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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故鄉情(桦川篇)

其他分类其他202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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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川篇

難望故鄉情

李世軍著

君子百草書屋出版社

僅把此書獻給我魂牽夢繞
的故鄉 我的骨肉親人  我的兄弟姐妹
永遠記住我們的根。

目 录 
09桦川记忆............................008
10左邻右舍............................026
11桦川老屋............................056
12激情岁月............................082
13动荡年代............................104
14中学老师.............................118
15中学同学............................130
16待业生活...........................166 
17作者后记............................174

前  言
  故乡,人们最初生活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从古至今,文人们写下了无数关于故乡的作品,让我们回味无穷。故乡留下的不仅仅是家人,还有我们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记忆,更是人们心灵的寄託。
    故乡是避风港,是游子们日夜思念的地方。
    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她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更是我的根。

    《难忘故乡情》将以写实的形式,通过《家族篇》《桦南篇》和《桦川篇》的详细描述,回首故乡往事,追忆那山、那水、那情……
    此为第三篇《桦川篇》

 (九)桦川记忆
 1965年秋天,我们全家从桦南县搬到了桦川县,父亲工作安排在县粮食科政工部,母亲工作安排在水利科担任会计,我们几个孩子都安排在离家不远的桦川县第一小学校上学。
 据了解,桦川县名源于“桦皮川”。原指依兰府南境之桦皮川(今林口县刁翎镇),因其地桦树甚多,故名“桦皮川”。
 桦川原本与桦南是一个县,后来合合分分的,1964年又重新建县,县城不大,城镇人口仅有三万多

人,且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混杂,农业人口居多。县内当时仅有一个悦来镇,却有和平大队、敬夫大队、冷云大队、悦江大队、悦东大队、悦强大队、悦胜大队等七个生产大队,纯属农村包围城市。
 刚到桦川时,听说这里的水土不好,所以父母买了好多海带让我们天天吃,屋里的压水井压出来的水头几桶水因有水锈都要倒掉,还要吃加碘的盐,所有这些防范措施主要是防止长“粗脖根”和变成傻子。
 刚来时还听说了说是一个叫车宝范的人,在反动道门头子“活犄

角”和“小姑子”蛊惑下,赤身露体,手拿板斧,砍杀了父母、哥嫂及侄男侄女等一家十三口人,之后他藏在水缸里,等待升天,后来又砍伤了抓他的警察被击毙。
 当时整个桦川沉浸在极其恐怖之中。听说当时的悦来中学成了该事件的展览会场。
 “活犄角”和“小姑子”虽被政府镇压,但反动道门的事被传得神乎其神,沸沸扬扬,害得我们这些小孩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不仅晚上不敢出门,连大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出去,生怕被反动道门给杀了。
 

 县城往东大约三公里有个民主泡子,水面很大,盛产大鲫鱼和鲶鱼,我们常在那里用手杆钓鱼。鱼杆就是一个长木棍,鱼线就是线绳,鱼漂也是一个小木棍,鱼钩有时就是大头针做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渔具,每次都收获颇丰。
 县城往西有个大泡子,我们习惯称之为西大泡子,炎热的夏天,这里聚集了好多洗澡、消暑和洗衣服的人。西大泡子的水很深,不会游泳的人只能在水边或浅地方洗,而会游泳的人就会在此大显身手,在水里自由穿梭,放浪形骸,让人们

赞叹不己。当时在西大泡子最抢眼的有两人,一个叫孙凯副,一个叫李瑞亮,他们水性非常好,会踩水,可以把肩膀露出水面,这让我羡慕不已。
 县城往西北约二、三里地有个大水坝,大水坝有三米宽,源头和流向不太清楚,坝里的水齐腰深,河水非常清澈干净,我们这帮小孩常在这里洗澡、打水仗,还记得我们当时喊的口号:一盆火,二盆火,太阳出来晒晒我……
 在大坝洗澡时我开始学扎猛子换气,然后学各种泳姿,久而久之,

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游泳,后来竟能横渡松花江,并在毛主席七月十六日畅游长江纪念日,在松花江里大显身手。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县城往北大约三里路就是松花江,这是桦川的母亲河,清澈的江水里不仅生长着名鱼“三花五罗”,还有鲤鱼、鲫鱼、鲶鱼、川丁子、牛尾巴子、嘎牙子等野生鱼种,每次我领弟弟世光钓鱼都能滿载而归,家里几天都吃不完,有时太多了还要送给邻居。记得有次我们哥俩在江里洗完澡,随便甩了两把小底线,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钓了两大串子嗄牙子鱼,大约有五、六斤,在挑杆回家的路上被两个大人看见,死气白咧的用5毛钱把鱼买去了,其实我们并不缺这5毛钱,头一

次碰到这样的事,人家要买,不好意思不卖,而且这鱼也有些小,回家也是垛巴垛巴喂鸭子。
 在松花江游泳时发生一件糗事,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同往常一样,来到松花江游泳。架好自行车,换上游泳裤就下水了,游着游着,天忽然暗了下来并伴有风声和雷声,天耍下雨,我赶紧游上岸,从下游往上游跑取衣服,跑到自行前发现衣服和鞋都不见了,猜想可能是江边洗衣服的女人在慌乱中把我的衣服也收了去,或者是有意为之。自行车虽然还在,但车钥匙在被捲走的
 

衣服里,只好用手擎着自行车后 坐,穿着一条小泳裤,戴着个小泳帽,光着脚丫,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下,一步一步把自行车架到离江边不远的同学王洪生家里,砸开自行车锁,向他借了套衣服,郁闷地返回了家。
 一件短袖上衣,一条裤子,一双凉鞋没了。

 记得县城南边有个冷云大队,是以抗日英雄冷云命名的。冷云出生在桦川县悦来镇,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妇女团的指导员,中共党员。1938年10月,冷云等八位女战士因掩护师指挥所撤退,被日伪军围困于乌斯浑河畔,在当时的情况下,叛变、投降甚至当俘虏就可以活下来,而冷云等八位女战士毅然选择了投江牺牲。冷云是八女投江的带头人,她们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都是抗日英烈,都值得后人缅怀、景仰。冷云是桦川人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县城往西大约20公里有个朝鲜族村庄,叫星火农庄,这是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盛产大米,全国闻名。当时星火农庄还被拍摄新闻纪录片,编进了小学课本,绘制成了连环画,广为流传。
 

 据了解,星火农庄是1951年2月19日成立的,当时农庄主席是金白山,党支部书记是李在根。“星火”取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当时金白山采纳老农李中源的建议,搞水稻附泥播种获得成功,为发展水稻发展闯出一条新路,这项技术一直沿用至今。
 七十年代初,父亲通过关系,经常托人用白面换大米或用钱和粮票去星火买大米,当年办这类事得悄悄地进行,否则让人知道是要追究政治责任的。

 目前,桦川已是国家级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曾经的星火集体农庄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昔日的农庄已建设成为星火乡,但仍然保持古老的、高产量的耕种方式,为家乡人民造福,为全国人民做贡献。

歌曲:红太阳照边疆

 在我们家北边不远处有一个土城墙,现已无法考证土诚墙的历史年代,只记得当时土城墙上面有三米多宽,有多长不太清楚。
 土城墙好像是延着县城一圈建的,由于年代久远,土城墙最高处也就二、三米,很多地方也就是个土堆,更多处就是平地或已修成了道路,好在我们这段土城墙还算有模有样,应该是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而且土城墙上面还长着很多又高又大的洋树,看上去也有几十年的树龄了。
 夏天,我们常利用这些城墙打游

击玩,一攻一守,很有些章法;冬天,我们又利用城墙打雪仗,一守一攻,玩的不亦乐乎。
    可惜这个土城墙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十)左邻右舍
    记得那个年代也不提倡计划生育,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多者6、7个,少者也有2、3个,大家根据各自的年龄段和喜好,很自觉、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个孩子群,也就是现在的小圈子。虽然那个年代的小孩们都很封建,男孩、女孩不在一起玩,但我对有些邻居的记忆还是很深的。
    曲秀燕是我家近邻,在我家隔壁,她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曲秀燕为人友善,很会处理邻里关系;她弟弟曲秀民是我三弟世光的同

