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消逝中—琅琊镇渔民生存实录

渔民

毕业作品

编者按

CONTENTS

风光不再：走向迟暮的海岛              

  被繁荣掩盖的危机               

  逃离斋堂岛                     

  艰苦、危险的讨海生活            

  船多鱼少不值钱                

  渔民吃的是一碗青春饭            

  鱼不是我们打完的              

  出海就是一场赌博              

  海上的风向谁能说得清           

  当渔民有什么好的？             

  离开了海一切归零                

  下海就是“上了贼船”            

何以为继：明天的航向该往哪转         

  十五万买个出路                 

  怎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祭海中寻求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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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公里海岸线串起沙滩、岩礁和金色港湾，坐落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沿海的琅琊镇是一座水产强镇。因东南面濒临黄海，历史上渔业就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日本，起航地就在琅琊。千百年间，这片海域养育了无数以渔为生的纯朴渔民。

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通常被称为“传统渔民”，但琅琊镇的渔民更愿意称自己为“下海的”。对于他们来说，船就是命，船既记录了沧桑又承载着希望，码头则是一切的原点，他们乘风踏浪驶向海洋，这就是下海。

下海，意味着把海作为最亲近的对象，沉浸其中，也敬畏和理解它的神秘力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中，琅琊镇渔民跨越风帆时代迈入机械时代，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影响下，琅琊镇渔民及后代的生计方式发生着改变，越来越多传统渔民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下海”智慧，似乎正在逐渐走向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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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不再：走向迟暮的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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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登琅琊时，侍从斋戒于此”。传说，斋堂岛是因秦始皇而得名的。斋堂岛四面环海，是一座礁石嶙峋的美丽海岛。

到斋堂岛去，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从琅琊古港开出的客船。快到发船时间了，人们陆陆续续从镇上赶来，拎着采买回来的生活物资在石阶上排起了长队。时值冬日，海风呼啸，人们站在岸上牙齿直打架。焦急等待中，客船总算来了，一个接一个，人们在售票员的搀扶下陆陆续续跨上了船，向着东南方向行进0.9公里，便到达了斋堂岛码头。

海风一起，蓝色的海水便涌起滚滚浪花拍打岸边，石阶早已被海水冲刷的失去了棱角，巨石堤岸上也布满了细碎的贝壳，沿岸处停泊的一艘艘老旧小木船，远去的佝偻背影，这一切似乎在暗示海岛正在迎来它的迟暮之年。

被繁荣掩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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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早年间的下海经历，肖魏忠点起一根烟，猛吸了一口，“海上要有个风就要吓死的，也没有收音机，没法听天气预报。”为了抵御风浪，渔民之间异常团结，通常多艘渔船结伴一起出发，白天拉网，晚上所有小船就聚到一块，为的就是能抵抗一点风浪。但当时出事故的渔船也不在少数，肖魏忠分析主要还是因为设备落后，预测不到风，同时没有发动机，单靠手摇速度慢，短时间内无法靠岸。

帆船渔业以圆网、流网、钩钓等作业为主，手工作业，渔船捕捞能力不高，未形成规模化，但渔民群体的年收入依旧比农民要高出30%～50%。渔民捕捞上的鱼通常归集体所有，收入以工分补贴形式体现，肖魏忠算下来一年自己可以挣4000分，换200多块钱。 

改革开放后，渔业机械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渔业劳动力主要转入机动船，帆船渔业在整个渔业中已退居从属地位，捕鱼正式迈入机械动力时代。1985年渔船开始私有化改革，据《胶南县志》记载，到了1987年，斋堂岛共有渔船95艘，渔业劳力达550人，渔业发展保持稳定。也正是这一年，肖魏忠拥有了一艘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船，他的渔船也成为了数据里的一分子，生产积极性随之越来越高。

改革

富裕

渔民们放开手脚，敢闯敢试，成为了当地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渔业也完成了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海洋捕捞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加入下海捕鱼行列。肖魏忠的儿子肖永乔15岁时也在他的带领下涉足下海，当时像肖永乔这么大就下海的孩子岛上就有2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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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的人越来越多，捕捞机动渔船也快速增长。1998年，肖永乔24岁，此时他已经拥有了一艘属于自己的木壳渔船。从全国范围来看，捕捞机动渔船的总量已经从1985年的13.82万艘增长到2000年的28.97万艘，渔业经营体制的转变，渔船捕捞能力不断增强，近海渔业开始出现过度捕捞、渔业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

为保护近海渔业资源，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调整渔业发展规划，改变以往“以捕为主，以养为辅”的战略，转而推广“以养为主，以捕为辅”。到了2021年，水产品养捕比例已由“十二五”末的74：26提高到了80：20，留给海洋捕捞的发展空间已越来越小。

捕捞

调整

逃离斋堂岛

儿子自立后，肖魏忠便不再下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肖魏忠认为自己的使命达成了，也到了该养老的年纪了。但出海打渔几乎一辈子的他，对海的牵挂丝毫未减。近些年来，“琅琊港——斋堂岛”航线缺人，他便主动上船去，当起了摆渡老人，每天跟着客船在海上漂过来漂过去。来来往往的日子里他越发感受到岛上的人变少了，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斋堂岛现已几乎没有什么青壮年劳动力了，有能力的都在往外走。

年轻时他曾在斋堂岛担任村干部，据他统计，斋堂岛整个岛上现在还有400余口人，原来则有1100多人。近20年，出去了七八百人，却没有人再回来。留在岛上的村民，55岁都算年轻，村干部的年龄在60至70岁左右，村里的会计甚至比他还大。

肖永乔一辈几乎算得上斋堂岛上最后一批渔民，在他们之后很少再有人从事海洋捕捞业，昔日破晓百船归来鱼满仓的情形也不复存在。30岁时肖永乔决定离开斋堂岛，他因此也成为了最早的一批“离岛人”。离岛一方面是渔业不景气，不少人选择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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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青岛胶南市为高水平、高质量推进义务教育，撤并沐官岛、斋堂岛两所海岛上的“办学点”。斋堂岛上的孩子只能出岛上学，最早多是乘坐小渔船去往对岸的琅琊镇上上学，但遇上坏天气，十天半个月无法去上学也是常有的事。肖魏忠说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信念，哪怕没有钱，卖房子贷款也要出岛。

过几年，肖魏忠也要离岛了。岛上的生活不太方便，生活物资紧缺，就连面条也要乘船出去买。但船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坐的，一旦有点风，船就不能离岛了。年纪大了，碰到个头疼脑热，看病也不方便。再过几年，或许连船都上不去了，肖魏忠说或许是时候离开了。

乘坐客船的斋堂岛村民/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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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上船：海洋不是渔生后代的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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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等待儿子放学的肖永乔/作者摄

断裂的代际传承

15岁下海，多年下海生涯中换过两艘木壳渔船、两艘玻璃钢渔船，下海已成为了肖永乔一生的事业。他关心海洋捕捞业的未来，却未曾想到自己反成了“最后一代渔民”。肖永乔反问自己，“快50岁的人还在下海，下一代谁还愿意下海？”

作为船长，出海的这些年，肖永乔深刻感受到近年来招工越来越难了。入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有经验有技术的渔民又是稀缺资源，人工是一年比一年贵。渔民工资现如今已不再按照年、月结付了，而是按天算，普通渔民出一次海一天能挣六七百块钱。

肖永乔30岁离开斋堂岛后一直在下海打渔，当年和他一起出来的渔民约有百十来户，但不少干着干着就破产了，据肖永乔介绍破产概率约在十分之三。肖永乔认为这是因为下海完全是看天吃饭，也有不挣钱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鱼打的多，有时候又打不到鱼，再加上现在人工又贵、油钱又高，弄不好就要折。”

