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分享：第五、文学 音乐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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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17

诗经

屈原和宋玉：楚辞

建安七子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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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23

诗仙

诗圣

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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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45

戏剧活化石：昆剧

中国的国剧：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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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58

中国四大经典名著

清末谴责小说

明代艳情小说

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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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35

边塞诗派

唐宋八大家  

 唐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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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41

镜中诗意

JING  ZHONG   SHI     YI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共305篇，因此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奉为经典之一，《诗经》的名称由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其内容按照作品性质和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指“国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据史书记载，周朝设有专门采集民歌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处搜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各地的民歌由此得以集中起来。“风”就是按照地域性进行划分的，分为周南、召南、邶、睟、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多数是西周时的作品，主要叙述祖先的史迹和武功，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大部分是周室衰微之后的政治讽喻诗，用于祭祀和宴饮，其余属于歌谣，表达了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同情。“颂”是统治阶级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词，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词，用典雅庄重的辞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赞美成王命令百官率民耕种；“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描写丰年用粮食酿酒祭拜祖先，以求得福祉。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人，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的政治家。

屈原出身于王族，楚怀王时官至左徒，职位仅次于令尹，曾直接参与楚国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并两次出使齐国。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的历史变革相联系的。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立，屈原辅佐楚怀王时，正是七雄激烈争斗之时。他主张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和立法图治、选用贤才的政治措施，触犯了楚国旧贵族的权势和利益，遭到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军破楚，悲愤绝望的屈原自沉汨罗江。传说屈原死于农历五月初五，每年这一天，楚人纷纷划船寻觅屈原，并往江中投粽子祭拜，端午节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传统即源于此。

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主要作者。楚辞源于江淮流域楚地的歌谣，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形式。西汉末期，刘向将屈原等人的作品整理成集，名为《楚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后人因此以“骚”来指称楚辞。经历代学者考证，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20余篇，其中最负盛名的自然是《离骚》。《离骚》全诗2000多字，分成三部分。前面部分从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和抱负写起，回溯了辅佐楚王改革弊政的努力以及遭谗被疏的经过，表明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与“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中间部分借神话传说来总结兴亡盛衰的历史经验，阐述“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并由此引出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达了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最后部分是在求而不得的苦闷彷徨中问神占卜，寻找出路，反映了离开祖国和怀念故土的矛盾，最后决心以死来表明自己的理想和忠贞爱国的情怀。

《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司马迁评论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刘勰《文心雕龙》也说：“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离骚》是屈原用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乃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其创作既根植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取张描述的写法，并运用比兴，把历史、现实和神话交织在一起。

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产生了新的辞作家，宋玉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宋玉的生平没有完整的史料记载。据《汉书》记载，宋玉的作品有16篇，主要有《九辩》《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其中有些作品无法考证是否为宋玉所作，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九辩》是一首长篇抒情诗，形式上继承了《离骚》并有所发展，句法更加灵活，接近于散文。诗中借悲秋来抒写“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叹，感情真挚，但格调相对低沉。情的手法，其悲秋感怀的主题和借景抒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宋玉悲秋”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典故。

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以和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其作品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人多以屈宋并称，可见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建安七子”是东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伟长、陈留阮蠫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这七人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以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县东南）人。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为袁绍幕僚，官渡之战后依附曹操，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瘟疫流行，与刘桢、应！、徐等染病去世。陈琳诗、文、赋都擅长，散文风格尤其雄放，笔力强劲，很有文气，朝廷文书很多出自他的笔下。作品有诗歌《饮马长城窟行》，散文《为袁绍檄豫州文》《为曹洪与世子书》等，辞赋有《武军赋》《神武赋》等。

孔融（153-208年），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任少府，因不满曹操的作为而被免职。好士待客，声望很高，遭到曹操忌恨而被杀。孔融是东汉末年的名儒，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的文章以议论为主，大多针对时政直抒己见，风格典雅，善于引古论今和运用巧妙的比喻，因此很有气势。曹丕曾盛赞孔融为“扬（雄）、班（固）俦也”（《典论·论文》），把孔融和扬雄、班固列为水平相当的同一类作家。主要作品有《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诗有《折杨柳行》《临终诗》等五首。

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早期依附刘表，但没有被重用。曹操南征荆州时转到曹门下，赐爵关内侯。王粲是“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是唯一封侯的人，很受曹操信任，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很密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在随军途中病逝。王粲天资聪颖，精通数学、棋艺，熟悉前代典章礼仪，经常参与朝廷奏议和制度拟订。他很看重文学的社会功用，作品比较能够反映时代风貌，偏重写实风格。刘勰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主要作品有《七哀诗》《从军诗》等，抒情小赋也很出色，《登楼赋》流传很广。

        徐干（170-217年），字伟长，北海郡（今山东昌乐附近）人。建安初年受曹操召见，先后任司空军师祭酒掾属、五官中郎将文学，几年后因病辞职。曹操后来又授以上艾长，徐以病推辞。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染病身亡。徐少年时勤奋好学，闭门潜心研读典籍，从不随波逐流。他的文章以“清玄体道”著称，语言比较朴实，但旨意深远，而且逻辑性强。主要作品有诗《室思》《答刘桢》等；辞赋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有《玄猿赋》《漏卮赋》《橘赋》《齐都赋》等，刘勰曾把他和王粲并举为魏朝的“赋首”。另外有《中论》，是一部有关伦理及政治的散文论集，也是“七子”中唯一保存至今的专著。

阮蠫（?-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年时拜师蔡邕。建安初期阮蠫为躲避徭役而隐居，曹操赏识其才气，先后授以司空军师祭酒和丞相仓曹掾属。阮蠫擅长章表书记，与陈琳齐名。传说他曾在马背上草拟致关西军阀韩遂书，写完后呈给曹操改定，曹操竟不能增减一字。他的作品文气流畅，舒卷自如，《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最受人称颂。他的诗在“七子”中格调最为凄凉低沉，主要有《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失题》等。另外有《文质论》，反映了他“意崇敦朴”、重质轻文的文学观。

