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原创系列之每周案例精编（2020年-2021年）

2014年4月18日，发包人向承包人发出《立即复工通知》，内容为：“你公司承建的我方投资开发的商住楼项目工程已进入主体封顶、内外墙粉刷施工的关键时刻，但贵公司自今年春节以来一直未组织人员施工，全部工程建设呈停止状态。根据双方的约定和该项目工程的建设现状，为避免对我方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请贵公司接此通知后，于2015年4月25日前恢复该工程建设，完成后续工程建设任务。否则，我公司有权单方解除与贵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2015年4月23日，承包人向发包人发出《回复函》，声明其因发包人未支付工程款，无法继续施工。

2015年8月18日，发包人向承包人发出《通知》，内容为：我公司已解除与你公司承建的项目工程事实合同关系。

发包人未组织项目工程进行竣工验收，在通知承包人离场后，又擅自将工程交由第三方继续施工，并已对外出售。

一审中，承包人要求发包人支付工程款，发包人以工程质量存在问题提出抗辩。

二审法院认为：发包人自认在未通知承包人的情况下，另行组织其他公司继续施工，包括屋面粉刷、窗台修整等。另外，发包人在二审中也自认通过房屋抵债等方式对外销售部分房屋。上述事实表明，发包人已经接受了承包人的施工部分，故原审参照《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根据依法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报告，部分支持承包人就案涉工程主张付款请求权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

再审法院认为：关于发包人是否应支付承包人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的问题。本案中，发包人在未组织双方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另行安排其他公司施工，且经一审法院通知后不仅未停止继续施工活动，还对外销售案涉房屋，故二审法院认定发包人已经接受了承包人的施工部分，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根据《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关于案涉工程发包人已施工部分，发包人应当根据鉴定机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支付工程价款。

2014年1月，林某退出合伙。经林某与孙某结算后，后续工程的施工、工程款等发放事宜均由孙某负责管理，林某不再参与。

2019年12月，建设公司对案涉工程盈亏进行单方计算，并出具结算书由孙某签字确认，据此诉请林某与孙某对案涉工程亏损的73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2015年7月15日，建筑设备租赁公司与施工企业、林某签订《建筑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赁物使用地点为案涉工地，租赁期限自2015年7月26日至2016年1月26日止，林某为工地指定收料人员（指定结算人员）。

2019年10月，因施工企业和林某拖欠租金，建筑设备租赁公司遂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施工企业抗辩其未在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租赁脚手架等设备，故林某在结算单中的签字行为系个人行为，与施工企业无关，主张其不应对此期间产生的租金承担付款责任。

本案涉及两个争议焦点：一是合同指定结算人员在结算书上签字的效力问题；二是2015年1月3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是否存在租赁案涉建筑设备的事实。代理人利用调取的证据材料，证明了施工企业在2015年1月就已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使用钢管、扣件等材料的事实，令法院确信案涉建筑设备材料的实际租赁期间，从而维护了委托人建筑设备租赁公司的合法权益。

一审中被告方抗辩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A公司与B公司是否存在塔式起重机租赁合同关系。在一审过程中，我方提交租赁合同、关联案件判决书以及结算单等证据证明B公司系合同相对方，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庭审中B公司辩称：其所承建的工程并不需要塔吊，结算单上注明的工程地也并非其施工范围，因此并无事实的租赁合同关系。

因此，本案需要攻破两个关键点：第一，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第二，双方是否存在事实的租赁合同关系。

关于租赁合同效力的问题，B公司在庭审中承认租赁合同的签字认系该公司员工，对于印章的真实性亦未在法定期间提出证据否认其真实性，故租赁合同用认定为真实有效。

关于租赁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客观事实是很难重现的，我们只能从证据出发还原法律事实。因此我们重新研究证据资料，从证据出发，更准确的说我们从租赁合同出发，维护了我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研究后我们发现：租赁合同中约定塔吊的使用地点为该工程，并未区分上方工程与下方工程，C出具的结算单中亦载明工程项目（上方工程启闭机房），而启闭机房系工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向启闭机房工程交付租赁物，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使用地点要求。至于其租赁塔吊系自己使用或是交由第三方使用，与出租人无直接关系。

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审判决并支持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

事后B公司申请再审，再审法院亦维持二审法院的裁判结论。

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裁判理由:

基于两者的区别，就B公司与C的法律关系而言，笔者更赞同再审法院关于挂靠认定。虽租赁合同中有B公司的盖章，C的签名也出现在授权代表处，但庭审中已经证明C的签名系B公司员工代签，因此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系B公司。而C作为实际施工人，其并无代B公司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C的全部施工都代表自己的行为（实际施工人往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但再审法院的裁判文书中认为挂靠人与被挂靠人之间的民事责任可参照《建筑法》因质量问题承担连带责任的条文，仍是值得商榷的。

基于建筑法及司法解释，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基于工程质量以及欠付农民工资等几种情况中。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租赁合同，参考适用上述条款未免有些牵强。因此，仅基于挂靠关系，无法突破合同的相对性，要求实际施工人C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实际施工人C是否不用承担责任？判决结果是否存在问题？

笔者认为，两者承担连带责任完全合理，但并非仅仅基于挂靠关系，两者承担连带责任还可以基于共同承租。一方面，租赁合同的相对方系B公司，塔吊的实际使用人系实际施工人C与B公司，租赁公司也认可实际施工人C的身份，与其进行结算。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共同承租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能仅仅考虑B公司在合同签订意思表示，也不能仅考虑A公司的意思表示，否则就会陷入传统理论中“意思主义理论”与“表示主义理论”的极端解释方式中。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关于解释方法的各项原则，考虑整体、目的、习惯、诚信以及公平等相关因素，并不能排除其共同承租的意思表示。举例而言，既然签订租赁合同时的C（实为B公司潘某某代签）与结算时的C不相同，各方主体包括A公司、B公司、实际施工人C均未提出异议，说明，对于B公司与C为该项目工程向A公司承租塔吊的事实都是清楚的。那么，B与C完全可以构成共同承租的法律关系，两者对租费承担连带责任亦符合法理。

本案主要讼争焦点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期限问题，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及原《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存在不同的规定。前者约定的是从“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而后者约定的则是从“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计算”。应当认为在后发布的《建设工程解释（二）》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在先发布的《批复》第四条作出的“有目的”的修改。

在本案中，代理人主张应以“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为依据计算案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起算点，仲裁庭采纳了代理人的观点。

关于工程价款的支付，该施工合同约定：

（1）工程施工期间，承包桩基工程全部完成并经测试验收合格后，发包人支付承包人中标价内桩基造价的75%；以后每月承包人在25日提供项目工程完成工作量报表，经发包人代表审查认可后在下月的5日据此拨付工程进度款的75%；至封顶后15日内付该工程已完工程量的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付至该工程已完工程量的85%。

（2）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后，在6个月内核实。在结算文件生效后1个月内付清所有款项。承包人对发包人签认的结算价有异议的，发包人可先按约定比例支付承包人无异议部分结算款。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第46条的约定办理。

（3）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上述结算款的同时，扣除结算款的5%作为质量保修金。

2016年10月25日，案涉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2016年12月6日，乙公司向甲公司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而甲公司一直未完成结算核实工作。

因此，乙公司特委托我所律师，依照施工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向约定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甲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因案涉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为2016年10月25日，而乙公司于2018年1月才提起仲裁申请，早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其对案涉工程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新《施工合同解释一》明确“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但并非所有情形下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内容的变更均会导致实质性内容的变更，司法裁判中对于实质性内容的认定亦存在不同的裁判立场。

笔者结合自身经办的诸多类案，通过梳理几种司法观点，以期从变更目的、变更内容及量化程度三个维度理解“实质性内容”。

关于“实质性内容”的认定，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立场：

一是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条款内容变更即认定为实质性内容的变更。这一观点将实质性内容理解为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这是目前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

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民申784号案中认为：“一般而言，招标人与中标人另行签订改变工期、工程价款等影响中标结果实质性内容的协议，导致合同当事人就实质性内容享有的权利义务发生较大变化的，则认定为变更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

最高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第437号案件亦持相同观点：“《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所谓‘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是指合同在工程价款、工程质量和工程期限等方面与备案合同不一致，因为这三个方面涉及招标人和中标人的基本权利义务。”

二是基于非规避招标中标秩序的变更内容的目的，双方协商一致变更不构成实质性内容的变更。这一观点将立法原意穿透到实质性内容的认定上。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5辑（2016.6）：“在中标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为弥补因工程多次停工给一方损失而对工程结算方式进行变更，就变更达成的协议不是为了取代备案合同，规避中标行为和行政部门监管，而是为了保障和推进备案合同履行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黑合同’，属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协商一致的合同变更，可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将实质性内容等同于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应当从变更目的、变更内容及变更程度三个维度理解实质性内容。