虽有高额回报，但下海这个职业对于渔民子代的吸引力并没有太大。在时代的发展中，子代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老一辈渔民选择下海，是因为过去受教育机会少、文化程度低，在生存理想与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下海是本地中老一辈渔民不得不做出的抉择。而今步入新时代，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升，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不必“子承父业”，他们开始有了与传统捕捞业解绑的底气。

肖永乔鼓励年轻人“走出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捕鱼的回报越来越低。从前靠着自家的渔船，肖永乔出一次海的收入甚至比普通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所赚的还要多，而他也早早在市中心买上了房子，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现如今，鱼越来越少，本地传统一辈渔民的紧缺使得人工越发昂贵，凭借出海过上富裕的生活已然成为了过去时，社会理性选择视角下，捕鱼的脏、累、苦尤为凸显，他从未让自己的儿子到渔船上去过，更不愿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而是鼓励孩子读书。

但他想好了，即使孩子将来成绩不好，抑或不想读书，同样也不要回来当渔民，而是去从事一份非农的工作，即使少赚一些钱也不要过风吹雨打的捕鱼生活。“现在我还在努力工作，就是想为孩子多积攒一点。”肖永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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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下海时间定在了下午2点。午饭时间，码头上人不多，渔民们都待在船上休息。对于渔民们来说，上了船便意味着昏暗而又散发海腥味的船舱、狭窄低矮的木床、无休无止的工作以及毫无规律的作息。

船上不如岸上，想要好好睡上一觉都成奢侈。渔民老王是河南人，今年50多岁了，并非土生土长的地道渔民。听同村人说下海挣钱，便和同乡来到琅琊镇从事捕鱼工作。老王文化水平不高，年纪又大，下海20多年来，在船上充当的仍是“小伙计”角色。他的休息室相比较于船长、“大伙计”等人就要差一些了。

艰苦、危险的讨海生活

蒲湾码头几十艘木壳渔船一字排开，这天大风警报解除，和煦的阳光中夹杂着淡淡的海风，天气不错适合出海，不少渔民决定下午出海碰碰运气。出海的时间不是随便定的，而是严格依据潮汐，所有靠海吃海的渔民都要追随潮水作业。受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影响，地球上的海水，每昼夜涨落两次，早上的叫潮，晚上的叫汐。潮汐翻涌，带来的是象征财富的海货。（海货是青岛地区渔民的一种说法，专指从海上捕捞获得的鱼虾蟹贝等海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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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生活

老王的休息室位于甲板下方，需要顺着木梯往爬下，休息室的空间显得有些局促，成年人根本无法直起身，只能蹲着一点点向前挪步，通常挪动两三步也就无法前进，老王却要睡在这里，起床稍微一个不注意，就要碰到头。

不知是休息室低矮的原因，还是天气寒冷的原因，老王蜷缩成了一团，虽没有站起来交流，但可以看出老王是个挺瘦弱的人。休息室紧挨着发动机舱，航行时噪音很大，到了夏季又意外闷热，老王只能买上一个电风扇放在这里。虽说船是在海上漂的，船舱里还是经常会有老鼠活动，老王并不感到诧异，他说毕竟环境摆在那儿。

渔民老王与他的休息室/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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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过后，渔民们陆陆续续来到码头，早早做起了准备。出海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家里的女人们也会来到码头帮忙。大到渔船的机械操控，小到连接的绳扣，出海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准确无误。整理渔网，加补冰块，渔民们在船上与岸上来回切换，用的最多的姿势就是跳跃。海上无风三尺浪，即使渔船停靠在岸边，依旧晃动得厉害。渔船与码头之间并无浮梯，想要顺利上船下船，可得有个好身手，瞄准合适位置，从岸上跳到船舷上，这样一个个跳跃的动作也像是在向“下海”这个动词致敬。

为了保证新鲜，鱼一旦打捞上来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它们进行分拣归类，并放入冰库中冷藏。忙碌起来就什么也顾不上了，经常是眼睛、鼻子和耳朵全都粘着小鱼。老王说自己下海这些年没怎么买过衣服，在船上根本穿不着好衣服，他也不在乎，毕竟可以省下一笔开支。平日不出海时，他也只待在船上玩玩手机喝喝酒，只有偶尔需要洗澡时才会下船去到镇里，他拿到手的钱基本就是纯收入，通通寄回家里。靠着这些年的积攒，他也算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姑娘学医，毕业后分配到了人民医院，儿子也有不错的工作，已经结婚养有2个孩子。他很骄傲，自己的孩子以后不用再和他一样，过着风吹日晒的苦日子了。

即将远赴汪洋大海的渔船/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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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气候瞬息万变，转眼间风况可能就变了。天一黑，海边的风“狂躁”了起来，疯狂向海水施压，狂潮拍石，浪花翻涌，满耳都充斥着风的嘶鸣，潮的呐喊。

船多鱼少不值钱

接到大风预警，从蒲湾码头出海的一批渔船要靠岸了。女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有些无奈，从出海到靠岸仅过去一天时间，若是捕不着鱼，赚不到钱不说，还要搭上油钱与工钱。凌晨2点，女人们带上秤，裹得严严实实的从家驱车赶往渔港，在寒风中迎接归来的男人们，她们哈着热气温暖双手，也祈祷能有好的海货。当男人们选择了出海，女人们也得跟着忙碌。在男人们出海的那段日子里，女人们在家睡不到一个安稳觉，甚至舍不得花钱，觉得心疼，直到船靠岸了，悬着的一颗心才能放下。

突突突……船机轰鸣，渔船靠岸了，但风浪依旧大，渔船在海中摇摆不停。瞄准时机，渔民们从船上跳上码头，将船固定好，紧接着开始卸货。鱼贩与私人买家也闻讯赶来收购，凌晨4点，渔港热闹了起来。

渔船上岸，男人的使命大多就结束了。由于海鲜量大、易腐烂，所以急需出手，渔民并不直接接触海鲜市场，而是将捕获的海鲜卖给鱼贩，海鲜交易全凭鱼贩说了算。女人们必须掌握市场行情，才能将手里的海货卖出个好价钱。清点着各类海鲜，刘蕾发现这次捕捞上来的量并不大，各个品种加在一起仅二十几筐，而放在以往，整个码头都堆满了海鲜。

凌晨抵达浦湾码头的女人们/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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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收成难料，鱼，越来越少了。工业化捕捞的迅速铺开，提升了渔业生产效率，但也加剧了对渔业资源的抢夺，渔业过度捕捞已成为全球最严峻的海洋问题之一。

刘蕾在与鱼贩清点海货/作者摄

我国是世界上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从1995年开始，我国近海捕捞总量开始超越1000万吨，2016年甚至达到1328万吨，远超海洋渔业专家建议的800-900万吨最大捕捞量，长期超额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走向衰退。鱼少了，价格却并没有提上去。刘蕾认为这是船变多了的缘故，她说：“船基本都是一起靠岸，都是鱼，所以不值钱。”

放眼整个琅琊镇，据不完全统计，20年前，只有200条渔船，而现在却有1000条渔船。可见在船多鱼少的情况下，渔船的捕捞效率实际非常低下，近海海产品表现出了明显的“低值化”倾向。为应对不利局面，政府也有意缩减渔船，控制渔船功率，以此来减轻捕捞压力。2021年我国压减海洋捕捞渔船超过4万艘、150万千瓦，着力淘汰老旧及作业方式粗犷的渔船，如若放任不管，任渔业资源枯竭，渔民们或许真要过上今天没有收成就盼明天，明天没有收成就盼后天，一天盼一天的日子了。

