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活动第6期

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

活动专题

2020年第07期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

活动专题

2020年第06期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青春挥洒在“三农”路上主题交流活动自开展以来，得到了中心广大青年同志的积极响应，大家结合农业农村发展重点任务和农技推广业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进行了有系统、有深度的思考，撰写了有思想、有见地的报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积极建言献策、贡献青春智慧。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纸笔书写青春。2020年已成功发行了4期线上电子刊物，包括1期春节回乡调研报告和3期最美家书集锦，展现了农技青年的风采。经过精心筹备，5-7期电子刊物现已汇编成册，主要收录了我中心2020年在部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活动中获奖的17篇文章，每篇报告都绽放着青春色彩，每行文字都散发着泥土气息，既有对现实状况的调查反映，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系统分析；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有对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现把这些新感悟、新观点、新思路分享大家。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新年伊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广大青年干部再接再厉，坚守“一懂两爱”三农人的初心，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卷首语

2021年1月

目录

严守耕地红线 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对部分地区占用耕地种树影响粮食产能的分析思考

挂图作战 让幺蛾子无处遁形

    ——草地贪夜蛾防控攻坚战启示

数据解析产检调检 研判谋划工作重点

    ——2018年我国农业植物产地建议和调运情况分析

对植保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思考

优化粮食标准体系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新形势下基层植物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植物检疫工作实践为例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问题，多次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粮食生产和需求遭到全面冲击，纷纷出台措施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个别国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加剧全球粮食危机恐慌。当前形势下，最能切实体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真理的重要性。

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我国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的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保证充足的耕地数量和谷物种植面积，多措并举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但近年来，部分地区相继出现良田“种树风”，严重触及了耕地红线，削弱了农田粮食产能，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对部分地区占用耕地种树影响粮食产能的分析思考

陈广锋

因农民种粮比较效益显著降低，个别地区农田种树行为频发多发，形式多样，大肆挤占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农田。结合实地调查和文献调研，初步总结占耕地种树种树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超宽建设道路绿化带。通过对一些区域明察暗访，发现各地高速铁路、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县乡道路两侧多数超宽建设绿化带。经现场测量，单侧绿化带宽50—500米，平均200米左右，远超国发明电〔2004〕1号文件中“道路沿线是耕地的，道路用地范围以外每侧绿化带宽度不得超过5米”的规定。二是分批种树侵占农田。由于地方政府每年都制定国土绿化方案，下发植树造林任务，很多会在原绿化带外继续种树，导致道路两旁绿化带不断拓宽，呈现出“老年树”、“中青年树”“青少年树”分层现象。除“青少年树”现为林粮间作外，其余树下均已不能种植其他作物。三是流转耕地种植苗

木。苗圃商、园林绿化公司大面积流转农户土地，受比较利益驱动并不种植粮食作物，而种植栾树、白蜡、松柏等名贵绿化苗木的不在少数。河北省某县流转2.2万亩耕地，在廊沧高速、世纪大道两侧种植泡桐、杨树、美国红枫等园林绿化苗木。四是农户自发种树。因劳动力老龄化或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中缺少劳动力，结合种粮比较效益低，不少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为避免撂荒而在自家农田改种树木，一般为杨树、垂柳等树种。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国耕地数量少、质量普遍不高，中低等耕地的面积超七成，粮食生产压力大。占用耕地大面积种树，必然挤占种粮资源，制约粮食产能，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第一，触碰耕地红线。破坏耕地质量。树木根系普遍发达，掠夺式消耗土壤养分，严重降低土壤肥力。研究表明，桉树种植3年后，土壤有机质较未种树地块下降12.6%。种植草坪草皮，

每次销售会剥离表层土壤3-5厘米，对土壤结构、肥力破坏巨大。减少耕地数量。耕地种树造林后，一般地类并未调整，账面上耕地数量未减少，但实际种粮的耕地数量却在萎缩。以河北省为例，2018年底该省高速公路总里程7279公里，假设道路沿线每侧绿化带宽100米，仅此一项占地218万亩，约为两个农业大县的耕地面积。耕地种树造林后，一般地类并未调整，账面上耕地数量未减少，但实际种粮的耕地数量却在萎缩。以河北省为例，2018年底该省高速公路总里程7279公里，假设道路沿线每侧绿化带宽100米，仅此一项占地218万亩，约为两个农业大县的耕地面积。

第二，威胁粮食安全。降低粮食总产。部分平原地区“不得己”占粮田种树，减少了种粮面积，有的占用优质耕地后，虽然数量上实现占补平衡，但存在“以次补好”“以远补近”，耕地产粮能力大打折扣，影响粮食总产。影响粮食单产。粮食单产提升的基础在于耕地质量，种树对耕地质量

第三，引发其他矛盾。加剧用水矛盾。部分绿化树种蒸发量和耗水量远大于粮食作物，加剧了农业用水矛盾。据专家测算，种植杨树每亩耗水量超小麦150方以上，被农民称作“田间抽水机”。激发群众矛盾。部分基层政府有时不和农民打招呼，就强行在农田挖坑种树，然后再与农民签订流转合同，易导致农民产生怨言。另外，树木会与周边农田农作物生长形成竞争关系，导致邻里之间产生矛盾。

