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专栏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纪念专栏

北京大学日语系友会

编者按

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签订恢复邦交的协议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十年来，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系友们，为中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倾心竭力，奉献出了各自的力量。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到来之际，北大系友会为此举办《纪念专栏》，以展示日语系友们的回忆、纪念文章及诗词、书法。很多系友纷纷发来稿件，甚至不顾年迈和身患重病，令人十分感动。感谢广大系友们的一贯支持！为投稿系友们的精彩作品点赞！

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之际，北大系友会将一如既往，不忘两国复交时的初心，为改善中日关系，发挥民间的积极推动作用！

目录

3. 连   子：乘风而东，相邻为朋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编委会

音符是桥，人心是路

是日上午，我和许同茂、林江东夫妇，从镰仓乘电车出发，至藤泽，转车往鹄沼——出得车站，穿小巷，越隧道，老远就闻到了海腥气；然后，登上一段斜坡，豁然开朗，湘南海岸到了。

怎么会是湘南？——是的，它就叫湘南，而且和你脑际掠过的湖南之南有斩不断的渊源。传说是因为信奉中国湘南一带的禅宗（沩仰宗），或说是这里的地貌宛若中国湘江流域的衡阳盆地。日本的文化就有这么萌哒哒，动不动就把他国的标签拿来贴在自己脸蛋上。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小记聂耳终焉之地 

对岸是江之岛——奇怪，眼前明明是相模海湾，为什么不叫海之岛？这个，大概也是呼应湘江吧。没有权威解释，我大概是第一个这么想。曩昔中华是上国，上国的山水在在引人神往，肉眼望不见的浩浩湘江，无疑存在于大和民族情感的深处，深深处。

江之岛是从海底渐渐拱出，起先是落潮才现的沙洲，为陆地不屑一顾。后来愈拱愈高，有了岛屿的雏形，引起陆地的好奇，伸出一只胳膊去试探。再后来，因为海水上涨，彻底成了孤岛，陆地也就撒手。直至地壳的冲天一怒（关东大地震），它八成有点慌了神，又主动和陆地拉起手。

现在拉手处，修建了大桥。

桥名弁天。岛上供的是弁才天（辩才天），是日本神话中的七福神之一，专司音乐和娱乐，近似于希腊神话中的缪斯。

一九五〇年，藤泽市有个叫福本和夫的，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天，他从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读到新中国的国歌以及作曲者聂耳的生平介绍，他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雷霆万钧之势裹挟，为聂耳在当地的不幸溺亡扼腕，遂转请曾任藤泽市议员、也是反侵略同道的词作家叶山冬子，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译成日文，在市民中广为传播。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而日本正摇身一变为美军的马前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扬诞生于抗日烽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需要有逆潮流的大勇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岂但如此，福本和叶山还挺身而出，公开募捐，呼吁为聂耳在溺亡的海滨竖立纪念碑——不啻是要在真理的公海耸起一座闪烁明灭的灯塔。

光天化日，大张旗鼓。

民众热烈响应。

他们，自然爱日本。他们，自然也爱聂耳。爱聂耳就等于爱……等等，我知道你接下去将如何类推，这是幼稚的，形而下的，直白说，就是尚停留在幼儿思维的推理；爱，或者不爱，或者半爱半不爱，或者又爱又不爱，这种粗略的判断存在风险，很多风险都是由简单类比带来的。在此，我们只要认定，这就是藤泽市民众的拳拳盛意，这就是驳杂而又纯粹的人性剪影。

一九五四年，即朝战结束次年，纪念碑顺利落成，地址选在鹄沼海滨公园，就在离聂耳溺亡处不远的引地川河口西侧。鉴于当时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我国派出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前往主持揭幕仪式。

碑文作者是秋田雨雀，书写者为丰道春海：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一九五八年，一场鲁莽的飓风袭击鹄沼海岸，冒失的海潮冲坏了纪念碑。

“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一九六一年，赵丹来此，他的脑海想必也会情不自禁地浮起郭沫若当年的怒责吧。

记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突然消逝于茫茫波涛,成了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中国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他的力作。