渔民吃的也是一碗青春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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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戴着头灯，挑拣完海货便钻到狭窄的机舱调整渔船靠向、将一筐接一筐重三四十斤的海鲜从船舱搬运到鱼贩收货车上。持续搬运了十几筐后，老徐的脚步逐渐放缓，背脊也越来越弯曲，虽有些体力不支但他还在朝船上的人吆喝着再来一箱，用他的话说，“这么个年纪了人家还愿意雇我，我得拼了命干啊。”

凌晨在码头上搬运海鲜的老徐/作者摄

与刘蕾家的渔船一同靠岸的还有李成的鲁青新渔67416号渔船。在船长李成与前来码头收货的鱼贩热切攀谈之际，船员老徐正借助船舱的点点灯光，在船甲板上娴熟的对海货进行分类，这是他每次靠岸的首要任务。

老徐今年58岁了，这是他在李成船上的第六个年头。作为一个打了50余年渔的老渔民，长年的船上生活，他的脸被凛冽的海风吹出了一道道皱纹，手背更是皲裂，被厚重的老茧一层层倾覆，关节常年被海水浸泡越发肿大，难以伸直，掌心烙有大小不一、深浅不一的印记，这是一双典型的渔民的手，有些是赤手起网、结绳拉网时手皮被磨破遗留的勒痕，有些是装卸网具、维护渔船时被渔网或铁皮刮出的裂口，还有些是分拣海货时为了捆绑住活蹦乱跳的鱼和螃蟹，被锋利的鱼鳍和爪子割伤刺破。在高盐高湿的环境中，龟裂的细小伤口不易愈合，一日复一日的辛劳就这样在他的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老徐的儿子徐成刚去年结了婚，他经营着一家汽车维修厂，收益时好时坏。儿子结婚买房几乎掏空了老徐一辈子的积蓄。旁人眼中看来，孩子都成家立业了，老徐现在就应该安安稳稳的在家呆着享清福，但老徐却说不敢歇。家底都为儿子置办了家业，现在上岸就等于坐吃山空。更何况，干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辈子的腰腿疼，得了风湿，要变天身体比天气预报都准。老徐把生活看得很清，他说：“我们又不是坐办公室的，退休了还能有退休金，不用怕吃药看病的，趁现在还有人雇我，我得攒点钱养老啊。”

养老问题成了渔民们的心病，不止是老徐，很多中年一辈的渔民都开始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老了之后怎么办？在他们看来便是老无所依。

北桃园村渔民李和钊说：“渔民吃的就是一碗青春饭，只要年轻，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船长雇的就是青春，雇的就是体力，一旦年纪大了，对不起，用不了。”

“下海太累了，现在也就是为了家庭将就着，但确实有些干不动了。”老徐一边搬着海鲜一边说到。和船上的很多伙计一样，老徐十七岁就出来下海了，他不是琅琊镇人，而是周围的临镇——海青镇人，每次出海他都要骑三个小时的摩托车赶来码头。坛网船、玻璃钢渔船、养殖船，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类型的渔船，他都干过，四十六年的青春年华都是在海上度过的。

在琅琊镇大大小小的码头中，老徐算是本地渔民中年纪较大的一批了，很多人打趣他说：“你看人老徐，快60了还这么能干，这是想攒多少钱啊？”老徐心里知道，船上很多人瞧不上他，嫌弃他年纪大干活不如别人有劲，毕竟同样的五个人出海，如果一个人“偷奸耍滑”，其他人还得干得更多。李成也想找年轻一些的船员，但本地肯下海的船员太少了，根本找不到，他便只能将就用着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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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渔船上攀爬的老徐/作者摄

长期的海上生活，风吹日晒是家常便饭，胃病更是和每一位渔民形影不离，经常是饱一顿饿一顿，不忙的时候才有空拿起碗来扒拉两口饭。日夜颠倒的海上生活，让每两小时一上网的渔民只能趁着间隙在漏风的船舱里盖上破棉袄眯一会儿。拉网也是一项力气活，抛锚时两臂使劲一甩，铁锚才咚咚咚地被抛下水去。而将几十米长，上百斤的渔网拔锚拉上来，就算是借着轮轴的辅助，对于常人来说已是两臂酸痛，更别提对于接近花甲之年的老渔民了。这也是大多渔民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继续下海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正经工作多少都能有个单位给缴纳五险一金，不至于像渔民一样，干了一辈子到头来也没有保障。

正如老话说的，老有所依。然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让很多渔民感到不安。李和钊坦言：“我自己心里想的是，不论国家也好，还是渔船也好，给我办上养老金，我就给它干一辈子，要的就是一个保障。”

经过几个小时的休整后，天渐渐亮了，蒲湾港里的渔船也静了下来，描绘出一幅安静祥和情景，像母亲期待游子归家一样，渔港也一直静静地守护和等待着渔船的出海与返航。伴随着汽笛声冲刷着无垠的海面，老徐指节绷紧，手腕发力，向上一甩，缆绳便离开了渔港，船晃了一下，他也跟着晃了一下，影影绰绰的海面上，渔民出海的故事还在重复上演。

“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歌里唱得是多么的情真意切。半生光阴，倏忽已过，眼前潮水起落，身后浮沉半生，多少渔民的青春似水流年与这片海洋为伴，眺望海浪拍打岸堤，迎面海风吹拂面颊。从舞象之年到花甲，连续几十年的海上劳作，无风无浪看似平静的海面下，见证渔民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青春岁月。海洋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全部，却不能保证他们上岸的岁短日长，渔民能做到的就是在还算身强体壮的年纪里紧紧攀附海洋，为朝枚之年的自己换取一份安定。

2021年11月份，老徐的腰间盘突出日益严重，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便呆不住了，强撑着回到船上出了一次海后，竟严重到无法下地行走，他的儿子徐成刚已经对他下了“死命令”，以后就不出海了。老徐说，这下是真干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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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挑战：出海不是自己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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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湖，云是舟，撒下丝网垂金斗。渔歌当香饵阿，鱼群追着走。风送爽，几招手，梦里酒淌香，渔船多富有……”

曾几何时，中国近海渔业资源也像《渔歌》里唱得那样丰富繁饶，养活了不计其数的沿海渔民。但现如今，1.22万平方千米的青岛海域已不再是从前那片出海就有鱼群追着走，下网就鱼满仓的海了，许多渔民陷入了“无鱼可捕”的境况，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现在的出海捕捞。

回忆过去的打渔景象，肖永乔的大舅哥李成说：“以前一网能打几十斤，一天就能有五六百斤，现在出去打一天也就顶过去一网的。”“近海是真打不着什么东西了，以前跑七八海里就行，现在得跑个几十海里。”“资源一天比一天少，就算能吃苦，哪还有人愿意继续下海，有出路的都转行了。”

鱼不是我们打完的

渔业资源枯竭，违规捕捞是一大诱因。早在1986年，相关部门便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其中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海洋资源的方式进行违规作业。”然而，在青岛当地，仍有部分渔民偷偷使用电网违规捕捞，致使带鱼、大黄鱼等近海渔场底层鱼类资源持续衰退。根据研究显示，早在2005年，渔民日常所捕捞的鱼类，已有29%接近崩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到了2048年，或许目前市面上所有的鱼类和贝类都将走向崩溃，那时便是真的“无鱼可捕”了。

“鱼不是我们打完的，是他们浙江的船。”说起近海渔业资源的崩溃，李成显得有些颓然，在他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浙江渔船。

在这片海域，浙江渔船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本地渔民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束手无策。“举报无效”“明哲保身”“别惹麻烦”，在李成看来，连本地渔政都很难抓到这些浙江电网渔船，普通老百姓更没有什么办法了。早在2002年左右，青岛海域便出现了大量浙江渔船，而这些浙江渔船均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电网进行捕捞，它们大多停靠在沙子口码头。

