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第一期文字版-FLBOOK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的清理

具有相似性的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为何走向不同？

从考古遗址到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古城的价值认定与保护作用

卷首語

静静的裕溪河水，从一望无际的巢湖缓缓流出，又默默汇入浩荡的长江，在宁谧的两岸，水面嬉鸟，青草卧牛，淡淡的炊烟飘袅蓝天，偶尔有过魏吴相争的飞舟金戈，也只历史长河中荡起的一阵涟漪。谁曾想，5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中心：庄严肃穆的祭坛、琳琅满目的玉器，连绵不断的建筑沿河点点，如星伴月的小村或远或近······

1985年深秋，在凌家滩后面的高岗上，葬坟的锄尖砸乱了祭坛坚硬的块石，莫名地叩响了沉睡已久的文明，突兀成堆的玉器让村民迷惑，也让专家兴奋。自1987年开始的考古工作，发现了玉版和龟、龙、鹰、人等近千件玉器，大型祭坛伏居岗顶，数十座墓葬错落其间，揭示出一个引无数学者冥思不解的远古文化。2008年开始，考古工作开始了“从玉器到聚落”的转变，两重环壕、居住区的发现，以及周边聚落的全方位调查，更立体地展现了凌家滩中心聚落的兴衰过程，揭示出长江下游这一时期“玉石分野”的发展轨迹，突显了中国史前三大治玉中心之一的辉煌。

历年的发掘、研究获得了大量成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进展迅速，为方便领导、专家和公众更好地了解凌家滩内涵，遗址管理处拟将成果、信息编撰成册，供内部交流使用。这是一件有益于民、有益于社会的好事，也为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希望这个小册子越编越好，让凌家滩的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展示。

朔知

2021年12月5日

凌家滩之梦文/严文明

裕溪河边地，有座凌家滩。

滩畔有良田，天赐米粮川。

滩后有大山，安全有保障。

滩前河水平，终年可行船。

山上多美石，随时可采拾。

石工造斧锛，石钺配亲兵。

玉石技艺精，切磋费苦辛。

贵胄讲阔气，玉器不离身。

裕溪通巢湖，南巢是邻邦。

裕溪过大江，视野更宽广。

左观薛家岗，右窥北阴阳。

远道有来往，直通牛河梁。

如此形胜地，最宜建都城。

围城两重壕，城中起宫殿。

殿后设祭坛，祖茔建坛上。

王者居南中，宝玉满墓坑。

显贵居左右，平民皆殿后。

职业有分工，墓区亦不同。

神巫戴巫帽，坐立必守中。

虔诚敬天地，双手紧贴胸。

玉璜饰龙凤，彰显大王风。

苍鹰胜金乌，载日又载猪。

太平盛世日，神龙卷身躯。

河图浮水面，神龟负洛书。

美哉凌家滩，明珠耀眼亮。

照澈江淮地，文明现曙光。

惜哉凌家滩，辉煌不久长。

考古费思量，宛若梦一场。

2021年第01期

（总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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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凌家滩》编辑部

238100

0555-2975658

1132660710@qq.com

2021年12月

50册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凌家滩

遗址管理处

CONTENTS

卷首语

/朔知

热点聚焦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新华社

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

/陈星灿

Latest News

凌家滩遗址成功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现场公布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中，马鞍山市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入选其中，这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项目。

央视《考古公开课》关注凌家滩遗址

10月17日，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栏目以“百年考古大发现之玉见文明”为主题，聚焦凌家滩遗址背后的历史及考古发掘成果。（见附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实地考察

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10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施蕴渝实地考察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人事处处长海燕、省考古所叶润清所长、县委副书记孙信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考察。在遗址公园游客中心、研学基地、考古工作站、红烧土块遗迹发掘区、墓葬祭祀区，施蕴渝一行听取了工作介绍和考古研究讲解。座谈中，施蕴渝院士表示凌家滩为中华五千文明提供了实物例证，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希望各级政府要加大宣传和投入，切实重视这块珍贵的文化瑰宝。

凌家滩遗址入选安徽省国际交流合作基地

12月10日，安徽省国际交流合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合肥举行，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26家单位成为首批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凌家滩遗址成功入选。目前，安徽省外办已出台了《安徽省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拟在五年左右时间内分期分批建立100个左右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并开展培训交流活动。安徽省委外办主任、省外办党组书记、主任雍成瀚说：“第一批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充分彰显了我省各地各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特色和优势。”

凌家滩遗址入选安徽少先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

为加快建立校内外互为补充、有机联动的少先队实践教育体系，持续推动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发展，少先队安徽省工作委员会12月9日对命名为“安徽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名单进行公示，凌家滩研学旅行基地入选其中。

凌家滩“厚土立方”汇入“何以中国”

12月25日《国家宝藏·展演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迎来收官。安徽博物院院长胡敏代表安徽博物院，将采集自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厚土立方”放入“何以中国”装置作品中。(见附图)

10月17日，央视科教频道《考古公开课》栏目以“百年考古大发现之玉见文明”为主题，聚焦凌家滩遗址背后的历史及考古发掘成果。

12月25日《国家宝藏·展演季》安徽博物院院长胡敏将采集自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厚土立方”放入“何以中国”装置作品中。来源安徽网

LING JIA TAN

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凌家滩遗址考古队

关键词：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新石器时代 带冠人像

跪姿玉人

KEYWORDS: Hanshan County, Anhui Lingjiatan Site Neolithic Figure with Headdress Jade Kneeling Figure

ABSTRACT: A rescue excavation of the lower layer of a modern tomb (Family Wan’s tomb), where a batch of jade objects was ﬁrst discovered, was conducted by the Lingjiatan site archaeological team at the end of 2016. More than 50 jade and stone objects were retrieved, ranging from jade human heads, huang jade pendants, jue jade discs, jade rings, and yue stone ceremonial axes and stone adzes, to a small number of pottery vessels, including high stemmed vessels dou and pitchers with slender necks. A broken piece of a jade kneeling ﬁgure was also discovered in the backﬁll of a corner of the tomb pit. This excav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furth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Lingjiatan, Hongshan, and Liangzhu.

文/吴卫红

来源/考古2020年第11期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1985年由于村民葬坟而发现，县文物部门后来征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1]。198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试掘后确认此处为新石器时代的高等级墓地，到2007年为止对该墓地共进行了五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2]。

随着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墓葬-祭祀区展示工程”的建设，到2016年底此处绝大多数现代坟都已在文物部门现场监督下陆续迁出，因首次挖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现代坟（万氏坟）所葬之处正是墓地的核心位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于12月初在万氏坟迁出后对该坟穴范围内（未外扩）的底部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确认该坟西端打破了一座新石器时代高等级墓葬，从位置分析应与07M22有关（图二），本文暂将此次清理的出土遗物归为07M22[3]。

一、清理过程

清理时先将万氏坟迁出后的剩余填土清理掉，剔出坑穴四壁，在坑底残存填土中发现残石钺1件，东南角填土中还发现1件残跪姿玉人像。随后在坑穴西端的棺底零散石灰下发现个别残玉玦，初步判断仍有早期墓葬残留，经过对此处0.8米×0.85米的范围进行清理，发现有残陶豆、壶，石斧、锛、钺，玉环、玦、璜等，以及较碎的人牙、右肢骨、脊椎骨。部分玉石器保存很差，受沁严重或近粉状，又因坑底受重压后土质十分硬密且黏，剔剥较困难，因此现场多数连土提取。需要提及的是，遗物位置大多数应在原位，少数在挖万氏坟墓穴过程中因扰动发生小范围位移，并有1件晚期的釉陶片斜插到玉器之间。

二、墓葬形制

因未向外扩大清理范围，墓坑形状不清，从万氏坟的坑穴壁上观察，该墓残存浅墓坑，长轴方向为北偏东9度。墓坑残深约0.3米，填土为红色夹灰白色斑土，并向坑外延伸，坑口以上的堆积最厚约0.35米，可能形成了较缓的隆起似封土。坑底较平。

墓坑内的人骨已残碎，且分布较分散，可能发生过小范围位移，可分辨的有4个编号：人牙数枚（07M22︰62），位于玉玦（07M22︰12、13）之间，紧邻07M22︰12东南侧；脊椎骨（07M22︰65）位于陶细长

颈壶（07M22︰1）和陶豆（07M22︰3）之间，在人牙东北约0.47米处；脊椎骨（07M22︰64）位于人牙东侧约0.3米处；右上肢骨（07M22︰63）位于人牙正北略偏东约0.32米处。

