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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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财富论坛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及总书记会见琼中女足时的鼓励期盼,亚洲财富论坛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脱钩对中美科技创新的影响
如果任何一方试图与另一方脱钩,而另一方仍与世界保持联系,那么试图脱钩的一方实际上是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脱钩
樊纲: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最坏的结果 
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突如其来的震荡。疫情 肆虐,股市跌宕,产业停摆,全球脱钩……
霍建国: 国际经贸的基本矛盾仍未改变
因为疫情,国际社会反而更复杂了,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更清醒地看到背后的原因。大家的第一理念应该是携手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但从实际情况看,好像幕后有种怪异的力量
官民携手办养老
国的老龄化在加速。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压力。如何尽到政府应尽的公共养老义务,并充分激活市场化养老的功能,同时发挥中国固有的家庭养老优势,是摆在相关各方面前的一个考题。      
签约领导:余岳珠、杨美娇,证签领导:徐斌、韩剑锋、王大周、陈海滨
      近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及总书记会见琼中女足时的鼓励期盼,充分落实孙春兰副总理针对琼中女子足球的相关批示精神,亚洲财富论坛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亚洲财富论坛执行主席兼秘书长韩剑锋,琼中县委书记徐斌,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王大周,亚洲财富论坛文化中心副主任杨美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海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余岳珠等出席签约仪式。亚洲财富论坛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专家智库资源,以及已有的庞大会员企业在各产业资源整合开发领域丰富的运作经验优势,协助琼中引进符合当地产业发展建设规划的实力型企业及资本。
      结合琼中在经济、文化、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发展定位,协议约定双方每年举办不少于一次的大型国际论坛峰会,并拟定于今年举办“亚洲财富论坛·青少年女足体教融合发展论坛”,打造、引进及对外推介活动项目,包括琼中女足文化节、琼中女足俱乐部、国际足球赛事等;着手启动亚洲财富论坛会员企业总部基地项目,项目内容包括亚洲财富论坛足球城、大数据产业指导研究院、保税 仓、高端人才社区等。
我对中国足球的最大期待,就是中国足球能跻身世界强队,使足球运动为增强人民体质、激励人们顽强奋斗精神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
亚洲财富论坛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文 | 亚洲财富论坛
【亚财聚焦】 The focus of 
亚洲财富 ASIA FOUTUNE
       在特色足球产业、生物制药、电子信息产业、数字经济、大健康及康养方面、现代农业产业、临空经济区建设等领域,双方将建立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组团式承接和集群式发展。同时,双方还将在高新技术、科技人才引进和产业引导基金方面展开合作,以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非遗示范基地、院士工作站的落地建设为依托,助力琼中发展。
       琼中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教育局、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招商事务中心、琼中女足管理中心、营根镇等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签约仪式。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琼中女足
韩剑锋琼中女足调研
       29日,国防大学副政委郭俊波(中将)、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副主任陈广照(少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副院长杨洛渝(少将)、民建北京市委秘书长王虹、丰台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薛红到访亚洲财富论坛秘书处,并与亚洲财富论坛执行主席、秘书长韩剑锋就军民融合发展、民营经济、精准医疗扶贫等话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韩剑锋对郭俊波将军、陈广照将军、杨洛渝将军、王虹秘书长、薛红副部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领导长期以来给予亚洲财富论坛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亚洲财富论及相关工作。韩剑锋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亚洲财富论坛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为军民融合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郭俊波将军在座谈中表示,很高兴能够来到亚洲财富论坛秘书处,看到亚洲财富论坛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工作,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感到非常高兴。他说,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亚洲财富论坛平台优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对进一步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建北京市委秘书长王虹介绍了民建北京市委的基本情况和抗疫期间的工作,并从坚持政治引领,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突出特色优势,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几个大的方面介绍了市民建的具体工作做法。并提出希望与亚洲财富论坛加强合作,在合作助力脱贫攻坚,整合品牌资源,积极服务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丰台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薛红表示,亚洲财富论坛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希望与亚洲财富论坛一起,在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推动政策落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等方面增加合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贡献力量。