应玚（?-217年），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人。建安年间先后为丞相掾属和五官中郎将文学，和曹植关系密切。诗歌音调舒缓柔和，情感悲切忧伤。他的赋或咏物，或咏怀，刻画精致，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表现了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运用文字的功力。总体上看，应！的作品语言风格趋向平和，比较注重藻饰，文采斐然。与“七子”中其他人的雄壮悲凉相比，应！的风格是别具一格的，前者犹如山中之瀑布，而应！的文字则如山涧中一股清新的溪流。

       刘桢（?-217年），字公，东平（今属山东）人。建安年间曹操授以丞相掾属，与曹丕、曹植来往密切。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染病去世。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方面，曹丕曾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的作品气势激扬，意境峭拔，与王粲合称“刘王”，也有人把他同曹植合称“曹刘”，都是针对其作品的气势而言。但他创作的弱点是辞采不够丰富，钟嵘在《诗品》中说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代表作有《赠从弟》三首等。

七子”的创作各有独特的风貌，同时也具有共同特点，这就是“建安风骨”。关于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概括为“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号靖节、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父亲早亡，年少时家境贫困，但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抱有很高的志向。29岁时因“亲老家贫”而走上仕途，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仕途的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者的腐朽堕落，他越来越厌恶官场的生活而向往朴实的大自然。陶渊明任彭泽令时，郡里派遣一个督邮到彭泽，县里的小吏让他束带相见，以表示尊敬，陶渊明一怒之下辞官回家，在职仅80余日。当时一个县令的俸禄相当于五斗米的价钱，陶渊明此次挂冠而去，留给后人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佳话。

话陶渊明留给后人的诗有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文12篇，其中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陶渊明以五言诗见长，他的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的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少有先例的田园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很丰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归田后写的《杂诗》《饮酒》《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归隐田园12年后写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王安石说：“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有诗人以来无此句。”只有心思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但归隐生活并非完全与世隔绝，战乱蔓延、王权更迭的消息不时传来，对此陶渊明仍有关注，《杂诗十二首》中有部分作品就体现了此种心境。

田园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所描写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风格朴素自然，感情真挚深切，其中最有名的是《归园田居五首》。第一首“少无适俗韵”流传最广。他说自己置身官场，好比“羁鸟”和“池鱼”，无时不想念着“旧林”和“故渊”；当他终于见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动人景象时，不由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慰之词，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的诗也描写农家劳动的艰辛，“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而且天灾人祸不断，“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尽管如此，陶渊明从未后悔所选的道路，即使是晚年身体渐衰不堪重负，他仍然说：“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长期的归隐和劳动，使陶渊明对农村生活有深厚的感情，加上时代动荡民不聊生，诗人逐渐产生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他所向往的社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人们自给自足怡然自得，这就是他在《桃花源诗并记》这篇流传千古的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诗人理想的至高境界。

陶渊明的诗，不管是咏怀言志，还是描写田园，都清新自然朴素平实，毫无雕琢之痕，但细细品味，又有无穷的韵味和奇趣蕴涵其中。因此，北宋文学家苏轼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就是说他的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韵。这种诗风是之前所没有的，它开创了中国田园诗派的先河，陶渊明也因此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鼻祖。诗如其人，陶渊明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性情却正直耿介，思想也卓尔不群。他的这种人格魅力，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为封建时代所有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洁身自好的榜样。

 诗    仙

诗仙”指唐代诗人李白。李白（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自唐以来，李白一直被尊为“诗仙”。李白少年时代学习范围很广，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著作和其他一些奇书，喜爱剑术骑射。26岁时东游，10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实，希望为国效力。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揭露批判了玄宗后期的黑暗政治，反映了贤士不遇的悲愤心情，同时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古风》之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南风一扫胡尘净，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这种热忱豪迈的爱国之情贯穿于诗人的一生。流放回来后，他还因安史之乱没有平息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后人评价这些作品“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吴融《禅月集序》）。

李白一生秉性耿直，长年的游历生涯造就了他放浪不羁的性情，所以尽管渴望建功立业，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更不会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正因为有这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豁达心态，诗人下笔时才能神思飞扬、挥洒自如，丝毫不为外物所累。唐玄宗欣赏他的才气，不惜命令高力士为酒醉作诗的李白脱靴，让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研墨。苏轼曾赞美李白说：“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这种气节和胆识历来使人钦佩。

李白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善于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自由解放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来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

他的诗大量运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写山高是“连峰去天不盈尺”，气势磅礴；写雪大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生动鲜明；写悲愁是“白发三千丈”，忧思万缕；写友情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诚挚朴实。平凡的事物在他笔下都染上了情感色彩而变得真挚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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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特别善于运用梦境、神话、传说、幻境等非现实的东西，构成奇异的境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通篇记梦，运用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场景，使人如临其境。奇特的想象使诗中刻画的事物鲜明生动，寓意深刻，从而抒发了跌宕的情感和叱咤风云的气概。

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他的七言古诗尤其有创造性，除七言句外，兼有长短不齐的杂言句，形式自由，便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蜀道难》《远离别》《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具有代表性。李白的绝句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加以提炼，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意蕴深长含蓄。

李白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达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对唐代和后代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李贺，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的高启，清代的龚自珍等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李白的影响，从他的诗中汲取了营养。

“诗圣”指唐代诗人杜甫。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又称杜少陵、杜工部。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杜甫出生在一个有文学传统的家庭，7岁开始学诗，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著名诗人。

诗   圣

杜甫是唐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一生创作了几千首诗歌，后人常    以“李杜”并称。他的诗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      貌，生动记载了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因此被称为“诗史”，杜甫则被尊为“诗圣”。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  独特的风格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其中处处渗透着诗人的真情实感。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诗中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内容丰富，诗人的情感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两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和统一。