2004年国务院就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国发明电〔2004〕1号），但近年来占用耕地种树造林现象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中既有行政推动，又有利益驱动等多方面原因。

  

破坏严重，即使后期复垦，也难以恢复初期生产水平。因树木争抢光温、水肥等资源，前期可降低同（或临近）地块粮食单产20%-50%，后期种树地块则完全不能种粮。

占用耕地种树原因分析

（一）红线意识不强，地方政府行政推动。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面前，地方政府严守耕地红线的底线思维不够。省级政府会制定国土绿化行动意见和实施方案，下发计划指标，并进行业绩考核。地方县市为完成考核，争创“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县”等荣誉，把打造林业大县、生态大市确定为发展战略，年造林计划动辄数万亩，丘陵坡地可“宜林则林”，但平原地区则不可避免地会占用耕地资源，甚至是永久基本农田。

（二）种粮比较效益低，农户受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种树造林绿化工作。如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两旁建设绿化带，政府一般每年每亩补贴农户占地费1000—1500元，一次性补偿青苗费每亩300—1200元，这些高额补贴是农户同意种树的主要原因。有的政府还免费提供树苗，农户种植后树权归个人所有，和种粮相比，增加了农户净收入。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坚决遏制占用耕地非法种树行为，坚持农地姓农原则，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是提高站位，严守粮食安全底线。强化思想认识。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保障粮食安全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压实属地责任。严格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

（三）市场旺盛需求，社会资本强势流入。各地庞大的造林绿化催生了巨大的苗木需求，带动了苗圃种植和销售，一些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利用其中商机，纷纷加入，流转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苗木。有的经营主体甚至是具有政府背景的第三方公司，整体流转村内土地建苗圃，参与政府绿化造林项目获得高收益，加剧了耕地“非粮化”“非农化”趋势。

制止耕地种树保障粮食安全有关建议

二是多措并举，鼓足粮食生产干劲。做好政策支持。对产粮大县提高财政奖补力度和倾斜惠农政策，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建好基础设施。尤其是对地力较差、交通不便、灌排不畅等区域升级改造，创造良好的耕种条件，使农民便于种粮。搞好利益保障。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加大保险支持力度，对多种粮者优先支持，使农民乐于种粮。

法》，细化粮食生产方案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

三是从严从实，扎紧耕地保护“篱笆”。完善条例法规。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相关法规标准的完善修订，明确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处罚措施，增强震慑力度。形成监测预警。利用卫星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形成耕地利用监测调度报送制度，建立耕地利用台账。加强使用监管。及时掌握耕地利用状况，特别是规模化流转耕地的使用动态，严禁建厂房、种草坪草皮等破坏耕作层行为。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作者：陈广锋 节水农业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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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娟 刘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虫口夺粮、减损保产，是端牢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的重要举措。面对我国年均发生面积达65亿亩次、威胁六分之一粮食总产的农作物病虫害，如何有效监控、降低损失、保障安全？关键在于抓罪魁祸首、循科学之法、行长久之策。

迁飞性害虫是对我国农作物生产安全威胁最大的有害生物种类。据统计，2006—2015年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上由于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位居前5位的，有4个是迁飞性害虫。2019年，FAO全球预警的跨境迁飞害虫草地贪夜蛾入侵我国并成功定殖，成为又一个北迁南回、周年为害的农业害虫，形成对玉米、小麦等粮食生产安全的又一重大威胁。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条例》，将包括草地贪夜蛾在内的6种（类）重大迁飞性害虫列为国家层面统一管理的一类病虫害。因此，“迁飞性害虫能否得到有效治理”这一问题，密切关系着稳粮保供、国泰民安的发展大局，也考验着植保系统“虫口夺粮保丰收”的履责能力。

为破解迁飞性害虫治理中“来去无踪、落地成灾”的难题，我国植保工作者进行了长期、系统、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通过越冬基地勘查、飞行行为测定、迁飞通道诱捕、标记-释放-回收等方法，基本明确了迁飞性害虫随东亚季风春季北迁、秋季南回的周年为害规律，建立和发展了异地测报技术和分区治理策略。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仍以小农户为主，一家一户、乃至某一地区或局部生态区域，难以准确把握迁飞性害虫的复杂行迹，难以应对其随时随地暴发成灾的重大威胁，亟需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胜策略和硬招、实招。

作为“虫口夺粮保丰收”的见证者、参与者、

一、挂图作战，计于前，谋划层层布防的“总方略”

行军打仗，讲究运筹帷幄；挂图作战，首在谋篇布局。在迁飞性害虫监控这场战役中，应针对其随东亚季风迁飞扩散的基本规律和发展动向，高屋建瓴、顶层设计，以害虫发生的不同生态区科学划分“战区”，以迁飞通道上的推进路径合理设置“防线”，层层布防、把控全局。