韩剑锋在论坛秘书处与来访的郭俊波将军、陈广照将军、杨洛渝将军、王虹秘书长、薛红副部长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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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亚洲财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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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果任何一方试图与另一方脱钩,而另一方仍与世界保持联系,那么试图脱钩的一方实际上是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脱钩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脱钩对中美科技创新的影响

文 | 陈黎明
【亚财聚焦】 The focu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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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合作与创新这个主题极为重要。目前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决定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SEM) 新近建立了 21 世纪美国科学与创新领导力委员会。当我们谈到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时,美国是全球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同时,NASEM 也认识到,对于美国能否在 21 世纪保持领导地位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
       今天,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相信,即便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竞争,但这两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有很好的互补性。美国依然是创新强国,而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市场,将来可能会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市场是创新实现经济效益的沃土,也只有实现了经济效益,才能鼓励更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

如何评估中国的创新现状
       简言之,中国已经在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前路依然漫长。
       毋庸置疑,在过去 40 年里,中国在经济、教育、创新、工程、医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为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人才 — 40年前,我进大学那年,全国只有不到30万高中毕业生有机会上大学。今天,中国每年约有800多万大学生毕业,其中三分之一是工科毕业生。
       专利 — 40年前,中国人还没有专利的概念,中国的《专利法》在1985年才颁布。而到2018 年,中国总共授权了432,147份专利,约占全球专利授权总数的30%。
        市场 — 40年前,中国的GDP约为1500亿美元,仅为当时美国的 1/19。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自 2014 年起,中国的购买力开始超过美国。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种惊人的进步并没有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高质量创新。高数量未必等同于高质量。
       研发支出 — 2017年,中国将GDP的2.1%用于研发(以购买力平价计,约合 4520亿美元),而在同一年,美国的研发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为2.8%(超过 5110 亿美元)。中国的研发重点是应用和开发,中国的基础研究支出大约是美国基础研究支出的20%。在基础研究投资中,美国企业投资所占的比例为29%,而中国企业投资所占的比例仅为3%。
       教育 — 中国民众对本国的教育体系颇有微词。大学必须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性思维,才能推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实际上,学生在技能和思维模式方面的同质化对创新不利。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排名,在全球最好的100所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 40席,而中国大陆大学仅占3席。
       · 科学与工程论文 — 2017 年,中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发表了 426,000 篇论文,而美国则发表了 409,000 篇论文。但是,美国论文的HCA分值为1.9,中国仅为 1.1。HCA( highly cited article)分值来自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用于衡量一国的科技论文质量,比较对象是在各国国内排名前1%的论文。1为各国平均值,得分越高,说明该国科技论文质量越高。
       两国之间仍存在差距 — 中国在高铁、公路、建筑、航天科技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甚至在大型天文望远镜(FAST)等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进展。但是,许多核心技术仍然来自西方。在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中,227台超级计算机来自中国,但是,这些超级计算机中的CPU几乎全部来自美国。2018 年,中国进口了价值约3200亿美元的集成电路产品。甚至于中国生产的圆珠笔,当中有90%的笔尖和80%的墨水仍需要依靠进口。
       知识产权 — 中国正在努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美国一直对这方面颇有微词,但中国确实在采取改善措施,因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利于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位律师曾对我说,是IBM将知识产权的概念带到了中国。

创新需要市场回报支持
       但是,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也可能是将来的全球第一大市场,中国是美国企业的重要市场,也可能是全球供应链中最关键的节点。