学,也是好朋友,她还有一个很小的同父异母妹妹,很可爱;记得曲秀燕的父亲特别喜欢钓鱼,每周都去,我从小喜欢钓鱼受他的影响很大,也曾得到过他的指点。

曲秀燕

    陈玉青住在曲秀燕家隔壁,我们是一栋房。她们母女很神秘,陈玉青本人性格孤傲,平时不愿意与邻居交往。
    陈相甲叔叔是从苏家店公社调来的,担任县粮食局副局长,二把手。他们家在我们家东边,中间隔一条小道,我常去他们家玩,他家陈娘做的玉米面菜包子特别好吃,我常用白面馒头与陈风山换菜包子吃,相得益彰;他家大儿子陈风学比我大很多,当时好象已经参加工作了,印象中有些“虚头巴脑”的,特别能白话,后来听说当了桦川县

主管工业的副县长;他家二儿子陈风军比我大一届,也能说会道的;老三陈风山与三弟同学,特别能吃;他家的大华二华特别老实厚道
    印象中:项元申叔叔家的儿子项小民心眼最多,女儿项丫崽最活泼。
    张玉叔叔是大连来的转业干部,为人特别好。儿子张卫平比弟弟世光大一届,但他们的关系最好;张卫平在学校学习成绩特别好,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特别是俄语,全校第一,但生不逢时,他在部队转业后被安排在一个单位当了锅炉

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卫平这个人才了;其妹张金风是家属区长得最娇艳的小姑娘,与三弟是同班同学。
    在这些孩子中,还有以能吃香瓜和西瓜而得名的“三瓜”,既曲大瓜,刘二瓜和陈三瓜,他们分别是曲秀民、刘小二和陈风山。“三瓜”是弟弟世光给他们起的绰号,他们是同届同学。
    在这些邻居当中,田春华、车承秋、张卫平我们岁数相仿,属最好的玩伴;赵丽华、张淑华是我中学同届同学,王秀芳、曲秀燕、王玉

芹是我同班同学,那个年代,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二十多年的老邻居加同学关系,土亲人更亲。

    记得在当时粮食系统还流传一句话,“一车拉八个字”,说的是车荣新、王策、田禾、赵跃、李跃,说我们五家是从桦南坐一个车过来的,“车”具有双重意思。
    车荣新是粮食局局长,一把手;大儿子车承远是个司机,二儿子车承军多才多艺,三儿子车承秋与我同岁,但我比他高一年级,车承秋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我们是最好的玩伴,听说他在省人事厅一个处担任处长;女儿车淑清不仅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为人也最懂礼数,记得每年过年去他们家拜年,

她都会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走时还要送到门外;
    王策家的女儿王秀芳、儿子王立波是整个家属区最能干活,也最会干活的。记得他们姐弟俩冬天去江北打柴火(割草),家里的柴火垛是全家属区最高、最大的,大家都很佩服。
    田禾及他家董姨属为数不多的双职工之一,我常去他们家玩,他家的大儿子田春华与我同岁,比我低一年,他在家属区滑冰堪称第一,每年都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举办的滑冰比赛,这让我既羡慕又嫉妒,但

每次的第一名都让星火学校的运动员夺得,心里面多少平衡一些。同时我会在打乒乓球时狠狠地修理他,因为他乒乓球打不过我;二儿子田春民是个帅哥,长的最秀气,也最懂事,他与三弟世光是同学;三儿子田春山非常顽皮,但胖乎乎的挺讨人喜欢;女儿田雅丽与妹妹丽芳是同学,她们关系最好。
     我们这五家的大人、小孩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特别是“两跃”家,父母都上班,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思想修养和道德 品质,良好的家庭环境造就和培养了李跃家一

帮小子,赵跃家一帮丫头,从小就知书达理,都很懂事,都很优秀。  
    赵跃赵叔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双职工之一,赵叔家的于姨当时在医院工作,曾上门为母亲打过针;赵叔也是我的贵人,我下乡返城后安排在水泥筹建指挥部是赵叔帮助运作的,(他当时是水泥筹建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是我人生旅途非常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的“以工代干”,就没有我以后的发展。
    大家公认:赵跃家的五朵金花最靓丽而且最聪明;李跃家的五个子女最睿智而且最有出息。

母子情

母女情

五兄妹

五姐妹

后排左起:二哥李世军、大哥李世忱、三弟李世光;
前排右起:妹妹李丽芳、弟弟李世龙

 在我们这些小孩中有“陆海空三軍”,既车承軍、陈风軍和李世軍(作者),其共同特点:在家都排行老二,文革期间都是悦来中学文艺宣传队的队员,车承軍是吹笛子的,陈风軍是拉二胡的,李世軍是演员,都是能人,都有绝活。
 车承軍木头枪做得非常逼真,堪称一绝;陈风軍快板说的好,无人能比;李世軍乒乓球打的最好,无人能敌。
    车承军和陈风军是我上一届的学长,不太喜欢与我们低年级的小孩玩,但对我很友好。
  

 多年以后,“三军”中车承军当了桦川县建行行长,陈风军当了桦川县经委主任,李世军担任了省工信委鹤岗无线电管理处的处长,直至退休。
 

后排左二陈风军,左四车承军,前二排右二李世军。

 那个年代的孩子懂事早,从小就知道替家里分忧。
 暑假,我们拿着麻袋,顶着烈日,去城外大地里挖野菜,回来喂鸡鸭喂猪。
 记得当时挖的野菜主要有六种:婆婆丁(蒲公英)、芨芨菜(荠菜)、曲麻菜(苦麻子)、苋菜、老苍子(苍耳草)、灰菜(灰灰菜),前四种野菜人也可以食用,后两种野菜主要喂猪。
 每次我们都能挖大半麻袋野菜,扛在肩上虽说有些重,但我们的心情相当好,那种成就感不言而喻。

 在挖野菜的同时,我也常和小伙伴们去高粮地里“打乌米”。提起乌米,大概只有我们东北年龄大的人才知道吧!乌米又分花、黑两种,花乌米长在高粮上边,像高粮穗,不太好吃,而黑乌米长在高粮中间,好摘也好吃,每次大家都吃成了小花脸。 
 打乌米现在也就是在记忆中了,现在的高粮地大部分已经都种上高产的玉米了,现有的高粮地也由于农药的大量使用,也见不到乌米这种美食了,也不知道以后的孩子们还认不认得了。

 秋天,我们拿着镰刀、绳子、麻袋去大地里捡庄稼,玉米、黄豆,稻穗,有什么捡什么。这时我们最愿意跟在生产队的马车后面捡,他们往车上装时会拉下好多粮食,碰到这好事,我们会捡好多粮食。
 有时我们也会挖耗子洞掏粮食,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块黄豆地里挖开了一个耗子洞,在里面发现一大一小两个粮仓,粮仓建得很整齐,里面的黄豆个个粒大豆圆,特别干净,一点杂草都没有,足足装了一面袋子,大概能有30多斤吧!别提有多高兴啦。

    寒假,我们拉着爬犁,冒着严寒,去三公里之外的松花江江北岸打柴火(割草),每次都能打二、三十梱柴火,然后我们将柴火装上爬犁,啃完冻馒头,卯足了劲往回拉。在冰面和雪地拉爬犁很轻快,也很省力,但离开了冰面或在没有雪的大道上拉着装了一爬犁的柴火就有些吃力了,可我们硬是把柴火拉回了家,里面的线衣都湿透了。
 一切都是我们自觉、自愿做的,我们喜欢做。那个时候各家的孩子都比着这么做,看谁家打的柴火多,谁家的柴火堆大。