以草地贪夜蛾为例，从虫源分布看，西南华南地区既是境外虫源入侵的“要塞口”，又是国内虫源周年繁殖的“虫窝子”，应设为第一道防线；从地形和风场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跨区迁飞受到高大山脉的阻隔作用和东亚季风的环流影响，应根据其世代推进的北上进程，在由西南向东北的大致方向上，选择沿平原及山间河谷通

在“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中，既要各地落实好属地责任，管理好、守备好自己的“领地”，又要国家统一协调，组织好、运用好满盘的“棋子”，以关键区域、重要环节的有效监控，最大限度争取全局的主动，做到分而不散、统而治之。

下一步，我们必需开足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加燃试验示范的“淬火炉”，进一步钻研开发以性诱特异性为基础的害虫自动计数监测系统、以图像识别技术为基础的自动虫情测报灯，以及高空测报灯、昆虫雷达，将其锻造为值守布控网点、实现有效监控的“神兵利器”。

性诱和灯诱技术是地面监测的主要手段之一。未来需继续提高诱芯的专一性、排除非靶标昆虫干扰，重点突破重复计数难题、提高自动计数准确性，丰富灯下害虫样本资料库、提升图像自动识别准确率，实现虫情数据自动采集、远程传输和汇总分析。

在高空测报灯应用中，需致力研发出不同种类迁飞性害虫的特异性诱集光谱，减轻收虫、分虫、数虫任务，减少对中性和天敌昆虫的诱杀，提高对靶标害虫的针对性和诱捕效率，从而更好把握高空迁飞的害虫种群动态。

程度有限，仍需依赖人工查虫计数，准确性和工作效率亟待提高。

昆虫雷达是一项前瞻性技术。需不断积累空中目标种群密度、平均移动速度、平均移动方向等昆虫雷达信息数据库，提取靶标害虫体重、体宽、体长、振翅频率、飞行高度等参数，着力开发种类识别计算模型。在自动识别种类的基础上，可探索组建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预警网络，综合利用雷达监测数据、大气环流和风场数据以及轨迹推演模型，实现迁飞路径的数值化预测和精准化定位。雷达网、高空测报灯的大范围联合监测，结合虫情测报灯和性诱捕器的小范围多点监测，将充分发挥精准定位定量成虫迁移动态的作用，真正成为看牢迁飞性害虫的空中“千里眼”、降落“神算子”和地面“报警器”。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前线“敌情”遍布八方。要执行挂图作战聚点成网、融会贯通的战略意图，必须构建信息流通的调度平台，确保虫情动态和决策部署的“上行下达”。

草地贪夜蛾发生信息调度，开创了我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史上强度最大、频次最密、精度最高的先例，同时也是传递最迅速、流通最顺畅、运作最有效的典范。草地贪夜蛾入侵之后，立即设计、启用专项报表，在各地的全力配合之下，将“首次发现当日报告、发生防治信息一周两报”制度，真正转变为“见之能报、报之能用、用之能胜”的虫情信息。草地贪夜蛾在我国定殖以后，建立完善发生防治信息调度平台，实现了实时跟踪、综合调度、直观展示等功能，并继续开发逐月逐周滚动的GIS地图展示、发生区域年度直观对比、传播扩散路径动态推演等模块，着手开发移动端填报和虫情展示的软件，从而为决策指挥提供准确、丰富、全面的大数据支撑。

“虫情不停歇，信息不离线”。我们要以草地贪夜蛾发生防治信息调度平台为先导，建立迁飞性害虫信息高速通路和处理中枢，真正在“挂图作战”时，做到既通达支点、体察前线烽烟，

谋者千虑，终归一行；挂图作战，重在运用。迁飞性害虫监控作战图，需高悬在行政决策的帷幕前，纵横捭阖、指挥全局；需内置于植保体系的心目中，上下联动、依图出战；需体现于前线阵地的行动上，令则必出、出则必胜。

在草地贪夜蛾防控攻坚战中，从西南边境监测第一时间截获，到周年繁殖区、迁飞过渡区、重点防范区步步设防，再到北方玉米主产区转危为安，随着一张监控作战图的铺展，聚点而成线，控线而保面，晓敌情而通全网，明路径而揽总局，成功实施了一次察敌于阡陌之间、御敌于千里之外的经典之作，充分彰显了这一战略战术在迁飞性害虫监控中的制胜作用和深远意义。

我们要站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维系人民基本福祉、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度，将草地贪夜蛾“挂图作战”的成功经验，上升成为迁飞性害

又纵横千里、总揽防控大局。

在草地贪夜蛾防控攻坚战中，从西南边境监测第一时间截获，到周年繁殖区、迁飞过渡区、重点防范区步步设防，再到北方玉米主产区转危为安，随着一张监控作战图的铺展，聚点而成线，控线而保面，晓敌情而通全网，明路径而揽总局，成功实施了一次察敌于阡陌之间、御敌于千里之外的经典之作，充分彰显了这一战略战术在迁飞性害虫监控中的制胜作用和深远意义。