第一，新《施工合同解释（一）》第二条不完全列举了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如对这些重要条款进行变更，在实践中通常会认定为合同双方基本权利义务的变更，从而认定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变更，这是目前司法实践主流观点。但该立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结合变更目的及变更程度。

笔者认为，施工合同的通用条款部分是政府部门为了指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而制定的合同条款，也是合同当事人就工程项目相关权利义务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即在双方当事人未对有关事项在专用条款部分作出专门约定的情况下，若通用合同条款对此情况有作出约定的，可以适用通用条款。若专用条款部分已经对有关事项做出了专门约定，则应当优先适用专用条款的约定，而不应该是结合通用条款内容与专用条款内容后共同适用，否则便违背了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因此，若施工合同已经针对竣工结算在专用条款部分做出了约定，而通用条款对竣工结算的约定明显是与专用条款内容不一致的，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专用条款部分的内容，乙公司不必再行通用条款约定的催告程序，只要甲公司未在收到竣工结算资料后的6个月内审核完毕的，就应当认为甲公司认可乙公司送审的竣工结算价。

综上，若本案施工合同专用条款已经对逾期默认条款作出约定的，则不应当再适用通用条款中的逾期默认条款。然而，本案施工合同专用条款部分的逾期默认条款是存在“缺陷”的，这才是导致本案专用条款需要结合通用条款进行适用的原因。

原《施工合同解释》第二十条（现《施工合同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是否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复函》中又规定，适用该解释第二十条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则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可以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换言之，逾期默认条款需要当事人明确约定逾期不予答复的后果是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仅仅约定审核竣工结算文件的期限而没有约定逾期不予答复的后果是不能构成竣工结算的逾期默认条款的。

本案施工合同专用条款仅约定“发包人收到承包人递交的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后，在6个月内核实”，而没有约定“发包人未在6个月内核实的视为认可结算资料”，应当视为当事人未在专用条款部分对竣工结算逾期默认条款做出约定。而该施工合同通用条款部分有约定完整的逾期默认条款“经催告后发包人在28天内仍没有提出任何书面意见的，则承包人送审的竣工结算文件应当生效”，因此，应当将专用条款6个月的审核期限与通用条款15天的催告期限及28天的默认期限结合之后进行适用，才能在最大程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逾期默认条款时，应当注意要完全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既要审核结算文件的约定期限，也要约定逾期不予答复的后果是认可结算文件，否则不能作为逾期默认条款进行适用。

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合同签订均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本案涉及的是工程审计结论与工程结算之间的关系问题。甲公司与乙公司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确认涉案工程造价，是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应适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而工程造价审计是相关审计部门对建设工程造价核算是否合法合规等进行监督管理，属于行政监督行为。最终是否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要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本案中合同双方并没有明确约定将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并且双方已经对项目进行结算并签订《工程结算书》，甲公司应当依据《工程结算书》支付价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建设单位因资金困难，在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履行期限届满前，一般在与施工单位在签订工程款还款协议的同时作出此类以房抵工程款的约定。按照目前主流观点，此种约定的协议性质应当认定为是对工程款的一种担保，且因违反禁止流押或流质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最高院在（2019）最高法民申6801号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泉州豪生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中认为：“豪生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其向中建二局履行案涉工程款付款义务提供担保，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非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在《执行事宜协议书》中预先约定若豪生公司未能如期还款则以相应价值的商品房直接抵付所欠中建二局的债务的条款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并无不当。”

根据《九民会议纪要》立场，倾向认为履行期届满前签订的该类以房抵工程款协议无效。

《九民会议纪要》第45条：“当事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债物尚未交付债权人，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的，因此种情况不同于本纪要第71条规定的让与担保，人民法院应当向其释明，其应当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经释明后当事人仍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不影响其根据原债权债务关系另行提起诉讼。”

但笔者认为，将此类协议“一刀切”地认定为无效的流押或流质条款，或认定为履行期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协议，存在不妥之处。从法律体系看，无论是原《物权法》、《担保法》相关规定，或是现《民法典》第四百零一条、四百二十八条规定，立法禁止抵押权人或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或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其原意在于避免债权人乘债务人之危急而滥用其优势地位、恶意压低担保物的价值而谋取高利。但具体到建设工程领域，“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情形却是相反——一方面，欠付工程款的债务人建设单位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势要求以在建或建成未售的房屋交付代替工程款的给付，另一方面，实践中，债权人施工单位通过压低房屋价值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的情形极为少见。因此，此类“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效力不能仅从禁止性的规定来认定，还应将发、承包双方的真实意思纳入考量范畴。比如，在该情形下，发、承包双方订立该类协议的真实意思并非为了买卖房屋，而是为了保障工程款债权的履行，从这一维度解释，将此类协议认定为担保较为合理。

