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一连五十周年纪念——我们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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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渝铁路2107工程学生一连五十周年纪念

我们的青葱岁月

1970.8-1973.4

这是一本记录配属铁道兵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学生一连真实历史的纪念册。

1966年，我国进入“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1968年秋，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学停止招生，初、高中毕业生停止升学，一律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主席发出“要准备打仗”、“三线建设要抓紧”的最高指示。三线建设，就是在我国内陆为准备打仗进行的国防工程建设。在上山下乡运动和三线建设两股洪流汇集下，1970年8月至1973年7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组织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地区、咸阳地区25885名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编成141个学生连，开赴安康地区，配属铁道兵部队，参加三线建设重点工程——从湖北襄樊市到四川重庆市途径陕南安康地区的襄渝铁路建设。

学生一连由西安市九中和三十七中171名69届初中毕业生和先后6名陕西省各单位抽调的带队干部组成，配属铁道兵二师六团一营，驻地在紫阳县，当时学生们的年龄大都十六七岁。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艰难施工，参与完成了襄渝铁路主体工程，学生一连于1973年4月解散，167名学生由陕西省分配工作，4名学生因各种原因去世，永远留在了巴山蜀水之间。

在那两年零八个月的日日夜夜，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长大，没有吃过苦的青葱少年，以稚嫩的身躯与铁道兵和当地民工一起，开山放炮，自建营房，修公路，打隧道，架桥梁，吃杂粮，住帐篷和“干打垒”，冒着施工的危险，付出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换来了襄渝铁路的通车，也换来了脱胎换骨的自己。

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稚气未脱的学生，我们也做过不少“坏事”、“糗事”，甚至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我们在艰苦的生活、艰难的施工中患难与共，生死相交，融为一个集体，与襄渝铁路共同成长。

我们与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141个学生连一样，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群体，大家都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我们学生一连不比别的连队好，也不比别的连队差。这本薄薄的纪念册，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了我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风风雨雨，鸡毛蒜皮。滴水见太阳，从这本纪念册就可以窥见到那个时代、那群人、那些事的发展轨迹。

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襄渝铁路建设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云烟，三线建设已经被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后浪大潮推走，当年的青葱少年已经变成了伏枥的老骥。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管你怎么看那段历史，国家由穷到富的变化就在那里，穿越崇山峻岭的襄渝铁路就在那里，永远定格在十八九岁的战友的坟茔就在那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不高，但这本书中收集的文章绝对是对当时情景的真实记录，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告慰我们的父辈，给自己留个念想，给子孙后辈们刻

下走过的路标，至于是非功过，留给时间和读者们评价吧。

2010年8月，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40周年纪念日，经紫阳县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在紫阳火车站右上方恒紫盘山公路的岩壁上，学生一连的同学们用红色花岗岩嵌刻了一块大石碑，成了同学们重回紫阳怀旧的打卡地。最后，把碑文录在下面：

“这里，曾经是一群少年人生梦想开始的地方。

公元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至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三日，九百六十八个日日夜夜，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第九中学六九届一百七十一名初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号召，从西安来到紫阳，以十六、十七岁稚嫩之躯，修公路、架桥梁，在巴山汉水间挥洒血汗和青春；凿隧道、铺铁轨，于祖国版图上刻下钢铁巨龙红线。三年风风雨雨，吃高粱、住帐篷，修建襄渝铁路于崇山峻岭；创四好、争五好，身陷政治漩涡于无时无处；盼自醒、望加馍，聊慰疲惫身心于艰难岁月。瑕不掩瑜，

偶有行侠仗义之举，绝无凌强欺弱之心；刚强正气，抢救国家财产于惊涛，常以天下之事为己任。十数人身落疾患，四男儿青山埋骨。三年中，直接参与紫阳隧道、指甲湾隧道、紫阳车站、紫阳汉江大桥建设施工，为根本改变紫阳落后交通面貌做出历史性贡献。”

这块碑刻永远刻在大山上，也刻在我们的心里。

前 言

铁道兵5806部队学生一连人员名单

学生一连

一、建设襄渝铁路的历史背景

二、学生连组建情况

三、学生一连全体人员名单

四、主要业绩

五、学生一连大事记

六、学生一连分配工作名单（1973年4月）

七、学生一连32名逝者名单

目录

我们的青葱岁月——三线纪念文集

再忆襄渝情……………………………马成功

三线岁月回忆…………………………马志杰

紫阳碎事——难以抹去的记忆…………王 琤

三线记忆随笔…………………………王普选

语录歌…………………………………刘公孝

三线小忆…………………………………吕 江

三线建设的点滴回忆…………………吕同兴

青葱岁月的记忆…………………………刘 冀

吃在三线………………………………李计初

难忘的往事……………………………李志彬

我在十班当班长………………………李选民

烫 伤……………………………………李乘龙

忆三线学生一连………………………陈唐勇

让青春在这里闪光………………………吴 朝

前 言

铁道兵5806部队学生一连人员名单

学生一连

一、建设襄渝铁路的历史背景

二、学生连组建情况

三、学生一连全体人员名单

四、主要业绩

五、学生一连大事记

六、学生一连分配工作名单（1973年4月）

七、学生一连32名逝者名单

目录

我们的青葱岁月——三线纪念文集

再忆襄渝情……………………………马成功

三线岁月回忆…………………………马志杰

紫阳碎事——难以抹去的记忆…………王 琤

三线记忆随笔…………………………王普选

语录歌…………………………………刘公孝

三线小忆…………………………………吕 江

三线建设的点滴回忆…………………吕同兴

青葱岁月的记忆…………………………刘 冀

吃在三线………………………………李计初

难忘的往事……………………………李志彬

我在十班当班长………………………李选民

烫 伤……………………………………李乘龙

忆三线学生一连………………………陈唐勇

让青春在这里闪光………………………吴 朝

三班和十二班的故事…………………尚保太

紫阳岁月（诗十七首）………………单银曹

我在学生一连当卫生员………………郑福禄

难忘的历程………………………………武 镇

铁肩担重任………………………………赵 伉

窃 书……………………………………胡兆同

难忘的回忆……………………………昝安胜

进深山扛木头 …………………………赵廷滨

远去的年华……………………………皇甫涵

三线建设往事…………………………胡建和

巨少敏连长……………………………贾长海

风钻打通万重山…………………………贾 林

三线二三事……………………………黄绍宣

汗洒襄渝线 情结紫阳缘……………范成勋

学生一连的记忆片段…………………李朝华

抢 险……………………………………韩俊德

艰苦岁月生死情………………………彭秦英

拽 工………………………………………谢 滨

远逝的炊烟………………………………霍 欢

学生一连生活劳动纪事………………薛建新

奋战襄渝变通途………………………王映南

附 录

抄录同学们写在紫阳隧道里的诗歌

贠健建战友三线速写作品选

五遇紫阳 / 李计初

三线时期及历次聚会留影

后 记

青春往事………………………………唐建中

襄渝岁月：永不磨灭的记忆 / 马志杰

三班和十二班的故事…………………尚保太

紫阳岁月（诗十七首）………………单银曹

我在学生一连当卫生员………………郑福禄

难忘的历程………………………………武 镇

铁肩担重任………………………………赵 伉

窃 书……………………………………胡兆同

难忘的回忆……………………………昝安胜

进深山扛木头 …………………………赵廷滨

远去的年华……………………………皇甫涵

三线建设往事…………………………胡建和

巨少敏连长……………………………贾长海

风钻打通万重山…………………………贾 林

三线二三事……………………………黄绍宣

汗洒襄渝线 情结紫阳缘……………范成勋

学生一连的记忆片段…………………李朝华

抢 险……………………………………韩俊德

艰苦岁月生死情………………………彭秦英

拽 工………………………………………谢 滨

远逝的炊烟………………………………霍 欢

学生一连生活劳动纪事………………薛建新

奋战襄渝变通途………………………王映南

附 录

抄录同学们写在紫阳隧道里的诗歌

贠健建战友三线速写作品选

五遇紫阳 / 李计初

三线时期及历次聚会留影

后 记

青春往事………………………………唐建中

襄渝岁月：永不磨灭的记忆 / 马志杰

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是一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活跃在襄渝铁路陕西省紫阳县路段建设的尖刀连队。全连171名学生，以稚嫩肩膀，承担起急难险重的施工任务，为国家三线建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短暂的历史，将青春理想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战斗的集体，以无私奉献铸就秦巴山区人民幸福的生活。 学生一连，青春可歌！壮举可泣！

一、建设襄渝铁路的历史背景

1964年4月，中国同越方签订了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有关规定，我国先后派出了地空导弹、高炮、后勤等部队32万余人。

1965年3月12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把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进行到底”。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70年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订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会议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53年、1954年出生的两个年龄段的学生同时升入中学，他们后来被泛称为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

入学后，我们在学校地下挖了四通八达的防空洞。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1970年的语文考试题：给边防军战士的一封信；政治思想课考试题：为什么说仗必打、打必胜。

襄渝铁路中段（陕西段）大部分位于陕西省境内，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西省南部5个县。襄渝铁路从湖北省郧县进入陕西，经过陕西安康地区（今安康市）的白河县、旬阳县、安康县和紫阳县，在陕西汉中地区（今

汉中市）的镇巴县境，穿越大巴山主脊，进入四川省万源县。陕西段山重水复，地形险峻，人烟稀少，交通困难，施工条件极差，工程尤为艰巨。陕西段桥隧折合单线长达215公里，为陕西段线路长度的81.5%，就是说襄渝铁路陕西段基本是在大山的“肚子”里穿行，是名副其实的“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陕西段从白河县西经旬阳县、安康县到紫阳县是沿着汉江修建，从紫阳县城到镇巴县是南溯汉江的支流任河修建。

铁道兵在襄渝铁路陕西段部署了重兵。有7个铁道兵师进入陕西境内施工，其中5个铁道兵师的师部先后设在陕西境内。铁道兵兵部还向陕西段调来了铁1师第2团、铁5师第23团、铁14师第70团、铁12师第60团，进行兵力支援。襄渝铁路陕西段的铺轨任务由铁1师、铁5师和铁7师完成。

尽管铁道兵在襄渝铁路陕西段布下了重兵，但人力还是严重不足。当时陕西省陕北、关中、陕南都有大型水利工程在施工，陕南还有一条重要的三线铁路——阳安铁路也在同时

建设，仅阳安线就上路民兵40万，陕西省的劳动力非常紧张。陕西省白河县境内由湖北省派民兵支援，陕西省镇巴县境内由四川省派民兵支援，陕西省旬阳、安康、紫阳县境内的民兵则由陕西省自己解决。

196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建设三线、加强国防、进行备战的战略决策。陕西省作为国家按备战要求部署的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从1965年开始到1979年，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1970年3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召开陕南地区三线建设问题座谈会，提出大力支援陕南三线建设的具体任务。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决策，落实省革委会的要求，在各级革委会组织动员下，1970年8月至1971年3月，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渭南地区、咸阳地区25885名69届、70届初中毕业学生奔赴安康地区，参加三线建设中重点动脉工程之一的襄渝铁路建设。

二、学生连组建情况

三线学生连，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动员25885名初中毕业生，到秦巴山区修建襄渝铁路。襄渝铁路当时是中国三线建设重点战备工程，代号2107工程。这些初中毕业生和380名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地方干部按照部队编制，组成了141个连队，直接由铁道兵部队指挥。“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将这些学生连队命名为“学生民兵”连，统一编号，从“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连”依次排到“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41连”。

 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青年学生平均年龄17岁，其中最小的仅14岁，他们被编为141个连队，隶属于铁道兵2师、10师和11师，分别驻扎在安康、紫阳、旬阳三个县。由于他们的年龄、身份有别于同一工地上的民工、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因此被称作三线学生连。这些青年学生在秦巴山区与铁道兵指战员以及当地民工在一起，参加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艰苦环境的锻炼。三线学生连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在一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组织青少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是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2.学生一连的人员构成

 学生一连的带队干部是由陕西省统计学校的2名在职干部和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2名在职干部组成。随后，又调整更换了2名干部。

 陕西省紫阳县5806部队学生一连（5806部队是铁道兵二师六团的番号），也就是以后统一排序的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由西安市第九中学92名、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79名69届初中毕业生组成，共171名学生，是第一批出发的学生连队。全连辖3个排、12个施工班以及勤杂班、炊事班。

3.学生连和铁道兵的关系

学生连的人事关系仍归陕西省；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期间的组织关系由铁道兵代管。铁道兵向学生连派驻军代表，学生连的施工由铁道兵统一安置调配。

在施工中，这些学生连队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直接管理，小部分由铁道兵各师直属营直接管理。为管理方便，铁道兵又给学生民兵连队按部队团营为单位重新编号，比如“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25连”被铁11师第53团编号为“5853部队学生2连”。 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生连”，也有被简称为“学兵连”的。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社会上一般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学生一连是铁道兵2师6团的临时编制，对口部队是1营2连。学生一连的公章是“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

历史时期，是在一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组织青少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是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学生一连的带队干部是由陕西省统计学校的2名在职干部和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2名在职干部组成。随后，又调整更换了2名干部。

 陕西省紫阳县5806部队学生一连（5806部队是铁道兵二师六团的番号），也就是以后统一排序的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由西安市第九中学92名、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79名69届初中毕业生组成，共171名学生，是第一批出发的学生连队。全连辖3个排、12个施工班以及勤杂班、炊事班。

学生连的人事关系仍归陕西省；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期间的组织关系由铁道兵代管。铁道兵向学生连派驻军代表，学生连的施工由铁道兵统一安置调配。

在施工中，这些学生连队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直接管理，小部分由铁道兵各师直属营直接管理。为管理方便，铁道兵又给学生民兵连队按部队团营为单位重新编号，比如“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25连”被铁11师第53团编号为“5853部队学生2连”。 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生连”，也有被简称为“学兵连”的。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社会上一般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学生一连是铁道兵2师6团的临时编制，对口部队是1营2连。学生一连的公章是“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

二、学生连组建情况

三线学生连，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动员25885名初中毕业生，到秦巴山区修建襄渝铁路。襄渝铁路当时是中国三线建设重点战备工程，代号2107工程。这些初中毕业生和380名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地方干部按照部队编制，组成了141个连队，直接由铁道兵部队指挥。“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将这些学生连队命名为“学生民兵”连，统一编号，从“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连”依次排到“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41连”。

 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青年学生平均年龄17岁，其中最小的仅14岁，他们被编为141个连队，隶属于铁道兵2师、10师和11师，分别驻扎在安康、紫阳、旬阳三个县。由于他们的年龄、身份有别于同一工地上的民工、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因此被称作三线学生连。这些青年学生在秦巴山区与铁道兵指战员以及当地民工在一起，参加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受着艰苦环境的锻炼。三线学生连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在一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组织青少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是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2.学生一连的人员构成

 学生一连的带队干部是由陕西省统计学校的2名在职干部和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2名在职干部组成。随后，又调整更换了2名干部。

 陕西省紫阳县5806部队学生一连（5806部队是铁道兵二师六团的番号），也就是以后统一排序的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由西安市第九中学92名、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79名69届初中毕业生组成，共171名学生，是第一批出发的学生连队。全连辖3个排、12个施工班以及勤杂班、炊事班。

3.学生连和铁道兵的关系

学生连的人事关系仍归陕西省；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期间的组织关系由铁道兵代管。铁道兵向学生连派驻军代表，学生连的施工由铁道兵统一安置调配。

在施工中，这些学生连队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直接管理，小部分由铁道兵各师直属营直接管理。为管理方便，铁道兵又给学生民兵连队按部队团营为单位重新编号，比如“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25连”被铁11师第53团编号为“5853部队学生2连”。 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生连”，也有被简称为“学兵连”的。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社会上一般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学生一连是铁道兵2师6团的临时编制，对口部队是1营2连。学生一连的公章是“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

历史时期，是在一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组织青少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是陕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学生一连的带队干部是由陕西省统计学校的2名在职干部和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2名在职干部组成。随后，又调整更换了2名干部。

 陕西省紫阳县5806部队学生一连（5806部队是铁道兵二师六团的番号），也就是以后统一排序的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由西安市第九中学92名、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79名69届初中毕业生组成，共171名学生，是第一批出发的学生连队。全连辖3个排、12个施工班以及勤杂班、炊事班。

学生连的人事关系仍归陕西省；在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期间的组织关系由铁道兵代管。铁道兵向学生连派驻军代表，学生连的施工由铁道兵统一安置调配。

在施工中，这些学生连队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直接管理，小部分由铁道兵各师直属营直接管理。为管理方便，铁道兵又给学生民兵连队按部队团营为单位重新编号，比如“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25连”被铁11师第53团编号为“5853部队学生2连”。 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生连”，也有被简称为“学兵连”的。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社会上一般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学生一连是铁道兵2师6团的临时编制，对口部队是1营2连。学生一连的公章是“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

道兵向学生连派驻军代表，学生连的施工由铁道兵统一安置调配。

在施工中，这些学生连队大部分直接由铁道兵各团直接管理，小部分由铁道兵各师直属营直接管理。为管理方便，铁道兵又给学生民兵连队按部队团营为单位重新编号，比如“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125连”被铁11师第53团编号为“5853部队学生2连”。 学生民兵连队当时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一般被简称为“学生连”，也有被简称为“学兵连”的。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社会上一般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学生一连是铁道兵2师6团的临时编制，对口部队是1营2连。学生一连的公章是“2107工程学生民兵第一连”。

三、学生一连全体人员名单

以下咱连两份名单的主要依据是昝安胜和李计初当年的原始笔记，后来又通过咱连许多战友的补充和修改才得以逐步完善。特在此表示深深地感谢！

1.连干部4人：

指导员：姜洪泽（陕西省统计学校，1972年4月8日调任学生十八连指导员）。

连长：巨少敏（陕西省统计学校）。

副连长：张钱如（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司务长：王天富（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2.学生171人（其中9中92人，37中79人）：

（1）9中92人：

一排一班14人：吕同兴（班长），马晓文（班副），陈永富、董保国、黄兆军、李长勤、李景朗、聂大鹏、齐森喜、盛长德（一排副）、滕义忠、魏建军、王西岭、吴哲。

一排二班16人：史森荣（班长），张转运（班副），黄书权、江福利、李骏、柳平安、李永安、刘延璋、屈振觉、任满仓、宋丰年、王根锁、吴小宝、杨树义、翟保金、赵树年。

一排三班14人：尚保太（班长），杨芳（班副），崔庆忠、董建国、 龚建民、何念林、匡胜利、刘福安、吕小平、刘运良、施福田、王培仁、 杨刚毅、尤铁柱。

一排四班17人：冯四福（班长），杜立新（班副），陈凤祥、程学义、刘新民、马长安、宋四喜、单银曹、武会鹿、吴庆君、于安定、阎秦生、张民库、张平安、赵云亭、张耀文（一排长）、周振良。

二排五班14人：马成功（班长），郭建政（班副），陈吉利、崔西岭、黄友岗、贺忠兴、刘池阳、王佰全、王占全、谢长平、郑安国、郑福禄、赵来定、赵秋元。

二排六班17人：刘公孝（班长），彭永林（班副），陈唐勇、刘乃鸿、李省、刘新建、李源春、李忠选、马建民、苏卫平、王化宁、杨天德、昝安胜（二排副）、朱存生、张建齐、张四有、张天胜。

（2）37中79人：

二排七班13人：王融（班长），马晓长（班副），胡兆同、贾长海、刘大巨、刘冀、刘建强、孟俊、王琤、王延成、谢滨、赵伉、赵兴恩。

二排八班13人：白保华（班长），唐建中（班副），何常禄（二排长）、胡建和、何克诚、集敏奇、刘青汉、刘泽生、王普选、徐肇广、赵滨、朱昌明、张西安。

三排九班14人：安晓民（班长），霍欢（班副），陈保国、冻巍、范成勋、皇甫涵、黄绍宣、马成恩（三排副）、苏群彦、孙正伦、吴朝、王西京、武镇、薛建新。

三排十班13人：卜百鸣（班长），彭秦英（班副），蔡欢全、李朝华、李计初、李进录、鹿胜才、李选民、马志杰、杨亲农、赵经建、翟建渭、张永祥。

三排十一班14人：贠健建（班长），赵大壮（班副），杜建国、胡顶、韩俊德（三排长）、贾林、姜为民、刘长江、吕江、李乘龙、李志彬、牛亚平、汪富根、赵廷滨。

三排十二班12人：杨晓原（班长），马燕生（班副），丁长忠、鬲向前、贺健健、栾惠通、刘薪、黎一建、马建生、王建生、杨新生、张龙。

（二）1973年1月学生一连175人名单

1.连干部4人：

指导员：马伟鹗（陕西省统计学校，1972年3月26日由学生三连司务长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4月5日接任姜洪泽指导员职务，当天全连合影欢送姜洪泽调任学生十八连指导员，4月8日姜洪泽离开学生一连）。