总体上以人牙为中心的墓坑中部偏东南的遗物残损最严重，人牙的切齿向内折断，晚期釉陶片也插入到人牙东南方向0.18 米处，说明该墓被万氏坟穴扰动较严重。根据墓地布局、人骨位置和器物摆放情况，并结合发掘时获得的其他信息综合判断，该墓应为南北向长方形浅穴，推测长约3米以上、宽大于1.2米[4]。墓主人头向朝南，万氏坟打破的部分应是墓主人头、胸部范围（图三）。

三、出土遗物

清理区域内的残存器物共编号62个（拼合后为60件）。其中陶器已较残碎，编号4 个，可辨有豆柄2件、盘1件（与豆有关）、细长颈壶1件，以及其他无法分辨的零散陶片。石器编号12个，包括斧、钺各1件和锛7件，另有石钺残片1件和石器2件。玉器编号46个（拼合后为44件），以环镯、玦、璜为主，以及个别钺残片、人头雕像、圆形饰等，完整器很少，大都残缺，一部分已完全粉碎。另有1件石锛（07M22︰57）发现于墓坑西南角之外0.5米的近地表处，高于墓底约0.3米，可能为该墓上层的封土或相关遗迹所出。

图四遗物平面分布图

（一）遗物分布情况

遗物分布较密集，以人牙为中心的0.3米范围内玉饰件最集中，应属墓主人身上佩带之物；石器主要分布在墓主人周边；陶器在更外围，东南位置的碎陶片可能是棺塌陷后偏移所致（图四；图五）。陶器已较残碎，主要分布在清理区域的东北部。可辨认出1件高柄豆（07M22︰3），柄呈南北向放置，喇叭形底座朝南；1 件细长颈壶（07M22︰1），口朝西倾倒并压在豆柄上。

1.陶细长颈壶 2、9、16、18、24、25、27、29、31、33、35、38、39、46、52、53.玉环镯 3、19、22.陶豆 4、26、45.小玉环 5、10、44、48、55、57、58、66.石锛 6、12、13、20、28、36、41、59.玉玦 7、8、11、40、42、49、50、61.玉璜 14.玉人头雕像 15、21、23、34.玉器 17-1、2.钻孔玉器 30.圆形玉饰 32、56.石器 37. 玉钺残片 43.绿松石片 47.石斧 51.小玉斧 54、60.石钺 62.人牙 63.右肢骨 64、65.脊椎骨（13、28、36为同一件玉玦，57在墓坑外，61位置不清）

石器主要分布在清理区域的四周边缘位置，似围绕墓主分布。7件石锛的刃部朝向无明显的规律，其中07M22︰48、58、66体较小且已粉碎难辨；西侧的07M22︰44被玉璜、玉玦、小玉环、绿松石片以及1件石斧所压，刃部朝南；东侧的07M 22︰5刃部大略向西， 07M22︰10刃部向西北；07M22 ︰58、66仅能辨识长轴为东北-西南向。石钺（07M22︰54）在人牙西南约0.33米处，刃部朝东南，叠压在石锛（07M22︰55）上；西侧的石斧（07M22︰47）也压在石锛（07M22︰44）上，已粉碎，长轴为正南北向。玉器分布于整个清理区域，常成组或成对出现。较多玉器受沁严重呈粉状，难以提取，另有部分已不辨器形。西南侧两件玉环镯（07M22︰52、53）的大小、颜色几乎一样，且上下叠压，其上还叠压1件小玉斧（图六）。玉玦共编号8个（拼合为6件），位于中部的两件玉玦（07M22︰12、13）的玦口分别

朝西南和东南方向，中间发现有人牙数颗，而可与07M22︰13拼合的28、36号玉玦分别在人牙西南和北侧约5厘米处。人牙东南方向约5厘米处的半圆雕玉人头像残件（07M22︰14）出土时“头冠”和脸部朝下（图七），上部应被当年挖现代坟穴时铲去。圆形玉饰（07M22︰30）在牙齿西南方向约0.18米处，外缘为一圈齿纹，边缘还有一个深仅几毫米的侧向小圆孔，出土时小圆孔朝西，似可将细圆的簪类插入，根据形制及位置判断，或可能为簪类的头端复合装饰（图八）。

图五遗物出土情况（南→北）

图六小玉斧与玉环镯叠压情况

（俯视，镜向90度）

图七玉人头雕像出土情况

（俯视，镜向约210度）

玉璜共编号8件，以07M22︰49、50两件较为特殊，均只剩一段，在人牙北侧约0.35米处，分别为虎首璜和桥形璜，璜头端均朝西，南北并行排列。其中07M22︰49与87含征︰3可拼合，07M22︰50也可与当年征集的另半件拼合，应是扰动后残存下来的。07M22︰42因在万氏坟穴外缘未被扰动而保存完整，体形较大，其上叠压断开的绿松石片（07M22︰43），下压石斧（07M22︰47）和石锛（07M22︰44）。

除上述遗物外，在万氏坟墓穴东南角填土底部还发现1件跪姿玉人像（万氏坟︰2），腰以上已残缺，也应为当年被扰出的该墓随葬品。

（二）出土遗物

1.陶器 清理区域偏于该墓南部，出土陶器较少，但也不排除挖现代墓穴时被扰掉的可能。共清理残陶器4件，均为泥质灰黑胎黑皮陶，器类有豆、细长颈壶等。

豆 3件。2件为豆柄。07M22︰3，上部较细直，下部呈喇叭状。柄部纵向排列5个以上的圆镂孔。残高约26厘米。1件（07M22︰22）似为豆盘。残碎较多，仅口部可辨。钵形，敛口，浅腹。可能与某件豆柄为一体。

细长颈壶 1件（07M22︰1）。口残。圆鼓腹，近平底。残高约18厘米。

2.石器 共13件。包括7件石锛、1件石斧、1件石钺、2件未定名石器，以及1件石钺的刃部一角。还有1件很小的石锛残片未编号。这些石器一部分风化粉碎严重，已无法提取。

钺 07M22︰54，灰黄色，表面有小花斑杂质。顶部未磨，其余部分精磨并抛光。顶部一角残缺，圆角大孔，两侧缘与刃部浑为一体，双面刃，刃较锋利。刃部仅有两个小崩口。孔为双面管钻，较大，中间有台痕。长15.6、宽13.2、厚1、外孔径4.5厘米（图九，1；图一○）。

图八圆形玉饰出土情况（俯视，镜向90度）

锛 07M22︰10，灰绿色，夹白色条带。顶部粗磨，其余部分磨制光滑精致，残留少量琢痕。体较宽而薄，侧缘棱角分明，背微弧，刃锋利。刃部有一些小崩口。长10.6、刃宽7.6、厚0.6厘米（图九，3；图一一）。

3.玉器 数量最多，大部分受沁白化白化且有不同程度的残碎，有的已严重有的已严重粉碎。共编号46件，拼合后约占出土器物总数的70%，包括环镯、玦、璜、钺、圆形饰、人头雕像等，另有部分残器已不辨器形。其中环镯数量最多，共16件。玦与小环的形制基本相同，凡未辨认出缺口者

图九出土石器

1.钺（07M22︰54） 2～4.锛（07M22︰55、10、44）

07M22︰55，浅灰色，夹灰绿色条带。顶部略磨，其余部分精磨。两侧缘各有两条竖向的凹槽，刃部锋利，有个别小崩口。长17.8、刃宽9.9、厚1厘米（图九，2；图一二）。07M22∶44，器体较大，较精致。顶部略磨平，其余部分精磨抛光，十分光滑。未开刃。长23.8、宽9.4、厚0.9厘米 (图九，4;图一三)。07M22∶57，灰色，风化严重。器体较大。长30、宽8、厚3.5厘米(图一四)。

刃部（放大）

图一○ 石钺（07M22︰54）

归入小环类。

环镯有大、小两种。体较大的难以细分为环或镯，故统称环镯；小的为环，基本上是两面较平但微弧凸，外侧缘平，环身横截面近长方形。部分小玉环应是从大块玉料上利用管钻多次旋切而成。环镯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或弧三角形。07M22︰4，小环。偏绿色，局部泛红。两面较平，微弧凸。孔为单面重。环身横截面呈弧三角形。残弦长4.6厘米（图一七）。

玦可辨识的8件。体均较小，与小玉环仅有无缺口之分。07M22︰6，白色，受沁。已残。一面略平，另一面弧凸。外缘近直且有不明显旋痕，应为管钻所致。孔略偏一侧，为单面管钻，经过打磨。外径4.1、内径1.45、厚0.6厘米（图一五6；图一八）。07M22︰41，白色略泛灰绿。