在近期一例最高院案例中，基于此类以房抵工程款协议，施工单位对抵款房屋享有的权利能够足以排除强制执行：

最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52号四川省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成都紫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一、建机工程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向大邑银都公司就案涉建设工程价款主张了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院认为，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法定权利，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形式包括且不限于通知、协商、诉讼、仲裁等方式，承包人在除斥期间内以上述形式主张过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应当认定其主张未超过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法定期限。……二、建机工程公司以与大邑银都公司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方式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在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的情形下，承包人既可以通过法院拍卖程序就建设工程拍卖价款优先受偿，也可以通过与发包人协商的方式将建设工程折价抵偿。……双方于2013年7月11日签订《协议书》，约定以案涉位于“邑都上城”项目的13套房屋在内的共15套房屋作价7330778元抵偿大邑银都公司欠付建机工程公司的工程款，后建机工程公司与大邑银都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建机工程公司以冲抵工程款的方式购买案涉房屋，其实质是通过协商折价抵偿实现建机工程公司就案涉项目房屋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机工程公司与大邑银都公司以案涉房屋折价抵偿欠付工程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现方式。……三、建机工程公司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足以排除紫杰投资公司的强制执行。……紫杰投资公司对大邑银都公司享有的是普通借贷债权，而建机工程公司作为案涉工程项目的承包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机工程公司工程款债权优先于紫杰投资公司的普通债权得到受偿，案涉房屋系工程款债权的物化载体，本案不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建机工程公司就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紫杰投资公司的强制执行。”

因此，此类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符合《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式，实质上也体现了双方对标的债权自由处分的权利。

综上所述，“以房抵工程款”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不同情形下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认定不同，关键在于不同情形下“以房抵工程款”条款或协议的定位、性质、效力不同。本文仅对四种常见情形下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实践中，“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情形、性质、效力及履行问题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因此，此类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符合《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式，实质上也体现了双方对标的债权自由处分的权利。

综上所述，“以房抵工程款”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不同情形下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认定不同，关键在于不同情形下“以房抵工程款”条款或协议的定位、性质、效力不同。本文仅对四种常见情形下的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实践中，“以房抵工程款”协议的情形、性质、效力及履行问题值得更进一步的探讨。

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所享有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期限从应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工程款由三部分组成。其中，施工合同的430万元工程价款应付款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 号）确定的最长期限18个月计算，原告在2021年5月份主张权利，已超过期限，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补充协议的工程价款191万元应付款时间为2020年8月18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确定的6个月期限计算，原告可行使权利的期限届满前已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应当按照最新规定确定其行使权利的期限，即最长不超过18个月，原告起诉时尚未超过18个月，有权主张该部分优先受偿权；……”

2、新《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一）》第41条包含“合理期限”及“十八个月”两个期限，故工程价款优先权行使期限应指“合理期限”还是指“十八个月”。笔者认为，通过文义解释，工程价款优先权行使期限不是通常认为的“十八个月”，而应该是“合理期限”，至于“十八个月”系指最长行权期限。此处可以类比诉讼时效与最长诉讼时效的法律界定与实务适用，即承包人一般情况下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超过18个月仍未主张权利的，其再主张优先权则不会得到支持。但“合理期限”如何认定，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十八个月的最长期限，目前实务界存在争议，相关研究亦甚少。

3、此外，适用该条款时，首先应当明确工程价款优先权期限的三个时间点，即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起算点（成立时间）、终止点（行使时间）以及工程价款最终实现时间点。最高院民一庭《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对此作出强调——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成立，既是行使优先权的前提，也是处理权利冲突的重要依据，不能将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成立条件与行使条件混为一谈，应将权利成立与权利行使相区分。

对于工程款优先权行使期限的性质，实务与理论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是诉讼时效。如在重庆市第五中院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初字第248号民事判决中，将施工方就优先受偿权提出的申请表述为“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也有观点认为是除斥期间。在新《建工司法解释（一）》颁布以前，最高院在《最高院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中认为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是除斥期间。