       中国是一个为创新带来回报的市场。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近年来,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年销售额已超过7000亿美元。以汽车市场为例,中国在2018年的汽车销量达到2808万辆,高于欧洲的1770万辆和美国的1730 万辆。新车销售主要来自外国品牌,占有 60% 的市场份额;豪华轿车则全部来自外国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汽车销量已超过美国。美国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超过750亿美元,是美国国内市场销售额的2.5倍。再看航空市场,预计中国将在未来20年内斥资1.3万亿美元购买8090架新飞机,同时还需要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的航空服务;如果保持这种增长趋势,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市场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对外国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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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目前,中国是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GDP 占全球 GDP 的 80%。尤其是在飞机、汽车、手机、电视、计算机和芯片制造等高端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当中,中国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例如,一部手机由 500 多个大小不等的零件组成,这些零件通常由全球范围内的数十、数百甚至数千个供应商制造并提供,其中包括中国供应商。全球产业链将全球紧密地”链”在一起,中国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经过培训后可从事高端行业和服务的熟练工人。
       美国积极参与中国市场,最终将通过技术的商业化进一步促进美国的创新和科技发展。
       可惜的是,自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的氛围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
       目前,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我仍然相信这不应该是一个零和游戏。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说过:“在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上,没有人能通过消灭竞争对手来获得巨大收益”。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技术、人才、供应链和市场的全球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美之间的竞争,如果具有建设性,会让地球上的每个人受益。
       我们最近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脱钩”,意思是两国在贸易、技术、供应链和人才方面脱钩。我必须要说,任何关于“脱钩”的尝试都是不现实、不明智而且不切实际的。
       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差距依然明显。美国仍是世界技术中心,而中国则擅长在巨大的市场上实现技术的商业化。两国在创新上有很好的互补性,可以相互加持,脱钩将损害两国经济并拖慢所有人的创新步伐。
竞争是自由市场的基石之一,来自中国的竞争和创新投资只会进一步促进美国的创新。
       最近的《美国商会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尽管美国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以及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有种种不满,但仍有 80% 的在华经营美企会继续留在中国。跨国企业根本承担不起离开这个市场的代价,美国与中国脱钩将意味着放弃全球第一大市场中的商机,放弃用在中国实现的利润反哺美国研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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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任何一方试图与另一方脱钩,而另一方仍与世界保持联系,那么,试图脱钩的一方实际上是在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脱钩。这种做法不仅不明智,而且会自毁前程。

开放和竞争是进步之源
       中国曾在300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结果代价惨痛。而最近 40 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与合作对发展至关重要。243年的美国发展历史也证明,正是开放和竞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倒退对美国没有好处。
       30年前,我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两国合作使美国和中国都受益匪浅。我们也认识到,两国关系仍然存在诸多挑战。美国和中国必须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才能确保双方能够以可接受的条件继续合作,保障两国和全球经济继续稳步发展。如果中美两国无法达成协议,我们的未来将更加艰难。
       同时,如果中国要继续参与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就必须遵守规则、开放市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杜绝强制性技术转让(尽管可能只是个案),并提高透明度。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加强贸易伙伴的信任和信心,还将促进创新,造福全世界。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里,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越来越多的行业正在对外开放,例如,银行保险业、汽车行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中国应当继续扩大开放,而中国的持续开放将有利于中国,有利于全世界。
       构建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利于美国、中国和全世界。此外,我们必须记住,能否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而不是取决于中国。这就意味着,美国要重视基础,例如为研发投入资金、打造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不断更新劳动力技能以及投资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等。这些才是确保美国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本文为作者向“美国21世纪科学和创新领导力委员会”所做的视频发言。该委员会隶属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
       2020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突如其来的震荡。疫情 肆虐,股市跌宕,产业停摆,全球脱钩……
       2021年初,虽然疫情仍然还是影响世界恢复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动荡又分裂的表象下,总有一些力量让世界仍然充满活力。
       全球产业链在断裂,垂直多元的产业链集群却在重构;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遇挫,数字化生产模式却在演进;全球贸易也从一个单级世界,向多级世界转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不再有完全独立的生存,分裂随时伴生着重构。