图一一石锛（07M22︰10）

图一二石锛（07M22︰55）

体不太圆，一面微弧凸，另一面较平。外缘有棱角，靠近内缘的两面均有减薄现象。孔为双面管钻，玦口从一面横向切到另一面。外径4.2、内径1.7、厚0.4厘米（图一五，2；图一九）。07M22︰59，浅绿色，半透明。已残。两面略弧凸，外缘直且有棱角。孔为双管钻，内缘棱角已磨去，外缘拐角较锐折。外径4.1、内径1.5、厚0.5厘米（图一五，1；图一六）。07M22︰29，环镯。白色，受沁严重。面管钻，内缘均打磨光滑，玦口从一面横向线切到另一面。外径约4厘米（图二○）。绿松石片 1件（07M22︰43）。一面蓝绿色，另一面黑色。一端残缺。

图一三石锛（07M22︰44）

图一四石锛（07M22︰57）

体较薄，似两片相贴状。经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分析仪（ED-XRF）无损检测，蓝绿色部分为绿松石，黑色部分为其本身的围岩。残长3.1、厚约0.2厘米（图一五，5；图二一）。璜可辨识的有8件。多残断，以桥形或条形为主，出廓璜与虎首璜较独特。07M22︰11，白色，受沁。已残。横截面呈长方形。单面实心钻孔，出钻处的孔径很小。残长2.7、一端宽1.1厘米。07M22︰42，浅绿色，半透明。完整，极精致。横截面近长方形，两面微弧凸，内外侧缘面较平。两端出廓，其上各有一近圆形凸起，中间有管钻的小孔。从孔中向上有线拉切割痕，一端的顶部有大半个双面管钻孔，另一端孔上切有凹槽。弦长约13、高5.5、厚0.55 厘米（图一五，3；图二二；图二三）。

图一六小玉环（07M22︰4）

图一七玉环镯（07M22︰29）

图一八玉玦（07M22︰6）

图一九玉玦（07M22︰41）

图二○ 玉玦（07M22︰59）

图二一绿松石片（07M22︰43）

图二二玉璜（07M22︰42）

07M22︰50，白色略泛绿，夹少量红色斑，半透明。残断一半。条形，横截面略呈梯形，内缘厚外缘薄。一端单面钻一较大的孔，孔内有旋痕。残长9.2、高2.8厘米（图一五，4；图二四）。07M22︰49，虎首璜。与原征集的87含征∶3可拼合为一件。一面琥珀色，另一面受沁呈白色。两面的刻纹相同，琥珀色一面在虎上肢处有几处破损的崩口，似刻纹。虎口处横向切出四道缺口，且在两面各刻两道竖向凹槽。虎眼以钻孔表现，孔较大，孔壁有横向磨擦痕；白色一面在耳、孔之间还有一小盲孔。虎前上肢仅以两道弧形刻纹表现出强壮的形态，以切出的四道缺口表现五爪，但前下肢另有三道切割槽含义不明。残长5.3厘米（图二五，1；图二六）。

图二五出土玉器

1.虎首璜（07M22︰49） 2.人头雕像（07M22︰14） 3.跪姿人像（万氏坟︰2）

人头雕像 1件（07M22︰14）。白色，受沁。半圆雕。眼以下部分残缺。头上三瓣叶式冠，额上有三道凸棱并在额中部向上略隆起，其下似鼻梁。两眼残存一半，呈椭圆形上挑。两侧面近冠处各有一对斜穿孔，应是为穿线捆绑之用；在脸颊两侧的孔位处均有一道短竖线，似起到定位之用。头像后部平整。残高约5、冠处最宽约4.3厘米（图二五，2；图二七）。

图二三玉璜（07M22︰42）两端工艺痕

图二四玉璜（07M22︰50）

图二六玉虎首璜（07M22︰49）

图二七玉人头雕像（07M22︰14）

图二八跪姿玉人像（万氏坟︰2）

此外，在万氏坟穴的东南角墓底填土中发现1件残跪姿玉人像，应是葬坟时从07M22扰出。万氏坟︰2，白色，受沁。下腹以上及背后部分均残缺。双腿跪姿，膝盖相对，下腹微隆起，底平。在两膝相对处的底部有左、右两道切割痕，中间明显凸起。底部侧面复原最宽约3.3、残高约2.8厘米（图二五，3；图二八）。

结语

本次清理的遗物，大都与凌家滩遗址以前发掘的其他墓葬出土遗物相同，特别是与07M23所出遗物相似较多。其中，陶细长颈壶与07M23∶300、305 相同；体较宽而薄的石锛，其风化严重的用材也与07 M23所出者相同；玉玦和小玉环的制作工艺与07M23随葬的同类器基本一致。两墓的位置分属该墓地最重要的南面两排的中间，都是整个墓地中的大型墓葬。因此，两墓不仅年代相同，还应有密切的关系。

清理发现的玉虎首璜（07M22︰49）和玉璜（07M22︰50）都属残器，与早年征集的馆藏品均能拼合为一件，其中虎首璜若拼合全长约20.3厘米（图二九）。虎首璜在凌家滩遗址共出土4件，分别为87M8∶25、26，87M15∶109（半截），87含征∶3与07M22∶49，俞伟超先生认为此类器物与相似的另一种分为两截的玉璜都具有“合符”的含

义[5]。出廓璜在凌家滩以往发现较多，但在两端出廓仅有87M15∶50和此次出土的07M22∶42。

立体性较强的圆雕是本次清理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凌家滩的像生器形基本上都是扁平状，通过轮廓并略加刻纹来表现人或动物的形象，圆雕此前未曾发现过。本次发现的人头雕像（07M22∶14）虽属半圆雕，但表现手法与以往所见完全不同，首次形象地展现了凌家滩的“头冠”形态，这种冠以往在其他遗址中似也未曾见过；椭圆形的眼及上挑风格的表现手法与良渚文化玉琮神面的眼有相通之处[6]（图三○，1、2）。现代坟中发现的跪姿玉人像，也是本次清理的重要收获，其形态与红山文化那日斯台遗址发现的石人像[7]殊为相似（图三○，3、4），也是值得关注的信息。

该墓的清理，为更全面地研究凌家滩墓地的布局、大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探讨凌家滩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和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图三○ 凌家滩07M22出土玉雕像与良渚、

红山文化因素比较

图二九拼合后的玉虎首璜（07M22︰49、87含征∶3）

附记：本项整理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5ZDB054）的资助。本次抢救性清理得到了含山县文物局、凌家滩遗址管理处的大力支持。清理工作由时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负责人吴卫红主持，参加人员有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浙新、陈大元，凌家滩遗址管理处方晓晓，以及安徽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许丹阳、童健明、邬如碧、肖航同学。器物底图由技工杨国帅完成，清绘由安徽大学常经宇同学完成，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郝红星绘制了像生玉器图。资料初步整理、器物摄影、文字撰写由现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师吴卫红负责完成。

注释

[ 1 ] 张敬国、杨德标：《安徽含山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文物》1989年第4期。

[ 2 ]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 3 ] 2007年的临T1位于万氏坟北侧，探方南壁上显露新石器时代墓葬痕迹，当时编号为07M22，但因在现代坟封土堆下方未发掘。本次清理时只对已暴露的坟穴底部进行了清理，未向外扩，从位置、分布及现场其他信息分析应属07M22，但距临T1南壁出露墓葬的位置稍远；又因该墓以往所出遗物在1989 年发表的简讯中曾被临时记为M1，后在《凌家滩》报告中又改为“含征”的编号，本次以2007年发掘有明确编号的07M22记录应更为合适，特此说明。

[ 4 ] 墓葬长度据器物分布并结合07M22在临T1出露的部分推算，宽度主要依器物分布推测。

[ 5 ] 俞伟超：《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见《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 6 ] 如瑶山玉器上的部分刻纹。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第13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 7 ] 国家文物局等：《辽河文明—中华文明起源展》第84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走进考古

Into Archaeology

是什么？考古学者在干什么？

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政策性支持，以及媒体的持续报道与关注，考古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学科，考古发掘项目也每每成为被追逐的社会热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是什么"不再只是学科内部高深抽象的本体论研究，同样成为普通大众心中不断的追问。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研究员所著《亚长之谜∶殷墟贵族人骨的秘密》一书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

