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动态
追踪前沿动态 记录研究进展
第01期
2022年5月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南京大学实践与研究基地
目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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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国际中文教育”
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走向世界，国际中文教育必不可少
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
一个具有历史积淀和时代命题的概念
国际中文教育期刊概览
国际中文教育集刊概览
海外及港澳台国际中文教育期刊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动态
何为“国际中文教育”
王辉. 冯伟娟
语言是沟通交流的桥梁纽带，随着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加深，中国更加深度融入世界，各国学习中文的需求愈发旺盛。2019年12月，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召开。2020年6月，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宣告成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对其内涵尚未有清晰的界定和描述。这一词既可用来指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也可以指称学科，以保持事业和学科名称的统一性。本文尝试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做初步探讨。
“国际中文教育”的名称由“汉语国际教育”及更早的“对外汉语教学”演变而来。要界定和描述“国际中文教育”，首先要厘清“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内涵。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一般涉及教师、学习者、语言、教学环境等要素，即 “谁教”“教谁”“教什么”和“在哪教”，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维度对这两个名称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
学界对“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的内涵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各有其理。结合已有观点对二者的内涵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对外汉语教学”的名称产生于上世纪，指针对来华外国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其教学者一般为中国人，教的对象是外国人，主要是来华留学生。教的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教的地方一般指中国国内。
“汉语国际教育”的名称产生于21世纪初，主要指在海外为母语非汉语者开展的汉语教学，其教学者可包括母语为汉语的中国人、华侨华人及外国人，教的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教的对象是母语非汉语者，教的地方是一般指海外。
此外，我们还有面向海外华人华侨，以华文传承为目标的“华文教育”。这种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教育”在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别，加之国内行政主管部门不一样，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学科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需要把三者包含进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而“国际中文教育”的出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作为一个新名称，“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尚没有被清晰界定。“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者可以是中国人、华侨华人及外国人，教学对象可以是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是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所教的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或者其他语言的汉语；教学地点可以是在国内、海外或者是虚拟空间。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国际中文教育“危”中存“机”，线上教学得到极大拓展，“在哪教”变成了虚拟空间，国内、国外教学环境的差别不复存在。在技术赋能下，“在哪教”已然不再是关涉汉语教学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只是教师和学习者的一个选项。
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再到“国际中文教育”，关键点即“教什么”没有发生变化，本质都是“汉语教学”，因此三者的内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但“谁教”“教谁”“在哪教”有所变化，总体上呈现范围扩大的特点。
总之，“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全球范围的各类汉语教学，既可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可包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及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既涉及学历教育，又涉及非学历教育。“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及“海外华文教育”三者可放置于“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既保持相对独立的定位和特点，又协同、融合发展，共同形成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叉学科理念和新发展格局。
国际中文教育关涉国家的语言治理能力和中文的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刚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而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路径。新形势下国际中文教育需要全面看待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用系统观念引领国际中文教育生态良性发展，用发展的眼光、包容的理念和融合的路径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兼容并蓄。本文从名称变迁的角度初步探讨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难免疏漏和片面，期待学界有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研究”（批准号：20BYY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原文载《光明日报》（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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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郭熙 林瑀欢
2019年12月，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长沙成功举办。此后，“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个正式名称开始广泛使用。这一名称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和争议，其中“狭义化”和“合流”“合并”说颇有影响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狭义化国际中文教育弊端明显
从字面上看，“国际”指的是中文教育面向的空间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中文”是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普通话、华语等概念的对外统称。在我们看来，“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国家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进行资源共享、互补合作的理念，对于充分整合中文教育资源、发挥各种力量的长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现在学界出现了一种倾向，甚至正在形成一种趋势，即把“国际中文教育”等同于传统上说的“对外汉语教学”或后来的“汉语国际教育”，这显然降低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定位，对于实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宏伟目标、高效率高质量精准对标发展是不利的。
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差异
对于学界所谓“合并”“合流”的议论，也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不能单纯、机械地去谈。从教学类型来看，国际中文教育主要有三大类：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其特点是目标语环境的、成建制的第二语言教学，对象多为成人；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是处于非目标语环境的、多样化的中文作为外语的教学，教学对象覆盖多个年龄段、多个层次；海外的“华文教育”，其对象主要是华人社会中学龄和学龄前的华裔子弟。
海内外华人与非华人“异”大于“同”，在教学过程中，其学习特点、动机、语言背景、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学习需求等因素均需分类考量，华人社会内部也很难笼统地用某个单一模式来概括。再者，在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中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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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工具导向性，以交际为先。而对于华文教育中的华裔子弟，华语作为祖语，有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应用意义，认同功能是首位的。此外，将华文教育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等同起来，很可能伤害华人的华语传承积极性。华语在海外的传承历经百年，打破了西方第三代语言转用论，靠的是历代华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奉献精神，广大华社对中华语言文化认同的强烈追求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与非华裔群体归为同类。
区分“国际中文传播”与“海外华语传承”
国际中文教育宏观上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方面，即国际中文传播和海外华语传承。前者是横向的群外传播，后者是纵向的代际传承，二者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构成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一体两翼。中文传播可以依托各华人社区华语传承形成的基础，进一步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和人数，而中文横向传播的成果也将为海外华人的祖语传承带去新的动力。
国际中文传播和海外华语传承在方向、目的、动因、路径方面均有不同，不能混淆。从发生作用的方向来看，传播发生在共时层面，在族群、国家之间。而传承发生在历时层面，在族群内部、代际之间。从目的来看，对外汉语作为一种横向传播，重在扩大中文的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以及影响力，旨在“让美丽中文走向世界”。华文教育是纵向传承，重在延续族裔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维持语言使用，旨在实现“中华民族‘魂’‘根’‘梦’的薪火相传”。从动因来看，国家的软硬实力对语言的传播和传承都有重大影响。分而视之，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于语言产生的交际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语言传承方面，除了交际、经济价值外，还有重要的文化认同和身份价值。对比发展路径，在华留学生群体可能获得目标语环境的支持，对其余非华裔群体来说，课堂教育是主要的传播手段。而华语传承的路径则丰富得多，家庭和社区都可为其提供支持。
重视学科分工与事业统筹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统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不同学科、支持多路径发展的庞大事业。根据教学地点、教学对象以及教学性质的不同，国际中文教育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即前文提及的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海外华文教育。它们都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发展线路，从学术层面来看，它们又属于不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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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和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都属于横向的语言传播。自20世纪50年代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面向国际交换生举办中国语文研修班，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至今一直稳步推进。
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传播范围遍布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学习者既有成人，也有学龄阶段的非成人，对国际中文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随着“美丽中文走向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高等院校开设中文专业，立足海外各级院校，中文的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见证了国际中文传播由“热起来”转向“实起来”的变革。
海外华文教育属于华语纵向传承的一部分。社区学校、华文补习班以及转型中的传统华校是主要的教学场所，其教学对象主要是学龄前和学龄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华裔学生。在华语传承过程中，家庭、社区、态度、人口、居住地、地位、语言的功能与分工等因素都对华语传承产生影响。华语传承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目前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研究规模。而海外华文教育作为祖语传承的成功实践，将来可为人类语言传承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具有广阔的学术发展前景。