樊纲: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最坏的结果 

文 | 樊纲
樊纲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名家访谈】 Famous interview
亚洲财富 ASIA FOUTUNE
       中国疫情控制的彻底,产业体系的完整性,让其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迅速恢复,但是2021年仍然要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全球局势,和内部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
       如何看待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亚洲财富对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亚洲财富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与我们一起展望2021。
亚洲财富:2020年年底的一些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产出已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可喜的是经济在复苏,担忧在于,全球的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即便中国的疫情可控,但全球疫情没有结束单个地域就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在这种喜忧参半的形势下,您怎么看2021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樊纲:目前的情况还看不太清,首先因为疫情看不清,这是最基本的。虽说疫苗已经问世,但是否能完全抑制住疫情还不知道。疫情不明朗,全世界的复工复产就不明朗。中国国内因为比较完全彻底地控制住了疫情,所以在全世界不确定当中,中国是相对确定的。疫情确定了,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就比较确定一点,虽然最近又有新发疫情病例,只要我们总体上能够彻底控制住,2021年天气转暖以后,中国的复工复产,经济增长还是基本确定的。
       在世界不确定的情况下。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出口高涨,有的月度的贸易顺差甚至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月度贸易顺差达到了1981年以来是最高值。集装箱一箱难求,运费涨了三倍以上,中欧班列在边境堵车等等,这些都说明只要我们复工复产,国外复工复产还不能实现的话,很多世界的需求会转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的增长是一个推动。
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也是一个教训,疫情是头等大事,把疫情控制住,其他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中国国内确实得益于此,所以我对宏观形势是比较乐观的,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没有那么悲观。
亚洲财富:您觉得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反弹的主要动力是什么?面临的核心风险又是什么?
樊纲:外贸无疑是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引擎,它第一轮拉动生产,第二轮拉动投资。我们已经看到了国内生产上升之后,甚至过去过剩的东西都不过剩了,都变成短缺了。然后就会引起投资,包括外资的投资。虽然外国在说要跟中国脱钩,要去中国化,但是当看到中国发展前景很稳定的时候,更多的外资会进来。
       国内一直苦于消费不足,现在大家都在提需求侧改革,扩大内需,总会比过去好一点。现在国内也在做一些事情,包括调整收入分配,创造更多的消费方式等。如果各级政府都不搞去低端化,你把各种消费形势都发展起来,好好管理,包括夜市,旅游等,国人消费潜力会逐步提高。毕竟人均总收入到了1万美元以上了。2021年天气好转以后,如果疫情进一步控制住,加上疫苗面世,旅游、国际交通复苏,消费不会比2020年更低。
       消费的增长,出口的增长都会带动投资的增长。包括政府的投入还在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是不成问题的。
       风险是永远都有的,防范风险是好事。下一阶段真正的风险是国际金融风险,国际金融的动荡,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简单地说,如果一些国家因债务膨胀导致金融危机,会对我们造成冲击。美元进一步贬值,人民币升值很快的话对我们也会是一个冲击,虽然目前在人民币一个劲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还这么高涨,说明了中国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
亚洲财富:收入是消费的内生动力,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而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是否疫情造成的失业使2020年的消费不足呢?
樊纲: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要增加收入,就得增加就业,怎么增加就业,要扩大消费。这是一个共同发展的事情。
所谓的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是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不能增长得快一点。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比较高,挣的那点钱更多花费到孩子教育、基本生活消费上了。
       这几年,第一是农民工的收入这些年增长的比较快,是有利于消费增长的。第二就是社会保障,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了。需求侧的改革,恐怕要从减税的角度做得更多一点,降低税费来促进消费。
       至于说到失业,我有些不同观点。第一,疫情这么严重,经济下滑这么多,一定会有很多失业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怎么看待失业,现在的失业主要还是农民工的失业。但他有一块保障是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现在很多地方即使给农民城里的户口,仍然允许农民保留农村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对的。
       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就业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自由职业者。比如网络电商、网红带货等。我们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新的就业形式,同时去积极鼓励大家,通过这些新的就业形式来克服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一些困难。
【名家访谈】 Famous interview
亚洲财富 ASIA FOUTUNE
亚洲财富: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增长了2%,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增长,有预测增幅会达到8%或更高。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稳妥的财政政策该是什么样的?