作者是业已从事一线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二十余年的"考古老兵"，其资深的经历便已足够保障内容的学术性与严谨性。除了对亚长墓常规田野发掘过程的详细解析外，作者还深入介绍了自发掘工作之初便参与其中、在清理工作完毕后更大显身手的科技考古学者群像。科技考古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古代遗存进行分析、研究，如今已是考古学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2000年亚长墓的发掘中，从前期的文物提取、取样、检测和拍摄到之后的文物修复、铜器X光透视、玉器红外光谱检测、青铜乐器测音、人骨鉴定、动物骨骼鉴定以及植物遗存鉴定等，科技考古工作者在各个阶段皆大显身手。虽然与科技考古有关的实验室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在我国建立起来，但将如此多的科技手段运用到考古发掘、整理中，在21年前仍是不太多见的事例。正是将严谨、细致的田野操作与先进、全面的科技手段相结合，最终保障了亚长墓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更使其成为颇具示范意义的考古学发掘、研究的案例之一。对于这些研究手段、过程细致而有趣的还原，则充分反映出本书的学术性特质。

人文性

无论利用如何多样的科技手段，考古学本质上仍旧是一门研究古代社会、古代人群的"人"之学问。因此，人文性是其不可或缺的属性之一。正如作者所说，面对三千年前的铜器、玉器、骨器、陶器，我们可以从中感知古人对逝者的思念、敬仰与哀伤，这种情感的寄托对于古人与今人而言是相通的，也是"维系中华文明几干年传承永续的纽带与动力"。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探寻古人、古代社会的过程中，今人还可以通过人类的历程来关照、反思当下。众所周知，殷商王朝除了青铜器、甲骨文等令人惊叹的文明结晶外，同样存在血腥乃至残忍的一面，这从亚长墓中殉葬的人牲亦能有所反映。这种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普通个体价值的忽视，都是当今时代应该扬弃与否定的。

青铜牛尊

学术性

生动性

普及性著作与学术著作的显著区别之一，便是前者必须具有可读性、必须能吸引专业以外读者的兴趣。具体而言，如何讲好考古故事是考古学者面向公众的首要问题。古人从生到死、从被埋葬到因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这是时间之河的自

在第一节短短两页的内容中悬念迭起，而书中

然流向。在某种意义上，考古学者的工作却是在倒转时间、逆流而上回探古代社会的面貌、与古人进行对话。因此，所有的考古故事都会从勘探、发掘开始，"亚长之谜"亦不例外。

类似吊人胃口、使人紧张又期待的地方远不止这两处，作者亲身经历了发掘的时时刻刻，因此，书中现场感加上作者娴熟、精巧的讲故事本领，造就了本书独特的生动性。

如今，考古学已经发展成为多领域协作的综合性学科，但必须投身田野的特性则决定了其不可能如其他学科一般深藏于象牙塔之中。考古学注定是一门走向田

野、亲近大地的学问，不仅要与古人打交道，还需要与今人打交道。因此，离开民众、离开政府的支持，考古工作往往就难以顺利地展开，这一点在亚长墓的发掘中亦清楚可见。可以说，考古学是少有的天然具备公共属性的学科，考古学者有义务、有责任让更多行业以外的群体知道考古学是什么、自己在干什么，这样才能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理解、支持考古工作的开展，才能有更多像何建功老人那样的群众自发、自觉地参与到保护古迹、古物的工作中。

作者：陈翔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中国文物报》7月30日8版

文/谭宇辰

2021年4月，三星堆的新一轮考古发掘成了当时的热议话题，央视做了全面的报道，李克强总理也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们都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仿佛处在一个生化实验室。这与大家对考古的传统印象大相径庭，毕竟绝大多数考古发掘现场，还是风吹日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走进考古

Into Archaeology

高科技大房子，这绝对是新体验。让我们来看看，在考古中第一次启用的考古发掘舱。为了防止外界环境对发掘现场的影响，整个发掘区域搭建了2300多平方米的钢结构大棚，内部建立了4个考古舱。考古舱采用玻璃钢架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发掘区域承重，保护遗址；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公众观看发掘过程。

考古舱最重要的用途是对微环境的精准控制。过去开放的发掘环境，给文物保护造成了相当大的挑战。文物在出土前，经过长时间的地下埋藏，已经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当暴露于外界环境时，原先的平衡状态瞬间被打破，这会导致文物本体发生突变。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兵马俑很多是有彩绘的，但是以前文物保护技术不成熟，这些彩绘很快被氧化并脱落。

考古舱可以控制模拟与埋藏环境相同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条件，最大程度降低文物出土时所受到的“伤害”。考古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舱外的智慧屏，实时监控舱内的环境指标。

来源/中科院物理所

文化交流

cultural exchange

具有相似性的中国文明与玛雅

文明为何走向不同？

文/李默然

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开始，古印第安玛雅人创造了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而不是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中国一些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对于玛雅文明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与中国文明的相似性。在审慎的考古情境和文化背景分析下，这些相似性可能根植于一些深层次的宗教仪式观念。

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相似性

中国文明与玛雅文明的相似性呈现于多个方面，如：对玉器的崇尚和使用；对龟的崇拜以及意义赋予；包含四方、多层和世界树等因素的宇宙观；宗教或仪式中对于动物的使用和依赖；强调人的转化与变形等等。

中美地区(Mesoamerica)从形成时代早期（Early Formative Period，约公元前1200——900年）的奥尔梅克文明开始，就大量使用玉器。它们往往发现于祭祀场所中，上面多刻画

来源/中国新闻网

神灵、统治者、动物以及萨满的转化，显示出与宗教仪式活动的密切联系。中国史前玉文化发达的红山和良渚文化也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和国外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鸟、蝉、勾云形佩等玉器可能展现了社会上层“蜕变”和“羽化”的宗教能力；良渚文化大量发现的刻画兽面、神人和鸟的玉器，则表现了人、鸟、兽的结合与转化。

玛雅人将宇宙分为天界、人间和冥界。天地之间有上立神鸟的世界树，既是支撑也是沟通天地的通道，而水域和球场则是人间和冥界的出入口。在中国，四方的宇宙观在凌家滩玉版和良渚玉琮上表现最为明显，而马王堆汉墓所出帛画则是三重宇宙的清晰表达，当然这种观念的起源肯定更早。

另外类似以龟甲作响器等仪式用品，人在致幻状态下变形并向动物的转化等内容，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共同特征。中国史前的半坡、红山和良渚等文化中，都有人向鱼、鸟、蝉等动物转化的艺术题材；而玛雅的石雕和彩陶上不厌其烦地描绘着统治者转化为美洲豹、金刚鹦鹉等神奇动物的场景。上述种种都指向类似萨满教的理念和仪式。

从“亚美萨满教”到“玛雅-中国连续体”

萨满是通古斯语，最初指的是流行于西伯利亚和北美北极附近的一种宗教现象。上个世纪60年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以“入迷”作为定义标准，将萨满现象扩展到全球范围。受此影响，学者们开始广泛研究萨满教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人类学家佛斯特（Peter T. Furst）据此讨论了亚洲和美洲之间萨满教形态的共性，并提出“亚美萨满教”模式，包括身体变形与转

化、三重宇宙、世界树、动物助手、骷髅体验等八大大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引用了这些定义，并结合中国史前至商代的一些考古资料，提出了“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假说。即二者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并且他们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

当然，这种“泛萨满”式的研究也遭到学术界的批评。美国知名汉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就认为，中国商代根本不存在萨满政治，商王并非萨满，所谓占卜等萨满仪式实际上是理性化的、官僚制的、文明的体系表现，目的在于人为地将逝去的祖先变为沟通人神的中介（“制造祖先”）。

而中国文明在经历了史前“满天星斗”的文化演进，夏商周的政治最终由秦汉完成统一。从此，以大

尽管早期有着相似性，但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却截然不同。前者在大约距今2300年左右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城邦，此后则一直相对封闭地稳态发展直至崩溃。虽然有相同的文字、历法、宗教和艺术系统，彼此间也经常进行战争和联盟，但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宗教仪式VS血缘关系，两个文明发展动因各异

体今日中国的范围作场地，不断上演着多种人群和文化间的角力和融合，但始终保持多元一体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导致两种不同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可能是作为维持社会运行的核心动力的不同，进而其社会基本结构有较大的差异。玛雅文明的发展始终以宗教仪式活动为中心，而中国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高度重视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在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几乎从一开始，宗教仪式活动就是玛雅社会的运行基础，近期的考古发现更是证明了宗教可能在玛雅国家起源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危地马拉的阿瓜达费尼克斯（Aguada Fénix）遗址，日本考古学家猪俣健（Inomata Takeshi）带领团队发现了数座距今3000多年的大型建筑，它们均用于仪式活动。奇怪的是周边没有城邦及居住点，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统治者的存在，这些巨大的建筑似乎是由地位平等的人群合作建造而成。猪俣健因此提出，这些还未定居的狩猎采集者通过某种形式联系起来，修建了一系列用于仪

式活动的大型祭场。这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只有在充分的生产力积累，并发展到一定复杂程度后，才会出现类似的大型祭祀建筑的运行模式完全不同。