在学术层面上区分不同学科，是对不同类型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这也有利于各学科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研究以及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进而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术繁荣。
明确分工才能发挥最大合力
综上，如果不及早明确“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笼统合流还是狭义化整合，都可能对整个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就“国际中文教育”的定义进行论证，从国家事业的角度厘清其内涵和外延，引导不同类型的“国际中文教育”遵循语言学习规律发展。我们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定义为：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它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
同时，我们建议积极区分事业和学科，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为统摄，引导三大学术领域根据各自的对象和目标开展工作，合作互补，科学发展，共促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以事业统筹学科，有利于实现新时代语言传播和语言传承两大领域的跨界合作。从传播与传承的主体、受传者以及实施空间来看，它们存在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和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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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合作不等于合并，也不同于合流。区分国际中文教育的三大领域，不仅是对不同学科、不同性质、不同任务和目标的进一步明确，同时也是对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学习动机、语言背景、社会文化心理、发展路径、语言学习需求等重要因素的分类考量。三条路线明确分工，不仅有利于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的设定与推进，也有利于广大中文学习者“对号入座”，寻找符合需求的“组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家语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原标题：《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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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向世界，国际中文教育必不可少
曾经百年梦，今朝万物苏。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位置，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2002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经济的标志；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经济、科技的标志。 中国高铁、桥梁、快递、移动支付、人身安全、超级稻和杂交技术、高压电输送技术、民用无人机技术等位居世界第一，量子通讯、北斗、超级计算机、5G、人工智能等世界领先，这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成果，体现着中国在各个领域走向世界皆处于进行时。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表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也是促进民众相知相通、交流互鉴、消除障碍、弥平鸿沟、达成心灵共鸣、实现发展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国际中文教育在当今时代大有可为”。 如今汉语不仅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是新加坡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亦是6种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 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汉语感兴趣，汉语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那么中国走向世界，必然离不开汉语、离不开国际中文教育。何为国际中文教育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开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华文教育这几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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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前身，都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四年修满所获文学学士学位，2012年对外汉语专业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由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合并而成。 国际中文教育目前来说是统称，由汉语国际教育和其前身对外汉语演变而来，它是一项事业，可以指称学科，以保证事业和学科名称的统一性。2021年3月国家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是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路径，3月底发布《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将学习者中文水平分为“三等九级”。 华文教育伴随着两千年前海外华侨的诞生而出现，也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但它所属教育学类，修满四年后授予教育学学位，且面向海外的东南亚华人，目前开设的院校有3所，分别是云南师范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对象可以是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也可以是母语或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教学地点可以是在国内、海外或者是虚拟空间；教学者可以是中国人、华侨华人及外国人；所教内容是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或者其他语言的汉语。
具体到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它曾一度被认为是冷门专业。为了提高我国汉语国际推广能力，加快汉语走向世界，培养能够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于2007年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要求应具备扎实的汉语言文化知识和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技能、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相应院校有15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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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为何必不可少
英语因殖民历史、发音简单语法自然相较于其他语言比较易学等的原因成为了全球通用语言，经济、政治、文化这三者是相互影响又相互交融。 再看汉语，中国早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和平崛起对整个世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强大了自然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该国语言。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放大了之后，国与国之间也需要交流，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一方式，那么即便汉语在世界上最难语种排名榜中位居第一，它也会被更多的外国人学习甚至热爱，因为种种表明中国的未来势不可挡。 从数据上讲，21世纪以来，汉语热一度在全球升温，掀起滚滚浪潮，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为了缓解各国汉语师资短缺的状况，2004年教育部正式设立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直到2021年已向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61000余人次。 如今国际中文教育已是中国提供世界的重要语言文化公共产品，已有超过2000万的外国人正在学习中文，累计学习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2021年起汉语更是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可见全球学习汉语的需求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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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上讲，国外说汉语的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学中文最狂热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其中排第一的日本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会设立汉语学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强大了自然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该国语言。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与人之间需要交流，放大了之后，国与国之间也需要交流，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一方式，那么即便汉语在世界上最难语种排名榜中位居第一，它也会被更多的外国人学习甚至热爱，因为种种表明中国的未来势不可挡。 从数据上讲，21世纪以来，汉语热一度在全球升温，掀起滚滚浪潮，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为了缓解各国汉语师资短缺的状况，2004年教育部正式设立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直到2021年已向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派出61000余人次。 如今国际中文教育已是中国提供世界的重要语言文化公共产品，已有超过2000万的外国人正在学习中文，累计学习使用中文的人数近2亿，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2021年起汉语更是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可见全球学习汉语的需求之大。 从国家上讲，国外说汉语的国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学中文最狂热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其中排第一的日本更是几乎每所学校都会设立汉语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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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当下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着开展时间短底子薄，标准体系不健全、本土化发展不足、师资队伍建设薄弱、教学内容相对滞后的主观问题、新冠疫情常态化、少数国家将之政治化等风险和挑战。 针对这些教育部给出了答复：一是健全标准体系；二是加强资源建设，包括国际中文水平考试、汉语桥系列大赛等；三是完善办学体系，包括继续办好孔子学院、创新支持中外高校合作设立中文专业等；四是开展在线教育，包括继续打造“中文联盟”数字化云服务平台；五是发展“中文+职业技能”教育，鼓励国内职业教育机构、中资企业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六是推动中文教学本土化发展；七是拓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提高中文服务能力，为来华旅游、留学、工作、居住人民提供语言支持。由此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并希望汉语能够走向世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有本世纪从未见到的大疫情交织震荡，国际形势也是纷繁复杂，给国际中文教育也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姜锋表示，如今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情况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作为从业者，他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大家对汉语学习的热情仍在持续当中。新时期的国际中文教育确实存在困境，不过有危也有机，有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赋能，中文教学将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虽受疫情影响留学生招生人数出现断崖式下跌，但中国在快准稳的防疫措施下逆势而上，并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或将迎来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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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存在着汉硕是否需要出国留学这个问题，首先留学前提必须满足自身的意愿，其次本文初步做个简要分析仅供参考。 第一，需要明确的是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教以及教好外国人中文； 第二，汉语是一门语言，而汉语国际教师面向对象是海外母语非汉语者，更多的是如何进行语言教学，这其中包括教学模式、教育学心理学等，汉语国际教育同英语国际教育一样属于语言教育范畴，在这些方面欧美国家比较先进成熟； 第三，学习语言更重要的是沉浸式，就像我们从小学习英语，普遍习得的是中式英语，目前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增加中文为高考加分项。简单来讲如果选择出国留学，除了学习国外的教学方法之外，通过与该国该地区的学生日常相处更能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教他们中文便会容易不少；