从灵山岛开始一张电网就放下去，七八百平方米，一片海区一片海区的轮流电。每一艘渔船的渔网前方都缠绕着大铁链，铁链上挂着又粗又长的铜质电线。

一开始本地渔民也曾试图向上反映，但是举报过后便石沉大海，哪怕是近20年陆续都有媒体来采访报道，但是该出现的浙江电网渔船只多不少。就算匿名举报，当地的渔政出海之后，这些浙江渔船早已不见踪影。“他们都是和政府有关系，政府有人罩着，咱们这的船敢到浙江去就玩完了，人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关系它敢来？”李成反复提起“政府、关系”，至于到底是哪级政府，哪个单位，李成则说：“这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事。”

整个琅琊镇的渔民对浙江渔船使用电网的态度已经由气愤转变成了无奈和沉默，由最初的抱怨到了别说了。在这片海区还算有些声望的李成说，沙子口那边有专门收浙江电网货的收货船，所以浙江渔船敢靠，有人给他们保着，所有的信息都给他们透明了，一听到渔政海警要抓就跑，应该是沙子口码头的老板都在帮忙打理关系。当被问道是买通了渔政么？李成咂了一声，说：“渔政？渔政管不了，肯定有更大的势力，大到不敢想。”

“人家有人，弄不了他。”在多次的无果尝试后，当地的渔民好像已经接受了浙江电网渔船的存在，或许也谈不上什么接受不接受的份。在他们看来，这些浙江籍渔船“还算老实”，也不会主动闹事，有时候在海上通过船呼对上了话，对方说话也很客气，甚至还会主动承认他们使用电网进行捕捞，说他们那边没有东西了，都被电网电干净了。

出海后这些渔船便将铜质电线的一头搭到柴油发电机上，下网可以直接下到30米深。一通上电，这些电网会产生巨大的电流，电的鱼不至于死，主要是把这些鱼虾给电晕，就跟吃了迷魂药似的。李成说他看到过这些被电网捕捞上来的海货，鱼虾小的可怜，有的才三四厘米长，就和小拇指一样大。这种电法，一次最多能捕捞上来上百斤鱼虾，几个小时内就能捕捞到600斤至1000斤鱼虾，“轻轻松松就断了鱼孙后代”。李成有些无奈。

2016至2017年左右，浙江渔船在青岛海域活动的尤为频繁，这种“绝种网”对本地使用漂网捕捞方式的传统木壳渔民来说是损失惨重。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使他们每次出海收获寥寥，不得已只能越跑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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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烂变质的鱼虾/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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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随着青岛渔业资源的减少，政府管控力度的加大，出现在这片海域的浙江电网渔船也在不断减少。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太多，不可逆的资源修复还需漫长的时间检验。

出海就是一场赌博

渔业资源枯竭对于渔民而言，他们既是问题的制造者之一，也是后果的承受者之一。作为典型的资源约束型产业，渔民的生计全然指望海洋。但海洋资源的枯竭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失海”危机。同时，伴随着资源匮乏的则是政府管制的收紧与转型。

1995年，由于80年代过度捕捞带来的恶果，我国决定全面实施海洋伏季休渔政策，因季节温度的不同，南北方时间略有差异，总体均在6月至9月。而2018年起，黄海海域本为3个月（6月1号至9月1号）的休渔期延长至4个月（5月1号至9月1号）。另一方面，2002年，我国对渔民群体开始逐步施行转产转业政策，以保护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这成为继伏季休渔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在此背景下，渔民陷入了“走不出去、退不回来”的两难境地，面对养家糊口的重担，迫于无奈，他们不得不选择冒险赌一把。

2018年7月13号晚上，李成的媳妇儿陈雪接到了一通令她五雷轰顶的电话，“李成偷捕被抓了！”陈雪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不会开车，只能厚着脸皮把睡着的邻居叫起来帮忙，送她到码头上。按照以往，她是断然不想麻烦别人的，出门之前，她带齐了家里所有的现金，拿上了两张银行卡。一路上，她给能想到的各种人打电话找关系，得到的回复大多是天亮问问什么情况。

到了渔政管理办公室，她见到了还穿着雨靴雨裤的李成以及船上的其余4名船员。匆忙之下渔政在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后便开始提到让陈雪准备好钱明天上班后交罚款，此外便让她回家。回到家的陈雪在沙发上坐了整整半夜，思绪混乱的她想不明白怎么一起偷捕的有那么多人，就她家李成被抓着了。抓着了是不是只交罚款就没事了，他们怎么这么倒霉………带着种种混沌心绪，陈雪第二天一早便蹲在了渔政管理办公室的门口。通过一上午的折腾，好在李成出来了，处罚结果是上交5万元罚款，没收渔船上所有捕捞海货，并且禁止未来三年的捞海菜浒苔抓阄机会。

这不是李成第一次偷捕被抓了，前两年也有一次，在以下海捕捞为生的当地，只有出海才有收入来源，但是从2018年起，休渔期的延长对于没有任何其它收入的渔民来说如坐针毡，所有渔民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不出海，我们吃什么？

在闯海耕海、以海为生的琅琊镇，任何产业都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的富饶让这个滨海渔镇变得热闹。休渔期一到，没有其他技能的渔民只能选择在家歇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周边工作。打零工、去工厂打工的机会也轮不到他们，没有年轻人的体力，也没有年轻人的年纪，对方一看他们这般大岁数便摆摆手，更何况还是短期打工。

坐吃老本是大多渔民的常态，在青岛这片海域，每年要接近4月才能出海作业，到11月又因天气原因陆续收船，这样算起来，浅水域小型渔船每年作业时间只有三个月，春天还没有捕捞到鱼就又要休渔回家了，而这三个月出海所赚取的收入需要平衡整个家庭一年的收支，暂别赖以生存的大海，离船上岸的大多数渔民们有些骑虎难下。

李成一家也不想偷捕。“这事就是在赌博”、“运气好偷一趟上来还能换点生活费”。在李成偷捕出海的日子里，陈雪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晚上也不敢睡，但还是收到了他被抓的消息。过生活需要钱，船员工资、燃油加冰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更别提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上大学，九月一开学两万多的学费更添困难。

这次的罚款让李成不得不“安分”了起来，在家闲不住的他每天都会在码头上缝缝渔网、收拾渔具。休渔期对渔民来说，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将渔船送到船厂去进行坞修，根据每条渔船的马力大小与船长，费用也并非完全相同，大概在1万到4万不等。

为了节省休渔期的花费，李成选择了自己休整。船上常用的四名船工早已回家，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幽暗的机舱里弥漫着浓重的油烟味儿，刷油漆、紧螺丝、修理发动机、密接船体缝隙，李成满身油污的忙了一天又一天，看着周围的人还有在继续偷捕的，李成心里羡慕的直痒痒，但他今年不敢了，不光是因为被罚了5万块钱，还有为此赔上的未来三年打捞浒苔的抓阄机会。

对琅琊镇的渔民们来说，出海捕鱼是冒着风险赚来的血汗钱，打捞浒苔海菜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每年夏天，在以旅游观光为盛的滨海城市，浒苔淹没了青岛处处沙滩海岸，变白腐烂的浒苔攀附在礁石散发刺鼻的臭味，严重污染了海域生态与水质，干扰正常的海上旅游项目。为此青岛政府组织出动大量渔船，以官方补贴的形式组织打捞浒苔，这对于在休渔期分文无收的渔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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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机会也不是人人都有份的。打捞浒苔需要满足规定的报名资格，捕捞渔船需要渔业船舶证书载明主机总功率在99千瓦以上，而在上一年因违反打捞工作纪律被取消打捞资格的船只，三年内不得参与打捞浒苔。报名结束后，当地海洋与渔业局调度指挥组对满足资格的渔船进行筛选，根据渔船马力大小与浒苔总量分批分阶段进行公开抓阄以确定打捞名额，每批400多条渔船里，只有抽到前30号的船才能去打捞浒苔海菜。凭借捞浒苔海菜得到的政府补贴大约能占年收入的20%，这笔钱少说也能有10多万。