唐玄宗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有的陈述政见，如《洗兵马》；有的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如《丽人  行》；有的借寓言讽刺现状，如《凤凰台》《病桔》；有的是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关怀，如《又呈吴郎》等，都是个人的情感与史实相结合。还有不少长篇，或记载国家大事，如《夔州书怀》；或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或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都有着浓厚的抒情成分。

杜甫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拓展了抒怀的领域。“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胡震亨《唐音癸签》）。虽然在杜甫之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融入诗句里是很少见的。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善于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使其得到新的发展。他善于用五言古体诗记述艰苦的旅程、世间万象和人民的疾苦，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抒写豪放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杜甫的五言、七言律诗功力很深，取得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他还将民歌的精华融入绝句中，用来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对绝句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杜甫把写诗看作自己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到死都没有停止创作。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忧民的热情，善于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又有严肃的创作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常自吟”，语言千锤百炼，技法精益求精。这些都使杜诗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杜甫因此成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后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佛”指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王维（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诗中最有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

诗    佛

《汉江临泛》描写浩瀚的江流，《山居秋暝》表现秋山雨后的清新幽远，《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之中溪涧或寺院的幽邃景象，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作有 《赠裴十迪》 《春 中田园作》 《新晴野望 》《渭川田家》 《田家》《淇上田园即事》 《田园乐》等，  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农家生活写得非常和平宁静，将田夫野老刻画成悠闲自得的隐士形象。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从中流露出闲居生活的悠然自得和闲逸洒脱的情趣，以这些诗句来表达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喜爱和向往。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很精致，有如精美的小幅绘画。这些描写隐居生活的诗篇也常有出色的写景片断，如《韦侍郎出居》中的“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 除了山水田园诗，王维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出色的诗篇。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场面壮阔，都很有气势。《陇头吟》《老将行》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游侠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景具有敏锐独特、细致入微的感受。因此，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稍事渲染，就能达到深长悠远的意境，极有画意，耐人寻味。他写景时，不仅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而且动静结合，尤其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的变化。

王维也有一些诗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贬官济州时所作的《济上四贤咏》《寓言》《不遇咏》等，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贤能之士怀才不遇的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一些黑暗面。《洛阳女儿行》《西施咏》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命运的《息夫人》《班婕妤》等，哀婉深沉。这类诗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的意义。

王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五言律诗和五言、七言绝句造诣最高。他写景时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与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淡闲适的心情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他的绝句感情真挚，语言自然，不事雕琢，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媲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被唐代宗誉为“天下文宗”。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传统，对陶渊明清新自然的田园诗也有所汲取。经他和孟浩然等人的努力，盛唐山水田园诗在六朝诗歌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边塞诗派是盛唐时期活跃于诗坛的一个派别，诗歌多描写边塞的风物景色，表现戍边战士的战斗生活。边塞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民歌，到唐代形成高潮。高适、岑参是该派的开创者，此外，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王翰、常建等人。

边  塞  诗  报

高适（702-765年），字达夫，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年时喜爱交游，有侠气，和李白、杜甫结交。。高适的边塞诗大多歌颂战士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也描写从军生活的艰苦及对和平的向往，并揭露军队将领的骄奢淫逸和朝廷的赏罚不明、安边无策，流露出忧国爱民之情。高适的边塞诗感情深挚，笔力雄厚，尤其是七言歌行体， 波澜壮阔，声情并茂。

岑参（约715-770年），南阳（今属河南）人。参是边塞诗派中情绪最激昂、建功立业心情最迫切的诗人，中他写北国的雪景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写塞北的飞沙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写边地的月亮是“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银山碛山馆》）。风格豪放，意境开阔，充满雄奇瑰丽的色彩。岑参边塞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观精神，其艺术特点是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彩绚丽，风格奇峻。

王昌龄（约698——约756年），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等职。与孟浩然、李白有交往。安史之乱时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是盛唐极负名望的诗人，有“诗家夫子”之称，后人将他的七言绝句与李白并称，被誉为“七绝圣手”。

如《从军行》《出塞》等，其中《出塞》被誉为唐代七绝的压卷之作，“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意境开阔明朗，情调激越昂扬，文字精练，音调铿锵。王昌龄的诗流传下来的有180首，是边塞诗派的重要作者。

常建，生卒年、字号均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一生沉沦失意，清贫自守。常建的诗意境清远，语言洗练而自然，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殷《河岳英灵集》评论说：“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代表作主要有《吊望将军墓》《宿王昌龄隐处》等。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驾部员外郎、汝州长史等职。他的七言歌行咏古叹今，风华流丽，最有名的是《凉州词二首》，尤其是第一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悲壮慷慨，以豪放之情写军中生活，是唐代边塞诗中传诵千古的名篇。

李颀（?-约757年），祖籍赵郡（今河北赵县）。曾任新乡县尉，不久后辞官隐居，喜爱炼丹修道。李颀的边塞诗，以豪迈的语调描写塞外景象，有些诗揭露封建帝王开拓边疆穷兵黩武的罪行。著名边塞诗有《塞下曲》《古塞下曲》《古从军行》等，尤其是《古从军行》，思想和艺术价值都很高。

崔颢（?-754年），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曾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从军边塞后，风骨凛然，情感昂扬。《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和《雁门胡人歌》都是名作。最有名的是七律《黄鹤楼》，传说李白读后大为佩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王之涣（688-742年），字季陵，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曾任衡水主簿，后辞官回乡。据野史记载，一次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在旗亭饮酒，遇见一群伶官，三人约定，静听歌伎演唱，看谁的诗被唱得多。不一会儿，王昌龄的诗被唱两首，高适被唱一首。王之涣有点儿沉不住气，指着一位最好的歌伎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轮到这个歌伎演唱时，果然唱了王之涣的《凉州词》，三人击掌大笑。可见当时王之涣的诗受到普遍赞誉，流传也是很广的。王之涣的诗激昂奔放，体现了盛唐时期积极昂扬的社会风貌，《凉州词》和《登鹳雀楼》是代表盛唐诗风的名作。高适曾作诗赞赏王之涣：“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洁。”