在危地马拉圣巴特洛（San Bartolo）遗址发现的壁画中，

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创世”“建国”“驯化”等一系列涉及宇宙形成、文明起源等重大主题的神话。

玛雅人通过神话的方式构建起最基本的世界观，并以此为蓝本论述君王统治的合法性。由于宗教仪式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生产环境和技术的限制，玛雅社会对于人口和土地增长的动力不强，甚至连战争也是以活抓俘虏进行祭祀为目标。在碑刻铭文和彩绘壁画中，记载城邦间战争以及战后将敌方高等级俘虏进行牺牲的场景比比皆是，但唯独少见吞并敌方人口和土地的记录，绝大多数战败甚至君主被屠戮的城邦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王朝世系。

而在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萨满式宗教的转变。考古资料已经表明，广泛存在的公共墓地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特征，一些研究也表明以血缘关系（或想象的血缘关系）为基准，对人群进行整合应是社会运行的底层特征。这是中国史前大多数文化的基本社会结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所言，血缘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从未被瓦解并一直传下来。

事实上，吉德炜对于商代萨满论的批评也触及到了这个关键问题。将血缘关系有机融入相对私密的萨满式宗教体系中，并把后者置于国家政治管理下的社会转变，在商代已经非常明显，甚至可能上溯至龙山时期。龙山时期人群和政治的整合明显在加速，特别是

这与玛雅截然不同。玛雅从未发现过大型的公共墓地，贵族家庭成员的墓葬大多就位于居住房屋的下方，并且数量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洪都拉斯科潘玛雅遗址8N-11号贵族院落的发掘表明，在长达约300年的居住时间内，仅发现10座不同时期的大型单人墓葬，墓主应为院落主人，其余的家庭或家族成员尚不知葬在何处。

在生产力较低的史前社会，家庭或宗族内部的协作有效地保证了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也激发了群体内对于人口和土地扩张的巨大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荡与融合，将“边缘”不断纳入“核心”区内，并且充分吸收外来文明因素，兼收并蓄，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宗法制和分封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周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此外，赵辉还认为中国社会特色的礼制不仅仅是等级制度，更是维持宗法制内社会成员关系、位置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标准，并且通过国家的力量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范畴。进入秦汉以后，《史记》等官方史书对于重要人物或群体，以及边缘族群的记载无不以追溯其祖先为要，目的就是在于对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的强调，这或许是中国文明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文明早期与玛雅文明在宗教仪式观念上有许多的相似性，但在各自发展进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不断强化，从而导致不同的结局。

在中原地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运行在区域间竞争中似乎更具优势，可能催生了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国家政体。

玛雅文明始终以宗教仪式活动为中心，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内稳态发展千年直至突然崩溃；而中国文明高度重视血缘关系（或想象血缘关系），在一个更广域范围内历经碰撞与融合，迭代传承，至今仍保持着多元一体的格局。

背后的古蜀文明

1929年，当一批玉石器从四川广汉流出，人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四川古代文明。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很多重要遗址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诗仙李白感叹的“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历史正逐渐清晰。

目前，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到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再到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最后到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众多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出灿若繁星、明如皓月的古蜀文明。

文化交流

cultural exchange

文/朱章义郑漫丽田湘萍

来源/人民日报

宝墩文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尚处于文明孕育时期，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与宝墩文化特征相同的器物，有的专家认为宝墩文化孕育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700—3200年，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除了金器、铜器、玉器、象牙外，该时期仍使用石器。陶器以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为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三星堆发现的8个坑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年代距今3200—3000年。

依据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坑共出土文物1700余件，除去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造型奇特的文物以外，大多数出土物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比如青铜容器的尊、罍，玉器中的璋、戈、璧等玉礼器，斧、锛、凿等玉质工具。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中，宗教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

金沙文化时期

在距今约3000年，三星堆被逐渐废弃，成为一般的聚落遗址。古蜀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地，从而进入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新的发展阶段——金沙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3200—2600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区发现抚琴小区、十二桥等数十个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们与金沙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等商周遗址共同构筑起古蜀文明的又一次辉煌。在这些遗址中，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级别最高，成为这些遗址的中心，为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高度相似的器物群和埋藏方式，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文化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进。金沙遗址的发现，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晚期蜀文化

大约在春秋中期（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已渐趋衰微，其中心位置或已转移。随着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青白江双元村等一批战国时期墓葬的问世，人们见证了晚期蜀文化的再度辉煌。这一时期，发现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具有巴蜀地区共同特征的青铜兵器，这些青铜兵器以戈、剑、矛等器型为主，数量众多，类型繁复，多数兵器还铸有精美的纹饰以及难解的图案，为晚期蜀文化注入新的特点。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最终融入汉文化中。

我们将“宝墩文化”称为蜀文化的萌芽；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早期蜀文化发展的两个高峰阶段，而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等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墓葬则归于晚期蜀文化。这些古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共同架构出古蜀文明雄浑壮阔的社会历史图景。

未解之谜

象牙具体作何用途？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及象牙制品等骨角牙器，有所不同的是，三星堆的象牙多数都经过火烧，而金沙遗址的象牙均未经火烧直接埋入土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待象牙的使用目的有所不同。但具体为何种用途，尚无法知晓。

面具为何频繁出现？

三星堆和金沙都有面具发现，但从使用情况看，三星堆对面具的使用更为频繁和重视。面具在古蜀国祭祀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仍需要更多研究。

青铜立人中空双手握着什么？

三星堆和金沙各发现了一大一小青铜立人，他们都作同一种手势。这种相似性反映了两个遗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宗教仪式规范，昭示了两个遗址间紧密的传承关系。但中空的双手究竟握着何物？抑或仅仅是一种仪式的状态？目前也是一大谜题。

良渚古城遗址是我国已公布的500余处大遗址中重要的史前时期大遗址。近年来，有关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越来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界的重视。2005 年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把“大遗址”定义为“价值突出、规模体量较大、影响深远的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上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重要历史文化信息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大遗址的产生除了历史上著名的古城址（如汉唐长安城）、古墓葬（如历代帝王陵）外，史前时期大遗址的发现与确立主要依赖于考古工作的积累，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积累过程。良渚古城遗址便是如此。

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八十余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单一遗址的发现，遗址群聚落的确认，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发现及总

遗产保护

heritage conservation

2012年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良渚博物院展陈完成更新换代，良渚国家考古公园建设也已大体成型，良渚古城遗址已进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时代。

体格局的认识。在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和研究内容上，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也从以研究器物和遗迹为主，走向多学科合作的关注动植物和气候等自然环境、遗址兴废过程与原因、材料分类与来源等全方位的全息式考古模式。从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开始，逐渐揭示出了一座距今5000年的超大规模的古王国都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证明，长期扎实的考古工作是认识文化遗产、认定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而考古发现、研究与保护的互动最终能实现遗产价值，让古代遗产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

（一）良渚考古八十多年历程

1936年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以下省略敬称）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十余处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其中六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在传播论与黄河中心论旧史观的影响下，良渚一带的发现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东南传播的一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浙江省所”）于1981年发掘余杭瓶窑吴家埠遗址，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堆积与墓葬，并在当地建立工作站，从此良渚一带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考古工作。

20世纪50年代，随着基本建设的蓬勃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黄金时代。长江下游地区发掘了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学界逐步建立起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并认识到其与海岱龙山文化等的差异性，1959年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良渚遗址于1961年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后组织的两次调查又发现不少遗址，1986年在“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提出“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并公布“已知的地点多达四五十处”。

1973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第一次发现随葬玉琮、玉璧等大型玉礼器的良渚文化墓葬，良渚文化的玉器从此为学界所知。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人员先后在江苏吴县张陵山、常州武进寺墩，

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地发掘随葬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渐被认识。

浙江作为良渚文化的命名地，直到1986年才第一次在余杭反山遗址发掘出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地。反山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尤其在M12 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上发现了完整的神徽形象，这对解读良渚玉器的纹饰内涵和器物造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87年，浙江省所在余杭瑶山遗址又发现了12座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并且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1991年，在余杭瓶窑汇观山遗址又发现了与瑶山遗址十分相似的良渚祭坛和墓地，从而使良渚祭坛的功能和性质得到进一步认识。

　 1987年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学界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时期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加之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反映出此地区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1998—2002年浙江省所对良渚一带约50 平方千米的范围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共确认遗址130多处。

自2007年之后，随着良渚古城的发现，以往的以了解各遗址年代与性状的散点式的考古计划已无法适应新发现的要求，以古城为核心、厘清古城内外功能布局与发展过程，成为良渚古城发现以后的工作目标。因此，浙江省