连长：巨少敏（陕西省统计学校）。

副连长：张钱如（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副指导员：王映南（中科院西北分院，1972年12月20日由学生二连副指导员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

注：原学生一连司务长王天富1972年3月31日调到学生三连任司务长，李朝华接任学生一连司务长。1972年12月15日昝安胜任学生一连司务长，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离连参军铁二师。

2.在编学生157人：

一排长：张耀文，一排副：盛长德。

一排一班10人：班长史森荣，班副杨芳，李长勤、聂大鹏、齐森喜、滕义忠、吴哲、黎一建、丁长忠、张龙。

一排二班12人：班长吕同兴，班副霍欢，吴小宝、杨树义、黄书权、江福利、李景朗、贺健健、王建生、陈永富、王根锁、单银曹。

一排三班10人：班长董保国，班副马晓长，王培仁、施福田、何念林、杨刚毅、尤铁柱、王西岭、杨新生、张平安。

一排四班10人：班长冯四福，班副任满仓，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马长安、张民库、刘福安、黄兆军。

二排长：何常禄，二排副兼七班长：刘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勤、李景朗、聂大鹏、齐森喜、盛长德（一排副）、滕义忠、魏建军、王西岭、吴哲。

一排二班16人：史森荣（班长），张转运（班副），黄书权、江福利、李骏、柳平安、李永安、刘延璋、屈振觉、任满仓、宋丰年、王根锁、吴小宝、杨树义、翟保金、赵树年。

一排三班14人：尚保太（班长），杨芳（班副），崔庆忠、董建国、 龚建民、何念林、匡胜利、刘福安、吕小平、刘运良、施福田、王培仁、 杨刚毅、尤铁柱。

一排四班17人：冯四福（班长），杜立新（班副），陈凤祥、程学义、刘新民、马长安、宋四喜、单银曹、武会鹿、吴庆君、于安定、阎秦生、张民库、张平安、赵云亭、张耀文（一排长）、周振良。

二排五班14人：马成功（班长），郭建政（班副），陈吉利、崔西岭、黄友岗、贺忠兴、刘池阳、王佰全、王占全、谢长平、郑安国、郑福禄、赵来定、赵秋元。

二排六班17人：刘公孝（班长），彭永林（班副），陈唐勇、刘乃鸿、李省、刘新建、李源春、李忠选、马建民、苏卫平、王化宁、杨天德、昝安胜（二排副）、朱存生、张建齐、张四有、张天胜。

（2）37中79人：

二排七班13人：王融（班长），马晓长（班副），胡兆同、贾长海、刘大巨、刘冀、刘建强、孟俊、王琤、王延成、谢滨、赵伉、赵兴恩。

二排八班13人：白保华（班长），唐建中（班副），何常禄（二排长）、胡建和、何克诚、集敏奇、刘青汉、刘泽生、王普选、徐肇广、赵滨、朱昌明、张西安。

三排九班14人：安晓民（班长），霍欢（班副），陈保国、冻巍、范成勋、皇甫涵、黄绍宣、马成恩（三排副）、苏群彦、孙正伦、吴朝、王西京、武镇、薛建新。

三排十班13人：卜百鸣（班长），彭秦英（班副），蔡欢全、李朝华、李计初、李进录、鹿胜才、李选民、马志杰、杨亲农、赵经建、翟建渭、张永祥。

三排十一班14人：贠健建（班长），赵大壮（班副），杜建国、胡顶、韩俊德（三排长）、贾林、姜为民、刘长江、吕江、李乘龙、李志彬、牛亚平、汪富根、赵廷滨。

三排十二班12人：杨晓原（班长），马燕生（班副），丁长忠、鬲向前、贺健健、栾惠通、刘薪、黎一建、马建生、王建生、杨新生、张龙。

（二）1973年1月学生一连175人名单

1.连干部4人：

指导员：马伟鹗（陕西省统计学校，1972年3月26日由学生三连司务长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4月5日接任姜洪泽指导员职务，当天全连合影欢送姜洪泽调任学生十八连指导员，4月8日姜洪泽离开学生一连）。

连长：巨少敏（陕西省统计学校）。

副连长：张钱如（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副指导员：王映南（中科院西北分院，1972年12月20日由学生二连副指导员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

注：原学生一连司务长王天富1972年3月31日调到学生三连任司务长，李朝华接任学生一连司务长。1972年12月15日昝安胜任学生一连司务长，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离连参军铁二师。

2.在编学生157人：

一排长：张耀文，一排副：盛长德。

一排一班10人：班长史森荣，班副杨芳，李长勤、聂大鹏、齐森喜、滕义忠、吴哲、黎一建、丁长忠、张龙。

一排二班12人：班长吕同兴，班副霍欢，吴小宝、杨树义、黄书权、江福利、李景朗、贺健健、王建生、陈永富、王根锁、单银曹。

一排三班10人：班长董保国，班副马晓长，王培仁、施福田、何念林、杨刚毅、尤铁柱、王西岭、杨新生、张平安。

一排四班10人：班长冯四福，班副任满仓，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马长安、张民库、刘福安、黄兆军。

二排长：何常禄，二排副兼七班长：刘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班副），陈唐勇、刘乃鸿、李省、刘新建、李源春、李忠选、马建民、苏卫平、王化宁、杨天德、昝安胜（二排副）、朱存生、张建齐、张四有、张天胜。

（2）37中79人：

二排七班13人：王融（班长），马晓长（班副），胡兆同、贾长海、刘大巨、刘冀、刘建强、孟俊、王琤、王延成、谢滨、赵伉、赵兴恩。

二排八班13人：白保华（班长），唐建中（班副），何常禄（二排长）、胡建和、何克诚、集敏奇、刘青汉、刘泽生、王普选、徐肇广、赵滨、朱昌明、张西安。

三排九班14人：安晓民（班长），霍欢（班副），陈保国、冻巍、范成勋、皇甫涵、黄绍宣、马成恩（三排副）、苏群彦、孙正伦、吴朝、王西京、武镇、薛建新。

三排十班13人：卜百鸣（班长），彭秦英（班副），蔡欢全、李朝华、李计初、李进录、鹿胜才、李选民、马志杰、杨亲农、赵经建、翟建渭、张永祥。

三排十一班14人：贠健建（班长），赵大壮（班副），杜建国、胡顶、韩俊德（三排长）、贾林、姜为民、刘长江、吕江、李乘龙、李志彬、牛亚平、汪富根、赵廷滨。

三排十二班12人：杨晓原（班长），马燕生（班副），丁长忠、鬲向前、贺健健、栾惠通、刘薪、黎一建、马建生、王建生、杨新生、张龙。

（二）1973年1月学生一连175人名单

1.连干部4人：

指导员：马伟鹗（陕西省统计学校，1972年3月26日由学生三连司务长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4月5日接任姜洪泽指导员职务，当天全连合影欢送姜洪泽调任学生十八连指导员，4月8日姜洪泽离开学生一连）。

连长：巨少敏（陕西省统计学校）。

副连长：张钱如（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副指导员：王映南（中科院西北分院，1972年12月20日由学生二连副指导员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

注：原学生一连司务长王天富1972年3月31日调到学生三连任司务长，李朝华接任学生一连司务长。1972年12月15日昝安胜任学生一连司务长，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离连参军铁二师。

2.在编学生157人：

一排长：张耀文，一排副：盛长德。

一排一班10人：班长史森荣，班副杨芳，李长勤、聂大鹏、齐森喜、滕义忠、吴哲、黎一建、丁长忠、张龙。

一排二班12人：班长吕同兴，班副霍欢，吴小宝、杨树义、黄书权、江福利、李景朗、贺健健、王建生、陈永富、王根锁、单银曹。

一排三班10人：班长董保国，班副马晓长，王培仁、施福田、何念林、杨刚毅、尤铁柱、王西岭、杨新生、张平安。

一排四班10人：班长冯四福，班副任满仓，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马长安、张民库、刘福安、黄兆军。

二排长：何常禄，二排副兼七班长：刘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三排十一班14人：贠健建（班长），赵大壮（班副），杜建国、胡顶、韩俊德（三排长）、贾林、姜为民、刘长江、吕江、李乘龙、李志彬、牛亚平、汪富根、赵廷滨。

三排十二班12人：杨晓原（班长），马燕生（班副），丁长忠、鬲向前、贺健健、栾惠通、刘薪、黎一建、马建生、王建生、杨新生、张龙。

1.连干部4人：

指导员：马伟鹗（陕西省统计学校，1972年3月26日由学生三连司务长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4月5日接任姜洪泽指导员职务，当天全连合影欢送姜洪泽调任学生十八连指导员，4月8日姜洪泽离开学生一连）。

连长：巨少敏（陕西省统计学校）。

副连长：张钱如（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量队）。

副指导员：王映南（中科院西北分院，1972年12月20日由学生二连副指导员调任学生一连副指导员）。

注：原学生一连司务长王天富1972年3月31日调到学生三连任司务长，李朝华接任学生一连司务长。1972年12月15日昝安胜任学生一连司务长，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离连参军铁二师。

2.在编学生157人：

一排长：张耀文，一排副：盛长德。

一排一班10人：班长史森荣，班副杨芳，李长勤、聂大鹏、齐森喜、滕义忠、吴哲、黎一建、丁长忠、张龙。

一排二班12人：班长吕同兴，班副霍欢，吴小宝、杨树义、黄书权、江福利、李景朗、贺健健、王建生、陈永富、王根锁、单银曹。

一排三班10人：班长董保国，班副马晓长，王培仁、施福田、何念林、杨刚毅、尤铁柱、王西岭、杨新生、张平安。

一排四班10人：班长冯四福，班副任满仓，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马长安、张民库、刘福安、黄兆军。

二排长：何常禄，二排副兼七班长：刘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生一连副指导员）。

注：原学生一连司务长王天富1972年3月31日调到学生三连任司务长，李朝华接任学生一连司务长。1972年12月15日昝安胜任学生一连司务长，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离连参军铁二师。

2.在编学生157人：

一排长：张耀文，一排副：盛长德。

一排一班10人：班长史森荣，班副杨芳，李长勤、聂大鹏、齐森喜、滕义忠、吴哲、黎一建、丁长忠、张龙。

一排二班12人：班长吕同兴，班副霍欢，吴小宝、杨树义、黄书权、江福利、李景朗、贺健健、王建生、陈永富、王根锁、单银曹。

一排三班10人：班长董保国，班副马晓长，王培仁、施福田、何念林、杨刚毅、尤铁柱、王西岭、杨新生、张平安。

一排四班10人：班长冯四福，班副任满仓，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马长安、张民库、刘福安、黄兆军。

二排长：何常禄，二排副兼七班长：刘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冀。

二排五班11人：班长李进录，班副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刘池阳、贺忠兴、王占全、朱存生、赵滨、贾林、刘大巨。

二排六班10人：班长赵来定，班副陈唐勇，苏卫平、王化宁、李省、张天胜、刘建强、徐肇广、胡建和、朱昌明。

二排七班10人：班副郭建政，赵兴恩，王延成、胡兆同、孟俊、翟保金、马成功、赵伉、何克诚、王佰全。

二排八班12人：班长马晓文，班副彭永林，张西安、集敏奇、刘泽生、王普选、刘青汉、刘新建、张四有、李忠选、杜建国、胡顶。

三排长：韩俊德，三排副：马成恩。

三排九班11人：班长安晓民，班副杨晓原，班副马燕生，范成勋、黄绍宣、孙正伦、皇甫涵、武镇、薛建新、谢滨、陈凤祥。

三排十班12人：班长李选民，班副唐建中，彭秦英、蔡欢全、赵经建、张永祥、翟建渭、杨亲农、吕小平、周振良、赵秋元、王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琤。

三排十一班10人：班长贠健建，班副赵大壮，吕江、谢长平、汪富根、赵廷滨、李骏、宋丰年、苏群彦、张转运。

三排十二班9人：班长尚保太，屈振觉、刘延璋、吴庆君、栾惠通、刘薪、程学义、宋四喜、阎秦生。（注：原十二班班副马建生于1972年12月28日退场参加工作，故暂缺班副）

炊事班16人：班长白保华，班副鹿胜才，李乘龙、崔庆忠、王西京、于安定、马建民、刘乃鸿、冻巍、柳平安、董建国、陈保国、匡胜利、刘运良。上士：刘长江。司务长：昝安胜。

勤杂班8人：班长马志杰（材料员），班副郑福禄（卫生员），李源春（卫生员）、贾长海（通信员）、杨天德（理发员）、刘公孝（统计员）、李计初（文书）、王融。

3.1973年1月前已离岗学生14人：

（1）参军参工4人：魏建军、吴朝、李朝华、马建生；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2）病退7人：卜百鸣、牛亚平、陈吉利、鬲向前、李志彬、郑安国、赵树年；

（3）去世3人：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

以上学生合计为171人。

四、主要业绩

襄渝铁路东起湖北襄樊，西经陕西南部秦巴山区，南达四川重庆。襄渝铁路沟通了我国西南和中南的铁路网，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襄渝铁路西段（四川段）1968年4月展开施工，襄渝铁路东段（湖北段）1969年3月展开施工，襄渝铁路中段（陕西段）1970年3月展开施工。经过近6年奋战，襄渝铁路于1973年10月19日全线接轨通车。

襄渝铁路全长915.6公里，新建正线895.3公里。襄渝铁路新建正线由铁道兵承担修建任务。

铁道兵修建襄渝铁路部署了8个师、6个师属团、2个独立团，共23.6万兵力。鄂、陕、川三省动员大量民兵配属铁道兵各师施工。1971年襄渝铁路进入施工高潮时，湖北省动员民兵14万，陕西省动员民兵和学生民兵15万，四川省动员民兵30万，三省总计动员民兵59万，加上铁道兵23.6万兵力，军民筑路大军共达83万兵力（未计铁道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等部组织的工人数量）。

“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 负责组织民兵配属铁道兵2师、10师和11师施工，但人力不够。无奈，陕西省领导想起来陕西省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还没上山下乡，问铁道兵这些学生行不行？铁道兵立即回复可以。

于是，1970年8月，西安市的10000名1969届初中毕业生报名上了三线，和铁道兵、民兵并肩奋战。学生连队不同于部队，也不同于民兵，“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命名为“学生民兵”。由于“学生民兵”文化程度高，头脑灵活，学习快，肯吃苦，很快成了桥隧施工的主力军，铁道兵和政府都很满意。1971年，铁道兵又从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咸阳地区和渭南地区招录了15000多名19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线（其中含少数西安市以外的关中地区城镇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和城镇社会青年）。这样，陕西省共有两届25885名初中毕业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参加三线建设修建襄渝铁路，其中女学生5129名。

25885名学生共编为141个连队，其中女子连队26个，配属于铁2师、铁10师和铁11师，后来有几个连队改属了铁1师。绝大部分学生连队呈带状分布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沿线，连队按部队编制和管理，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部分连队的卫生员）由陕西省抽调干部担任，铁道兵向学生连派军代表协助管理。

在襄渝铁路即将接轨通车、绝大部分桥隧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1973年4月，10000名1969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1973年7月，15000名1970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从1970年8月到1973年7月，25885名陕西学生民兵在襄渝铁路上奋战了将近3年。

这种大规模的直接从学校组织初中毕业生到环境恶劣的山区修铁路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大军，25885人的队伍比当时一个满员的铁道兵师的兵力还要多。这支大军扑上疆场，虎虎生威，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没有路开路，没处住自己盖房，大山深处供应困难，常常不能饱腹，但并不影响学兵在施工中拼搏。铁路施工中几乎所有的工种学兵都做过，而且一做就成了行家里手。学兵流血流汗冲锋在前，有100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襄渝铁路。这支学兵生力军的加入，为襄渝铁路的建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达83万兵力（未计铁道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等部组织的工人数量）。

“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 负责组织民兵配属铁道兵2师、10师和11师施工，但人力不够。无奈，陕西省领导想起来陕西省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还没上山下乡，问铁道兵这些学生行不行？铁道兵立即回复可以。

于是，1970年8月，西安市的10000名1969届初中毕业生报名上了三线，和铁道兵、民兵并肩奋战。学生连队不同于部队，也不同于民兵，“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命名为“学生民兵”。由于“学生民兵”文化程度高，头脑灵活，学习快，肯吃苦，很快成了桥隧施工的主力军，铁道兵和政府都很满意。1971年，铁道兵又从西安市、宝鸡市、铜川市、咸阳地区和渭南地区招录了15000多名1970届初中毕业生上了三线（其中含少数西安市以外的关中地区城镇的1969届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些老三届学生和城镇社会青年）。这样，陕西省共有两届25885名初中毕业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参加三线建设修建襄渝铁路，其中女学生5129名。

25885名学生共编为141个连队，其中女子连队26个，配属于铁2师、铁10师和铁11师，后来有几个连队改属了铁1师。绝大部分学生连队呈带状分布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沿线，连队按部队编制和管理，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部分连队的卫生员）由陕西省抽调干部担任，铁道兵向学生连派军代表协助管理。

在襄渝铁路即将接轨通车、绝大部分桥隧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1973年4月，10000名1969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1973年7月，15000名1970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从1970年8月到1973年7月，25885名陕西学生民兵在襄渝铁路上奋战了将近3年。

这种大规模的直接从学校组织初中毕业生到环境恶劣的山区修铁路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大军，25885人的队伍比当时一个满员的铁道兵师的兵力还要多。这支大军扑上疆场，虎虎生威，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没有路开路，没处住自己盖房，大山深处供应困难，常常不能饱腹，但并不影响学兵在施工中拼搏。铁路施工中几乎所有的工种学兵都做过，而且一做就成了行家里手。学兵流血流汗冲锋在前，有100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襄渝铁路。这支学兵生力军的加入，为襄渝铁路的建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25885名学生共编为141个连队，其中女子连队26个，配属于铁2师、铁10师和铁11师，后来有几个连队改属了铁1师。绝大部分学生连队呈带状分布在襄渝铁路建设工地沿线，连队按部队编制和管理，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部分连队的卫生员）由陕西省抽调干部担任，铁道兵向学生连派军代表协助管理。

在襄渝铁路即将接轨通车、绝大部分桥隧工程已经完工的情况下，1973年4月，10000名1969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1973年7月，15000名1970届“学生民兵”退出了三线建设战场，政府给分配了工作。从1970年8月到1973年7月，25885名陕西学生民兵在襄渝铁路上奋战了将近3年。

这种大规模的直接从学校组织初中毕业生到环境恶劣的山区修铁路的情况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大军，25885人的队伍比当时一个满员的铁道兵师的兵力还要多。这支大军扑上疆场，虎虎生威，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没有路开路，没处住自己盖房，大山深处供应困难，常常不能饱腹，但并不影响学兵在施工中拼搏。铁路施工中几乎所有的工种学兵都做过，而且一做就成了行家里手。学兵流血流汗冲锋在前，有100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襄渝铁路。这支学兵生力军的加入，为襄渝铁路的建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有过，这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十六七岁的学兵大军，25885人的队伍比当时一个满员的铁道兵师的兵力还要多。这支大军扑上疆场，虎虎生威，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没有路开路，没处住自己盖房，大山深处供应困难，常常不能饱腹，但并不影响学兵在施工中拼搏。铁路施工中几乎所有的工种学兵都做过，而且一做就成了行家里手。学兵流血流汗冲锋在前，有100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襄渝铁路。这支学兵生力军的加入，为襄渝铁路的建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

由于遍寻不到学生一连参加襄渝铁路建设的施工档案，学生一连的施工情况和工程量无法统计。在《铁道部第十二工程局第一工程处简史》（第一工程处的前身就是铁道兵第二师5806部队，即铁2师6团）“转战秦晋”一章第一节鏖战襄渝线中，部分资料包括了学生一连的施工情况；在下面摘录的资料里，可以反映出学生一连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的贡献。说明一下，《简史》所用资料来源，部队时期均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5806）部队铁路管区内为襄渝线蓼（蓼叶沟桥西）汉（汉江桥西）段，即DK365+028.75至DK377+415，全长12.37公里，共开设42个工点。其中有大桥11座，2747.8延长米；中桥3座，164.98延长米；小桥1座，63.32延长米；隧道8座，7560.1延长米；涵洞9座，11.5米；车站2处；轨道4630.37延长米。全线重点控制工程有小米溪隧道（3311米）、牛坡隧道（1480.6米）和阳超隧道（1258.5米）。另外，部队管区尚有公路便线17.3公里（不含蒿坪至大蓼叶沟、大蓼叶沟至岚皋沟公路便线）和工点引入线5.782公里（不含水池引入线）的修建任务。