2018年，因浒苔捕捞量过重，致使两条渔船严重超载覆海，后海洋与渔业局对船长不到21米的渔船取消了报名资格。在李成看来，他没有这个运气，抓了几年都没有轮到过他，这下子直接断了他未来三年的念想了。但他没曾想，两年之后他竟然碰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2021年4月27日，在青岛港以南75公里外的海域，一艘利比里亚籍装有100万桶沥青混合物的油轮与一艘杂货船碰撞，致使大量燃油流入大海。事故发生后，山东海事局紧急调配专业清污船与渔船参与清理行动，而参与行动的渔船选择方式仍为抓阄。

李成本来没报太大希望，他觉得这种事情一向与自己无关，自从2018年偷捕被抓以后，青岛海域对于休渔期违禁出海的管辖更为严格，他也只能在家休整自己的渔船，寄希望于秋天能收获好一点。

这次的抓阄用李成的话说是“积了福报”，他抓到了13号，成为整个村里第一批出海捞油的渔船，而这一个月的捞油虽然又脏又苦，整整40多天不能上岸回家，但是李成乐得合不拢嘴，他打算用这次补贴来还自己的房贷，不至于在不出海的日子里每个月为房贷发愁。

在他看来，这是给一直还在坚守捕捞的渔民的红利，他说；“虽然知道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但这也让我们这些渔民有了一点欣慰，还能再熬个几年，说不定就熬到了，主要是看运气，赌嘛。”

渔民在打捞泄漏的燃油/受访者供图

漂海打渔三分命，疾风暴雨一分命。作为渔民，看大海“脸色”应时而动是本能常识，大海如果能够在这个季节给予一抹祥和平静的微笑，渔民便能鱼儿满仓，提前过个好年。但大海在渔船浮起船体的同时也能将它们撕得粉碎，让它们葬身深渊。当它满脸怒容、大浪滔滔、恣意咆哮的时候，渔民不要说捕不到鱼生活无着落了，连命可能都难保。

2022年1月11号，以李成、李冰、李本武和肖永航等为主的北桃园村渔民在琅琊镇水产办公室与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争执，起因是琅琊镇水产办公室向上级水产局递交了一封函，要求对在风浪天气违反规定出海的北桃园村渔船进行处罚。在争吵中，李本武问：“不让出海我们不用活了？”情急之下办公室王主任则脱口说，你们活不活跟我们没有关。

海上的风向谁能说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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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寒风冷冽，李本武的渔船驶离了码头，和北桃园村中的许多人一样，李本武的这条中型木船，是他一家所有的经济来源。近年来，由于休渔期的延长、海货的减少，虽然冬季不是最佳的出海季节，但他还是愿意碰碰运气。为了节约成本，本应六个人左右完成的出海捕捞作业被他缩减成了三个人。

事实上，以往北桃园村的渔民与镇水产办公室并无多大矛盾，偏偏2021年接连发生了多起海上安全事故，10月份更有渔船全船覆海致使5人身亡。12月，山东省印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对风浪天气出海作业做出命令规定，但本是为了渔民安全出发的政策却引发了渔民的集体不满。

文件第六条规定，要充分发挥监管平台作用。李本武说实际上就是给每家渔船安装北斗进行定位实时监控，如果擅自不开北斗则要进行10万至20万不等的罚款，这相当于榨空了普通家庭奋斗了半生的积蓄。

文件第二条规定，要建立船舶包保责任制。在琅琊镇的落实情况则是在渔民出海未归港期间，所属村委书记要“暂扣”在镇政府进行谈话、写保证书，直至渔船返港。

文件第八条规定，要加大惩戒力度。这种惩戒在琅琊镇不是单单罚款了事，对于未按时返港的渔船会被拉进黑名单，黑名单的作用并非针对于渔船船主本人，而是直接牵涉其子女的入党考公等问题，堪称“现代连坐”，这种惩罚措施对于希望子女走出渔村的渔民来说，震慑力再强不过了。

此次纠纷事件的核心冲突则与规定中的第五条——强化预警有关。12月28日下午，李本武、李成、肖永航等人通过手机自行搜索海洋气象台预警，发现28号已经解除了风浪预警，便于当天晚上进行出海作业。但在当日晚，当地水产办公室发布大风黄色预警要求29日早9点，所有船员必须返港。李成在花费8小时路程到达作业海域之后，一网未捕便立即回程。此时的风浪预警为黄海北部8到9级，而李成他们的出海作业区域为黄海中部，两地间隔实属遥远。自12月份，此类事件已经在一个月内重复上演了多次。

当天出海当天召回，李本武说，他们已经赔钱赔怕了。出海一趟3天总共能收入近2万元左右，可仅来回跑路的油费就得花费近万，再加上10吨冰2000元，这还没算伙计的工资钱……现在的船员都已经按日雇佣，由于本地出海人员的减少，人工更是一天一个价格，正常大副的工资是一天700到900元不等。除去这种显性费用外，渔网的隐性消耗更是一笔未知数。

对于像北桃园村的中小型木壳渔船来说，根据不同的季节时间，需要使用不同的网具类型，每艘渔船大概每年会备置10多条网具，而每条成品渔网的价格在六千至七千元左右。出一次海，运气好的话渔网使用没有损毁，而运气不好的话渔网可能会完全撕裂需要沿岸修补，修补技术工人的费用则是每天四百至五百元，可以说，每出一次海，渔民的成本费用非常昂贵。

这种笼统海域的大风预警在李本武看来本身就是镇政府的懒政，一刀切，他们怕出任何风险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所以不考虑渔民出海的成本，在政策最开始实施的时候，李本武的妻子连同北桃园村其它几位船长的妻子一起来过琅琊镇水产办公室，告知了渔民的出海情况。

他们说，渔民比谁都更在乎自己的安全，毕竟是全家人的生活支柱，但当天出海当天召回对渔民来说无疑损失惨重。工作人员给出的答复是，上头下的命令，我们只负责通知。事不过三，没有执法权的镇水产办在1月份向上级水产局递交了一封函建议对北桃园部分渔船进行处罚。李本武他们不理解，出海当天明明未有风浪预警，且在镇政府要求9点回港之前的凌晨5点已在码头站锚，为何还会判他们违规，并将他们拉入黑名单。在争执中，水产办王主任却说，他们早已在黑名单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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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艰难：靠海真的只能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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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在清理风干的海星/作者摄

当渔民有什么好的

北桃园村渔民李和钊的态度就有些决绝，他说，“现在我的信念就是下一辈的孩子，哪怕穷死也不让他去出海。”渔民不让自己的后代继续从事捕捞，说到底，就是从心理上否认渔民身份。

问及出海的工作内容，他的介绍也很简短，下网、捡鱼、冰鱼、下仓、卸货，他认为出海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年轻人干这个也学不到东西，但他却忘了在常年的劳作中，有关捕鱼的一切早已内化于心，近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一个被船长雇佣的新手初次上船只能打打下手，要想真正学会捕鱼技术，至少也得几年时间。单一个下网，就需要运用很多技能，比如捕捞下网的收网的时间是由海水涨潮和落潮的水流所决定的，且网口的朝向都有讲究。这是千百年的传承，是渔民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得出的经验与智慧。但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渔民面对自身，时常陷入迷茫和怀疑的情绪。

“鱼儿捕的不满筐，又是东方太阳红，爷爷留下这破渔船，小心再靠它过一冬。”这是渔光曲里的唱词，虽是反映旧社会里渔民的生活境遇，但放到今天依旧有着现实意义。捕鱼辛苦又危险，在面对捕鱼回报越来越低时，那些对于职业的不认同、不理解便会油然而生。