所于2008 年在张忠培的指导下，按照“三年计划、十年目标、百年谋略”的方针，制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规划。十年来，浙江省所按照这一方针，总体勘探，重点发掘，先城外、后城内，逐渐厘清了以古城为核心的约100平方千米范围的遗址分布格局以及古地貌、古环境等情况。

2010年以来，浙江省所通过对城内外10.8平方千米的勘探，摸清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墙、台地、河道的边界和演变过程；通过勘探和数字高程模型分析，发现了外郭城的城墙及美人地等外郭城范围的遗址分布情况；经过对美人地、扁担山、里山等长条状台地的解剖发掘，确认了外郭城的堆筑形式、使用年代等情况。由于良渚古城西部紧邻瓶窑镇，目前仅确认围绕着良渚古城的北、东、南三面的6.3平方千米的外城。

2009年，余杭彭公一带取土发现了岗公岭水坝，浙江省所随后通过组织开展对其周边区域的调查，在岗公岭以西又发现了老虎岭、周家畈、石坞、秋坞等水坝遗址。2010年初，浙江省所发现岗公岭水坝堆筑的青泥是以草包裹的形式垒筑而成，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测年确定为良渚时期。2013年，通过遥感分析和钻探，又发现鲤鱼山等另一组较低的水坝遗址，将这些连接两山的水坝与1999年确认的5千米长的塘山水坝相连接，最终我们厘清了由11条水坝构成的庞大的水利工程。11条水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5100—4700 年。至此我们于2016年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发现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一发现也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范围扩大到约100平方千米。

（二）多学科全息考古全方位揭示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

1.田野考古测量控制系统极大提高测绘效率

随着良渚古城的确认，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完成了遗址点→遗址群→都邑考古的跨越，考古工作的基本着眼点也相应地从对130多个遗址点的分散认识发展到将整个遗址群作为一个特大型都邑遗址来认识。因此，其内部所有的发掘记录和研究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考古测量控制系统之上。为此，浙江省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建立了一个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田野考古测量控制系统。此系统实际应用范围为几百平方千米，并可根据需要无限扩大。

2.地形图和地面影像为遗址分析及遗址规划保护提供基础

遗址区矢量地图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基本要求。我们对遗址区进行测绘和航拍，并对原有的地图资料进行矢量化处理。目前我们已获得非常完备的的各类地图资料，包括全余杭区1：10000比例、瓶窑和良渚两镇380平方千米的1：2000比例以及古城重点区二十余平方千米的1：500比例的矢量地图。同时，我们也很注重收集历史时期的地图资料，因为早期的地图可能保留原有的信息更丰富、破坏更少。我们收集了清代末期余杭地区的水系图、20世纪30年的杭州地区都图地图、20世纪40年代侵华日军1：50000比例的军用地图等资料。这些资料对很多已被破坏消失的水道等信息都有记录，对现代实测地图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

3.田野考古数据库系统充分满足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际需求

田野考古数据库是考古记录系统改进的一项重要工作。浙江省所在2003年开始以ACCESS方式自行设置田野考古的前端记录系统。随着十多年的改进实践，我们的记录系统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田野工作的需要。

无论从宏大的规模，还是从城市体系的复杂性及建筑的巨大工程量等而言，良渚古城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古埃及、苏美尔和哈拉帕文明。

4.利用GIS技术成功寻找到良渚古城的外围结构

GIS技术在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获得广泛应用，在良渚古城外围结构的寻找、水利系统的分析、溢洪道等结构的寻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09年底，我们利用良渚古城区域1：500 比例的线划图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结果有惊人的发现：莫角山标准的长方形轮廓，以及其上的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高台显示得非常清晰。

5.运用遥感手段完整揭示出良渚水利系统结构

遥感（Remote Sensing，RS）手段是良渚考古中应用的另一项重要手段。RS技术成本低廉、影像直观，成为良渚大遗址考古中结构性研究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在发现高坝系统后，我们利用解密美国20世纪60 年代的科罗娜（coroana）间谍卫

星影像进行观察。2011年初，发现在高坝南面约3千米的鲤鱼山存在一个明显具有人工痕迹的大型坝体，经钻探证实这个近300 米长的坝体的确是人工堆筑，同时发现在鲤鱼山的东西两侧共有3 段人工坝体。

6.动植物考古和良渚稻作农业调查全面再现良渚时期动植物种类及古气候

通过对良渚遗址群内发掘出土的植物标本的鉴定及地层的孢粉分析，我们对良渚时期的植物种类及古气候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古环境方面，我们对良渚古城出现之前的环境、气候、水文等进行研究，确定了良渚文明出现的环境背景。在本地区良渚堆积之上普遍分布着一层纯净的黄粉土，学界一般认为是洪水堆积层。通过分析，我们获知这层黄粉土的成分主要来自长江口的泥沙，是海相的咸水沉积物，且泥沙颗粒从濒临杭州湾的临平到西侧的良渚一带逐步变细，说明其成因应与钱塘潮有关。这为良渚后期的衰亡提供了一种可信的环境解释。

良渚考古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6年到20世纪80年代，遗址区内的村镇处于缓慢发展状态，遗址与城镇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同时文物市场不发达，盗掘现象罕见。1958年，杭州市民政局组建大观山果园，并兴建了社会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现知的良渚古城核心区域莫角山、皇坟山、姜

7.多学科合作的综合研究丰富了对良渚古城遗址的认识

近十年来，多学科合作研究是良渚考古的重要方面。我们和国内外多家科研单位和高校合作，从“资源与环境”“技术与信仰”“水利与工程”等方面，进行社会考古学角度的全面观察，使得对良渚遗址的认识日益丰富。

在地质考古方面，我们拓展了仅对石玉器出土物进行岩性鉴定的传统方法，对良渚整个区域的自然岩石分布进行了勘察；在良渚水利系统研究中，我们与河海大学共同成立“古代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家山等高地被划归果园，直到2016 年均保持果园状态，客观上使这几处重要遗址避开了城镇化的破坏。1961年良渚遗址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进入主动性保护为主的新阶段。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学界对良渚遗址的研讨日益深入，其历史价值和地位也愈发彰显。1996 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阶段，21世纪以来，良渚古城遗址的研究与保护走向国际。2006—2007 年良渚古城及2009—2015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使良渚古城遗址的规模位于同时期世界前列。2007年之后，良渚古城开始进行系统的、持续的考古工作，每年持续300天以上。良渚古城的研究方向除传统考古外，还包括数字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环境考古、文物保护。

1994年良渚遗址因其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和保存的完整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

2000—2002 年，浙江省政府痛下决心，历经两年时间关停良渚遗址周边的31家石矿，彻底消除了采石经济对遗址环境风貌的破坏。1995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划定了33.8平方千米的保护区。

余杭区政府在反山、瑶山遗址发掘之后随即进行了征地保护，并在1987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余杭县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负责良渚遗址的日常巡查和保护工作。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反山、瑶山遗址的发掘加大了遗址的保护力度。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良渚文化博物馆建立开始，展示和利用便伴随着考古成果和遗址价值的深化而不断推进。 1994年，位于荀山南侧的良渚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2008—2017年是良渚古城考古成果进展最迅速的十年。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原博物馆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2008年的展陈内容已经远远落后于良渚古城的最新认识，为配合良渚古城遗址申遗，2017年8月，

良渚博物院闭馆改陈，2018年6月底最终完成并重新开放。复旦大学的策展团队与良渚考古人员通力合作完成了改陈设计，使展陈尽量科学、完整地展示出良渚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认知。建成后的良渚博物院每年吸引四五十万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宣传展示良渚文化的重要窗口。

良渚古城遗址展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遗址公园内的现场展示，包括生态环境展示、遗址本体、遗迹现场模拟展示、数字动画展示等。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考古人员以张忠培提出的“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为原则，积极参与遗址公园的展示设计。

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

目前，良渚古城的环境整治已经初步完成：古城内外可通视，站在古城的宫殿区，可清楚地看到古城处于三山环抱之中，向东为开阔的平原，周边地形地貌一览无余，视野相当开阔。遗址本体展示已经基本完成：莫角山（包括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城墙、瑶

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科学研究与保护、展示经历了八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断探索。尤其是2013—2017 年，完成了《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根据最新考古成果，划定了14.3 平方千米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统和瑶山在内的申遗区；基于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玉器这四个基本价值要素，认为良渚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标准ⅲ（“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和标准ⅳ（“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19年第1期