第四，在国内开设汉教专业的大学几乎都与国外院校有交流合作，大四学生会被送往国外实地教学，汉办每年也会派遣大量的志愿者到国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第五，如果选择海外读汉硕，就业方面有以下几个优势，外语能力的提升、国际化视野的开阔和人脉的拓宽、国外积累工作的经验、海外任职汉语教师的就业竞争力较小以及选择回国发展同样享受海归人才落户一线城市等政策。
通过以上归纳，我们可以看到国外读汉硕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优点，当然国内读汉硕也有优点，比如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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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汉教专业在该校不仅是王牌专业还是国家重点品牌，北语还是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在全国处领先地位。 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公使包迈岫说，“对英国年轻人来说，了解中国、学习中文以及中国文化极其重要。” 相关专家认为，随着外国民众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增长，国际中文教育将会持续升温。 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对国际中文教育从业者来说，除了做好自身的提升、学科的研究，还需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的改变，比如为了应对疫情，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推出的实景课堂，便是利用了现代科技手段为海外学生提供了打开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走向世界的进程也在加快，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作为国家的重要文化产品，势必将会助力中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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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国际中文教育经过十多年 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之后出现“高位震荡”：一方面受到单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国际关系重组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遇到一定的挫折，比如出于各种原因，欧美个别国家相继关闭了一些孔子学院；另一方面也由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下的各项行动惠及沿线各国乃至其他非沿线国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作用日益凸显，大多数国家的中文教育（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走势持续向好，其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突破，中文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愈来愈高。
回顾历史，以往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或传播，甚至一种语言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语或主要语言，大都是殖民的产物，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莫不如此，抑或是由于操某种语言的国家因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和霸权而使这种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在一个和平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尽管时不时有各种动荡和局部战乱），中文如何“走出去”与他人“分享”“共享”，并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我们在探索，在走前人未走过的路，在摸着石头过河，孔子学院就是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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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展望
吴勇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应用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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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 ，其意义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十四五”期间，国际中文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给人类的灾难，做好“十四五”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规划是十分重要的，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笔者陋见，就国际中文教育“十四五”发展做一些展望。
一、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2005年第一届世界汉语大会后，国家汉办提出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六大转变”：（1）发展战略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变；（2）工作重心从将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3）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4）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内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5）推广模式从政府行政主导为主向政府推动的市场运作转变；（6）教学方法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许琳，2007）汉语国际教育由此迈出了大规模“走出去”的步伐，国家汉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使其落实。
汉语国际教育“走出去”不是单向的意愿，更在于其他国家有无接纳的意愿与需求，这件事对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有无益处（学习这种语言的价值何在），等等。这背后又与中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所起的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即使它“走出去”
了，也未必一定能真正地“融进去”，“双赢”才是取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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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国际中文教育要更多地从其他国家的需求和接受角度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和策略（方颖，2011）。
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文纳入其本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据有关资料统计，全球已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包括在中小学甚至幼儿教育阶段开展中文教学（中文作为外语、双语的教学），以及中文进入中考、高考体系。这是中文“走出去”后真正“融进去”且落地生根的标志，其意义之重大，堪比英语及其他语种的教学进入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可以说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陆俭明在第13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报告中曾提出汉语走向世界的三个标志，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教学能进入各国或者说多数国家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 （陆俭明，2016）。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个别国家就把中文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比如法国、越南等。1958年（中法建交前6年），法国就在巴黎郊区的蒙治隆实验中学开设了汉语课（白乐桑，2005），迄今已有62年的历史；越南在60年代初开始在普通中学教授汉语。进入21世纪以来，中文被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速度加快，似“涟漪”般地层层扩散，确实是一种新气象。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汉语母语国的中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2013年10月，应毛里求斯共和国教育部的邀请，受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委派，吴勇毅、丁安琪、方欣欣三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赴毛里求斯进行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考察和评估。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外国政府教育部邀请中国专家对其
汉语教学情况进行实地的考察、评估与规划，被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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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国家汉办称为“具有首创意义”，受到高度重视。专家组考察结束后撰写的《毛里求斯现代汉语教学与学习评估报告》 （中英文）分别提交给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和毛里求斯教育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回复：“该报告全面评估了毛中小学汉语课程、师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并就毛教育部制定的汉语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具有首创意义，对毛中小学汉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教育部已于2014年2月致函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及我办，采纳了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就这些建议开展了一系列后续工作。”至此，助推中文被各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工作便逐渐深入开展起来。
目前各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制定，即中文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主要由所在国从事中文教育和研究的专家、教师等来制定，像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经济发达国家多是如此；另一种是合作制定，即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派出专家，与当地政府及中文教师合作，或主要由中国专家主导制定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目前南非、毛里求斯、印度、乌干达、肯尼亚、阿联酋等国的中文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就是由中国教育部委派专家或专家组前往当地制定的。
助推中文被各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双语教学）的工作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应该是“十四五”期间国际中文教育的“中心”之一，需高度重视，要花大力气开拓与发展。2017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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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着力加大汉语国际推广力度，支持更多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二、从普及化到专业型
“六大转变”之一是“推广理念从专业汉语教学向大众化、普及型、应用型转变”，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颇有起色。现在全世界会说几句、几十句、几百句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语说得很“溜”、中文歌唱得很好的外国人也不少见，会说汉语成为一种“时髦”，但这种“汉语热”更多的还是大众化、普及型的。
据教育部统计 ，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 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比2017年增加了3013人。从绝对的人数增长来说这些数据也许并不算太大，但按学生类别划分我们会看到，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258 122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比2017年增加了16 579人，同比增加6.86%。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85 062人，比2017年增加了12.28％，其中，硕士研究生59 444人，博士研究生25 618人。而2018年的非学历生留学生为234 063人。这些数据意义重大，不光显示出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而且也意味着他们学习的专业门类的增加和学历层次的大幅度提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是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一次翻转（甚至是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第一次翻转），学历生的增加和语言生的减少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所有人的社会环境、生活与交流方式、个体行为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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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学生的人数总体上会有所下降，但学历生逐渐成为留学主力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科技的进步、在国际舞台上与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现，世界各国对精通汉语（已经不单单是“一般”的懂汉语）的特定专业的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普及化的汉语教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高层次甚至高端的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要求。