但新《建工司法解释（一）》颁布后，最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中提出，合理期限既不属于诉讼时效，也不属于除斥期间，是从保护施工人员和其他权利人权益的角度拟制的期限。

由此考虑到如承包人在合理期限或18个月内未行使优先权，则承包人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效力或状态应当如何？当前有三种权利逾期失权的效力状态情形：如超过诉讼时效，因时效抗辩，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如超过除斥期间，则导致实体权利消灭；如类似抵押权，根据《民法典》第419条之规定，抵押权人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的，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工程价款优先权逾期主张的效力或状态如何，现行法律和相关规定没有明确，学界也未形成共识。但笔者认为，从实务立场来看，应当认为，承包人超过18个月仍未主张工程款优先权，其再主张优先受偿权则不会得到支持。

本案中，实际施工人通过诉讼方式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但该法定权利的实现是否必须通过诉讼或仲裁等方式确定？《民法典》第807条为另两种实现方式提供依据：

1、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就该工程折价的价款优先受偿。

2、承包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即以特别程序直接请求法院拍卖并就拍卖价款优先受偿。

但落实到实践中，承包人与发包人协议折价的方式是否会涉及到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是否应对协议折价方式予以原则性的限制？在具体程序上，《民法典》第807条所明确的直接请求法院拍卖方式应当适用何种程序？

对此，笔者认为，工程价款优先权是对建设工程折价、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的法定权利，故承包人实现工程价款优先权方式不应限于诉讼或仲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认可协议折价实现优先权的方式，否则有违《民法典》第807条的立法本意。

同时，《民法典》第807条赋予承包人在工程款债权确定的前提下通过特别程序予以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但实务中对具体程序适用有所争议：有观点认为，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工程价款优先权不属于法定担保物权，故不能适用实现担保物权程序；但笔者赞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工程价款优先权属于法定抵押权，具有担保工程款债权实现之特定功能，与担保物权相类似，故准用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并无不妥。

本案中，裁判立场肯定了实际施工人作为工程价款优先权的行使主体。

和建筑材料等物化成建筑产品的过程，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工程竣工后，其工程款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工劳动报酬，该部分款项应得到保障。因此赋予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目的是保护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若因合同无效而排除法定优先受偿权的适用，则建筑工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稳定的保障。因此，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保护建筑工人的本意出发，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承包人的工程价款请求权需要优先于一般债权，承包人对于涉案工程仍应享有优先受偿权。

本案涉及众多当事人，故作如下简化处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简称为“银行”

浙江瓯华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为“担保人”

温州市瓯华对外贸易公司简称为“贸易公司”

其余涉案担保人以“担保人1、2、……6”代称

（本案事实情况已做简化处理。）

为银行与贸易公司签订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人1、担保人2、担保人3、担保人4、担保人5、担保人、担保人6分别于2011年4月14日、2011年4月21日、2011年5月5日、2011年6月18日、2011年8月1日、2011年12月16日与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担保范围、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详见如下表格：

综上，银行与贸易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清楚，贸易公司应偿付贷款本息，各担保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似乎是板上钉钉、没有争议的法律事实。

但代理人接受担保人的委托后，带领团队耗时3个月余全面收集了整整3箱纸的证据，并经过3年之久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浩如烟海的证据材料中找到委托人免于承担巨额担保责任的豁口。

不负委托人所托，代理人在一审、二审中充分证明了银行明知信用证项下贷款已经回笼的事实以及发放信托收据贷款时信托财产已经不存在的事实，中院及高院均采纳代理人观点。最终完美的解决了委托人的脱保问题。

带领团队耗时3个月余全面收集了整整3箱纸的证据，并经过3年之久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浩如烟海的证据材料中找到委托人免于承担巨额担保责任的豁口。

某上市公司股东甲、乙于2018年6月6日至2020年6月8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4,4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6%。其中，甲于2019年9月20日、10月2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给有亲属关系的丙、丁各转让了5,000,000股、5,100,000股。

鉴于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东甲、乙作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股份超过5%。两人所持股份比例每增加或减少5%应当按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因此，本次减持是否达到公司总股本的5%将影响到公司是否违规未履行相关披露程序。

全部诉讼请求。后被告方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亦是维持原判。

1、公司法层面

以“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独享资本公积”作为关键词在alpha平台上依次检索，分别检索到18份、26份裁判文书。通过筛选、比对，得到6份有效裁判文书，据此进行整理归纳如下：