樊纲:财政政策一个基本的逻辑是,第一要保持民生,要托底,要使得公共服务能够到位。特别是像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财政支出。我们政府把疫情全部花费包下来了。对低收入阶层,对于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还是挺大的。托底疏困,是财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基本的职能。
亚洲财富:关于投资,政策导向塑造了未来的产业形态,但是投资者又有自己的市场化判断,2021年政策导向与投资者期望的市场化领域之间有没有差异性?
樊纲:肯定是有差异的。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政府鼓励投什么千万不能投,因为政策导向的领域,大家就会一窝蜂,地方政府一窝蜂,之后一定是过剩。反倒是市场能发现真正的价值,但市场也会过热,因为市场导向一个风口,大家也会一窝蜂,也会过剩,会形成泡沫。当然了,所谓政策性投资,有些大趋势大家也能看得见,比如现在要搞新能源,肯定有很多机会在里面。
       要防止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些盲目投资。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科技烂尾楼”现象。说明高科技投资也是有风险的。还有一类,政策是不鼓励的,但是仍然有人在投的,而且仍然有回报。比如说房地产,你不希望它过热,但还不断有需求在那里。如果不是在那种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回报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也不是政府能够决定的,特别是创新的投资,创新市场是企业和科学工作者们,技术人员们去探索,去冒险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先知先觉的过程。所以投资者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认真分析根本性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一些弥补需求不足的功能。所谓扩大投资,政府多做点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弥补总需求不足的一种做法。然后说到底,边界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你的债务率有多高,这种困难时期债务率应该上升一点,等到好的时候再把债务率降下来,这个时候一定是债务率高一点。我们目前的财政债务总的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债务率有所提升,但是不要升得太高,适当保持一定的平衡,又要起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财政政策的职能。应该说中国做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上半年支撑经济增长起到很大作用。 
亚洲财富:近期企业信用债违约事件不断发生,受到华晨、永煤等信用违约的冲击市场紧张情绪蔓延。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较为集中的违约潮,一次是2015-2016年,一次是2018年-2019年。一般宏观经济下行,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过度依赖外部融资等因素存在会造成企业信用债违约。2020年10月份之后出现的违约潮和上两次的背景有无不同?这一轮债务违约对于经济和流动性的影响如何?
樊纲: 按照整个规模来讲,它占的比重也不能说是大规模违约,这是第一。 
       第二,该捅破的就得捅破。你老不捅破,大家都没有风险意识,大家想着反正有政府托底,有刚性兑付,就会缺乏风险意识,总是认为不是问题,反正政府保着我,大而不倒,大家都不去承担风险,那大家就都有风险。都去盲目扩张,狮子大开口,能借就借,能融资就融资,谁都不考虑风险,那这个经济才有问题。出现一些的违约,给大家一些教训,我觉得是好事。
【名家访谈】 Famous interview
亚洲财富 ASIA FOUTUNE
       一个金融体系的监管的成熟也要随着有些违约事件的发生而逐步完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发现漏洞,才能去修补这些监管体制上的漏洞。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就该破一些了,说了多年的刚性兑付,只有有了这些违约,大家才能真正的重视。
亚洲财富:2020年,全球出现了脱钩、逆全球化的现象,全球产业链也在断裂。2021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全球化还会继续吗,拜登上台之后,您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是怎么看的?