附耳过来，至今犹可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这里是聂耳的终焉之地。

一九五四年十月 秋田雨雀撰 丰道春海书

一九六三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

一九六五年，藤泽市议会决定重为聂耳立碑。保存会出面募集捐款，数月间，募得日币四百余万（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初薪为每月21600日元，此款相当于185个新毕业大学生的月薪——笔者），遂于当年九月再度立石分土。廖承志东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见证了这大爱无疆、尽释前嫌的一幕。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一九八一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藤泽与聂耳的家乡昆明结为友好城市。

一九八五年，适逢聂耳遇难五十周年，湘南海岸公园的。

这一隅扩建为聂耳纪念广场。

新碑坐落在引地川河口东侧的湘南海岸公园，置于更加宽阔坚固的台座。两边各添一块碑石，一块立着的，刻着叶山冬子的儿子、时任藤泽市市长叶山峻书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一块卧着的，刻着郭沫若的题字“聂耳终焉之地”。

二〇一一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广场西侧立碑勒铭，上书：“一曲报国惊四海 两地架桥惠万民”。

我们看到，广场中央有一块白石，平放，高不足一米，前端稍稍上扬，从后边看过去，宛然一册摊开的乐谱。碑的正中凸出三道横石，四周凹下数条浅槽，凹凸相间，组成一个令风云驻足、星河倾身的大大的“耳”。

广场南面，是一堵两米见方的纪念墙，由不规则的粉红色石板拼成。左上方，嵌入圆形的铜制聂耳胸像，右下方，嵌入方形的铜制聂耳亲笔签名。

如今，每年的七月十七日，藤泽市民众都会来此举行公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音乐家聂耳。

音乐无国界。

天才无国界。

正义之声无国界。

纪念碑再建以来，跨越半个世纪，从未遭受一次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也是奇迹中的奇迹！

向“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的会员致敬！

向藤泽市的公务员和民众致敬！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向这片土地上所有热爱聂耳、热爱新中国、维护日中友好的国民致敬！

我此番日本之行，最重要的一站，就是这聂耳纪念广场。

是日，骤雨初霁，天高日晶，我们仨，就地采了一束野花，以献祭聂耳的在天巨灵。

音符是桥，人心是路。有这一座纪念广场，有这一尊铜制胸像，聂耳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神，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自然也成了神曲。

《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是战歌，当然。《义勇军进行曲》又不仅仅是战歌，也是当然。音符的意志突破语言的樊篱，民族的樊篱，国家的樊篱，自由翩飞在大山大海之上，九霄九天之上——难怪人类最初向外星人发送的问候，就包括一张收录了地球上各种最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唱片。

卞毓方 2018年4月13日

 提起中日长达两千年民间交往，许多人言必称“遣唐使”。但我力主，同时绝不该忽略近代以来两国老一代教授、学者、科技界、文教界等各界人士间的友好交流和深厚情谊。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某年曾应邀赴日以“优选法”为题作学术报告，受到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产业界的热烈欢迎。但是，令人意外并万分遗憾的是，在日本的精彩学术报告竟然成了华老告别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报告结束时，华老突然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醒来，在中日民间学术交流的第一线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颇具戏剧性的是，邀请并安排此次学术活动的日本亚洲交流协会负责人中村先生的父亲（因笔者不知其名，姑且以老中村称之）也曾为新中国的开国大业做出过贡献。

伪满时期老中村曾任抚顺煤矿总工程师。1946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对抚顺煤矿实行军管。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老中村作为留用的高级技术人员，参与了抚顺煤矿恢复生产的工作。不容置疑，他在关键技术上发挥了无法抹杀的作用。谁都明白，有煤才能开动火车，才能运送大军南下，才能解放全中国，才能成立新中国。

 巨子相惜皆骐骥 神州扶桑是兄弟

 ——忆中日科技界友好往事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因此，抚顺煤矿恢复生产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以老中村的事迹为素材，经过整理改编，拍摄了一部片名为《换了人间》的电影。生动记述了抚顺煤矿从技术人员到井下矿工当年拥护新政府，支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热烈情景。