“渔民？电视上都在讲农民，什么时候讲过渔民哦。”渔民肖鹏调侃自己，认为社会整体对于渔民的关注度并不高，虽然渔民收入比农民高，但整体还是一个苦累行业。

海洋渔业不像农业在全国分布广泛，在我国，海洋渔民仍是一个比较特殊、人数较少的群体，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很难直接接触到渔民群体，有的也只是在海鲜市场和鱼贩打过交道。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曾提出，一份职业的社会地位越高，越能见到子承父业的情况。相反，社会等地位越低，越难见到子承父业。

现在，已经很少再能听到世代捕鱼这样的故事了，渔民家庭几乎都在鼓励子女读书，鼓励子女走出渔村。

从现实来看，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也为年一辈提供了更稳定舒适的就业环境、更丰富多元的就业机会，渔民子女的就业观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渔民子女选择从渔村出走。

肖常磊的父亲有着自己的渔船，肖常磊从职业学校毕业之后，在青钢工厂打过工，在面包店当过学徒，在家居店当过售货员，虽文化不高，一直都是给别人打工，但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从未想过下海。

下海，意味着到海上的风口浪尖工作，除了苦累外，几乎就是与世隔绝，这里没有外卖，没有游戏，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不多，除了睡觉外只能对着大海发呆，这对于习惯了现代化、便利化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而当年纪增长，顾虑就更多了。父母病了不能照顾，家里的大小事务不能帮妻子分担，孩子的快乐和忧愁也无法感知。为了家，为了生活，只能在大海上辛勤耕作，但等待你的可能不是梦想，而是各种问题、各种危险和各种负担。

四面是海，头顶是天，长期在海上漂泊，又会遇到各种危险，人自然渴望稳定，但“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这样的尴尬境地，的确会让渔民感到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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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捕了几十年鱼，看一眼海便知道潮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所有的工作经验和技能，都是从海上习得的，也只能用在海上，离开了海，一切就得从零开始。

离开了海一切归零

如今从事传统捕捞的基本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了，他们受限于时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低文化群体，就业机会少，常年从事海洋捕捞的他们缺乏其它技能，当脱离传统捕捞渔业参与社会竞争时，竞争力又显得十分薄弱，他们还能从零开始吗？

在职业选择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少之又少，即使去往工厂企业打工，又会因年龄过大、经验不足、缺乏技术等原因被拒之门外，不少工厂企业甚至明确表示不招收45岁以上的工人。当了一辈子渔民，不当渔民究竟能干什么，很多人没有答案，只能抱着一种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

出海20多年，由于长时间作息不规律，李和滨的胃总是不舒服，正在家中休养打点滴。1985年他从东北来到青岛，那年才13岁，念了几年书后初中毕业了，他开始跟别人下海，他说这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没有别的活可干。

2004年李和滨选择自己养船，本是满心欢喜，但他很快发现当船长需要关心的事情变得多了，人工、保险、油价等费用不断上涨，自己的财富增长速度完全跟不上费用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船体老旧，2015年他停止养船，转而继续给别的船打工。由于长期受晕船困扰，他特别向往岸上的工作，李和滨的妻子介绍，“每次出海回来一歇他就不愿意去了，这么多年都是将就着干。”

李和滨在家中打点滴/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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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滨所在的北桃园渔村距离董家口火车站较近，上岸后他去到董家口火车站工作，但这份工作也并不轻松，李和滨介绍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和火车皮、煤打交道，顺便打扫打扫卫生，“回来之后只有牙白，连眼都是黑的。”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样子，他哈哈大笑起来。

好景不长，在董家口干了没两个月，李和滨就被辞退了，他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那时他刚过实习期，他说：“人家说你办个自动离职吧，要是辞退你还得扣你一部分钱，自动离职也不扣你工钱。”

李和滨的船员证/作者摄

生活还要继续，李和滨只能重新出发。

2021年8月，李和滨拿到了新的船员证，再次投入大海的怀抱，或许这些年里他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大海的广博和包容。在海上工作久了，自由惯了，生活和工作习惯很难改变，对于他来说打工虽然门槛不高，但就是干不长久，被辞退了也不再追究。

上班就意味着朝九晚五，意味着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这就是一种约束。兜兜转转，最终只能回到船上。捕鱼虽然脏、累、苦，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但好在工作时间集中，一次出海最长时间不会超过10天，靠岸的日子就是自由的，回到村子里还有时间在炕上坐下来和朋友们唠唠嗑、喝喝茶。虽然嘴上说着当渔民很累，但岸上生活受挫时，心里还是会为大海留一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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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就是“上了贼船”

讨海吃的人，谁没见识过海的阴冷暴虐？但又有谁没有领略过它的富饶美丽？苦乐参半的捕鱼人生中，渔民们或许都是矛盾的，李和钊将下海的这种矛盾心理比喻为“上了贼船”。

他解释，“一是因为上了船，周围都是海也走不了了。二是这么多年，工作和经验都是下海，哪怕上了岸也束手无策，所有工作都不会。

学习新的劳动技能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学会的，家里的开支谁来负担？风险太大了，耗不起啊。所以上了贼船用在下海人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当船成为了唯一的谋生工具时，渔民又因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能力不足，就业渠道狭窄，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只能继续向海讨生活。渔民与大海、传统渔业，早已产生宿命般的联结，靠山吃山，靠海还得吃海。

李和钊的女儿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几年前，为了提前为女儿的高考做准备，能多些时间在家照顾女儿，李和钊早早就不下海了。

海上气候条件复杂多变，七级风以上禁止出海作业，适合出海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少，与其每天担惊受怕的，李和钊想着索性就放弃吧。和同村的李和滨不同，李和钊并不打算再回去了，而是打算另谋出路，他说他讨厌出海，“没有结婚之前，是无牵无挂毫不在乎，但结婚之后，心里的牵挂太多了。”

他也不愿意去从事体力工作，他心里的账算的很清楚，“体力工作能挣多少钱呢，就拿搞建筑来说，我们不是工匠，他们会的多，一天300，我们什么都不会，一天也就150-170元，而出海一天至少也500元，这个差距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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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的路子上，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时代和环境在变，李和钊也在“摸着石头过海”。几经探索，李和钊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那里接触到了冷库，跟着别人晒鱼、冰鱼，虽没有捕鱼挣钱多，但好在时间不受限制，收入也比从事体力工作要挣的多，两人一拍即合，李和钊决定跟着别人干冷库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也算顺应了政府转型、提升渔业产业现代化水平的趋势，在积极发展水产品初加工、冷链物流建设的背景下，李和钊想抓住机遇，承接鲜活、冷冻、预制、干制等水产品加工需求，等到时机成熟再着手准备自己单干。

李和钊挺羡慕龙湾附近的村子，那里已经发展成为了镇上的渔业转型示范村了，不用出海，仅靠发展休闲渔业，开办海洋民宿、搞搞渔家乐就能过好日子。但李和钊明白要想转型为旅游示范村，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龙湾靠近沙滩和琅琊台风景区的地理优势不可多得。他所在的渔村北桃园不仅不具备这样的优势，近年来，渔民还只剩下8个了，这也导致村里的渔村文化越来越淡。

李和钊在家中/作者摄

使从事与捕捞最相近的养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现阶段，政府为保护海洋资源，严格控制海洋捕捞的强度，鼓励养殖业的发展，但在李和钊看来，干养殖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网箱养殖这种设施型渔业投入门槛比较高，最开始的投入就在上百万，这无形之中就把他们这样的小散户挡在了门外，只有大公司才能玩得起。