    而所做的一切,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劳动本领和体魄,更是培养了我们坚强的意志和优良品格,这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

    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电视机和手机,但小人书是我们最爱,也是我们最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小人书既连环画,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在许多人心中,小人书都是难以忘怀的童年回忆。
    那时候,小人书是孩子们最值钱的宝贝,买到一本小人书不但在家里看,还要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小人书每本只要一两角钱,你买一本,我买一本,大家互相借着看,轮着看,很有味道。一些名著改编的小人书,比如《三国演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我不知看过

多少遍。里边的人物画的栩栩如生,文字简洁精炼,翻卷着历史的风云,闪现着刀光剑影,很受我们喜爱。

    小人书不仅孩子们爱看,就是大人也很喜欢,那时候到谁家窜门,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拿出好多本小人书给你看。小人书里那些简洁的工笔和素描,再配上几十个文字,薄薄的几十页,便能凸现出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那一幅幅妙趣横生的图画,给那个年代的我们留下了涂抹不去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小人书是那么丰富多彩,是那样具有吸引力。
    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小人书是一个不断给我提供精神食粮的好伙伴。    

    回想起儿时对小人书的热爱,真让人感慨万千。方寸大小的小人书,丰富了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小人书陪伴我走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求知的学生时代。我怀念传看小人书的日子,也怀念天真无邪的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的室外活动也很多,打乒乓球、玩篮球、打盖子、打口袋、摔黄泥炮、推轱辘圈、煽啪唧、弹玻璃球、跳绳、跳格、游泳;滑冰、抽冰嘎、支爬犁、堆雪人、打雪仗、踢毽子等等。特别是冬天踢毽子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这也是我的强项。
    踢毽子是中国民间传统运动项目,它源于中国汉代,唐宋时期开始盛行,明代有了正式的踢毽子比赛,清代达到鼎盛时期。
    踢毽子有好多花样,最基础的是:踢、打、蹦、拐、压、盘、磕

等;难度大的有背踢、倒勾、跪踢、剪踢、叉踢、抹踢、跨踢、掏踢、捲踢、踹踢等等。
 踢毽子不仅可以锻炼平衡能力,还能锻炼大脑的反应能力,更能增强体质,要比看电视机、玩手机强多少倍,可惜好多玩法都失传了。

 

(十一)桦川老房子
 从1965年至1986年,我们家一直住县粮食局分配的家属房,家属房是砖墙草盖,共有四趟八栋房,每栋房住四户,共有32户人家,这个房子我们称之为“老房子”。
 老房子建得很规整也很气派,虽说与现在的房子无法比,但在当时的县城也算得上一流的。老房子的布局都是一样的,每栋房子四户,东西两头是两屋一厨,中间两户是一屋一厨,当时分配房子的原则只有一个,按家庭人口多少分配,人口多的住两屋一厨,人口少的住一

桦川老房子

正房

仓房

门斗

菜园子

屋一厨,公开、公正、公平。
 我们家人口多,分配住在西南的第一栋房子的东头,两屋一厨。
 老房子是南开门,格局是最老式的,一进门就是一个大锅台,北面是一个冬天取暖带火墙的砖炉子,压水井也在北面,北面还有碗架柜、水缸等等,卧室是个套间,炕都在南面。这样的设计极其很不合理,乱七八糟的厨房不仅完全暴露,而且锅台的位置也很非常别扭,进卧室必须要绕过锅台才能进屋。一年后,父亲就把锅台和炕都改到北面,砖炉子也稍稍往南挪了

一点,并在厨房与进户门之间做了个隔断,安了一个门和一扇窗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门厅和一个封闭式的厨房。
 房屋改造后得到邻居们的赞赏和认可,并纷纷效仿。
 记得我们家的大铁锅很大,在这口大铁锅里我们常吃到母亲做的正宗酸汤子、酸菜帖饼子、带有“饭嘎巴”的大米饭、捞二米饭、锅出溜、大锅煮饺子、蒸粘豆苞、小盆蒸鸡蛋糕、独一无二的猪肉炖粉条子等等,等等,那是家的味道,那是天下最美味的佳肴。

 在老房子的东面父亲找人帮忙接了个下屋(仓房),下屋很大,放了好多杂物,父亲还有十几麻袋的书也都放在二层隔上,一度成了我的书房;
 在老房子门前又盖了门斗,门斗的主要作用是:挡风和防寒。
 老房子从屋里到屋外,从仓房到小院,从猪圈到鸡架,都被父母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要是评卫生先进家庭,我们家绝对是第一,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几个孩子既使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也都被母亲洗的干干净净的。
 

 老房子南窗前有一小块空地,父亲曾帮我把它平整后,为学校脱过修建地道用的砖坯。靠近空地有一个砖窖,夏天当冰箱用,冬天储存土豆、白菜和萝卜等冬菜。
 各家的房前屋后是两个大大的菜园子,规模也与房子成正比,基本上都是一样大的面积。
 我家前园子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杏树,还有一棵是李子树,两棵树每年都结满了果实,但这两棵果树与我们家前面一家姓郑的果园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郑家园子里大约有几十棵果树,

各种颜色的果子吊在树枝上,煞是好看,也让我们垂涎欲滴,几欲前往取之,但杖子(篱笆)太紧且更有好多个恶犬守园,不敢冒风险,只能“望园兴叹了”!
 我家前后菜园子以前是用板皮夹的杖子(蓠芭),又结实又美观,结果一到冬天小孩也偷,大人也拆,小孩偷是自备紫火,拿到学校引炉子用,大人拆是家中穷拿到家里烧火取暖用,那杖子被拆的豁口大的能钻进一头猪,父亲觉得再用板皮夹杖子肯定不行,于是从单位借了个铁推车,领我们去江中心的小岛

“柳条通”割柳条,干了一个冬天总算把夹杖子的柳条备齐了,个中艰辛难以言表,但辛苦没有白费,春天用柳条把杖子夹上后再也没人偷没人拆了。
 记得我家的前园子里种有豆角、黄瓜、青椒、茄子、西红柿、韭菜、香菜、波菜、芹菜等应季蔬菜,后园子种有玉米、土豆、白菜、小豆、红豆、江豆等农作物,所有这些绝对是纯绿色食品,基本能滿足夏秋两季的用菜量,也能储存一些冬白菜和土豆。不过春天翻地,夏天耕地,秋天整地还是很累

的,特别是春天翻地和被垅,真的很累。
 那时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身体最好,我就摽着哥哥,领着弟弟,把地块划好分好,采取包干负责的办法,不干完不准吃饭,但多数是我翻完了还要帮助他们翻。翻地还可以,有力气就行,被垅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要有一定的技巧,否则垅不直,垅沟不深就耍返工,我是个对自己都较真的人。
 春种秋收,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却享受着收获带来的喜悦。
    在那个特殊年代,父母亲白天上

班,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还要参加革命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
 冬天的夜晚,我们哥几个及邻居家小孩,围坐在煤油灯前(那个时候总停电),看小人书或轮流讲故事,那时候的我是讲故事的主角,我把从姥爷那听来的和书上看来的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有时候也会自己编故事,弟弟妹妹、邻居家小孩及大哥都喜欢听。
    在老房子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大哥很有音乐细胞,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二胡,但家里并不看好他,也没有给他买二胡,他就自己动手用竹筒、竹杆、木棍和蛇皮做了一把简易二胡,每天进行练习,得到父母的支持买了二胡后,他就更加勤学苦练,二胡演奏水平相当高。
触类旁通,后来哥哥又专攻手风琴和小提琴,经过努力,两者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喜欢看大哥拉二胡、拉提琴和拉手风琴的姿势,两只手和手指头飞快地在琴键上跳跃着,那优美的琴声真的令人心醉。