我们看历史要做到高瞻远瞩，就必须具有恢宏的气度和博大的情怀，为此，应借助于各个时代的大政治家们的智慧和才学。相信以毛泽东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和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两位的著名诗句来回顾1945年以来中日民间交往中的历史人物就会发现，前有老中村工程师投身于创建新中国的历史洪流，后有华罗庚老教授绝命于中日学术交流的殿堂讲台，两位前辈展现给我们的难道不是一幅感人至深的历史画卷吗？！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官方迟迟没有承认北京才是唯一代表中国的首都。尽管如此，并没能完全阻断日本有识之士与中国大陆的交往。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有东京大学的茅诚司教授、名古屋大学的坂田昌一教授等多位著名教授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北京进行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上个世纪70年代中叶，我在陪同中国科协主席、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访日时，曾亲耳聆听过茅诚司教授在周老面前讲述那段友好史话。当时茅老不无深情地回忆道：“我和坂田昌一那次访问北京是私自作主，特意从欧洲绕道苏联才得以成行的，好像有点儿偷偷摸摸似的。” 在场的有山兼孝教授订正说：“不，不是偷偷摸摸，是不敢声张，就是想到北京来看看新中国的样子。” 说完三人开怀大笑，他们爽朗的笑声流露着中日两国老一代科学家超然世外的博雅胸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1985年春，我曾陪同周老赴日出席“筑波科技博览会”开幕式。茅诚司教授不计86岁高龄，弯着腰，拄着拐杖，克服行走困难，亲自到成田国际机场迎接，并全程陪同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后，全体来宾走下观礼台，参观展览。我赶紧搀扶周老，周老却拉下我的手说：“茅先生比我年长，你去搀扶他。” 在场人员拍下了我搀着茅诚司先生行走的照片。

我深深感受到了中日老一代科学家之间的真挚情谊，并深被他们垂暮之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的手足亲情所打动……。

1986年，我在日本做常驻代表期间，曾奉命代表周老看望过两位病重老人，一位是有山兼孝教授，再一位是森山彰一先生。

在日中科技交流协会专务理事漆户墩先生陪同下，走进有山兼孝教授的病房，一眼看到老人家仰卧病榻的情景，我深感意外。记得就在不久之前，老人家还在该协会事务局长肥厚孝先生陪同下访问过北京，怎么一下子就病重了呢？因不便久扰，送上鲜花，传达了周培源教授的问候，就告辞走出了病房。漆户墩先生告诉我：“有山会长是肾功能衰竭，已经久病多年了。不久前去北京是他执意要去见见周培源教授，看看天安门广场和北海公园的白塔…，回来之后，病情加重了…”。这番话日后久久萦绕耳边，挥之不去，令我沉思。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我代表周培源教授探视的另一位是森山彰一先生。他曾任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后出任由号称日本财界总理的土光敏夫先生领导的“日本科技与经济之会”的专务理事。在森山彰一先生的主持下，该组织仅比中日官方的科技交流协议晚了不到半年，于1980年10月就与中国科协签订了开展科技交流的备忘录。因为是继官方之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民间科技交流文件，所以，当即引起日本媒体较大反响。第二年，根据这一文件在北戴河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中日企业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曾对这次研讨会的简报作出过重要批示。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中国驻日使馆科技处一直密切关注森山彰一先生的病情变化。

 森山彰一先生胃癌切除手术后不久，我即奉命代表中国科协，并以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授的名义前往其家中探视。如今回忆起来，觉得那次探视十分温馨。

 那天我和森山夫妇坐在客厅聊起往事，夫人还提及我两个年幼的女儿，问是否喜欢她送的玩具，待我宛若家人一般亲切。

但此后不久，森山先生就去世了。在安排丧事时，夫人竟说打算把我也排入“彻夜守灵”（日文是“通夜”）的名单，我明白这视同亲眷般的情谊十分宝贵。但是，我理智地婉拒了，只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科技处的张宇杰同志一起出席了葬礼。

 森山夫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风格给我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至于中日两国多位著名教授演讲时的取精用宏，交谈时的诙谐幽默，则更是令我终生受益，至今还时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使我觉得只有他们才应该成为中日民间友好的明星与主角。