盛唐边塞诗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范围，风格上也有所创新，或威武雄壮，或苍凉悲烈，或俊逸峭拔，在唐代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晚唐诗人以及宋代豪放派词人都直接受到边塞诗派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合称。“八大家”最早见于明初朱右编的《八先生文集》。八位文学家并提，是因为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古文是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究对偶声律的散文。魏晋以后骈文盛行，骈文句法整齐，辞藻华丽，形式与内容脱节。“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就是要反对骈文的不良风气，恢复先秦汉代内容充实、长短自由、质朴流畅的散文传统。古文运动最早由韩愈发起，得到柳宗元的响应，他们共同推翻了盘踞文坛六百多年的骈体文。

唐 宋 八 大 家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祖籍昌黎，称韩昌黎。任吏部、刑部侍郎，谥号文公。韩愈提出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 主张尊尚古道、 写作古文，做到“文以载道”；指出学古的用意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强调写文章要做到充实的内容与完美形式的统一，强调文体和语言的革新；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韩愈在创作

他的散文构思严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论佛骨表》《师说》从实际问题着眼，格局严整、层次分明；《杂说》《获麟解》嘲讽社会现象，语气幽默，比喻巧妙，寄寓深长；《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是为友情深厚、志同道合的文学家所作，突出了不同作家的特色，而且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真挚感人。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任礼部员外郎等。古文运动得到柳宗元的积极响应，他重视文学的实际社会功能，强调严肃的写作态度。他的散文很有特色，除政论外，还善于

用寓言来讽刺、抨击丑恶现象，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组成的《三戒》，通过对三种动物的描摹来嘲讽现实，语言犀利生动，篇幅短小但波澜起伏，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古文运动开启了文坛新风气，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宋代欧、苏、曾、王六大家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官至刑部、兵部尚书，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在诗、 文、 词、  赋及经学、史学等方面都有成就，以散文著称。

《朋党论》《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作。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他还提拔了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等散文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为振兴北宋文坛培养了中坚力量。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二年（1057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任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等。苏轼是宋代大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鼓励革新独创，并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辟了新天地。他的政论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叙事文借事寓理，文意含蓄，发人深思；游记不仅描摹真切，而且善于寓情理于景色。叙事纪游的散文艺术价值最高，如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书刘庭式事》等，都是广为传诵的名作。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官至尚书右丞，曾出使契丹，谥号文定。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注重内心修养，更强调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他擅长政论和史论，文章多针对时弊，纵横古今，气势不凡。《六国论》《三国论》等都是名篇。此外，他的赋也很出色。

唐宋“八大家”除了古文成就，在其他方面也往往有所建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是著名诗人或词人。苏轼开创了豪放词派，还擅长书画，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官至宰相。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任实录检讨官等。

王安石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世用”，非常看重文章的实际作用。他最擅长论说文的创作，文章结构严密，分析透彻，措辞大胆又恳切，很有说服力。《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很有名。他的记叙文不重写景状物，而侧重借事说理。抒情祭文语言古朴，情意真挚，很有感染力，以《祭欧阳文忠公文》最为著名。

曾巩很赞同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但他更重视阐发义理。基于这种观点，他的文章自然淳朴，立论精确，论证严密，条理清晰。他擅长议论文和叙事文，代表作有《上欧阳舍人书》《道山亭记》等。

       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轶事，后人称为唐传奇。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萌芽阶段，大多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是记叙人事，如《世说新语》，但只以上层人士的谈吐轶事为题材。这个时期的小说一般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唐传奇产生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内容上除了记述神灵鬼怪，大量作品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的社会画面比过去广阔得多，生活气息也比较浓厚。在艺术形式上， 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 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较演进之迹甚明”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传奇的出现现， 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

唐  传  奇

     唐传奇的发展大概分为三个时期。从唐初到玄宗、肃宗为前期，这是小说从六朝志怪向唐传奇过渡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古镜》《补江总白猿传》《绿衣使者传》等，小说专集有唐临的《冥报记》赵自勤的《定命录》、戴孚的《广异记》等。这时期的作品与六朝志怪小说相比，故事情节比较曲折，描绘较为具体生动，词句也比较华丽，而且市民生活逐渐成为主要素材。这时的传奇，在表现形式和内容题材上都逐步摆脱了志怪小说的传统，向着新的领域展。从唐代宗到文宗时期为唐传奇发展的中期，这是唐传奇的繁荣阶段，作品和名家都很多，一些最优秀的单篇几乎都是在这时产生。从题材上看，这时期的作品大致分为神怪、爱情、历史、侠义等几类，其中有些作品内容交叉，如神怪兼爱情类的题材就很多。

神怪类。讲的是神仙鬼怪的故事，题材虽然沿袭六朝志怪传统，但内容、形式都有新特色。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分别写卢生、淳于棼在梦中位极宰相，权势煊赫，醒时发觉只是一梦，而后幡然醒悟，皈依宗教，主题表现荣华富贵只是虚幻的梦境。题材受南朝志怪小说《焦湖庙祝》的影响，但《焦湖庙祝》只有100多字，叙述简略，而这两篇作品篇幅都比较长，描述委婉细致，把梦境中仕途的起落铺叙得淋漓尽致，反映了当时官场的一些情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历史类。以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为代表。《长恨歌传》写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招致安史之乱，暴露了黑暗的现实。杨贵妃死后，玄宗日夜想念，蜀地道士为此到蓬莱仙山寻访杨贵妃，叙述婉转，富有情致。《东城老父传》写贾昌少年时以善于斗鸡得到玄宗宠爱，声势煊赫。安史之乱后家道败落，依靠佛寺生活，从侧面反映了玄宗后期的荒淫生活。

侠义类。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被盗贼申兰、申春杀害，小娥女扮男装，潜入申家当佣人，最后为亲人报了仇，表现了智勇双全的侠义精神。