 大哥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赵爱军,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赵毓彬是桦川一中最好的数学老师,母亲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他们一家都喜欢文艺,经常举行家庭合奏乐,爸爸吹黑管,妈妈拉手风琴,大哥赵爱科拉胡琴,二哥赵爱军吹笛子,妹妹赵爱丽弹月琴或唱歌跳舞,弟弟赵爱新拉小提琴或电子琴,这一家真的堪称音乐世家。
 夏天的傍晚,他们家的院子里、屋里经常会传出美妙动听的乐曲声和歌声,一家人在一起吹拉弹唱,真是其乐融融。

 他们的父母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据说他们的父母原来是八路军三五九旅文工团的,他父亲当时是副团长,兼编剧、导演;母亲是女高音歌唱演员,人称金嗓子,在考文工团时,她母亲唱的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征服了考官并直接被录取。当年他们的父母曾与王昆,苏民,李劫夫,郭颂等人经常在一起活动,他父母合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等剧目红遍了大江南北。听说他父母还与中共传奇特工刘玉戈相识,一直保留着他在剧团时的剧照。

 大哥经常去他们家,手风琴也是用他们家的小手风琴跟她母亲学会的,有时大哥也会加入他们家的音乐会,锻炼提高自己并受益良多。
 我很羡慕这样一个具有音乐气息又有书香文风的优秀家庭,也为大哥能认识这样的人家,结识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
 赵爱丽是我同届的中学同学,不仅人长的漂亮,知书达礼,而且懂得音律,文学基础也非常好,各门功课都很优秀,是同学中的姣姣者。退休后被单位返聘,在重要的工作岗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山楂树

赵爱丽

赵爱丽、赵爱新与母亲在一起演奏。

 术有专攻,业有所长。我不懂音律,但我从小爱好体育,短跑、滑冰、打球都是我喜欢的运动,特别是打乒乓球更是情有独钟。
 刚开始时打球时,我自已用木板做了一个乒乓球柏,两面都是光板,在学校的水泥球台上练习打球,进步很快。

后来父亲翻箱倒柜,把他年轻时用过的球柏找出来让我用,球拍很新也很好,但球拍上只贴有厚厚的海绵而没有胶粒,软绵绵的,还是横板式的,而我是打直板的,不方便握拍。
 父亲为支持我打球,特意给我买了一个适合我使用的新球柏,这让我如虎添翼,练习打球更加刻苦,进步相当快。近台快攻、发球抢攻、左推右攻是我的强项,也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打法,而我的直线扣杀打滑板在当时国内是很少见的,非常有杀伤力,难遇到对手,可惜的是当时县城只是普及乒乓球运动,并不重视。

 记忆中在我下乡前县里就没有举办过乒乓球比赛,我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培养和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如果当时有人重视,说不定我会在乒乓球上有一个良好的发展,也许会成为国手,可惜了!

 老房子是我们成长的见证,在老房子里,父母哺育我们,培养教育我们长大;在老房子里,我们渡过了幸福的童年和欢乐的少年;在老房子里,我们完成了小学、中学及高中学业;在老房子里,大哥入伍参軍,走向部队,我和三弟世光、妹妹丽芬上山下乡,走向广阔天地,四弟世龙金榜题名,走进大学,我们都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蜕变。
 几年后,大哥转业、兄妹返城、四弟毕业,我们完成了人生第二次蜕变,开始奔向了人生更大的舞台

 若干年以后,老房子见证了大哥的婚礼,继大哥之后,我也在老房子举办了婚礼。洞房花烛,我们完成了成人的洗礼,迈向了成熟。
 50多年过去了,桦川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老房子已经不在了,儿时的玩伴都已经老了,我们兄妹五人也都相继走出了桦川,离开了故土,但我们都很想念那块哺育我们的黑土地,怀念那所老房子,缅怀养育、教育我们成长的父母;那里有儿时最纯真、最朴实、最美好的记忆,更有年代久远的故事,它永远是我们的牵挂.......

歌曲:父亲

歌曲:母亲

左一起四弟世龙,母亲,大舅,大哥在桦川老房子屋内。

老房子屋内外照片

老房子屋
内外照片

 (十二)激情岁月(小学)
    1965年秋,我转学来到了桦川县第一小学四年一班,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走路也就十分钟左右。
    教室很宽敞,与我们一趟(栋)房的三个班是五年级的学生,从西往东依次是五年一班、五年二班、五年三班,我们四年一班的教室在最东头,班主任是侯德勃老师。
    在我们班的东边是一栋低矮的土房子,从西往东依次是学校水房、四年二班和四年三班。记得烧水的老人家很慈祥,上下课的钟声也由他负责。

    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与本班一个年龄相仿的农村学生搞上了对象,小学老师与小学学生搞对象在当今都绝无仅有,当时更是哄动了全校,惊动了校长,学校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阻止,但并没有拆散这对恋人,后来听说他们还是结婚了,婚后很幸福。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学校都停课了,即“停课闹革命”,轰轰烈烈闹了一阵又复课了,即“复课闹革命”,革命上课两不误,但上课极其不正规,管理

也很混乱,记得当时我们教室的棚不是抹灰的那种,而是用报纸糊的。冬天,学生们常常会把天棚的纸撕下来做引火柴,久而久之,天棚的纸几乎都被撕光了,露出了棚方子,也不知是谁带的头,也不知是从哪天开始的,我和李学义、姚福元、何立臣等几个同学都能站在桌子上,双手握着木头方子,然后来个“引体向上”翻到棚上面,并可以轻松自如地在木方子上跳跃奔跑,有时会在豪无阻碍、四通八达的棚上到其他三个班“扫荡”,当然我们班也被“扫荡”过,顺点煤,顺

点柴火,互通有无,挺好的。最高兴的一次是“扫荡”到了一堆土豆,于是放在水壶里煮,扔在炉子里烧,切成土豆片在炉盖上烤,几个同学吃得不亦乐乎!
    这年夏天,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一个同学按老师的要求,从家里带来了几十个野菜和米糠做的菜包子,分给同学们当早饭吃,也就是吃忆苦饭,记得我当时吃了两个菜包子,觉得还挺好吃的,还想吃一个,可是没有了;中午,同学们拎着鞋,光着脚,从学校走到江边,又走回来,

来回三公里,当时也没有感觉怎样,就是有点硌脚,这就是走忆苦路;晚上,男同学带着简单的被或毯子从家里来到班级,把桌子拼到一起,躺在上面睡忆苦觉,嘻嘻哈哈的一宿很快就过去了。
    吃忆苦饭,走忆苦路,睡忆苦觉都是在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有些走形式,后来请校外的农民到学校作忆苦报告,才算是受到了阶级教育。
    文革期间,家家都要在吃饭前搞“三敬三祝”活动,记得当时父亲列了张表格贴在屋里的墙上,上面

标注着每天早中晚饭前的“三敬三祝”时间,每个人的分工,每天的学习内容等等。我当时被分配当“三敬三祝”的引领员,也就是喊口号。记得当时喊的口号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就是“三敬三祝”,然后向毛主席挂像三鞠躬,高唱《东方红》歌曲,然后才能上桌吃饭,这项活动我们家一直坚持了很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被选拔加入了“红孩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桦川县当时最大、最红而

且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宣传队,让很多同学眼红、羡慕,记得当时何力臣同学就讥讽地说过:“都找好看的去红孩子宣传队,没好事,”典型的“羡慕忌妒悢”。
    在红孩子文艺宣传队中我表演一个新疆舞蹈,表演者有五个人,我们都戴着新疆人的小帽,穿着新疆人的服装,手里拿着一个叫手鼓的新疆人特有的民族道具,在台上僵硬地机械的跳着新疆舞蹈,也算是一种风情吧!当时也不知道受不受欢迎。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

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也就应运而生,积极分子到处作报告,当时有个词叫“讲用”。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第一要务是“讲用”。到工厂讲、到农村讲、到学校讲、到部队讲、到机关讲,大会讲,小会也讲,台上讲,台下也讲,总之是到处讲。
    记忆最深的是县里红代会的一个代表,叫付清,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付卫东,意思是永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付卫东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