樊纲:拜登说以后要修复和盟友的关系,要建立联盟来制裁中国。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转变或者缓解。这是必然的,必然什么意思?没法在短期内解决,缓和。我们重人均GDP,美国看GDP总量,美国的基本逻辑是,你总量比我大了,你的3%的军费开支就比我大,你的4%世界援助款就比我大,号召力就大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思考,要遏制你。



       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再好好增长十年、二十年,美国一看遏制不住你了,才能开始谈合作,目前情况下,不会有真正的缓解。拜登上台可能做法不太一样,关税也许会搁置一下。但技术封锁、断供、脱钩这些特朗普打开的政策,拜登应该也不会取消。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但美国基本的方向,基本的战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不要做这种幻想。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是一个必然。目前能做的是避免最坏的结果,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继续增长,最坏的结果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有15次新兴大国的超越,引发了12次与既有大国的热战,那是最坏的结果。
       现在的情况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它对我们贸易战、技术战,我们增长放慢一点,但是我们能够继续保持增长,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市场,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经过40年的学习,我们的很多产业到了前沿,有了科研的实力,尽管我们有很多落后的地方,假以时日我们可以逐步去改善。可能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你指望没有中美摩擦,现在不可能了。
       现有的强国对新兴经济体用非经济的手段加以打压,加以遏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正常阶段。怎么渡过这个阶段,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我们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井。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可能跟成功的走出被遏制的状况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所谓崛起。
江西省台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自2003年涉行以来,现旗下有发泡体事业部、胶粘事业部、光学事业部及各事业部的R&D中心,同时拥有3TC 、ATB、 UIS 等品牌商标;
●2015年,成立江西省台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产业工业区高新科技园,注册资金2000万元,投资3.2亿元,占地面积150余亩,兼发泡体、胶粘、光学三大事业部材料的生产)
●2016年,成立东莞市杨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位于东莞松山湖国际金融创新园,主要服务于国内品牌终端客户)
●2017年,成立于CITMC·智能终端材料委员会
       (为优秀的终端品牌客户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江西省台辰新材有限公司不断探索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挤身于行业的前端。现涂布月产能可达500万平方米,发泡月产能可达100万平方米。主要生产PE泡棉(防水缓冲PE泡棉、硬质PE泡棉自带补强、抗分层&抗油脂防水PE泡棉双面胶),PU及OLED显示屏底专用防震减压泡棉、保护膜、PET单双面胶、无基材双面胶、(电池仓背胶、网格排气胶、强弱可移双面胶、减震阻尼胶、阻燃泡棉、阻燃双面胶)等。
       凭借10余年行业经验及先进的思维,集团已在全球电子、汽车等领域与各品牌终端陆续取得密切合作,至今手机品牌合作的终端有oppo、HUAWEI(ODM)、ZTE 、 SUMAUNG、LG等,TV品牌合作的终端有 SUMAUNG、LG 、Panasonic等,乐器品牌合作终端有SONY、YAMAHA等,传统汽车品牌终端有TOYOTA、NISSAN、HONDA等,新能源汽车品牌终端有理想、比亚迪、国金等。
江西省台辰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各界通力合作,为行业之明天创造更加辉煌之朝霞!
【名家访谈】 Famous interview
因为疫情,国际社会反而更复杂了,需要我们更进一步、更清醒地看到背后的原因。大家的第一理念应该是携手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但从实际情况看,好像幕后有种怪异的力量,一直在企图利用疫情,加大对中国的污名或是鼓励从中国撤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新现象,但我认为是国际社会原有的基本矛盾,在疫情下再现,或者说是疫情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复杂化。
一、疫情并没有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
       去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就是在美国在国际主导社会力量的削弱和中国的崛起中,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和一些对抗性的矛盾,这对全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疫情之下,大国的竞争冲突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中美之间虽然有合作,但是总体来说,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矛盾的公开化、对抗性似乎在加剧。
       国际社会的第二个矛盾,就是疫情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主要体现在很多国家强调不能过度依赖中国的产品,甚至以中国产品质量为理由来抹黑中国。这也会导致全球贸易投资更加萎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下降3%,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全球贸易缩水13%至23%。