山、反山、姜家山、池中寺、水坝遗址等均以绿植标识，遗址本体大部分清晰可辨，遗产区的总体框架结构初显。南城墙解剖点、反山剖面、老虎岭水坝剖面采取原真展示。

博

物

馆

hanshan, China

凌家滩

星辰之光，文明之源

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面对远离核心都市与区域中心的场所事实，以及无特质景观的江淮农村文化形态，凌家滩遗址博物馆与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应成为整合周边次级景观资源，调动乡镇潜力的重要故事轴。同时结合考古文化和地区传统精神，把握数字化时代特征形成具有昭示度的现象性本土IP。

文化的联系

凌家滩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水的哲学

裕溪河、巢湖、长江、太湖山、内外壕等等因素暗示着远古的凌家滩文化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水”也是徽州的一种意境，所谓“智者乐水”。

博

物

馆

hanshan, China

凌家滩

星辰之光，文明之源

遗迹的抽象

试图将遗址的考古现场抽象的表达于建筑场所中，营造一种关于考古的临场感，而这种临场感不应该是具象的，而是写意的，能引人思考的。

徽州的印象

以现代主义建筑为基调，调和徽派建筑之气韵，以此突出凌家滩文化的现代地理属性。

博

物

馆

hanshan, China

凌家滩

星辰之光，文明之源

考古遗址公园

发展语境中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文/王刃馀

近十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是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很多遗址，就是其核心的展示内容。作为大遗址的一种利用方式，考古遗址博物馆有其发展的时代特征，但就其采用的各种技术手段与展示方式而言，则有着更早的渊源。作为“博物馆”形态的拓展，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对考古遗址较早的一种利用形式，而在对考古遗址的阐释方面，它是早于“园区”模式的一种尝试。这为后来的遗址公园设计提供了必备的阐释手段与空间建构经验。在当代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大遗址主体利用方式的核心环节。

博物馆之声

Sound of Museums

来源/《博物院》2020年第3期

学术界一般认为，开放于20世纪50年代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定陵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是我国遗址类博物馆的早期尝试——它们是后来大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先驱。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近几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大遗址、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考古遗址公园等相关资源保护与利用形式出现之后，就更是如此。本文将在上述具体行业发展情境的背景下，尝试对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相关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城头山遗址博物馆

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界定与渊源，研究者有以下看法。孔立宁认为，它是“遗址原址上的博物馆”，是考古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的分支类型，其实际出现时间早于“遗址博物馆”定名的出现时间。19世纪后半期是其较重要的发展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遗址博物馆”一词正式在博物馆学文献中出现。此后，“在考古遗址的范围内建设专题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考古遗址博物馆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陈俏蕾认为，“遗址博物馆是因为自然或人为活动的原因形成的遗存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李莹认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属于遗址类博物馆的一种，即“依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能的专题博物馆”，具体可以分为“建立在古人生活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帝王陵墓遗址、古代都城遗址之上的博物馆，等等”。

“考古资源管理”视角下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综述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专业考古博物馆的重要分支。它是设立在一定考古遗址分布范围内（或周边），借助室内可控环境、室内外文保与展示技术条件，围绕该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与出土物）开展发掘、研究、保护、收藏、陈列、阐释、展示、体验等活动的一类考古资源管理系统。它是考古遗址这种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空间载体、保管机构、宣传媒介与使用渠道。“某”考古遗址博物馆，即是服务于这一考古遗址的专属（用）博物馆，是这一遗址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本途径之一。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年代下限”

考古学者一般习惯于从考古遗址本身的年代、性质出发，对其博物馆进行分类与界定。这种界定方式的优点是，能够一目了然地明确博物馆的内容属性。但同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遗址界定年代标准的上、下限问题。简言之，什么能够算作考古遗址，什么又不能？根据一般学术习惯，考古遗址的年代上限相对比较清晰，而如何看待工业考古遗址及20世纪以来的“当代考古遗址”等较为晚近的考古资源类型则是界定考古遗址年代下限标准的关键。如果这一部分的人类社会空间遗存不被认定为考古遗址或不被认定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围绕它们所建立的遗址博物馆也不可能被认定为考古遗址博物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述这两类空间遗存已经被欧美一些国家认定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

一部分。其主要研究的目标在于探索如何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或谓之“当代过去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past）”或“现代时期的考古学（modernarchaeology）”。与民族考古学不同，这类考古学并非借助对“当代”或“现代”之物的观察去构拟远古人类社会的情形，而是把“晚近的过去（recent past）”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对日军侵华暴行遗址的“原址”展示工作中已经运用了考古学的基本发掘方法、法医考古学鉴定技术与原址展示技术。按照成例，它仍旧属于历史事件纪念馆的范畴。如果根据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来判断，那么，以上做法并不符合该学科的学术习惯。同时，如果将任何曾经开展过考古工作的遗址都认定为考古遗址，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外延又显得过于宽泛。对工业遗产的展示，在我国主要还是通过对废旧工业系统与配套设施的整体展示来完成的，还不曾真正对埋藏于地下的工业考古遗迹从考古学角度进行大面积发掘与暴露性展示。因此，到现阶段为止，我们不妨将上述情况仅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方式的一种延伸或借用形式来看待。

考古遗址博物馆“构造环境”的功能类别划分

盘龙城博物馆

考古遗址及其景观环境背景，是建构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主要空间依托、展示核心对象及阐释信息来源。遗址考古工作是该类博物馆发展的核心动力，可控环境与保护技术是其存续的必要保障。在现阶段，作为大遗址展示利用的窗口，考古遗址博物馆既可以由核心性的博物馆馆舍独自构成考古遗址展示的重心，也可以由博物馆、陈列馆与室外遗迹“模拟复原”展示、公园园区景观共同构成参观环境。我们根据馆舍功能及其在建构背景方面的差异，将考古遗址博物馆“构造环境”细化为五个基本的空间类型。

其一，考古遗址综合展馆或核心馆。它是在充分评估建设影响之后在遗址规划范围内修建的综合性室内展示空间。其功能以向参观者提供大遗址专题展示、分布信息、导览信息、服务信息等内容为主，是大遗址空间信息的集散场所。一方面，它延续了在一般历史博物

物馆中常见的沙盘、照片、图示、出土物陈列、视频媒体、迁移或复原遗迹、三维视觉模拟等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作为某一遗址的功能性建筑，它同时需要对遗址的构成、人居环境关系、发掘史等专属于这一遗址的时间、空间及社会特征给予描述、阐释。在一些考古遗址公园，管理者将游客接待中心的部分功能也纳入综合馆舍之中。目前，综合馆是我国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最重要内容，几乎是大遗址展示与阐释系统的必选环节。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综合馆舍条件的主要包括大明宫遗址、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汉阳陵、周口店遗址、良渚遗址、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殷墟遗址等。

其二，考古遗址专门展馆或陈列馆。专门馆可分为遗迹陈列馆与遗物陈列馆。遗迹馆，即借助保护棚或永久性馆舍对重要考古遗迹进行原址保护与展示的馆舍形态。这种形式往往可以保证对重要遗迹的

发掘清理工作能够持续进行。故而可以将考古工作现场与遗迹展示场景合二为一，实现考古工作者与参观者的现场结合，从而有效提高公众对考古工作本身的认识，增强遗产与社会的互动。发掘技术、回填技术、保护棚环境构建技术、室内展陈设计是遗迹类专门性展馆得以发挥功能的基础。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我国的遗迹陈列馆多采用钢架结构进行修建。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具备或初步具备遗迹陈列馆馆舍条件的主要包括大明宫遗址、鸿山遗址、隋唐洛阳故城遗址、三星堆遗址、秦始皇陵、汉阳陵、金沙遗址、殷墟遗址、牛河梁遗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熊家冢遗址、铜官窑遗址、北庭故城遗址等。遗物馆，即围绕遗址发

其三，体验馆。体验馆是一类较为特殊的遗址博物馆展示环节。它主要是依靠三维模拟、数字成像、考古场景模拟、实验考古学等可供参观者实践操作的互动环节来加深其对遗址的理解。整体上，这类手段运用得并不多。

其四，室外遗址景观与遗迹“复原”（主题）展示场地。室外展示设计应被视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原址展示，如封土、城墙、建筑台基与重要建筑基础剖面等；另一类是模拟复原展示，如陪葬坑、牺牲坑、墓葬、建筑基础等遗迹的抬高加固展示。这种展示，不仅构成了博物馆的景观背景环境，还能在结构方面丰富遗址阐释的基本内容。

其五，改（兼）用型遗迹馆。与前述考古遗址博物馆空间有别，这种馆舍的兴建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多数情况下，是在进行基本建设或项目施工过程中根据考古发现的重要程度决定就地建设的。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遗迹往往被纳入规划用地方式，使其成为新用地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地铁、酒店、火车站、艺术馆等。这种案例在欧洲社会较为多见，在我国也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做法，在保护重要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同时（尤其是其空间位置的真实性），也为后来的建、构筑物与公共环境增添了文化色彩。