襄渝线蓼汉段

前排右四：冯四福，三排右四：韩俊德，三排右十六：马伟鹗三人代表学生一连与会。          地点：紫阳县县城

4630.37延长米。全线重点控制工程有小米溪隧道（3311米）、牛坡隧道（1480.6米）和阳超隧道（1258.5米）。另外，部队管区尚有公路便线17.3公里（不含蒿坪至大蓼叶沟、大蓼叶沟至岚皋沟公路便线）和工点引入线5.782公里（不含水池引入线）的修建任务。

· 襄渝线初期部队铁路管区划分

其中铁道兵第2师第6团第1营管区，起点里程：DK374+740，结束里程：DK376+930，全线长2.19公里。

阳（坡）紫（阳）段即襄渝线的蓼（蓼叶沟桥西）汉（汉江桥西）段，自1971年9月起，该段进入突击阶段，岚皋、紫阳、镇巴、安康县和西安市的学生投入襄渝线建设，组成3个民兵团、1个独立民兵营和5个学生连，共计14个建制营、87个建制连达14640人，为加速襄渝铁路修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紫阳段大战

1971年12月5日，紫阳隧道上导坑顺利贯通。

年内，全团完成隧道成洞2125.6米；平导掘进2042米；牛坡隧道掘进217米；桥梁成桥407米；车站土石方31.87万立方米；挡墙砌石880立方米；砂石备料7.7万立方米；采伐木料2056立方米；生产炸药22.7吨。同时，还完成恒紫（蒿坪至紫阳段）和紫岚（紫阳至蓼叶沟段）2条公路50余公里的维修及路面铺设。

1971年

1972年1月，部队又一次掀起大战高潮，月成洞达661.7米，实现了年度开门红。

3月22日，紫阳隧道下导坑贯通。

5月，部队掀起桥隧达千米的高产热潮。

年内全团完成桥梁成桥2106.7米；隧道成洞1906.4米；平行导坑（含横通道）831米；土石方47.69万立方米；挡墙砌石3624立方米；砂石备料14.25万立方米；伐运填塞木542.4立方米；预制干硬性混凝土成品5051.1立方米；生产炸药78.6吨；公路维修（含便道引入线）70余公里；临时房建6070平方米；平整场地75平方米；修水池2个；安装管线2.32公里；架设3.5万伏和1万伏高压线17公里。有224人次荣立三等功。全团发生事故174起（其中民兵团140起），伤181人（其中民兵团149人），亡16人（其中民兵团13人）。

1972年

木542.4立方米；预制干硬性混凝土成品5051.1立方米；生产炸药78.6吨；公路维修（含便道引入线）70余公里；临时房建6070平方米；平整场地75平方米；修水池2个；安装管线2.32公里；架设3.5万伏和1万伏高压线17公里。有224人次荣立三等功。全团发生事故174起（其中民兵团140起），伤181人（其中民兵团149人），亡16人（其中民兵团13人）。

年内全团完成隧道成洞665.21米；桥梁成桥341.67米；涵洞114.5米；拼架钢梁2孔；预制16米钢筋混凝土梁1孔；隧道整修7723米；正线、站线及塌方土石方37.17万立方米；附属土石方12.21万立方米；挡墙砌石3.61万立方米；先后两遍整道共23.405公里；道渣备料3.57万立方米；上碴2.2万立方米；站台砌墙534立方米；设置人行道及栏杆1932米；房建450平方米。另外，还完成砂石备料12.13万立方米；预制干硬性混凝土块等圬工2097立方米；新建临时房屋6437平方米；整修汽运便道250公里。全团发生事故80起（其中民兵团56起），伤70人（其中民兵团49人），亡19人（其中民兵团14人）。

1973年

块等圬工2097立方米；新建临时房屋6437平方米；整修汽运便道250公里。全团发生事故80起（其中民兵团56起），伤70人（其中民兵团49人），亡19人（其中民兵团14人）。

襄渝线竣工，部队开始各项善后工作，同时准备新工程的上场。

1月3日~2月4日，为怀念因公牺牲的战友，十六连三排奉命前往洞河区三台山第一次整修烈士陵园。

6月1日，襄渝线正式交付国家运营。15日，部队与安康工务段办完交接手续。（完）

1978年

五、学生一连大事记

(1)1970.08.28

(2)1970.10.20

(3)1970.11.12

(4)1970.11.29

1970年

参加施工第一天。抢修紫阳—洞河公路，爆破，抬石头。

大桥队来了，全连将从县商管站搬出。

全连已搬至紫阳县钟鼓湾，住帐篷。

3名帮助炊事班工作的铁道兵战士回部队了，从此炊事工作全部由学生自己承担。

(5)1971.05.14

(6)1971.06.11

(7)1971.07.05

(8)1971.07.21 (9)1971.08.26 (10)1971.09.10 (11)1971.09.20 (12)1971.10.03 (13)1971.10.23

1971年

开始搞营建，盖房子，干打垒。

汉江暴发洪水，全连到下河坝抢救三线建设物资。

开始打隧道，紫阳隧道出口下导掘进。

一排二班副班长杜立新汉江溺水身亡。

建连一周年，全连搬入新房。

一艘运输面粉的木船汉江翻船，帮助打捞面粉。

一营召开庆功授奖大会，我连2名同学荣立三等功，6名同学受到营嘉奖。

部队木排汉江翻覆，牺牲2位战士；担架抬人。

九.一三林彪事件已成全连半公开话题。

(9)1971.08.26

(10)1971.09.10

(11)1971.09.20 

(12)1971.10.03 

(13)1971.10.23

溺水身亡。

建连一周年，全连搬入新房。

一艘运输面粉的木船汉江翻船，帮助打捞面粉。

一营召开庆功授奖大会，我连2名同学荣立三等功，6名同学受到营嘉奖。

部队木排汉江翻覆，牺牲2位战士；担架抬人。

九·一三林彪事件已成全连半公开话题。

(14)1972.01.07

(15)1972.01.09

(16)1972.01.10

(17)1972.01.14 (18)1972.01.18 (19)1972.01.21 (20)1972.02.16 (21)1972.02.17 (22)1972.02.20 (23)1972.04.05 (24)1972.04.29 (25)1972.05.11 (26)1972.05.15 (27)1972.07.28 (28)1972.08.10 (29)1972.09.09 (30)1972.10.04 (31)1972.11.19

1972年

全连围棋风盛。

全连进山扛木头，大家筋疲力尽。

元月大战动员，要求紫阳隧道下导掘进63米，平均每天3米；全师元月完成隧道掘进2.25公里。

(12)1971.10.03

(13)1971.10.23

当时，学生连每月杂粮60%，以高粱米、蚕豆、玉米糁为主。

每天完成紫阳隧道进口下导2米多。

师部2名战士来连里给大家照相，各班合影。

大家利用休息时间挖篮球场。

全连内务整顿，理发、打扫卫生、炊事班水泥铺地等等。

从紫阳隧道转战三线桥(紫阳车站)。

全连翻雪山杠木头，扛了3天。

学生连赴西安汇报团出发，昝安胜是我连代表。

欢送姜洪泽指导员，全连合影。

全连进山扛木头，往返七八

(17)1972.01.14

(18)1972.01.18

(19)1972.01.21

(20)1972.02.16

(21)1972.02.17

(22)1972.02.20

(23)1972.04.05

(24)1972.04.29

(17)1972.01.14

(18)1972.01.18

(19)1972.01.21

(20)1972.02.16

(21)1972.02.17

(22)1972.02.20

(23)1972.04.05

(24)1972.04.29

 

 

(31)1972.11.19

(25)1972.05.11 

(26)1972.05.15 

(27)1972.07.28 

(28)1972.08.10 

(29)1972.09.09 

(30)1972.10.04 

(31)1972.11.19

十里路。

开始指甲湾隧道施工，四班倒。

指甲湾隧道塌方，我连施工人员无伤亡。

团里开会布置关于“两周年”文学作品创作任务，我连参加创作人员：胡建和、马建生、唐建中。

二排六班战士姜为民，非正常去世。

一排四班战士武会鹿被车站施工飞石砸中去世。

给汉江对岸橘兴二、三队送杂粮400斤，每队200斤。

我连10人过河给橘兴三队送粮食，每人背50斤粮，用粮食换红苕。

(32)1973.01.15

1973年

中队突击浇注三线桥一号墩，全连在沙滩备砂石料，

(25)1972.05.11

(26)1972.05.15

(27)1972.07.28

(28)1972.08.10

(29)1972.09.09

(30)1972.10.04

 

(33)1973.01.31

(34)1973.02.05

(35)1973.02.06

 

(36)1973.02.27

(37)1973.04.02

(38)1973.04.04 

(39)1973.04.13 

7天完成400立方米，每工班20多立方米，即34斗(每斗0.6立方米)，落实到每人每工班40筐。

清理三线桥桥墩堆土200立方米，四班倒清土，抢在春节前清理完，避免了桥墩位移。

全连上紫阳铁路大桥参观。

全连进入长白班，在三线桥施工，打眼放炮。

炊事班战士刘运良因车祸去世。

正式停工，传达分配文件。

发三线纪念品——搪瓷缸子，上面印字：“战斗在襄渝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五七五二部队（铁道兵二师的番号）赠。

退场，离开紫阳。

(39)1973.04.13

六、学生一连分配工作名单（1973年4月）

1973年4月11日，全连召开分配会议。13日上午10时第一批133人从驻地乘汽车离开紫阳，到安康恒口火车站转乘下午6时开行的火车专列，分别到工作单位报到。其余人员4月13日后分别离开紫阳到工作单位。

（1）省水电工程局机械修配厂15人：何常禄、赵来定、陈唐勇、丁长忠、李源春、李忠选、屈振觉、刘延璋、郑福禄、马长安、黄绍宣、杨晓原、王佰全、宋丰年、胡建和。

（2）省水电工程局水利机械修造厂12人：翟保金、赵兴恩、冯四福、吕小平、马晓长、孟俊、程学义、阎秦生、尚保太、武镇、翟建渭、彭秦英。

（3）省水电工程局汽车修理厂1人：黎一建。

（4）省宝鸡峡引渭灌溉管理局2人：李计初、薛建新。

注：以上30人中，27人到蔡家坡站下车；到西安站下车2人：翟建渭、彭秦英；黎一建因病于1973年1月6日提前回家了。

（5）省水产研究所2人：王建生、杨新生（当时2人漏分工作，1973年4月13日后离开紫阳到此单位报到）。

2.西安铁路局56人

（1）略阳供电段17人：施福田、尤铁柱、王西岭、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黄兆军、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贺忠兴、朱存生、赵滨、李省、张天胜、胡兆同（到略阳站下车）。

（2）宝鸡电力机车段17人：李进录、贾林、王延成、刘泽生、郭建政、李骏、贾长海、赵伉、皇甫涵、白保华、霍欢、贠健建、冻巍、张龙、杨树义、李景朗、贺健健（到宝鸡站下车）。

（3）韩城工务段22人：赵秋元、马建民、范成勋、集敏奇、吴庆君、孙正伦、赵廷滨、刘大巨、张西安、徐肇广、彭永林、杜建国、谢滨、陈凤祥、蔡欢全、张转运、栾惠通、宋四喜、崔庆忠、于安定、刘乃鸿、杨天德（到西安站下车）。

3.省交通局汽车运输大队12人

李选民、汪富根、周振良、朱昌明、马成功、何克诚、刘池阳、王占全、杨亲农、马晓文、刘新建、王普选（到西安站下车）。

4.省电管局36人

（1）华阴秦岭发电厂11人：韩俊德、王融、李乘龙、吴小宝、安晓民、唐建中、匡胜利、王培仁、陈永富、刘福安、王琤（到西安站下车）。

（2）宝鸡电业局11人：马志杰、鹿胜才、陈保国、刘青汉、吕江、张永祥、杨芳、李长勤、聂大鹏、滕义忠、吴哲（到宝鸡站下车）。

（3）西安热工研究所树脂厂7人：刘长江、张民库、史森荣、张平安、苏卫平、王西京、胡顶（到西安站下车）。

（4）西安电力机械厂7人：柳平安、赵经建、王根锁、王化宁、张四有、苏群彦、刘薪（到西安站下车）。

注：以上人员共计136人，其中除黎一建、王建生和杨新生3人以外，其余133人均是1973年4月13日上午10时，从驻地乘汽车离开紫阳到安康恒口火车站，转乘下午6时开行的火车专列，分别到工作单位报到。

5.国防工办14人

（1）红旗机械厂9人：马燕生、谢长平、刘建强、齐森喜、江福利、黄书权、董建国、单银曹、刘冀。

（2）华山机械厂5人：董保国、任满仓、杨刚毅、何念林、赵大壮。

注：1973年4月17日离开紫阳。

6.干部6人

张耀文（铜川市）、刘公孝（商洛地区）、马成恩（汉中地区）、吕同兴（咸阳地区）、盛长德（西安市）、昝安胜（安康地区）。

注：1973年4月13日后分别离开紫阳。

7.分配前参军参工4人

魏建军（1971年1月北京卫戍区）、吴朝和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铁二师）、马建生（1972年12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五三一工程总指挥部）。

8.分配前病退7人

（1）1971年6月2日第一批3人：卜百鸣（西安五七水轮发电机厂）、牛亚平（西安市蔬菜盐业公司李家村菜场）、陈吉利（西安市东关综合零售公司李家村商场）。

（2）1972年6月7日第二批4人：鬲向前（1971年11月20日西安铁路分局电务段）、李志彬（1972年4月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郑安国（陕西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赵树年（西安市钢材改制厂）。

9.分配前去世4人：

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刘运良。

注：以上30人中，27人到蔡家坡站下车；到西安站下车2人：翟建渭、彭秦英；黎一建因病于1973年1月6日提前回家了。

（5）省水产研究所2人：王建生、杨新生（当时2人漏分工作，1973年4月13日后离开紫阳到此单位报到）。

（1）略阳供电段17人：施福田、尤铁柱、王西岭、刘新民、赵云亭、李永安、龚建民、黄兆军、张建齐、崔西岭、黄友岗、贺忠兴、朱存生、赵滨、李省、张天胜、胡兆同（到略阳站下车）。

（2）宝鸡电力机车段17人：李进录、贾林、王延成、刘泽生、郭建政、李骏、贾长海、赵伉、皇甫涵、白保华、霍欢、贠健建、冻巍、张龙、杨树义、李景朗、贺健健（到宝鸡站下车）。

（3）韩城工务段22人：赵秋元、马建民、范成勋、集敏奇、吴庆君、孙正伦、赵廷滨、刘大巨、张西安、徐肇广、彭永林、杜建国、谢滨、陈凤祥、蔡欢全、张转运、栾惠通、宋四喜、崔庆忠、于安定、刘乃鸿、杨天德（到西安站下车）。

3.省交通局汽车运输大队12人

李选民、汪富根、周振良、朱昌明、马成功、何克诚、刘池阳、王占全、杨亲农、马晓文、刘新建、王普选（到西安站下车）。

4.省电管局36人

（1）华阴秦岭发电厂11人：韩俊德、王融、李乘龙、吴小宝、安晓民、唐建中、匡胜利、王培仁、陈永富、刘福安、王琤（到西安站下车）。

（2）宝鸡电业局11人：马志杰、鹿胜才、陈保国、刘青汉、吕江、张永祥、杨芳、李长勤、聂大鹏、滕义忠、吴哲（到宝鸡站下车）。

（3）西安热工研究所树脂厂7人：刘长江、张民库、史森荣、张平安、苏卫平、王西京、胡顶（到西安站下车）。

（4）西安电力机械厂7人：柳平安、赵经建、王根锁、王化宁、张四有、苏群彦、刘薪（到西安站下车）。

注：以上人员共计136人，其中除黎一建、王建生和杨新生3人以外，其余133人均是1973年4月13日上午10时，从驻地乘汽车离开紫阳到安康恒口火车站，转乘下午6时开行的火车专列，分别到工作单位报到。

5.国防工办14人

（1）红旗机械厂9人：马燕生、谢长平、刘建强、齐森喜、江福利、黄书权、董建国、单银曹、刘冀。

（2）华山机械厂5人：董保国、任满仓、杨刚毅、何念林、赵大壮。

注：1973年4月17日离开紫阳。

6.干部6人

张耀文（铜川市）、刘公孝（商洛地区）、马成恩（汉中地区）、吕同兴（咸阳地区）、盛长德（西安市）、昝安胜（安康地区）。

注：1973年4月13日后分别离开紫阳。

7.分配前参军参工4人

魏建军（1971年1月北京卫戍区）、吴朝和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铁二师）、马建生（1972年12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五三一工程总指挥部）。

8.分配前病退7人

（1）1971年6月2日第一批3人：卜百鸣（西安五七水轮发电机厂）、牛亚平（西安市蔬菜盐业公司李家村菜场）、陈吉利（西安市东关综合零售公司李家村商场）。

（2）1972年6月7日第二批4人：鬲向前（1971年11月20日西安铁路分局电务段）、李志彬（1972年4月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郑安国（陕西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赵树年（西安市钢材改制厂）。

9.分配前去世4人：

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刘运良。

国、谢滨、陈凤祥、蔡欢全、张转运、栾惠通、宋四喜、崔庆忠、于安定、刘乃鸿、杨天德（到西安站下车）。

李选民、汪富根、周振良、朱昌明、马成功、何克诚、刘池阳、王占全、杨亲农、马晓文、刘新建、王普选（到西安站下车）。

（1）华阴秦岭发电厂11人：韩俊德、王融、李乘龙、吴小宝、安晓民、唐建中、匡胜利、王培仁、陈永富、刘福安、王琤（到西安站下车）。

（2）宝鸡电业局11人：马志杰、鹿胜才、陈保国、刘青汉、吕江、张永祥、杨芳、李长勤、聂大鹏、滕义忠、吴哲（到宝鸡站下车）。

（3）西安热工研究所树脂厂7人：刘长江、张民库、史森荣、张平安、苏卫平、王西京、胡顶（到西安站下车）。

（4）西安电力机械厂7人：柳平安、赵经建、王根锁、王化宁、张四有、苏群彦、刘薪（到西安站下车）。

注：以上人员共计136人，其中除黎一建、王建生和杨新生3人以外，其余133人均是1973年4月13日上午10时，从驻地乘汽车离开紫阳到安康恒口火车站，转乘下午6时开行的火车专列，分别到工作单位报到。

（1）红旗机械厂9人：马燕生、谢长平、刘建强、齐森喜、江福利、黄书权、董建国、单银曹、刘冀。

（2）华山机械厂5人：董保国、任满仓、杨刚毅、何念林、赵大壮。

注：1973年4月17日离开紫阳。

张耀文（铜川市）、刘公孝（商洛地区）、马成恩（汉中地区）、吕同兴（咸阳地区）、盛长德（西安市）、昝安胜（安康地区）。

注：1973年4月13日后分别离开紫阳。

魏建军（1971年1月北京卫戍区）、吴朝和李朝华（1972年12月17日铁二师）、马建生（1972年12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五三一工程总指挥部）。

（1）1971年6月2日第一批3人：卜百鸣（西安五七水轮发电机厂）、牛亚平（西安市蔬菜盐业公司李家村菜场）、陈吉利（西安市东关综合零售公司李家村商场）。

（2）1972年6月7日第二批4人：鬲向前（1971年11月20日西安铁路分局电务段）、李志彬（1972年4月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郑安国（陕西省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赵树年（西安市钢材改制厂）。

杜立新、姜为民、武会鹿、刘运良。

七、学生一连35名逝者名单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日期为2024年7月）

（1）三线建设期间逝者4人：

杜立新（ -1971.07.21 溺水）

姜为民（1952.10-1972.08.10 意外去世）

武会鹿（1952.04-1972.09.09 飞石）

刘运良（1952.04-1973.02.27 车祸）

（2）三线分配工作后逝者28人：

施福田（1953.05-1979.10 事故）

马燕生（1953.08-1982.12.03 病故）

刘建强（1953.02-1994.06.02 病故）

江福利（1953.10-1996.08 病故）

何常禄（1953.05-2001.02.28 病故）

张西安（1953.11-2004.04.22 病故）

杨天德（1951.07-2005.01.18 病故）

崔西岭（1952.02-2007.09 病故）

牛亚平（1952.08.10-2009.03.11 病故）

胡 顶（1953.08-2009.10月底 病故）

吕小平（1952.10-2010.02.22 车祸）

匡胜利（1952.10-2012.08.30 病故）

赵来定（1951.11-2012.10.09 病故）

孙正伦（1952.12-2013.08.25 病故）

李进录（1953.08-2017.01.20 病故）

白保华（1952.12.23-2018.03.31 病故）

谢长平（1952.10-2019.03.10 病故）

刘新建（1953.03-2019.10.04 病故）

李 省（1953.11-2020.07.26 病故）

霍 欢（1952.12.05-2021.11.19 病故）

何克诚（1954.02-2022.05.23 病故）

王西岭（1953.01.18-2022.08.13 病故）

赵树年（1953.06.26-2022.12.23 病故）

董建国（1952.09.10-2022.12.26 病故）

鬲向前（1953.04.18-2023.08.27 病故）

2.连干部3人：

巨少敏（1935.10.14-2006.02.14 病故）

姜洪泽（1941.08.29-2017.11.26 病故）

马伟鹗（1929.04.18-2018.05.03 病故）

胡 顶（1953.08  -2009.10月底 病故）

吕小平（1952.10 -2010.02.22 车祸）

匡胜利（1952.10 -2012.08.30 病故）

赵来定（1951.11 -2012.10.09 病故）

孙正伦（1952.12 -2013.08.25 病故）

李进录（1953.08 -2017.01.20 病故）

白保华（1952.12.23-2018.03.31病故）

谢长平（1952.10  -2019.03.10 病故）

刘新建（1953.03  -2019.10.04 病故）

李    省（1953.11  -2020.07.26 病故）

霍   欢（1952.12.05-2021.11.19 病故）

何克诚（1954.02  -2022.05.23 病故）

王西岭（1953.01.18-2022.08.13 病故）

赵树年（1953.06.26-2022.12.23 病故）

董建国（1952.09.10-2022.12.26 病故）

鬲向前（1953.04.18-2023.08.27 病故）

徐肇广（1953.08.15-2023.09.30病故）

杨   芳（1952.01.26-2024.01.30病故）

刘   薪（1953.04.15-2024.07.03病故）

姜洪泽（1941.08.29-2017.11.26 病故）

马伟鹗（1929.04.18-2018.05.03 病故）

背上行装扛起了枪，

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

......