       第三个矛盾,我认为逆全球化思潮仍处于上升期,会有“脱钩论”、鼓励产业撤离中国、以国际产业链重组为由趁机釜底抽薪等现象存在。
       第四个矛盾就是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和壁垒没有停止。疫情期间,美国还在加大对中国5G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的限制,这是逆全球化的。实际上,像动员撤离中国产业链重组,也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当然我们也要正确面对,最终撤不撤不取决于美国,而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的营商环境很好,企业有利可图,我觉得撤离是不可能的。即使撤离了,这也需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来采取补救措施。
       第五个矛盾,我认为是贸易规则重构仍然困难重重。疫情之前WTO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很激烈的阶段,疫情并没有终止这种改革。3月份,欧盟与中国等15个WTO成员就《多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协议达成一致,临时替代WTO争端解决上诉机制,但美国对此没有表态,反而一直致力于使部分发展中国家不能享受差别和优惠待遇。疫情前,这些矛盾已经表现了出来,疫情之下,矛盾还在继续演化。

二、疫情发生后,值得注意的两个新动态
       一个就是舆论战。我个人认为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接受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应对舆论战时,我们要有选择地、有理有据地驳斥有可能产生后续连锁影响的观点,阐明我们的主张立场和事实真相,处理时要特别谨慎。
       另一个就是价值链转移的问题。实际上,在奥巴马时期就提出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上台之后,也再次提出撤离中国,甚至在当前最困难的时候,提出可以承担企业从中国撤回的所有成本。但我认为这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因为公司投资不会单纯只考虑政府的要求,还要考虑投入产出的盈利问题。我们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和潜力,能够让投资商感到我们的好环境,所以我认为,这个撤离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或是对部分困难环节进行调整,不会是大幅度的。
       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做好应对,下一步就有可能更加主动。

霍建国:

国际经贸的基本矛盾仍未改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亚洲财富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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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和企业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总体来看,中央及时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现在又提出了落实“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稳定住自己,尽快恢复经济,只要我们能够在这次疫情后实现经济快速恢复,保持稳中有进,我们在全世界就是最靓丽的风景线。
       如果在疫情下,我们依旧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也不排除中国会成为新的投资热口;针对有困难、特别是在短期上有困难的企业,政府应该尽量帮扶纾困;要继续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央发布的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思路,如果存在障碍,一定要清除,否则不利于整个复工复产和下一步经济效益的发挥。
       从企业层面看,第一要务是把握疫情态势,因为疫情之后,可能会存在新的商业机会。特别是海外投资企业,要保持与主要业务伙伴的良好沟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第二,要维护海外投资稳定性。中国的海外投资虽然发展很快,但还在初步发展阶段,我们要占住这个阵地。疫情可能会产生阻力,但我们要克服困难,保持现有项目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成功出产。现在看来,管理成本、运营成本、信贷成本都在上升,企业要妥善处理,先求稳、求生存。
       第三,企业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投入产出效益是核心内容,对企业内部来说,尽量引入高科技和创新机制,对外保质保量发展。
       第四,企业要积极拓展市场多元化,加大对疫情平稳地区的出口,拓展新兴市场空间,当然了也不要放弃欧美市场。
       第五,要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国内消费市场升级和促销费问题,仍然是主线,能够适应内销的企业,可以积极适应,既能缓解企业的阶段性困难,也对促消费有积极作用。但是我也不同意国内专业的外贸服务企业全部转向内销,从长远发展看,这会为出口竞争带来损失,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出口、进口相互兼有,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相互兼有,这样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余地就会比较大。
       这次疫情彰显了中国的体制机制的优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的阶段性胜利,但是复工复产、稳定经济的任务也依然很重,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并提前要做好准备和铺垫,以便在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扩大我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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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国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亚洲财富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