虫监控的制度化安排，夺取“虫口夺粮保丰收”的长久稳定胜利。置于植保体系的心目中，上下联动、依图出战；需体现于前线阵地的行动上，令则必出、出则必胜。

作者：曾娟 病虫害测报处

作者：刘杰 病虫害测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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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收集整理了2018年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数据，分别从月度情况、分省（区、市）情况、主要农作物情况等方面，解析2018年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基本情况，为我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研究和管理提供参考支撑。

王晓亮 

2018年全年共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54988份，总面积186.21万hm2，种子总产量1487.87万t，苗木228.11亿株，共有申请单位和个人8349个，涉及1003种作物、92014个品种（表1）。产地检疫工作集中在下半年，签发数量峰值为8-11月，占总签发量的63%，并呈现“金九银十”趋势，9、10两个月占全年的39%。同时，9、10月也是产地检疫面积最大的两个月，占全年的42%。全年产地检疫产量有两个高峰，分别为5-7月和9-10月。全年产地检疫苗木明显集中在下半年的8-12月，占全年的69%。

如表2所示，2018年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余30省（区、市）都出具了产地检疫合格证。从签发数量上来看，各省差异很大，数量最高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数量最低的北京市的52倍；签发量相对集中，年度超过3000份证书的6省（区）占全国51%。从申请单位数量上来看，四川省一枝独秀，是数量第二名的河南的2倍多。从作物种类和作物品种上来看，甘肃居首位，并远高其他省份。从产地检疫面积上来看，面积最高的7个省产地检疫面积占了全国的67%。从产地检疫种子质量上看，山东、甘肃、河南、四川4省占全国的53%。从产地检疫苗木数量上看，浙江、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福建、辽宁等省（区）年度超10亿株，8省（区）占全年苗木产地检疫数量的87%。

二、调运检疫情况

2018年共签发省内调运检疫合格证148462批次，省内调运检疫种子总产量103.63万t，苗木11.34亿株。签发省间调运检疫合格证142267批次，省间调运检疫种子总产量203.83万t，苗木63.44亿株。综上，2018年全年共签发调运检疫

5种主要农作物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产地检疫合格证数量占全年总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数量的39%，总面积的73%，总质量的55%。小麦的产地检疫面积和产量远远高于其他作物（表3）。

（二）调运检疫月度差别较大

根据表4，省内调运检疫月度情况为：从签发数量上来看，省内调运检疫开证高峰为1-4月、8-9月和12月，1-4月同样也为申请单位数量的高峰。从调运种子质量上看，8-10月调运量处在连续高位。从苗木上来看，10-12月调运量处在连续高位。综合来看，6-7月两个月省内调运检疫处于低谷状态。根据表5，省间调运检疫月度情况为：2018年省间调运无论是从签发数量、申请单位和调运作物品种上来看，都有两个明显的峰值，1-4月和9-12月。调运种子质量上来看，6月为全年峰值，9-12月这四个月调运种子也处于较高位。

合格证142267批次，省间调运检疫种子总产量203.83万t，苗木63.44亿株。综上，2018年全年共签发调运检疫证书290729份，调运检疫种子总产量达307.46万t，苗木为74.78亿株。经去重，2018年全年调运检疫共有申请单位和个人95513个，涉及1193种作物、95513个品种。

（三）调运检疫区域性差异明显

根据表6，签发量上，四川、河南、贵州、广西为年度超过1万份的省份，占全国的54%。河南、四川、河北、贵州4省省内调运种子质量占全国的51%。四川、贵州、浙江、湖北四省调运苗木数量

占全国73%。根据表7，省间调运检疫分省情况为：签发量上，四川、浙江、甘肃、安徽、河南5省占全国的29%。调运作物种类上，甘肃、四川较高、均超过200种，但在品种上，甘肃为全国唯一达到1万个品种以上的省份。从调运种子质量上，甘肃、黑龙江、新疆三省区占全国的31%。从调运苗木量上，浙江一省的调运量占全国的57%。

根据表8，2018年5种主要农作物共签发调运检疫证书占全国所有调运检验农作物的66%，调运量占全国的71%。5种主要农作物中，玉米的出省调运证书量、省内调运证书量、申请量都是最高的。

四、讨论

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高峰有一定的重叠，9-10月，这两个月也是是作物的普遍收获季，所以这两个月可针对性地集中开展合规性检 查。

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省际间差异很大，这与各省的作物种植制度等有很大关系，比如甘肃作为全国的北繁基地，玉米等各种作物的调运检疫数量巨大；河南作为小麦种植大省，又有小麦全蚀病这个省补充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所以小麦的产地检疫和省内调运量是较大的。

各省需针对性地加强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比如甘肃可针对作物种类多的情况开展系统性的风险分析，发掘更有针对性的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江要对其调运的苗木加强检疫，因为从调运量上来看，浙江可以说是全国的苗木供应集散中心；四川针对其管理相对人较多的情况，可适当加强其针对管理相对人的宣传工作。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主要对象可以说是5种主