1970年8月17日，伴随着嘹亮的歌声，怀揣着“三线建设要抓紧，让毛主席睡好觉”的朴素理想，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学生娃娃阔别父母，奔赴紫阳，开启了配属铁道兵的“学兵连”的生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紫阳，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地形险峻，施工条件极差，襄渝铁路基本是在秦岭“肚子”里面穿行，少不经事的学兵娃娃们从来没叫过苦、喊过累，我们反倒戏称“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革命加拼

再忆襄渝情

/ 马成功

命，只管努力干！”我们参与修建了紫阳车站、紫阳隧道、紫阳大桥、指甲湾隧道，经过近三年的紧张施工，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的激励下，我们一群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和几十万铁道兵一道，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襄渝铁路这条横卧大山腹部的“铁龙”修通了。

我们每一个参加筑路的学生都无比自豪，因为我们战胜了重重困难，为祖国经济发展刻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发展印记；我们每一个参加筑路的学生也深深记得，因为这条铁路，从此上百条鲜活的生命永远长眠于此。

弹指一挥间，50年过去了。今天喜逢建国70周年，无数像我一样的学兵儿女也已年近古稀，但每看到铁轨、隧道、桥梁，当年“千军万马战襄渝”那一幕幕场景便又浮现在眼前。

对于当年所经受的艰苦和磨难，我们无怨无悔，更没有遗憾，有的只是一腔豪情与无限记忆。这50年的美好记忆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因为我们看到了当年美好愿望的实现。

还是那首经久不衰的歌：

......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山河织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下地，明朝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呐，迈开大步呀，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三线岁月回忆

/ 马志杰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故事。或唱白脸，或唱黑脸，或唱红脸，或唱花脸，总是熙熙攘攘。当了官的，做了百姓的；发了财的，家贫如洗的，结果总是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

1968年，终于等到了政府的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被录入西安市第37中学，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育才中学。1970年7～8月份，一些军人来学校招人。当时，这些军人讲得头头是道，冠冕堂皇，让人误以为就是当兵。当兵是我的梦想，所以，尽管我的年龄不足17岁，积极报了名。这次所谓的当兵，没有前几次严格的体检和审查，顺利得到了批准，心情非常兴奋，好像实现了梦想。

8月17日凌晨出发的时候，我提着行李，

看着重病的父亲，心情有点失落和心酸，依依不舍。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和脑溢血，已经瘫痪在床三年了，这次分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慈祥的父亲。

我们学校69届的79名学生在学校集中之后，便登上了汽车，随后又会同西安市9中的92名学生，前往目的地陕西省紫阳县。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秦岭山脉。秦岭重峦叠嶂的群山，迂回旋转的河水，山势险峻但不失灵秀。

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道路是简易的石子路，而且狭窄多弯。汽车七拐八弯，看着上面的路就在眼前，但要绕一个或数个大圈才能上去。回头望望走过的路，就像一条银链缠绕在绿色的山坡上，颇为壮观。汽车在行驶中不停地颠簸，往山下看去，深深的沟底，令人心悸。真正让我体验到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意境。

第一天行至陕西省宁陕县的一个铁道兵转运站休息。下午学生集中开大会的时候，发现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学生民兵”，

而那个“民兵”的“兵”是很明显是“工”字改成的。当时我心里嘀咕，不是说招兵吗？怎么成了民工了？虽然心里嘀咕，但是已经走出来了，户口也迁了，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走吧。

第二天行至陕西省安康地区恒口镇缫丝厂休息。晚饭后，由西安市9中和37中组成的学生一连突然骚动起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两个学校的学生打起来了。因为打斗的时间短又没有持什么器械，所以双方无人受伤。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正因为有了这次的打斗，在之后的相处中，两个中学的学生相安无事。

第三天早上从恒口出发，军代表宣布汽车再送15公里，然后步行前往紫阳。需要步行两天，第一天到紫阳县蒿坪镇休息，第二天到紫阳县商管站集中。

从下车的地方到蒿坪镇，直线距离仅为30多公里，但是因为是山路，上山下山，弯弯曲曲，走了整整一天，到蒿坪镇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了。因为我个子小，步伐小，再加上从来

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脚上起了五六个水泡，步伐也慢了，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落在后面的还有同院的发小李志彬，后来又遇到了断后的军代表，一位姓张的老副连长。军代表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在后面慢慢地艰难地前行，一边走，他一边给我们讲他的家乡和经历。傍晚到了蒿坪镇，吃过晚饭，回到宿舍用温水洗了脚，用针把水泡刺破，放出积液，脚感到舒服一些了。

第四天早上起来感觉两条腿特别沉重，长水泡的地方接触到地面钻心得疼，走路一瘸一拐的。出发的时候，军代表特意叫我和李志彬和他一起走。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看到我们两个小毛孩儿脚底有水泡，走得慢，以父亲般的慈爱关照我们。

在行军中，虽然军代表要求集体排队行走，但是走着走着队伍就走散了，漫山遍野的都是学生，各走各的路。经过一天的行军，终于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紫阳县，并且在紫阳县商管站报到集中。晚上集合清点，全连学生竟无一人走失！

担任材料员

到达紫阳的第二天，连队正式组建，编号为学生一连。后正式确定为“铁道兵5806部队学生一连”。连首长由陕西省各单位派来的干部担任，连长为巨少敏，指导员为姜洪泽，副连长为张钱如，司务长为王天富。又选拔了一些学生进入勤杂班，我被选中担任了勤杂班的材料员。随后，我告别了熟悉的十班的同学，来到了陌生的勤杂班。和我一起艰难步行到紫阳的发小李志彬担任了文书。另有37中的学生李朝华任统计员，吴朝任通信员，9中的学生郑福禄、李源春任卫生员，董保国任上士，魏建军任理发员。

勤杂班由一群十几岁的小毛孩儿组成，人人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在陌生的环境，突然被委以重任，并要求迅速地进入工作状态，着实让人有些懵懵懂懂，似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后来，连首长安排勤杂班的人员与部队相应人员对口学习和短训，一边干一边学，展开了工作。几十年后回头看，这些毛头小孩儿基本上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三线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时候在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50年了，现在的十六七岁的小毛孩儿能干什么？

一个仓促组建的连队，没有建立什么条条框框和规章制度，而且大家互相不认识，也不了解，究竟是以什么要求和条件选拔到勤杂班的，可能勤杂班的战友都不清楚。这个谜，只能由姜指导员来解了。不过，我和发小李志彬进入勤杂班，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感觉，可能是李志彬和我在徒步行军时，尽管脚上打了几个水泡，不叫苦，不怕疼，一瘸一拐，坚持前行，这种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得到了一同行军的军代表张副连长的欣赏和肯定。

雨季的湿衣

当时的紫阳县通了简易公路，却因道路狭窄，车辆只能单行通过，故制定了车辆一天进一天出的规定。7至9月份是紫阳地区的雨季，时常下雨，道路在汽车的碾压下变得高低不平。学生一连开工的第一天就是维修公路，把汽车行驶过后碾压出的沟壑填平。

古人对雨的描述非常浪漫，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柳絮风轻，梨花雨细”。可是在现实中，尤其在工程施工中，秋雨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学生们去三线的时候，毫无经验，准备不足，很少有人带雨衣，一般也就带顶草帽或者带把伞。衣服带得也很少，两套三套罢了。

在雨季中施工，上午穿的干衣服中午回来

的时候，雨水夹着汗水，衣服湿透了。下午出工的时候不能穿了，只好换一套干衣服，晚上收工的时候衣服又湿了。第二天出工的时候，有的学生已经没有衣服换了，头一天被雨水淋湿的衣服还没有干，也只能再次穿上。多带了一两套衣服的学生，第二天出工也全部被雨水淋湿了。每天中午收工和晚上收工后，各班安排一个人打饭，其他学生只能脱掉湿透的衣服钻进被窝取暖。每个人枕头前方摆有两只碗，等待值班的学生给大家分菜分饭，然后就趴在被窝里吃饭。

9月份已入秋，天气渐渐凉了，雨季期间，衣服干不了。出工哨子一响，大家就赶快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把湿衣服拧一拧，往身上穿。冰凉的湿衣服穿起来非常难受，冷得人直打哆嗦，仿佛整个人放入一个冰冷的水箱里。那个时候学生最想念的、最喜欢的是温暖的被窝。一群十六七岁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们，经过长时间的雨水浸害，以及极差的伙食，营养严重不足，个别的学生还得了夜盲症，全连感冒、发烧、拉肚子的有60多人。其中一些人

因病情严重送到了师部医院就诊。

学生们到了紫阳之后，感受到的是：兵是兵，学生是学生，是两股道上的车。铁道兵与学生的待遇并不像军代表当时宣讲的那样好，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待遇。

铁道兵部队有下属农场，粮食、油、肉、菜都在种植生产，各部队如果缺粮食、油、肉、菜等食物，兵部领导可以调拨食物予以支援，因此，铁道兵不存在饥饿问题。

学生连人事关系不隶属于铁道兵，而是隶属于地方，铁道兵没有责任和义务为学生连的生活负责，事实上也基本没有为学生连负过生活方面的责任。学生连所谓的部队番号，也不过是部队为了方便管理学生而已。学生连配属部队，部队对学生连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命令学生干各种工作，而生活方面的问题基本不用负责，学生连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饥饿生活，心理和生理遭受了极大摧残。学生一连十班的同学，出学校门到紫阳才一个

月，胖胖的圆脸消瘦了许多。

学生连的劳动强度被定为重体力劳动，每月每人粮食定量45斤，平均每人每天一斤半，每餐半斤，一个馒头四两，一碗粥一两。学生十六七岁，正值身体发育时期，需要大量的食物和营养，而每顿饭仅仅一个四两馒头和一碗稀饭，连肚皮都不能填饱。学生们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硬是熬过了不堪忍受的两年八个月。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肉食、青菜常常供应不足，学生一连很多时候只能吃大坛子装的掺有稻草的咸菜。绿叶蔬菜和肉食的缺乏使个别学生得了夜盲症。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疯狂地侵害学生，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健康。学生的体质快速下降，加之雨季的原因，学生一连因病非施工减员特别严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无法出工，影响了工程建设，连首长束手无措。部队除了在医疗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援之外，粮、油、肉等学生一连急需的食物得不到积极有效地支援。我有十几位发小在学生一连，看到他们每天吃不饱，饿着肚子干活，个

个面黄肌瘦，我心里不是滋味，心疼。

我是材料员，由于工作的性质，劳动强度相对较小，我就决定把馒头分为四份，我吃一份，另外三份给关系较好的发小。一两馒头虽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多多少少对缓解饥饿还是有些帮助的。善事没做几天，突然有一天姜指导员找我谈话，态度非常严肃。

姜指导问：有人反映你拿馒头给别人吃，有没有这个事？

我说：有啊。

姜指导问：那你拿给别人吃的馒头哪里来的？

我说：我自己的。我把馒头分成了四份，我吃了一份，另外三份给一个院子的同学了。

姜指导又问：为什么给他们吃？

我说：他们的活重，很饿，我的活轻，所以我就给他们分了点。

姜指导问：你把馒头给别人吃了，你不饿吗？

我答：饿呀。能不饿吗！我又不是钢铁铸成的。当时饿得我前胸贴后背，胃里咕咕乱叫，肠

子像火烧一样，心里发慌，四肢无力。我都饿成这样了，更何况干重体力活儿的发小们。

这次谈话让我感觉到很冤屈，自己不偷不抢，忍着饥饿，帮助别人，怎么还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虽然心情很郁闷，但是却再也不敢分馒头给发小吃了，同时对人生也有了感悟：活人难！你再好，你再善，也会引起别人的误解。这是我走上人生旅程的第一件受冤屈的、心酸的事情，终生难忘。

学生一连参与到工程建设中之后，每天繁重的劳动使大家身体疲惫不堪，晚上很少有人外出散步。业余生活，无所事事，极其单调。晚上大家在一起“谝闲传”，时间久了，还是那些人，那些事，大家面面相觑，常常无话可说。

七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极左思想泛滥，小小的扑克牌也被戴上了“四旧”的帽子，没有逃过被打击的命运，市场上很难买到扑克牌。

打扑克是大众化的游戏，喜欢者众，买不到扑克牌，学生连的同学们就运用智慧自己动手做。找来了废弃的水泥包装袋的牛皮纸，用胶水把牛皮纸一层层粘起来，待牛皮纸干了之后，用尺子量出扑克牌大概的长度和宽度，用铅笔画好线，再用剪刀剪出大小相同的一张张长方形卡片，然后再剪去四个角，选五十四张卡片，逐一用钢笔和红蓝铅笔涂画上红桃、黑桃、方块及梅花图案，并标注上数字，一副扑克牌就做成了。

打牌主要打的是“拱猪”和“升级”，常常用两副牌，4个人或者6个人打，许多人观战。大家一边看，一边起哄嬉笑，输的人或被刮鼻子，鼻子被刮得发红；或被贴纸条，满脸花得像个鬼；或喝水，肚子涨得弯不下腰。九班的皇甫涵和薛建新是学生一连的打牌高手，记牌算牌非常精确，所以，被惩罚的机会特别

少。

自制的牛皮纸扑克牌看起来有点丑陋，里面却包含着一群青春少年热爱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副副自制的牛皮纸扑克牌伴随着一群远离父母的孩子，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使大家的业余生活不再单调，让大家少了些许对父母和家人的思念。

河坝抢险

紫阳县最大的码头在下河坝，之前没有通公路的时候，全县所有的物资和客运都要依靠这个码头运输，紫阳县公路开通之后，这个古老的码头承担了襄渝铁路建设部分工程物资运输的重任，愈加繁忙。

紫阳县下河坝码头江滩背后就是紫阳县城。1971年夏天随着雨季的到来，汉江开始涨水，江面增宽了许多，湍急的浑浊水流像烈马般奔腾。一天下午，5806部队一营首长下达命令，令学生一连到下河坝抢救铁路工程建设物资。

当时正在下暴雨，学生一连的学生立即穿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饥饿和疲劳使学生们体力渐渐不支。但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大家仍然顽强地坚持着，与恶劣的大自然抗争。

河滩上有一条正在建造的木船，暴涨的汉江水浪潮从侧面不停地冲撞木船，木船有侧翻的危险。连长急忙喊大家，在船的另一侧用肩膀抗住木船，避免木船侧翻。在江水上涨把木船浮起来的一瞬间，一个大浪打来，船体把很多学生撞倒在水中。我从水中爬起来之后，感觉到右耳进了水。走到岸边。我手堵住左耳，侧着头跳了几下，耳朵中的水没出来。当时，暴雨还在肆虐，为了避免左耳进水，就此不了了之。

经过五、六个小时的紧张抢险工作，许多物资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学生们也筋疲力尽，至夜晚八九点钟返回连队就餐。当晚，炊事班还特意为学生们煮了姜汤驱寒。

过了两天，夜晚睡觉的时候，右耳突然感觉到出来一股热水，当时以为耳朵里的水出来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发烧，耳朵里有黄色分泌物流出。之后去营部的卫生所就诊，开了一支滴耳液和退烧的药。用药三天，退烧了，耳朵没有分泌物了，以为痊愈，即停止用药。不久，又感觉到耳朵里边有水流出，再次去营部卫生所就诊开滴耳药，用药两三天，耳朵没有分泌物了，又把药停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犯了，痊愈，痊愈，又犯，最终造成右耳膜大穿孔，逐渐丧失了听力。年轻时缺乏必要的医学常识，如果懂一些的话，坚持用药一个星期以上，就可以彻底根治，也不至于损失一只耳朵的听力。

在我的人生中，因为只有一只耳朵有听力，是单声道，所以无法欣赏到优美的立体声的音乐，是一大遗憾。

怕鬼的杨刚毅

一排三班的杨刚毅是9中的学生，国字脸，嘴唇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面红耳赤，虎背熊腰。杨刚毅胆子小，怕鬼，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学生一连驻地在紫阳火车站工地下面的路边。杨刚毅所在的三班营房与连队的仓库兼我的宿舍相距不远，就在简易公路边上，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寂静阴森。

一天晚上，漆黑一片，仿佛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伸手不见五指。我透过对面三班的窗户看到杨刚毅坐在床边和其他人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恶作剧——扮鬼。

我有一个用马尾做的佛尘，木柄一尺长，前端一扎马尾约一尺半长，这是扫床用的。我把马尾顶在头上，照了照镜子，披头散发，像个鬼，于是，就悄悄地走到了三班门口。我把身子藏在门外，然后把带了马尾的头慢慢地伸进门里，杨刚毅正好面对门口，看到鬼来了，吓得惨叫一声，翻过身就往窗口爬。我看他被吓成了那么个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卸下了马尾掸子。杨刚毅看到是我在吓唬人，气不打一处来，急忙下床，连鞋都没穿，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总算出了一口气。

秘密计划

勤杂班的理发员魏建军，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的子弟，其父是该部队的首长。我和魏建军在勤杂班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关系融洽，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

当时，我们俩是勤杂班里被冷落、被边缘化的人。不会说恭维的话，不去讨别人喜欢，是我们俩共同的弱点。面对人际关系的环境和工作环境，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逆反的心理。

小小的年纪奈何不了别人，可以躲啊！因此，我们想到了退却，惹不起，躲得起。当时，魏建军和董保国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商议了好几次了，最后决定，由魏建军和他父亲联系，落实三个参军的指标，然后，找机会离开紫阳，离开学生一连。经过魏建军父亲的联系，因为招兵的时间已过，所以，最后只落实到两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办。这两个指标，魏建军肯定占有一个，剩下一个，究竟是董保国走还是我走？经过商量，让董保国先走，我等来年的指标。

1971年初的一天晚上，我、魏建军和董保国三人一起在我的仓库做最后的商议，魏建军的父亲已多次催促，实在是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实施出走计划。

我正常工作，前往营部材料股领取工程需要的物资。大约9点左右，我从营部返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铁道兵联络站时，突然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熟悉的身影快速地登上了一辆临时停靠的部队卡车，跳入车厢后立即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魏建军小声回答：他有点怕，不敢走了。

我又问：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即使不走，也该给我说一声啊。

魏建军说：他临时变的。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

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们就浑身湿透了，雨水和汗水混和在一起，雨靴里面也灌满了水。

河滩上有一条正在建造的木船，暴涨的汉江水浪潮从侧面不停地冲撞木船，木船有侧翻的危险。连长急忙喊大家，在船的另一侧用肩物资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学生们也筋疲力尽，至夜晚八九点钟返回连队就餐。当晚，炊事班还特意为学生们煮了姜汤驱寒。