沈亚之的《冯燕传》也是这类小说的优秀代表。此外，《柳毅传》中的钱塘君，《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也属于侠义人物，但在全篇中不是主要角色。这类传奇在唐晚期有较大发展。

神怪兼爱情类。沈既济的《任氏传》，写狐精化为任氏，与贫士郑六同居，任氏美艳非凡，善良聪慧，而且能抵御强暴，是《聊斋志异》中狐精故事的先导。李朝威的《柳毅传》，写书生柳毅帮助洞庭龙女脱离困境，几经曲折和龙女结为夫妇，情节离奇，文辞华美，人物性格鲜明，是唐传奇中的杰作。这些作品都是以爱情婚姻为主的人情世态，如果剥去神怪小说的外衣，就是优秀的爱情小说。

爱情类。除了神怪形式的爱情故事外，还有一些作品描写人间爱情。许尧佐的《柳氏传》，写诗人韩翊和柳氏几经动乱离散，最后团圆。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都以世族子弟与妓女的恋爱为题材，有现实意义。唐代士人以娶名门女子为平步青云的阶梯，世族子弟溺爱娼妓只是短暂的风流韵事，反映了森严的等级界限和真挚爱情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两篇传奇的人物性格都鲜明突出，文笔细腻，情节曲折，与《南柯太守传》《柳毅传》等共同标志着唐传奇的艺术高峰。

历史类。以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为代表。《长恨歌传》写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招致安史之乱，暴露了黑暗的现实。杨贵妃死后，玄宗日夜想念，蜀地道士为此到蓬莱仙山寻访杨贵妃，叙述婉转，富有情致。《东城老父传》写贾昌少年时以善于斗鸡得到玄宗宠爱，声势煊赫。安史之乱后家道败落，依靠佛寺生活，从侧面反映了玄宗后期的荒淫生活，但文采不及《长恨歌传》。

侠义类。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被盗贼申兰、申春杀害，小娥女扮男装，潜入申家当佣人，最后为亲人报了仇，表现了智勇双全的侠义精神。沈亚之的《冯燕传》也是这类小说的优秀代表。此外，《柳毅传》中的钱塘君，《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也属于侠义人物，但在全篇中不是主要角色。这类传奇在唐晚期有较大发展。

从唐文宗到唐末为唐传奇发展后期。这时较好的单篇是薛调的《无双传》、无名氏的《灵应传》《东阳夜怪录》等。传奇专集大量出现，较著名的有牛僧孺的《玄怪传》、郑还古的《博异志》、薛用弱的《集异记》、裴！的《传奇》等。由于专集大量产生，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以前，但多数记述神怪，篇幅短小，叙事简略，与六朝志怪小说接近，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中期作品。

唐传奇对后世影响极大。传奇体成为宋代以后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样式，对白话短篇小说也有明显影响，很多题材和人物被采用。传奇已经有明显的类别区分，这对后来的志怪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小说、历史小说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传奇的题材、故事还影响了戏曲和讲唱文学，成为戏曲的创作宝库之一。

“南戏”是出现于宋代的戏曲样式，又称“南曲戏文”。因其产生于浙江的温州以及福建的泉州、福州一带，也可以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杂剧”。

南戏萌发于南方温州等地民间的“村坊小曲”，当时为歌舞小戏，戏剧结构简单，出场角色也只有三四个人物。后来由于市民阶级的壮大和他们的文化需求，歌舞小戏很快被吸收到城市中。在进入城市之后，南戏受到宫调、宋杂剧、宋词演唱艺术的影响，得到很大提高。同时元代南方的繁荣经济吸引了大量北方人南下，也为南方带来了北方杂剧，南北艺术有了一定的交流和融合，南戏也吸收了北方杂剧中的艺术成就，用来丰富、提高自己，逐步走向成熟。到元末明初，由于南戏在南方各大城市及北方大都市的广泛流传，兴起了海盐、余姚、弋阳、昆山以及闽南多种声腔。南戏的体制比较自由灵活，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可长可短，没有严格的宫调要求。通常第一出叫作“题目开场”，用诗或曲交代作者的创作构思，叙述故事大纲；从第二场开始为正戏，而且之后的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即下场诗，可由任何角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角色分念或合念。

南戏采用的音乐为南曲，南曲的曲调由引子、过曲、尾声三大部分组成，曲韵受到南方方言的声调影响，所以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区别。

南戏的角色可分为生、旦、净、末、丑、外、贴7种，其中生、旦为主角，其他为配角。生、旦分别为戏中的男、女主角；净、末、丑的特征基本相同，扮演插科打诨之类的人物；外或末扮演的是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贴即贴旦，在戏中扮演次要的女子角色。

由于南戏的剧本作者即“书会”成员大多生活在社会的下层，所以他们写出的作品多为揭露社会黑暗，打击封建阶级，表达出劳动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愿望。如《王魁》《赵贞女蔡二郎》《三负心陈叔文》《李勉负心》等剧都大力抨击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而且最后他们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借以表达人民的爱憎之情。南戏剧本还歌颂自由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反映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渴望。如《司马相如提桥记》《祝英台》《崔莺莺西厢记》等剧都利用男女主角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传达出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对于婚姻自由的强烈要求。

马致远（约1250——约1321年），号东篱，大都（今北京）人。曾任浙江行省务官，晚年退隐山林。马致远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他的杂剧《汉宫秋》最有影响。作品取材于汉代王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揭露了帝王的昏庸，抨击了朝中文武大臣在侵略者面前的怯懦无能，成功地塑造了王昭君这一爱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汉宫秋》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结构紧凑，抒情色彩浓烈，词曲苍凉幽深，贴切地表达了人物的心情。此外，他的《荐福碑》《三醉岳阳楼》《三度任风子》等剧反映了当时官场的黑暗。马致远散曲的成就在元代作家中是最高的，他的散曲声调和谐优美，语言清新豪爽，开辟了与诗、词不同的曲的境界。小令《天净沙·秋思》，以凝练的笔法，赋予秋天的景色以萧瑟苍凉的情调，烘托出天涯游子的凄凉心情。套曲《夜行船·秋思》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对污浊现实的愤慨，有很高的艺术技巧。此外《寿阳曲·远浦归帆》《寿阳曲·山市晴岚》等也很有特色。