综上，根据检索结果：

第一类是公司“死亡”。在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只有《企业破产法》第35条、《公司法解释二》第22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和公司解散时股东不再享有期限利益。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和公司解散意味着公司即将“死亡”，此时若股东再不履行出资义务，此后也将无处可履行。股东出资的期限利益不应超过公司存续期间。

第二类是公司及公司股东恶意拒执。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及平衡股东的期限利益，2019年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在“债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和“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这两种情形股东不再享有期限利益。此类第一种“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其实是结合了破产程序中的出资加速到期，公司具备破产原因时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清算，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后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此类第二种“债务产生后延长出资期限”的情形是结合了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公司股东（大）会延长出资期限相当于公司放弃了其对股东享有的到期债权，影响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此类股东加速到期的情形实际均是，通过简化诉讼程序，减少债权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

综上所述，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目前法院对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持慎重态度，充分尊重公司的意思自治，注重平衡股东期限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在明确认缴期限的情形下，以保障股东期限利益为原则，以加速到期的特殊情形为例外，避免在法律无其它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扩张适用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规定。现股东不再享有期限利益仅有“法院受理破产”、“公司解散”、“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和“债务产生后延长出资期限”这四种情形。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3．《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6.【股东出资应否加速到期】：“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

（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罚功能，可能导致诸多重大商事交易中双方利益的失衡，扩大商业风险，有违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营造诚实守信的营商环境。故此，考虑到商事交易主体及商业合同的特殊性，应当以尊重私法自治为基础原则，在商事合同中考虑排除适用《民法典》第585条违约金调解规则，或者应当限制适用违约金调减规则。

租赁期间，双方于2018年9月14日签订了《厂房租赁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终止协议》约定：被告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搬离租赁场所，2018年9月至12月期间每月的房屋使用费20万元，被告如未按时支付房租、房屋使用费、水电物业费以及未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腾房的，需支付给原告违约金50万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房屋租赁费、水电费至2018年12月。

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5日受理对被告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同年9月20日指定我所作为被告公司破产管理人。原告于法院受理被告破产申请后，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金额共计131.8万元，其中违约金50万元。

管理人通过实地勘察，询问债务人及其相关人员，走访当地政府、税务机关等了解情况，对案件事实作深入了解后，对原告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原告对此有异议，将被告诉至法院。

最后，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2.8万元。

管理人通过实地勘察，询问债务人及其相关人员，走访当地政府、税务机关等了解情况，对案件事实作深入了解后，对原告申报的债权不予确认。原告对此有异议，将被告诉至法院。

最后，法院判决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2.8万元。

法院归纳的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被告是否构成违约，是否要按约支付违约金50万元。

作为被告公司的管理人及本案的诉讼代表人，管理人积极调取各种证据证明被告公司已于2019年1月18日彻底搬离厂房，并主张违约金数额不合理。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现《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本案终止协议约定违约金50万元，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符合上述规定“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因为损失数额无法确定，因此法院按照交易数额（即该栋厂房18日租金）的30%确定违约的损失数额。故本案违约金的标准酌情调整为超期使用费的30%，即15804.2元。

（三）破产宣告前发生的虽有财产担保但是债权数额超过担保物价值部分的债权；

（四）票据出票人被宣告破产，付款人或者承兑人不知其事实而向持票人付款或者承兑所产生的债权；

（五）清算组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对债务人可以用货币计算的债权；

（六）债务人的受托人在债务人破产后，为债务人的利益处理委托事务所发生的债权；

（七）债务人发行债券形成的债权；

（八）债务人的保证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依法可以向债务人追偿的债权；

（九）债务人的保证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预先行使追偿权而申报的债权；

（十）债务人为保证人的，在破产宣告前已经被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承担的保证责任；

（十一）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因侵权、违约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而产生的赔偿责任。

（十二）人民法院认可的其他债权。

以上第（五）项债权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原则。违约金不作为破产债权，定金不再适用定金罚则。

同时，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规定：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序的债权，人民法院可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优于财产性债权，私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补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确立清偿顺序。

由此可见，在实务中判断违约金是否属于破产债权时，管理人可以将违约金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对“补偿性违约金”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且应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原则。