过了两天，夜晚睡觉的时候，右耳突然感觉到出来一股热水，当时以为耳朵里的水出来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发烧，耳朵里有黄色分泌物流出。之后去营部的卫生所就诊，开了一支滴耳液和退烧的药。用药三天，退烧了，耳朵没有分泌物了，以为痊愈，即停止用药。不久，又感觉到耳朵里边有水流出，再次去营部卫生所就诊开滴耳药，用药两三天，耳朵没有分泌物了，又把药停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犯了，痊愈，痊愈，又犯，最终造成右耳膜大穿孔，逐渐丧失了听力。年轻时缺乏必要的医学常识，如果懂一些的话，坚持用药一个星期以上，就可以彻底根治，也不至于损失一只耳朵的听力。

在我的人生中，因为只有一只耳朵有听力，是单声道，所以无法欣赏到优美的立体声的音乐，是一大遗憾。

怕鬼的杨刚毅

一排三班的杨刚毅是9中的学生，国字脸，嘴唇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面红耳赤，虎背熊腰。杨刚毅胆子小，怕鬼，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学生一连驻地在紫阳火车站工地下面的路边。杨刚毅所在的三班营房与连队的仓库兼我的宿舍相距不远，就在简易公路边上，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寂静阴森。

一天晚上，漆黑一片，仿佛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伸手不见五指。我透过对面三班的窗户看到杨刚毅坐在床边和其他人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恶作剧——扮鬼。

我有一个用马尾做的佛尘，木柄一尺长，前端一扎马尾约一尺半长，这是扫床用的。我把马尾顶在头上，照了照镜子，披头散发，像个鬼，于是，就悄悄地走到了三班门口。我把身子藏在门外，然后把带了马尾的头慢慢地伸进门里，杨刚毅正好面对门口，看到鬼来了，吓得惨叫一声，翻过身就往窗口爬。我看他被吓成了那么个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卸下了马尾掸子。杨刚毅看到是我在吓唬人，气不打一处来，急忙下床，连鞋都没穿，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总算出了一口气。

秘密计划

勤杂班的理发员魏建军，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的子弟，其父是该部队的首长。我和魏建军在勤杂班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关系融洽，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

当时，我们俩是勤杂班里被冷落、被边缘化的人。不会说恭维的话，不去讨别人喜欢，是我们俩共同的弱点。面对人际关系的环境和工作环境，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逆反的心理。

小小的年纪奈何不了别人，可以躲啊！因此，我们想到了退却，惹不起，躲得起。当时，魏建军和董保国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商议了好几次了，最后决定，由魏建军和他父亲联系，落实三个参军的指标，然后，找机会离开紫阳，离开学生一连。经过魏建军父亲的联系，因为招兵的时间已过，所以，最后只落实到两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办。这两个指标，魏建军肯定占有一个，剩下一个，究竟是董保国走还是我走？经过商量，让董保国先走，我等来年的指标。

1971年初的一天晚上，我、魏建军和董保国三人一起在我的仓库做最后的商议，魏建军的父亲已多次催促，实在是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实施出走计划。

我正常工作，前往营部材料股领取工程需要的物资。大约9点左右，我从营部返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铁道兵联络站时，突然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熟悉的身影快速地登上了一辆临时停靠的部队卡车，跳入车厢后立即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魏建军小声回答：他有点怕，不敢走了。

我又问：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即使不走，也该给我说一声啊。

魏建军说：他临时变的。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

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怕鬼的杨刚毅

一排三班的杨刚毅是9中的学生，国字脸，嘴唇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面红耳赤，虎背熊腰。杨刚毅胆子小，怕鬼，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学生一连驻地在紫阳火车站工地下面的路边。杨刚毅所在的三班营房与连队的仓库兼我的宿舍相距不远，就在简易公路边上，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寂静阴森。

一天晚上，漆黑一片，仿佛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伸手不见五指。我透过对面三班的窗户看到杨刚毅坐在床边和其他人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恶作剧——扮鬼。

我有一个用马尾做的拂尘，木柄一尺长，前端一扎马尾约一尺半长，这是扫床用的。我把马尾顶在头上，照了照镜子，披头散发，像个鬼，于是，就悄悄地走到了三班门口。我把身子藏在门外，然后把带了马尾的头慢慢地伸进门里，杨刚毅正好面对门口，看到鬼来了，吓得惨叫一声，翻过身就往窗口爬。我看他被吓成了那么个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卸下了马尾掸子。杨刚毅看到是我在吓唬人，气不打一处来，急忙下床，连鞋都没穿，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总算出了一口气。

秘密计划

勤杂班的理发员魏建军，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的子弟，其父是该部队的首长。我和魏建军在勤杂班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关系融洽，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

当时，我们俩是勤杂班里被冷落、被边缘化的人。不会说恭维的话，不去讨别人喜欢，是我们俩共同的弱点。面对人际关系的环境和工作环境，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逆反的心理。

小小的年纪奈何不了别人，可以躲啊！因此，我们想到了退却，惹不起，躲得起。当时，魏建军和董保国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商议了好几次了，最后决定，由魏建军和他父亲联系，落实三个参军的指标，然后，找机会离开紫阳，离开学生一连。经过魏建军父亲的联系，因为招兵的时间已过，所以，最后只落实到两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办。这两个指标，魏建军肯定占有一个，剩下一个，究竟是董保国走还是我走？经过商量，让董保国先走，我等来年的指标。

1971年初的一天晚上，我、魏建军和董保国三人一起在我的仓库做最后的商议，魏建军的父亲已多次催促，实在是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实施出走计划。

我正常工作，前往营部材料股领取工程需要的物资。大约9点左右，我从营部返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铁道兵联络站时，突然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熟悉的身影快速地登上了一辆临时停靠的部队卡车，跳入车厢后立即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魏建军小声回答：他有点怕，不敢走了。

我又问：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即使不走，也该给我说一声啊。

魏建军说：他临时变的。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

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我有一个用马尾做的拂尘，木柄一尺长，前端一扎马尾约一尺半长，这是扫床用的。我把马尾顶在头上，照了照镜子，披头散发，像个鬼，于是，就悄悄地走到了三班门口。我把身子藏在门外，然后把带了马尾的头慢慢地伸进门里，杨刚毅正好面对门口，看到鬼来了，吓得惨叫一声，翻过身就往窗口爬。我看他被吓成了那么个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并且卸下了马尾掸子。杨刚毅看到是我在吓唬人，气不打一处来，急忙下床，连鞋都没穿，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总算出了一口气。

勤杂班的理发员魏建军，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203部队的子弟，其父是该部队的首长。我和魏建军在勤杂班短短几个月的相处，关系融洽，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

当时，我们俩是勤杂班里被冷落、被边缘化的人。不会说恭维的话，不去讨别人喜欢，是我们俩共同的弱点。面对人际关系的环境和工作环境，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着逆反的心理。

小小的年纪奈何不了别人，可以躲啊！因此，我们想到了退却，惹不起，躲得起。当时，魏建军和董保国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商议了好几次了，最后决定，由魏建军和他父亲联系，落实三个参军的指标，然后，找机会离开紫阳，离开学生一连。经过魏建军父亲的联系，因为招兵的时间已过，所以，最后只落实到两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办。这两个指标，魏建军肯定占有一个，剩下一个，究竟是董保国走还是我走？经过商量，让董保国先走，我等来年的指标。

1971年初的一天晚上，我、魏建军和董保国三人一起在我的仓库做最后的商议，魏建军的父亲已多次催促，实在是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实施出走计划。

我正常工作，前往营部材料股领取工程需要的物资。大约9点左右，我从营部返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铁道兵联络站时，突然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熟悉的身影快速地登上了一辆临时停靠的部队卡车，跳入车厢后立即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魏建军小声回答：他有点怕，不敢走了。

我又问：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即使不走，也该给我说一声啊。

魏建军说：他临时变的。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

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反的心理。

小小的年纪奈何不了别人，可以躲啊！因此，我们想到了退却，惹不起，躲得起。当时，魏建军和董保国关系也很好，我们三个在一起商议了好几次了，最后决定，由魏建军和他父亲联系，落实三个参军的指标，然后，找机会离开紫阳，离开学生一连。经过魏建军父亲的联系，因为招兵的时间已过，所以，最后只落实到两个指标，另一个指标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办。这两个指标，魏建军肯定占有一个，剩下一个，究竟是董保国走还是我走？经过商量，让董保国先走，我等来年的指标。

1971年初的一天晚上，我、魏建军和董保国三人一起在我的仓库做最后的商议，魏建军的父亲已多次催促，实在是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实施出走计划。

我正常工作，前往营部材料股领取工程需要的物资。大约9点左右，我从营部返回连队，走到半路上的一个铁道兵联络站时，突然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熟悉的身影快速地登上了一辆临时停靠的部队卡车，跳入车厢后立即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魏建军小声回答：他有点怕，不敢走了。

我又问：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即使不走，也该给我说一声啊。

魏建军说：他临时变的。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

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蹲下了身子。我知道是魏建军，就趴上了卡车，我问：董保国呢？

我说：你先走吧，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还领了这么多的材料，这个指标只能浪费了。魏建军说：没办法了，明年我再让我爸给你弄个指标。

我说：好了，祝你一路平安！

我跳下车，等了一会儿，看到部队的司机上了驾驶室，发动了卡车。车徐徐走向远方，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了。好朋友走了，倍感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发展情况。

连队首长和部队领导发现魏建军出走了，大会小会嚷嚷，信誓旦旦地要把魏建军当逃兵一样抓回来，我和董保国心里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也感觉到很可笑。这是一次计划周密而谨慎的出走。虽然只有魏建军一个人成功出走了，不是尽善尽美，但是毕竟是几个小毛孩儿的成功策划。

这个出走计划一直到三线退场，除我们三个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保密非常成功。作为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儿能做到守口如瓶，太不容易了。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丧假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滑肠

有一次午餐，连队给学生发了部队专用的白铁皮猪肉罐头，这种罐头没有商标，没有产地，每个罐头一公斤，每人一个。当时，没有开罐头的专用工具，学生们有的借食堂的菜刀，有的用自己的小刀，把罐头盖切开食用。

罐头里的肉肥腻腻的，吃起来略带一点甜味。尽管口感不好，因为学生们长期缺肉吃，特别馋，狼吞虎咽地猛吃。有的学生一会儿就把一公斤的罐头吃光了，我觉得太腻人，不好吃，只吃了一少半。午餐过后不久，问题就来了，有一些学生突然拉肚子，经连队卫生员检查，是滑肠，非细菌性痢疾。大家虚惊一场。我吃得少，没有滑肠。这是长期的饥饿及缺油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水，使学生的体质发生了紊乱，遇到突然的变化，就会出现不适反应。

1970年8月份赴紫阳参加三线建设时，父亲正在病重之际。父亲患有脑溢血及心肌梗死等危重病，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在和父亲分别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此去不知何时才能返家，更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失落和心酸伴随着我，但是，还是坚定地迈出了走向社会的步伐。前往学校的途中，我心里祈求老天为我留住父亲，等待我返回家时和他再相见。

1972年5月，一天，半夜做了个梦，我站在海边，海中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向我拍打过来，而我身上却没有溅到一点水。

吃完早餐，我刚回到仓库，就听到勤杂班的战友喊我，说是家里来电报了，让我去连部。我急忙跑到连部，看到了电报内容，那一刹那，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晴天霹雳。父亲去世了！我立刻向连首长请假奔丧，连首长说要向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营部汇报。等了一上午，连首长说来消息了，团里不批丧假，什么理由也没有说。我当时听了十分愤怒，这是没有道理的，家里老人走了，怎么能不让奔丧？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关于丧假国家是有明确的政策法规规定的，怎么能如此不讲道理！我告诉指导员，我现在就要请假，直接去洞河的团民办找负责人请假。指导员是统计学校来的干部，也觉得团民办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不妥，所以，就同意我去找团民办的负责人。

步行了30多里地，到了洞河的5806部队团民办，找到负责人，向他说明了情况，提出了请假要求。没想到本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到了团民办却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团民办负责人说：不准假！毛主席为三线建设都睡不着觉，你怎么能请假？我说：我父亲去世了，奔丧这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也是必须的行为，和毛主席睡不着觉没有任何关系。他又说：所有的指战员都在坚守岗位，你想逃跑！我说：我要想逃跑，还来这里请假干啥？你不要乱扣帽子。为什么你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们当兵的家里有事，部队要为他们买好车票送上车？为什么民工有事也可以准假？而我们学生家里有事，一律卡得死死的，一个都不准？你们在欺负学生连！团民办的人很狂妄，说：我就是欺负你们学生连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牛B，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国家有政策，有丧假，你这是违反国家政策！此时这位负责人完全丧失了理智，完全不讲道理，说：我就是不批准，你再在这里闹，我就把你捆起来。这时我也怒火燃烧，说：你捆一下试试。

原先在学生一连当军代表的张排长在外面听到了里边的吵架声，进到团民办看到了我，就出面劝说，让我不要生气，先回连队。张排长送我出团部的时候说：他不讲理，你跟他吵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连队才有可能解决。我也知道吵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对民工办负责人的所作所为，除了据理力争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下午又步行30多里路从洞河返回连队，并向指导员汇报了请假过程。指导员也没说什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械斗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么，我估计在我回来的路上团民办负责人打电话向连首长告我的状了。不过，连首长也很为难，一方面同情我，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团民办的负责人。因为，团民办负责人是现役军人，是管我们学生连的顶头上司，他们哪里敢得罪。指导员是懂政策的，他也知道国家的相关政策，所以他给我做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因为情绪影响工作，并承诺，在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争取给我记三等功。不过，三等功倒是没给，只是给了一个团嘉奖。这是后话了。

过了几天，指导员通知我，批准我回西安奔丧。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回到西安，家里人没法为父亲安排办丧事，就去找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西安医学院，院领导安排院长办公室的负责人直接与铁道兵二师的师部联系，电话中告诉他们，一是国家在丧事方面有政策，二是去世的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358旅老战士，三是家里主事的是在三线的儿子，他不回去，丧事就没法安排。这样，在父亲原单位组织的压力和影响下，铁道兵二师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紫阳火车站工地械斗事件发生的时间实在是记不清了，可能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学生一连当材料员。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师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比较明事理，从上而下压下来，团民办才批准了我回西安奔丧。

有一天，大约下午一点钟，我正在仓库门口修理工具，突然有一位学生一连的学生从正在建设中的紫阳火车站高台飞奔下来，惊恐地大声呼喊：“打起来了，民工打学生了。”听到喊叫声，连队里其他的学生立即扑向车站。路过材料库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有没有镐把？”我说：“有。”他随即呼喊：“都来仓库拿镐把。”学生们纷纷来到我的库房拿镐把。

镐把是杂木做的，十分坚硬，有一米长，一头大一头小，用作防身武器非常实用。大约有四五十个战友提着镐把冲向了半山上的紫阳火车站工地。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了，在声嘶力竭及痛苦的叫声中，恶战持续了20多分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生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钟，安康民兵团二连重伤一个，肋骨断裂，轻伤无数，学生一连基本无人受伤。械斗是因安康民兵团的民工挑衅、欺负学生连巨连长和学而引起，学生们被动反抗。学生一连的反抗捍卫了自身的尊严。此后，安康民兵团的人群中传出了学生一连的学生会功夫的传言，再也没人敢欺负招惹学生一连了。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大规模的械斗发生之后，影响很大，无论是营、团还是师部领导严厉地批评了学生一连，令彻查及严肃处理。全连大会小会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指示，进行了自查，连队领导也向上级领导作出了深刻的书面检讨。由于安康民兵团二连是挑衅者，并且先动手打了学生一连的巨连长，处理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学生一连的学生没有人因为此事件受到处分。械斗结束后，学生们自觉地把镐把还到了材料库，无一丢失。

历经三线建设近三年，经历的事情繁多，因为年代久远，又加之到了古稀之年，许多事情已经遗忘，回忆到的这些事情，不免挂一漏万。不过，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众多的战友共同回忆过去的经历，将展现给战友们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画卷。

建设中的紫阳大桥

紫阳碎事——难以抹去的记忆

/ 王 琤

在学生连，饿肚子是永远的记忆。

每逢过大节，部队会给学生连一些伙食改善，碗里能见到些许荤腥。一年能吃上几次带鱼渣子屈指可数，更别说鸭子了。

记不清是哪一次过节，部队的给养车停在咱连路边，给连里卸了一些冻带鱼、冻鸭子。当时天已经黑了，车上发放食品的人员到连部办手续去了。突然，给养车边上出现了几个人影，摸上车去，拿了什么东西就跑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又有几个人。

当晚，连里紧急集合，搜查上缴丢失的东西。在帐篷里、床底下、箱子里、被褥下，哈哈，搜出了一只只冻鸭子、一条条冻带鱼。几乎每个班都有。被饿急了的学生，是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第二天，开会，批评，检讨。是不是全部

收缴了？我就不知道了。

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全连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阴霾气氛中。吃完晚饭，大家都休息了。

半夜，我们十班接到任务：上山挖墓坑。扛上铁镐铁锹，提了两盏马灯，全班人少有言语，摸黑上山了。

墓地好像在师部后面山上，是紫阳县的公共墓地。我们选了一块地，周围都是小坟头。天上没有星光，坟地里点点磷火在黑暗中闪烁。夜深了，墓地里零零落落的苞谷秆和萋萋蒿草被山风吹着，沙沙作响。两盏马灯在风中忽悠忽悠地闪着微弱的淡黄色的光。大家心里有些害怕，可谁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挖着。山里的夜晚，一丝丝凉意袭来，大家心里也凉凉的。

这是一片乱坟岗子。很多年来，坟墓一层摞一层。我们挖的地方也不时挖出几根散落的碎骨。忽然，一阵风吹过，马灯忽闪，不知谁

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一个骷髅头！大家心里一惊，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不知谁说了句“为民走了，把墓坑挖深一点吧”。没人回应，我们继续往下挖。山上的土层很薄，挖了一米多深，就挖到石头了，我们只能把墓坑挖得方正一些。

天已泛白，该去师部医院抬棺了。

提起兑汇，大概连里每个班都有过吧？

一个班12个人，每人每月从到手的13元津贴里拿出10元，集中给一个人，这人便有了120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全部轮完正好一年。这一年的另外11个月里，每个人就只有3元钱可以支配了。

拿到这笔钱，大部分人都选择把一部分或全部钱寄回家去，孝敬父母或贴补家用。这是儿子第一次用自己一年的血汗钱报答父母呀。

多少父母拿到这笔钱，热泪盈眶！“儿子长大啦，可以用自己的肩膀帮助家里挑起生活的重担了”。这笔钱，又帮助过多少个家庭解

决了暂时的困境，帮助弟妹买件过年的新衣，给爷爷奶奶补补身体。

要知道，当时我们连有很多同学家庭生活困难，全家五六口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呀。

紫阳隧道开打时间不长，施工进入了四班倒。部队一连的电工不够用，就从学生连抽调了几个人去当隧道电工。当时我们连抽调的电工有吕江、赵经建、汪福根，后来又加上了我，共4个人，每个工班配一个电工。部队的电工带了我没几天，我们就开始独立上岗了。

隧道电工负责隧道里正常的施工用电，包括隧道口的柴油发动机，隧道里的照明、通风机、施工电动设备的维护和故障处理。在战友们的眼里，电工可是一种“拽工”，不用打风枪，不用出渣。殊不知，这是隧道施工最危险的工种之一。当时工地没有36V的安全电压，全都是380V强电；隧道里到处是水，潮湿不堪，上面的水往下滴，像下雨一样；地下的水

往外流，如同溪流。电线因施工放炮，总是被炸断、砸破，接头密布，到处漏电。而电工的操作不能停电，否则影响施工，常常是站在水里带电作业，被电打一下是常有的事。

电工最危险的时段是在掌子面放炮前后。放炮前，电工要等炮手把所有的炮都点着、施工人员全部撤走后，把施工面及距离爆破区较近的发烫的灯泡逐一摘下，把电线、通风管拉拽得尽量离爆破区远一些，最后一个离开爆破作业地点。所以，常常是还没跑到隧道口，炮就响了。放炮后，电工要冒着浓烟和掉落的危石，第一个进洞到施工点，拉电线装灯泡，拉通风管，通电排烟。电工把这些工作做完，安全员才能进洞，撬危石，检查有无瞎炮。最后才是施工人员进洞出渣。可以说，隧道电工的工作比撬危石的安全员还要危险。

记得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在白班打上导坑时发生的。当时下导坑放炮，人员要全部撤出。上导坑架着横梁木，2~3米一根，上面铺着铁轨；横梁木上稀稀拉拉地钉着一些木板，供人行走。时间久了，木板已破烂不堪，踩上