关汉卿（1220-1300年），大都（今北京）人，关汉卿是元代前期杂剧界的领袖人物。《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明代臧晋叔《元曲选》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还和当时的杂剧家、散曲家和戏曲演员

交往亲密，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的剧作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是元代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一面镜子。《窦娥冤》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鲁斋郎》《望江亭》《蝴蝶梦》等剧作同样揭示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反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揭露社会黑暗的同时，关汉卿还塑造了一批鲜明的正面形象，尤其以下层妇女的形象最为突出。《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计儿，《调风月》中的燕燕，这些人物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他还写过不少著名的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汉卿的杂剧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一个高峰，在塑造人物形象、处理戏剧冲突、运用戏曲语言等多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他是我国第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家。此外，他的散曲也非常出色，在元散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元散曲中不可多得的名篇。

白朴（1226-1306年），字仁甫，号兰谷，釽州（今山西河曲县）人。白朴自幼聪慧，喜爱诗词曲赋，终生没有参政任职。他的杂剧《梧桐雨》取材于唐代陈鸿《长恨歌传》。全剧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及唐朝由盛到衰的过程，结构层次严谨，词曲华美，富有诗意。最后一折以唐玄宗听雨打梧桐声结尾，渲染悲剧气氛，衬托唐玄宗凄凉的内心世界， 非常成功。该剧对洪癉的 《 长生殿 》 影响很大。《 墙头马上 》是白朴的另外一部杰作， 取材于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塑造了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男女青年形象，  尤其是李千金的形象，  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 白朴的词风格清丽， 《沉醉东风·渔夫》 《寄生草·劝饮》《天净沙·春、夏、秋、冬》等，清俊高远，情景交融。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曾任杭州路吏。郑光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倩女离魂》，取材于唐代传奇《离魂记》。剧中王文举与张倩女经父母指腹为婚，倩女的母亲因为文举没有功名，不许二人完婚。文举赴京应试，倩女魂魄相随。文举得官后二人同返故里。倩女灵魂和身体合一，与文举成亲。全剧塑造了一个敢于违背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抒情气氛浓厚，心理刻画细致，文笔流畅，婉转动人，对汤显祖的《牡丹亭》有一定的影响。此外郑光祖还著有《翰林风月》《王粲登楼》等剧。郑光祖的散曲讲究辞藻格律，风格典雅，有一定的艺术成就。

元曲除了“四大家”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著名的杂剧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杨显之的《潇湘雨》等。散曲也有很多优秀作品，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雎景臣的《高祖还乡》、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等。他们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共同把元曲推向元代文学之冠的地位，也对后世的小说、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产生了影响。

戏剧活化石：昆曲

昆曲，又称“昆剧”，清代以前被人们称为“昆山腔”或者“昆腔”，清代之后才被称为“昆曲”，有着400余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昆曲产生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的江苏昆山，所以又被称为“昆山腔”。北曲的清唱家魏良辅来到吴中，在原昆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北曲中的一些唱法，吸收了海盐腔、余姚腔的优点，在张野塘、谢林泉等民间艺术家的协助下，经过很大的努力，终于建立起昆山腔清新婉转的新腔，但仍然只是清唱。后来梁辰鱼将以西施为主要人物的《浣纱记》改写成剧本，把传奇文学、新的声腔及音乐、表演艺术综合在一起，第一次把昆曲由清唱搬上了舞台，成为戏剧，昆曲也开始走向成熟。

明万历初年，昆曲很快流传到江苏、浙江等地，并进入北京成为宫中大戏。从此，昆曲进入了繁盛时期，优秀的剧作家、新作品不断涌现，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演员的表演艺术也日趋成熟，行当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将以前演出全本传奇的形式改为演出折子戏，使昆曲的演出变得活泼生动。同时，它还与当时流行的弋阳腔进行频繁的交流，吸收了说唱、舞蹈等艺术以丰富昆曲的演出形式。戏曲理论研究随着昆曲的兴盛也得到了日益繁荣。

昆曲的主要特点是曲调缠绵婉转，表演优美动人，抒情性强。昆曲音乐所使用的曲牌有1000多种，属于联曲体结构，在南曲的基础上并用北曲的套数；以曲笛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并辅以笙、萧、琵琶等；唱腔上注意声音的控制，讲究节奏的抑扬顿挫。行当分工细致，净分大面、白面、二面、小面，旦分老旦、正旦、作旦、刺杀旦、五旦、六旦、耳朵旦等，并且在表演上各自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昆曲被人们称为“戏剧的活化石”，在中国戏曲史、音乐史、文学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国剧：京 剧

京剧有近200年的历史，是我国影 响 最大，最 具 有代表性的剧种，因此又被人们称为“国剧”。曾经有乱弹、京簧、京二簧、皮簧、二

簧、大戏、平剧、京戏等名称，最后才改称为京剧。京剧虽以“京”字命名，但是原产地却不是北京，它的前身是南方的徽调。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是乾隆皇帝八旬大寿，整个王朝都在筹备庆典，各地官员也竞相献礼。浙江盐务大臣征召了在南方深受人们欢迎的著名徽班“三庆班”入京为皇帝祝寿。自此之后，许多徽班也陆续来到北京，受到北京观众的喜爱，逐渐取代了昆曲和京腔的位置。

徽调传入北京不久，乾隆末年，汉调也进入北京。汉调的主要声腔是西皮和二簧，原本是流行于湖北一带的地方戏曲，而且与徽调已经有了一定的交流，汉戏演员进入北京之后也直接搭入徽班进行表演。汉戏的皮簧腔极大地丰富了徽班的声腔曲调，提高了演员的水平，使徽班的演出逐渐变成以皮簧腔为