镜,穿一身流行的黄军装和黄军鞋,戴着一个黄军帽,腰上扎一个黄色的皮带,挎着一个黄书包,书包上还绣了个红色的五角星,书包里装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手拿毛主席语录,也叫红宝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走到哪讲到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名声非常大,省内外闻名,听说还到全国讲过。记得有一次他在县里最大的广场“讲用”,听他讲用的人成千上万,把整个广场都占满了。记得讲用结束后,我挤到台上,代表班级给他献毛主席像章,但因献像章的

人太多,我个子小够不着他的上衣,只好把像章别到他的裤子上。那次”讲用”下来,付代表身上大约别了上百个像章,衣服上有,裤子上有,前面有,后面也有,那场面,真是火爆极了。
    受大气候影响,桦川一小各个班级也开展了“讲用”活动,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太上心,只是写了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引起了班主任侯老师的注意,在他的安排下,我对讲用稿重新进行了编写,并由侯老师亲自帮我进行修改、润色。由于“讲用”内容丰富,事例鲜

活,得到了班里同学们的好评;之后我被班里推荐到学年上讲,也取得了成功;又被推荐在全校讲,得到了校长、老师和学生们的认可,于是学校准备推荐我参加县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到县里去讲,当时还有一个叫赵录的同学,也一起被推荐,二选一。虽说大家都认为我的“讲用”要比赵录好得多,但在县里政审时发现,我有一个有过历史问题的大伯,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虽说父亲早已经与其脱离了关系,但我还是被刷了下来,同时还被取消在学校、学

年、班级所有的“讲用”资格,为此,候老师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这件事当时对我打击非常大。在校内,同学们开始疏远我,在校外,连要好的同学都躲着我走,这让我很郁闷。
    那年冬天,我参加了一个叫“少年英雄造反团”的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总部就设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参加了“少年英雄造反团”后,让我一扫“讲用”带来的阴霾,我每天都精神十足的参加各种活动,张贴标语,搞宣传,我又成了学校和班级的活跃分

子,可是好日子没几天,这个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听说我伯父这件事情之后,气急败坏地找到我,勒令我立即退出“少年英雄造反团”。记得当时我也很生气,找了一张大纸,用毛笔写了一张退出“少年英雄造反团”的声明,然后端了一盆水狠狠地泼在外面的墙上,把大字报贴上(这个办法在冬天很好用,大家都在用),从此与“少年英雄造反团”再无任何关系。
    既然当不成造反派,也不能当“保皇派”,只能当“消遥派”了。每天在学校除了学习少得可怜的文化课

外,在校外我就偷偷地在家找一些小说看。
    父亲藏书很多,古今中外书籍都有,更有一些名著,还有一些大学课本,都放在我家仓房的二层隔上,那段时间是我读书的最高峰,读了好多好多书,有中国的文学名著,也有好多外国文学,还有一些大学课本等等。
    我一头扎在浩瀚的书海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的养分。读书,不仅让我忘却了烦恼,更重要的是开拓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这对我以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父亲担心收藏的书被红卫兵当成“大毒草”查出来挨整,就开始烧书。
    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家做饭不用柴火,而是用书来烧火做饭,十几天后,父亲觉得太慢,担心红卫兵突然来查,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烧,整整烧了十几麻袋书,有很多都是古老的线装书,真是太可惜了。
    没有课外书读了,我就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背诵毛主席诗词,背诵老三篇。一开始我是跟随大流学,后来是有兴趣地学,再后来我是系统地学,特别

是对“老三篇”的学习就更深入一些,因为林副主席带头学,当时还有一首脍炙人口歌曲,歌名是《永远学习老三篇》,全国人民都会唱。记得歌词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比较系统的学习,我竟然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有一个由表入里的深层次认识,用哲学的观点一分为二地看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见雏形,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认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言行和对事物的理解,并一直伴我前行。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可能是算是对我的补偿吧!这也正像人们常说的:上帝向你关闭了一扇门,却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很多年以后,我还能够非常流畅的背诵“老三篇”和若干段毛主席语录,还能不跑调地唱毛主席诗词歌曲,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年的学习态度和深层次的认识,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不可思议。

    1968年,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为了慰问战斗在革命第一线的领导阶级,鼓舞斗志,毛主席决定把巴基斯坦外宾在访华时送给他的一篮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接送芒果的热潮,转赠芒果的热风席卷神州大地。
    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县人民基本都出动了,迎接芒果的人群从县委一直排到南门外,那真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夹道迎接毛主席赠送的革命芒果,欢庆毛主席关怀工

人阶级贫下中农,表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记得当时我与同学也在欢迎的人群中,但仅能看到一个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手里捧着装着芒果的玻璃盒子,在一队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欢呼声缓缓走向县委,并没有也不可能让你近前观看芒果。
    芒果是一种热带水果,现在要吃并不难,但在物资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芒果却是十分珍贵。当时,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都还没见过这种新鲜的外国热带水果,这芒果在大

家眼里显得弥足珍贵。但这篮芒果不过十几个,不仅不够转赠,而且很容易坏,于是有人想出了法子,用蜡制芒果代替,有了复制品,转赠就方便多了。
    那个年代我也确实没有见过真正的芒果,也不知道芒果长啥样,但几个芒果,能够引起一波狂热的忠诚,这正是“文革”中的一大特色。
    像这样具有时代特点的大规模的场面还有过好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和迎送九大代表。记得那时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人们都

会自觉地赶到单位赶到学校,有组织或自发的上街游行庆祝,如果是晚上,大家会手举着各式各样的自制灯笼,踩着罗鼓点,边扭边呼喊口号,那火热的场面,那热烈的气氛真的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十三)动荡年代(小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破“四旧”之风愈演愈烈,记得北门外通向江边的,有两条路,一条通往油库,一条是通往粮库,在两条路中间交叉地带的三角空地上有一个用整块石头做的小庙,小庙不算太大,高度大约有1.2左右,上面刻着好看的花纹,做工非常精细。这个小庙平时就放在空地上,香火不断,文革时期被几伙红卫兵发现后,曾派人用火烧、用锤砸都没有弄坏,最后只好推倒扔到水沟里,至今下落不明。

    文革期间班级和学校发生了两件事,印象非常深。
    第一件事:反动标语。不知是哪一天,一个学生向老师报告,在黑板后面发现反动标语。
大家都知道,学校的黑板很大,很平,但它并不是整块的木板,而是由若干块木板拼接而成,表面是平的,后面是用小木方进行连接,这样就形成了若干个小方格,记得当时就在靠前方格里写着“打倒”两个字,后面的方格里面竟然写着领袖的名字,连起来一念可了不得了,不仅班级轰动,整个学校都轰动

了,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查是必须的,先从班级查起,查来查去,先是查到了一个叫于是范的同学,他家好像是悦胜大队的,平常这个同学表现不好,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总说怪话,有重大嫌疑,于是同学们把于是范弄到班级的前面进行批斗,记得当时有几个女同学站在前面,手指着于是范,声泪俱下地对于是范进行控诉,而控诉的内容也己超出了查“反标”的范围,主要是一些欺负女同学,打骂男同学的行为,有个女同学甚至用扫地条帚使劲打于是范,

把扫地条帚都打飞了,既使这样,于是范也没有屈服,不承认是他写的。
    过了一段时间,又把一个叫马成信的同学揪了出来,马成信家的成分是地主,说他仇视新社会,恨共产党,恨毛主席,“反标”是他写的。当时我参加了悦来镇红孩子宣传队,经常去排节目,不常回班级,也不知这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第二件事:批斗校长。记得当时的校长姓王,是我一个要好同学的父亲,那时有很多毛主席语录都被编成了歌曲传唱。

    毛主席语录开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改编成歌曲后的结尾是四个拍节,因没有乐器伴奏,王校长在教学生唱的时候就用嘴打出了四个拍节,唱出来是这样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2、3、4,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3、4。这下可了不得了,说王校长篡改毛主席语录,大会批,小会斗,把王校长折腾够呛。