去要非常小心，说不定哪一脚就踩断、踩空了。上导坑顶部到铁轨的高度大概有2米左右，站在铁轨上手可以摸到顶。这时，下面点炮的战友点完炮已经撤了。我从上面开始摘灯泡、拉电线，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停电了，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里面的导火索冒着火星，嘶嘶作响，我离掌子面只有10米左右，脚下除了两根铁轨，就是断断续续的烂木板，最大的问题是一点儿也看不见，身上还背着装灯泡的工具包，在这危险的时刻，我只能是站在铁轨上伸手勉强扶着拱顶，一步一步往外挪，心里又急又怕，可又走不快，四五分钟挪出了20多米。炮响了，碎石从下导坑崩了上来，打到身上也顾不得疼，继续往外挪。炮终于响完了，我安全了。

当时紧张，顾不上害怕。事后想起来，亏了是下导坑放炮，大石块崩不上来，稀稀拉拉的踏板和横梁木救了我一命。

提起三线的生活，最多的、最难忘的话

题，总是离不开“饿”和“吃”。“饿”是常态化，学生连除了炊事班的个别“福将”，大家对当时的“饿”，已经成了终身难忘的“苦”。而把“吃”挂在嘴边，则成了战友们最享受的苦中作乐——精神会餐。

在这饿与吃的记忆中，却有一次真正的豪华大餐，成了十班战友为数不多的甜美记忆。

1972年秋天，我已经调到了十班，班里的战友们筹划了一次聚餐，每人10元钱，共120元。战友龙板子（杨亲农）的二姐在西安市饮食公司工作，龙板子委托他二姐从西安市“内部”采购了一批在西安都不好买到的食品，有各种细点、罐头、小吃等等。当时的120元可算是一笔巨款，能买不少的食品，东西托人捎到了学生八连驻地芭蕉口。龙板子有一个发小在学生八连。

班长李选民安排我和龙板子到八连把东西取回来，我俩利用休班的机会前往芭蕉口。

芭蕉口离咱连有近20公里的路程。那会儿，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我俩经紫阳县城过汉江，一路经过女学生二十连、瓦房

店、学生七连，最后走到了学生八连。到那儿已时近黄昏，一天没吃没喝。龙板子的发小招呼我们吃了饭，睡在上夜班同学的铺上。第二天，我们俩抬着一大包食品，从八连返回紫阳。一路上饿着肚子，虽然抬着美食，但那可是全班战友的期待，我们一个渣儿都不能动。

当晚收工后，全班战友怀着激动的心情，很有仪式感地把食品包打开，腾开了床铺，摆上食品。大家看着满满一床板美食，安静了。这可是两年多第一次面对如此的豪华大餐，而

70年代瓦房店

且是真的！不知谁说了一声“开咥”！大家不争不抢，敞开肚皮，享受着故乡西安的美食，品味着点心、罐头、乡愁、亲情，想念着远方的家。

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饿汉，对各种精美的西点、美食早已不感兴趣，儿孙们对这些更是不屑一顾，什么罐头之类的东西也已无人问津。可是，这在当年食品极度匮乏的三线战场，是多么难得呀！因此，我们要教育孩子们，要珍惜今天，珍惜生活！

三线记忆随笔

/ 王普选

都说人老了，总是愿意回忆年轻时的一些往事。近些年来，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当年在紫阳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修建襄渝铁路时的一些场景和往事。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同吃同住，同悲同乐，流血流汗，共同度过了两年八个月的艰难时光。这一段经历，就算不是刻骨铭心，至少也是终身难忘的了。

记得第一次使用风枪打炮眼，是在紫恒公路边的山坡上。当时风枪还没有配备风腿，用一根钢钎穿过风枪固定风腿的孔中，两个人抬起风枪，中间一人操纵开关，三人用力推压着风枪钻孔。风枪剧烈地震动，震得全身激烈地抖动，脸部的肌肉、嘴唇由于剧烈的颤抖而显得面目狰狞。第二天早上醒来，双手的手腕、手指关节肿胀疼痛不敢触碰，全身肌肉酸痛，使得在床上坐起来都变成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

量。洗漱清理后各自寻找最舒服的姿势，斜靠在温暖舒适的床上，大家在一起大声地说笑，聊天，放松着一天紧张的心情。每到此时，就会感到，这是一天最愉悦的时光。

简陋的隧道施工条件，紧张的任务工期，使危险时时刻刻伴随在每一个同学的身边。遇到危急时刻，每一个同学都会义无反顾地冲向那危险的现场参与救援。一次在紫阳隧道中靠车站一侧施工时，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劳作，突然从后方响起一声沉闷的响声，大伙惊异地直起腰身往后看，这时，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从后方传来： “学生连的同志们，快来救人

呀”！大家迅速抛下手中的工具向着事故现场冲去。我在向现场奔跑中，突然脚下传来一阵剧痛，有东西穿透胶鞋厚厚的鞋底，深深扎在了我的左脚底上，我忍痛用双手提着高筒雨靴的边，用力将左脚拔出，只见一柄扒渣用的三齿钉耙被一块大石头压住木柄，三齿尖向上，在隧道昏暗的灯光下闪着瘆白的亮光。脚板被扎出了三个洞，自已已经感觉到鲜血汩汩地流出。当时顾不得察看脚下的伤势，急忙看向事故现场。这是隧道边墙施工工地塌方，一块面积约两张双人床大小、厚度约20~30公分的巨大石板砸在了地面上。现场的几名部队一连的军人说，石板下有人！同学们蜂拥而上，使用各种手段撬动着巨大的石板。看着石板和地面的缝隙，不禁让人绝望地想象着那惨烈的景象。石板撬开一条缝后，大家非常万幸地发现，下面有一道排水沟，被埋的战士在沟里，身体并未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送走伤员后，大家纷纷返回施工现场。此时我的左脚雨靴中像是灌进许多水一样，自知情况不妙，于是找到带班的二排长何常禄说明情况。此时血在雨

靴中已淹没到脚踝处，当时恰逢连队卫生员郑福禄在场，他不由分说背起我就往山下连队驻地跑去。夜间的山路崎岖，行走不易，况且还背着一个人。途中我多次要求下地自己行走，他坚持不允，直到将我背回营房，并为我精心清洗消毒包扎伤口。暖暖的战友情谊让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再次回到紫阳，我会站在高处，静静地凝望着车站、隧道、大桥和隆隆飞驰而过的列车，这片洒满汗水和鲜血，献出了一生最美好青春年华的热土，脑海中浮现出战友们那一张张稚嫩刚毅的面容，一道道挥汗如雨奋力劳作的身影。心中充满了一种自豪和悲怆。

 永远的学兵！永久的青春！

语录歌

/ 刘公孝

1970年8月17日，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组成的学生一连，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紫阳积极投身到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襄渝铁路的建设中。我们从西安出发，两天坐车，两天步行，初见大山大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部队式编制，准军事化管理，班、排都有军代表，上工要排队唱歌，吃饭要排队唱歌。50多年过去了，让我记忆犹新的语录歌时常把我带回到那个特殊的时代。上工列队点名要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吃饭前排队唱“要斗私批修”，这时大家不约而同眼睛盯着装馍的铝盆，选中目标，下手要快、准、狠。共同的饥饿感是一种常态，虽然每个人的口粮标准是45斤，但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油水和蔬菜，饥饿感就成了一个心理负担。尤其是在紫阳隧道施工期间，苦和饿印象深刻。隧道作业实行四班倒，没有

休息日，每班工作6小时。按照分工，接班进洞以后风枪手负责打炮眼，其他人员扒渣装入轨道矿车，推出洞外倒下山沟，往来反复直到清理完掌子面方可交接班，6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等到装炮完毕，走出洞外摘掉防护面罩，汗水和粉尘糊在脸和脖子上。面罩遮挡的地方还能看到一点原本的肉色，但鼻孔里的粉尘干末一擤鼻直往下掉。回到营地吃完饭，倒头就睡，那几个月我感觉是最苦最累的。

营房驻地少了些往日的欢声笑语和体育运动。在六班的帐篷里，偶尔在晚上熄灯时能听到苏卫平同学的精神会餐，什么同福楼的氽丸子、老孙家的泡馍、白云章的饺子、春发生的葫芦头，这时就有人问他：你谝得美，你吃过没？苏卫平说：我没吃过我咋知道的。四友同学说：你说得太远了，那都是以后的事情。我现在就想有一块锨头大的肉块子。后来，“锨头大的肉块子”在二排的精神会餐中经常被提及。

最难忘的是1973年4月13日，我们结束了

两年八个月的三线建设。那天天下着小雨，营房旁的紫洞公路上停着一辆辆带篷布的解放牌卡车，

分配到铁路、水电、电力、交通系统的同学们将回西安休整，然后奔赴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工作岗位。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同学就要分别了，我在几辆车之间奔跑，握手告别，少有语言，只有泪水和雨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目送车队沿盘山公路缓慢向上而去，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送走他们，我沿一排营房顺阶而下，向右看到炊事班的大棚，耳旁仿佛响起玲玲一声高亢的秦腔“加馍咧”的呐喊；穿过篮球场下台阶，恍惚间被朝华同学的起床哨吹醒了我的回忆。紫阳的生活终于要结束了，这两种不同的声音将成为绝唱，但它将是学生一连全体同学心中永恒的记忆。如今我们正在慢慢老去，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三线建设的经历已成过往。愿大家过好每一天。

三线小忆

/ 吕 江

回首当年和同学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的伟大号召，一起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共同努力，用我们年轻的汗水、鲜血甚至伤、病、残和生命，在那个无悔的年代，为共和国的基石——大三线建设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自参加三线建设以来，我曾亲身经历几次很危险的事情，虽然都只是一瞬间，但是我时时想起，仍然难忘。

职工作往洞外走。当走过悬空横梁不远处，看见一块突出但不太大的危石镶嵌在左侧横梁偏低一点未砌筑的毛墙上，我想把危石排掉，就在附近找了一根撬棍，从横梁头上跳到危石上边看似安全的一块石头上，使劲撬危石，当感觉危石松动，自己暗暗高兴想松口气时，突然，危石哗啦一下就垮塌下来，并带着我站着的石头和一些松动的碎石掉落到了数米高的下导坑。当时心里想着可能要出事就没了知觉，稍后有了感觉，其实就是一时没知觉，马上就被碎石砸醒了，发现自己骑在一块约半立方米的石头上，安全帽滚得远远的，身边还有不少散落的碎石。我想站起来，感觉腿软。这时，只见贺忠兴同学穿着雨鞋，从下导坑内快步过来，把我背着就往洞口跑。贺忠兴同学个子不高，我看他吃力就和他说让我下来自己走，贺忠兴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把我一气背到洞外才放下。然后喘着气和我一起查看我的伤势，看到只有头上几个碎石砸伤的口子和身上几道渗血的擦伤，我俩都感到万幸，舒了一口气。贺忠兴陪着我休息了一会儿，我的腿也

恢复能行动了，我俩就各自工作去了。

年轻时的激情和初心。让我们共同好好地活在当下，看着我们聪慧、勇敢有担当的后辈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英明领袖们领导下，把我们中华民族曾有的辉煌，再次推向巅峰。

初到紫阳时住在县商管站旧址

三线建设的点滴回忆

/ 吕同兴

1972年夏天，在参加三线建设一年多后，我们连的施工任务转移到指甲湾隧道的掘进工程中。记得那是一个夜晚，我们排上后半夜的班。进入掌子面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热火朝天地干活。时间大概到了二三点钟，突然隧道里的电灯全灭了，伸手不见五指，一片漆黑，鸦雀无声，寂静得让人心慌。此时风枪也打不成了，只有忽隐忽现的手电光晃动。寂静片刻后又是一片骚动声。我们这时赶紧让风枪手李长勤、聂大鹏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不一会儿，二人回来靠近我耳边小声说：不好了，隧道口塌方了，我们出不去了。

听到险情后我先是一惊，不知塌方有多严重，我们在被封死的隧道里能呆多久，怕时间一长引发大家惊慌加混乱。我们下意识拿着手电赶快去塌方现场，看到塌方造成竖立的支撑

排架被砸倒，全部倒向了隧道的北边墙上，把隧道出口堵住。仔细观察后，突然在绝望中看到自救的希望，因为排架倒下时和隧道边墙有一个夹角空隙，我们尝试着从那里往外爬，居然成功了。我们又返回掌子面，给大家说明情况，让大家不要惊慌，有序地向隧道外撤离。由于塌方处空隙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我们一排近50人连爬带弯腰走出了隧道。事后说起来又惊又险，惊的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险的是如果塌方发生在我们施工的掌子面，或者我们正进出隧道时塌方，后果就很严重，死伤是避免不了的。幸亏塌方点基本在隧道入口附近。

大家出来后就原地休息，我和安全员李景朗还有部队的几位同志去立排架处理塌方。我们给部队的同志递填充木用于填充排架上方与隧道的空隙。由于塌方区域从上往下斜着的风化片石特别松散，回填过程中不时有大小不等的片石掉落，不知什么时候把我的胳膊砸破，因为当时全身心集中在排塌方上，也不知伤口痛。李景朗发现我手背上有血问我时，我才看

到手背的血顺着指尖往下滴。卷起袖子才发现，胳膊被掉落的片石砸了三道口子，肩膀头有一个小口子，手腕有一个小伤口，小臂的大伤口有一寸多长，肉已向外翻开。在李景朗和黄兆军陪护下，我们在黑夜中向营部卫生队走去，叫醒了军医，先给伤口消毒，然后缝合了两针。把伤口包扎后，我们又回到工地。由于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又加上任务紧，我第二天没有休息，又和大家一同进了隧道，干些扳道岔的轻活。由于施工任务紧，为加快打炮眼的速度，同志们都打干风枪。但隧道通风不好，粉尘很大，造成伤口感染，至今胳膊上留下了疤痕。每当看到疤痕时，我就不由自主想起我们战斗的岁月。我们很自豪，我要高呼“青春万岁” ！

那是在紫阳隧道施工中。由于要用轨道矿车将爆破后的石渣从隧道往外运，小铁轨的铺设质量就成了关键问题。可是有一段时间，矿车在同一地方经常脱轨，我和黎一建就去找原

因进行维修。发现那地方地势低，积水排不出去，掩盖地面不平、有些岩石突出使铁轨无法铺平，铁轨一边高一边低。矿车推到那里就有震动，就会脱轨。原因找到后，我们拿来钢钎和16磅大锤，清理不平的铁轨底部。

当时我扶钢钎，黎一建抡锤。我们学兵干活的特点是爆发力强耐力差，所以我们扶钢钎一般都在抡锤人的对面而不是在抡锤人的左右，怕万一大锤抡空打到扶钎人的胳膊或手上。可是那天也奇了怪，黎一建把大锤抡圆了，锤锤打在钢钎上。正干得起劲呢，不知怎么回事，锤头突然脱落飞到我头顶正中。由于

我当时戴着安全帽，只听咚的一声，锤头狠狠砸到我安全帽上，震得安全帽从我头上飞落，震得头嗡嗡作响、一阵发懵。等反应过来，看到黎一建吓得面色大变，惊魂未定，全身发抖。如果那天我没有戴安全帽，肯定就“光荣”了。哪有16磅大锤砸到头顶上不开花的道理？这也体现了安全帽的重要性，关键时刻就成了保命帽。

想起施工的点点滴滴，我们常高兴地说：“我们学兵年轻，精力旺盛，命硬，危险都绕着我们走”。在两年八个月的战斗人生中遇到不少危险，可是全连没有一个人因施工造成残疾。

青葱岁月的记忆

/ 刘 冀

2022年3月18日是我69岁生日。俗话说：人的岁数过九不过十。也就是说，我69岁生日一过，就是70岁的老头了。

岁月如梭，转瞬即逝，就这样一不小心白了头，太多的前尘往事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70年8月我17岁时参加了“三线建设”，修建国家战备铁路“襄渝线”。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一群充满激情奔向战场的青年，正值人生的青葱岁月，时间为我留下了最重要的这群人：陕西省2107工程学生第一连170位战友和兄弟。

1970年7月中旬。我们所在的学校及班级是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十连一排（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是准军事化管理，那时的年级、班级按部队的形式称呼为连排）。我们是初中69届

毕业生，按当时的全国形势，应该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广阔天地去锻炼，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此之前的1965年，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之战，毛主席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承担襄渝铁路部分建设任务，是当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这批本应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被推向了襄渝铁路建设的主战场，这也成了我从一个单纯的孩子迈向人生的起点。

学校和铁道兵的领导给我们开了动员会，介绍了工程的重要性、迫切性及光荣使命，我们排的男同学几乎全都报了名，最后由13名男同学，即：王融、马晓长、赵伉、胡兆同、孟俊、贾长海、刘冀、赵兴恩、王琤、刘大巨、谢滨、王延成、刘建强，组成了学生一连二排七班，王融任班长，马晓长任副班长。

1970年8月17日早晨7点，我告别了父母，怀着对襄渝线和今后未知生活的美好憧

憬，急冲冲地赶到学校大操场。放眼望去，操场上整齐停放着8辆解放牌大卡车，送行的人和我们这些即将出征的战士，形成了阵营，要走的同学脸上神采飞扬，送行的亲人眼光中透露着几分忧心和凝重。我突然看到平时在班上不太说话交流的女同学们也站在送行的人群中，心中油然升起一股亲切与自豪。再见了母校，再见了亲人。

8点整，在一片祝福和欢送的锣鼓声中，8辆卡车满载着对襄渝铁路建设无限遐想的青葱小伙踏上了征程。

学生一连共有175人，由西安市第九中学学生92名、西安市第三十七中学学生79名、带队干部4人组成。带队干部分别是国家测绘局2名，陕西省统计学校2名。连长巨少敏，是统计学校的体育老师，中共党员；指导员姜洪泽，统计学校政治教员，中共党员；副连长张钱如，国测局干部；司务长王天富，国测局干部。这就是今后两年零八个月中一起奋斗的领导与战友。

载着我们的8辆敞篷解放牌大卡车，开到

黄雁村含光路北段，与九中的车队汇合后，沿着老西万公路直奔秦岭沣峪口。西万公路是当年西安直通四川省万源县的唯一通道，它始建于抗日战争的1938年，是国民党规划的八大战略公路之一，横穿秦岭大巴山，是连通当时抗战大后方的西北至西南的陪都重庆的唯一通道。而秦岭山脉在中国地理环境位置上又是我国南北方分水岭。一路上，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傻小子”，随着车辆沿着盘山公路上下左右地盘旋转弯，大声呼叫，彰显着舍我其谁的精神头儿，现在想起实在可笑，但在当时，那是一种朝气蓬勃的青春精神的体现。

傍晚，我们一连的车队到了宁陕县城外的铁道兵兵站，那是部队当时征用的小山村，依山傍水，同学们下车后直奔河边，洗去一路征尘，饱餐一顿兵站的晚餐，按班分配了住房。我们班住的是带阁楼的板房，顺着木梯爬上二层，这种民房原本是农家存放粮食的地方，现在铺上稻草，就是床了。我从来没睡过这样的床，还很兴奋，为了第二天赶路，同学们连行李都未打开，和衣而眠。

8月18日，是我们连奔赴紫阳县的第二天。从西安出发前，铁道兵军代表告诉我们行程一共四天，今晚将休息在安康市当年的恒口镇缫丝厂。下午安排了住宿，全连171人全部入住缫丝厂的大礼堂，可能是兵站提前安排的。礼堂里没有桌椅，很空旷，比昨晚的村民房要敞亮多了。三十七中的同学在礼堂左边，九中的同学在礼堂右边；大家纷纷打开行李安顿下来，这是连队汇合后两校同学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人常说“乐极生悲”，两个小时后，这胜利会师的场面竟演变成两校同学战友的一场“恶斗”，我也成了这场打斗中的主角之一。晚饭时，在礼堂内以班为单位就地围坐一圈，兵站炊事班将做好的饭菜放在礼堂中间，主食是馒头，副食是烩菜，每人一份，馒头不够可以再拿。我班同学刘大巨在拿馒头时，与九中四班赵云亭同学发生口角，他回来后告诉了我们，我扭头一看，九中四班的赵云亭、武会鹿、贺忠兴（外号碎麻子）等人已经向我们这边走来。我和王融、王琤、赵兴恩等同学迎了上去，几句话不和动起了手。我和云亭同学