那么多的学历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中国学习，对他们的教学不可能都以全英文项目的形式进行，全英文项目也不应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全英文项目的外国学生通常只需学习所谓的“生存汉语” （Survival Chinese），以便他们在中国能进行日常生活及基本交际〕。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各个专业学历生的汉语能力，尤其是学术汉语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如果我们把汉语言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过去只有个别的外国学生学习，现在有的学校已经有成班级建制的外国学生学习这个专业）本科留学生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都统一视为学历生，那他们跟其他众多专业的学生相比，只是学习不同类别的专业，即专业内容不同而已。汉语既是他们学习专业的工具，又是他们要学习的专业内容本身，这与其他专业的学历生不同，汉语只是后者学习专业的主要工具〕。预科教育和专门用途汉语（Chinese for Specific Purposes, CSP）的教学固然重要，也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要重点发展的部分，但它毕竟不同于学生对各个专业的学术汉语的掌握与他们学术汉语能力的养成。现在许多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不愿意带外国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看不懂汉语的学术论文（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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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不能（能力不够）或不会（不知道如何）用汉语写学术论文，甚至听不懂用汉语上的专业课。这是摆在我们汉语教学界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习得和教学的角度看，‘学术汉语’‘学术汉语习得’的研究、‘学术汉语运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将会成为一个重点领域” （吴勇毅，2019）。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就无法提升，众口悠悠，恐难服众。学术汉语教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专业层次的阅读和学术论文的写作。美国有许多大学都有所谓“Writing Center”的单位（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不仅帮助美国学生（Native Student, NS）也帮助外国学生（Nonnative Student, NNS）发展他们的学术和专业写作技巧（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skills），提供写作方面的支持（provide writing support），可资借鉴。
“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 （尹洪山，2011）学历留学生既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又是运用该语言进行专业学习深造甚至研究的人，他们是在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因此帮助他们成为语言社团和学术团体中的一名成员、成为学术共同体里的一分子是非常必要的。陈钰（2019）的研究表明，留学生在与目的语社团，尤其是目的语学术社团成员的交往中，会努力从“目的语学术社团外成员”向“目的语学术社团内成员”转变，而这个过程也是其“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这对培养知华友华的高层次国际人才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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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加大对高质量的既精通汉语又有不同专业（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只是其中一部分）背景的高层次乃至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了培养高层次且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国际中文教育应进一步扩大预科留学生的办学规模，摸索出更好的与专业学习衔接的培养模式（吴勇毅，2014），专门用途的汉语教学应更具针对性和特色；同时我们应该大力开展对学术汉语本身、学术汉语习得与学术汉语运用的研究，探索出一条高效的培养外国学历生的学术汉语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新路子，让他们真正成为汉语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新汉学计划” （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第一、第二届博士生也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们应该适时进行经验总结，并进一步跟踪研究这些毕业生的未来发展。“新汉学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应进一步拓展。
三、从通用到职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成为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向好发展，近年来国内中资企业大量对外投资。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 ，2018年全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亿美元，同比增长4.2%。其中，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93.3亿美元，同比增长105.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0亿美元，同比增长0.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4亿美元，同比增长0.3%。年末在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有99.7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1.7万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占同期总额的13.0%。“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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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0%。这些数据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折射出汉语的国际地位和实用价值的不断提升。
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出去”，对外投资，兴办企业，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无论是建工厂、筑高铁、修码头，还是造电站、开商场、设5G基站，想要长期落地，都需要在投资国当地雇用大量的各类人才，不仅仅是翻译，还包括相关技术人员、工程人员、管理人员，甚至一般职员，且需要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与培养，这其中也包括汉语培训，尤其是培训员工对一定的职场汉语的掌握。例如，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2017年5月31日，由中国建设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是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全长480公里，从修建、运营到管理全是中国模式，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一年多来蒙内铁路平均上座率超过95.0%。肯尼亚“动姐”亮相中国高铁，在武汉铁路局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和一定的职场汉语学习。结合技能培训进行职场汉语的教学，在这方面，我国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大学是大有可为的。反之，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地区总部，开设各类研发中心，其本国的管理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会汉语且接受过一定的职场或职业汉语培训的。
另一方面，海外许多国家为了加强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交往，比如接待大量的中国游客，向中国推介产品，等等，也急需大量的懂职场汉语的应用型专业人才，他们若仅仅掌握一般的通用汉语已不能满足职业和职场的要求。2019年9月，泰国曼谷（吉拉达技术学院）举行了首届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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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职业教育“汉语+职业技能”宝石王杯大赛，来自泰国各地49所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1168名学生参加，比赛内容涵盖铁路、航空、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7个领域。泰国教育部部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还全程参加了颁奖典礼。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也是汉语应用价值提高的具体体现。
2020年8月14日，由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香港华语二语教研学会和广州五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职场汉语国际教学研讨会在线上顺利召开，第一套以“职场”命名的系列汉语教材（“五行国际职场汉语系列教材”） 《国际职场通用汉语》 （第一、二册） 业已出版。这套教材分为“国际职场通用汉语” （共6册）和“国际职场专业汉语” （N册）两个系列，是一个“6+N”的模式，“国际职场通用汉语”6册共涵盖了120个职场通用工作场景，并依据职场场景内容的难度编排课文。在职场汉语教学方面，民营教育已开始布局，比如广州五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对外开展了五行教育职场汉语培训服务，开发教材，还在研制职场汉语的等级标准。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生产力，职场汉语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期间，“汉语+职业技能”的培训模式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口头上的“国际汉语”应该在应用或实用层面上得到彰显，汉语的价值因应用和实用才能进一步提高。“汉语+”的概念要落在实处，这跟目前国内英语教学界关于英语专业改革要走的方向也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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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外派到本土
教师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之一，目前世界上开设中文课（从幼儿园、中小学、国际学校到大学）的国家越来越多，汉语师资的缺口也越来越大。在中文作为外语的环境下，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师资大致有三类：中国教师（公派汉语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华人、华侨教师（汉语为母语者、汉语为非母语者，他们是本土教师中的一类）以及本土教师（汉语为非母语者）。按理说，本土教师应该是各国汉语教学的主力军，就如同英语教学在中国是以中国教师为主一样。尽管这在有的国家已经实现，比如越南，其汉语教学规模很大，教师基本上都是本土的越南教师，且这些教师可以满足其各层次汉语教学的需要，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实际情况是，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而各地的本土汉语教师却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和社会各个层次汉语教学的需要，大量汉语教师的输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必然，也是许多国家的诉求。（吴勇毅，2020）目前，我们每年在国外的汉语教师约有10 000人，以2019年为例，当年已在国外的汉语教师约有3200人，当年派出的教师约有1000人，派出的志愿者教师近7000人，规模很大，但仍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俗话说，“输血”不如“造血”。从长远来看，“输血”是外在的，能不能适应不同的“体质”还不好说，“造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各国汉语教师不足的问题，光靠大量外派教师是不行的，也未必是可持续的，必须花大力气解决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问题。这也是“十四五”期间应该大力推进的工作。希望有越来越多且高质量的本土汉语教师（当然也包括华人、华侨教师）在世界各国从事中文教育工作，并成为主力军，各类外派教师有规模地缩减或去做更大更多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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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中国作为汉语母语国，应更多在教师培养与培训、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合作教材编写、汉语水平标准及评估等方面进行助推甚至引领。