（二）产检调检恢复态势明显

从2010年以来的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历史情况来分析，2018年产地检疫总批次虽相对于峰值的2016年、2017年有大幅回落，但是产地检疫总面积和苗木数量都为历史第二高，产地检疫种子也仍处于2012年以来的较高位，调运检疫总批次和调运苗木的数量都是历史新高，调运种子的质量也是2015年以来的新高。2018年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总体情况，印证了国务院于2015年全面免征国内植物检疫费后，促进了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恢复上升。

伴随着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将对整个植物检疫系统特别是从事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基层植物检疫机构提出更高的要求。免征国内植物检疫费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财

要农作物，尤其是三大主粮作物，未来要进一步强化针对玉米、小麦、稻的检疫监管，同时各省应系统分析本省除主要农作物外的重点植物及植物产品，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政部门要做好经费保障工作，但根据笔者了解，大部分植物检疫机构在免征植物检疫费后，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同时，在本轮机构改革中，随着基层植物检疫机构执法和行政审批权的分离，产地检疫并不作为行政审批事项，而调运检疫作为行政审批事项被分离，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的连续连贯性受到影响；改革进程中，检疫工作主体不明确，专业技术人员分流，这些都将可能影响到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恢复发展态势。国家需要加强对于植物检疫工作的整体顶层谋划，从财政、机构、人员、经费等各方面保障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有效开展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维系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的平稳发展态势，从而控制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植物及产品的扩散蔓延危害，保障农业安全、产业安全和生物安全。

作者：王晓亮 植物检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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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疫情之下，粮食安全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虫口夺粮”任务更加艰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草地贪夜蛾、沙漠蝗等重大病虫害防治防范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病虫害防控提出明确要求。植保体系队伍履职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如何强化植保防灾减灾队伍建设，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

任彬元

一、特殊年份下的病虫害防控

“压舱石”“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卫士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牢记职责使命，克服疫情影响，一手抓新冠疫情防控、一手抓重大病虫防治，扎实开展病虫害监测预警和统防统治，夏粮生产丰收、早稻增产趋势明显，奠定了全年粮食生产的基础。在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重大病虫害越冬基数大、发生时间提早、见病范围广情况下，经过严密监测预警，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使小麦条锈病流行强度控制在中度水平，小麦赤霉病控制在轻度水平，发生面积和危害程度明显下降，挽回小麦产量损失近700亿斤，小麦病粒率控制在1%以内，98%以上是一二等麦，最大限度减轻了病虫危害，打赢了防病虫保夏粮丰收的攻坚战。 

我国农作物复种指数高，加之地处东亚季风区，受异常气候和外来虫源等多重因素影响，迁飞性、流行性、检疫性重大病虫疫情多发重发频发，监测防控任务异常艰巨。一是农作物重大病虫草鼠危害持续加重。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年均发生65亿亩次以上，小麦条锈病在江汉平原、汉水流域、 

黄淮南部等部分麦区连年偏重发生，小麦赤霉病发病范围呈明显向北扩展趋势、产生的毒素严重威胁小麦品质，水稻“两迁”害虫在长江中下游稻区达大发生指标，玉米螟、粘虫周期性暴发成为玉米产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农田鼠害高密度种群点片发生，农田杂草抗药性上升，防控难度不断加大。二是草地贪夜蛾等迁飞性害虫频繁暴发。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首次在云南江城发现，4—5月迅速扩散到南方地区的18个省份，并在我国西南华南亚热带区域定殖，成为又一个“北迁南回、周年循环”的重大迁飞性害虫。2020年，境外迁入我国的虫量持续加大，北迁时间提早，发生面积进一步增加，对我国玉米主产区构成严重威胁。黄脊竹蝗今年在老挝等国邻国发生程度极为严重，呈现出产卵面积大、虫源基数大、发生面积大三个特点，6月底以来持续规模成群迁入云南，持续控制难度增加。此外，沙漠蝗在非洲和西南亚地区30多个国家严重暴发，巴基斯坦近40%国土面积受影响，粮食缺口达200万吨，为近30年最重。三是检疫性病虫入侵

   

威胁不断加大。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增加，新传入的危险性、检疫性病虫逐年增多，入侵渠道更趋多样化，目前我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生物，仅2017年一年，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截获有害生物达103万种次。现已入侵的柑橘黄龙病在柑橘主产区造成毁灭性影响，苹果枝枯病严重威胁新疆库尔勒香梨产业发展，马铃薯甲虫、金线虫呈快速传播态势，红火蚁现已在300多个县区监测发现，稻水象甲、美洲斑潜蝇、豚草等入侵生物肆意蔓延，对生态环境破坏很大，防治成本高昂。

   

（一）机构职能和人才队伍不断弱化。近年受机构改革、工作条件、人员变迁等因素影响，病虫监测防控体系机构被撤并、人员被分流、职能被肢解现象非常普遍，基层病虫监测防控专业队伍受到严重削弱。据全国农技中心2015年对全国农作物病虫害测报网1000个区域站抽样调查，平均每个区域站仅有技术人员3.82人，比2000年减少30%左右；2018年机构改革后，辽宁、吉林、天津、上海、西藏、青海等省级植保机构被撤并，调整后的机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黑龙江、江西、浙江、云南、贵州等省的一些县级植保机构在编人员由原来的5—10人减少到1—2人，有的在编不在岗、承担非本职工作。