扭打在一起，大礼堂顿时成了角斗场，乱作一团。两个学校的年轻人明显成了对手，从礼堂打到了缫丝厂的广场。当时正值工人下班，工人们赶紧上来拉架，有的工人师傅也无故挨了打。这时兵站的干部战士、带队军代表大胡子副连长、连队干部、两校送学生的干部，把我和李朝华、刘大巨、赵云亭、武会鹿、贺忠兴送到兵站办公室，严厉训斥；特别是大胡子陈副连长，说要把我们捆起来送回西安。我和朝华都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作了深刻的书面检查，并向受伤的九中同学道歉，向缫丝厂拉架挨了打的工人师傅道歉。事后我看到赵云亭头上缠着绷带，武会鹿、贺忠兴脸上也挂了彩；我脸上也挂了彩，挎篮背心被撕开，光着膀子，狼狈不堪。50年后，和战友同学聚会，讲起这段当年的“糗事”，还津津乐道，说明它在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青葱岁月中，凝结的感情是真诚的。

1970年8月17日从西安出发，经4天的长

途跋涉，学生一连全体到达了紫阳县城，我们的营房设在当时的紫阳县商管站院内，居住环境在当时的县城算很好的了。院子依山势而建，分三层，依次坐落着3座二层小楼，每座楼内由外走廊连接办公室，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没有床，地面铺有稻草。我们打开行李，用塑料布垫底防潮，被褥铺好就是床了。二排七班住在第三栋楼的一层，两间房；我和班长王融、赵伉、孟俊、刘建强、胡兆同住一间，副班长马晓长、贾长海、王琤、赵兴恩、王延成、谢滨、刘大巨住一间。这也是我们的临时驻地，2个月后这里成了铁道部武汉大桥局的办公地兼宿舍。

连队在驻地休整、教育了一周。部队给我们每个班配备了军代表，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和施工技能培训。我们班的军代表朱三文，在军工二连是个副班长，武汉人，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个子不高，看着很精干，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他和我们一起战斗生活了近一年，在施工中手把手地教我们抡十字镐、抡大锤打钢钎、搅拌混凝土、打风枪，在生活上思想上关

心我们，我们之间产生了真实深厚的感情。1971年底他退伍时，我和班长王融还去为他送行，至今难忘。

抢修恒紫公路、紫阳至洞河的临时公路，是我们在襄渝铁路建设中的锋芒初试。上世纪七十年代，陕西省有2个县未通公路，紫阳县是其中之一。襄渝线建设的大量工程机械和物资设备，仅靠汉江水路运输是远远不够的，恒紫公路、紫洞公路的修建迫在眉睫。从1970年8月下旬至年底，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抢修公路。战友们满怀激情，顶着夏日的暴晒，冒着秋季的连阴雨，奋战在秦巴山脉中，挖排水沟，抬石头，平整路面，垒砌边墙，双手上打满的血泡变成了老茧，脸上、双肩脱了几层皮黝黑发亮，肩头鼓起肉垫，几个月时间完全褪去了学生时代的稚嫩气。

现在，“饥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不是话题了。但在我们学生一连两年零八个月的三线生活中，始终是一个“不朽”的话题。直到今天，战友们聚会、享用着美酒佳肴时，还用调侃的语调说着当年为吃饱肚子闹出的那些

“丑事”。我记忆最深的是1971年初，在我们进入紫阳隧道施工的全营动员大会上，全连战友早饭后，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每人一个小凳子，按班成纵队坐下。团、营首长讲话后，各参战连队表态；大会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全体起立，高喊决心口号。

不料，七班战友翟保金一头栽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大家赶快将他扶起坐在地上，连卫生员郑福禄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翟保金说：“饿得心慌，猛一站起来晕了”。用现在的医学语言讲是饥饿产生的低血糖造成的。当时全连战友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食油4两，蔬菜副食很少。山区种菜很困难，再加上学生连刚成立，没有任何家底，学生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艰巨的体力劳动下，消耗巨大。

当时学生连只有40%的细粮，另60%是玉米面、高粱米、高粱面这类杂粮，甚至有一段时间以水煮蚕豆当饭吃。特别是红高粱米，难以下咽，吃后大家起了个别名叫“蛙子”，也就是青蛙卵的意思。当时工余和休息时，盛行

精神会餐，大家都回忆自己吃过的最好饭菜，来忘记饥饿、提起精神。我也胡编乱造了一段“青蛙抱馄饨”的美食，引得战友们一通“臭骂”，至今还在流传。

也有吃撑闹笑话的时候。进入紫阳隧道施工后，部队加强了对学生连的后勤供应，连里伙食发生了大变化，肉的供应多了，甚至早饭有了奶粉和鸡蛋，白面馒头也放开吃了。记得有一天，我们班下夜班回到驻地，早餐是奶粉冲的奶、一人一个鸡蛋、一大盆白面馒头。我班战友王延成是个吃苦耐劳、能干能吃的人，他蹲在帐篷外一气吃得站不起来了，我上前一问，才知道他竟然吃了26个馒头、喝了4碗奶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扶着他站了起来。

针对我们学生一连的实际情况，全连在搬迁到新驻地钟鼓湾后，连队领导要求各班利用工余时间开荒种菜，连里还成立了副业班，承担副业生产，盖起了猪圈，养了4头猪。1972年3月，调任我们连的马指导员的爱人是六团学生五连的连长，五连是女学生连，节约的粮食多次支援我们学生一连，使我们的生活有了

很大改观。

在紫阳修建襄渝铁路两年零八个月的生涯中，我们全连175名干部学生，先后完成了紫阳隧道（512米）、指甲湾隧道（407米）、紫阳大桥（全长473.5米、桥墩高76米）、紫阳车站的施工任务，在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抱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满腔热情，不怕苦、不怕死，磨炼自己的意志，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使我终生难忘。

1971年7月，我们连正式进入紫阳隧道施工。隧道虽然只有512米长，但南出口连着紫阳大桥一号桥基台，北进口直接紫阳车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们首战就是隧道南口。军工二连已先期开掘了隧道进口斜坡，上导坑已经掘进十几米，洞口已支起了拱形模板，准备浇注混凝土、加固上导坑洞口。由于隧道进口因山势陡峭、表面风化、泥石混合已形成了大面积塌方，这种情况正好让我们碰上。记得那天，我们二排六班、七班晚上6:30接班，任务是清理洞口拱形模板边墙松动的危石，浇注混凝土。由于模板与洞口山体边墙只有宽不到1

米、深3～4米的空间，清理后，必须尽快浇注混凝土，加固洞口，避免塌方。施工空间小，混凝土捣固时，一次只能下去2人、每次5～10分钟一轮换，来保证体力和安全。带头下去的是班长王融和赵伉，一切顺利，没有发生问题。第二批是我和孟俊，我们的工具是混凝土捣固棒，用压缩空气驱动偏心振动棒，插入混凝土浆体中，排出空气、捣实混凝土，使水泥和沙子紧密结合；手持振捣棒，浑身震颤，十分难受。几分钟后，我发现拱顶上部不断有碎石掉下来，施工常识和直觉告诉我，可能会有塌方。这时外面的安全员告诉我们，是通风管碰落了墙面的碎石。我和孟俊又继续操作振捣棒，但同时又听到有人大喊“快出来，上面裂了，快出来！”孟俊和我拉着振捣棒胶管，顺着拱形模板跑了出来，我最后出来的瞬间，发生了大塌方，手中振捣棒被巨石带进了坑底。回头看，整个洞口上方垮了下来，坑口已经看不见了。这时我才知道，发出最后警报拉我们出来的是班长王融、郭建政、赵伉等全班战友。特别是王融，当第一次掉小石头后，他

时，我和王融还在隧道南口留下了珍贵合影。在紫阳隧道的施工中，我们还遇到过地下河冒水。每天，我们的长筒胶鞋里灌满了水，施工穿的防水服和防水裤如同摆设，里外一样浑身湿透，工服不透气，很多战友身上起湿疹，特别是大腿根部的湿疹非常难受，有时走路都困难，还要坚持出工。紫阳隧道掘进到中段时，还出现了放射性矿带。有几天，大家进洞后头晕、眼涨、浑身没劲，最后营里调来伽马射线仪检测，结果是伽马射线超标，我们遇到了浅薄的铀矿层。直到我1998年参加核工业四零四厂的技术改造工程时，才了解当年伽马射线低

与老班长王融合影

1971年年底，我们二排六班、七班又参加了紫阳大桥1号、2号桥墩的会战。紫阳大桥是襄渝线最高的大桥，桥墩高76米，桥顶总高83米，那个年代在亚洲也是最高的铁路专用大桥；它横跨汉江南北，把秦岭和大巴山紧紧连接。现在我们每次路过紫阳，都会深情地望着它的雄姿，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畏之情，甚至会道一声：兄弟你好!紫阳大桥施工的主体单位是铁道部大桥局和铁道兵六团一营二连，我们学生一连二排是配合桥基清理和混凝土浇注施

工。那时我们基本都是后半夜上班，时值冬季，我们班全体战友每天顶着寒风，奋战在大桥工地。大桥桥墩的施工在当时是较先进的，桥基采用沉井式施工，钢制的沉井沉入汉江，大功率抽水机把沉井中的水排出。我们穿着防水胶裤下到沉井中，清理河床上的泥沙和石头。冬天的江水寒冷刺骨，全班战友轮流下水清理，马成功、翟保金、王佰全从不怕苦。桥墩高出水面后，采用了钢板滑模技术，桥墩浇注一节，向上滑动一节。这比我们在隧道施工中用人工搭造模板、人工搅拌混凝土，效率和质量要高很多。大家都觉得好玩，也懂得了很多知识。每天早上，当我们站在高耸的桥墩上迎着初升的太阳，看着苍翠的群山和清澈流淌的汉江，早已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1972年春夏，我们二排又转入指甲湾隧道的会战施工中。指甲湾隧道长407米，在现在看来是个小工程，但在当时它的作用和位置显得极其重要。当时设计的紫阳车站除上行线、下行线外，还有一条调车线。所以，紫阳车站有三条铁路轨道；又因车站是建在两山之间，

整座车站只能建在三线桥上。指甲湾隧道与三线桥对接，隧道口宽大，里面有一个分道机构，这是指甲湾隧道的特点。指甲湾隧道的地质条件也不好，施工中曾多次发生塌方。我们连一排就遇到过一次，所幸没有伤到人。记得那是一个后夜班，我们二排4个班30多人，接一排的班，副排长昝安胜带队与一排长交接后，我们排进入隧道开始出渣、打炮眼的紧张工作。凌晨5点左右，一切工序就绪，炮眼里装满了炸药，导火索随炮眼的位置整齐分布。昝安胜已安排各班收起风枪和工具，撤离现场。安全员王占全已往洞口走去，并一路检查情况，这是我们在长期施工中形成的规章程序。我和班长刘公孝、赵来定作为点炮手，已准备好火源，只等安胜下令了。这时掌子面突然断电，通风管也没了动静。这样的突发情况在隧道施工中经常出现，我们也没当回事，继续做点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突然听到安全员王占全大声喊叫“不要放炮，前面塌方了！”同时看到他手持手电筒从外面往掌子面跑。昝安胜和跟班的副连长张钱如马上让我们

灭火，大家一起来到离我们工作面一百多米的塌方处观看，只见支撑排架全部被洞顶落石压倒，与洞外的一切联系中断，洞里一片漆黑。张副连长要求大家镇静，不要乱走动，沿着洞体未塌的排架坐好，等待救援。大概不长时间，洞外的人从塌方处打入一段钢管，并喊话告诉我们，外面正在全力救援，要我们保护好自身安全，同时用空压机通过钢管往里送风。大家分析，认为只是局部塌方，不是大面积的。张副连长和安胜指挥大家分批清理塌方的落石，经过里外配合，两个多小时后，清理出一条可过一人的窄小通道。大家有序地爬了出去，一个人也没落下。事后分析，如果不是王占全及时通知、张副连长、安胜果断处置，只要一点炮，我们全排几十号人不被炸死，也要被爆炸后的烟尘及缺氧给憋死，真的很危险，这是我在隧道施工中经历的第二次塌方考验。

1972年下半年，在军工四连、民兵连和我们学生一连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指甲湾隧道的贯通任务。我们立即转入了紫阳车站的施工

任务中。紫阳车站的施工，我们先后分三个阶段进入，车站定向爆破前完成装药洞的开挖、装药，爆破后修边墙、备石料，最后修建车站三线桥。

学生一连篮球队

修建襄渝铁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在年轻人聚集的地方，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驻地搬到钟鼓湾后，我们背靠大山，面对汉江，建起了新营房，同时在二排与炊事班之间的空地上，修建了一个不算标准的篮球场，这是当年

七班战友珍贵合影

铁道兵二师学生连队中唯一的篮球场。同时，连里把有“文艺细胞”的学生集中在三排十二班，组建了文艺班，为我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青春的朝气。

连篮球队的组建是最受欢迎的。我们的连长巨少敏是西安体育学院运动系毕业的，六十年代曾在陕西省运动会上夺得了男子110米跨栏的冠军，其纪录到七十年代都未被打破。连长个头不高，身体素质和弹跳能力极好，而且篮球技术也十分突出。学生一连篮球队组建于我们连进入紫阳县的途中，在蒿坪兵站休息时，与当时兵站修理营的一场篮球赛后，形成了雏形。1970年8月19日，是我们连从西安出发的第三天，我们从恒口镇走到蒿坪镇，晚饭后在兵站的篮球场与铁道兵二师修理营的战士打了一场临时球赛。连队刚组建，加上头天晚上在恒口缫丝厂两校学生打了一架，气氛不太融洽，没有明确的组织，临时凑了几个人，主要是三十七中我们几个老在一起打球的，有我、王融、白保华、黄绍宣、马晓长，九中的同学有昝安胜、苏卫平、龚建民等。上半

场我们打得很乱，没有什么配合，基本上是各打各的，加上一整天的翻山越岭，十分疲劳，比分落后于修理营。中场休息时，一直蹲在球场边上默默地观看比赛的巨连长，把我们招呼到一起，指出我们的问题，并把人员作了重新调配，而且亲自上场打组织后卫。下半场开球后，在连长的组织调动下，我们各自的特长打出了精彩：连长虽然个子小，身高才1.68米，但弹跳、站位、传球都十分到位，投篮十分准；还有王融的上篮、苏卫平的中距离跳投、白保华的远投、安胜的篮板、我的底线切入，都能不断得分。终场虽然输了，但大家都感觉很舒心；同时，在连长的心里，也形成了学生一连篮球队的雏形。

学生一连篮球队最终的成员有：李朝华、昝安胜、王融、刘冀、苏卫平、白保华、龚建民、黄绍宣、刘公孝、赵来定等人。我们先后与六团一营5个铁道兵军工连队举行过多次比赛，基本上是赢多输少。

篮球也丰富了连队的业余生活，各班、排之间，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举行比赛，增强

了战友同学之间的友谊，凝聚了学生一连全体战友的团队荣誉感和集体主义精神。主义精神。

在对外球赛中，有两场比赛使我难忘。大概是1971年春季，紫阳县文化馆约我们球队与紫阳县联队打一场友谊赛，时间约在周末下午。当时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我们肯定能赢：一个山区小县城，只有文化馆、县委机关、县中学有篮球场，就再没有可练球的地方了，再加上山区人的个子普遍不高，我们的优越感很强。我们当时全副武装，穿着专业的篮球回力鞋和运动装。县联队着装也很正规，个头高低搭配一点都不比我们矮。上半场连长没上，作场外指导，朝华、王融、我、苏卫平、白保华上场。刚开场还正常，你来我往，各有进账，但到中场时，县联队的配合优势及个人技术特长明显压制我们。上半场结束后，连长急了，赶紧把上场的队员作了调整，他也亲自上阵。虽然下半场扳回一些分数，但最终我们以大比分输给了县联队。赛后，县文化馆馆长告诉我们，紫阳县篮球队在安康地区篮球比赛中历来

1972年秋季，因我连篮球队在六团一营各军工连的比赛中总是赢，一营的营长、教导员组织了一次营联队与我们连的比赛。他们从军工各连队抽调球打得好的人员，集中训练了几天，在营部球场拉开了赛事。自从去年我们输给了紫阳县联队后，连长利用业余时间加强了对我们球队的训练，重点强调的是团队的配合和队员之间特长的相互了解，也加强了个人技术的训练，特别是针对李朝华、昝安胜两位大个子的篮下作用的训练，使他们的篮下移动、篮板球控制、投篮技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比赛中，白保华的远距离投篮的命中率、苏卫平中投能力都表现极好。整场比赛连长只作教练指挥，没有上场。上半场结束我们比分领先。下半场，营联队动作过急，小动作犯规频出；但我们还是稳扎稳打。虽然最终我们以4分输了这场球，但我们场上的出色表现可圈可点。至今说起这场球赛，当年连队文书李计初还记忆深刻，他在当年的日记里，记录了这场

由于我们学生一连篮球队在紫阳县有了一定名气，1972年年底，我们的队员李朝华被铁道兵二师篮球队招收入伍，当了一年多篮球兵。连长巨少敏也被师篮球队聘请当过一阵儿教练员。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光是值得我留恋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连175人，在两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施工中因工伤和疾病，先后有二批7人退场返回西安分配工作。普遍的反映，他们回去“拽了”。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比如我们七班的老班长王融。1970年8月连队正式组建时，他任二排七班班长，也是全连唯一的学生团员。他1.8米的身高，清瘦的脸庞，处事为人忠厚，做事踏实。在班里干活，他抡大锤、打风枪、扒渣、装车、抬石头、装药、放炮，危险的工作他总是带头冲在前面。对班里的同学他就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处处关心照顾，使全班同学团

1972年5月，当时连队为了提高炊事班的饭菜水平，调王融出任炊事班班长，由我接任七班班长。上任前的晚上，他语重心长地嘱托我要带好班里的工作。他去炊事班后，伙食有了改观。加上当时紫阳隧道工程正处于会战的关键时期，连队供应也好于以前，也能吃饱喝足了。记得有一天我看他带了一盆菜往连部送，事后他告诉我，六团参谋长到连队检查工作，连里安排领导在连部用餐，王融亲自掌勺，做了红烧鱼和几道菜，得到了参谋长的好评，可见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有心人。

由于施工任务越来越紧张，1972年8月，王融由炊事班班长调回二排八班任班长。我们又在紫阳车站和指甲湾隧道的施工中看到了他的身影。不幸的是，他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患上了急性黄疸肝炎，住进了师部医院。急性黄疸肝炎在当时学生连中很少见，属于急性传染病。师部的医疗条件也有限，于是提出了让他转院回西安治疗的安排。工余时间我们去看望他，也向他提出了这个现实的问题，他平静地

一个月后病情基本稳定了，他出院回到了连里。因身体原因，连里没有安排他再担任具体工作，王融又主动要求回到二排七班和我一起打隧道。上车站工地抬石头、抡大锤、打炮眼，这些重体力劳动他一项都没有落下。开始大家都还劝他，时间久了他那种不甘人后的顽强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1972年年中，最后一批退场人员名单宣布，王融没有在名单内。私下里我问他本人，他还是那句话：服从组织安排。为此我找到连里领导反映了情况，张钱如副连长说会再向营部反映，争取安排返城，但最后也没有结果。王融和我们一起坚持到了最后。

1973年4月2日全连停工，随后正式宣布了学生连撤场的分配方案。我们连150多人分配到：陕西省水电局32人，西安铁路局56人，省交通局汽车运输大队12人，省电管局36人，省国防工办14人。我带了9个人，分配到了国营

红旗机械厂，当时是属于第三机械工业部管理、专门生产军用航空发动机的军工企业。另外选拔干部6人，参军入伍和到外省参加工作4人，中途因病退场7人。

1973年4月13日，全连告别紫阳的日子到了。上午九点至十点钟，全连大部分人员撤离了紫阳。我们分到国防工办系统和选拔干部的十几个人在恒紫公路上欢送全连的同学和战友。十几辆卡车一字排开，大家兴奋的心情至今难忘，两年零八个月的风雨兼程，以及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向往都在每个人的脸上呈现，大家都兴奋地高喊：再见紫阳！

送走大队人员后，连里的干部也集中到了团部，连队驻地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人。傍晚，连队的驻地失去了往日的喧闹。我和马燕生、刘公孝、昝安胜坐在篮球场边，面对着寂静的群山，耳边只能听到汉江湍急的涛声，眼前能看到的是车站工地的灯光和紫阳铁路大桥在灯光的映照下雄伟的身姿，这一切使我永生难忘。再见了，紫阳。我会永远记住这一段人生的青葱岁月！