汉语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涉及所在国和中国双方，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教师标准和资格认证（汉语教师包括在内），甚至有严格的准入程序和制度。作为汉语母语国，我们能够做的，一方面是加大对本土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生的培养力度，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尤其是对未来汉语教师和汉学专家的培养（比如上文所述的“新汉学计划”），使他们能够成为优质的教师资源，并助推他们依据各国的标准进入各级各类教育系统，成为中文及相关方面课程的教师。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学习汉语且愿意终身成为汉语教师的人现在并不是很多，而培养一名合格的本土汉语教师又并非易事（比如掌握汉语的书面语系统，包括汉字的认读与书写，与英语相比就要难得多），不可能一蹴而就（吴勇毅，2020），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必有所获。另一方面是扩大在职本土教师的培训面并逐步增加培训深度，创新各种培训模式（吴勇毅，2007）。现代科技的发展及其应用以及这次新冠疫情的暴发，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教育生态，包括教学和学习模式的嬗变，亦必然会影响到今后汉语师资的培训方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在线学习是一个时空分离的“课堂”，新冠疫情逼着我们走出一条新的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的培训之路），“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知识与实操相结合，华文教育师资培训与国际汉语教育师资培训相整合（在一些国家两类师资的重合度很高） （李向农、贾益民，2011），如何更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区域（国家）、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别的师资进行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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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训，这些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统整、规划和协调的。
“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加大力度培养更多、质量更高的高层次（尤其是硕士、博士层次）的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本土人才（可视为职前的培养），同时，应在对方有意愿的前提下，扩大世界各国在职汉语教师的培训面（广度），并逐步发展成一个有梯度的动态的在职培训系统（深度），在健全的制度体系下，使其形成“（不同）对象─课程（内容）─过程（持续）─证书（考核）”一体化的培训模式。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夯实基础，即将进行的新一轮的学科目录调整就是一个学科定位的重要契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把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做扎实了，才能为国际中文教育培养出卓越的人才。在目前许多国家尚不能由本土教师担当中文教育教学主力的情况下，“十四五”期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及各个高校应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优质的外派教师资源，以补充各国汉语教师之不足，同时主管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各类外派教师的岗前与岗中培训，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顺利不骄傲、不张扬，挫折不气馁、不弯腰，我们应该扎扎实实规划好“十四五”，以图国际中文教育有更大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前景依然向好。
原载于《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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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汉语教学”
到“汉语国际教育”
刘利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转折，不仅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春天，也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和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发展带来了繁荣。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经验，展望汉语国际教育的未来发展，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解放思想，开疆拓土，创建对外汉语教学新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长，招收外国学生的院校也在不断增加。在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共同推动下，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宣告成立，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正式创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可以说基本构建完成，并取得了四个方面的重要进展。
一是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在学科理论创新上，吕必松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其中于1978年提出的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的理论堪称标志性成果。这一理论就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进行了整体的宏观规划，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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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外语言教学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引进。这些新思想、新理念直接推动了汉语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的创新。在“功能法”教学理念的影响下，国内学者提出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刘珣、邓恩铭编写的《实用汉语课本》就是这一教学理念创新带来的成果。此后，在语言技能教学理念的影响下，学者们提出了综合教学和分技能教学相结合的教学路子，《初级汉语课本》《现代汉语教程》等教材就是这一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是“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制与推广。1984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成立“汉语水平考试设计小组”，研发标准化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考试，即“汉语水平考试”（HSK），逐步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考试系列。HSK考试系列的研制，满足了世界上不同层次学习者的汉语考试需求，通过科学化的测试使汉语考试具有了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对汉语走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对外汉语教学标准和大纲的研制。如《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研制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短期强化）》等。上述系列大纲的推出，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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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事求是，立足本体，探索体现汉语特点的学科之路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汉语教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学术争鸣空前活跃。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次学术思想大讨论，如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属性”和“语言教学属性”的讨论，学科性质和内涵的讨论，学科理论的讨论，以及“字本位”与“词本位”的讨论等。学术争鸣带来了学科的进步。通过大讨论，人们逐渐明确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语言教学”的学科属性。90年代的“字本位”和“词本位”教学之争，不仅仅是不同教学方法的论争，而且也是关涉汉语教学是继续跟随西方语言学理论亦步亦趋，还是走一条回归汉语本质和特点的教学路子的根本性问题。这次大讨论体现了汉语教学界对于回归和探索反映汉语自身特点的教学路子的努力和追求，使人们深化了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特点和特色的认识，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学科自信。
3.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实现汉语国际教育的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与世纪之交的20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汉语大踏步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也实现了向汉语国际教育的全方位转型。转型后的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三教问题”。为解决“三教问题”，2007年，国家汉办会聚海内外专家学者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以及《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并付诸实施。汉语国际教育标准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时期的汉语国际传播不仅需要硬实力，还要凭借科学的标准来建设语言推广的软实力。因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的制定，不仅为解决海外教师的培养问题提供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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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标准，也为汉语教师培养的本地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学术依据。《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和《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则为海外汉语教学目标的确立、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汉语国际教育史上，特别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就是孔子学院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孔子学院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升级的新阶段。孔子学院密切结合当地需求，走进海外高校，走进中小学，走进社区，为当地培养了高质量师资，开发了高水平教材，为海外的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沟通中外文化和促进贸易交流的重要桥梁。
汉语国际教育的转型，推动了学科建设的不断创新。一是学科建设更加贴近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汉语国际教育在孔子学院的布局上，充分考虑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需求，努力为这些国家培养通晓中外语言文化的本地人才。二是汉语国际教育积极参与国家“双一流”建设，大力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升学科质量，努力将汉语国际教育建设成为一流学科。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创新，学科层次不断提升，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总之，学科建设的进步，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也大大提升了自身服务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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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握机遇，乘势而为，推进汉语国际教育新发展
在看到繁荣和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第一，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汉语国际教育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学科自身建设上，都相对滞后，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事业发展的需求。这种事业繁荣发展、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严重影响着汉语国际教育以及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汉语国际教育在学科定位和内涵的认识上一直不够清晰。有人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有人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是一个语言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也有人认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播中国文化。认识上模糊不清，学科发展就难免方向不明。
第三，孔子学院在“中国威胁论”和“冷战思维”的思潮影响下，正面临文化的冲突和挑战。面对这些冲突和挑战，学术界还没有贡献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后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新时代对汉语国际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汉语国际教育如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如何为汉语国际传播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科支持和服务等，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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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认为，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亟须强化学科建设。在学科定位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继承和转型，重构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理论体系。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就是不拘泥于传统学科理论的框式，继承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基础理论，根据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需求，进一步拓宽学科范围和研究领域，实现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重建。学科的定性、定位明确了，学科建设才能方向明确，健康发展。