（二）监测防治设施设备支撑不足。草地贪夜蛾、黄脊竹蝗等近年新发突发的迁飞性害虫对当前病虫害监测和防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我国现有的监测网点密度不够，国家级和省级站点设置不足，已开展的植保工程投资规模偏小、对地方配套资金要求高，东西不投资不平衡，西南边境迁飞通道支持不足，一些地方已建的监测防治设施设

（三）资金支持和保障程度低。“十一五”以来，以作物播种面积计算，中央财政每年用于病虫监测和防控的各项资金亩均不足0.3元，现有防治资金投入只能用于蝗虫、条锈病和“两迁”害虫等几个病虫害的监测与防控，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颁布后需配套的十几种“一类农作物病虫”缺乏相应支撑，对蔬菜、水果等其他作物病虫害基本没有投入，推行绿色植保技术更为乏力。目前，中央财政没有设置病虫害防控的专项资金，只安排救灾资金用于补助地方开展防治，不仅资金量严重不足，更重要的是不能用于病虫害监测预警、田间调查、技术培训等工作性支出，植保基础性工作无法开展到位。

植物防疫、动物防疫、人类防疫，是全球公认的三大防疫体系，今年新冠肺炎、非

备亟需更新换代。特别是植保基层缺少业务用车，对于1个植保人员常年承担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的技术指导任务，面临监测调查难、防控指导难和执法监管难。

一是强化公共植保体系建设。加大植保工程投入力度，加密基层病虫监测站点建设，增添数字化智能化监控设备，补齐病虫疫情监测防控基础设施短板。稳定并巩固基层植保队伍，研究提高基层植保人员待遇，着力改善基层查病治虫交通工具短缺、智能设备和应急防控设施不足等问题，确保虫情有人查、疫情有人管、防控指导有人做，全面提升植保公共服务能力。

二是健全社会化服务支撑体系。大力扶持发展专业化防治组织，积极引导开展规范化防治服务，培育一支以专业合作社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植保社会化服务队伍，促进由一家一户分散防治向专业化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转变。健全公共植保应

洲猪瘟和沙漠蝗灾暴发流行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若防控不力，将会对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坚决打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和持久战，切实加强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体系机制建设，提升防病治虫能力和水平，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三是提高财政保障力度。科学划分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防控任务分工，针对不同类型病虫害，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病虫害防控事权，将病虫监测、防控指导、技术培训等病虫疫情防体系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设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地方开展草地贪夜蛾、小麦赤霉病、水稻“两迁”害虫等一类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测防控工作。

急防治队伍和社会专业防治组织相结合的应急防治体系，提高重大病虫应急处置和联防联控能力。

作者：任彬元 病虫害防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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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阳

新时代的新变化，对粮食生产和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粮食标准化工作要以标准促质量提升，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优质粮食产品的新需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吃的更加安全、营养、健康。要实现这个新目标，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升粮食标准化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粮食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对2020年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安全。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一些国家开始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更加凸显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不满足于有的吃，而是将吃得好、吃得多样、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作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

目标。

一、我国粮食标准体系基本情况

我国粮食标准是对粮食的种类、特征、品质、种植、收获、检疫、检验方法、储运、加工工艺、相关制品等方面所提出的技术规定。它是粮食在种植、收获、储运、销售、加工等流通环节中的共同技术依据，关系到粮食及其产品的质量，生产的规范化和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

截止2019年底，我国粮食国家和行业标准共1176个，其中国家标准453个、农业行业标准433个和其他行业标准290个，粮食标准中的国家标准和农业行业标准比例最大，占所有标准的75%以上。我国粮食标准已经形成以国家和行业标准为骨干、地方和企业及团体标准为补充的基本框架，涉及从种到收、从加工到储运、最后到销售等各个环节，基本满足了粮油生产发展的需要。

准化工作是推进绿色优质粮食生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促进粮食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的重要抓手，是推进粮食提质增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粮食标准化工作存在问题

我国粮食标准化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发展，形成了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标准体系，但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在体系结构、实施应用、宣传推广上仍存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标准重复主要集中在标准重要定义、适用范围、参数检测依据等关键内容重复，例如粮食栽培技术、植保防治、测报、调查等标准重复问题较为集中。从我国粮食国家标准的标龄分布统计看，标龄在5年以内占35.9％；标龄超过5年占64.1％；从我国粮食行业标准的标龄分布统计看，标龄在5年以内的占25％；标龄超过5年的占75％。其中20%的标准标龄在15年以上，格式陈旧未及时修订。

因此，不论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我国粮食标准的标龄普遍较长，标准更新速度缓慢。同时，同类产品标准特别是术语定