吃在三线

/ 李计初

1970年8月刚到三线时，学生一连住在紫阳县“商管站”。我们十班在小院里三座二层小楼最后那座楼的楼上。把被褥往木地板上一铺就是床。

正值雨季，我们的任务是抢修紫阳至洞河的简易施工公路。当时没有任何劳保用品，更没有雨衣和雨靴，给每人发了一块塑料布，往身上一披，根本无法遮风挡雨；凉鞋深陷淤泥里拔不出来，干脆就赤脚干活。那段时间，连里很多同学的小腿都被泡烂了；我小腿上有几处大块的脓疮，长期泡在溪流、雨水和泥泞里，烂了结痂，结痂掉了又烂，总也好不了。据说是山里的溪水有毒，加上我们刚到陕南水土不服。尽管如此，不管腿烂成啥样，我们照常出工干活，风雨无阻。

那会儿还没有成立炊事班，由几位铁道兵

战士给我们做饭，大概是南方兵不会做面食，总是给我们做“老鸹头”（老哇撒），就是煮大面疙瘩汤，难吃不说，根本就吃不饱。每天放工回来，脱光了往铺在地板上的褥子上一躺，把湿漉漉的衣服堆在门背后，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饿得实在难受，就把自己从街上买的炼乳往嘴里倒一点儿，安慰一下肠胃。炼乳，是当时我们在紫阳县城能买到的最方便食用的食品。

第二天早晨，把堆在门后潮湿冰冷的衣裤，穿在捂干捂热的身体上，浑身都在打颤。那会儿根本没有干衣服可换，就是穿上干衣服，一进入雨地里干活儿，立刻就湿透了。本来身上就又湿又冷，肚里没食就更冷了；那些日子，真正体会了一把饥寒交迫的滋味，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1970年10月20日，学生一连从商管站搬到紫阳县城下游钟鼓湾的新驻地，住进了汉江边上的帆布帐篷。11月29日，我和霍欢调到炊

事班，补充人手不足，炊事班里最后3位铁道兵战士要回各自连队了；至此，炊事工作全部由我们学生自己承担了。

我们是一线施工连队，干打隧道这类重体力活儿的时候，粮食定量每人每月51斤，据说是全国各行各业中定量标准最高的。

如果这顿饭吃馒头（馍），一个馍用0.5斤干面粉，和成发面0.75斤，为了避免大小不均，还要一个一个面团上秤称；每人每顿饭一个馍。吃饭前要排队唱语录歌，为了尽快吃上饭，每班都唱最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唱歌的时候，大家都盯准了那个“最大”的馍，最后一个音符还没消失，12个小伙子如饿虎扑食扑向盛馍的铝盆，个个都能做到稳、准、狠！

炊事班做的馍每顿都略有富余，多出来的馍要分给各班。抢完馍后，大家边吃边竖起耳朵听炊事班的动静，只要听到炊事班的人高喊“加馍咧~”，各班代表就直奔炊事班，把加到的一两个馍按人头掰成小块儿，分而食之。后来发现，多那么一口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

采用轮流坐庄的办法，轮到谁加馍，一个馍都归他，至少这顿饭这个人能吃饱。

就这样，“加馍咧~”一时成了学生一连使用频率最高的流行语。甚至有人约定，以后修完铁路回西安，大街上见到咱连的人不用叫名字，直接喊“加馍咧~”。

说实话，在一切食品定量供应的年月，能吃饱饭，也是我们去三线的动力之一。

到学校招工的军代表说，去三线修铁路，大米饭、炖猪肉管够。到了紫阳才知道，铁道兵是吃得不错，部队吃饭用搪瓷的小碗小盘，的确是白米饭炖猪肉管够，早饭还有炸油条。

但是学生连是60%的杂粮，杂粮是陈年的高粱米、玉米糁，还有蚕豆。刚开始炊事班的人不会做，煮出来的高粱米稠饭难以下咽，大家管这种饭叫“蛙子儿”。学生连没有新鲜蔬菜，没有肉，细粮很少，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重体力劳动加上吃不饱，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后来成立

了种菜养猪的副业班，情况才逐渐改善。

紫阳县有一间小饭馆，是在汉江边半边悬在空中的吊脚楼。在连里吃完饭，肚子却感到更饿了，我们就去这家小饭馆。我每次3两粮票一碗的面片买3碗，再要2两散白酒，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到这会儿，肚子里才感到好受一些。同学们亲切地管这种粗制滥造的面片叫“脚后跟”。

最让人群情激奋的事儿是，上街正赶上小饭馆卖糖包！糖包还在笼屉里蒸着，得到消息的人已经在小小的售饭窗口外挤成一团。来晚的人竟然会从拥挤的人堆头顶上爬过去抢购糖包。同学们在精神会餐时会说，啥时候能把糖包吃饱就死而无憾了。

小饭馆斜对面有一家食品杂货铺，有时候会卖一种被我们称为“全钢防震”的白皮点心，还有江米条，这些都算是三线美味了。至于我们几十年后得知的紫阳名菜“蒸盆子”，那会儿是听也没听说过。

五

我们都有过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经历，与三线饿肚子相比，前者是虽然饿，但还有东西吃，比如瓜菜代；而在三线，是没东西可吃。

1970年11月22日，我们连的一位同学出院了。他是吃了山上的油桐子中毒住院的，住了6天。后来才知道，桐油有毒，不能内服；但药用价值广泛，具有治疗外科炎症、灼伤、寻常疣的功效。但当人饿极了的时候，只要这个东西看上去能吃，有人是不怕以身试险的。

为了填饱肚子，有些同学就打狗，在汉江边的山洞里，用水桶煮了吃。有一次，全连围追堵截竟然打死了一只狐狸，还不顾腥臊，扒皮煮着吃了。还有，学生在连队驻地边上的坡地种辣椒，是那种很细很辣的线椒；有人摘下来洗洗，切成圆轱辘段儿，倒上酱油腌一下，一大搪瓷碗辣椒，白口吃完，什么也不就。只要能下肚，都是好东西。

六

能收到家长寄来的沉甸甸的食品包裹，那真是比过年还高兴！包裹里有糖、点心、大枣、核桃，不管是谁的家长寄的，和三五好友一起，打开包裹，分而食之，不亦悦乎，那真是最幸福的时刻！

1972年7月，一位同学因患肝炎住进师部医院。我和建新去住院部传染科看他，还陪他下围棋。部队的小护士看到说，你们不要命了？就不怕传染肝炎！临走，住院的同学塞给我们一大包用报纸卷着的给肝炎病人吃的葱油烙饼，我们刚走到师部医院围墙外，就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根本没把肝炎当回事儿！

那时候在紫阳县城能买到各种果酒，有苹果酒、香蕉酒、梨酒，总之是一种色酒。放工之后，我买了一瓶果酒，一毛钱再买10块水果糖，独自坐在黄昏的山坡上，喝一口酒，嚼一块水果糖。酒劲儿很快上头，汉江对岸民居昏

黄的灯光开始模糊起来。喝完酒起身往回走，把空酒瓶用瓶盖盖上，放到汉江里，我随着顺水漂流的空酒瓶，深一脚浅一脚地从县城回到连里。

现在的年轻人说，有饥饿感是一种幸福。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紫阳的山里人还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印象比较深的是，有许多山民买一种廉价的白底蓝条纹的床单布，用它做成长裤穿在外面，无论冬天多么寒冷，就穿着这样一条单裤干活。秋季，我们有时会到河对岸的农户家买橘子，在农户低矮昏暗的屋子里，看到一位农妇用石磨把红薯的藤蔓和叶子磨碎，在大铁锅里煮成黑褐色的汤，当饭吃。她的一两岁的儿子，吃的是一大碗煮红薯根。我们把刚买的糖包给她的儿子吃，从她那种渴望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很久没有见过白面馍了。那位农妇的眼神，催人泪下。

九

从1970年10月29日开始，我被调到炊事班，当了8个月的“拽工”。

那会儿，学生一连刚从紫阳县城里的小楼，搬进钟鼓湾山坡上的帐篷，没水没电，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炊事班更是捉襟见肘：用水要到汉江里挑；烧火要从山里拉回石炭、再把大块石炭砸成小块；吃面条没有压面机、要靠手工擀；磨豆腐要用人力推石磨，一点儿一点儿地磨出豆浆；还要随时加班，给临时出任务的同学、来队探亲的家长做饭。起早贪黑，没时没晌，个中艰辛，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了解。

先说担水砸煤。从汉江担水到炊事班厨房，要爬上几十米高差的山坡，下面一段还是沙子路，挑满满一担水踩着沙子往上走，走一步陷一步，脚下使不上劲，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挑一上午水，整个人就像散了架，感觉出的汗比挑的水还多。炊事班12个人，分成3组，每组4人，担水砸煤、烧火做饭，轮流值班，分工合作。轮到担水的那个组，还要砸当

天的用煤。我们一般先砸好砸的石炭，好砸的也好烧，但这样的好煤不多；剩下的石炭都坚硬无比，不使出浑身力气是砸不开的；这样的石炭燃烧效率也很低，每天要砸一大堆才够用。

磨豆腐要用一抱粗的石磨，下磨盘固定，上磨盘可转动；上磨盘中间有孔，用于往磨盘里倒豆子，还有一根长两米左右的木推杆，一头固定在上磨盘的偏心位置，一头有横向手柄，用绳子吊在房梁上。推磨的人，一手握住手柄推动石磨，将推杆的直线运动，转换成磨盘的圆周运动；同时，另一只手拿一把长柄铁勺，将泡好的黄豆和一定比例的清水，添进上磨盘的中孔，磨好的豆浆就会从下磨盘的出水口流出来。推磨人不仅要推动石磨转动，还要不停地舀黄豆往孔里倒，既要用力，动作还要协调，黄豆和水的比例还要恰到好处，这样磨出的豆浆才能不稀不稠。石磨沉重，启动时必须用双手用力推才能转动，借着转动的惯性，改用一只手推磨，腾出另一只手舀黄豆。我就曾一个人用了一上午，磨了可供全连吃的半人

高的一大铝桶做豆腐的豆浆，推磨的胳膊又疼又胀。在我们组里，我是干白案活儿的，就是只做面食不炒菜；我曾用1米多长的擀面杖，擀出全连人吃的面条。全连170多人，加上军代表共180多人，每人半斤干面，就是90多斤面粉；一个人连和面带擀面，那个工作量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可以说，“拽工”不拽。

我的三线日记中关于“吃”的部分记录：

闹钟的铃声把我从被子里硬拉了起来，四点整。四周一片漆黑，摸索着把他们三位（杨天德，阎秦生，王西京）叫了起来。脑子里很不清醒。无声无息地在穿衣服，点起了风灯（实际上没点，因看到厨房里的电灯还亮着）。我们进了厨房，都很习惯地忙碌着。我的工作是烧火，自然也就先去捅火。昨天买了些苞谷糁，今天的早饭也必然是烧糊糊了。紧张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他们其中两个人在发

面。今天的菜是蚕豆和咸菜，近时期来都是如此。

略述今天的工作：我和小三（皇甫涵）带领班排3个同学值白班。午饭是馒头和红烧肉（大批的、烧得很成功）；晚饭是馒头、炒脱水菜。同学们干劲很大，虽然中午补课用去了不少时间，但饭还是按时开了，并做得很出色。晚上清炉渣搞到很晚，我和霍欢一同下汉江洗澡时天已黑下来了。我们到老乡挖鱼的点儿去洗，那是个天然水塘，我们游了泳。今年从未这样痛快过。

早饭的时候，看到江面上漂着好多袋装白面，有几只木船在江上打捞。一会儿，一只大木船底朝天漂下来，船底被撞掉好几块木板。“战斗号”和一条紫阳新造的船（机动船，是紫阳唯一的）顺江追下来了，在军工四连江水转弯的水缓处将翻船截住，并往上捞一袋袋白

面。粮管所的一位同志（看样子是掌实权的）来连里打了电话，并动员连里去背面（处理给我们的）。我和通信员小贾（贾长海）一同去了，还有一排的同学。连里开头要了12袋面，拿回来一看，每袋只湿了紧贴面袋的约5斤面粉的样子，后来又背了20袋。

大年三十儿。各班自筹酒、罐头、香烟等，晚上小会餐。我们勤杂班也不例外，东拼西凑倒还像个样儿。

晚饭后我们先是战围棋，接着聚会吃东西。战地黄花分外香，大家都较满意，甚至感到比在家过年还要好得多，可惜没买到白酒或果酒。一直折腾到凌晨三四点才散去。

放假了，三天假中的第一天。

下午饭喝了酒。我发现自己的酒量还可以，喝了六七两白酒，只是有点头晕。

晚上茶话晚会，分了一些苹果、栗子、橙

子什么的，相当满意。只是没发表十一社论。

我们还把前两天买的电影票退了，当时买票有点儿失算。

星期日在我们连并不是休息的日子，和平时一样。

吃完早饭就过河了，同行10人，给橘兴三队送粮食，作为红苕的交换。每人背了50斤，山间小道很滑，较吃力。

太阳出来得很晚，清新的空气寒意甚浓。

今年已经吃过不少回橘子，够意思了。今天除了队长给了好些橘子外，我又买了10斤，相当不错，共同咬咂。

近一个时期以来，今天的饭是少有的好：上午馒头，中午馒头、豆腐菜，晚上大米饭、肉。伙食好坏，对人们的情绪影响极大；做饭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非搞好不可。

1972年12月30日 星期六 晴

停工学习。明天和后天放假，可搂住了两个自来醒。

晚上，我们4个（一建、胡头、建新和我）买了4斤连里买来的点心，即“半钢防震”，挺好的。后来打了扑克，又下了盘围棋，我旁观。

今天是1972年的最后一天。光阴似箭，这一年过得真快呀。

连里放假了，我却生了一上午炉子，还写了板报。下午饭是5个菜，我在连部吃了小宴会，情绪不高，却喝了许多酒，是当时喝得最多的人，没醉，说明我的酒量还可以。

晚上一起下围棋至深夜3：30，反正是过年；学生连最大的享受“小肚胀胀自来醒”都在今天体现了出来。

再见了，不！永别了，1972年！

1973年2月2日 晴

今天是年三十儿，连里好不热闹。白天打篮球，晚上会餐：一个班两瓶酒，八菜一汤，等一会儿还要搞茶话会，怕要闹个通宵。各班都贴了春联，出了专栏。

一直没睡觉，打扑克到5：00。后来送一个回西安探家的学生三连的学生去汽车站，到7：30才睡。

11：00起床。早饭是奶粉、油饼。吃过饭我和胡头（胡建和）上街，看了师部和县联队的男女篮球赛，又看了银行和大桥局的乒乓球比赛，还可以。

回到连里，他们快包完饺子了，有的班都吃完了。我帮着把饺子包完、下好、吃了。但由于过年，吃不多，煮了4盆还剩3盆。

晚上连里组织猜谜语，我没参加，打了几把牌。

1973年4月10日 雨

最后一头猪昨天杀了，今天吃会餐，六个菜，相当满意。

明天早上要赶到团民办，招工的晚上都来了。为此，白天我把档案全整理好了。

紫阳商管站旧址

记得那天是1971年12月29日，我和赵树年在师部医院二所传染科住院。早饭后，医院的高护士长通知大家，请一名轻病号帮助食堂用翻斗车去蒿坪煤矿装运石炭。赵树年报名去了，同车去的还有铁道兵女兵吴伟和另外一个男兵。那是一个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的雨夹雪天气，我们在目送着汽车拐过医院急诊室的山脚后，回到病房，给医院用竹棍和棉花做棉签。

临近午饭的时候，听说蒿坪打来电话，说拉煤车出事故翻车了，医院立即组织医护人员乘坐救护车前去抢救。我们都去门诊部验血型，准备献血。后来我看到，从回来的车上抬下来的赵树年，眼睛紧闭、浑身是土。经过检查，除了皮外伤，还断了三根肋骨。事后才知道，赵树年同学把驾驶室让给了女兵吴伟，自己抱着铁锹坐在翻斗车的车厢里面。在快要到

/ 李志彬

难忘的往事

达蒿坪的时候，汽车经过一个U形的弯道时，司机回打方向盘不及时，汽车滚下了简易公路旁的深沟！救护车赶到的时候，女兵吴伟已经牺牲了。吴伟烈士被安葬在紫阳东山烈士陵园。1972年1月中旬，赵树年同学出院的时候，部队给他发了油印的光荣负伤证书。

最近征集三线文物，我问他负伤证书还在不在？他说几经搬家已经找不到了。多年以后，每当我再回到紫阳，回到和同学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和汗水的襄渝铁路紫阳隧道、紫阳车站、紫阳大桥、被汉江淹没的学生一连干打垒营房时，眼前似乎隐隐约约看到，同学们在施工现场那穿着黄军装熟悉的身影，一张张熟悉的年轻面孔，似乎就在眼前。

后来我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工作了15年，在市法院工作了26年，直到退休。在我曾经工作的43年经历中，最为难忘的就是三线建设的日日夜夜。三线的那段日子，我的生活道路可以说是铁与火的锻炼，无论是在风枪轰鸣的隧道里，还是在抗洪中抢救施工器材、在汉江河滩抬砂石，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吃过那些苦以

后，在其他工作岗位上就没有再觉得有什么艰难困苦了。

我在十班当班长

/ 李选民

出发

应：“你就放心吧，把龙交给我了！”

卜百鸣任班长时的十班人员

了几次才站住脚，挣扎着走回岸边，惊魂未定。当时百鸣班长还没退场，我们是背着百鸣下水的。

那会儿，咱连的安全教育不到位，没有人讲过下汉江游泳很危险这件事儿。中国有句老话：远怕水，近怕鬼。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里的水域情况不了解，水静流深，平静的水面下，暗藏着危险的急流。更何况，游泳池的静水和河流的动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的水。我们以差点失去生命为代价，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训。

制止想盛第二碗饭的同学。大家都看着军代表，等他吃完让他先盛。我催军代表快吃！吃完了再盛。王子炎一边打着嗝一边说，我不吃了，你们吃吧。于是，桶里的饭瞬间被抢光了。

后来，王子炎一到吃饭时，也是大口大口地吃，并且换成了大碗。偶尔回自己连队，以前一顿饭只吃一个馍，现在一气儿能吃三四个。吃完了还不算，还要装满一背包馍，带回来分给十班的学生吃。他这时已经切身体会到学生们的不容易。看来他以前在铁道兵连队，肚子里攒的油水都被耗光了。都说南方兵饭量小，现在来看，肚里没油水，南方兵也会变成大肚汉。我现在很后悔，那时候不懂事，也没把军代表家里的地址要过来。到底是和我们学生连一起吃过苦的。如果现在知道他的地址，一定要去看望他。施工救险

老班长卜百鸣因病退场后，我当上了十班

军代表王子炎

有一次在隧道里施工。杨亲农打风枪，我和彭秦英在旁边扒渣。我一边干活，一边观察。突然发现他们头顶上有一块大石头有松动的迹象。我紧急叫停了打风枪，让他们躲到一边去。然后用捅炮眼装炸药的长木杆，去捅隧道顶上的石头。刚捅了一下，那块大石头轰然掉落，沉闷地砸到地上，一点反弹都没有。如果把人拍到底下，绝无生还的可能。想想真是后怕。

继续大喊：赶紧上来！杨亲农手脚利落地刚爬上基坑，靠山上一侧的坑壁轰然倒塌，把基坑填得满满的。如果人被埋进去，来不及挖出来，就会窒息而亡。我是班长，有责任担在肩上，对安全问题就格外小心。这件事在当时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确实是救了人。

一天。那次确实是累得很。

还有一次，星期天休息，大家到紫阳街上转了一圈。回来的路上，被连长挡住了，让我们去铁道兵仓库卸水泥。我说，连长，我回去把衣服一换，再弄个褡裢，至少水泥不会灌到脖子里。连长说，不行！来不及了！现在就去！

先说盖房。全连的干打垒房子，都是十班盖起来的。干打垒盖房既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儿。十班同学学得好，上手快，盖的房子结实耐用，从没出过问题。从打地基、垒墙、架房梁，到盖油毛毡房顶，一学就会。

杀了两次猪以后，十班有的同学心理不平衡，要求杀猪后把猪下水给十班。连里不同意。班里的同学就撂了挑子，谁爱干谁干！管后勤的张副连长就安排十一班的同学杀猪。十一班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山坡下把猪按住。汪富根操刀，用尽全身力气，连捅了好几刀，都没把猪杀死。天气热，太阳晒，十一班的同学累得满头大汗，按住猪不敢放手。汪富根提着淌血的杀猪刀，站在一旁束手无策，嘴里嘟囔着。

市食品公司工作，能买到普通西安市民都很难买到的细点。杨亲农拿了20元钱，到紫阳街上打酒，用军用水壶装了3壶散白酒，瓶装好酒买不起。杨亲农二姐把买的食品委托回西安探亲的学生八连的学生带回来，杨亲农和王琤到八连把包裹背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