不已。为缅怀白求恩，林迈可继续像白求恩那样倾力帮助中国抗战，根据八路军的需求，林迈可采购了更多物资，还联络好友、物理系英籍教授班威廉，用从国外购回的零部件装配无线电
收发报机，然后通过那条地下运输线输送到晋察冀根据地。
林迈可培养八路军通讯人才
林迈可与李效黎结婚照
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他请他的学生李效黎帮他把医药贴上中文标签，两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听音乐唱片，师生二人坠入爱河。1941年6月25日，这对师生在证婚人司徒雷登的见证下结为夫妻。在三天的婚假中，林迈可给华北游击队制作了三台收发报机。林迈可还在家中设立了电台，与晋察冀的聂荣臻将军保持联系。他们还护送过八路军的情报人员，驾驶着司徒雷登的汽车给地下交通站送去了大量药品和无线电零件。李效黎说，我从未想到，我和
迈可的婚姻会使我用这样的方式报效祖国。
林迈可与李效黎结婚照
林迈可夫妇的抗战精神，在燕大师生间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1年12月8日凌晨，林迈可从德国电台中获悉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意味着所有在北平的英美人士都面临被日军逮捕的危险。他预感日本人很快会上门找麻烦，必须从燕京大学撤离。撤往何处？他脑子闪出的唯一念头：到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去。他立即驾驶司徒雷登的专车，载着李效黎和美国教授班威廉夫妇仓皇出逃。他们的车上，装满了为游击队准备的无线电零
件。车从燕大东门驶出不到10分钟，日本军队就从西门冲了进来，说林迈可是国际大间谍，日本宪兵在林迈可的住所肆意搜查，搜出一台发报机，并野蛮地把室内家具砸烂。林迈可一行驾车到西山后，弃车步行，在游击队的护送下，抵达平西小峰口八路军挺进军司令部。
1942年春节后，林迈可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了萧克将军的热烈欢迎。林迈可帮助他们检修了老旧的收发报装置，不久，他们转移到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聂司令聘请林迈可出任八路军晋察冀司令部通讯部的技术顾问，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在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林迈可他们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先后为晋察冀军区所属上百部无线电通信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升级改造，使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始
终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林迈可、班威廉受聘给晋察冀无线电高级研究班讲课，上完了大学相关专业的课程，为晋察冀培养了高层次通信专门人才，也为新中国储备了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一批通信、电子、导弹航天事业的领军人和领导者。
1944年，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3年多的林迈可夫妇发现，共产党地区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打败国民党的封锁，要从延安这个八路军的心脏着手，于是他们要求调到延安工作。从1944年5月开始，他们在延安为八路军工作了11个月，其中的时间跨越了抗战胜利。他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杨家岭接见了他一家。毛泽东对他们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感到由衷的高兴，林迈可则说，和八路军一起打日本是他的荣
幸。朱德聘请他担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这个无线电“发烧友”再次发挥了他的才能。他利用现有材料，将一台旧机器升级为600瓦功率的发报机，又设计了一个V形天线，制造了一台可与国外联系的发报机。1944年8月，新华社英文部用这套设备首次对海外发射无线电信号。新德里和旧金山都收到了来自延安的信号，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华北抗日的消息开始在美国、欧洲传播，地处与美国相反方向的印度加尔各答，也收到了延安的新闻。“延安声音”终于
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直接传播到西方世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由此诞生。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决定返回家乡英国，临行前，毛泽东主席举行宴会欢送林迈可夫妇，并给予他们高度评价。2015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英国访问时，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
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
林迈可为八路军战士上课
抗战时期林迈可
編製：李士軍
君子百草書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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