  王瑞林64级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迄今已经50周年了。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彻底结束了中日间的敌对状态，中日两国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也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50年来尽管中日关系历经坎坷、风波不断，但也是中日关系发展最迅速、对地区和世界影响最大的50年。这一切都离不开老一辈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两国各界几代人的辛勤付出。那些为了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们，必定会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乘风而东 相邻为朋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推动中日关系走上了正轨。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给日本政坛带来极大震动，日本朝野各界强烈要求尽快争取日中建交，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25日到28日，周总理等与田中角荣等一行进行了多次会谈。27日晚，毛泽东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双方进行了坦诚、友好的谈话。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29日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的签署结束了中日之间多年来的不正常关系。而中日间的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复交开新篇 片叶总传情

同年10月28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和平使者”——“康康”和“兰兰”两只大熊猫，由我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颜万荣（北大校友）和林业部等工作人员随机护送到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开启了熊猫作为国礼赠送的先河。

1973年3月27日，我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抵达东京，3月31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到达北京。从此，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关系就通过互换大使和互设大使馆这一方式确定下来。此后中日两国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活动和双方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因此，我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工作也愈加繁忙。我就在1973年元旦过后来到日本处就职，成为了外交战线上的一名新兵。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在老同志——纪朝钦、杨振亚、徐敦信，陆琪、赵钟鑫、刘智刚、颜万荣、蒋秀丽、吕招治等人的带领和帮助下，我逐步熟悉并完成每日对日本报刊有关资料的剪贴整理、每月编写中日关系大事记和整理事件档案等工作。在同年4月我和日本处的同事们一起接受了一项重要工作，即为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做相应准备和协助工作。

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共55位，周总理亲自确定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并分别在1973年3月27日和4月14日接见了代表团两次。代表团成员中有荣毅仁、赵朴初、楚图南、张香山、华罗庚、谢冰心、周一良、王崇伦、郝建秀、邢燕子、薛菁华、李炳淑、郑风荣、陈祖德等中国各界著名人士，这是在当时为止访日的最重量级的代表团。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该代表团相当重视。周总理还曾说，代表团在离京时，将委托邓小平同志前往送行（后改由李先念副总理送行）。周总理要求随团访日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打长途电话回北京，汇报当日活动情况。日本处的工作人员需将该团访问日本的电话内容记录并整理成简报，上报中央呈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我和其他的同事们轮流值班，仔细接听每日的长途电话，认真记录，及时上报。当年的办公设备相当落后，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有一位同事在接听电话时，曾误将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的夫人西园寺雪江听为输血用的“血浆”，成为大家口中的趣事。

时任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带领日本处副处长丁民以及陆琪和我一同前往玉渊潭公园察看樱花树，采摘了几片樱树叶带回。部以及司领导们向周总理做了汇报：日方赠送的1000株樱花树，经过精心培育，成活率很高，长得也不错。周总理看罢樱树叶便交给了廖承志，廖承志随即将它们放在小本子里仔细地收藏起来。4月17日廖承志团长将这几片樱树叶送给了田中首相。在场的摄影记者留下了这一永恒的镜头。第二天的日本报纸都采用了廖承志递给田中首相樱树叶的照片，日本舆论称赞这几片樱树叶大有意义，不仅充分说明了周总理、廖承志对中日友好事业关怀备至，也说明了中国人民对田中首相赠送的樱花树是何等尊重和爱护呵！