主，又具有徽调特点的新音乐形式，并将“中原音韵”融入了一些北京字音，统一为徽班演出的标准，在唱念的四声调上则继续沿用了部分湖北地方语言的声调。这样，汉调和徽调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为京剧的产生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京剧的表演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包括唱、念、做、打四个方面。唱就是演唱。念，即念白，念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具有音乐性的舞台语言，能够简明地表达思想内容。念白又分为“京白”和“韵白”两种，京白是经过北京话加工而成，声调起伏较为夸张，具有干净、利落的特点，一般是剧中身份低的人使用，比如花旦、丑角等都念京白。“韵白”是在安徽话、湖北话的基础上加工形成，音乐性强，节奏、声调更为夸张，京剧中比较文雅的人，如老生、青衣、花脸等都念韵白。做，指舞蹈，或者日常动作的舞蹈化，包括身段、眼神等。打，指京剧中武术、杂技的舞蹈化，往往用来表现战斗或竞技的情景。

另外，京剧还是一门虚拟性的艺术，它的表演时间、空间是非常自由的，不受实际生活的限制，舞台上人物的动作、环境都是虚拟的，需要观众在欣赏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四部划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这四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宝库中占据着最为显赫的地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亦代表着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高文学成就。自问世以来即受到广大人民

群众的真心热爱。其思想性、艺术性均受到古往今来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史学家的高度评价与赞扬。其精彩篇章至今仍是大、中、小学课堂中的经典教材，成为每一位华夏子孙最为耳熟能详的珍贵文学遗产。

作者曹雪芹，清代小说家，名瞮，字梦阮，雪芹是其号。《红楼梦》也叫《石头记》《金玉缘》，长篇小说共120回。一般认为前80回是曹雪芹所作，后40回是高鹗所续。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了贾府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中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的悲剧命运，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和历史趋势。这部小说规模宏大，包罗万象，结构严谨，语言优美生动，塑造了众多的典型艺术形象，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巅峰！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

作者吴承恩，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怀安山阳（江苏淮安）人。《西游记》规模宏伟，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想象极其丰富，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瑰宝。《西游记》的故事来自于唐太宗贞

观年间，僧人玄奘历尽艰难险阻，到印度取经的真实事迹。唐僧取经的故事，600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无数人的创造、取舍、增删、修改、加工，吴承恩成了最后的集大成者。全书共100回，41个故事。

有人赞誉道：“《西游记》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书，一部妙文”，“其思想之宏阔奇伟，实令人叹服”。鲁迅亦曾道：“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

《西游记》中最迷人的人物当属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上天入地，独来独往，是那么的率性而为、至情至性和无拘无束，代表了人类精神中最自由和顽皮的部分，也成为无数人理想的象征和寄托。西行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以及一路上的神奇怪异，动人心魄的神魔冲突，反映了取经过程中遭受的磨难和极致的艰辛。“真经”已成了“成功”和“目标”的象征。人们关注着“八十一难”的过程，是因为这一系列的磨折与“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中国式心灵开始了共同的脉动。

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江湖豪客传》。根据宋金元时期宋江起义的故事加工编成话本，200多年后，施耐庵根据话本、民间故事、戏曲写出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在我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水浒传》对封建社会的一切几乎都有涉及，医卜星相、勾栏瓦舍、吹拉弹唱等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北宋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风俗画卷，清代著名小说理论家金圣叹说“别的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百看不厌……”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塑造了一批啸聚江湖、仗义行侠的绿林好汉的独特性格和各人被逼上梁山的成长道路。108个英雄好汉，每人有每人的语言，通过这些语言，人物的迥异性格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李逵的心粗胆大、率直忠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通过他们的语言，无不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全书大故事套小故事，长篇中蕴涵短篇，至今仍然影响着众多文艺作品。小说语言生动活泼，高潮迭起，可读性极强，是中国长篇侠义小说的鼻祖，明清侠义小说，以及当代武侠小说，都可以看到《水浒传》的影响。

作者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名本，字贯中，杭州人，祖籍太原。《三国演义》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

义小说。《三国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相互斗争为主要题材，将三国历史、杂记、趣闻轶事、野史小说和民间传说等丰富资料，经融合裁剪、重新创造，撰成了规模宏大、充满谋略和智慧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这本奇书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生动地再现了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为止近一个世纪（184-28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构思之雄伟、活动场面之广阔、人物形象之鲜明、艺术水准之高，在世界古典小说中均无以伦比。

几百年来，它差不多被我们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地不停流传、阅读，可以说《三国演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个角落。桃园结义、凤仪亭、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等精彩故事，脍炙人口，令人爱不释手。《三国》可以治国，可以明世，可以修身，可以知兵法，可以知仁义，可以经商，可以体道，可以学诗作赋，可以善辩，可以明历史之潮流……一部《三国》，可谓囊括万千，精义深奥。

《三国演义》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时期。从嘉靖以后，小说得到迅速发展，创作十分繁荣。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开始大量出现，从技巧上看，无论是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刻画，都比前代更加成熟精湛；从题材上看，取材范围以及反映的社会画面也比以前广阔。从明代开始，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才充分显示出它

的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对文学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地位。艳情小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是明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艳情小说又称世情小说、闺情小说、言情小说，一般以家庭生活为题材，讲述人情世态，反映社会现实。鲁迅先生说艳情小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亦谓之‘世情书’也”（《中国小说史略》）。艳情小说的出现，有其社会原因。明朝建立百年左右，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工商业得到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要求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通俗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此外，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唐代的全盛之后，从宋代开始，实际上已经在逐步走向衰微。到明代更是强弩之末，表面的繁荣兴盛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伦理道德，都在逐步走上末世的道路，社会风气衰颓堕落，淫荡之风甚嚣尘上。这些都是艳情小说产生的客观历史环境，同时也是它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之一。