    无独有偶,王校长的老婆对文化大革命怀有抵触情绪,平时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有一次街道组织政治学习,她竟然对人说:“学那玩意有啥用,还不如回家搂我老头睡觉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话立刻被反映上去。
    结果是:王校长的老婆被红卫兵剃了鬼头,在脖子上挂个大牌子和两只“破鞋”,上书坏分子大破鞋XXX,游街示众。
    这种抓小辫子的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已然是见怪不怪了。

    在文革期间那个寒冷的冬天,父亲所在单位凡能沾上边的人都被大卡车拉出去进行过批斗,并被有心人冠上了好听的头衔。
    “黑帅”xxx,“黑丞相”xxx,“黑军师”xxx,“黑秀才”xxx,“黑干将”xxx等等。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之一有原锅炉工刘天运,这是个非常善良、老实厚道的人,在游街批斗前他就悄悄地通知大家,穿好棉大衣,戴好大皮帽子,别冻坏了,这让大家的心很温暖,也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文革期间,桦川县有三个造反团名气较大。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团长是赵云峰,原桦川一中高三学生,三结合时当了革委会副主任;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团长是李义兵,原桦川一中高三学生,因文革后期没有被结合,不得己去部队当了兵; 
    还有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卫东彪革命战斗队”,由政府机关36名党员干部组成,但被认为是保皇派组织,一直被造反团打压。
    

庆幸的是县城文化大革命并没出现过武斗问题,听说佳木斯市825造反团就与另外一个造反团发生过大规模武斗,伤了好多人。
    记得当时有几个老高三的学生,因偷听敌台被揪斗,我很清楚的记得是在县里最大的广场召开的批斗大会,几个高三学生挂着大牌子,排成一列站在台上,依次到麦克前报名,当时记得有一个人上来报名:“偷听敌台者xxx”,那从容而镇定的神态,那带有磁性的声音,真是挺搞笑的。
    1966年8月份,全国出现了红卫

兵大串联的高潮。桦川县中小学也紧跟形势,进行了串联活动。记得当时在我们强烈的要求下,班主任老师领我们徒步走到了拉拉街公社,来到了解放军驻地,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串联活动。
    记得当时部队组织了欢迎会,在部队食堂安排了非常丰盛的中午饭,吃完饭我们又在部队营房睡了一觉,然后部队安排车把我们送回了县城。临走时部队还每人增送一张毛主席与两个小八路的像片留做纪念,让我们好好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之后,班里有几个大一点的同学意犹未尽,竟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北京见毛主席,商量好之后,几个同学在xxx同学的带领下,几经周折来到佳木斯市,有关单位热情接待了这几个红卫兵小将,并赞助他们每人五元线表示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们去北京的决心,结果他们刚进佳木斯火车站就被工人叔叔给轰了出来,“小屁孩,赶紧回家,凑什么热闹”,北京没去成,他们只好沮丧地返回了桦川。
    文革期间,我犯了一个错误,“抢像章”。记得当时我己经小学六年级

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人们忠于毛主席的决心表现越来越热烈,带毛主席像章那是必须的,而且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好,各种材料都有,记得有铁的、瓷的、玻璃的,还有夜光的,有些小孩想得到这些像章,又没有钱买,有些珍贵的像章既使有钱也买不到,这就出现了一股风,“抢像章”,我的邻居和同学都去抢过,并在我面前玄耀,我很不高兴,于是就策划也学着去“抢”。
    经过几天观察,我选中了一个女的下手,记得那个女的是个中学老

师,有30多岁,梳个长辫子,穿个军大衣,很文静的样子。在我们学校旁边有条小路,很偏僻,她每天晚上下班都走这条路。
    那年冬天,天很冷也很黑,我躲在小学校的房头,待那个女老师离我不远时,我突然加速窜了出去,一把抓住她胸前的像章扯下来就跑,没听到喊叫声,也没有追赶的脚步声,跑出很远后,我突然感觉得手有些疼,停下来一看手被像章的别针刮了一个口子,血把手都染红了。
    其实我并不缺像章,而且有好多

别的孩子都没有得像章,抢像章只是为了争口气。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又悄悄的躲在学校的房头,看到那个女老师由远而近的慢慢走过来,胸前仍然带着一枚像章,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内疚,想过去给她道个谦,把像章还给她,犹豫半天没敢出去。
    这事让我纠结了好多个日子,直至1968年下半年我小学毕业,我也没有勇气出来见她。
    小学生活虽然结束了,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

 (十四)中学老师 
 记得文革前,小学升中学是要经过严格考试的。当时我哥哥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桦川县第一中学,他们班有个绰号叫“大柿子”的同学,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当时考上了桦川县农业中学,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考入这俩个学校就意味着有考高中的资格,然后有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否则的话,是城镇户口的,要参加技工校学习后,去企业当学徒工,身份是工人,农村户口的只有当农民,回家种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管考试成

绩如何,也不分什么一中农中,统统都上了改制后的悦来中学,这种全班抬的做法让哥哥很生气。
    轮到我们这届也是如此,不论学习好坏,用不着考试,全部上中学。记得刚上中学时,学校教室不够用,我们被安排在北门外农具厂的空房子里,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叫李德林,鼻炎很重。
    新校舍建好后,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教室。
    新校舍很漂亮,一栋砖瓦结构的平房有四个教室,从东往西依次是8、9、10、11班,我在11班。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换成了赵文越,他是大学体育系的,身体很好,也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他当时追求美女老师陈洁如,但陈老师始终没有答应他;
    语文老师叫赵中如,这是个大嗓门大脸盘的男老师,他讲课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口才特别好,相当有水平,我愿意上他的课;
    政治课老师姓江,眼珠子有些往外鼓,同学们背地里叫他“江大眼珠子”。有一次他给我们班上课,有个同学不好好听课,还顶撞老师,气得江老师不知说什么好,情急之下

竟然说了句“你了不得了,你比毛主席还凶哪”。这话还得了,大会也批,小会也斗,还被取消了讲课资格,真的应了那句话:“祸从口出”。
    后来据我分析,他可能要说你比毛主席还英明这类的话吧!一着急竟然秃噜出来这样一句话来。
    数学老师叫王立业,个子不高,说话幽默风趣,数学课讲的通俗易懂,同学们都喜欢听,我的数学兴趣也是他培养起来的。
    不知什么原因,数学老师后来又换成了王秉烈,王秉烈讲课很活画

跃,记得他有一次画一个弧,竟然从黑板这头画到黑板的另一头,非常夸张,王秉烈没讲多少次课,最后数学老师又换成了杨明生老师。
    杨明生老师是回族人,白白的脸上有些皱纹,头发总是一丝不乱,年龄大概30多岁。他说话的语速很快,人很严肃,表情很生动,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
    赵恩祥回忆说,每次课后,杨老师会把被擦掉的作业题又写在教室的外墙上,同学们在课堂上没抄完的可以到外面去抄。
    后来,他不但写当天的作业和上

次作业的答案,还把当天讲的重要概念、公式和例题也都写到教室的外墙上。这样,因事或因病落课的同学可以自己找时间补习;以前没有完成的作业,也可以补做;课堂上没有理解的内容可以在课后去复习。
    日复一日,教室西面的外墙渐渐写满了,他又开始在东外墙上写,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些文字和图形,工整、清晰、严谨。一字一句,一点一线都是那么认真,几乎看不到有错误。就连徒手画的各种几何图形都是那么中规中矩。这些