鱼苗鱼食等各方面也要投入花费，但出鱼前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有出鱼了才会挣回来。养殖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又非常弱，一旦遇上大风或者意外，例如常见的寒潮，一夜之间活鱼可能就会变死鱼，前期所有的心血和积蓄，都会付诸东流，李和钊对于养殖的前景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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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继：明天的航向该往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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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进/作者摄

15万买个出路

琅琊镇的渔港是24小时不停歇的，只要有渔船靠岸，就永远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去陈家贡码头也好、台西码头也罢，都要戴好口罩，不是因为疫情，而为因为浓重的海腥味。这里是很多人谋生的地方，外地务工、搬运工，甚至是卖菜卖米面的……整个渔镇的产业都需要渔业带动、渔民消费。每一次的渔船靠岸，渔民妻子、鱼贩都早早守候在了码头，在这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尽管下海生活不易，但他们俨然已经习惯了与大海的相互依靠。

和李成一样，胡进也有一艘197马力的木壳船，他是琅琊镇胡家村人，今年54岁，世辈都是渔民的他从小就跟在父亲身后上船，初中没毕业便跟三四个人合伙出去打渔，当时每条船也就10多个马力，到了90年代每年能赚个两万多块钱。2002年，胡进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家庭的压力让胡进决定单干。

2007年，胡进用自己的一些积蓄加亲戚借钱、银行贷款，花费三万五千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份8.8千瓦、12马力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后又花费四十多万元造了现在这条木壳船，这一条船一晃就是十多年。但是这些年渔业资源的减少、用工荒的稀缺、政策的转变都让胡进有些力不从心，他说，“打渔不和以前一样单纯了。”

十多年过去了，挣得钱多了，成本也高了。从油价一桶200块涨到了1000多块，人工一个月100多块涨到了一天700甚至是900块。

“都以为、渔民只要出海就能挣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啊，要不是有早些年的燃油补贴，我挣得还不如个外地打工的。”胡进认为自己这个船长当的并不体面。

这几年海里资源并不好，整个胡家村去年能有收益的没有几条船。胡进说自己之所以还在坚持，就是看中了渔船燃油补贴政策，身边大概40%的渔民都是靠燃油油补熬过来的。

燃油成本占据了渔民出海成本的30%到60%不等。为了缓解渔民出海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2006年，中国渔业燃油补贴开始实施，以此维护渔民利益。

据2009年《中国渔业年鉴》，2008年上半年，国内柴油价格突破7000元/吨，油价涨幅达22.5%，部分重点捕捞海域亏损渔船占比近30%。为减轻渔民负担，中央财政加大了渔业燃油补贴力度，增幅达133%。2009年，财政部农业部印发《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渔船补贴内容做出明确规范。至此，渔业燃油补贴成为保障渔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支渔惠渔政策。

燃油补贴标准主要是按照渔船所报渔业捕捞许可证马力大小和船长进行发放，马力大的渔船一年可能获得数十万补助，马力小的渔船获得的补贴相对于支出而言杯水车薪。胡进记得2012年左右是补贴力度最大的时候，他的渔船按照许可证上的标准能到手三万多，这对看天出海的他们来说是一大救济。

但这项支渔惠渔政策很快也引发了新问题。燃油补贴在国际社会上被认为是刺激渔船产能扩张、加速海洋资源衰竭的破坏性支出。

2001年11月, 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提出，“渔船柴油补贴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建议各国考虑缩减甚至取消相应补贴。与此同时，2015年，中国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布通知，称燃油补贴致使渔业资源依赖性严重，开始减少渔业补贴。

2015年山东省燃油补贴发放标准比2014年降低30%左右，2016-2019年度，捕捞渔船的燃油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逐年递减约18%。此项政策的直接结果是，2012年拿到三万多燃油补贴的胡进在2019年只领到了九千元出头，而这还不如船员半个月的工资。

油补的补贴力度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渔民压力，但却加速了渔业资源的枯竭。昔日“出海去撒网、归来鱼满舱”的情景几乎成为了渔民的回忆。胡进说，在2014年左右，大黄鱼一拉一网，多的根本不值钱，满舱的鱼让人出起海来来浑身是劲，但现在的野生大黄鱼濒临灭绝，然而渔船捕捞技术的日益先进与渔业资源的矛盾还在继续，像胡进这种传统的木壳渔船，拉货少，时间短，有能力的渔民早已经转向了玻璃钢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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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报废船处理行不通，胡进打算个人转卖。他先是在同村人中宣传了他要卖船的消息，之后又和这些年一起养船的伙计们说起了这个消息，让他们有合适的就来联系他。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春天出海时间太短的缘故，前两个月压根没有人联系他。

6月份的时候，胡进按捺不住了。他知道想要造船的渔民一般都会选在休渔期，所以他专门拿了一条中华香烟、一箱好酒找到了船厂和码头老板，希望借助他们的人脉帮他多留意，但是老板们却都劝胡进再坚持坚持，现在卖船不划算。先不说现在年轻人没有想继续下海的了，中年一辈的渔民要么自己有船，要么跟着船老大干，但凡有点想法的，也想要个新船，何必花这个钱去买个十几年的老化船，更何况国家都不支持建造木壳船。

胡进有些不抱期望了。秋季一开海，他闲置了自己的船，决定跟着李冰干。在胡进看来，跟着自己同村的船老大下海有些不自在，“以前都是一块商量着来的，现在让我听他的，还是有点抹不开面”“跟着别人干，不用操心，只用费力就行了。”以往每次上岸嗓子都会喊哑的他语调里现在满是轻松。

胡进与妻子石兰娟商量再三，从2021年3月份开始决定卖船了。“之前一直不舍得，毕竟养了这么多年的船了，2014年左右算是黄金时期了，能挣到20万元，之后捕鱼量是一年不如一年。2018年除去油补纯利润才10多万元，再干下去也没多少意思了。”在胡进看来，这个时候卖船算是及时止损。胡进想的是，新年一过正好适逢春季出海，买船的一定少不了，但事与愿违，他的船从3月卖到了12月，从春天卖到了冬天，才算出了手。

卖船没有胡进想的那么轻松。在减产转型的背景下，2016年，山东省财政厅、海洋与渔业厅出台《关于海洋捕捞业减产能的意见》，之后对木壳渔船的建造管控力度逐步加大，支持建造玻璃钢渔船。对于船龄较大的木壳船，可以上交国家作为报废船处理，按照1千瓦5千元的标准发放。胡进的捕捞证书为8.8千瓦功率，这意味着他的渔船至多能换得4.4万元，这仅相当于当初造船成本价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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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港里停靠的大批木壳渔船/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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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1月份，有人联系胡进了。对方是积米崖码头的收货船，看好了胡进手中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并不是他的船。在当地，捕捞许可证比渔船更抢手，凭借手中8.8千瓦的许可证，胡进最终卖了15万。

一直停摆在码头边上的红旗木船，最终成了朝历史深处渐行渐远的舟楫车舆，逐渐和现代化作业方式脱了节。“15万买了我的出路。”胡进重复说着这句话，而当被问到以后卖船的人是不是会更多时，一向笑呵呵的他突然低下了头，反问道：“这也是一个问号，是不？”

怎样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说传统木壳渔船的船长在年迈后可以把船转卖了，那么普通的船员呢？

事实上在所有的渔民当中，普通船员才是大多数的。据不完全统计，琅琊镇船长和船员的比例大概在7：1，但目前许多减产转型政策的直接受惠者均为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的船长，普通船员该何去何从？

冬天的早晨有些轻寒。早上6点，石家村的石梁便会开始推着清运车逐户上门回收村民摆在大门口的生活垃圾，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开始。