《金瓶梅》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姓名和生平无从考证。故事题材来源于《水浒传》，由其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共100回。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的发迹、暴亡为主线，演述西门庆的罪恶历史和污秽的家庭生活，并由此扩展开来，以写实的手法，对明代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作了真实细腻的描写，从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寡廉鲜耻、荒淫无度，刻画极其深刻。作品人物众多，反映了当时城镇生活的广阔画面。不少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如西门庆的狠毒骄横，潘金莲的淫荡泼辣，吴月娘的和顺庸弱，李瓶儿的温柔精细，应伯爵的厚颜无耻等，都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全书结构严谨，把纷繁复杂的故事组织得条理分明。语言明快爽朗，通俗易懂，这些优点向来为人们所称道。但作者对被剥削、被侮辱的人物很少表示同情，对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很少表示憎恶和谴责，甚至对于受苦受难的弱小者，特别是被欺凌作践的妇女，还时常加以嘲弄。

《金瓶梅》对后世影响很大。它的出现表明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历史故事的束缚，转向现实题材。它对日常生活所作细致的描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金瓶梅》之后的艳情小说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在世情描绘中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如明末出现的《醒世姻缘传》就是这类作品；另一种则是演化为才子佳人小说，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然后经过一段曲折，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这些作品思想艺术大都很平庸低下，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平山冷燕》等属于这一类。清代艳情小说得到发展，污浊淫秽的内容得到一定的节制，但一直到《红楼梦》问世，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才真正得到提高和升华。

清末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晚清小说流派，这个流派是在1900年以后繁盛起来的。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内政反动腐朽，外交软弱无能，使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具有不同程度改良思想的作家们纷纷通过创作小说来抨击政府，揭露时弊，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从而形成谴责小说流派。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

清末谴责小说在内容上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题材广泛，包括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描写官场最为普遍。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讽刺小说的传统，以极度夸张和漫画化的手法，大力抨击黑暗现实。在结构上，一般采用断续连载的长篇形式。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有李嘉宝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四人被誉为清末四大小说家，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李宝嘉和《官场现形记》。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常州人。李宝嘉曾在上海编撰《指南报》，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绣像小说》。李宝嘉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他还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官场现形记》以官场为

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和统治集团的腐朽，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它的问世促进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本质的认识，并掀起了谴责小说的创作高潮。作者大量运用夸张手法，文笔生动，但人物缺少典型性，描写过于渲染夸张，措辞也较浮浅。

吴沃尧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1866-1910年），字小允，号茧人，广东佛山人。曾主笔《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主编《月月小说》，创办过学校。吴沃尧痛恨清政府的腐朽、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憎恨惧洋媚外思想，主张开化、进步和维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为线索，通过主人公20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

揭露了从1884年中法战争到1905年左右清末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作品写了200来件“怪现状”，除官场外，还包括商场、洋场等，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风尚、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但由于题材庞杂，结构显得松散。

刘鹗和《老残游记》。刘鹗（1857-1909年），字铁云，江苏镇江人。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等实际学问，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人。曾协助官员治理黄河，在总理衙门任职，参与外商对华贸易和近代实业，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曾赈济灾民。反对苛政扰民，主张创办实业，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走向富强，属于洋务运动的务实派。

《老残游记》描写一个被人称为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所谓“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作品反映的主要是山东境内的事件，但使人从中看到了封建官吏肆意虐杀百姓，在中华大地上造起一座人间地狱。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老残游记》在语言运用方面有独特成就，尤其是写景和人物刻画，自然逼真。

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小说

20世纪初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潮的大量输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些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出现了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运

动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涉及文化思想、政治制度、文学革命、科学与民主等各个层面，其中，文学革命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革命是1917年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发起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标志着文学革命的开端，这篇文章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并依据历史进化的眼光，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相接近，提倡白话文。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文学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反对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口号。《新青年》的主张反映了反对虚伪艰涩的封建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得到文学青年的响应。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日益体现出鲜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

鲁迅于1918年年初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置身于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旧礼教和旧文学的斗争中。同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描写一个因患迫害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把对社会生活的清醒认识和狂人特有的内心感受杂糅在一起，深刻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人性的毒害，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这是鲁迅彻底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文学战斗史上新的开端。

接着，鲁迅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后来编成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呐喊》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逐渐凋敝的农村和市镇的面貌，塑造了没落知识分子、城市贫民、人力车夫、被压迫农民等形象，鞭笞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揭露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时代弊病。最早对鲁迅小说进行研究的是

茅盾，他在1923年10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从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给予鲁迅小说极高的评价，认为《呐喊》第一次有力地攻击、怒骂了中国传统的旧礼教，体现出巨大的战斗力，并且创造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

1926年，鲁迅出版了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彷徨》，收入《祝福》《伤逝》等11篇作品。《彷徨》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比较集中地描写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奋斗和理想的破灭。与《呐喊》相比，《彷徨》较多地流露出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他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却是同样清醒和深刻的。

在艺术技巧上，《彷徨》对小说形式的掌握，以及人物形象的描绘，都比以前圆熟。

另一方面又大胆地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历史题材中注入强烈的爱憎和理想。在塑造反面形象上，鲁迅大胆地吸收现代生活的某些典型细节，充分发挥他在杂文里经常运用的漫画化手法，有力地突出作品的现实批判性；正面形象则凝聚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战斗传统，使作品闪烁着乐观主义的光彩。

鲁迅的小说使中国文学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要求对国民性进行改造的作家。他首先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首先提出启发农民等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同时，还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他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未曾达到的。在表现手法上，鲁迅善于从现实中粹取种种人物的特征来塑造典型形象，并运用画龙点睛和白描的手法来加以刻画。他的艺术语言十分精炼，对话简短却很传神，描写真实、

朴素，不借助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以平易近人的生活场面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鲁迅的小说显示出一种冷峻而深刻的风格特征，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鲁迅本人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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