内容前后衔接,逻辑严密,俨然就是一部完整的数学教学参考书。同学们亲切的称之为“数学墙”。

 杨老师数学教的好,算盘打的更好,每次上完课后,他都会把毛珠大算盘挂在黑板上,利用十分钟的课间时间,教愿意跟他学算盘的男女学生打算盘,我就是其中之一。
 

    因从小跟当会计的母亲学过算盘的缘故吧,我对打算盘非常感兴趣,也有一定的基础。
    记得我当时学的非常认真,在原有“打百子”,记口诀的基础上,不久就掌握了加减乘除法,学会了“大扒皮,小扒皮”,还学会了用512的倍数运算等等,用16875练速度,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通过刻苦训练,我算盘的准确率和速度都提高很快,很得杨老师赏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年教算盘和学算盘并没什么明确的

目的,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而已,但算盘却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从学算盘那一刻起,我的人生轨迹就悄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因为会打算盘,我下乡后第三年接任了松木河林场的出纳,第四年就担任了林场的会计;因为会打算盘,返城后就直接安排在桦川县水泥筹建指挥部工作,兼任桦川县水泥厂会计,算是“以工带干”。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起点,使我顺利转干、转行并走出桦川,走向了人生

更大的舞台。
    那个年代上课虽然不是很正规,但每个老师都很认真,都很负责,现在想想真的很感谢这些老师,没有让我虚度年华。

前排左起:王惠涛、赵毓彬,杨明生、庄威、郑扬辉
后排左起:刘明武、陈永青、王秉烈、王立业

    (十五)中学同学
    离开学校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有些人、有些事还会浮现在眼前......
    记得教室东边是一片很美的小树林,我常去那里看书;西边是学校的五七厂,还有个场院,当时学校曾组织同学在那里用“油脚”做过黑肥皂。也在场院上脱过砖坯,后来那一带又被挖成了地道,成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防卸工事。
    记得有一天我们班把两边的地道挖通了后很高兴,同学们都到地道里爬了一圈以示庆贺,可第二天再去看地道时,发现地道已经全部塌

了,好险啊!如果我们当时要在地道里边,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在全县挖地道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同学,还有一些工人就被压在地道里没有出来,成了烈士。
    记得那次事故我哥哥也在挖地道的人群当中,那天他刚刚上来,地道就塌了,差一点点被埋在里面。
由于地下土质不行,沙子比重过大,不适合挖地道,县政府下令将已有的地道改成了地上的防空壕,不过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在中学期间有几个同学印象非常深,他们算得上我的良师益友。

    曹恩成,我们11排的排长,为人随和,有心胸有气量,工作能力很强,特别是组织能力。曹排长中学毕业后回村参加两年生产,然后入伍参军并在部队入党,转业后安排在养路段从工人干起,工作上兢兢业业,被提拔担任段长,后调到桦川县广播局担任局长直至退休。

 赵恩祥是我们班同学的榜样,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数学更好,是班级的数学课代表。
 赵恩祥家住悦江,离学校比较远,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练习打弹弓,弹弓打的出神入化,号称“神弹子”。记得一次上课,在教室前面突然出现一只大老鼠,赵恩祥掏出弹弓,一下子就把老鼠打翻在地,这一灭害行动,老师和绝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发现,所以并没有影响上课。
 赵恩祥中学毕业后入伍参軍,在部队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很快就入党提干,一直在北京某团担任团职干部直至退休。

 孙同广是河北人,口音很重,从河北来黑龙江后落户到悦来镇民主大队。
 中学毕业后他曾到福前线修铁路,后考入了佳木斯市农校,毕业后分配到横头山粮种场当技术员,之后曾担任马厂厂长、东河乡党委书记及桦川县审计局局长。
 1989年我去富绵县公出,路过东河乡时去看望过孙同广,他极其热情地留我在他那里吃中午饭,因种种原因,我谢绝了他的挽留。这事现在想起来有些遗憾,错过了一次同学相聚的机会。

 张敬文是从9班后转到11班的,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黑龙江省依兰师范学院,在此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敬夫小学教学,从此进入干部队伍序列,后调入人民银行工作。
 张敬文本人很有才华,曾在国内刋物和杂志上多次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在桦川县小有名气。
 曹恩成、赵恩祥、孙同广、张敬文四人在校期间既是同窗又是好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其父辈都是农民,他们本身也都是农业户口,但他们敢于同命运抗争,经过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李学山,当时是十一排副排长,待人友善,人非常能干,用当时的话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记得一次我们支农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瘦小的他挎了一大筐农家肥的大土蓝子,弯着腰、甩开腿,快速地穿梭在大地的田野里,不停地给小苗施肥,那速度、那干劲真把我们给震呆了,他是我们学校的楷模。他下乡返城后被分配到县收获机械厂,年年被评先进,后来听说他自办企业,红红火火的,但他从小有些劳累过度,长大后一直有些驼背,身体不是很好。

 齐克,在校时是我的同桌也是我的好朋友,人很成熟又非常精明,但不喜欢学习,每次考试总是跟我打小抄才能过关,平时里他喜欢称我为“小秘书”。
    齐克虽然学习不太用心,但滑冰滑得特好,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县里举办的滑冰比赛,每次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齐克本人长的很帅,是班级女同学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得有一次放学,齐克约我去一个女同学书桌里拿东西,说是那个女同学留给他的,我们本来猜想以

为是情书一类的纸条,结果发现是一书桌苞米花,弄得我们哭笑不得,但我有口福了。
    齐克父亲当时是饶河县组织部部长,后来又调到桦川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完全可以凭手中权力安排齐克去机关当干部,混一个好的前程,但齐克很小的时候就有当司机的梦想,在校期间就与当司机的叔叔学习开车,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开车技术,盼望着早日拿到“毕业大照”去开汽车。
    齐克毕业后如愿以偿,无怨无悔开了一辈子车。

 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但有几个女同学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孙桂君是我们班的美女,歌唱得好,舞蹈跳的也好,人缘更好,她是我们班宣传队的队长,也是宣传队的台柱子。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生产队演出,有个节目最后一个动作是孙桂君“下腰”,同学齐克要站在孙桂君的肚子上,来一个亮像,也不知当时是谁编排的节目,让一个男同学站在一个女同学的肚子上,也真难为孙桂君了。 节目结束后,齐克竟然笑话孙桂君,说她把肚皮露出来了,真是缺心眼子。

 刘淑兰是干部家子女,从小就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本人举止端庄文靜,与人和善,在校期间品学兼优,从不和同学发生矛盾,是同学中的佼佼者,曾担任过班干部。
 有一次我曾因违反纪律被罚坐到最后一排,当时我的前桌就是刘淑兰。记得那天上课,她的大辫子甩到我的书桌上,我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最后我把桌子往后挪了挪,本意是不想用手动她的辫子,没想到放下桌子时,竟然把她的辫子给夹住了,刘淑兰转过头来瞋目地看着我,一时间让我不知所措,

看到我的样子,她略带一丝羞涩,微微一笑说没关系,是我不小心,让辫子碰到你桌子了。
 一个微笑,一句没关系,一个善解人意的表情,让我恢复了常态,赶紧说了声对不起!是我的桌子不小心压到你的辫子了。我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诙谐幽默的对话缓解了尴尬的场面。这个不经意的事情已过去好多年了,但回想起来还是忍俊不止。
 刘淑兰中学毕业后下乡到申家店林场,在上山下乡期间考入齐齐哈尔医学院,参加工作后她努力钻研

业务,强化理论学习,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政治上也有长足的发展,曾担任桦川县妇幼保健院院长、计划生育办主任和卫生局局长,退休后被佳木斯市一家医院聘为院长并兼任副主任医师。

 王丽华是后转到我们班的的,人长的漂亮,像个小仙女,不仅是男生重点关注对象,也是女生羡慕的对象。据传有个男同学曾向她表白过,想与她交朋友,但被她拒绝了。王丽华不仅学习非常好,而且具有表演天赋,小学期间就参加了桦川县红孩子宣传队,中学期间又参加了悦来中学宣传队,毕业前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当了专业演员。王丽华离开桦川后调到合江地委办公室担任文书工作,地市合并后,一直在佳木斯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在职期间曾担任市政府办公室正处级领导干部。