粮食作物的标准分类过细，针对栽培方法、病虫害防治、生产加工等环节都有制定标准，没有形成系统的生产规范。截止2019年底，我国粮食国家和行业标准中涉及质量规格标准193个、术语定义17个、安全限量标准17个、生产规范标准198个、检测方法标准649个、机械配套标准102个。检测方法标准比重最大，占半数以上，其次是质量规格和生产规范标准，分别占16%左右。

各种作物不同的栽培标准较多，每种作物不同的病虫害都有单独标准，病虫害标准中各种作物又有相应的防治、调查、测报标准，系统性差，不利于生产者参考使用。目

定义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间参数设置不一致、定义不准确或者有矛盾，以检测方面为例，近三成的标准带有检测方法附录，与检测方法标准易发生冲突；另外，检测关键步骤和换算指数差异较大是方法标准矛盾的主要方面，该问题标准数量不多，却因关系检

测结果的可参照性，影响的范围较大。

多年来，国家在标准工作资金投入上一直存在着“重制定，轻实施”的现象，受传统工作机制体制的影响，导致部分标准的制定和实际生产过程存在脱节和滞后，缺乏实际生产需要的适应性和及时性，虽然政府实现了“有标可依”，而生产实践中却出现“无标可循”的扭曲现象。截止2019年底，我国粮食国家和行业标准中强制性国标124个、推荐性国标329个；行业标准723个，其中强制性行业标准10个（强制性农业标准7个、强制性其他行业标准3个），推荐性行业标准713个。由于强制的粮食标准比例较低，部分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制定的标准在生产中被束之高阁，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目前，标准制定从立项征集、下达任务、文本起草、意见征求、评审发布这一链

前新型主粮加工品、小宗粮豆标准仍有缺失，营养价值丰富的杂粮和小品种油料油脂产品相关标准较少，粮食标准与粮食行业全面均衡发展的需求还有差距。

紧紧围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一核心，结合我国粮食生产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系统构建、查漏补缺、逐步完善、突出急需”的原则，加强粮食相关标准制定修订管理，加快农作物良种、植物保护、土肥水技术和作物栽培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大对相关标准的培训和宣贯等，对提高种植业标准化水平和绿色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现有粮食标准存在的不同问题，个人认为优化粮食标准体系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条运行顺畅，而标准发布后出现信息链条的断裂，标准制定者和使用者之间无法有效沟通。标准全文对社会公开缺乏宣传推广，标准管理部门没有及时完整的对标准实施过程进行跟踪评估，现行标准缺乏评价体系，标准的采用率、实施效果等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反馈渠道和查询平台，造成标准制定数量多，后期管理少，使标准无法高效、可持续地运行，修订工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

明确粮食标准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各个层级定位，对粮食标准做好分类，分类要与主管部门各司局的职责分工保持一致，行业标准应按照“以产品为单元、以过程为链条”的原则进行分卷分级；标准间协调性差、重复较多、过于细分的进行修订或整合，同时对指标间参数设置不一致、定义不准确有矛盾的差异部分进行适用性、合理性论证，减少各类标准中特别是产品质量、检测方法、技术规范中过于细分的标准，形成适应多方需求的统一标准；对标龄过长、格式陈旧不符要求、引用标准更新不及时的进行全面修订；对无实际使用价值的标准和市场已不流通的产品标准应废止，根据新的《食品安全法》，安全限量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应废止。

质量提升，标准先行，标准化是质量提升的“牛鼻子”，是引领质量升级“牵引力”。以标准评价体系指导特色优质粮食种

（3）加强粮食标准验证及效果评估

围绕提高粮食标准适用性和有效性，统筹考虑粮食生产地域分布和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个方面，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综合开展科学的标准验证和实施效果评估体系指标的研究；通过将粮食标准效果评估工作纳入现代农业管理，充分掌握我国粮食经济发展进程，为主管部门制定粮食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让标准更好的服务于生产，也让标准真正成为对质量的“硬约束”。

植结构调整，突出绿色、优质，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建设，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给；进一步加强杂粮、杂豆、木本油料等特色产品标准制修订，推动特色粮食食品产业化发展；鼓励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通过技术标准的实施和应用，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升产业、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

随着现代化科技合作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粮食标准制修订工作中，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尤其是对于通用的基础标准和检测方法标准应等同采用，并要实时跟踪国际标准的发展情况，尽早采用国际组织最新制定的标准，特别是一些快速仪器测定方法，做到与国际同步发展。对于粮食产品质量标准，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研究和试验验证，证明适用于我国的国际标准要积极转化采用，以不断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在国家大力推进标准田建设的大背景下，在“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下，粮食标准化工作将被寄予厚望。粮食标准化工作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战略，持续深化标准化改革，进一步明确新时期粮食标准化工作的方向和要求

（4）积极稳妥推进与国际标准转化接轨

作者：周阳 科技标准体系处

，加快构建与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相适应的标准体系，着力提升标准化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发挥标准化支撑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全面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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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植物检疫是预防有害生物传播危害的关键措施，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也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和农产品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2018年国务院全面推进机构改革以来，各级农业植物检疫机构的改革也逐步跟进，由于植物检疫具有很强的法规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其职能也融合了执法、行政和技术三个方面，在机构改革的过渡时期，植物检疫工作面临职能分割但人员不能迅速匹配等问题。笔者将结合在基层锻炼期间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浅谈新形势下基层植物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初探对策。