加强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有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为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海外教师教育问题、汉语通用教材和国别教材问题、针对不同教学对象的教学模式问题等，都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作为学科，汉语国际教育理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案和对策，为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目前，国家在孔子学院布局上，正在调整重发达国家、轻发展中国家的格局，力求与国家“一带一路”的产业布局进行有效对接。当此之际，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学科，应当主动作为，积极助力孔子学院建设，通过汉语教学与职业教育的结合，与“一带一路”相关中外企业合作，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的应用型人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中进一步彰显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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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展成为以“汉语国际教育”为名称的新学科。这不只是学科名称的转换，也反映了学科内涵的更新和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历经40年的洗礼，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态势，形势令人鼓舞，这一切都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新时代里，汉语国际教育无论是作为事业还是作为学科，都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让我们珍惜机遇，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努力把汉语国际教育这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3日第12版）
2017年7月24日，江苏镇江，英国学生展示自己创作的中国画团扇。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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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概念的形成，通常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命题的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也不例外。
2019年12月9日至10日，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主题是“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孙春兰副总理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加深，政治、经贸、人文等交流合作更加广泛。中国政府把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积极发挥汉语母语国的优势，在师资、教材、课程等方面创造条件，为各国民众学习中文提供支持。我们将遵循语言传播的国际惯例，按照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坚持市场化运作，支持中外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项目和交流合作，聚焦语言主业，适应本土需求，帮助当地培养中文教育人才，完善国际中文教育标准，构建更加开放、包容、规范的现代国际中文教育体系。会议期间，来自世界160多个国家的1000余名中外代表围绕国际中文教育政策、标准、师资、教材、教学方法、考试、品牌项目建设，以及深化中外合作等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议题，以大会报告、专题工作坊等多种形式展开讨论发表见解。
国际中文教育：
一个具有历史积淀和时代命题的概念
宁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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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是在孔子学院创办15年、连续举办13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基础上召开的，人们对于本次会议充满了想象和激情，普遍认为此次大会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事实的确如此。正是从此次大会起，关于国际中文教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探讨和分析，瞬间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与普遍应用的“热词”或“符号”，并深入人心。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关于国际中文教育运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及关联机制的调整与完善陆续拉开帷幕。
2020年6月18日，教育部发文：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做好中外语言交流合作工作，根据中央编办批复，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将孔子学院总部更名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不再对外使用“国家汉办（英文HANBAN）”的名称。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承担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中文教育总体战略和系列国家标准，建设、管理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运行国际中文项目，开展相关国际交流合作等。
7月5日，新成立的语合中心发布公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为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是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具体负责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参与制定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支持国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组织实施国际中文教师考试、外国人中文水平系列考试，开展相关评估认定；运行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品牌项目；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①公告特别指出，孔子学院品牌将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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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负责运行。该基金会于2020年6月在北京成立，根据基金会章程，其宗旨是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其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包括：研究提出全球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愿景；制定孔子学院品牌标准和规范，授权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评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办学质量；开展其他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等相关业务。②
可以看出，在孔子学院品牌由基金会全面负责运行后，除支持和服务的机构改变外，还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性质的变化，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属民间公益教育机构；二是模式的变化，基金会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同时依靠孔子学院中外方教育机构发挥办学主体作用。
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与展望，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与研判，国际中文教育这个概念都将被深深地镌刻上时代的印记；无论是作为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科，它都将在承载当代中国融入世界的使命中，成为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教育实践工程。
一个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概念，需要获得理论的充分阐释和实践的长期检验。“国际中文教育”同样如此。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演变。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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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
在2021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这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也必然成为国际中文教育方向与道路选择的根本遵循。
从孔子学院（大会）到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更名问题。新的发展阶段，在形式上，表现出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层面的重大调整；在内涵上，标志着从之前关注发展速度与规模增长，转入注重发展质量与结构均衡，更加重视市场化运作与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家战略规划调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以及“互联网+”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是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建设与发展在体系化构建、精准化供给、差异化发展、智能化支持等方面必须面对和迎接的挑战与要求。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在过去10多年间作出的贡献是结构性的也是多方面的，在此基础上，如何继续和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基础性作用，与更多中文教育机构形成合作网络、优势互补，与更多有中文需求的组织形成上下游链条、满足多元需求，进而形成横纵两个方位的协同，同样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面临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挑战。突如其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给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各国严格实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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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措施，传统的国际交流模式面临巨大挑战，国际中文教育也受到严重影响。新冠疫情催生并推进了在线教育的新模式，改变了全球教育生态，也将重塑国际中文教育的生态环境。
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发展理念，规划新的发展格局。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基于我们的事业属性和学科定位，建设一个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在实践和理论中赋予“国际中文教育”应有的价值和意义，继而转化生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的“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系统”，是我们的必答题，是顺应时代发展、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的历史责任和必然选择。
从《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到《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报告》，变化的是名称提高的是境界，不变的是“初心”扩大的是格局。
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遵循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趋势。我们在往年《孔子学院研究年度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明确指导，对内容和框架进行了适当调整和修正，全面梳理和分析了关涉孔子学院的专题文献与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的相关文献，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报告》的形式奉献给读者。其定位是对年度研究文献进行集成与梳理，对研究现状开展综合评述；其功能是对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发展脉络的呈现、规律要义的洞悉、动态导向的判断；其目标是使国际中文教育这一领域在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中获得相应的定位和意义空间，获得功能与价值的确认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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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研究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动态，以及社会对其存在的认知路径、基本态度与价值判断。对研究文献的系统分析，既是对国际中文教育行业内理、结构、概念、功能、意义等意识性存在的离析与挖掘，也是对政府决策、内部治理、行业发展、社会预期，以及舆情舆论的一种影响与策应。