官民携手办养老

文 | 《财经》
中国的老龄化在加速。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养老压力。如何尽到政府应尽的公共养老义务,并充分激活市场化养老的功能,同时发挥中国固有的家庭养老优势,是摆在相关各方面前的一个考题。其进退成败,不仅将决定中国养老事业的绩效,也将影响到我们能否成功建立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能否顺利实现中国梦,也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需要人们综合考量妥善解决。
       从政府层面来说,在考虑到财政支付能力现实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尽可能扩大养老保障覆盖的范围,尽快统一城乡养老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支付体系,保证养老金足额按时发放,显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养老事业,对于满足人们差异化需求,减轻政府和家庭负担,并提供投资和就业机会,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不少投资机构看中了养老的商机,也进行了不少投资,但成功举办者并不多见。这其中有投资机构好高骛远,缺乏涉及举办养老事业的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原因。不少投资机构没有意识到,办好养老机构并非找好一块地,配上一群陪护人员那么简单,还需要很多配套设施和资源,比如医疗资源的便利性、如何专业化地满足老人的各种需求等。
       此外,还有不少投资机构一心想挣快钱,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老年群体整体上未富先老的现实,所举办的养老场所要么收费过高超出大多数老人及其家庭的承受能力,要么过于注重金融化操作,打着养老地产等名目行圈钱之实,如此一来二去让有商业化养老需求的老人们视之为畏途。总之,关于市场化养老,亟须各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拿出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方案来。
       因此,考虑到中国老龄人群和普通家庭的收入现状,现阶段中国的养老事业不能过多推给市场。而考虑到独子化和少子化的现状以及年轻人面临的工作家庭压力,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难以成为主力。综合考量之下,政府、家庭和市场三结合养老还是最为现实和妥帖的方式。而考虑到中国国土规模的巨大和国情的复杂以及地方发展水平的差异,养老模式应该更强调因地制宜,政府、家庭和市场三者间的组合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宜一刀切。
 
养老兼具公共属性和市场属性,保障公民安度晚年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个人和家庭根据自身资源和支付能力的不同,也有选择差异化养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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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当充分发挥保基本的作用。鳏寡孤独老人应该由政府养起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针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养老需求,政府也应当发挥主要作用,投资建设一批能提供基本养老服务且价格适宜、老百姓负担得起的养老设施,并提供基本的养老医护人员和配套的公共医疗资源。
       而对于承担养老的家庭,政府可在所得税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适度减免,从而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供正向激励。
       对于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政府可更多鼓励市场化和商业化养老。当然,政府应为此做好各方面的统筹规划工作。实践表明,为鼓励和引导市场化商业化养老,在很多资源的配套方面,政府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大力推广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商业养老保险,为之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等。比如可以进一步扩大养老金提取和医保报销异地办理的地域范围,并进一步提高便利程度。比如为提高养老机构的专业性,可以针对性地提高大专院校养老专业的设置,并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针对性加强养老医护人员的培训项目。
       此外,针对市场化养老的投资机构和承办机构,除了加强监管和指导外,还应进一步做好其与公共资源的协调和对接程度,更好地将其纳入养老和公共卫生设施网络,以便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共同做大养老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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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马仕(Hermès)是世界著名的奢侈品品牌,1837年由Thierry Hermès创立于法国巴黎,早年以制造高级马具起家,已有180多年的悠久历史。总店位于法国巴黎,分店遍布世界各地。
       爱马仕是一家忠于传统手工艺,不断追求创新的国际化品牌。 拥有箱包、丝巾、领带、男、女装和生活艺术品等十七类产品系列以及新近开发的家具、室内装饰品及墙纸系列。全球共30个分公司管理及分销来自四大范畴的产品:爱马仕鞍具及皮革、爱马仕香水、爱马仕钟表及爱马仕餐瓷。
       爱马仕(Hermes)从1837年在巴黎开设首家马具店以来的180年间,就一直以精美的手工和贵族式的设计风格立足于经典服饰品牌的颠峰。它奢侈、保守、尊贵,整个品牌由整体到细节,再到它的专卖店,都弥漫着浓郁的以马文化为中心的深厚底蕴。爱马仕共聘用13500名员工,其中包括4500名工匠,爱马仕在法国设立了52个工坊。 爱马仕发布2018财年第四季度初步业绩数据,该集团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10%至59.66亿欧元。

 爱马仕(Hermès)