植物检疫员队伍体系是检疫工作开展的基础，但目前基层植物检疫员队伍还存在很多问题。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植物检疫工作实践为例

姜培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植物检疫员情况为例（表1），可以看出，基层植物检疫员队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严重。全市共计已考核备案专职植物检疫员104名，但30岁以下的占比5.7%，普遍缺乏工作实践经验；30~40岁的29人，占比27.9%，多为“借调”、“忙来用”或面临提拔的人员，其中磴口县、乌拉特前旗没有该年龄段的检疫员，年龄结构出现严重断档；40岁~55岁的45人，占比为43.3%，是各旗（县、区）植物检疫工作的中坚力量；55岁以上为24人，占比为23.1%，面临退休或因身体原因无法工作等情况。二是专业化人才不足。学历方面，专科以下人员34人，多为转业军人，缺乏专业化系统学习，但实践经验较丰富；本科人员46人，多经过函授学习，转为本科学历，承担着主要的检疫工作；硕士研究生24人，多为近两年毕业的人员，主要集中在市级植物检疫机构，专业优势发挥受到局限。三是专职检疫员不专职。全市检疫员中，工作重点在植物检疫相关工作的“专职”人员仅11名，占比10.6%，各旗

（县、区）仅有1人，主要承担产地检疫证书、调运检疫证书的办理和疫情报送等工作；被借调植物检疫人员为29人，占比为27.9%，多为研究生，被上级或其他部门借调；其余人员多同时负责病虫害监测预警、农药管理、病虫害防控技术研究推广等植保相关工作。

根据笔者在基层锻炼期间参与的市场执法检查活动来看，从事植物和植物产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对办理植物检疫证书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台账不完善、未办理调运检疫证书就擅自调运种子、种苗的现象

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个别旗（县、区）的植物检疫行政执法职能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或植保植检站移交到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表2），这一改革变化较大，也带来相应的问题。由表2可以看出，目前，

普遍存在。特别是蔬菜种子，品种多、数量少，多数经营者从种子批发市场采购后，分销到多地，一个违法行为可能涉及多个地区，增加了检疫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检疫性有害生物进一步传播扩散的风险。

自2016年免征国内植物检疫费以来，植物检疫工作长期以来没有固定的专项事业经费，疫情监测等基础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机构改革过渡期，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强化责任观念，加速职能分割和移交，做好工作交接与传递工作，保证各项工作不断线、不掉队。对由于人员调整造成检疫员流

巴彦淖尔市的产地检疫、调运检疫、疫情监测防控等职能划分相对明确，但除杭锦后旗外，其他旗（县、区）的行政执法职能均存在移交不到位、分工不到位、协调不到位的问题；此外，随着职能的转变与移交，市植保植检站及部分旗（县、区），如临河区、杭锦后旗、磴口县的专职植物检疫员随工作变动调入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导致人手本来就不充足的植物检疫机构专职检疫员进一步流失。如何将植物检疫的技术专业性与行政执法结合起来，各个部门之间如何协作配合等机制还需进一步建立。

新版“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已上线运行3年，系统操作便捷、运行顺畅，今后要不断完善各项植物检疫许可事项的办理流程以及数据可视化分析等功能，提升植物检疫科学追溯、科学管理水平。此外，目前我国的产地检疫、调运检疫等国家标准或者相关规程多年份久远，应加快其制修订工作，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机构改革后，植物检疫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将越来越凸显，基层植物检疫机构在开展日常工作的同时，应根据当地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与科研单位合作，构建“产学研推”高效推广新模式，通过相关技术研究示范，理论与实践结合，全面提升植物检

失的机构，应“与事相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补充配备数量充足的专职检疫员，并通过培训、联合检疫等方式，提升队伍技术能力；对于基层检疫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要将其纳入专职植物检疫员队伍，组织专业技术培训及考核，使其工作开展有理可依、有责可究。

为了适应机构改革后植物检疫职能较为分散的工作现状，要宣传植物检疫工作“预防为主”、法规防治的特殊性，提高各级政府对植物检疫工作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将植物检疫工作从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有助于组织植保植检、农技推广、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工作，开展联防联控。特别要加强综合执法部门与植物检疫机构的相互支持与配合，逐步探索部门间信息传递与协作机制，执法工作需要植物检疫专业技术作为支撑，植物检疫监管需要执法工作的强制力，二者形成合力，才能确保植物检疫工作顺利开展。

为保证植物检疫工作经费来源充足，除了各级植物检疫机构要通过多渠道积极主动争取经费支持外，应通过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文件将植物检疫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

疫机构的专业技术水平。

算，保证经常性的事业费投入。

作者：姜培 植物检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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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晶 史梦雅  

 策划：全国农技中心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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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06期

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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