在往年撰写经验基础上，本次出版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报告》，对年度文献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全面回顾，按照研究概况、教学研究、发展研究、影响研究、案例研究对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划分，注重和坚持“学术研究”在成果价值与观点选择中的作用。
此次出版变化较大的部分是，作者根据各章的主题，分别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作为本章的小结与思考。如：第一章中的“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的孔子学院研究”；第二章中的“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的汉语教学及研究前沿”；第三章中的“基金会模式下的孔子学院：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第四章中的“孔子学院影响的沉淀：认知与发展探微”；第五章中的“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的孔子学院实践”。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总结与述评，对相关主题的研究动向进行分析和讨论。系列评论文章将在“孔院研究”微信公众号平台陆续发布。
第一章为研究概述。一方面，对上一年度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考察，基于近五年研究文献的变化与发展进行综合梳理与整体研判。另一方面，对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热点及其演进与转变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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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在评论文章中提出了国际中文教育建设与发展面临的新需求，以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新时代孔子学院研究拓展与深化的空间。
第二章的主题为教学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在孔子学院等中文机构的努力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海外汉语教学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需求，亟须我们做出回应。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梳理与明晰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及新需求，分析和研判相关教学及研究现状，明确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教学及其研究方向，有助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在新的起点迸发出新的活力。本章的评论性文章，就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汉语学习者低龄化趋显、“中文+职业教育”需求旺盛、线上汉语教学全面上线等三个新变化及新需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三章的主题为发展研究。成立语合中心和基金会，是把政府和社会组织分离运作的具体体现。一方面，语合中心作为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在政府支持下负责国际中文教育的资源建设与标准建设，支持各类国际中文教育项目运作；另一方面，基金会作为民间社会组织，负责运行和管理孔子学院品牌，支持中外合作机构办好孔子学院。从国际惯例和国际形势来看，这种转变符合语言文化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和办学主体对孔子学院身份的期待；从中国国内治理体系建设来看，也满足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从孔子学院自身来看，有利于其提升教育质量、完善办学机制，在各国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本章对基金会模式下的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如以特色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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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塑造、以规范发展对接标准指引、以自主发展引领资源服务、以协同发展顺应生态营造等。
第四章的主题为影响研究。实践证明，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过程始终与时代背景、中国实践、国际局势紧密关联。海内外各类中文教育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分支众多、功能多维、结构立体的国际化“教育共同体”，既是汉语与中华文化交流的组织载体，也是提供语言类全球公共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行为主体。解读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问题，可基于个体层面的思想与行动、机构层面的目标与活动、国家层面的实力与责任，抑或是国际层面的共识与争议，都需要找到恰切的视角、纳入合理的变量，梳理出孔子学院十余载不凡的发展历程。本章从语言交流合作、“中国实践”、高等教育、“一带一路”等不同视角对孔子学院的价值与功能，以及未来发展的期待等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第五章的主题为案例研究。办学主体从政府主导主办逐步向多元主体过渡，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积极关注和参与激发了事业的新活力和动力。假以时日，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华文教育、社会教育、孔子学院等多种教育类型的国际中文教育新业态必将逐步形成和日趋完善。本报告甄选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案例，综合呈现国际中文教育系统的丰富性，既有专注于学科发展和顶层设计的高等教育探索，也有对某个特定课程和中文项目的深入挖掘，还有的呈现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的深度融合。既可以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建设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也可以通过提炼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的某些焦点和关键问题，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样本，为读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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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提供可靠线索和直观参考。报告试图在总结孔子学院前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业态框架下孔子学院的新角色和定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建设高质量国际中文教育体系，还是实现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系统，我们都将面临一个发展目标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问题。简单地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实现国际中文教育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202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既是国际中文教育进一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方面的一项新的突破和重要体现。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报告》将继续坚持以文本为研究本体的出发点，以观点要点析出为要，以类别分析为序，以数据统计为据，以大政方针为纲，以格局洞察为体，以实践的优化提升为用，以综合学术判断为旨归的基本原则。期望本报告能够继续坚持以年度集成和动态聚焦的形式，持续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引发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和关注，为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参考，以利于挖掘国际中文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探讨和解决其建设发展中的相关问题，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的引导作用。我们坚信，在专家和读者，特别是国际中文教育建设与发展中的直接参与者或相关人士的热情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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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下，本报告在新的发展阶段一定会不断地改革、提升和完善，更好地促进和服务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
注释：
①赵婀娜. 教育部设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N].人民日报,2020-7-7(12)。
②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章程[EB/OL]. https://www.cief.org.cn/zcc，检索于2020年9月20日。
【作者简介】宁继鸣，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经济、传播理论、孔子学院与国际中文教育。本文节选自《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报告（2020）》主编观点。
《世界汉语教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专业的中央级学术刊物，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刊，是由中国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于1987年创刊。该刊旨在及时反映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领域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实践经验，提供新的信息，促进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推动教学实践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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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教育》是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创办的学术期刊，2000年正式创刊，旨在进一步加强同海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海外华文教育，以繁荣海外华文教育和促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为宗旨，力求全面、系统、迅速地反映与海外华文教育有关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地华文教学经验，及时提供新的学术动态；注重从各国或地区华文教育的实际出发，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华文教学中带有规律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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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学与研究》（曾用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创刊于2001年。本刊的办刊宗旨为“促进华文教育与中文国际教育学科发展，推动现代汉语与海外华语研究”。主要栏目包括：华语/汉语研究、华文/中文习得研究、华文/中文教学研究、语言学习心理研究、华文/中文教材研究、华文/中文测试研究、汉-外语言与文化对比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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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创刊于2003年，由云南省教育厅主管，云南师范大学主办。办刊宗旨是资政惠学，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该刊主要设3个栏目∶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汉语理论研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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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多元化的蓬勃发展态势，而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却明显滞后，为进一步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与事业发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创办了《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学术期刊。该刊由中国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承办，于2014年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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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原名《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于2016年创刊。该刊把握应用语言学国际学术趋势，关注二语习得教学研究前沿动态，搭建国际性学术对话与交流平台，倡导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与商榷，研究中文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教学模式，解析各国中文师资培训的现状与需求，及时报道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信息，深度透视国内外中文教学与研究情况，介绍各国语言传播历史与经验，研究中文国际传播对策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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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学刊》是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主办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刊物，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创刊。该刊设有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与认知研究，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关的中国文化、文化对比与跨文化交际以及汉语教育史研究，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相关的书评、译介与学术动态等栏目。