管理人在翻阅公司银行流水后发现，公司与B、C有多笔交易往来，那么，B、C是否存在已经支付出资款的可能？

笔者认为，一方面，出资款与一般投入资金不同，出资需要具备形式以及实质上的要件，实质上股东要有出资的意思表示且实际进行了出资，形式上出资后要完成验资手续。出资是法定义务而非纯粹的合同义务，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抵销。本案中，未发现交易款中有备注出资款的情况，工商内档中亦无验资证明。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司账户与B、C账户资金往来的核算，从公司账户转入B、C的资金大于B、C转入公司账户的资金。因此，A公司的股东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在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的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在管理人通知补缴的情况下，应当履行补缴出资的法定义务。

该施工合同由甲公司员工丙和丁签字，合同附件《建设工程承包安全管理协议》由丙和丁签字后加盖了甲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该印章标明：签订合同、协议无效）。合同签订后，乙公司根据甲公司的要求进行施工搭设。

A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8日，注册资本为10万元，股东为B、C，二人各认缴出资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34年3月16日前缴付。2014年8月4日，B将其持有的A公司50%股权转让给D，C将其持有的A公司50%股权转让给E。2016年5月20日，D又将其持有的50%股权转让给了F。

2019年7月23日，温岭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A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19年8月12日指定北京中银（台州）律师事务所担任A公司的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公司股东均未缴纳出资，遂向温岭市人民法院提起追缴出资之诉，要求B补缴认缴出资5万元，D、F对该部分出资承担连带责任；要求C补缴认缴出资额5万元，E对该部分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温岭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等规定，支持了管理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

一、股东B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缴纳出资5万元，D、F对该部分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二、股东C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缴纳出资5万元，E对该部分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下即转让股权，当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时，管理人是否有权要求原股东立即履行出资义务。

笔者认为，在破产清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情形下，原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即转让股权不能成为阻却管理人要求其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事由，原因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可知，股东的出资义务系法律规定的法定义务，不能因原股东与股权受让人的约定而予以转移或免除，故虽原股东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但其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并不能随之转移或免除。

二、商事实践中，要求原股东在转让股权后继续履行出资义务能有效防止原股东在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时将股权转让给无履行能力的第三人从而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出资风险，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是资本充足原则的体现。

三、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受让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应当对原股东认缴出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股东在出资期限届满前未履行出资义务便转让股权的，当公司被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管理人有权要求原股东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并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受让股东对该部分出资承担连带责任。

的，应视为按照下列顺序受偿：

（一）实现债权的费用；

（二）债权的利息；

（三）债权的本金

综上，破产债权审核中对于债权已获得部分清偿但用于清偿本金还是利息约定不明的，应当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清偿。

本所委托人A曾投资某公司，其出资额为认缴。在出资期限尚未届满时，A就将股权转让给了公司其他股东。

现公司债权人因公司无可供执行的债务，以A未履行出资即转让及现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要求A及现股东在各自认缴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A出让股权时，出资期限并未届满，其享有相应期限利益，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情形。

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对A的诉讼请求。

原告公司债权人要求A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为《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最早出现在2011年2月16日施行的《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九条中，后经修正变更为第十八条，但内容未变。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施行日期为2014年。目前尚无法律、司法解释对股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就转让股权时由谁承担出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因为此时的未缴纳出资为合法而不是非法，所以不能当然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述司法解释条款适用的前提应是转让股权时，股东应负的出资义务已达履行条件而未履行。

本案中，A转让股权时，其未缴纳的出资尚未达到出资期限，其未出资部分尚未达到履行出资义务的条件，此时转让股权不能认定系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的转让，不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对原告关于A履行出资义务的请求予以支持。

另，并无证据证明A向公司现股东转让股权存在法定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A在股权转让后，其原享有的权利及应履行的义务一并概括转让给了公司现股东。A已非公司股东，公司债权债务均与其无关。

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对A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　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责任后，向该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再如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法院亦认为：“2019年7月15日，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裁定裁定受理铸盛华公司破产重整一案，故对担保人而言，案涉债权应于2019年7月14日停止计息，恒丰银行东营支行主张自2019年7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本院不予支持”。该项判决明确表明，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法院亦认为破产受理当日不应当计算利息。

2015年3月30日，甲公司向连某借款100万元，并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一套甲公司开发建设的房屋转让给连某，总价为110万元，作为借款的担保，合同签订后，连某在房地产管理处进行了预登记，甲公司于当日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收取了连某的100万元。甲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该房屋无租赁无抵押，另外确认其房价总金额110万元确认低于现市场价交易，同意按此价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2015年4月22日，甲公司又向连某借款291123元，并出具收款收据一份，款项内容为暂借款。2015年4月30日及2016年6月1日，甲公司各向连某转账2万元作为利息。