石梁今年63岁。2018年，他因为胃病做了一次大手术，医生建议他尽量避免从事体力劳动，下了半辈子海的他决定离船上岸了。上岸后他在附近的村子里做过一些零活，唯一的女儿早已结婚，挣得钱也够他和妻子日常开销了。2020年村里招卫生检查员，石梁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但却报了名。

每天早上7：00-9:00、下午3:00-5:00为石梁的工作时间，和他同时工作的还有同村的另外两名妇女，三人各管村东、村中和村西三个垃圾桶站点。一开始，石梁说他根本不懂垃圾分类，在他看来，农村里的垃圾有什么好分类的，更别提身穿分类服装、手拿分类工具去指导前来投放垃圾的村民了。因此一开始石梁就站在垃圾桶旁，看有没有人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就完事了，但石梁没想到，这份工作还需要每天在群里拍照打卡、定期到镇上开会学习、网上进行课程学习。

“我就是一个下海的，以前哪明白这些事啊。”石梁颇为苦恼的说。但石梁好学，还有一手好字，他当年考上了高中却因为家里穷没去上。年轻的时候他在船上的唯一娱乐方式是写日记，他说自己当年最想当的是一名语文老师。

为此，石梁认真学起了垃圾分类，还自己在村里的公告栏上写上了垃圾分类的知识点。石梁说：“大多数人来倒垃圾的时候，并不清楚如何垃圾分类，我就给他们讲教他们怎么分，讲的次数多了，大家自然而然也就记住了”。不知不觉中，村民们也由最开始的随意投放到有了分类意识，倒了垃圾后还不忘和石梁说声谢谢，石梁说他感觉心里很暖。

后来，镇里实行垃圾桶集中管理，每家每户只需要把垃圾放在门口的垃圾桶便会有检查员上门收取。这方便了村民，却增加了石梁的工作负担。垃圾分类中最让他头疼的就是厨余垃圾桶，按照四分类要求，垃圾不能混投。每次遇到厨余垃圾，他都需要解开塑料袋细细检查，将被村民混扔其中的非厨余垃圾用长夹子捡出来分类，其中有一些比较“显眼”的“乱入者”，比如污染的废纸壳、腐烂的塑料袋等，这些垃圾的挑选占用了大部分时间，石梁的工作时间也不固定了起来，但在石梁看来，他的这份工作已经很好了，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到处找零活干了，也不用担心老板嫌弃自己年纪大不肯用，这已经比很多同龄人要好的多，他对此很知足。

“怎么样不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吗？年轻的时候选择冒着风险出海打渔，那是为了家庭为了生计不得已的办法，现在年纪大了，下海也不景气，干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孩子都成家立业，没有后顾之忧了，便不需要靠下海养活了，没病没灾的，有口饭吃就行啦。”石梁额头上缀满汗珠，他边清扫桶边垃圾边说到。

而说起从前的下海日子，石梁显得有些怀念，如今的他没事的时候还会到码头溜达溜达，看看以前干过的木船，石梁说：“也不知道还能再看几年喽。”在胡进、石梁这一批琅琊镇渔民看来，他们俨然已是最后一代渔民了。离开大海，出路在哪儿，渔民们很矛盾。他们想坚持，却看不到海洋的未来；他们想改变，却难以找到突破口。他们心中无法对自我身份形成认同，甚至一直希望逃离。

李和钊十分在意女儿的学习，就是想让她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将来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不要困在这个小小的渔村。李成也说过，他的孩子以后干啥都行就是不能来下海，因为太遭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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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自己，当地渔民默认为现状的改变需要的是政策的引领和官方明确承认的合法性保障。他们说，自己最大的盼望就是政府能够真正的扶持渔村和海岛，而不只是口头说说、上头指示。一是希望能够为渔民健全养老金；二是希望政府如果要减产转型，真正的有效措施应该是在交出渔船之后，凭借船员证在贷款上支持一下，例如转型之后去做养殖，贷款的利息能稍微放低一点，这对渔民来说才切合实际。

在祭海中寻求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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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海龙王能保佑这一年一帆风顺、平安满舱”。

2022年2月13日也是农历正月十三，李成和北桃园村的很多渔民一起在台西头村的祭海仪式上对“龙王”郑重虔诚的磕头许了这个愿望，这是琅琊镇的第58届祭海仪式，也是因为疫情停止两年后的仪式重新开启。

“祭海”也称祭“海龙王”，作为一个渔业重镇，琅琊镇目前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传承。千百年的耕海牧渔，流传着美丽动人的海洋神话，传承着神秘隆重的祭海仪式。

琅琊镇祭海仪式现场/作者摄

龙自古以来就是是中华民族的吉祥图腾，也是渔民心目中能够呼风唤雨、纵横天下，有着非凡力量的河海之君，掌管着渔民的生产生活和旦夕祸福。在古代，航海技术落后，出海风险巨大，“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的巨大风险迫使渔民往往结伴出行，甚至集群出海。他们渴望在漂泊的大海中获得海神的保佑，在共同心愿的驱动下，渔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一同举行神圣的祭海仪式，向海神祈福。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尚不忙着出海，边进行修船、添置渔具等准备工作，边静候鱼汛，等到天气渐暖，才会撒下第一网。

渔民在海里出生入死，笃信龙王庇佑，数百年来，这份信仰融入了渔民的日常。人海相谐，是他们不懈的追求；风调雨顺，是他们殷切的期盼。在现代化席卷一切的潮流中，在层状的过去之上，这个又粘压上许多岁月痕迹的小小渔镇不仅往日的沉枳清晰可辨，还形成了一条超越时间的丰富脉络，渔村的未来在沉积和叠加中不断摇摆。祭海仪式的传承见证着这个耕海牧渔的琅琊小镇的存在兴盛，更作为一种信仰承载了渔民的精神，他们在祭海中寻找希望、走向新生。

岁月流转，如今的祭海仪式已成为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呈现出许多现代娱乐化色彩，但依然不变的是渔民们对大海最真实的敬畏与感恩。

虽然当地从事捕捞行业的渔民日益减少，但祭海广场却仍然被围的水泄不通。按照惯例，早上8点，附近渔村的渔民们便早早等候在了台西头村的祭海广场，也有不少游客和摄影发烧友，除了看热闹、搞创作，大家也是为了沾沾灵气。

祭海仪式虽然简单，却古老而又虔诚。一大早，由台西村中的几位渔民捐赠的饽饽、猪头、大鱼、家鸡、苹果和糖块等供品便摆满了祭台。9点一到，伴随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祭海仪式拉开序幕。渔民们一边上香一边祭拜，祈祷海龙王保佑来年风平浪静、鱼虾满仓、人船平安。之后便开始了歌舞器乐表演，悠扬婉转的旋律既表达了渔民对大海的崇敬之心、感恩之情，也寄寓着对平安顺遂的祈祷、对海货满仓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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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台/作者摄

未来尚且是不确定的，渔民们也是茫然的，每年的祭海还会让他们多一份踏实感，似乎在龙王的保佑祈福下，海洋能一直富饶祥和。但生态越来越恶化、渔业资源越来越匮乏仍是绕不过去的坎儿，部分渔民只能选择“上岸”，但仍有人不愿也不敢离开。上岸，能否“喂饱家庭”？坚守，到底又能守多久？他们一边以海为生，一边却对“海的未来”没有十足信心，他们想离开又想留下，想逃离却容易陷得更深。面对这个困境，很多渔民选择了“得过且过”。

百舸归港，千橹寂静。码头上错落有致停靠在岸边的渔船，朝阳起时看鸥鸟翔集，夕阳落时听浪声依旧。它们沉默不语，在静候，静候那个百舸竞发的黎明到来。远处，海面上还有零零星星的渔船在不断驶向深处，但通向的目的地到底在哪，距离那一天还有多远，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