《对外汉语研究》由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05年创刊。本刊以“促进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及时反映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全面提升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为学术讨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提供平台”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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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是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主办的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术集刊，于2011年创刊。该刊旨在及时反映世界范围内汉语教育领域及汉语文化传播、汉语国际应用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传播、应用的实践经验，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推动汉语国际教育、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及汉语国际应用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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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原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心）编辑的定期出版物，于2012年创刊，每年一辑，主要刊发汉语应用语言学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方向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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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教学》是由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创办的华文教育研究性集刊，于2015年创刊，主编为华侨大学原校长贾益民教授。该刊以提升海内外华文教学与研究水平为目标，着重反映华文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是华文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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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文化研究》由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创刊。该刊以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为宗旨，以汉语国际传播的汉语教学、中国文化输出和中外文化对话三个方面为核心，提倡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重视语言与文化研究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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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学报》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主办，于2016年创刊。为了反映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成果、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发展，该刊从多个角度汇集各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包含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研究、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汉语研究、汉外对比与跨语言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孔子学院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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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由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组织编纂，于2016年创办，每年一辑。该刊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与学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教学与管理研究者提供学术研讨和理论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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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是以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为研究对象，面向全球学界的社会科学类中文刊物，创刊于2017年，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发行，是我国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领域唯一的学术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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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由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创办，于2020年正式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之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两辑试刊（《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2017，2019）。研究学刊的创办将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进展，开辟一个展示本领域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的学术阵地。目前设立历史研究、文献整理、教材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语音研究、词典研究、国别汉语教育史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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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原名《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信息中心于2002年创办。主要栏目有：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语言政策与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透视、国际汉语教材研究、现代化汉语教学资源研究、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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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创刊于2009年，由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主要栏目有：教学理论研究、语料库建设研究、课堂教学研究、教材教法研究、中外文化研究、来华留学生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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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学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和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于2010奶奶创刊，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刊以“止于至善”为目标，以探讨世界各地的汉语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交流最新的汉语研究动态，挖掘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多元特征，展示汉语研究的成果，为汉语研究与国际汉语教学提供新的交流园地，以推动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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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育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创办的学术集刊，于2011年创刊。主要内容包括：教学研究、教师发展研究、教学资源研究、语言政策研究、汉语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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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主办的一份以汉语国际传播相关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11年创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主要刊发汉语国际传播理论、方法、政策、实践领域的原创研究文章，以及汉语第二语言学教学研究、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国际汉语师资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等原创性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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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刊》是由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与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的教育类半年刊，于2003年创刊，以探讨华文第二语言之教与学为重要内容，旁及面向华语文教学的语言学、文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翻译等研究。《华文学刊》致力于促进华文教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传播有效的教学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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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评委
《国际中文教育学报》由香港教育大学主办，于2017年创刊。该刊旨在凝聚大中华、亚洲、北美、欧洲各地学者专家的知识和力量，构建跨国家跨地域的中文教育学术平台，推动中文教育研究，探讨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主题涵盖全球中文教育的相关领域，包括语言、文化、课程、教材、教学、评估、教师发展等范畴的理论探讨和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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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月刊预告：
月刊建议区:
1、国际中文教育概览
2、全球孔子学院概览
3、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全景扫描
4、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介绍
5、国际中文教育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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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学刊》是由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与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出版的教育类半年刊，以探讨华文第二语言之教与学为重要内容，旁及面向华语文教学的语言学、文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翻译等研究。致力于促进华文教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传播有效的教学实践经验。
《國際中文教育學報》由香港教育大学中國語言學系，聯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學系中文部及中華書局（香港）合辦國際合作的中英雙語學術期刊。主編分別為教大副校長兼教大課程與教學講座教授李子建教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學系中文部主任劉樂寧教授以及教大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施仲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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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The Editorial
南京大学国际中文教育质量评价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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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冯维波 赵文书
委 员：张玉来 王文军
曹贤文 王 玲
张全真 陆小兵
Responsible editor
责任编辑： 闻清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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