连某认为双方于2016年4月22日经协商由甲公司出具承诺书将民间借贷转化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于2018年1月11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甲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细，显示雷某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该账户内195000元转至案外人雷某齐名下。一审法院认为工商银行账户内的存款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并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判决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互不向对方支付折价款。二审法院认为雷某陈述前后矛盾，对钱款去向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认定雷某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依法可以少分或者不分，故判决对于雷某转移的19.5万元存款由雷某补偿宋某12万元。

从上述案例可知，离婚时银行存款的分割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裁判方式：一是以余额为准，法院直接根据当事人提交的银行存款余额分割财产。二是根据当事人申请，调取一段时间内对方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法院根据银行流水判断当事人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或转移财产等情况，而不是单单拘泥于账户余额。

以账户余额为准分割夫妻名下财产，有利于加快诉讼进程，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方当事人在结案之后发现对方转移、隐匿财产等行为或者其不服法院的判决以对方存在上述行为为由请求再次分割夫妻财产，反而增加了诉累。

相对应的，根据银行流水确定夫妻双方名下财产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第一种裁判方式的缺陷。但调取“离婚时”还是“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存在着争议。（2016）沪0115民初14217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被告转移钱财的时间在原被告离婚之前，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上述钱款被被告转移财产的主张。而最高院指导案例66号中，将“离婚时”扩大解释到“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民法典》颁布之后，对比《婚姻法》第47条和《民法典》第1092条可以发现，虽然《民法典》将“离婚时”予以删除，但是没有规定具体时间界点，并没有彻底避免掉该项实务争议。

“离婚诉讼期间”比较明确，从夫妻双方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起算。但是“离婚诉讼前”范围较广，若是及于“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距离婚时间较早的款项变动，比如五年前、十年前的财产已经和其它财产混同或因家庭开支使用消费，夫妻双方并不能够提供明确的证据。笔者认为，离婚不是突如其来的行为，而是夫妻感情逐渐破裂所导致的。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发生夫妻一方或者双方非法处置共同财产的情形，即在夫妻感情破裂之时就存在侵犯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的行为。因此，以“距离双方感情破裂、起诉离婚的时间较近”作为界点来确定案涉可供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为宜。而判断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有《民法典》第1079条第3款作为依据。近年来，法院也逐渐偏向于该观点。例如（2013）浙杭民终字第2772号案中法院是以“提起第一次离婚诉讼”为界点，而（2019）浙02民终1955号案中法院就明确以“距离双方感情破裂、起诉离婚的时间较近”为界点来判断该段时间内大额转账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离婚时银行存款的分割，应当以分割账户余额为原则。在一方当事人提出对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和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下，应当调取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结合转账金额大小、钱款的用途以及双方当事人是否对钱款作出合理的解释说明，从而对钱款的性质进行认定。若一方存在转移财产等现象，该方应不分或者少分。需要注意的是，调取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时间段不受“离婚时”的限定，而是以“距离双方感情破裂、起诉离婚的时间较近”作为界点。

吴某和赵某在孩子出生后一年因矛盾分居，孩子一直由赵某照顾。吴某在孩子两岁时未经赵某同意将孩子抱走。2019年7月，赵某向法院起诉，法院因当时孩子未满2周岁，判决孩子由赵某抚养。但吴某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将孩子抱回老家交由父母抚养，并以假名字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使得母亲赵某无法找到孩子。直至孩子八岁时，赵某找到孩子就读的学校。吴某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诉讼，要求孩子由其本人抚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1、无效房屋租赁合同中，损失赔偿的认定仅限于房屋装饰装修损失及改扩建损失。合同无效后当事人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是对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目的在于补偿一方当事人因合同无效而实际遭受的损失，从而使其利益恢复到合同签订之前的状态。据此，租赁合同无效的损失仅包括装饰装修费用、改扩建费用等直接损失，而不包括承租人的经营损失等间接损失，本案中，被告所承租的房屋系用于转租，被告自身并未进行装修装饰、改扩建，被告未对房屋进行任何支出，因此，不存在任何损失费用。

2、本案中被告实际占有使用房屋并将大部分房屋出租，被告未能将部分房屋出租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租金价格过高等原因，亦是被上诉人在承租后所要承担的风险，与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无关系，该部分租金损失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因合同无效而受到的损失，也应由被告自身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