掘出土物单独开辟的室内展示空间。这类空间多用于专题展示。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有用于举办临时性展览的案例。在有些大遗址，专门遗物馆的功能被并入核心馆，故不再单独设立遗物陈列馆。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部分具备专设的遗物陈列馆馆舍条件，其中较为典型的包括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圆明园遗址、秦始皇陵等。

“馆”与“园区”的重合性问题

就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而言，遗址、公园、博物馆这三者的边界关系是应当明确阐释的空间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公园边界并不能代表遗址的实际范围。同时，遗址即便存在所谓边界，它往往也只能代表遗存分布范围，其在古代社会中的实际社会与人文含义并不清晰，甚至并不存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大遗址是一个考古资源域概念，而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遗产概念，是大遗址考古资源整体被界定为遗产的一种表述与管理形式，也是社会使用考古资源的空间概念。而考古遗址博物馆则是大遗址考古资源的原址抽样展示工具，是公园内考古空间的结构方式与含义阐释（重要性赋值）机器，是大遗址文化含义的制造设备与呈现舞台。我们当下所使用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内部分类，基本上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中划分出的阐释系统类别是一致的。但并不能排除，未来有更多形态的阐释单元的出现。因此，我们希望以一种较为宽泛的方式来界定考古遗址博物馆。

良渚博物院

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出现之前，考古遗址博物馆就已经存在。这些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所在遗址田野出土物的陈列室，以展品陈列与图片展示为主，如我们所熟知的大明宫文管所的所在地博物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工作站的展厅等。这些在遗址上建的博物馆，在很长一个阶段内都是遗址重要的含义象征与价值载体，承担了很多遗址展示与阐释任务。近十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展示水平逐步提升，国家级与省级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出现，这些原本承载着遗址宣传任务的博物馆，都面临着重新整合或改造升级的挑战。因此，从2010年前后至今的约十年间，可以被视为我国原有遗址博物馆由简单陈列向复合型遗址博物馆体系转型的起步阶段。在由大遗址考古资源向公园遗产形态转化的过程中，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是核心工作，因而可能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其一，老馆舍可能面临遗址展示结构整体升级的需求。在一些重要遗址原有的展示格局中，往往非常突出馆舍的地位，甚至馆舍在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涵盖了可参观内容的全部。在大遗址展示发展的公园化时期，它们可能面临着“展示重心”的调整需求。这极有可能导致原有展示设置的地位发生变化。原有馆舍与公园的整体设计仍然需要长期磨合与有效衔接。馆舍的建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它往往取决于考古工作的开展状况与对遗址认识的加深。这一点在遗迹陈列馆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在很多遗址实际上就是最主要的公园建设内容，公园规划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对现阶段遗址价值判断的准确性都是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大遗址在考古资源管理计划方面长期缺失，人们更习惯于用初阶的保护规划来

城头山遗址博物馆

其二，一些新馆舍虽然已经出现，但可能要面临长期无法将原出于遗址的文物收集回来的问题。甚至在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内还存在使用替代品或复制品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出土物的层级集中管理制度。长期以来，省、市、县的可移动文物分布格局基本是按照行政级别划分的，也就是文物价值等级制要与行政级别等级制相吻合。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到文物行政基层，文物的保存环境条件可能越差。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故而文物更加趋向于保存条件较好的高行政级别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的

代替常态的管理计划，这导致遗址管理者往往很难进行长线的遗址状况评价与决策反馈。出于各种原因，公园的规划设计往往会被搁置或被调整，从而导致馆舍系统发展缺乏宏观、有序指导。实际上，作为遗址含义的重要表述“器官”，考古遗址博物馆应当以扎实的考古工作为依据，循序渐进地展开建设，而这些都应当与持续的考古资源管理计划的编制有直接关系。

其三，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同样面临着研究工作不足的问题，很多基础问题还没有清晰的答案，如博物馆管理权限、责任与基本职能的界定问题。按照一般说法，是“这个领域的实践走在了研究的前面”。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专题博物馆，专属于某一遗址，为该遗址服务。目前，我国对于这类博物馆的实际职能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管理地位和权限也没有明确的说法。从整体上看，博物馆如果作为遗址公园的管理主体，其职责仍需进一步明确，其自主评估与决策的实践能力也仍需进一步提高。

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出现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升级为文物流动的方向提供了新的选择。新的文物“归序”也可能意味着考古遗址博物馆能够掌握更多乃至全部属于本遗址的可移动文物资源。文物向其出土遗址回流可能也有利于缓解高级别博物馆的管理与保藏压力。

余论

准确地说，今天我们所谈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大遗址考古资源的遗产化工具，也是大遗址从考古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向遗产形态（如考古遗址公园）转化过程中的一类“含义表现舞台”。在考古遗址公园出现之前，博物馆展示已经是大家能想到的遗产化的终极形式。而在遗址公园这种遗产空间形态出现以后，考古遗址博物馆随即演化成了遗产表现的一种基础形式。在考古工作阶段所识别出来的遗址空间结构、遗迹与遗物属性，构成了对古代社会空间含义进行复原的基础素材。至于这种空间信息最终以怎样的形态成为博物馆舞台上的主角，则实际上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将空间信息情节化的具体结果。

作为大遗址或考古遗址公园的一种表现载体，考古遗址博物馆并非暴露展示的遗迹越多越好。如果一处遗址几乎全部的考古资源都被用于展示，它将处于一种资源枯竭的状态，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完全定型的状态。如果从这个角度引申开去，则发掘本身虽然是认识遗址的重要手段，却也并不一定越多越好。我们或许

可以这样认为，即作为遗址公园的展示机器，考古遗址博物馆同时也应当是一种资源利用的节度装置。从这层意义上讲，公园范围内的留白区域或许应当被允许容纳更多的环境、生态功能，特别是农业景观、生态景观、植被景观等内容，以增加园区的其他社会功能，并减少因过度展示或不当阐释所导致的尴尬。就大遗址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遗址“土地”的多元价值中，总有一些合理的“其他”潜在利用方式，能够与遗产的博物馆展示之用不相违背。

2013年12月，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国家文物局立项。我们始终以“大保护”为核心，2021年大力实施“621”项目，即6个文保项目，2个配套项目（凌家滩考古研学小镇文创街区、北门服务区）、1个遗址博物馆项目，其中遗址博物馆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目前土建项目已完成施工招标，正在进行配合性考古发掘工作。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主动性发掘红烧土块区1000平米。下一步，将加快项目建设速度，为申报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做好充足准备。

凌家滩遗址公园航拍

共建共享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活力城乡

town and country

我们始终坚持遗址公园国家属性、积极保护、协调发展、惠及民生，充分考虑人民美好生活文化需求，努力拓展社会力量参与模式，在实现公园共建共享的道路上，一路向前！

共建共享

防洪工程三期一标段

一标段实施裕溪河后河岗地临水及大港河景观堤防加固工程，计划投资1000多万元，已基本完工。

环境整治二期

该项目主要根据遗址价值阐释需求，对遗址地形进行修复、保留建筑整治、绿化植被整理、植物景观规划以及道路交通建设等，在营造遗址环境氛围的基础上，展现遗址真实的历史风貌。

墓葬祭坛及内壕入口保护展示

该项目主要涉及墓葬祭坛区域游客休息厅、回廊庭院、景观平台、景观构筑物及小品等相关建设。其中包括游客休息厅数字化展示项目，计划2022年1月完工。

“庆丰收感党恩”第一届凌家滩文化旅游节

暨含山县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民歌会进遗址

今年国庆期间恰逢第一届凌家滩文化旅游节暨含山县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举办，在这举国欢庆的假期里，凌家滩以其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安全文明的旅游秩序、优质暖心的优质服务，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完美的黄金假期。

遗址景观农业

凌家滩研学旅行目的地

研学旅行基地自2017年5月对外开放以来，已接待青少年等各类观众20多万人次，其中中小学生及高等院校大学生约12万人次,成为大中小学生了解祖国5000年悠久文明的第二课堂。

作者: 许倬云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推荐语：本书从中国文化发轫的地理空间开始谈起，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再细述中国文化在不断的冲突与融合中，一步步扩大进入世界体系的历程。其视野之开阔、思路之宽广，实为相关著作中所仅见。

编者：高江涛　李平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推荐语：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索，一直是中国考古最为重要的热点之一。本书选取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十八处典型大遗址或都邑遗址，邀请参与发掘它们的考古队长们撰写遗址故事，述说十八处遗址独特的文明知识与故事。

《凌家滩》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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