在周总理接见即将出发的中日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时，问起田中首相1972年访华时赠送的樱花树长势如何？廖承志便派人去有关的公园实地察看。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首先要解决的是《共同声明》中提到的“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等问题。1974年1月，中日签订《中日贸易协定》，1974年4月，中日签订《中日航空运输协定》，1974年11月，中日签订《海运协定》，1975年8月，中日签订《渔业协定》。在建交联合声明里规定缔结的几个实务协定中，缔结航空协定尤为重要，谈判也最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政治问题、日台航线如何处理等等。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周总理在中日关系处于困难时期就曾说过，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也可以签订中日民间航空协定，双方先通航。但由于日方原因未能实现。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台湾完全丧失了在航空行政上的地位。日本政府要求台湾当局把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旗”仅看作是一个符号（即商标），而不是“国旗”标志。这使台湾当局丢尽了面子。正因为这个问题的性质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必须要靠有高度政治决断力的人来解决。在中日双方航空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廖承志代表中国方面表示：要以解决日台线路的现状为前提，实现缔结中日航空协定。1974年1月田中首相派遣大平外相访问中国，当时大平正芳外相两次奔波于东京、北京之间，表示要豁出政治生命去推动。1974年1月大平外相与周总理在钓鱼台进行了两次会谈。中方以时任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韩念龙为首，亚洲司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处长陈抗、副处长丁民、王效贤等人和民航总局的有关领导组成了谈判班子，双方多次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中日首通航 空中架桥梁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在谈判过程中，蒋秀丽、张铎和我等工作人员，每天需要将双方谈判内容打印成中日双语文件，这些文件由我们每天夜以继日不停地往返于钓鱼台、外交部文印处和外文印刷厂。特别是日文需要和排字工人沟通并共同校对。完成后即刻上报中央领导。周总理等领导在传阅中日双方谈判的有关文件后，对航空协定谈判做出进一步的决策和指导。最终认为大平提出的意见完全遵守了《共同声明》的原则，尽量做到在与《共同声明》原则不相抵触的范围内处理与台湾的事务往来，高度评价了大平遵守《共同声明》原则这一基本态度。于是，双方同意以大平的这一意见为基础，尽早缔结中日航空协定。

1974年4月19日，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与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签署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当天，大平外相就日台线路发表谈话，谈话涉及到日本政府方针中的第一条时，说：《中日航空运输协定》是国家之间的协定，日台之间只是地区间的往来。日本政府愿意遵循中日《共同声明》，在《共同声明》发表后，不承认台湾航空飞机使用的旗帜标志为“国旗”，不承认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中国民航公司使用成田国际机场，“中华航空”使用羽田机场。

《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签署后，中日两国间第一次开通了定期航班。中日开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已重返联合国的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继续不断提高，广泛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相关人士的不断努力的结果。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商业部部长王磊是当时的代表团副团长之一，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是孙平化，我们外交部参加该团的工作人员有礼宾司副司长符顺和、新闻司王月琴、亚洲司杨振亚、张铎和我。代表团成员包括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副政委褚惠芬、王震秘书伍绍祖（后曾任体育总局局长）、大寨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京剧《海港》饰演方海珍的主要演员李丽芳等98人。代表团出发前，团员们提前到酒店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和其他涉及中日关系的文件及外交礼仪等。

1974年9月29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周年，两国正式通航，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参与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的王震为团长的中国政府首航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的波音707客机降落在日本成田机场，第一次将北京、上海、大阪、东京连成一线。首航机长为民航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大队机长曲延绍。

1974年9月中日首航代表团访日

1974年9月中日首航代表团访日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代表团到达当晚，日方在东京新大谷酒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酒会，王震团长代表中方发表了致辞，在该次酒会上，我见到了日本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北大校友）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日本专家八木的儿子（北大校友）等日本朋友，相谈甚欢。代表团还一起参加了中日首航的庆祝大会。第二天之后代表团划分成几个分团分别去参观访问了日本的工厂和农村，和当地的民众进行座谈，期间还对日本朋友的家庭进行了访问，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我们这个分团与郭凤莲等人深入日本农村，和当地农民促膝谈心，围绕有关农业诸项问题进行了无拘束的交谈，学习了日方的农业生产方式，宣传了当年我国倡导的大寨精神。除此以外，我们还与陪同我们分团的日本航空界的朋友们进行了友好交流和相互学习。

我国派驻日本的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都派出记者全程参与代表团在日本的活动，并进行了跟踪报道。在记者中，我见到了刘德有、骆为龙（北大校友），我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并随时就代表团在日的行程和活动进行沟通。

1974年9月中日首航代表团访日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专栏 

第四期

中日通航不但是两国人民的需要，更是有着加强我国对外扩大影响、对外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特别意义。中日通航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东北亚地区更加密切的经贸合作打下了基础，将中日两国的航空运输业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 连子

2022年8月30日

1974年9月中日首航代表团访日

《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专栏》第四期

编委会

顾问：李孙华、张可喜

组长：林江东

副组长：张泉、王利

成员：姜占国、李凡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