 中学期间,我加入了悦来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是王秉烈老师,文艺指导是金贞淑老师(朝鲜族人)。王秉烈其实是数学老师,数学教的非常好,但他喜欢搞文艺,嗓子好,唱的好,表演也好,我们同学都很佩服他。
 记得他在《沙家滨》转移的一场戏中,王老师扮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我同学王丽华扮演沙奶奶,我上届同学赵晓君扮演阿庆嫂,三人搭戏真是珠连璧合相得益彰,这是整个演出的压场戏,那扮像,那唱腔,那表演真的太棒了,深受大

家欢迎。
 在悦来中学文艺宣传队我演一个室内情景剧,背景音乐是表演艺术家马玉涛演唱的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我扮演一个八路军战士,剧情是围绕这首歌曲展开的,八路军与乡亲们依依昔别,然后乡亲们盼来了解放军,时间太久了,其它也记不太清楚了。
 在悦中宣传队有我很多同学,记得有潘秀君、李成义、王桂力、刘建华、汉彩珍、王丽华、王丽梅、潘丽芬,还有我家邻居车承军和陈风军,当时的报幕员是潘丽芬。

前排右起:潘秀君、 马云江、马文弟、丁玉梅、邵东英、景桂莲。 二排右起:李成义、李世军、王桂力、王秉烈、金耆师、王亚杰、刘建华、王丽云。 三排右起:汉彩珍、赵晓君、王丽华、李秀兰、潘丽芬、刘小娟、王丽杰。 后排右起:赵国华、朴成显、岳春江、车承军、卢国生、陈风军、王长江。

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

沙家滨选段:军民鱼水情

 有一次下乡到万里河村去演出,由于当时条件不好,那里不通汽车,万里河大队安排了一辆马车来接我们,道路相当不好走,很多人都被颠得头晕脑涨的,记得当时景桂莲由于晕车吐得历害,脸煞白,躺在车上一动不敢动,下车后被人扶到屋里,就这样还没有影响晚上的演出,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吧!
 记得在万里河有一个点将台,也就是瓦里霍吞城址,为辽金时期古城,辽代称宛里城,城内西偏北为圆形土台,俗称“金兀术点将台”。

瓦里霍吞城址是女真人在松花下游修筑的五国城之一,是中国北方地区在元、明、清3段历史时期民族文明的考证,对研究黑龙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25日,瓦里霍吞城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记得当时班里分成两派,有城镇户口的学生自觉高人一头,不把家是农村的同学放在眼里,没事找事,最后连全班的毕业像都没有照上。
 那是1971年元旦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照片上的几个同学冒着严寒,顶着风雪,如约来到齐克同学的宿舍,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个小脑袋凑到一起,就如何照毕业像的问题展开了长久的热烈的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
 夜深了,几个学生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散去。

 1971年1月3日早晨,天空中飘着雪花,天略有些寒冷,9点钟左右,桦川县悦来中学11排的全体同学按要求来到桦川县东风照像馆,准备照毕业像,而我们13个同学却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意见,抢先进去照了毕业像,然后在其他同学惊诧的目光下,趾高气扬的走了。
 为什么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也很幼稚,是某些同学看不上某些同学,想让其难堪,让其下不来台,结果就留下这张仅有13个男同学的毕业照,留下了“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留下了弥补不了的终身

遗憾,好在照片上题有“毕业留影”四个字,让我在遗憾之余感到一点点安慰。
 全班集体像照不成,女同学和其他同学只好临时组织,各自照了毕业像。
 50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照片背后的故事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一群十五、六岁少年因一时冲动所做下的憾事,相信也不会有人计较了。照片背后的对与错、是与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张照片我一直非常完好地珍藏在相册里,保存在电脑中,应用在

手机上,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就会思绪万千,想起校园,想起老师,想起同学,想起尘封的往事……

歌曲:同桌的你

 (十五)待业生活
 1970年末我初中毕业,因当时学校并没有高中,只能在家待业。
 一个月后,有消息说高中恢复招生,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上学;又有消息说,我们这批毕业生可能会分配工作。
 当时我有好多同学,特别是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参加考试,上了高中,父母也希望我继续上学,多学点知识,而我觉得当时受文革影响,学校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乱七八糟的,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不准备去。纠结一阵子后,我决定在

家待业,等待分配工作,那年我才15岁。
 那个年代的孩子立世早,小小年纪就能考虑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就与几个同学商量去粮库晒粮,做临时工。
 其实晒粮工作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早上八点上班,八个人一组,一个晒粮场地,场地大约80米长,20米宽吧!我们先是把堆在操场要晒的粮食摊开,隔半小时用木掀翻动一次,每天按8小时计算,一天大概要翻动16次吧!这活并不累,就是晚上抟堆时有些累。

 抟堆时,几个人按粮堆的长度分成四段,俩个人一组,面对面进行抟堆,一是想早点抟完下班回家,二是有相互比拼的意思,要一口气抟完,这样就增加了劳动强度。
我那时尚小,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这样大的劳动强度有些吃不消,但还是硬坚持干,过了十几天后就感觉胸闷、胸疼,咳嗽大劲了有血丝。
 辞去工作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得干活累着了,伤了肺。记得当时吃了好多中药,还打链梅素,而且还吃过三姑给我做的胎盘,治了大

概有半年多才好。那年我16岁。
 我又在家里等待分配的消息,闲来无事,于是不顾父母反对,与几个同学到了桦川第一建筑公司找到一份临时工作,被安排在木工组做木工。
 这次的工作不累但有些技术含量。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是,先是用电锯把大块木方子改成小方子,然后用电铇子将要做窗框的木方子刮平,再用手工铇子把木方推平,在上面按照师傅划的线凿眼,然后组装成窗框。
 这个活虽然不累,但在使用电铇

子时有危险,我有个同学就给电袍子刮去半截手指头,虽说最后享受了工伤,公司陪了钱,但必竟失去了半截手指头,当时那血流的,想想都后怕。还有个工作是去工地现场,给盖好的房子上“扒板”和“钉灰条子”,活也不太累。这个活也有女同学参加一起干。
 在此期间,我学会了“推铇子、凿眼子”,能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同时结交了4个不错的木工师傅。
 组长鲍师傅,40多岁,个子不高,红鼻头,木工六级,待人热情又实在,平常喜欢喝点酒,大家戏

称他“鲍二两”,木工手艺确实很棒;梁师傅,30多岁,个头很高,块头也很大,身体很壮,平时不太爱说话,人很实在,我的木工手艺主要是跟他学的; 曲师傅,人长的很瘦小,手艺还成,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走路时总是低头往地上看,说是能捡到钱,听他说确实捡过钱。 甄师傅,木工二级,不到30岁吧,人很活泼,怪话很多,但人不坏。他平常穿一条腰间用皮筋、两条裤腿用皮筋做的裤子,穿着很方便也很凉爽,我也学着做了一条,确实挺好的。 

 就这样,我边做临时工,边等待消息,等啊,等!没有等来分配的消息,却等来了七0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通知,1972年11月16日,我离开了家乡,上山上乡到了松木河林场,开始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编后记
 退休后定居大连,主要是因为孩子在这个城市。
    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也被国人称之为“浪漫之都”。几年过去了,还是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时常会想起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美食,也常常会追忆童年往事,可能就像人们所说的乡愁吧!
 《故乡情》几经修改,还是感觉不尽人意,儿时记忆,学生时代的描写略显啰嗦,思乡情怀也不到位,文字平铺直叙没有深度;由于年代久远,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有很多都没有

经过本人核对和核实,难免会出现误差,尚请当事人和读者见谅。文中的插曲和部分插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必删。
   《故乡情》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众多亲友和刘淑兰、赵丽华、潘丽芬、王丽华、孙桂君、赵爱丽、赵恩祥、张敬文、曹恩成、迟文武等同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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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著:李世軍

君子百草書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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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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